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7/17页）

图38 《约翰·黑特的尸体》。约翰·斯特于1884年2月在亚利桑那州的汤姆斯通遭到私刑处死。照片拍摄者为诺厄·汉密尔顿·罗斯。在一些西部“廉价纸面小说”以及后来的电影刻画中，汤姆斯通成为“荒蛮的西部”的缩影。不过，私刑在这些边陲小镇上并不算常见，而是在那些前邦联州里更为常见，并且往往是出于种族歧视而犯下的罪行。尽管如此，不管是为了维持种族秩序还是其他方面的秩序，许多私刑背后的原因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约翰·黑特被法庭定罪成谋杀犯，判处终身囚禁于尤马监狱，这个判决在一些人看来显然太过宽厚仁慈，让他们无法接受。《纽约时报》报道说，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布告（图中看不到），声称“约翰·黑特因被证明于1884年2月22日（华盛顿诞辰日）上午8点20分协从参与了比斯比大屠杀，而被科奇斯的公民绞死在这根电线杆上，以促进亚利桑那州的发展”[10]。从这张引出华盛顿并且提出私刑可以“促进亚利桑那州的发展”的布告中可以窥见这起事件背后的荒诞心态，这种心态将“国父”和维持国家边疆稳定的观点相联系。然而，与美国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发生的其他许多异常残忍的非法谋杀相比，黑特遭受的是比较直截了当的私刑——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09782）。

对艾达·韦尔斯来说，理解白人在私刑背后的心态并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戳穿其中至少一部分的谎言。她特别攻击了道格拉斯也指出过的那些为滥用私刑而编造的谎言。在《南方恐怖》（Southern Horrors，1892年）中，她控告南方“躲在捍卫女性名誉这道似是而非的屏障背后”，而这道屏障“在这片‘自由之地’上保护着私刑法律，关上了媒体和教士的心扉，扼杀了他们的良知，歪曲了他们的判断，堵住了他们的嘴巴”[11]。在《佐治亚州的私刑法及其原因》中，韦尔斯用图表和实际数字呈现了私刑的可怕性质，并且配以令人不安的描述文字和图像，有力证明了这种野蛮行为正在不断蔓延开来，愈演愈烈。韦尔斯提醒读者，虽然那些滥用私刑的暴徒一直在拿强奸罪作为私刑借口，事实上就连女性和儿童都会被指控强奸。

1862年艾达·韦尔斯出生时，奴隶制已经趋于消亡，但其影响却给韦尔斯的一生都蒙上了阴影，也在很大程度上给她的国家罩上了一层阴影。她和其他人所描述的那种“南方恐怖”也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影响，引发了强烈的反感。但遗憾的是，这种方案并没有带来多少果断的行动。1931年韦尔斯去世时，种族隔离仍然盘踞在南方，而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则侵蚀着整个国家。著名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埃在1891年写给默里·福布斯的信里讲道，自己“很欣慰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奴隶制的灭亡”，但对于“有色公民的权利遭到否定”也感到很沮丧。“是否会有一天，”他问道，“登山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和独立宣言会切实影响我们引以为豪的文明和基督教呢？”[12]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个问题也在许多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回顾

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私刑似乎只是“野蛮”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出现过程中的一部分罪恶，也是当时正在发生的社会衰退和国家衰退的证据。牧师布什内尔曾就这种衰退提出过警告，而执法专员惠特利也曾指出这种衰退是由移民带来的。这其实并没有引起美国人的仇外情绪，但他们务实，或者说犬儒主义地认识到国界可能比南方更容易管辖，因此，面对镀金时代的腐败和残忍，他们给出的回应是站在惠特利一边，开始关闭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仍旧相对开放的门户。在这个年代，自由女神像已经树立起来，她既是美国的象征，同时也守护着美国所象征的一切，而这种守护又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自由女神举起的手臂太经常被理解成一种防卫姿态，而不是欢迎那些被逐出家园的人的灯塔。

距自由女神揭幕还有6个月时，芝加哥爆发的劳工骚动揭示了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的一些分歧。仅就此次事件本身而言，它体现的是在移民背景下似乎日益深化的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分歧。1886年5月4日，在芝加哥工业区中心的秣市广场爆发了一场劳工集会抗议，一颗炸弹爆炸并且引发骚乱，造成8名警察和不明人数的平民死亡，更是证实了对美国社会分歧的担忧。这起悲剧被认为是数名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有6名被认定是移民）制造的，因而愈加增强了当时已经存在的反移民情绪。更重要的是，它在公众意识里将无政府主义者与移民联系起来，夸大了对于社会主义颠覆者企图破坏美国共和主义的恐惧。这个美国史上的首次“红色恐怖”被追溯到“秣市暴乱”（Haymarket Riot），但其实秣市暴乱最多只是催化了这种恐怖的形成而已。这一时期，还有更多芜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在起着作用，这些力量既影响着移民，也影响着当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