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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纽约时报》不得不向前运动，跟上50年代更快的生活速度。现在报纸有了一个严峻的新威胁，就是电视。卡特利奇知道，需要对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运作得很好的惯例进行某种调整。在采访现场新闻时一家报纸是无法和电视的速度竞争的，而且它也赶不上电视对一个新闻场景，如一次政治会议或女王加冕活动的生动的展示。但卡特利奇深信，报纸能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细节，能比电视更有效地诠释这些细节的意义。除了极少数例外，电视记者实际上是在浏览标题，粗略介绍一些头条新闻。报纸记者现在不得不更深刻地挖掘更多的领域，更彻底地告诉公众；他们不能再单纯报道所有事实，而是经常要解释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这样做的决窍是不发社论。尽管诠释和社论之间有区别，但卡特利奇知道，二者之间的界线有时是非常细微的。如果《纽约时报》要达到这样的新目标，避免使奥克斯关于客观性的箴言成为笑柄，它就必须有更警觉的编辑部，有更不可挑战的总部权威——这里又提出了权力的问题。谁应做出决策和在哪里决策呢？卡特利奇私下决定，分社社长不能再夹在高级编辑和全国及海外记者中间，但他也知道，现在着急是不明智的，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铲除这些社长。《纽约时报》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时间，偶尔卡特利奇也不得不借助上帝的帮助。卡特利奇不得不保持耐心和谨慎。《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已经向伊菲吉妮抱怨“事情都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你亲爱的父亲决不会容忍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赛勒斯·L.苏兹贝格也意识到了纽约的轻微变化，他会定期从欧洲飞回来，带着那些报道被砍掉的人的抱怨走过新闻编辑部进入牛栏。然后西奥多·伯恩斯坦——卡特利奇的语法总监和规则的推行者，会力图维护编辑工作。有一次伯恩斯坦举起他的手叫喊：“该死，赛，你到底想要什么，一份不经编辑加工的报纸？”赛勒斯·苏兹贝格指出，这不是一个坏主意。

有一个时期，二三十年前，报纸几乎是不经编辑的。但在那些日子里，报纸生产和劳动力的成本不是很高，《纽约时报》能够很慷慨地把它的版面用于新闻。那时在《纽约时报》上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记者在“版面”上做动作，这意味着他们按一个固定标准得到报酬，尽管这会鼓励其中一些记者把更多事实塞进他们的报道中，但也导致《纽约时报》的文章充满了废话和冗词，这种情况在版面体制被终止之后仍持续了很长时间。但现在，50年代，《纽约时报》的写作风格更需要紧凑。报纸在财务上负担不起大量刊登关于次要新闻事件的长篇报道。尽管高层管理者不愿意强调，但报纸现在的新闻栏目实际上比它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更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报纸还大大增加了广告量，以致它通常用的广告栏比新闻栏更多，此外它还接受某些百货公司减价促销的广告，而这是《纽约时报》曾经不屑一顾的。管理者证明增加广告是合理的，理由是《纽约时报》不得不赚更多的钱来满足日渐增加的报纸生产的成本，支付职员更高的薪水。职员的薪水自卡特利奇1929年加入《纽约时报》以来已经增长了一倍。《纽约时报》既能报道新闻又能支付工资单的唯一方式是让它的记者在更少的版面上说更多的话。纽约的《每日新闻》的记者几年来就做得很好。但对于一家变化总是缓慢发生的报纸来说，要实现这点并不容易。《纽约时报》的老记者，在一种冗长的导语和平淡文风的体制里已经工作几十年了，仿佛所有重要的事实都在一篇报道里——奥克斯曾说“我想要所有事实”——就不能指望他们会愉快地调整成一种更短更精悍的风格。当然，伯恩斯坦的编辑能够重写这些报道，但这会疏远记者队伍，会把过大的权力交到编辑和伯恩斯坦本人的手中。卡特利奇不想这样做。伯恩斯坦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只要稍加鼓励，他就会占领整个编辑部。对于报纸编辑和英语，伯恩斯坦的确比报社的任何人知道的都多——至少肯定比特纳·卡特利奇多——他会毫不犹豫地夸耀他的知识。在为《纽约时报》编辑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期间，伯恩斯坦给温斯顿先生写信，提出在写作上可以改进或完全砍掉的地方。丘吉尔恼了，回答说他正“全力从事”其他事情，要求伯恩斯坦按已写的稿子发表回忆录，伯恩斯坦最终还是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