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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兹贝格是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的,此前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欧洲作为一个自由撰稿的记者,在华盛顿作为美联社和《匹兹堡新闻》(Pittsburgh Press)的记者工作过五年。他在《纽约时报》工作的头三年,到过30个国家,行程十万多英里,报道了巴尔干半岛、北非、意大利和苏联、近东、中东的骚乱和阴谋。他一度因间谍活动的指控被南斯拉夫的盖世太保逮捕,还有一次被墨索里尼的助手指责为一只“爬行的蜘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散布毒素”。

他的旅行最终使他获得了普利策奖。但在旅行过程中,苏兹贝格的确想找个地方停下来,以便享受欧洲更令人愉快的生活,放纵自己对女人和美酒的品味。他对女人的眼光在他选择秘书上非常明显。他的秘书总是漂亮的,或许在欧洲或亚洲的不止一个首都,他都至少熟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么是文雅的、高贵的,要么是富有的。在他的职业早期,有一次到访雅典时,他认识了一位迷人的希腊女人,这位女人和希腊王室有联系。他从土耳其通过短波电码和她保持接触,一年后,他们在黎巴嫩结了婚。

尽管特纳·卡特利奇不能挑剔苏兹贝格对女人的选择,而且也不能说他作为一个记者不勤奋,但他怀疑苏兹贝格想要主编的儿子加入驻外记者队伍的判断力。卡特利奇无权阻止它,因为埃德温·詹姆斯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在1947年,米歇尔·詹姆斯成了《纽约时报》的一员,几乎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他很有才华。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在《纽约时报》的记者身上不常见的作家的才华,一种对用词流畅的感觉。米歇尔·詹姆斯还有一种幽默感,以他奇特的方式看世界——世界不是《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认识到的那个严肃稳重的星球,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摇晃的、充满白痴的地方。这种态度偶尔地表现在他的报道中。因为这一点,并且由于他的海外开拓,米歇尔不久就被看作是《纽约时报》一笔有问题的财产。他在外开支极大,一度在巴基斯坦雇了一头牦牛当坐骑,驮着装备去执行采访任务。他有时会几天、几周不和外界接触,然后又会背着一只猴子突然出现在波恩或巴黎。米歇尔·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上栩栩如生地报道了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全面进攻,他的角度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当他回到纽约后到新闻编辑部转悠时,通常都能指望他用一句话或一个动作使这个地方活跃起来。他是一个优秀的裸体摄影家。他的桌子经常被其他记者所包围,他们觊觎他的照片。一次他打算在《纽约时报》每年的“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慈善活动中印出一个一美元的赠品,以纪念一个还活着的并且在《纽约时报》编辑部工作的暴躁的老人。

这样的想象力不一定使米歇尔·詹姆斯成为《纽约时报》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几年后他静悄悄地辞职了,离开了纽约,定居于西部的一个小城镇,后来再没有人听说过他。至于他进入驻外记者队伍是不是加强了C.L.苏兹贝格在主编办公室的影响,谁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因为1951年12月,埃德温·詹姆斯去世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在新闻编辑部公告板上的备忘录写道:

致全体人员:

死亡带走了组织里一位宝贵的成员,总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埃德温·詹姆斯的离去就是这样,但这个机构必须继续下去,为此我今天任命特纳·卡特利奇担任《纽约时报》主编……

卡特利奇尽可能平稳地开始了他的把新闻部门集中化、为他的阵营增加友好力量的运动。他一开始任命了两个人进入主编助理行列,他们是罗伯特·E.加斯特和西奥多·M.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和加斯特填补了由于尼尔·麦克尼尔和戴维·H.约瑟夫的辞职造成的空缺。麦克尼尔是一个高大的自傲的人,已经为这家报纸工作了33年,讨厌卡特利奇的集中化计划。约瑟夫已经在《纽约时报》干了44年,在近些年任务甚少,以致有一天他终于领会了这其中的暗示,有了想去找卡特利奇的想法。他走进卡特利奇的办公室说:“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会做什么?”

卡特利奇看起来兴趣索然,约瑟夫突然提高了声调,重复说:“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会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