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第5/13页）

理性思考宣告失效，群情却越发激烈，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于是走投无路之下，在这个危机年代，以及各地国家、制度纷纷崩解之际，便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爆发力量。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的憎恨情绪曾经造成法西斯思想的猖獗一般；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第三世界发出的宗教性政治抗议，以及迫切寻求认同安全感与社会秩序的饥渴呼声，就为某些政治力量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建立“社区家园”的要求，习惯上恰与建立“法律与秩序”的呼吁相呼应）。这些力量于是进而推翻了旧有政权，建立了新政权。然而，正如法西斯也不曾为大灾难的时代提供解决办法一样，它们也不能为21世纪的世界提出答案。在“短20世纪”的末了，甚至看不出它们能否组织出全国性的群众力量，一如当年在法西斯攫得决定性的国家权力之前，即已将法西斯思想捧上政治强权的那股群众势力。细数其最大资产，恐怕只在它可以不受那与自由主义形影不离的学院派经济学的干扰，以及反政府者的滔滔言论罢了。因此，如果政治的气候决定工业应该收归国有化，就绝不会有乱议国是的相反意见前来阻挠，尤其是在它们根本不懂这些“胡说八道”有何意义之际。其实，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不论由谁去做，也都不见得比别人更清楚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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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作者同样也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某些长期的发展态势极为明确，在此可就其中几项问题略作陈述，至少，也可以找出可能解决的条件。

长期而言，未来两大中心议题将是人口和生态。各地人口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即已呈爆炸性的增长，一般认为，将于2030年左右在100亿边缘稳定下来，即1950年人口总数的5倍。主要的缓慢因素，将来自第三世界出生率的降低。如果这些预测爆出冷门，世人对未来所做的一切赌注估计都将出差错。但是即使这个推算大致不离谱吧，届时人类也将面对一个历来不曾面临的全球性大问题，即如何维持世界人口稳定。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如何保持世界人口在一定级数的上下，或以一定趋势稍许增减（至于全球人口剧降的情况，虽然不大可能，却非完全不能想象，不过将会使问题更加复杂）。然而，不管人口是否稳定，各地人口必然继续向外迁移，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已有的不均衡状态更加恶化。总的来说，未来也将如“短20世纪”时期一般，发达的富国，将是人口首先达到稳定的国家，甚至还会趋于减少，正如20世纪90年代之时，已有数国出现这种现象。

若以萨尔瓦多或摩洛哥的标准而言，那么富国中的男女，人人都称得上是有钱人家。拥有大量青壮劳动力的穷国国民，只能在富有世界中共争那卑微工作。富国则长者日增，孩童日少，势将在以下三者之间做一选择：第一，大量开放门户欢迎移民；第二，于必要时高筑栅栏防范移民（长期而言此举可能不切实际）；第三，另谋他法。最可能的途径，也许是给予暂时性的工作许可及有条件的移民，不授予外来者以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也等于创造出一个根本上不平等的社会。这种安排，从干脆表明态度的南非、以色列两国的“隔离政策”（这种极端的状况，虽然在某些地区日渐减少，却尚未完全消失），一直到非正式的容忍移民（只要他们不向移入国有所要求），情况不一。因为这些劳务移民，纯系将此地视为前来工作挣钱之处，基本上仍以本国本乡为立根之地。20世纪后期交通运输进步，再加上贫富国家之间收入悬殊，这种住家与就业在两地分别并行的现象将更加可行。长此以往（甚至就中期而言），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摩擦是否因而更大，未来发展仍未可知，这将在永远的乐观者与幻灭的怀疑者之间，成为争辩不休的题目。

这类分歧，势必于未来数十年之间，在各国政治及国际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自是毋庸置疑。

至于生态问题，虽然就长期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却没有立刻的爆炸作用。这个说法，并无小觑生态问题重要性的用意——不过自生态一事于70年代进入公共意识和公众议论的领域以来，世人确有以末日立即临头的口吻来讨论的错误倾向。然而，虽说“温室效应”也许不会使公元2000年时的海平面升高到足以淹没孟加拉和荷兰全境的程度，而地球上每天，物种不知死多少的状况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一个像“短20世纪”般的经济增长，如果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假定有此可能），对地球的自然环境，包括身为其中一部分的人类而言，势必造成无可挽回的灾变。它不会使这个星球毁灭，也不会使其完全不可栖息，但是一定会改变这个生物圈内的生命形态，甚至有可能不适合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以任何接近今天人数的状况继续居住。更有甚者，现代科技越发加速了我们这个物种改变环境的能力，因此就算我们假定改变的速度不再加快，剩下能让我们寻找对策的时间，也将只能以数十年而非数百年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