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第4/13页）

如果说诞生于革命年代及19世纪的思想，到了20世纪末期，发现自己已濒临穷途末路；那么人类最古老的指路明灯，即传统式的宗教，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不能为世人提出可行之路。西方宗教已一塌糊涂，虽然在少数几国——最奇怪的是由美国领军——隶属某教堂并经常举行宗教仪式，依然为一般生活的固定习惯（Kosmin／Lachmann，1993）。总之，新教派的力量急速下降，立于20世纪之初的大小教堂，到世纪之末，却都已人去楼空，于是不是出售，便是改作他用。甚至如英国威尔士一带，这个当初靠新教建立起国家认同的地方，也同样一蹶不振。而从60年代始，如前所见罗马天主教之衰落更是急转直下，甚至在天主教享有反抗极权象征地位的前共产党国家，共产党失败之后，此地的羊群也与他处一般，渐有背离牧者远去的迹象。有些时候，一些宗教观察家们以为在后苏联的东正教地区，抓住了一点回归宗教的蛛丝马迹。可是在世纪末的此刻，这种发展趋势却不大可能，缺乏有力的证据——虽然绝非无稽之谈。各式基督教派的谆谆教诲，不管其佳言美意如何动听，愿意静心聆听的善男信女如今均已减少。

传统宗教力量的衰亡，并不因战斗性强的宗派兴起而有所弥补，至少在发达世界的都市社会中如此。各种新异宗派及聚教众而居的现象流行，世间男女逃脱他们不再能理解的世界之余，纷纷投入各种以无理性为最大追求的怪异信仰；凡此种种，亦不能挽回宗教势力流失于万一。社会上虽然充满了这一类奇宗异派，但是事实上其群众基础却很薄弱。英籍犹太人当中，只有3%—4%属于某支极端保守型宗派或团体。美国成人人口里面，隶属于好战式宣教派者也不到5%（Kosmin／Lachmann，1993，pp.15—16）。[2]

至于居于边缘位置的第三世界，情况自然大不相同。不过远东地区的广大人口照例要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在孔老夫子的传统教诲之下，几千年来，就已与正式的宗教无缘——虽然其中不乏非正式的民间宗派。除此而外，在其他的第三世界里，宗教传统，一直是其世界观的骨干。此时此刻，随着一般平民也成主角常客，自然令人以为传统宗教在这个舞台上的势力也应越发强大。这种揣测，事实上也正是20世纪最后数十年的动态，因为主张并倡导其国家现代化的少数世俗精英，毕竟只是广大人民群众里的少数（参见第十二章）。政治化宗教的追求，于是越发强大，正因为旧有宗教依其本质，便与西方文化和无神富国为敌。在旧宗教的眼里，后者不但是导致社会紊乱的媒介，而且压榨凌逼穷国日盛。这一类运动在本国境内攻击的目标，便是那些开着奔驰轿车、女子也皆解放的西化富人阶级，这种现象，不啻更添几分阶级斗争意味。这群宗派团体，在西方随之以“极端宗教激进主义者”而闻名（此名其实有误导作用）。名字也许新潮，论其性质本源，却来自一个人为想象的“过去”；在那里，不再缥缈虚无，一切都比较稳定可靠。但是一来时光不能倒转，二来（比如说）古中东牧民社会的意识思想，与今日社会的实际问题根本不能挂钩，因此这类观念，自然无法发生丝毫启迪作用。所谓极端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现象，正如维也纳机智大家克劳斯对“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所下的注解：“它的本身，正是它所要治疗的对象。”

而那一时之间，仿佛热闹成一片的口号思想杂烩——简直令人难以将它们称为意识形态——也陷在同样委顿不振的局面里。它们生长在旧制度、旧意识的灰烬之上，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漫漫杂草丛生于炮火之后的欧洲各大城市残垣一般。这便是仇外思想与认同政治的兴起。但是拒绝接受那难以接受的眼前现实，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参见第十四章）。事实上随着21世纪的开始，最能接近这类思想的政治手段，也就是威尔逊——列宁式的主张，认为所谓有相同种族语言文化的民族，应拥有“民族自决权利”，如今却已沦为野蛮悲惨的一幕荒诞剧。90年代初期，许多理性的观察人士，开始将政治因素排除（除了某些主张民族主义的行动分子）——也许是头一回开始公开提出——或许放弃“民族自决权利”正是时候。[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