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第14/15页）

为什么用脚投票的现象，在20世纪最后10年当中成为政治场上如此重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还不甚了解。若试探其原因，其中之一，必定由于在这段时期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几乎在世界各处都加大。不过在设有政治机制经常了解民意，并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倾向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全民一致丧失信心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是在早已失去或从来不曾拥有合法基础的政权（例如以色列在其占领地），而在当权者极力掩饰事实真相的地方更为显著。[7] 但是即使在国会体制稳定的民主政体内部，大规模反抗现实政治或政党体系的示威活动也经常发生。如1992—1993年意大利的政治危机，以及诸多国家出现的新选民力量。这股强大新趋势的共同现象，即在其对任何固有的政党都不予以“认同”。

然而群众运动的复苏还有另外一项因素，即全球的城市化，尤其在第三世界为最。在早期古典的革命时代，从1789—1917年，旧政权都是在大都会中遭到推翻；可是后来新起的政权，却是在话都讲不清楚的乡村草民拥戴之下成为永久。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革命，其新奇之处，即在于革命是从乡间发动，一旦胜利之后，再进入城市。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除了几处实在落后的地区之外，革命又开始从城市发动，甚至在第三世界也不例外。这种趋向，势无可免，因为如今任何一个大国家的人民大多居于城市（至少看来如此），而且，也由于权力中心所在的大都市，足以抵挡农村来的挑战（现代科技之功，自然绝不可没）——只要当权者尚未失去民心。阿富汗战争（1979—1988）即证明，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政权，依然可以在农村反叛力量层出的典型游击战乡间继续生存。因为它有人撑腰，有人给资金，更有现代高科技的武器装备，甚至在它一度完全依赖的外国军队撤出之后，也依然可以不为所动。纳吉布拉（Najibullah）总统的政府，出乎众人意料，在苏联军队撤退数年之后依然残存。即使它最后终于垮台，也不是出于喀布尔不再能对付农村武力，而是因为他自己麾下的职业士兵倒戈。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也照样屹立于伊拉克而末倒，虽然军队元气大伤，却依旧能够南征北战，对付其国内的反叛势力，其中原因，即在他未曾失去巴格达市（Baghdad）。20世纪后期的革命，必须在都市起事才能成功。

这一都市革命会否继续进行？20世纪的四大起革命风云：1917—1920年、1944—1962年、1974—1978年、1989年至今，是否还会有另一波排山倒海的洪流？回头望去，世间不经过几场革命、武装反革命、军事政变、平民武装冲突，[8] 而能存在于今的政权屈指可数。看过了这样一个流血革命的百年，谁还敢下赌注，担保和平宪政式的转变，真能在普天之下胜利成功？——1989年时，某些深信自由民主宪政的人士欣喜若狂之余，便曾有此等空想预言。然而进入第三个千年阶段的世界，可并不是一个拥有安定国度与社会的世界。

不过，虽然世界肯定将继续充满狂乱不安——至少极大一部分地区将会如此——这些变乱的本质却依然不明。在“短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的世界，是处于一种社会崩溃而非革命危机的状态，虽然其中难免也包括如70年代伊朗般的国家。在那里具备起来推翻已然失去合法性并为民众所憎恨的政权的条件，在足以取而代之的领导带动之下，民众掀起革命反抗；如本书写作时的阿尔及利亚，以及在种族隔离政权下台之前的南非（不过，即使革命的条件潜在或已存在，革命也非必然成功）。然而在今天，像这样一鼓作气、集中焦点对现状不满的现象并不很多，一般较普遍的情形，多为分散式的排斥现有状况，或政治组织不存在，或对政治组织感到极端的不信任。总而言之，也许根本就属于一种解体的现象，各国的国内外政治也只有尽其所能，竭力地适应。

这个新现象也充满了暴力不安——罪恶之重，比前更甚——同样关键的是，并有各式武器横流。以希特勒夺得德奥两个政权之前的几年为例，当时种族之间的紧张与仇恨虽重，却很难想象他们会恶化到如同今天的新纳粹青少年光头党（neo-Nazi teenage skinheads）一样，纵火焚毁一户土耳其移民人家，烧死了其中6人。然而到了1993年，当这种激烈行动发生在德国的宁静深处，特别恰好又是在其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传统最为深厚的索林根（Solingen）城内，却已是司空见惯、令人见怪不怪的常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