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第12/15页）

那一朵火花，来自伊朗大地上的特殊风土，即素有组织并在政治上极为活跃的伊斯兰宗教导师，他们在公共政坛上占有的积极地位，是其他伊斯兰教世界所未有，即使在什叶教派（Shiite）内部也属少见。宗教导师，加上集市上的商人工匠，向来在伊朗政治中扮演着行动派的角色，现在又动员上新起的都市群众，后者人数庞大，有充分的理由起来反抗。

这一股综合大力量的领导人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 Khomeini），年高望重，充满了报复心理。他曾在一处名为库姆（Qum）的圣地领导过多起示威，抗议一项就土地改革进行公民投票的提案，以及警察对宗教导师活动的镇压。于是60年代中期起他流亡国外，并公开抨击伊朗王朝违反伊斯兰教义真谛。进入70年代中期，他开始宣传一种完全采取伊斯兰形式的政府，鼓吹宗教导师有责任起来反抗暴政，甚至进一步取得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发起一场伊斯兰式的革命。这种观念，的确是一项极端的创新，即使对政治行动一向积极的什叶教派宗教导师也不例外。霍梅尼的教诲，通过后《古兰经》时代的新工具——录音机——传播给穆斯林大众，而大众也侧耳倾听。于是虔诚的年轻学生在1978年于圣城库姆付诸行动，发动示威，抗议据说是为秘密警察策划的一起暗杀。游行的学生惨遭枪杀。更多的示威，更多的游行，为牺牲的烈士举行哀悼。这类活动每四十天便重复一次；人数愈增愈多，到同年底，已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向当局抗议示威。游击队也开始采取行动，在一场极具成效的关键性罢工里，石油工人关掉油田，集市商人关上店门，全国陷入瘫痪，军队不是无法便是拒绝镇压暴动。最终，1979年1月16日国王逃亡，伊朗革命获得胜利成功。

这场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于其意识形态。世界各处的革命原本一直到此时为止都遵循同一种思想，在基本上，也都基于同一种词汇，即1789年以来的西方革命传统。更精确一点，始终在某一种世俗左派，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路线上。传统性的左派的确也曾在伊朗出现，并且极为活跃，而它在推翻国王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策动工人罢工——事实上也不容小觑。但是革命新政权一起，左派势力便立刻被扫除。伊朗革命，是第一次在激进主义旗帜下发起并获胜的革命，也是第一起靠民粹神权取代旧政权的革命。而这项民粹神权宣示的计划目标，乃是要返回公元7世纪的社会——或者换句话说，既然我们所谈的是一个伊斯兰的世界，它所要重返的乃是神圣的《古兰经》撰成之际，穆罕默德出奔（hijra）之后的社会环境。对老一派的革命者来说，这种新发展就如同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竟然起来领导1848年的罗马革命般不可思议。

伊朗革命虽然成功，然而这并不表示从此革命的大纛就将在宗教呼声之下挥舞。不过从70年代起，在人数日增的伊斯兰世界里，宗教运动的确也成为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群中的一大政治力量，并受到伊朗革命的激励而转趋公开叛乱。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教众，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当权的叙利亚起来反抗，被残酷地予以镇压；在虔诚的沙特阿拉伯，拥向那最神圣的神座之处；在埃及由一名电机工程师的领导，刺杀了该国总统；这一切，都发生在1979—1982年间。[6] 然而除此之外，毕竟没有任何革命教导能够取代1789年和1917年传下的革命传统；除了将旧政权推翻以外，毕竟没有任何主导计划，从事世界性的改造。

伊朗革命的现象，甚至也不代表旧有的传统从政治场上消失，或就此失去了推翻政权的力量。不过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的确将传统革命的角色从世界极大部分抹去。但是在拉丁美洲，它依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当地在80年代爆发的最大叛乱行动，秘鲁的所谓“光辉道路”，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帅旗。它在非洲，在印度，也还是生气勃勃。更有甚者，出乎冷战一代意料的是，苏维埃式的“先锋”统治党派，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犹存世间，尤以落后国家及第三世界为最。它们不但在巴尔干南部的选举中赢得胜利；在古巴，在尼加拉瓜，在安哥拉，甚至在苏联部队退出之后的喀布尔，它们也证实自己并非纯粹扮演苏联的傀儡。然而，就是在这些地方，旧革命传统的精神也遭侵蚀，而且常常从内部毁坏。例如在塞尔维亚，当地的共产党一改本来面目，变成主张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之党。又如在巴勒斯坦运动里，世俗左派的领导地位正不断受到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