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13/15页）

这种高度排他性的认同政治，不论其终极目标为何，不论其是否要求建立独立国家，其悲剧性却在于它根本就行不通，众人只能在表面上佯装它是可以实现的事实。布鲁克林（Brooklyn）的美籍意大利人，对本身的意大利特色极为强调（可能还日益强烈），他们喜欢用意大利语彼此对谈，为自己对本来应该是母语的语言不甚流利感到抱歉。[18] 可是他们生活工作的所在，明明是美国经济社会，意大利语除了对某些极小的特殊市场而言，根本无关紧要。至于所谓黑人、印度人、俄罗斯人、或女性、或任何一种认同群体，自有其本身不可对外言喻、不可为外人了解的心理，这种说辞，只有在其唯一功能，即为鼓励这种观点的机制里，才能生存，一旦出外根本站不住脚。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研究的物理学，并不是伊斯兰物理学；以色列工程师学的工程学，也不是犹太哈西德派（Chassidic）专有的工程学。甚至连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最强烈的法德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身在科技专家学者共同合作的地球村里，势必需要一种类似中世纪拉丁文般的国际共通语言；而今世的国际语言，恰好是英语。也许在历代的种族屠杀、集体驱逐、“种族净化”之下，在理论上，这个世界已经依种族被分裂为许多同质性的领土。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工人、旅客、生意人、技术专家，等等），时尚的风行，以及全球性经济无孔不入的触角，而无可避免再度变成异质性的社会，此情此景，于中欧历历在目；而此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却曾遭过“种族净化”的毒手。此情此景，也必将发生在一个日益都市化的世界里面。

因此，认同式的政治，以及世纪末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用来处理20世纪末期种种困境难题的方法，它只是面对这些难题时产生的情绪反应。然而在20世纪接近尾声之际，解决这些难题的机制何在，方法何在，却显然越来越成问题。民族国家不再能挑起这个任务。可是谁能呢？

自从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以来，世人不知设立了多少机构以处理这类问题。联合国的创立，乃是建立于美苏两强继续肩负国际事务的假定上，可是这个美梦不久便破灭了。不过比起它的前身国际联盟，联合国毕竟还有一项成就差强人意。它总算历经了20世纪下半叶的时光而始终存在；而它的成员资格，也逐渐成为国际上正式承认一个国家独立主权的身份证明。然而根据其本身宪章所定，联合国的权力来源及资源全部来自成员国的授予，因此它并没有独立行动的权力。

国际间对协调的需要既然日增，危机20年里，新国际组织纷纷出现的速度便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快。到80年代中期，全球已有365个官方的国际组织，而非官方的不少于4615家，比70年代初期增加两倍有余（Held，1988，p.15）。更有甚者，对于诸如环境生态保护等重大事宜，人们也愈发认识到有立即采取国际共同行动的必要。可惜唯一能够达成以上目标的程序，却旷日废时，拖泥带水，因为国际协定必须经过各个国家分别签字认可方能生效。在保护南极大陆及永久禁止猎鲸二事上，其效率之迟缓即可见一斑。而80年代的伊拉克政府，竟然将毒气用在自己国民身上，等于从此打破了世界上少有几项真诚的协定之一，即1925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公约》，更进一步削弱了现有国际手段的效力。

幸好除此之外，国际行动的保证还有两条路子可走，而这两项方法在危机20年里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强化。其一，许多中型国家纷纷将国家权力交出，自动让给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掌握，因为它们感到本身的力量不足，无法继续单独在世上屹立。80年代改名为“欧洲共同体”，再于90年代改为“欧洲联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于70年代成员加倍；进入90年代，也极有再度扩张的可能，同时并不断强化它对成员国事务的决定权力。其成员数目的增加，以及欧盟本身权力的扩大，虽然难免引发各成员国政府及国内舆论的不满及抗拒，可是其权力规模的增长，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欧盟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它非经选举设立的布鲁塞尔中央机构，可以独立裁定决策，完全不受民主政治的压力左右。唯一极为间接的影响，只有经由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举行定期会议及协商（各成员国政府则是由选举产生）。欧盟特殊的办事方式，使得它可以以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的方式有效运作，只需受到某些特定的否决权牵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