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4/8页)
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刚刚驱逐后燕、入主中原时,还是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族作战方式,不擅长攻城,拓跋人也不擅长管理农业地区,导致战事旷日持久,对河北城乡造成了惨烈的破坏。随后数十年里,北魏逐渐积累了一些管理农业地区的经验,步兵数量和攻城技术有所提高,使得太武帝拓跋焘能攻灭周边的北燕、夏、北凉等政权。再几十年后,北魏更加习惯统治农业地区,又攻占了山东和河南北部。到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政权几乎全面汉化,兵种数量以步兵为主,所以战线南推到淮河—汉中一线。
后世的金、元、清等政权,向南扩张的程度,也与其对汉地统治的深度有直接关系。所以成吉思汗虽然西征万里,席卷大半个亚欧大陆,但未能深入中原,更不用说江南;而灭南宋占领整个中国,要到其孙子忽必烈时期,那时蒙古人对汉地的统治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了。
南北战争对南方政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东晋一朝,军政权力往往被高层士族分割,多次形成长江上下游荆、扬两大战区的对立。这种内争与对北方战局的进程有密切关系。到南朝皇权振兴,士族政治终结,在对北方的战争中,又经常以对北方的某一战区为基础形成军人势力(集团),进而造成南朝的改朝换代或者帝位更替。南朝的皇权与军人势力始终在合作与对立之间徘徊,军人集团没能找到实现自身巩固与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而南朝社会的军事动员程度也未能发展到最高水准,最终只能由北方的隋政权实现统一。
战争与财政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表现又不相同。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货币化程度比较高的财政体系里,战争行为才会引起政府货币开支的急剧增加,使战争行为与财政行为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缺少商品经济和货币财政,政府主要通过直接征发力役、兵役和各种实物维持战争,就不容易见到财政和战争的互动关系了。中国历史上,汉代财政的货币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东汉与羌人的三次战争,军费开支都有明确记载。从三国战乱开始,社会经济凋敝,北方的商品经济水平下降,货币在财政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但江南地区财政的货币化程度一直超过北方,所以在南朝时期对北魏的历次战事,都带来了政府超发货币等财政后果。在后世,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两宋与北方政权的战争中,南方宋政权的这种货币化财政与军事行动的关系同样密切,北方政权则不那么显著。
所以从这方面总结,江南一直是经济、财政进步趋势的代表,但可惜的是,这种进步特征未能带来军事上的优势,反而造成了政权对军事行动的承受能力下降,最终都是北方征服南方,带来社会经济的倒退。这是个比较大的题目,在本书中只能讨论南朝时期。
研究方法与目标
魏晋南北朝的割据战乱带来了无尽的杀戮与流离。这是古人与今人都不愿亲历的悲剧时代。但在这动荡过程中,社会、阶级在破坏与重组,民族在走向融合,整体历史也从混乱走向新的秩序。如果超越个体层面的生死别离,这一时期的南北战争也是一个观察中古时代的独特角度,尤其是社会在战乱冲突等“极端状态”下的特殊表现。通过总结4—6世纪南北战争,本书希望深化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第一,还原古代冷兵器战争的本来面貌。本书第一编对骑兵、步兵具体战术的讨论,如骑兵冲击作战的形式、步兵军阵的组织与作战原则等,便是希望通过零星的史料还原冷兵器战争原貌,使今人对中国古代战争的认识更加理性、真实。所以本书的冷兵器战术部分具有一些所谓“知识考古学”的味道。毋庸讳言,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以欧洲冷兵器时代的战史为参照。因为战争是基于人的体能与技术手段的血淋淋搏杀,现实而残酷,来自所谓不同“文明”的人在战场上相遇时,都只能表现出作为人的求生克敌本能,不再具有“文化”的多元性、封闭性和不可对话性等等。从这个层面说,战争也是人类诸种文明最基本的沟通途径,它无视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种种差异,使其在竞技场上一决生死,蒙古大军的西征、近代的鸦片战争都可以作为例证。由于元以前中国古代的历史比较独立,与其他文明的直接冲突极少,用理性的手段对中国古代战争进行“祛魅”,实现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沟通显得更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