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8页)
以上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造成了4—6世纪(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南北政权的长期割据对峙,迟迟不能实现统一。至于三国时期的南北对立,除了北方政权的民族特征外,其他都和4—6世纪基本相同。4—6世纪南北分裂的局面持续得比三国时期要长,则是因为北方政权内部整合(即所谓“中原化”)的进程耗时较长所致。
本编集中讨论3—6世纪(三国至南北朝)四百年内若干场南北政权之间的重大战役,包括战前的战略决策、战争过程中的战役执行情况,以及各种现实因素对战局进程的影响。代表南方军队北伐战争的战例,是东晋桓温对前燕的北伐,刘裕对南燕、后秦的北伐;代表北方政权南伐及统一中国的战例,则是3世纪的西晋灭吴之战和6世纪的隋灭陈之战。本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战例进行探讨:
第一,考察政治文化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人类社会的阶级、民族区别和政权对立都曾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这在3—6世纪的南北战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政治体中不同人群的利益驱动、精神追求更会决定战争的发动以及具体作战形式。例如东晋士族苟且、贪生怕死的作风,导致对北方战争长期处于被动局面;而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兵军人集团,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这导致了桓温北伐与刘裕北伐的不同结局。此外,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模式的区别,也导致战争动员程度、战术运用水平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战争和政治后果。
第二,地理环境因素对战争行为的制约作用。本编重点讨论长江在南北对峙中所起的地理阻隔作用,以及晋、隋统一战争如何克服长江天险;在桓温、刘裕北伐部分,本书也重点讨论南方北伐军队如何借助北方的河流和雨季,以及用人工开挖运河的方式进行军事运输。通过这些战例可见,高明的战略家会利用各种手段克服自然环境的约束,地理对政治、军事行为只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而不是决定因素。
第三,统帅意志、能力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发展的或然、不确定性。战争行为都遵循自上而下的指挥原则,所以最高统帅的意志、能力及对局势的判断会从根本上影响战局。战略决战的胜负则会直接导致政权的兴亡,由此带来宏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转折。少数人的决策造成对社会的普遍影响,这是战争史与其他经济、文化、制度等专门史最大的不同。这个特点又带来历史发展的或然性、不确定性。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战争,成败往往由于统帅的一念之差而定。比如西晋灭吴之战,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各战区统帅意见不一,如果司马炎、王濬对局势的判断稍有迟疑,都会导致伐吴之役中止,南北分裂的局面将继续下去。前秦试图攻灭东晋的战争,秦军本来占有绝对优势,但苻坚在淝水一战的决策失误,导致南北分裂的局面又持续下去。所以本编在探讨重大战争战役的进程时,试图摆脱各种决定论、先验论的约束,再现战事进程具体环节,以及当时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只有梳理清楚这些,才能理解当时战争统帅决策的高明或者昏聩之处,并为当前的决策行为提供借鉴。
第三编,“成功转型与积重难返:南北朝的战争与政权”。
本编主要讨论南北朝时期战争与政权、民族、社会的关系,包括北魏政权的转型与战争模式的变迁;南朝的财政、政治与战争的关系。
4—6世纪长期的对峙战争,和南北方政权形态有着密切关系,这集中表现在政权维持战争的形式上,包括骑兵、步兵、水兵等兵种的组建,兵员与战争物资的筹措,以及军事将领在政权中的地位等等。北方政权的建立者多出自游牧族(即使并非完全游牧的氐羌等西北民族,畜牧在其经济生活中也占较大比重),早期政权形态也保留着较多草原部落制特征。但如果北方政权试图将战线推进到淮河、汉江流域,必须以步兵为主力,采取稳定而持续的推进战略。这需要北方民族政权加强对中原汉地的统治,用中原的战争方式、资源维持对南战争,即北方政权形态实现从游牧族到“中原化”的转变。只有北方政权实现对中原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之后,才能够对南方政权形成实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