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滨口述(第3/15页)
定:连房子都不置?
滨:没有,就租房。
定:这挺奇怪,因为好像回民不这样过日子啊。
滨:可能跟我父亲在政界有关系吧?你要真是在牛街胡同里头卖牛肉羊肉那么起来的,或者弄一菜行那么起来的,或者再弄点房产倒来倒去,那就不一样了,那他也不可能供他儿女,一定要学业多高,男的顶多就继承父业,女的就在家做活然后找婆家就完了。只要学历这么一高,您的家业就保不住了,就踹门颠儿(颠儿,北京话,走了之意)了。基本都是这样,他接触了民主主义思想,不能囿于这种生活了。
我父亲过的日子挺潇洒的。抽大烟。他禁毒,然后他自己抽上大烟了。
定:他每天就是抽烟?那抽烟也得花钱啊。还养一大帮孩子。
滨:他有支票啊,在安福胡同注228的时候就拿着支票。在安福胡同的时候基本上上午就不起床,中午起来吃点饭,完了抽大烟,再睡一会儿觉,下午到四五点钟,或者五六点钟就出去啦,有饭局,完了就听戏,半夜再回来,就这种生活方式。而且我父亲有洁癖,好家伙那个,我母亲就侍候他,所有的茶碗茶碟儿,且涮且洗哪。他抽大烟的那一套烟灯擦得锃亮,漂亮极了,那是工艺品。不是像现在(电视里演的),那根本就不对,脏乎乎的,在大棚子里一靠,那是拉排子车的抽大烟。我父亲那景泰蓝的小烟盒,弄一点烟哪,折腾半天才抽上这一口,一边烧一边聊天儿,且玩呢。我母亲给他熬大烟,挺复杂的呢那工序,烟土这么一大块,熬生膏以后就像咖啡,黏的。我就爱闻那个生膏子味儿,特别的好闻,香极了。注229
我父亲还捧角儿,好多戏子,还有梨园界的等等,好多,都是名流。他还逛妓院,但是他从没带回家来,就有一个带回来过,就是那个施老六,八大胡同施家胡同的,那一看就有派,平常出来都素面朝天,基本不施粉黛,那眼睛……就算干女儿似的。这个施老六,她给她鸨妈家挣了好多财礼,(她鸨妈)有一女儿,她挣的钱都供那女儿上学,给她气得够呛。她后来嫁给一个律师,在天津,“文化大革命”也遭了罪了。
定:你们家去清真寺吗?
滨:不去。顶多就把把斋。我母亲把把斋。我父亲又抽烟又喝酒的,一天喝一瓶多,白干。最后就死于酒精中毒。死的时候50多岁,是1946年11月份,下着小雨,在家里,就是他起夜,他觉得有点头晕,就坐到凳子那儿,就过去了。挺干净的,一点没有留汤了浸湿的。估计就是脑溢血,可是他也没瘫。没有落炕上的过程。反正那时候就总吃药。我下学回来拿了方子就抓药,抓药回来做作业。
定:您父亲后来是按回民的葬礼还是?
滨:对,葬在复兴门外五棵松,那边有回民的墓。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给迁到东郊,给了一个单儿(证明或收据之意),也找不着了。
我母亲姓铁,沈阳的回民。她是中等师范,现在来说可能是初中,然后好像16岁结婚,那时16岁就是15,虚岁。我外祖父我有印象,老头儿的指甲盖那么长,胡子长着呢。他们从哈尔滨到北京以后在我们家住过,后来在绒线胡同买的房子,离我们家不远,然后搬到安立胡同,就是首都电影院后身西侧的一个胡同。
定:您外祖父是做什么的?
滨:不知道,听说是驴贩子,做生意,也不是特别富有的。注230
定:母亲家哥儿几个呀?
滨:大姨二姨三姨,我母亲行四,然后是一舅舅,那舅舅可能最小。都在(东北)那边。大姨我见过,三姨好像也见过,大表哥来过北京,上国高,在这儿住过一段儿。
定:您母亲怎么和您父亲结婚的?
滨:可能是说媒吧。我母亲跟我父亲差7岁。她活到八十九,差一年90周岁。
李德伦不是说嘛,他的音乐启蒙老师就是我母亲,我母亲有个风琴。我母亲就这点好,你不是什么(指其父抽大烟逛妓院)吗,我就在家里玩牌。一日三餐都料理完了,一日三餐都亲临哪,有时候还亲自炒菜。这一大家子。都弄完了,晚上没事了就玩牌。
[萧成:我母亲这一打麻将啊,还不敢让我父亲听见,这麻将洗的时候不能这么哗啦哗啦洗,得推着,还得告诉:“别出声别出声。”有人跟她打。我小时候都学会打麻将了。我没跟她一块儿打,但是我在她旁边看着我都看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