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14/17页）

刘基的儿子刘璟对攻下南京的朱棣说过，殿下百世都逃不过一个“篡”字。得位不正的质疑，是朱棣心中最大的伤口。既然程序不合法，那么只能希望用业绩来弥补。皇帝最大的业绩是什么？是开疆拓土，消除外部隐患。

朱棣迁都北京，从国土安全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如果首都远在南京，要抵御北部蒙古部落的侵扰，只能让北部边疆的将帅或亲王有专断之权，能便宜从事，如此就必然有藩镇割据之忧。当初朱元璋允许北部的宁王、燕王等藩王掌握武装，固然可以防蒙古骑兵，但终有萧墙之祸。所以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形成“天子守边”之局，固然有增强当政者忧患意识的作用，但首都的防务实在太艰巨了，蒙古骑兵一旦攻破大同至宣府的防线，一夜之间就能出现在京畿。朱棣在世时，数次亲征漠北，就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蒙古骑兵的威胁，最后驾崩在军旅之中。朱棣死后，蒙古骑兵的威胁依然存在，还不断加剧。

经过朱棣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再经过仁宗、宣宗十一年的休养生息、宽厚为政，等到英宗即位后，如《明史》所言：“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经济上、文化上以及人才储备上都是空前的强盛，等到八岁登基的皇帝长成二十二的青年，如果他能完成曾祖父未竟的事业，将瓦剌等蒙古部落远远地赶到漠北，彻底解决首都以及北部边疆的安全威胁。那么，这一帝系的合法性，谁还能质疑？这样的前景太有诱惑力了。

于是，皇帝浪战，其结局彻底改变了大明朝和北部游牧民族的攻守之势。从那以后，明朝再无力主动对外，军事力量主要用来对付域内的百姓。

中国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

刺客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他们的活动一般非常隐秘，行刺目的往往以图在最短时间内，让目标人物及其相关事物遭受致命打击。

中国职业刺客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常由于政治原因，负责对目标人物进行刺杀。其行刺动机较为单纯，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因此带有一些侠的气息。秦以后的刺客，行刺动机多为金钱、名声、仇恨、政治等各类原因。

生活在游侠之风颇为盛行的唐代的李白，就曾通过诗歌《侠客行》，对中国古代刺客这一群体，进行过一番神秘而形象的刻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要知道，李白也曾仗剑走天涯。

在各种史料记载中，中国早期的刺客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它也并不是一种不光鲜的角色，而是赋予了各种浪漫和高贵的色彩。如果因所作所为还被尊为“义士”，那刺客这一角色就更吃香了。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著作《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刻画了一拨中国最早的刺客。如今被很多年轻人挂在嘴上、喜欢当玩笑话来开的那句“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始自于那个年代，而且在各种史料记载中，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持这种信念的刺客们，往往被尊为“义士”，它不仅成为刺客们行走江湖的一种执业信条，也是古代义士们最为崇信的一种气节。

本文从这句千年古语出发，探寻古代刺客文化形成的初因。不管他们的举动，是特殊年代文化熏陶下的真实触动，还是源自于道德绑架，都能让我们对当年盛行的刺客文化略窥一二，最终不得不承认，“死”真的是古代刺客们崇尚的最高气节。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要说中国古代刺客，不得不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如今广为流传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出自这位古代义士。他也被称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根据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中记载，豫让姓姬，是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他先为范氏做事，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但都未受到重用，让他觉得很是失败。

郁郁不得志之际，豫让遇到智伯，成为对方的家臣，而且主臣之间关系很密切，智伯对他很尊重。在他看来，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

正待境遇好转，有人重用，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际，豫让的人生事业却再次出现转折。公元前475年，智伯成为晋国执政，因卿大夫赵氏拒绝献出封地，于是他联合魏氏、韩氏两家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