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13/17页）

然而，骁勇而有谋略的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抓住了大明皇帝这个致命的错误，早已弯弓勒马等候时机的蒙古骑兵第二天将英宗及其扈从围困得如铁桶一般。怀来以西一百五十里的宣府，驻有重兵，但难以及时驰援。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蒙古兵突破皇帝行在外一道道防线——由于驻地水源被切断，明朝军队士气低落，国公、驸马、尚书、侍郎等数十位高级官员战死，撮弄御驾亲征的大太监王振，被痛恨小人误国的护卫将军樊忠一锤锤死。八月十五日（公元9月1日）——正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中秋节，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的英宗束手就擒。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这次事件被公认为是明王朝从强到衰的转折点。从此，明朝对北部游牧民族采取守势，用重兵守住九镇等据点，修筑长城，企图御敌于外，舍弃了成祖的国防方针——最好的防守就是出击。后世修史者又一如既往地为尊者讳，以阿Q精神书写皇帝被俘乃“北狩”。

这场巨变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于谦顶住了要求迁都南京的压力，力主英宗弟弟朱祁钰先监国，后称帝，是为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绝了瓦剌“奇货可居”的念头。第二年英宗被放回，回京后过了一段囚禁生活，最后趁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掌握国炳，于谦受到了清算，被杀。

“土木堡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多数人归罪于王振惑主，而英宗过于轻率地亲征——所谓的“浪战”。英宗原本可以避免这场浪战，皇帝亲征，多数是象征性的，固然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如果皇帝本人不是合格的军事统帅，往往弊大于利。英宗既不是也先这种马背上长大的首领，冒箭矢、逆锋镝习以为常，也不同于高祖朱元璋起于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不同于成祖这样的雄才之主，带兵“靖难”而登九五。英宗八岁登基，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连纸上谈兵的赵括都不如。

而专制最大的毛病是：没有谁能纠正最高统治者的错误。一种专制僵化的体制内，决策的正确与否，系于最高领导者的个人素质。若最高统治者昏庸，体质内储备再多的英才，也是枉然。

以英宗决定草率亲征为例，这不是个北征季节，因为历朝历代中原王朝向北征伐，多半是春季开拔，秋季班师。原因是这个季节天气暖和，既利于粮草的储运，也利于南方士兵的作战。而北方游牧民族正相反，他们一般是秋高草黄马肥的季节，向中原王朝发起进攻，此时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秋收结束，有了粮食，便于骑兵的剽掠。然而因为十四年七月，也先侵扰大同，参将吴浩战死。天朝的威严受到了挑战，所以英宗仓促亲征。兵部尚书邝野和吏部尚书王直的苦谏，英宗根本听不进去。

大军浩浩荡荡一直走到大同，早就摸清明军底细的瓦剌部避实就虚，不与锐气方盛的明军交战，而是等待其师老兵疲，在撤军途中伺机伏击。而撤军时英宗又听信了王振的话，不从大同南下蔚州，再经紫荆关回京师——这个路线可避开瓦剌骑兵的活动区域。王振这样的馊主意是出自私心，他是蔚州人，不愿意大军践踏他家乡正在收割的庄稼。而大军在十三日晚野营时，选择的是水源容易被人切断的死地。可以说，英宗从决定亲征到被俘，可谓每一步走的都是最臭的那一招。英宗手下那么多军事人才干吗去了？因为他们知道皇帝执拗起来，再合理的建议也不会被采纳，那么只能听天由命了。

公允地评价，英宗实在不算一个坏皇帝。他最大的特点是待人真诚仁厚，特别有亲和力。如果是个普通人，这些是优点，若当皇帝则是不足，那些成功的皇帝往往高深莫测、刻薄寡恩。明朝的皇帝和清朝的皇帝比，在“职业化”方面，普遍逊色，因为明朝不少皇帝太有性格了，也就是说太像普通人，性格中有那么一点“痴”。比如英宗到死都怀念闯下大祸连累他被俘的王振，以及后来总想带兵打仗的武宗和喜欢木匠活的熹宗。

英宗为什么偏偏相信一个王振的话，而轻率地亲征了？当然有他年少气盛以及过于信任王振的原因。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成祖朱棣篡位以来，几代皇帝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合法性”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