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能量获取：交替上升（第27/35页）

图3.23 高水平均衡陷阱

资料来源：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自20世纪90年代，来自彭慕兰等人的挑战重启了争论。我本人的计算结果是，1200年宋朝的能量获取水平与罗马帝国非常近似（刚刚超过每人每天30 000千卡），而在1800年，能量获取水平只比当时的西方略低一点（每人每天36 000千卡）。这将意味着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在1200~1700年增长了15%~20%。由于极少有历史学家对他们的早期现代时期生活水平提高的说法进行过量化分析，所以很难说我的数字是更接近于珀金斯/伊懋可/麦迪森/艾伦的观点，还是彭慕兰/王的观点。

然而，如果说1200~1700年的增长是一帆风顺的，似乎也不大可能。对长江三角洲一带新近的研究显示，有些地区这500年来的确很稳定，但总体而言，13世纪、14世纪和17世纪（也许稍好一点）都是饱受创伤的。尤其13世纪和14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下降、城市毁灭和贸易崩溃。我不了解对经济具体领域的详细研究情况，但非常粗略地推测，能量获取水平在1200年左右达到巅峰——勉强超过每人每天30 000千卡——之后，可能下降了5%。譬如，1300年为每人每天30 000千卡，1400年为每人每天29 000千卡。这将导致1400~1800年是比传统模式更快的恢复时期。在3个世纪中，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将提高20%。

图3.24 罗兹·墨菲关于1600~2000年西方崛起、东方衰退

资料来源：罗兹·墨菲，《外来者》（The Outsiders）

未来的研究也许能够得出这些瞎猜的答案，但总体画面似乎是可信的：1200~18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在稳定增长——实际上，按照前现代时期的标准，应当算是迅速增长；但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快得多。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诸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等历史学家们的主张——现代早期“东方的衰退”和现代早期“西方的崛起”对于促成19世纪西方的统治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必然是错误的，除非我们能发现证据，能证明公元1400年前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已经上升到足以与19世纪的西方相匹敌，然后又下降了——实际上，这似乎正是墨菲的图（y轴上没有数字）想展示的。

图3.25展示了我对公元第二个千年东方能量获取状况的估计。

图3.25 公元第二个千年的东方能量获取情况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公元前200~公元200年）

古代中国在汉朝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通常被划分为西汉/前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9年）、王莽改制时期（公元9~23年，也称为“新朝”）和东汉/后汉时期（公元25~220年）[2]是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帝国，在很多方面都堪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然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人将罗马帝国与汉帝国进行系统性的比较，而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考古证据的全面比较，如能以量化的形式更好。除非有这样的比较结果可供利用，否则这部分的估计必然是非常印象化的。

最普通的对汉朝经济的研究结果，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统计数字，但文献资料和对汉朝考古证据的定性分析，的确使尝试性的计算变得可行。汉朝最发达的农业在中国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但似乎明显不及当时最高产的罗马帝国先进。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显示，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即使最成熟的铁器加工业都无法与罗马帝国相比，而且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铁器只是非常缓慢地在中国农业中得到推广。公元前200年时，青铜工具、木制工具，甚至骨制工具和贝壳制工具，都比铁制工具要常见。关于犁的考古证据是有争议的，金属头的犁似乎到东汉时才得到普及。大规模使用犁牛和用砖衬井进行灌溉，似乎也是东汉而不是西汉的特色。文学作品也描述了一系列汉代出现的耕作方式改进，起始于公元前100年左右赵国的轮作法，但这些改进方法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实施了，就不得而知了。很多最高产的技术和机械也许只局限于东汉的精英阶层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