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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旧日塾师，我听出了他的声音。我笑着转过身，“魏先生。真想不到，我和婆婆刚做完一首诗就遇到了您。”然后我住了口。魏老师旁边站着一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里面的蓝白色条纹衬衫搭配一条难看的绿棕相间的领带，看上去很不协调。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让我猛地意识到自己有多傻，简直像一个急着讨好老师的女学生。

“郑惕是我侄子的朋友。”魏先生说，“你可能知道他的笔名，叶疏离。”

现在，我真的觉得很尴尬了。叶疏离是一位著名作家，我在上海《世纪风》杂志上看过他写的故事和诗歌。我刚想说一两句赞美的话，阿梅挣脱祥妹朝他跑了过来。

“你是军人吗？”她问。

他笑了起来。

阿梅歪头看着他，“你不是我爸爸？”

这一次，我们全都笑了，阿梅却哭着跑开了。我可怜的宝贝女儿，她已经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了。

“过来，宝贝。”我把阿州交给婆婆抱，向阿梅伸出双手。

“我不该笑。”郑惕说。他打了个响指，招呼卖糖葫芦的小贩过来。“给小姑娘的。”他说着把一串糖葫芦递给我，“这是赔罪礼物。”

阿梅抱着奶妈没有动，努力维持着一个两岁小孩的自尊心。然后，她的目光被裹着一层蜜糖的深红色糖葫芦吸引了过去。她伸出手嘟囔道，“我的。”

我们分手前，魏先生说下周在明月轩酒楼有一个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聚会，邀请我和婆婆带着新诗一起来参加，我听了更是尴尬得不行。阿梅黏糊糊的小手几乎快碰到我的头发，我跟老师解释说，我们随意发挥的打油诗，几乎算不上真的诗。“谢谢您，先生，我们真的不去了。”我抓住阿梅的手腕，向婆婆挥手要一条湿毛巾。

“要来啊。”郑惕反对道，“你们一定要来。魏老师太客气了，他没说这次聚会的真正原因。我们要为他55岁生日贺寿。”

“不，不，不，”魏老师说，“这不过是找个借口。”他俯过身低声说，“我们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还有其他一些事。”

我立刻明白了先生口中“其他一些事”的含义，随即打消了推辞的念头。我想听听塾师和他信任的那些朋友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肩负着寻求真理的责任，我渴望听到他们的真心话。

互相道别后，魏先生他们转身离开，我和婆婆相视一笑。“那个年轻诗人走路的样子像上海人。”她低声说，“你看，他走路外八字。”

我们到家时阿州已经睡着了。我把他抱到床上，然后和大家一起吃了中午剩下的狮子头和凉面。饭后，我爬到屋顶看日落，就像以前我和聿明常常做的那样。

与大地交接处的天空已经变成淡淡的蓝色和紫色，渐渐沉入海中的落日将最后一抹红色留在天边。我家的屋顶中间高，外围一圈是露台。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会在露台的竹竿上晾晒衣服；换季时，我们会把衣服和被褥拿到露台上吹风。我扶着还有太阳余温的栏杆，听着远处海鸥的叫声。归，归，它们已经喊了整整一年，声声呼唤着我的爱人归家，却依然没有唤回他。

海水吞没了太阳，一盏灯亮了起来，接着又是一盏。突然间，我觉得周围寂静得可怕。我探身朝栏杆外望去，想找到任何一个活物。但是，我家楼下的檀香树、扶桑花和茉莉花，所有的叶片都纹丝不动。我跑到露台的另一侧，拖鞋嗒嗒地敲打着地面，裙子沙沙地拂过双腿，可这些声音让我觉得离这个死寂的世界更加遥远。

自从聿明走后我常常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尤其是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四面都是墙壁，没有人看到我，没有人知道我。不是说我根本不存在，而是感觉自己很不真实，轻飘飘的，像个透明人或隐形人。现在，全世界似乎已经停止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屋顶的露台上独自徘徊。

我又跑回房子正面，努力找啊找啊，终于看见一男一女沿着巷子走了过来。他们经过露台下面时，女人戳了一下男人的肋骨。“你的话狗屁不通。”她说道。男人轻声笑着警告她“别在老虎嘴上拔毛。”他们一路说笑着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四周再次恢复了可怕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