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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去瞄上一眼。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弄到复印副本。”本特利教授说着，已转身拿上了衣服，“而且我敢说，荷默教授也不会知道，他人还在伦敦哪。”

本特利教授之所以胸有成竹，还得益于牛津独特的合议制：一个确保所有独立院校、系科资源共享的制度。而本特利教授正是合议理事会的当值理事，他拥有一个高级别的授权权限，用以监督每个院校的信息开放程度，当然，也负有保护相应的知识产权之责。

他们三人走出了学院大门，此时，门前的大草坪已沐浴在夕阳中，三一学院的外墙也变得通体金黄。那条长而笔直的过道，一直延伸到百米开外的街道上。

从三一学院所在的宽街向西走了一段路，他们又右拐向北走到了玛格达伦街，过了圣吉尔斯街的几个双向路口后，来到了一个僻静之处——蒲赛街，一个以诗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小巷。巷子两侧的建筑物多为三四层，落地窗衬着浅橙色的外墙，很是悦人眼目。

偶尔走过几个行人，他们与本特利相互点头致意。简洁而得体的问候方式。

本特利先生在一块并不起眼的门牌下站住了——他们到了“东方研究所”。他在这里有一间独立工作室，有时，偶尔也会在这里为三一学院的研究生开小课：“这是牛津流行的‘跨界教学法’的便利，你可以横向流动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宋汉城和直子跟着他走进了研究所的大门。

一个格局不大却别具特色的入口大厅，双翼围合着宽阔的楼梯；中间是一部用古雅的雕花铁栅栏挡着的电梯。时间已近五点，研究所里很安静，走廊里偶尔能听到一两声走动的脚步声。

手稿收藏室在四楼。荷默教授从伦敦大学带来的通信手稿就存放在那里，平时交由牛津博德里安图书馆保存和管理。

这真是一次学术追溯之旅。自从宋汉城收到那封神秘邮件，到现在已经十多天了，他好像正沿着中村、高木繁护以及更前辈的日本学者的学术轨迹一路探寻。我们一直在大乘佛教的格局内来探究佛教的真义，没有及时将目光延展到更开阔的界域，在研究的精深及方法的拓新上，日本走在了中国前面。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有可能开创新的局面。

佛教这个东方宗教正蕴涵着呼应未来世代的真知灼见。宋汉城已切身感受到它的深远意义，这赋予了他超出国内一般学者的信念。这并非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某种发掘新知的无尽渴求。自后秦弘始三年（公元四〇一年）鸠摩罗什被迎入长安以来，一代代的中土僧侣和求道者也曾怀有同样的热情和诚挚信念。重振玄奘、法显和历代大德的求道精神正当其时，今后的佛学研究应以探求人类真谛为惟一的坐标和旨归。而工作的展开，必须建立在广泛的个人觉悟和相互合作上。

宋汉城的旅程将他带到了这里，东方研究所四楼的特别收藏室。这里平时并不对外开放，因此，本特利先生按照程序得先去隔壁的办公室做个登记。

“本特利教授，您还没有出发去休假？”一头银发的女管理员问道。

“明天就动身，沃德丽夫人。今天刚好有两个朋友来牛津，我带他们来您这儿逛逛。”

“您和阿文登先生预约过么？”阿文登先生是牛津博德里安图书馆的总看管人。这是牛津的规矩，为了保证手稿的安全，合议会理事也需事前通报外来调阅资料者的意图。

“现在联系不迟，我这就打给他。”本特利咕哝着，“他的号码是多少来着？”他一边和沃德丽夫人攀谈着，一边拨着电话。电话通了，不过，本特利和阿文登先生在电话里聊起了度假地的地理优选问题，争论着秋天在哪个气候带度假最为适宜。本特利大笑着，因为他被阿文登先生的风趣给“逗乐”了。

好了，铺垫结束，本特利导入了正题，说得很随意：“理查，我有两位亚洲朋友，哦，是的，是佛教学者，恰好在我们的馆藏里有其中一位朋友的祖父当年留下的学术通信。我想我们应该欢迎这样怀旧式的访问，不是么？”

随后，他挂了电话。

女管理员不久就收到了回复，阿文登先生从总馆发来了一封许可参观的电子邮件。现在，本特利只需填写表格就行了。如果是正式程序，他还得把客人带到阿文登先生办公室，颇费一番周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