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传 金木夜行考： 1911 大夜弥天（第4/21页）

刚到哈尔滨时，伍连德去了趟俄国传染病院，那里是集中收容治疗鼠疫病人的地方。他在自传中说，那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探访，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传染病房里的医生竟然没有戴口罩。在伍连德看来，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

负责鼠疫治疗的俄国医生毕业于基辅大学，他使用当时最先进的鼠疫疫苗治疗病人。但是，伍连德有预感，这场鼠疫不同以往，从前的鼠疫只在人鼠之间传播，这次却能人传染人。他写道：“轮到伍博士检查时，他伸直手臂尽量抻长双耳听诊器的管路，只从背部听诊肺部，并扬起头以避开病人。在病房里的10分钟，让他万分紧张。”[5]

林家瑞说，伍连德的判断是对的，这次鼠疫是肺鼠疫，“也就是能通过呼吸传染。”

他从棉衣口袋里掏出几个布片，递给金木，说：“这病没法治，染上就死，所以伍先生才用了隔离的方法。”

图为当时法国报纸《巴黎小日报》刊登的插画，介绍中国鼠疫，并明确指出是新型的“肺鼠疫”。1910年底爆发的鼠疫，最早由日俄医生和医院主管治疗，均判断为传统的腺鼠疫，也就是“黑死病”。伍连德到哈尔滨后，根据尸体症状和传染情况，推测是经呼吸传染的肺鼠疫。此推测后得到了实验验证。当时，除了伍连德，清廷还派去了时任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法国医师梅尼。梅尼医师曾在1908年参与过唐山的腺鼠疫防治，希望自己能取代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但遭到了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拒绝。到达哈尔滨后，梅尼去了俄国传染病院，却因未戴口罩感染了肺鼠疫，六天后死亡

布片是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臂章，代表每个隔离区。傅家甸的百姓，包括医生、警察、军人，人人都要戴着所属区域的臂章，要想去其他颜色区域，得得到特殊许可。

“刚刚死去的佘先生，就是蓝区的病人，下午从疫症院跑了出来。”

根据病人的情况，伍连德把傅家甸的防疫医院分成了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每天，各区都派出四十多个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发现有人感染，马上送到对应的防疫医院。凡是与确诊病人接触过的，都要送去隔离观察。

佘先生五十多岁，是闯关东来的山东人，光绪年间就来了道外。他靠卖草药起家，家里有老婆，一儿一女。因为读过书，前几年在傅家甸做了私塾先生，成了有头有脸的学问人。八天前，他坐大车进了趟城，回来路上就发烧咳嗽，正好撞见急救队，直接给送去了疑似病院，当天就确诊了。之后，再没见过家人。

按防疫局的规定，确诊病人不让家人看望，“死的人太多了，能少一个是一个。”可这个佘先生是个老学究，见不着家人，他就闹，骂西医，说这不是治病，是关犯人。

金木问，看守应该挺严的，怎么就跑出来了？

林家瑞叹了口气，说这事很难办，“傅家甸就那么大个地方，没谁不认识谁的，大家都敬重佘先生，他跟看守说了点儿可怜话，一不留神，就摸出了房门。”

傅家甸滨江防疫疑似病院，图片来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

一出门，他撒腿就跑。看守去追，他疯了一样，从屋檐上掰了根冰溜子，差点没扎到看守的脸上。

林家瑞说，佘先生没染病前，就闹出过一件事儿：他到处找人说，伍博士一来，死的人就会更多。

金木问为什么。

“报应。他说这是老天的报应。”

林家瑞拉金木到酒店大堂沙发上坐下，讲了他和伍博士刚到哈尔滨时的一件事。

他们来之前，傅家甸只有两个北洋医学堂[6]的医生和五个助手。他们来不及处理死去的病人，尸体只能由警察拖去坟地埋掉，唯一的防疫措施是在病人家里消毒。

“每天晚上，街上都有人悄悄丢弃尸体。很多人不愿警察上门，不相信西医消毒。”

“不知道鼠疫病人的尸体会传染？”

林家瑞摇摇头：“我们来之前，并没有确诊是鼠疫。”

北洋医学堂采用的是法式教学，看重临床观察，但不太做实验。他们根据病人症状，判断是肺部感染疾病，但并没和鼠疫直接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