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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我觉得我算是个有自由思想的人，”我承认说，“但我也得考虑自己的退休金，这是很自然的。”

“当然得考虑了！你更喜欢混合的经济模式，对不对？你不喜欢大众贫困、私人富裕，我也一样。人性应当超越意识形态，你同意不同意？资本主义的火车已经脱轨，得趁着它毁掉一切之前把它拦住？你当然是这么认为的。你对环境相当关注，我敢肯定。獾啊，鲸鱼啊，毛皮大衣啊，发电站啊。甚至还梦想着大家能共同分享，在那些没有相互冲突的领域。兄弟姐妹们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让所有人都享有文化和音乐！大家能自由来去，能自己选择忠诚的对象！嗯，就是这些。”

“我觉得你说的挺合理啊。”我说道。

“你年纪不够大，还没经历过三十年代，我也没有。我要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就绝不会再容忍他们。我们是好人，我们都是这样的。理性的人。谢尔盖也是这样的。你和谢尔盖——我能从你脸上看出来，内德，你想藏也藏不住，你们俩是一样的人。所以说，别再把我描黑，把你画白，因为我们的思想是相同的，就像我跟谢尔盖一样。我们都站在同一边，都反对邪恶、反对没文化、反对低级下流。我们是‘不被承认的贵族’——谢尔盖就是这么说我们的。他说得没错。你也是其中之一，这可是我说的。我的意思是，还剩下谁啊？我们每天在周围见到的都是堕落、浪费和无礼，除了这些还剩下什么？整夜坐在上面的阁楼里转动着拨盘的时候，我们该听谁的啊？当然不听雅痞，这毫无疑问。也不听那帮养尊处优的家伙，他们有什么可说的？也不是那些挣得多、花得多的人，他们根本帮不上忙。当然也不是那帮整天念叨裤衩和奶子的人。我们不可能匆匆忙忙地改信伊斯兰教，对不对？他们那些国家之间正忙着打仗呢，还放毒气。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苏联人正四处抛弃责任，还穿上了刚毛衬衣183，对一个有感情、有良心的人而言，还剩下什么选择？谁还会拯救我们？还有梦想吗？安慰在哪里？友谊呢？总要有人来填补空缺啊。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外面。没有朋友我活不下去。认识谢尔盖之后我不能再这么活着了，内德——我会死的。谢尔盖是这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美酒、食物和欢笑，这就是谢尔盖。他是我生存的全部意义所在。以后会怎样？我想知道。在我看来，有些人可能会掉脑袋。谢尔盖的观念就是那样的。我在你身上却看不出来——反正我觉得我是看不出来。我好像瞥到了一点，不知什么地方好像能看出一种渴望，然后我就一点儿都吃不准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潜质。”

“考考我呗。”我说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本事。跳舞。你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心里把你跟谢尔盖做了比较，我觉得你比起他来恐怕是差远了。谢尔盖不会像个二流子似的拖着脚走进来，他简直像是一阵风暴。按响门铃，进门时好像这房子是他买下来的一样，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不过比你更警醒些——他在什么地方都坐不长，他这人有点坐立不安，连听歌剧的时候都也是那样。然后他像精灵似的咧嘴一笑，举起了杯子，里面是他自己带来的伏特加。‘祝贺你，尼莫先生，’他说，‘还是叫你C好呢？你赢得了比赛，我就是你的头奖。’”

他用手背抹了抹嘴，我注意到他刚才是在偷笑。“他真是个出色的人物，谢尔盖这家伙。”

他大声笑了起来，我也跟着他一起笑。莫德里安是他虚幻的自由，我在想。就像萨莉对我一样。

“他甚至连大衣都没脱，”他继续说道，“开门见山地说起了他的事。‘咱们要谈的第一件事就是仪式，’他说，‘尼莫先生，一点都不招摇，就是我的几个朋友——碰巧就是鲍里斯和奥尔加，还有委员会里的一两个显要人物，他们要给你和你在莫斯科的众多崇拜者之中的几位举行一个小招待会。’”

“‘在你的大使馆吗？’我问。‘我可不会到那儿去。我办公室里的人会宰了我——你不知道戈斯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不，尼莫先生’，他说，‘不，不，C先生，我说的可不是大使馆——谁会在乎大使馆啊？我说的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外语学院，他们要正式举行典礼接收你为荣誉学生，享受平民学生的全部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