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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了些绳子，”诺顿说，“在西藏，绳子总能派得上用场。但他带的绳子不多，攀登珠峰肯定不行……而且食物也不多，没有帐篷，没有普里默斯气化炉，甚至没有足够多的东西上三号营地……肯定没办法上到北坳……更别说上到五号营地或者登上北壁了。”

“这个叫布鲁诺・西吉尔的……”理查说。

“是个骗子，”诺顿上校说，“对不起，理查，我不想这么无礼的。但是，西吉尔跟媒体说的一切全是一派胡言。”

“所以，你从没见过西吉尔或者另一个德国人，包括那个跟布罗姆利勋爵一起遇难的梅耶吗？”理查问道。

“我们在山上或者冰川上的时候，方圆1000英里的地方都没听说过任何德国人。”诺顿上校说。他高耸的颧骨上泛起了红晕。我现在才想到，这杯苏格兰威士忌可不是他今天晚上的第一杯酒。要么是他的酒劲上来了，要么就是诺顿想到今年在试图登顶珠峰期间他们周围有德国人，感到十分愤怒，难以忍受。

“坦白说，我都被搞糊涂了。”理查说，“你们的探险队最后撤出大本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6月16日吗？也就是马洛里和欧文失踪八天后，对吗？”

“没错。”奥德尔说，“我们让最疲劳的登山者休息了，然后为马洛里和欧文，以及1922年失踪的挑夫立了碑，但16日下午，我们最后一批人离开了绒布河谷。当时除了我之外，探险队的其他成员身体状况都很糟糕，真是很奇怪：比如大伙儿的心脏均出现了问题，诺顿上校患上雪盲后还留下后遗症，大家都生了冻疮，身体极度疲劳，而高原反应不断，头痛。所有人都不停咳嗽。”

“在山里的时候我也咳嗽了，差点儿没要了我的命。”霍华德・萨默维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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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分批撤离时，部分人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大多数跟诺顿上校一起去勘探了以前从没去过的高里三喀峰下面的绒辖河谷，我们去往那里是征得当局同意的，在低海拔的地方休整十天后，我们艰难地回来了。”

“我必须把胶卷带回来，于是，我径直带着挑夫和骡子返回大吉岭。”诺尔上尉说。

“我们的制图师约翰・瓦斯・哈泽德希望将你们1921年探险时去过的地方调查完，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同意他陪同印度勘探人员哈里・辛・塔帕前往西绒布地区几天，6月16日，他们带着几个挑夫往西去了，我们跟两人道了别，那天，我们大部分人往北边和西边去了。”

“我独自一人出发的，还绕了道。”奥德尔说，“我想再研究下周边的地质情况。”

另外四个著名的登山家笑了。奥德尔对地质痴迷，即便在27,000英尺高的珠峰也不例外，俨然成了另外几个幸存者的开心果，否则，他们定会十分忧郁。

“我告诉奥德尔，在返回的途中，如果他能带上我们的运输官E.O.谢比尔，绕道100英里也没什么关系。”诺顿说，“西藏山区有土匪，至少谢比尔会说藏语。”

奥德尔看着上校。“爱德华，一个星期后，谢比尔向我承认，你曾警告过他，说什么我们这次探险结束后，他再也不想看到我。我记得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亲爱的谢比尔，你可能永远也不想再见到奥德尔。’”

诺顿上校低头看着酒杯，颧骨上红晕的颜色似乎更深了。

“但我跟谢比尔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对地质勘探十分感兴趣。”奥德尔继续说，“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靠。多亏了探险队的大部分成员在高里三喀峰背阴下的绒辖河谷休整了十天，我们及时在大吉岭跟探险队会合了，哈泽德带着塔帕和挑夫刚刚从新绒布的地图勘探中回来。”

理查从马甲口袋里掏出表，瞥了一眼，说：“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你们马上就要去参加晚宴了，我的朋友。坦白说，现在我完全不知道珀西瓦尔在哪儿了，更别提梅耶和西吉尔了。《泰晤士报》完整地报告了马洛里和欧文的遇难事件，同一个星期，这份报纸也报道了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在珠峰死亡的事件。我相信你肯定从大吉岭将这份报告用电报发了出去。如果4月24日，也就是你们探险队往南前往珠峰的那天之后，你们再也没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同时布罗姆利继续往西走，那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