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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握着萨默维尔的手，他的手长满老茧，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略显粗糙，看着他清澈的双眸，我总觉得这样的经历会让任何躁动的灵魂瞬间变得安宁。理查还告诉我们，萨默维尔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并不教条。“基督教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会真正受到审判。”萨默维尔曾经跟理查这样说，那是1922年的一次探险中，他们待在一个两人帐篷里，帐篷则搭建在一个白雪皑皑的高隘口上。

约翰・诺尔上尉是个瘦子，脸上布满皱纹，眼眶深陷，眼神焦虑不已。也许原因在于此：在1924年的探险中，诺尔拿出8000英镑，承担那次探险的全部费用，以此换取所有的胶卷和照片，他们甚至还带了特别设计的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上到北坳那么高的地方，拍摄登顶者的远景，不过前提是马洛里和欧文得登上珠峰。去年春天，他甚至带了一个用作暗房的帐篷到珠峰大本营，还付钱请了不少人携带洗出来的照片从珠峰跑到大吉岭，然后将照片邮寄给伦敦的大报纸。现在，他正在发行他最主要的电影《珠峰史诗》，但因为马洛里和欧文最后的行踪几乎都被云层遮住了——至少他们在北坳的行踪没被发现，人们在私下里说诺尔上尉对影片的结尾很不满意。除非诺尔的电影能在英美两国引起轰动，否则这个可怜的人那8000英镑基本上算是打水漂了。

我看着奥德尔，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在1924年这样一个秋天的晚上心神不宁。

约翰・诺尔上尉是最后一个收到乔治・马洛里信笺的，但我们今天晚上问候的最后一个人，既是地质学家，又是登山者，理查的这位特殊朋友，诺尔・奥德尔将永远是最后一个见过马洛里和欧文活着的人。

马洛里和欧文试图从六号营地危险的帐篷撤回的前一天晚上，奥德尔曾经孤身一身待在五号营地。他一个人前往六号营地的那天本来最适合登顶。那天晚上12点50分，奥德尔在26,000英尺的高度爬上了一个100英尺高的峭壁。那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马洛尔和欧文在靠近最后一个金字塔底下的山脊上。”

马洛里和欧文追悼会刚刚结束没几天，登山俱乐部会议人满为患，里面传出的消息令整个英国哗然，很多登山者，甚至包括同一个探险队的同伴都质疑奥德尔“亲眼目睹”之事。马洛里和欧文真会如奥德尔所述那样，他们会在下午12点50分就登上了所谓的“第三台阶”，把身影留在珠峰顶上白雪皑皑的三角岩上吗？这是有可能的，但似乎很值得怀疑。即使他们带了氧气瓶，这样的登山速度也令人瞠目。不可能，有人争辩道，奥德尔肯定只是看到他们在第二台阶攀登。绝无可能，另外一些离着珠峰十万八千里的专家也说，那时天色尚早，马洛里和欧文只可能在第一台阶，奥德尔肯定搞错了，尽管他有照片和地形图为证，说明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被山脊和山体挡住视线，看不到第一台阶。但是，当时云仅仅散开了一分钟，他只能瞥见两个影子正在爬山，视线很快变得模糊了，当然，前提是那两个影子是人的话（但很多登山家都认为那只是雪地上的两块石头而已）。

我们全都坐了下来，另外一名打着白色领带，穿着燕尾服的侍应依照我们的吩咐，拿来了威士忌，这时，诺顿上校打破了沉默。

“见到你真高兴，理查。真是抱歉，我们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登山俱乐部正式的晚宴就要开始了。既然你是皇家地理协会的会员，以前还是探险队成员，我们给你找个房间自然也没问题……”

理查挥手示意不必了。“我今天都没穿正装来，泰迪，而且也不合适。我就不参加了，我和我的朋友只是想问你们几个问题，问完就走。”

我们的酒水很快呈了上来，纯的威士忌，琥珀色，在雪莉酒桶里盛放了十八年之久。喝下去的时候感觉暖暖的。我的手没有哆嗦，但我总觉得会把持不住似的。我还意识到，我将来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跟一群令人敬仰的世界级登山家共处一室，这可能正是我紧张的原因。我并不害怕去攀登珠峰，但站在这群世界闻名的登山家面前，想到他们也有此雄心却未完成宿命，我不由得感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