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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道理。”库伦教士又给我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除了一件事。”

“哪件？”

“这个德雷顿医生，”他说，“不是个小子——不是‘他’，而是‘她’。准确地讲，是萨拉・德雷顿医生。”他举杯致意，然后一口饮下了酒。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大雨瓢泼，库伦不得不抬高声调，他的爱尔兰口音也更浓了几分。他在法衣外面罩了一件深色袍子，其中一位殡葬人员站在他后面，为他撑伞。只有一个人来吊唁。萨拉・德雷顿站在墓坑的另一端，她的身后也有个殡葬人为她撑伞。

她看起来不是四十八就是五十岁，可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她已经六十了。她身形瘦小，修饰得体，穿着两件套的黑色正装，戴着一顶礼帽。她的头发很短，精心打理过，发色已是灰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她都算不上漂亮——嘴巴太大，颧骨太宽，眼睛又是褐色——然而她的面庞是那样出众，一看就是经历过极度跌宕起伏的人生，却仍带有异乎寻常的沉静气质的人。若是擦肩而过，我定会回头瞥上她一眼，她就是这样的女人。

她完全不曾注意到我。我一直站在树荫下，尽管有伞，还是沾了一身的潮气。库伦主持完仪式，走到她身边，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她吻了他的面颊，转身走向教堂。殡葬人员陪在她后面。

她在坟墓边停留了一会儿，两个掘墓人恭恭敬敬地侍立在几码开外。我走上前，攥起一把潮湿的泥土洒向棺椁。她仍然无动于衷。

“您是德雷顿医生吗？”我说道，“请原谅我的冒昧打扰。我叫艾伦・斯泰西。不知道是否方便跟您聊一聊呢？顺便说一句，我可不是记者。”

她的嗓音比我想象中的更低沉，说话冷静，而且语调调节得恰到好处。她没有看我，开口说道：“我很清楚您是谁，斯泰西教授。三年以来，我一直在静候您的到来。”她转过身来，微微一笑。突然，整个人看起来魅力十足，好似回到二十岁的年纪。“我们得躲躲这雨，要不我们俩的身体可都吃不消。听起来像医嘱是吧，不过不收费。我的车就停在外面的路上。一起去喝点儿什么吧。”

她的寓所只有不到五分钟的路。她娴熟无比地高速开着车，穿过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就到了。房子坐落在大约一英亩精心照料的花园之中，山毛榉围在四周，从树林的缝隙中，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湾。这幢房子属于维多利亚风格。正面可以看到狭长的窗子和绿色的百叶窗，入口处还修了一座门廊。我们拾级而上。一位穿着黑呢外套的高个深色皮肤男子立即打开了门。他有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脸上戴着金属框的眼镜。

“啊，维托，”男人接过她的大衣时，她说道，“这是斯泰西教授。”

“教授[2]。”他略略欠了欠身。

“我们一会儿要在图书室里喝咖啡。”她说，“咖啡我来煮就好了。”

“好的，伯爵夫人。”

他转过身停下，用意大利语对她说着什么。她摇了摇头，也用同一种语言流利地回应着。然后，他从正厅后面的门出去了。

“‘伯爵夫人’？”我好奇地说道。

“哦，别听维托说的。”她客气而坚定地打发了我的探询，“他一贯装腔作势。这边请。”

房间淡雅别致。黑白格瓷砖的地板，弧形楼梯，墙上挂着两三幅油画，都是十八世纪风格的海景画。她拉开桃花心木双扇门，带我走进一间宽阔的图书室。书架靠在四面墙上，落地窗外就是花园。亚当风格的壁炉里，明亮的火焰欢快地跃动着；房间里还有一架大钢琴，上面摆满了银色相框的照片。

“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她问道。

“好的。”

她走到橱柜旁，在酒架边忙碌着。“您怎么知道我的？”我问道，“是库伦教士说的吗？”

“自从您开始研究哈里的事，我就知道了。”她递过来一盏酒杯。

“谁告诉您的呢？”

“哦，我的朋友。”她说，“以前的老朋友。他们都是手眼通天的人。”

于是，我想到了托尼・比安科，我那位在大使馆的中情局联系人，顷刻间兴奋起来：“我觉得谁也不愿意回答我那个关于国防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