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9章 没有他们不敢做的：都是人才（第7/9页）

计划经济时期，内外包工制得到延续，劳务派遣制度的雏形也出现了。在此期间，我国城镇就业人口以固定工为主体，其中国企固定工一般占到60%以上，集体企业也有大量固定工。同时，临时工暗流涌动：即便在国企中，临时工的比例也常年维持在10-15%之间，个别年份甚至高于20%。相对于固定工，临时工在诸多方面受到歧视。失业是当时工人最大的噩梦。在就业稳定性方面，固定工与用工单位之间没有劳动合同，除了大跃进失败这样的极端情况，他们享受着终身雇佣；而临时工做着临时性、季节性、或者长期性工作，当他们不被需要的时候，当他们生病、受伤、怀孕的时候，或者当他们行为失当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被解雇。临时工因为被解雇而自杀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工作环境安全性方面，临时工集中于低技能岗位，相对于固定工，他们更可能被分配到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岗位，却常常得不到足够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劳保用品，结果是他们的工伤和工亡率都更高。

在收入方面，固定工主要拿的是月收入，停止工作一、两天对收入影响不大；随着资历和职位的提升，他们可以期待工资沿着八级工资制节节攀升。相形之下，临时工拿的是计件或日工资：一旦停止工作，他们就没有收入，这限制了他们参加集体行动；而且不管他们总共加起来工作了多久，他们的工资往往停留在八级工资制的最低一档。固定工与临时工的收入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固定工雇佣临时工为他们工作，然后白白地赚取工资差价。在劳动保险和福利方面，临时工在生病、工伤、工亡、生育等方面的待遇显著差于固定工；固定工退休后可以每月拿到相当于原工资50-70%的退休金，而临时工则什么也得不到。至于米面粮油、肥皂、毛巾等小福利，临时工也常常在被忽略之列。在政治待遇方面，加入工会、党组织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这些官方的参政议政机构几乎是固定工的特权，临时工被排斥在外。在人格尊严方面，临时工经常被正式工看不起，也被社会上很多人看不起，以至于无法参加一些公共活动和购买一些稀缺物品。临时工身份是他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一些人甚至羞于将自己的临时工身份告诉约会对象，怕被对方嫌弃。

在这些共性之外，临时工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其中一个维度的差异就是其雇佣安排。

计划经济时期，固定工和单位之间不签订劳动合同。初期，临时工也不签订劳动合同。

1957年，在控制城市人口的大背景下，全国开始在临时工中推行劳动合同制，临时工由此又被称为合同工。这些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方便了用工单位解雇临时工。

同年，北京市政府要求城镇用工单位与农民工及其所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三方合同。合同在约定雇佣期限、工资等基本劳动条件条款之外，还约定了用工单位支付的工资在农民工和其所属合作社之间的分成；作为交换，合作社负责农民工在该单位工作期间的口粮，及其因病或者因伤被退工之后的生活，农民工也能参与合作社的分红。

国、务、院随后要求全国各地推行该经验。显而易见，这种安排下，农业合作社发挥了类似当前劳务派遣机构的作用。大跃进时期，这类工人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亦工亦农。

在上海，约定俗成的分成比例是：农民工只拿到自己工资的四成，合作社分六成，所以亦工亦农在上海又被称为“四六工”。在全国，合作社拿六到七成是司空见惯的比例。

大、跃、进时期，国家的劳动政策也由之前的提倡固定工逐步转向固定工和临时工并举，甚至提倡临时工，加剧了临时工的扩张。然而单个单位临时工的数量和工资总额长期受到国家控制。

为了绕过这种控制，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下，单位转向使用数量和工资总额都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外的外包工。这种情况跟2014年后国家加强对派遣工的规制，结果用工单位纷纷转向外包工如出一辙。

包工队的组织主体有很多。在城市，劳动部门和街道政府常常组织失业人员和家庭主妇，为其他单位提供服务；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比如交通运输局和手工业局，亦会组织起自己单位的职工和家属工，提供一些专业服务；在上海，只要集体企业愿意对外承揽业务，它们也具有做包工的资格。在农村，是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组织包工队。通常而言，包工队的组织者提取包工制工人10-25%的工资作为佣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