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一个孩子（第32/34页）
(26)曾经有非常多年的时间，诺顿持续向好几家药厂打听那四个被他留在岛上的梦游者的下落（包括伊瓦伊瓦、瓦阿娜、乌卡薇与韦伊伊乌），据说那几家药厂曾把梦游者带到了自家的实验室。也许并不意外的是，每次他都失望了。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他被迫遗弃的梦游者到底是被抓了、躲了起来（这似乎不太可能），还是死了（我们只能抱持这个希望，因为这对他们来讲是件好事），才没有被抓。
诺顿也一直在打听塔伦特的下落，但是没人能够或者愿意承认自己遇见过他。而且，尽管伊伏伊伏岛的森林有很大一部分被清除掉了，但理论上，塔伦特还是可以躲过外人的积极探寻，不被发现。
(27)诺顿这里指的是现代科学史上两个较为恶名昭彰且更不幸的人体实验计划。斯塔腾岛上的威尔布鲁克州立学校收容了大约六千名智力低下的儿童。1963年到1966年间，为了进一步研究甲型肝炎对患者的影响，那些学童被注射了肝炎病毒。这件事曝光后，社会大众当然义愤填膺，实验被喊停。至于两者之中较为有名的，则是发生在塔斯克吉的案例，这个计划的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1932年到1972年），研究者充满野心，实验方式是让亚拉巴马州的贫穷黑人佃农感染梅毒——虽然青霉素早就成为治疗梅毒的常用药剂，但为了研究他们，研究者并没有帮他们注射青霉素。
塔斯克吉丑闻直接促成了当代人体实验法规与准则的通过（而我们知道的生物伦理规范，更是与那一件事密不可分）。虽然国家卫生研究院在1966年成立了研究受试对象权利保护处，但是一直要到八年后，诺顿在这里提及的委员会才成立，并真正获得了监督与相关的权力。
该委员会的委员们于1975年造访了诺顿的实验室，亲自参观梦游者的安置情形。处境比他们恶劣的人体实验对象那么多，为什么他们决定聚焦在这少数几个人身上？迄今仍然没人能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只能想象，委员们应该是受到诺顿某个敌人的鼓动。那次访视通常被描述成“突袭”，身为权威的消息来源，我可以大声说并不是那样。然而，经过几次访视后，委员们的决议是：更社会化的环境应该能让梦游者住得更舒适，所以他们才会在1975年10月被移往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镇的索恩黑吉退休小区安置。
不令人意外，安置结果并不成功。即便在这个阶段，梦游者对环境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但在新环境里，他们有时还是会产生警觉，感到害怕，想念彼此陪伴的日子（过去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期间，他们都是一起住在一个大房间里）。环境、饮食方式与照顾者的彻底改变，对他们来讲很残忍，让他们更迷惘，退化情况也更严重。1976年2月，诺顿向委员会请愿，希望该会能够改变原议，因为梦游者显然出现了苦恼与忧伤等情绪问题。
请愿期间，不知道为什么，多家主流媒体得知了梦游者的存在（直到那一刻，这件事几乎未曾曝光）。三个月后，也就是在1976年6月，一个叫哈维卡（HAWIKA，“夏威夷人以愤怒杀戮行动报复白人帝国”的英文缩写）的夏威夷原住民主权促进激进团体，企图绑架梦游者未果。该团体声称要“代替所有密克罗尼西亚与美拉尼西亚地区原住民，展开对抗行动（但未曾说清楚到底想对抗什么）”，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想要“解放”穆阿和伊卡阿纳，但是遭到老人之家的警卫逮捕。当时已经坐上了轮椅的瓦奴，差一点被他们推上面包车。后来，大家才发现哈维卡有一个叫帕伊亚·麦克纳米的成员，曾经在索恩黑吉退休小区卧底，当了两个月的护工。麦克纳米和三名共犯都被判刑入狱，梦游者又被安置回了小区各自的房间。
很多人一发现我长期以来与诺顿于公于私关系都很好后，就会询问我很多问题。他们最先提问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关于梦游者：他们还活着吗？现在变得怎样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都还活着。夏娃已经二百九十九岁（因为我们假设她离开伊伏伊伏岛的时候，至少已经二百五十岁；她的实际年纪当然可能不止于此）。伊卡阿纳是二百二十五岁。瓦奴与穆阿分别为一百八十和一百五十三岁。（别忘了，这些数字都是根据乌伊伏历法算出来的。如果换算成公历的年岁，他们的年纪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