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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灭
作者：覃仕勇
内容简介
明末清初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短短的几十年间，干戈不息，烽烟遍地，万千子民归于涂炭，兆亿生灵化为枯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献忠、李自成、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孔有德、多尔衮、马士英、左懋第、阮大铖、李香君、侯方域、钱谦益、柳如是、史可法、高杰、夏完淳、陈子龙、李成栋、张名振、瞿式耜、张同敞、郑芝龙、郑成功、张煌言等等一大批史上著名人物分别以各自独有的姿态，相继登上历史的舞台，演绎出一场场回肠荡气、慷慨悲歌的时代大戏。在血与火，刀与剑的考验中，他们或是封疆大臣，或是百战边将，或是布衣文士，又或草莽英雄，甚至贩夫走卒、妓娼乞丐，都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做出命运的选择，英雄和汉奸，往往就在一闪念之间，挺过去，就能杀身成仁，名垂千古，绕不开，就会卑躬变节，臭名昭著。本书以民族大义和道德价值观作为忠奸、善恶、是非的取向，通过对他们每个人进行人性的分析，进行历史性的拷问，颂扬仁人志士的高尚爱国情操，揭露和批判无耻的卖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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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1644年，为皇历（黄帝纪年）4342年，天干地支纪年属于甲申年，也是大明崇祯十七年。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地图易颜色，江山付劫灰。
这一年的阴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草拟即位诏，尊西夏国主李继迁为太祖，改名李自晟，宣布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置百官，公开与明朝叫板，给崇祯皇帝写下战书，放话说要攻占北京。
正月初八日，李自成说到做到，百万大军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兵分两路：其一路入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趋居庸关；另一路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趋保定。两路齐头并进，直扑北京。
二月初七日，大顺军攻占太原。
三月初六日，惊慌失措的崇祯皇帝命令宁远总兵吴三桂放弃辽土，进京勤王。
三月十八日，大顺军来势凶猛，一举攻破北京城。
三月十九日，困守愁城的崇祯皇帝跌跌撞撞登上内苑煤山，以发覆面，自缢身亡。
历史在这一日定格，史学家宣布延续和发展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到此终结。
可是，大明王朝真的是在这一日灭亡了吗？
要知道，崇祯皇帝虽然驾崩，但大明帝国的绝大部分辖区仍是姓朱不姓李。
长江以南的土地，更是牢牢掌握在明廷官员手中。
而且，明廷设置有两个都城、两套行政班子，北京城是被攻破了，北京城内的行政班子是被解散了，但南京城还在，南京城内的行政班子还在正常运转，凭什么说大明王朝就已经消亡了呢？
这就涉及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王朝的终结？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认真考究起来，其实又并不简单。
说其简单，是武王革命，纣王死，殷商灭；汉高祖入咸阳，秦二世殁，暴秦亡。从这一点来说，国君就戮于敌手就意味着该国政权终结。
但，如若简单地按这一标准来定位王朝的消亡或政权的终结无疑是幼稚可笑的。
比如说，元宪宗蒙哥在南下强攻钓鱼城时被南宋的石炮当场击毙，可是谁也不会因此认为蒙古帝国已被南宋消灭。
除了像蒙哥这样直接死在战场上的皇帝外，间接地死于战场上的皇帝一抓一大把，比如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霸气十足的明成祖朱棣就死在征途之上。但成吉思汗、朱棣的事业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
又或者说，即使国君死在战争中，只要该国的政治力量还没遭受毁灭性的摧毁，该国就不算灭亡。
那么，将该国国君及其文武大臣来个一锅端，该国算得上灭亡了吧？
这个答案似乎对，又不完全对。
大明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和他手下文武大臣就在土木堡大战中被瓦剌军队全部擒获，但大明王朝并未因此而亡。
那么，是不是因为大明王朝的都城北京还安然无恙，大明王朝的政治中枢还没完全被摧毁，根基还在，所以王朝不算灭亡。
的确，都城乃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中心，地位举足轻重，它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政权的巩固与否。
很多时候，都城决战，即是敌对双方综合实力最高级别、最后搏杀的关键一战，都城的沦陷与否往往影响到政权的存亡。
但是，若真的把都城陷落作为判断王朝灭亡的依据，那又明显失之偏颇。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首都就曾被多次被攻陷过，从安史之乱算起，到朱温火烧长安，唐朝都城前后沦陷了七次，但前六次，大唐王朝都挺了过去，顽强地存活下来。
那么，如若君主及并文武百官被俘，都城又已失陷，是不是可以下结论：该国的统治已经灭亡了呢？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大军歼灭十万晋军，攻下京师洛阳，俘获晋怀帝司马炽，并纵兵烧掠，尽屠西晋诸王公及士民三万余人，情形惨烈无比，史称“永嘉奇祸”。
但，西晋并未灭亡于这一年。因为，晋臣又在长安拥立了晋惠帝的侄子司马邺为帝。
西晋王朝的结束，是以司马邺于建兴四年（公元316年）的出降为标志的。
西晋王朝虽然结束，但司马氏的晋政权并未因之退出历史舞台——琅琊王司马睿在江东立定了脚跟，建立了东晋王朝。
司马氏的晋政权的真正终结时间是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该年，司马德文把帝位禅让给了宋武帝刘裕。
说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君主易姓通常有两种方式：革命和禅让。
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命讲究的是被革的政府在气数已尽、遭受万人唾弃的前提下，被“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新兴政府取代，该新兴政府才会得到人民的承认和拥护。
然而，当年汤武革命，真的是夏、商的气数已尽了吗？
未必。
“气数”本身是一个形而上的词语，看不见，摸不着，纯属胜利者为了粉饰自己的行为道德及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理、合法依据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说法。
就拿明末的情况来说，李闯的大顺军虽然占据了大明帝国的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很大一片地盘，但这些地盘当中也仍然有相当多的地方还掌握在大明政府军的手里，淮河以南绝大多数地区仍然遍布大明旗帜，甚至可以说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都是大明政府的天下。
而且，崇祯即位以来，尽管北中国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战乱不断，灾难连连，但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全国税收的将近一半，财源滚滚，既富且庶。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有一百多万，其中的左良玉部数量有八十万之多，其余如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部，人数均有数万以上，此外，还有分布在东南沿海的郑芝龙水军、远在云南的沐氏所部少数民族士兵等。
既有财政上的保证，又有数量可观的军队，更有广大的地区人民作为后盾，在这个时候就认定大明王朝已经灭亡，多少有些说不通。
要不，您凭什么说大明帝国的气数已经尽了，李闯王的大顺军就“顺乎天而应乎人”了呢？
当然，如果李自成能得崇祯行禅让礼，像司马德文把帝位禅让给了宋武帝刘裕一样，则足可定义大明王朝已经正式死亡，而大顺立国，也就名正言顺了。
但纵观大明一朝，各代皇帝奉行的都是一种不和亲、不赔款、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的刚烈信念，要崇祯行禅让礼，只能是做梦！
既然崇祯不肯行禅让礼，那大明王朝的灭亡就必须以一种更加悲壮、更加惨烈的结局来收场。这种悲壮和惨烈，应该远超南宋的灭亡。
那么，南宋是怎么样覆亡的呢？
《宋史》的结论是：“张世杰死遂宋亡。”
注意，张世杰并非宋朝的皇帝，而是宋朝的一个大臣。
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临安沦陷，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帝被俘。张世杰与另一大臣陆秀夫领宋朝宗室出逃。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元军大举进攻，张世杰率军抵抗，不敌，丞相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幼帝昺跳海而死。
奉命死守帝都厓山的张世杰大哭道：“吾先立一君，不想身亡；复立一君，此君亦亡，这可如何是好！”不久，也壮烈殉国。
历史上就将“南宋灭亡”定于“厓山大战”之后，即1279年。
而现在的大明王朝还没到南宋流亡海上的地步，甚至比北宋灭亡、南宋建国时强得多。
北宋灭亡于“靖康之难”。
和西晋的“永嘉奇祸”相似，北宋的徽、钦二宗及众多的后宫嫔妃、凤子龙孙、王公大臣、士民近十万余人被女真人掳为奴隶，但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大难不死，南渡临安，又建立了南宋。
所以，即使大明王朝都城陷、宗庙隳、帝王死，但其仍然可能与晋、宋两朝一样，另外在南方开辟一片新天地，建立一个与原北京政治中心相对应的“南明”政权。
而且，与晋、宋两朝相比，大明王朝甚至更具有建立“南明”政权的优势。
首先，诚如前文所述，崇祯虽死，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掌握在大明官员手中。
其次，明朝自明成祖之后一直实行“两京制”，南京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虽然在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终归是一个有形的实体，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说起来，南京既是吴、晋、宋、齐、梁、陈六朝古都，又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鼎江山的都城，虎踞龙盘，坐拥长江天险，且长江东延一直到江阴、南通，其入海口处，江面辽阔，宽有三十多里，自古便为南北天堑。长江之外，北方又有淮河可恃，若能凭临淮河，步步北推，自可扫清河朔。
所以，虽然北京都城已经失陷，但许许多多的明士大夫并不认为世界末日已至，大明王朝就此消亡，他们都纷纷南下，渡过淮河、长江，投向南京。
也就是说，大明王朝的历史还远没有结束。
事实上，崇祯之后，大明朝还出现了三位皇帝，是为“南明三帝”。
朝鲜学者成海应在《正统论》中称：“皇明虽残破，然弘光皇帝在南都，则正统在南都；隆武皇帝在福州，则正统在福州；永历皇帝在桂林、在缅甸，则正统在桂林、在缅甸，天下之正义也。永历皇帝崩，正统于是乎绝矣！”
在成海应看来，到“永历皇帝崩”，才算作大明王朝真正灭亡。
那么，到底是谁最先把大明王朝的死亡时间定在了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呢？
是清朝所编写的《明史》。
清廷于公元1644年入关，该年就计划编修《明史》，次年（公元1645年）就正式开始编纂。
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是因为清政府在中国立足未稳，此时编写《明史》，即可以向天下宣告，明朝已经灭亡了，大家就不要白费力气了。另外，还可以把灭亡大明王朝这笔账记在李自成的头上，自己和李自成开战，那是替明复仇，笼络明朝遗臣，争取天下民心。
可见，公元1644年并不能严格算成大明王朝的终结时间。
那么，在公元1644年以后，在弘光、隆武、永历三帝活动期间，又有哪些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发生呢？且看本书《明灭》一一写来。

1 说说明朝的两京制
明清史大家孟心史先生说：“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
孟心史先生认为：汉高祖和明太祖两人得国最正。究其原因，这两人都出身微贱，起事之初都没有任何凭借，且起事动机，不过是除暴安民，并无坐天下的野心。按照这个逻辑，如果要在这两个人中评定出“得国最正”的人，毫无疑问，当数明太祖朱元璋！
如《明太祖实录》所说：“相传，唐尧虞舜时代盛行的是禅让制度，禅让制度消失，又出现了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不过，成汤能够革除夏桀，全仗亳邑民众的资助；武王能够打败商纣，全赖西方部落的支持。即使像汉高祖这样的人物，虽说出身微贱，但也凭借其亭长的职位招揽到了一定数量的乡民。明太祖没有寸土一民，从白手起家，奔走呼号，海内响应，终于拥有了天下，真是史册所载，前所未有。”
此外，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王朝，是第一个将游牧民族彻底驱逐出去光复中华的汉族政权。大明王朝也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由北伐而非南下统一中国的政权。
这，才是朱元璋“得国最正”的真正原因。
说起来，汉民族政权沦亡于异族之手可不是一次两次，虽然沦亡之后，总能一次次复兴，但，哪一次复兴，能有明太祖朱元璋逐蒙元这样酣畅淋漓、这样大快人心？！
曾几何时，从黄帝、夏商周三代而下，中国总体呈东西方相争的政治格局，周、秦、汉、隋、唐建立了政权后，均立足于关中，目的是在防范西北游牧民族的基础上，进谋东部富饶之地。
而随着游牧民族发展重心的北移，自北宋开始，东西方相争格局转化成了南北格局。
明太祖在元末群雄并起之际，由淮河流域向南推进，稳扎稳打，取南京，占浙西，“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以南京附近的州县作为取天下的根据地，最后建都南京。
南京虽称六朝古都，但这六朝（孙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都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且国祚不长，传国不远。
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当然知道幽燕之地乃是南北相争的关键：汉族政权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占有它，则可挥鞭南下。
当徐达、常遇春所率领的明朝大军犹如旋风之势席卷幽燕大地，这片困扰了中华汉族人民整整四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终于回来了。
大明王朝的社会发展想要治隆唐宋，疆域拓展想要远迈汉唐，就必须把这片土地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永不再失。
这片土地离长江下游的南京有千里之遥，并且时时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要实现这一点，难度很大。
明太祖想到了迁都。
但北京历经辽、金、元等异族统治，胡化严重，还不适合作为新生明朝的国都。
迁都成了明太祖的一个心病，该心病，毕明太祖一生都没能解决。
最终，将国都成功迁到了北京的是明成祖朱棣。
虽说朱棣登上帝位并不是明太祖先前所设定的轨道，但朱棣迁都北京，绝对没有违背明太祖要迁离南京的本意。
燕王时代的朱棣在藩于燕地，多次与蒙元残余势力作战，深谙燕地的战略重要性。所以，他在即皇帝位后的第二年就改北平为北京，并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精心筹备，于公元1421年完成了迁都之举。
不过，在明仁宗、明宣宗两朝，北京一直被称为“行在”，即皇帝率文武百官驻扎的临时首都；这也就意味着南京还是大明王朝的首都，毕竟，它是太祖所定之都。
到了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北京才成为正式首都；南京被称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
这就是大明王朝“两京制”的由来。
虽说隋、唐两朝也有长安、洛阳两京，但明显可以看出，大明王朝的“两京制”与之相较有很大的不同——留都南京里面留置有一套与北京中央机构相差无几的政府部门，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堪称“朝廷的备份”。
“两京制”的形成，使北京成为明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南京则成为明朝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帝国的南北达到了一种很好的平衡。
不难设想，如果明朝一直将政治中心设置在南京，那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国北方将不断凋敝下去，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就得不到保障。
话说回来，虽然两京各衙门官员地位相同，但北京的六部等衙门却是手握实权，可以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是名副其实的中央权力机构；而南京各衙门官员多为虚衔，公务清闲，到此任职，则被称为“吏隐”。
在留都南京，除了“吏隐”的六部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六科给事中，都察院的都御使、御史，翰林院侍读学士等文官及充任监军的太监外，还有一类很特殊的人——勋臣。
所谓“勋臣”，即指国家元勋的后裔，这些人所构成的集团也称世袭贵族集团。该集团中比较著名的有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后人魏国公徐弘基；开国第一猛将常遇春的后人怀远侯常延龄；开国第一谋臣刘伯温的后人诚意伯刘孔昭；靖难功臣赵彝的后人忻城伯赵之龙等。尽管这些人都有一个超级牛的祖上，但作为功臣之后，他们世代被国家豢养了起来，在政治上并不具有很大发言权，只好悠游林泉，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自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动脑、动手能力相对较差。
衙门官员、太监、勋臣三类人员共同组成了南京政府部门。
这个政府部门有三个人掌握着实权，即：南京兵部尚书、提督南京军务勋臣、守备太监。
南京兵部尚书姓史，名可法，字宪之，又字道邻，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人。
崇祯皇帝曾有意提拔史可法在北京担任兵部尚书。有人却说：“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淮扬则平安无事；史可法一旦调离，则江淮危险，请圣上留他在南京以维系东南人望。”
崇祯经过慎重考虑，遂改任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主管东南一隅的军务。
提督南京军务勋臣的乃是忻城伯赵之龙。
担任南京内守备的大太监叫韩赞周。
张怡记载，崇祯末年，南京缺守备勋臣，廷臣经过讨论，首推忻城伯赵之龙。安排赵之龙担任提督南京军务勋臣的当日，崇祯帝带领三个儿子亲自接见了赵之龙，赐座、赐茶，特别交代说：“留都南京是根本重地，朕已经精心挑选及起用了两个人，其一为司礼太监韩赞周，此人忠诚勤谨，足当守备之任；另一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朕虽没见过他，但大家都说他大材堪用，朕便依言予以重用。现在加上你，一共是三个人，有你们三个人主持南京的工作，朕可以放心了。不过，韩赞周只擅长干扫地洒水之类的事儿，史可法出身于寒门，看问题的眼光恐怕欠缺。如果爱卿能与国家休戚相关，所起的作用会比韩、史二臣更大。朕也知道你一定会尽职尽责，所以朕委此重任于你。”

2 被时代推上了风口浪尖的史可法
据说，史可法的母亲在身怀史可法期间，经常梦见南宋忠臣文天祥——如果从解梦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很不吉利的，要知道，文天祥乃是殉国大英雄，一个孕妇屡屡梦见文天祥，这是不是意味着大明王朝有什么不测之祸呀？这也由此可知，这个传说多半是后人附会的无稽之谈。
史家世代为锦衣百户，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曾乡试中举，授官黄平知州，有仁惠之政。史可法的父亲史从质却屡试不第，仅为庠生。
史可法的资质远胜乃祖、乃父，很小的时候，就以聪明好学闻名乡里。
此外，史可法还特别孝顺。
俗话说，忠臣死忠，孝子死孝。一个能孝顺父母的人，必能处处与人为善，亲爱友邻，体恤他人，悲天悯人，从而精忠报国。
成年后的史可法身躯短小，肤色黝黑，相貌丑陋，口拙舌笨，不大会说话。但双眉带彩，目有精光，写得一手好文章，且胸怀大志，喜经世方略。
清初散文大家、古文“桐城派”创始人之一的方苞在他的名作《左忠毅公逸事》中记有与史可法有关的逸事。
说桐城先贤左光斗曾在京畿任学政，负责督察京师学官工作并主持京城地区的院试。某天，风雪严寒，左光斗带领几个随从乘着马微服私访，入一古寺避风雪。恰巧，史可法就索居在古寺内用功读书，备战科考。左光斗他们进来前，史可法刚刚写了一篇习作，累了伏在书桌上沉沉睡去。寺内没有炉火，寒气逼人，左光斗看着这个寒窗苦读的年轻人，关切之心油然而生，轻轻地走到书桌边，细细读了那篇刚写成草稿，喜其文才难得，便解下了自己身上的貂袍盖在他的背上，并帮他关闭好所有门窗。日暮，左光斗准备离去，史可法尚未睡醒。左光斗向寺内僧人问知了史可法的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该年院试（并非正式科考，乃是考生为了获得参加正式科考资格所必需的一种考试，也叫章试。由各省学政担任主考，考场设在学政巡回案临的府、县，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者称童生、儒生，通过了考试即称生员、秀才），官吏刚呼喊到史可法的姓名，左光斗灼然注视，睁大眼睛看着史可法。等史可法交上考卷，左光斗当面批他为第一名，定为北直隶八府之冠。
当日，左光斗与史可法的师生名分就定下来了。
左光斗带史可法回自己家，让他拜见妻子，对妻子说：“咱们的儿子皆碌碌之辈，他日继承我辅君治国事业的，只有这个书生可以担任。”
史可法家境贫寒，缺衣少食，左光斗怜他家贫，收作弟子，留于馆署，言传身授，辩论古今，情若父子。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左光斗任左佥都御史，先是与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接着又草奏弹劾魏忠贤等三十二斩罪，被魏忠贤构陷下诏狱，在狱中受到了炮烙酷刑，奄奄待毙。史可法冒着被株连的危险到狱中探望，左光斗大惊，怒骂道：“臭小子！这是你来的地方吗？！现在，国家大事已经糜烂到这个地步了，老夫算是完了，你可不能不珍惜自己而轻弃大义，天下大事就靠你们年轻人支撑了！快走，要不走，不用等奸人害你，我今天先打死你！”史可法含泪而出，逢人就说：“我老师的肝肠肺腑，全是铁石铸造成啊。”
史可法入仕的时间是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这一年，二十七岁的史可法参加会试，中进士第，被任命为西安府推官。试想想，左光斗遇害时，史可法还只是一介白身，可是左光斗却已认定了史可法是可任“天下事”的中流砥柱，真可谓慧眼识珠，有知人之明。
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到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史可法除了任西安府推官外，又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到了崇祯八年秋，史可法开始参与平叛剿贼，与卢象升、左良玉、刘良佐等人一起，立下了许多战功，曾一度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以及河南的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的蕲州、广济、黄梅，江西的德化、湖口等县，提督军务。
不过，因为没能在朝廷限定时间内剿灭叛贼，史可法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9年）遭到廷臣弹劾，被勒令戴罪立功。
史可法知耻而后勇，率领将士拼死作战，终于在英山、六合一带连续击败贼军。一时间，天下咸知“史都堂之兵号称强”。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史可法服岳父之丧离职。服满回朝，起用为户部右侍郎兼任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暂时离开了战场。
在主持漕运事务上，史可法也极有才干，其疏通了南河，使漕务工作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调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密政务。
崇祯皇帝有意提拔他在北京担任兵部尚书。有人却说：“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淮扬则平安无事；史可法一旦调离，则江淮危险，请圣上留他在南京以维系东南人望。”
崇祯经过慎重考虑，遂改任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主管东南一隅的军务。
到了南京，史可法深感南京的军备废弛，军队久不训练，缺乏战斗力，迅速制订了八条整革措施，并严格执行该措施进行练兵。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听说李自成要西出东征，攻取北京，史可法赶紧于四月初一领衔发布了“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赀急事”的南都公檄，火速率军进京勤王。
先后起兵勤王的江南官员有：在籍兵部侍郎徐人龙，主事雷祚，浙江台绍道傅云龙，台州知州关继缙、通判杨体元、推官张明弼、知县宋腾熊，在籍前靖江知县陈函，临川佥事曾益，吴县生员王圣风、徐珩等。
史可法大军到了浦口，北方突然有消息说崇祯皇帝已乘舟由海道南下，太子也从间道得以逃出。
在北京失守前夕以大学士身份退休南归的蒋德璟不知从哪儿得来消息，对史可法有鼻子有眼地说：“圣上已经从北京南来，有人曾在天津遇上，圣上与周皇后及内官数十人都穿着相同的服饰。”又强调说：“现在各郡各邑都不适宜在惶遽间设置龙亭哭祭。”
史可法一时惶惑无计，只好按兵不动。
没过几天，确切地说是四月初八日，淮安巡抚路振飞发回塘报，宣布了一个惊天噩耗——北京失陷，皇上驾崩。
这真是一颗重磅炸弹，所有人都被震傻了。
这个噩耗又在四月十七日，由北京逃出来的原大学士魏炤乘予以证实。
但史可法并不认为这就是世界末日。
是，大明王朝的北京是失陷了，但还有南京呢。大明崇祯皇帝是龙驭宾天了，但还可以再立一个新皇帝！
按照伦理，新皇帝的候选人当是太子无疑。
早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崇祯皇帝就将自己和周皇后所生、刚满周岁的长子朱慈烺立为皇太子了。
这位朱慈烺太子天资聪颖，跟随姜逢元、姚明恭、王铎、屈可伸、方逢年、项煜、刘理顺、吴伟业、杨廷麟、林曾志、胡守恒、杨士聪等名儒名臣读书，学习了许多治国做学问的道理。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李自成攻破太原，群臣有让太子南下监抚南京之议，但遭到了阁臣陈演、魏藻德等人的强烈反对。崇祯本人也悲观无比地叹息说：“朕经营天下几十年，尚不能济，哥儿孩子家，做得甚事？”此议遂被搁置。
等到北京的外城、内城皆已失守，崇祯这才吩咐太子和另外的两个儿子永王朱慈灿、定王朱慈炤（崇祯帝共有七个儿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三个）各自逃难。
可是，大厦将倾，他们能逃到哪里去？覆巢之下，又安有完卵？！
太子和永王、定王均消失在乱军之中。
国不可一日无主，就算不能马上拥立出一位新皇帝，也必须先拥立出一个藩王来监国。
立谁好呢？
按明代制度，南京兵部尚书位居留都百官之首，执掌着南京兵权的史可法被历史推上了时代浪尖。
史可法与南京守备太监及众提督南京军务勋臣就立君问题上展开了一番热闹讨论。
依据血统关系，除了崇祯帝皇帝的三个儿子与崇祯皇帝最亲近，及从法理上说，最有资格当皇帝的非福王朱由崧莫属。

3 新君候选人
福王朱由崧是崇祯帝的堂兄，其父朱常洵和崇祯皇帝的父亲朱常洛同为万历皇帝的儿子。
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原是万历母亲李太后身边的一名长相普通的小宫女，很偶然的机会，却被万历宠幸了。
“宠幸”是委婉的说法，其实是强奸。
那时，万历才十八岁，雄性荷尔蒙分泌旺盛，春情勃发，理智被情欲战胜，犯了错误。
事后，万历百般抵赖，打死不承认发生过这事。
但小宫女王氏怀孕了，并在九个月后生下了朱常洛。
可以想得到，朱常洛的到来完全是个意外。而朱常洛本人，应该不会受到万历帝的欢迎和喜爱。
万历皇帝喜爱的是郑贵妃，爱屋及乌，就特别喜欢郑贵妃后来所生的儿子朱常洵。
万历帝想把帝位传给朱常洵。可是，按照宗法制度，帝位的传承应该是这样的：皇位继承，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帝无子嗣，兄终弟及。
朱常洛和朱常洵都不是皇后生的嫡子，但朱常洛年长，比朱常洵整整大了四岁，是长子。
万历帝真不愿意把帝位传给朱常洛。
为此，迟迟不肯册封皇太子。
这个事儿，前前后后一共拖了十九年。在这十九年时间内，朝臣前赴后继，不断劝万历早日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哭骂、打闹、抗争，发生过无数鸡飞狗跳的事件，甚至是流血、死亡的恶性事件。史书上把这件事称为“争国本”。
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万历帝终于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做出了妥协，同意立十九岁的朱常洛为太子。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才算尘埃落定。
可以想象，如果万历皇帝真拿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坚持下去，或者心再狠一点，像晋献公害死太子申生一样提前害死了朱常洛，这帝位就轮不到后来的天启、崇祯兄弟来坐了。身居九五之尊的，那是朱常洵、朱由崧父子了。
所以，要在崇祯皇帝的儿子之外另找朱明子孙作为新君，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福王朱由崧。
当然，福王朱由崧之外，也有人提到了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
万历共有八子，目下还存活着的只有瑞王朱常浩、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
这三个人，都是万历帝的儿子，和朱常洛、朱常洵一样，是具有帝位继承资格的。
只是，瑞王朱常浩就藩于汉中，为避李自成之乱，早在七年前（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就遁入了四川，路途比较遥远。而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同为一母所生，两人分别就藩于荆州、衡州（今衡阳），最近，为避张献忠大军，一个逃入绍兴，一个奔至广西梧州。
而且，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都是福恭王朱常洵的弟弟，以“立长”论，比不上由福王朱由崧继位名正言顺；另外，他们的辈分比崇祯帝高了一辈，从名分上说，“侄死叔继”也不如福王朱由崧的“弟终兄及”合适；最主要的是他们离南京太远，一时也难联系得上，而福王朱由崧就与潞王朱常淓等人一同避战乱于距留都南京不远的淮安。
福王朱由崧既然在伦序和地理上占据了明显的有利地位，那么，在议新帝问题上，立福王的呼声最高。
淮安巡抚路振飞写信给史可法，强调：“按照伦常制度排序，帝位当在福王，先生请尽快确定社稷之主。”
大臣刘城也催促史可法赶快率领众大臣奉迎福王入南京，称“此中外臣民之愿也”。
工科给事中李清、吏科给事中章正宸、进士郑元勋等人均持相同态度。
但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南京大臣并不以为然，他们心目中的帝位候选人却是与福王朱由崧一起避难于淮安的潞王朱常淓。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钱谦益和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林党。
想当年，“国本”之争虽然结束，但紧接着又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和“梃击案”。
所谓的“妖书案”是有人托“郑福成”之名著《续忧危竑议》一书，“郑福成”三字分别由郑贵妃、福王、成功三个词语拆合成，书中所写，是说万历帝不得已立了朱常洛为太子，但过不了多久，就会改立福王朱常洵为太子。
“梃击案”则是有人持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似乎是要对太子不利，但此人却被守门的太监轻松制服。
显而易见，“妖书案”和“梃击案”就是“争国本”事件的延续，其表面似乎是皇帝的家事，但实质上却是影响国家发展的大事。
这两桩离奇的案子最终被万历帝压下去了，但疑云迷雾贯穿其中，让人挥之不去，遐想万千。
这以后，大臣们常借题发挥，“奏章累数千百”，门户之祸大起，形成了诸如东林党、浙党、楚党、宣党、齐党等党派之间的激烈政治斗争。
天启末年，浙、楚、宣、齐各党更是融入了魏忠贤所率领的“阉党”之中，结成了一个“反东林联盟”，进而与东林党展开了一轮轮你死我活的诋毁攻讦。
这些攻讦死人无数，大明朝廷内耗严重，元气大伤。
后人语：“大明亡于党争。”所语非谬。
钱谦益和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等人不赞成立福王朱由崧，是担心福王朱由崧一旦帝位坐稳，会翻起旧账，对东林党发起打击报复——要知道，在“争国本”及后来发生的“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就是东林党人，在这些事件中，东林党人所打击和排斥的对象就是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及其祖母郑贵妃。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自称牧翁、虞山老民、篯后人、聚沙居士，晚号蒙叟、绛云老人、敬他老人、聋骏道人、没口居士、东涧遗老，苏州府常熟（今属江苏）人。
钱谦益为时之文坛巨擘，独领风骚数十年。
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钱谦益参加科考，本来有望中头牌状元，但因浙江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韩敬行斥巨资作弊提前内定成为状元，钱谦益只好屈居探花。
钱谦益受科场舞弊之害可不止一次。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他任浙江省乡试主考，又被卷入另一场科场舞弊案中。
这场科场舞弊案把钱谦益害惨了。
以致他在官场上数番起落，最终还是倒在了权臣温体仁、周廷儒的联手攻击之下，落了个革职查办的下场。
所以，这个时候，他只是个在籍礼部侍郎，即官籍保留的“在野党”人士。
叶向高、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黄道周、文震孟等东林元老相继离去后，钱谦益俨然成了“文冠东南”的东林党魁、清流领袖。
许许多多不满温体仁专权的士大夫都投到了钱谦益的门下。
一时间，钱谦益的声名如日中天。
现在，大家都议立新君，钱谦益就危言耸听地对姜曰广、张慎言、吕大器、高弘图等东林党要人说：“潞王，是穆宗（隆庆帝朱载垕）的孙子，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的侄子，血缘关系很近，贤良聪明，可拥立登帝。当年，福恭王（指福王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觊觎帝位，几乎酿成大祸，如果他的儿子（指朱由崧）登上帝位，他势必为‘三案’翻案，将我们东林党人视为俎上肉。”
听了钱谦益的话，大家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避免出现福王对东林党“反攻倒算”的隐患，他们一致主张立与福王朱由崧同在淮安避难的潞王朱常汸，对外开出的理由是潞王朱常汸“贤明”，而福王“不孝”。
其实，潞王朱常汸是不是真的“贤明”，福王是不是真的“不孝”，这些人是根本无从知晓的，他们这会儿一个劲地瞎嚷嚷，无非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罢了。
而退一步说，就算他们真的了解二王的为人，那么，他们判定“贤明”和“不孝”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明朝制度，特别是宣德之后，藩王既不统兵又不治民，所谓的“贤”，不过是生活低调，不殃民，不扰民，仅此而已。
钱谦益等人节外生枝，另立潞王，非惹出大乱子不可。
想当年，万历喜朱常洵而恶朱常洛，又何尝不想以朱常洵的“贤明”来代替朱常洛的“不孝”，进而破坏“伦序”和“祖制”？而当时，东林党人就是用“伦序”和“祖制”为依据来战胜了万历。
现在，你钱谦益又一反争国本的逻辑来否定福王朱由崧继位的合法性，其所引起的灾难是不难预料的。
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就说：“光庙（指光宗朱常洛）居住在东宫为太子时，大家都以光宗为国本；现在光宗与熹、毅二宗（指熹宗朱由校和毅宗朱由检）已经绝嗣，就必须以福藩为国本。如果说潞藩可以代替福藩，就犹如当年福藩可以代替光宗一样，国本岂不乱套了？”
并且，潞王朱常汸只是万历皇帝的侄子，血缘上比福王朱由崧远多了，其继承法理甚至还比不上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钱谦益等人非要硬插这一杠子，真正是唯恐天下不乱！
扬州进士郑元勋预言：“若立潞藩，则大祸从此而始！神宗（指万历帝）当国的四十八年德泽久系人心，我等怎么可以舍弃他的孙子而另立他的侄子？一旦应该拥立的不予拥立，则天下宗室都有可能被拥立为君。那时，各路藩镇都拥立一个天子来号令诸侯，又有谁能制止？再者说了，潞王若真的登位了，则我等应该怎么安排福王？杀死他，还是幽禁他？天下各路军马从此将纷争不休了。”
的确，单就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就达到十五万七千余人。到了崇祯十七年，保守估算，宗室人口至少已经超过二十万人。如果个个都可有资格登帝位，那天下岂不乱了套了？！
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南京首席大臣史可法乃是东林党元老左光斗的得意门生，本来是想按伦序迎立福王朱由崧的，偏偏又在和东林党人私下讨论立君人选时口无遮拦地说了一句：“想那齐桓公身为一代霸主，用管仲则齐国大治；用易牙、开方则齐国大乱。现在，无论我们拥立谁，只要我们不全听他的吩咐，又会有什么祸患？”
此话一出，准备拥立潞王的人一片哗然，而准备推举福王的人更是对史可法痛恨无比。
史可法只好自掌嘴巴，不敢再坚持拥立福王了——再坚持下去，就有“挟天子令诸侯”的专权之嫌。
但，他也很清楚，立潞王朱常汸绝对是个错误。怎么办呢？
在无穷尽的焦虑和纠结中，他决定前往浦口同另一个手掌兵权的重要人物商量定策大计。

4 马士英定策
史可法要找的这个人乃是凤阳总督马士英。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初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年间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崇祯五年（公元1635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在宣府任上，因行贿被人告发，坐遣边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张献忠所部农民起义军的气势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马士英得以起用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风阳等地军务。
重新入仕的马士英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该年，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讨伐身亡，崇祯命马士英率军进讨。
马士英驱兵前往，连战皆捷，进而筑长围困城。
刘超为河南永城人，与马士英是旧相识，出城请降。马士英疑其有诈，待刘超甫一出城，便夺其佩刀，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掉城内叛军武装，将刘超捆绑成一个大粽子，献俘朝廷。
马士英此事做得干脆利落，得到了崇祯帝的高度赞赏。
也从这件事看出马士英办事有勇有谋，反应快，善机变。
当然，史可法找马士英商量定策大事并非是借重于马士英的谋略和机变，主要是因为马士英同样是手掌兵权的督师文臣，其直接节制着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总兵，若是得到马士英的支持，无疑会取得这几支军队的支持。
在前往浦口的路上，史可法已经琢磨出了一个折中之计，即既不立福王朱由崧，也不立潞王朱常汸，而立远在广西梧州的桂王朱常瀛。
史、马密商的过程是愉快的，结果也是史可法所希望得到的。
史可法说：“不管是论血缘还是论贤明，桂王都是最佳人选。”
马士英快人快语，答：“立桂王也很好，但必须从速。”
马士英这么配合，是因为他没料到自己会在史可法心中占据这么重的分量，有些受宠若惊，无论史可法说什么他都跟着附和。
因为太过于激动，马士英还想马上邀请南京各衙门官员齐赴浦口，以做成拥立桂王的事实。
史可法考虑到马士英所任的凤阳总督不过是地方高级官僚，无权召集朝廷大臣开会，没有答应。
饶是如此，史可法还是在第一时间内从浦口给南京高级官员发回一封亲笔信，直陈定策意见：“既然立福王、立惠王大家都有争议，不如二者皆舍而改立桂王吧。”
为了照顾到东林人士的情绪，史可法又郑重其事加了一句“至于潞王，可以仿古代兵马元帅的制度由他统天下兵马”。
对于这个折中方案，南京的钱谦益等人并没有太大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只要不是立福王朱由崧，一切都不是大问题。
但要立桂王，就必须从理论和道义上彻底否定福王。
于是，史可法给福王定下了“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的调子，剩下的事交给钱谦益等东林党人进行完善和补充。
这样，众东林党人士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对福王进行操行评定。
这个说福王朱由崧“在邸不类事”，那个说福王朱由崧“非天子器”。
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钱谦益等人最后总结出了福王朱由崧有七条不可登位的理由，即：“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提交给史可法。
实际上，给朱由崧冠以“七不可”的恶名，进而说他“不类事”，多为凭空捏造。
的确，老福王朱常洵为郑贵妃所生，深受万历帝所爱，封藩时得到了远远丰厚于其他藩王的赏赐，以至于民间流传有“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的说法。
不过，明成祖本身是由藩王举兵而取得帝位的，对藩王的防范就特别严苛，专门为藩王制定了许许多多不合人情的条令，有些甚至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了。比如说，亲王封国后非奉诏不得进京，且必须老老实实待在封地的百里之内，不得擅离封地，而且不能出现二王相见的现象。有违上述条令者，即革为庶人，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一律发往极边的卫所充军到老死。宗室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内，也必须每隔十日到地方衙门签名报到一次，但凡一次不到，就定罪议罚。还有，宗室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不得干预百姓的生活，所谓“仕宦永绝，农商莫通”……
正是在这些变态的宗藩条例的钳制下，大多数宗室蜕变成为被软禁于封地内不农不仕、啖民脂膏的造粪工具。
所以，以“不类事”来否定朱由崧，多少显得牵强。
另外，所提到的“七不可”到底是不是事实，也很难说得清。
据传闻（仅仅是传闻），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三深夜，李自成大军剽掠至怀庆府，朱由崧和嫡母邹氏一起从洛阳东门出去，因为李自成军来得太急，朱由崧急于脱身逃命，竟置邹氏生死于不顾，独自偷溜了，狼狈不堪地潜入卫辉府依附于潞王。如果这传闻是真的，那朱由崧在危难关头只顾着自己跑路，将嫡母丢弃在兵荒马乱的半道上，那自然是不孝了。但这事的另一版本是：怀庆府陷落当日，朱由崧和嫡母邹氏及续弦王妃李氏一同出逃，逃到半路，被李自成乱军冲散了，他只好独自一个人投入卫辉潞王府中。混乱中与嫡母走失，那是意外之事，强扣上不孝的大帽子，就太过苛刻了。
不管怎么说，民间既然流传有置嫡母生死于不顾的说法，判定朱由崧“不孝”，还算有点影子。
但除了“不孝”这一桩，其余“六不可”就根本无可考究了。
可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朱由崧背定了“七不可”的黑锅。
礼部的官员忙忙碌碌着，张罗着乘舆法物，准备前往梧州迎接桂王。
在这一关键时刻，一个小人物登场了。
这个人是个太监，姓卢，名九德，外号“胎里红”。
“胎里红”曾在宫中伺候过朱由崧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和朱常洵父子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时候在凤阳担任守备太监，是马士英的亲密同事。
从感情上出发，“胎里红”是希望故主之子能登上帝位的，从马士英口中，他得知朱由崧面临落选的危险，便四下奔走，串联起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总兵共同拥戴朱由崧。
宋、明两朝奉行的都是“以文制武”的文臣督兵政策，武将的地位极低，“立储”、“定策”这类大事，武将通常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土木堡事变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大明皇帝被瓦剌人劫持，形势万分危急，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也是全由于谦、胡濙等文臣做主，武将只能靠边站。
正德帝病死，无子无弟，拥戴嘉靖帝朱厚熜登上帝位的，同样是杨廷和等一干文臣出的主意，根本没有武将说话的机会。
现在，这三个武官承“胎里红”看得起，高兴之余，不免有些飘飘然。同时，也贪立“定策大功”，就鸡啄米一样点头同意“胎里红”的邀请，振臂高呼拥立福王。
马士英回到凤阳，得知高、黄、刘三人已经抱成团，一致协谋拥戴福王，叫苦不迭。
事已至此，如果还一味遵守和史可法达成的“浦口协定”，其结果只能是自己被军队架空。
向来以机变著称的马士英没有太多犹豫，迅速地加入了“拥福”行列。
史可法哪里知道马士英的变化如此之快，为了彰显自己迎立桂王的凛然正气，还煞有介事地把姜曰广等人所总结出来的“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项不可立福王为帝的理由写在信里，寄给马士英。
马士英将史可法这封信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
在他看来，一旦福王得登大宝，这封信将是以后要挟史可法的最佳法宝。
接着，马士英也提笔写了一封信。
不过，他这信不是写给史可法的，而是写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的。
在信中，他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
前文说过，韩赞周是崇祯专门钦点派到南京监军的大太监，是南京三大实权人物之一。接到了马士英的信，不敢怠慢，立刻遍邀南京各大臣到自己家中商议对策。
众人读了马士英的信，莫不震响失色。
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
现在，福王已经得到了三镇总兵的支持，大家还能有什么选择？
大家只好违心地表示同意，匆匆散去。

5 朱由崧登位
拥立潞王朱常汸最卖力的钱谦益从韩赞周家出来，一头钻入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家找高弘图通气。
大史学家谈迁时为高弘图府上幕客，目睹了钱谦益惊慌失措、满头大汗的丑态，尽述于《枣林杂俎》一书：钱谦益冒着酷暑天满头大汗走进高弘图府中，一句话不说，解开外套，连喝了三四碗绿豆汤，抹了抹嘴，又索汗巾擦干额头的汗，才问：“胶东（指高弘图，高弘图为山东胶州人）意欲拥立谁？”高弘图想也不想，说：“福王。”钱谦益脸色大变，一肚子不高兴，用力拱了拱手，告辞。高弘图挽留，并提醒他说：“大局已定，天子可不是我辈可以违抗的。”钱谦益如梦初醒，重新坐下，命令跟随在身后的仆人火速去订购乌纱帽，自我解嘲道：“我虽然被罢官，但已经获赦，来日一起候驾龙江关！”
原本，四镇总兵之中的山东总兵刘泽清是追随钱谦益一起拥立潞王的，但钱谦益既然这样见风使舵，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又已经明确做出了表态，他自己一个人势孤力单，只好也跟着改弦易辙，弃潞拥福。
福王继统之事遂无可更改。
最冤的是史可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成了十足的冤大头。
不过，这件事也怨不得谁，一切都是他自找的。
试想想，你本来就是南京最大的实力派人物，如果一早就当机立断，按照伦序迎立福王朱由崧继统，谁能阻挡？
所谓“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也！
而从马士英的角度来说，其临时变卦，也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其若不随风而转，势必为手下军队所架空，进而被其他从龙官员所淘汰。
为避免节外生枝，马士英率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卢九德等人在凤阳皇陵前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宣誓”活动，随后，亲自率兵前往淮安迎接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的舟船在从淮安驶往浦口的途中，马士英四处张发文告，称：“新君已定，但听传闻南都有大臣还持不同意见，马某为谨慎起见，勒兵五万，沿江驻扎，以备不测。”
此举明显是针对史可法了——你史可法公开、高调地指责福王“七不可”，会不会从中作梗？
读了马士英的文告，史可法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却也不得不红着老脸前到江边朝拜和迎接朱由崧。
但，这个时候，无论史可法说尽多少好话，表尽多少忠心，献尽多少媚态，都难以补救先前所说过的伤人之语了。
明末大儒黄宗羲天真地以为，这个时候，只要史可法捅破那层窗户纸，大胆向弘光帝解释，就说刚开始之所以有不同意见，那是对事不对人，主要是遵循圣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训导，现在嘛，群臣的名分已经定下，圣上就不要把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心上了。
也不想想，你史可法既然一点口德也不积，恣意对朱由崧的人品做了全面的否定，又岂是口舌之辩可以挽回的？
不过，这时的朱由崧潦倒落魄不堪，还不一定有觊觎宝位之想。
甲申年（公元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朱由崧的舟船在马士英等人的拥护下，顺利抵达南京城外燕子矶。
南京官绅无不前往参拜。
朱由崧头戴角巾，身穿葛衣，孑影空囊，楚楚可怜。
史可法远远见了，赶紧跪下叩拜。
朱由崧听马士英介绍得知是史可法，赶紧回拜，并伸手扶起史可法，目中流泪，口中喃喃说道：“家耻未雪，国仇未报。”
史可法代表南京大小官员启请朱由崧监国。
朱由崧泪流不止，推辞说：“大明宗室多有贤明之士，朱由崧才浅德薄，万不敢担任。”
五月初一，朱由崧在众人的拥簇之下进入了南京城。
诸臣挨次觐见，素衣角带的朱由崧面对诸臣行礼皆以手扶，待茶款语，极其宽和。
众大臣所说只要涉及要迎立他监国的事，他就极力推辞，说：“宗社事重，不谷（古代诸侯对自己的谦称）不佞不足以称宗社。愿请讨宜者，不谷不敢当。”
众大臣所说只要谈论及当前的国难处境，他就掩面而泣，一味强调：“封疆大计，唯仗众先生主持。”
五月初二，大臣继续面奏劝进，朱由崧仍旧推辞道：“人生以忠孝为本，今大仇未报，是不能事君，父遭惨死，母无消息，是不能事亲。断无登位之理。”
想那朱由崧，孑然一身，孤苦伶仃，逃难于江淮，餐风宿露，漂泊不定，嘴里所说，并没有旁人指点、教授，每一言每一语都出于其本人之肺腑，而且，在明成祖朱棣所定严酷藩王制度下，还能以国家大事为重，哪里有半点史可法等人所说的“七不可”的迹象？又岂能不令群臣感动万分？
群臣继续劝谏。
朱由崧看实在推不开了，便诚恳解释道：“听说太子及永、定二王就陷落在李自成的贼军之中，应该还有机会迎回。就算迎不回，则桂、惠、瑞三王都是本王的叔父，还是请各位先生从他们仨中择贤而立。”
群臣仍是执意劝谏。
不得已，朱由崧最后松了口，说：“那我就权且担任监国，登帝位那是万万不敢的。”同意了暂时出任监国。
当日，颁谕天下称：“天下不可无主，帝位不可久虚，诸臣执意根据伦序强行推举本王，劝谏的文章一篇连接一篇，本王实在无从推辞，就勉强循从群请，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三暂受监国之号。”
马士英有策立大功，位列文臣之首，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衔，仍任凤阳总督，入阁辅政。
史可法退居次位，仍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
两大阁臣，到底谁留京居守，谁出镇督师？马士英首先表态，说：“马某前年出擒刘超，艰辛劳苦，筋疲力尽，已经老无所用了。史老先生镇抚皖城时，屡建奇迹，如今淮安士民仰慕史公盛德，不亚于神明慈父，有能力督领这支军队的人除了史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史可法也清楚自己已不能见宠于朱由崧，又考虑扬州重镇委他人有失，只好自请出朝，督师江北，说：“马老先生言过其实了，马老先生言过其实了！不过，为国家效力，我怎敢挑肥拣瘦、贪生惜命？但凡对国家有利，无论是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史某甘愿受命！”
就这样，原先手执第一实权的史可法被排挤出新建小朝廷的政治中心。
魏国公徐弘基等勋臣向来敬奉史可法犹如神明，现在恨史可法两面三刀、做事无主见，人前人后一个劲地说史可法“勤王无功”“可杀”。
而钱谦益、吕大器等人眼看朱由崧出任监国，都担心朱由崧会追究起自己议立潞王的事来，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劝朱由崧登帝位。
这样，仅仅过了十二天，即五月十五日，后经群臣再三进谏，朱由崧只好同意登基，他说道：“先前我说得已经很清楚了，大家还是不停地连章劝谏，各位先生对我拳拳忠爱，无非是从国家大业出发。我也不忍心再坚持违背大家的请求了，暂且勉强从命，等选到了佳日便举行。”
择日不如撞日。
由不得朱由崧细选佳日，在群臣的强烈推动下，当日，朱由崧正式登上了大位，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6 南明镇将的本来面目
朱由崧初登大宝，便捐弃前嫌，广揽人才，任用大批东林、复社人士。
除史可法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外，高弘图也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并入阁办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亦入阁；另外，张慎言、徐石麒为吏部尚书，张有誉为户部尚书，顾锡畴为礼部尚书；又起用刘宗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翰林、卿尹、台谏、部曹等也都各有任命。
一时间，小朝廷整治得井井有条。
弘光本人也很勤勉，对大臣提出的各项奏疏都虚心听取，并经常召见廷臣，听取意见，处理政事，每日忙碌个不停。
不过，在乱世，军事建设的重要性远比政事重要。
由此，弘光厚封“定策元勋”高杰为兴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刘泽清为东平伯、黄得功为靖南侯。
高杰，字英吾，陕西米脂人，和李自成是同乡，跟随李自成起事。其本人长得精悍矮小，却勇悍绝人，为李自成麾下得力干将，军中绰号为“翻山鹞”。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李自成被明将贺人龙围于陇州。为了能逃脱围困，李自成施诈降计，派高杰向同为米脂老乡的贺人龙约降。高杰与贺人龙搭上线后，相互间来往密切，颇有弄假成真的迹象，李自成大犯狐疑。就在猜忌已生之际，高杰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迷恋上了李自成妻邢氏，一对奸夫淫妇，天雷勾动地火，迅速勾搭成奸。云雨过后，邢氏反复劝高杰脱离李自成。高杰遂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与邢氏一起率部投降了明将贺人龙，得授予游击之职。
降明后的高杰异常卖力，多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累功升任总兵。
崇祯八年（公元1644年）初，大顺军渡河东征，气势如虹，直取明都北京。大明王朝国势江河日下，大大小小的明廷将士望风而附。但高杰与李自成之间已有夺妻之仇，哪敢投降？只得仓皇遁逃，沿途纵兵大掠，由陕西经山西、河南怀庆窜入山东。
高杰进入山东时，崇祯皇帝已命丧煤山，百姓都认为天下要改姓李了，翘首盼望大顺军早日到来。
逃亡路上的高杰便假名“闯王安民”，冒充大顺军索取粮饷。其兵得了犒军的牛酒，狂走如骛，汹汹难遏。
马士英知他部下有悍兵三万、马骡九千，将他招至徐州，勉励说：“将军以身许国，当带砺共之。”
刘良佐，字明辅，大同左卫人，性情凶悍，喜骑杂色花马，人称“花马刘”。早年与高杰同为李自成手下，高杰护李自成内营，刘良佐护外营。投降了明廷，刘良佐长期在六安、庐州一带与农民军作战，因功得擢为总兵官。北京陷落时他率部屯驻在河南正阳地区，应马士英之邀转入南直隶。刘良佐的军纪比高杰还坏，沿途烧杀淫劫，无恶不作。临淮军民听说他的军队来了，莫不震响，严兵固守。刘良佐暴跳如雷，挥军猛攻，却屡不下。马士英于是让他移驻寿县一带。
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人长得白面朱唇，俊俏异常，遥望犹如画中人，但读书不第，只好投笔从戎，混迹于行伍间，并有幸在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中做上了个总兵之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崇祯帝派他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平日爱取活人心肝佐酒，说是“养胆”，但这“胆”终究没养成，与闯军对阵，往往未战先乱，一触即溃。为报战功，则捕杀无辜百姓以充战功，毫无人性。李自成进围北京，崇祯帝勒令他率部火速入卫京师，他诡言坠马受伤，拒不奉诏。崇祯帝又令他扼守真定，他仍旧拒绝奉诏，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当日大掠临清，率军往南狂逃，所经之地，皆焚劫一空。坐困愁城的崇祯帝为得他增援，拟封他为东安伯，但他已掠至瓜洲，既而盘踞于淮安，散遣义士，桀骜者借之部下，抢劫村落一空，无心事国。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本姓王，少时家贫，父亲早逝。黄得功十二岁时就膂力过人，胆略出众，好酒。其母酿酒藏于地窖内，黄得功循着酒香，潜入地窖，将酒喝得干干净净。母亲觉察，骂他，要他赔偿，他哈哈大笑，说：“偿易事耳！”不久，辽东战事起，少年黄得功持刀杂行伍中，斩首二级，获赏白银五两。返家，将银子交给母亲，说：“以偿酒也。”
长大成人的黄得功生得相貌瑰伟，胡髯两颐倒竖。投军在总兵黄惟正手下，出入战阵，过刀头舔血的生活，屡建战功，得黄惟正赏识，收为养子，从此改姓黄。长大成人的黄得功善饮细酒和火酒，酒量居然高达五十斤。上阵作战，头上扎巾紧缚，目瞳突出；仗着酒意，突入敌阵，所向无前。《明季南略》记其曾乘醉匹马裸身却敌，挥双刀将数十名蒙古骑兵杀得丢盔弃甲，因此获得了一个“黄闯子”的称号。
在黄惟正麾下，黄得功参与了援蓟门、战大沙河；援抚宁，战索罗岭；收复滦州、永平等重大战役；积功升至总兵。
黄得功在战场上的代表作为公元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的鲍家岭之战。
彼时，黄得功阵斩张献忠部将闯世王马武、三鹞子王兴国。王兴国为张献忠养子，骁勇异常。恶战中，黄得功面部中箭，却全无惧色，愈自奋、战弥厉，转战十余日，杀伤极多。
此战结束，黄得功声达御座，崇祯帝曾亲赐其药，以彰其勋。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黄得功移镇庐州。
马士英平河南永城叛将刘超一役中，黄得功出力最多，论功封为靖南伯。
四镇中黄得功兵力较强、军纪较好。
高杰、刘泽清都是临战脱逃的溃军之将，本应受到军法处置；黄得功、刘良佐在国家遭受大难之年也无战功可叙，一切全因史可法的迟疑和摇摆，竟让他们成了定策功臣。
镇守武昌的左良玉没有参加定策，但手掌重兵，也晋封为宁南侯。
左良玉，字昆山，山东临清人，长身赤面，力气绝伦，虽目不识丁，却有一身好武艺，尤善弓射，可左右开弓，百发百中。投入军中，曾与后金激战辽东，有战功，升为辽东车右营都司。左良玉有胆略智谋之外，又善抚士卒，颇有大将之才。虽在宁远兵变时被撤职，但因才干出众，终得复用，与名将曹文诏等人一起围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农民军。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督师杨嗣昌在崇祯帝跟前力荐左良玉，得拜“平贼将军”。改年，左良玉于玛瑙山大败张献忠，俘获张献忠妻妾，并擒杀了十六名流民军首要人物。杨嗣昌虽荐左良玉为“平贼将军”，但时间一久，便对左良玉的骄横表示出了不满，除了对左良玉留意约束外，又暗拟以贺人龙取代左良玉之职。左良玉以玛瑙山战功得加“太子少保”，贺人龙梦想落空，心生怨恨，索性将杨嗣昌阴事悉数告诉了左良玉。骄横跋扈的左良玉为了报复杨嗣昌，在川陕一战中放了杨嗣昌的鸽子，勒军作壁上观，冷眼看张献忠从川中杀出。张献忠既出，如同跳出八卦炉的孙大圣，一举而克襄阳。杨嗣昌气得水米不进，吐血而亡。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复围开封，左良玉奉诏驰救，却兵溃于朱仙镇。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左良玉获封“宁南伯”，坐镇武昌。
武昌扼居南京上游，而左良玉又有兵八十余万，号百万，堪为弘光朝的屏蔽，弘光朝廷因此进封他为“宁南侯”。
朱由崧登上帝位，言行谨慎，谦恭自省，多方听取的意见，其所宣布及实行的“国政二十五款”，原本很有一派维新的气象，但由上述军镇的跋扈情况可知，弘光朝不过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存在着致命硬伤的小政权。
这些缺陷和硬伤的形成，就因为史可法优柔寡断，徘徊犹豫，错失了决定社稷安危大计，从而使原本按伦序就可以继承帝位的朱由崧不得不求助于左良玉等武将，进而使左良玉等本来远离政治决策中心的武将跃居成了定策元勋，形成了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
太阿倒持，军人专政，汉末董卓之祸、唐末朱温之乱将不可避免。
一些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如焚。

7 欲哭无泪“老媒婆”
甲申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二十日国子监典籍李模就上疏说：“今日拥立之事，如果皇上不以得帝位为利，诸臣又岂敢以定策为名？现在，甚至各路镇将都成了定策勋臣。这真是可笑啊。试想想，镇将事奉先帝，没能收取尺寸之地；镇将事奉当今皇上，更没有半点汗马之劳。如果认真追究的话，这些镇将个个都是失地戴罪之人。将他们列为定策勋臣，他们也不害臊！”
江西总督袁继咸在朝见弘光帝时也就面奏说：“得到封爵的人是因为劝谏有功。现在，没有功的人得封伯爵，则以后有功的人就不会再参与劝谏；跋扈的人得封伯爵，则以后跋扈的人就会更多。”
弘光并非不知问题的严重性，但唯有长叹道：“事已成，奈何？”
四镇既以定策功封爵，“人人有门生天子心”，开口闭口一句“天子乃我辈所立”，一个比一个牛气，一个比一个嚣张，骄悍跋扈，桀骜不驯。
比如说，史可法讲话每提及“圣旨”二字，高杰不高兴了，就出语相塞道：“旨、旨，何旨也！尔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耶！”
黄得功听使者宣读诏书，不耐烦了，就挽起袖子，露出胳膊，掀翻案桌，大喝道：“滚！快滚！我不知道什么叫作诏书！”
刘泽清在觐见弘光帝时也曾大言无忌地说：“太祖太宗的天下，都是被文官给葬送了的，这些文官应该全关起来，等老臣杀尽李自成的贼兵后，再慢慢收拾他们！现在，请先废除科考，不要给他们提供晋升的方便。”
这些军大爷一个个牛气哄哄，对廷臣略有不满就叫嚷着要用军法斩脑袋。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更是尾巴翘上天了。
试想想，在崇祯年间他就敢抗旨不遵，阳奉阴违，养寇玩寇，这时候哪里还把弘光一朝君臣放在眼里？
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公开拒绝接听。
最后，是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等人苦苦相劝，他才同意接诏。
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也是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五月初八日史可法呈上“敬陈第一紧急枢务事”启本，建议设立四个藩镇，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封广昌伯，镇守凤阳、寿州地区；刘泽清封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靖南伯黄得功加封侯爵，镇守滁州、和州一带。四镇遥相响应，并成为保卫江南的第一道屏障。
史可法说：“自古以来，要守住江南，必须把守江的军队屯驻在江北地区。当年的吴、晋、宋、齐、梁、陈六朝那么弱小，还能奋起与北朝争雄于徐、泗、颍、寿各州之间，可知守江者绝不能仅仅将军队安排在江岸。考虑到这时候李自成的贼军气焰嚣张，我军士气低迷，一旦分兵则势单力薄，军队向北推得太远则后方就会空虚，所以，必须选择好防守要地，立定根基，然后鼓勇而前，再图进取。因此，从战略地形上考虑，我建议紧急设置四个藩镇。”
弘光朝廷听从了史可法的建议，在徐、泗、颍、寿各州之间设立了四个藩镇。
藩镇既设，则各藩镇镇将也就按照历史上藩镇的管理成例，成了独立一方的军阀集团。
为此，姜曰广和大司寇（刑部尚书）解学龙等上言，说，如果不想法改变这个现状，以后局面将不可收拾。
马士英的回答是：“好人由史可法做，坏人由我来做，绝对不干！”
其实，马士英虽然投机附和镇将得以位居首辅，但他同样受制于四镇和左良玉，毫无作为。
可笑的是，原本高杰是驻军于扬州的，为了牵制高杰，史可法就安排黄得功驻军于仪征。
与黄得功同宗族的崇祯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担心途中会遭到高杰、刘良佐等人的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相迎，双方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兵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黄得功三百精骑死伤殆尽。黄得功狼狈不堪，仗着武艺高强，杀出了一条血路，但也只是仅以身免。高杰还不满足，又趁黄得功离镇，仪征空虚，继续发大兵进袭。哪料黄军已早有准备，将高杰部打得满地找牙，就势歼灭了千余兵马。
怨仇结下，双方磨刀霍霍，意欲火拼到底。
史可法后悔不迭，失魂落魄地奔至仪征调停，苦苦劝说，让高杰认错。为做表率，他自己从腰包里掏钱偿补黄得功的损失，高杰无奈，也勉强同意送千金与黄母做寿，黄、高二人之间的矛盾才稍有缓解。但高、黄二部已经形同水火，再也不能相容。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高杰移镇徐州前，因贪图扬州富庶，想将家口安置于城内。扬州百姓恨高杰军平时抢掠焚杀太狠，集体罢市登陴，拒绝高军入城。这么一来，搞得高杰暴跳如雷，竟然尽起精锐，疯狂攻城。扬州进士郑元勋想充当和事佬，出面调停，却被因愤怒失去理智的扬州百姓当场击杀。
史可法又不得不焦心如焚地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反复劝说，一味姑息迁就，答应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杰军家口的安顿之地，一场纷争才算平息。
史可法为了协调这些骄兵悍将的矛盾，就经常这样多方奔走，穿梭其间，老百姓背后给他送上了一个妥妥的外号——“老媒婆”。
江淮一带有民谣这样唱：“谁唤番山鹞子来（高杰绰号），闯仔（黄得功绰号）不和谐，平地起刀兵，亏杀老媒婆（即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
听到这些民谣，史可法连死的心都有了，私下对人说：“天下大事已经糜烂不可为。先帝遇难之日，我待罪于南京，本应殉主自尽，只是念及国家大业，这才留下贱躯希望能为国家重建出一把力，哪承想竟然弄出了今天这个局面！四镇已经尾大不掉，现在能做的，就是将这四个镇将的头颅斩下，高悬在国门上，以警诫任事不忠者，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也叹息说：“马士英借四镇势力成就迎立大功，则四镇便成了马士英的同盟者。史可法为了将四镇争夺过来，就火急火燎地对他们进行加官晋爵。这么一来，官爵贬值，有识之士均知大明无望了。”
愤慨也好，悲叹也罢，全都无济于事了。
诚如李清所说：“如果众人当然果断地根据伦序迎朱由崧登位，那么登位后的弘光就不用依靠四镇护送到南京，则马士英和高杰这些人又哪里会有居功自傲的资本？”
种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
谁种下的恶果，就由谁慢慢去咀嚼、慢慢去品味。

8 “借虏平寇”到底靠不靠谱
朱由崧初登大位就发表宣言，称自己“痛感社稷已成废墟，激愤于父母之仇，誓与李自成贼人不共戴天，志图必报”，“朕日夜不能安睡，只思早日清扫李自成贼军，报大仇、除国难”。
应该说，朱由崧和他所代表的小朝廷把建国后的第一政治目标定位为报国仇家恨，这完全合情合理。
国都破、君王死、宗庙隳，此仇不共戴天。非报仇不足彰显立国的正气，非报仇不足振作军民士气。
但要报此大仇，难度不可谓不高，任务不可谓不艰巨。
想那李自成的大顺军挥师北上之时，兵若山移，马如潮至，北京帝都的陷落，不过旬月之间。现在重建的小朝廷所可以倚重的军队，不过是劫后余灰，积贫积弱，要灭李自成，谈何容易？！
值得庆祝的是，有消息传来，李闯的大顺军已于四月二十九日从北京撤出，望西而遁。
其原因竟然是大明王朝的平西伯吴三桂从东虏借得精兵，于山海关前把李闯大顺军打得落花流水，并乘胜追击，使得李闯难以在北京立足，夹着尾巴往西安方向遁逃了。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弘光君臣一个个弹冠相庆，交口称赞吴三桂乃是大明王朝的中兴良将。
弘光帝盛赞道：“吴三桂倡义讨贼，雪耻除凶，功在社稷。”
太仆少卿万元吉也跟着说：“吴三桂凭借一股忠义之气，力挡闯贼百万之众，并屡挫贼锋，凯奏收复京师，功盖天下。”
很多朝臣都将吴三桂比作中兴唐朝名将郭子仪、李光弼，说他与郭、李同功，甚至还有人说：“吴三桂克复神京，功在唐郭、李之上！”
好消息还在不断传来。
中兴良将吴三桂不但收复了神京，还引东虏大军在庆都（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贼军，阵斩李自成手下大将谷英。改日，又追至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大败贼军。
大顺贼军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手，而无还手之力，已难在河北、河南、山东之地立足。
可惜，史可法将四镇驻地和进取之基都定位在南直隶境内，其督师驻地更近在江北咫尺之地扬州，未能趁这大好机会收复河南、山东之地。
时人张岱就说：“史阁部这样的安排，是一大失着。”
曾任商丘知县的梁以樟直接上书劝史可法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江南之地，而应向北推进，其书侃侃而谈，说：“单单扼守长江并不是好办法。如果放弃了山东、河南二省而一味据守江北，则形势已屈，就算想要偏安一隅，也是不可得了！另外，高、黄、二刘四镇全都这样跋扈，朝廷应该将他们分散而不应将他们聚在一起，并以忠义相激励，阁部又大树兵以自强，就可以让他们听命于朝廷了。”
其实，梁以樟等人所说史可法如何不知？但现实根本不允许史可法有更大的作为。
试想想，高杰、刘泽清等人不过南逃奔命之将，因有“定策”有功，不免志骄气盈，留恋南直隶江北繁华之地，进而挟制朝廷，哪里还肯以国事为念？史可法此时不过一个失势悯墨之人，又哪里指挥得动这些骄悍跋扈的军大爷？他所能做的，只是焦头烂额地奔走调停于四镇之间，如奉骄子，不敢稍有差池。
由此，李清不无慨叹地说：“起初，四镇垂涎扬州繁华之地，史可法不得已，答应他们可以在战时将家眷安置在扬州，称彼此有份，可以免使一家独踞。即已经说好了是战时才可安置，不是战时不能安置，因为这事，朝廷不得不疲于奔命地进行调停，白白错过北伐良机，真是让人痛之恨之。”
现在，吴三桂已经取得了“借虏平寇”的初步胜利，如果能继续推行和贯彻“借虏平寇”这一政策，倒不失为恢复河南、山东的一条妙策。
遥想崇祯年间，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就曾提出过“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意欲效法光武帝修好与匈奴的关系，与满清议和，以得集中兵力扫除“流寇”。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务实的想法。
彼时，崇祯财政已经严重透支，入不敷出，很多部队的军饷一拖再拖，甚至欠饷长达五六年之多，军队士气不振、军心动乱、战斗力差，没有办法展开两线作战。
秦、汉、隋、唐、元等朝都是灭亡于民变民乱，鉴于这个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崇祯认为，满清不断与大明王朝为敌，其目的无非是要割据辽东自立并从大明帝国身上劫掠财物，与李自成等“流寇”相比，“辽事”不过是“癣疥之疾”，而“流寇”却是“腹心之疾”。
所以，崇祯曾一度考虑与满清议和，而求以全力征剿李自成。可是，大明王朝众多朝臣均以南宋绍兴年间的宋金议和为辱，众口一词地予以抗议和反对。
时至今日，从吴三桂借兵剿贼得胜的结果看来，与满清议和，并借助他们的力量彻底消灭李闯王，乃是最好不过的策略。
看来，是该考虑和满清议和合作了。
事实上，在吴三桂联合清军击败李自成起义军的提醒下，许多人也想起了安史之乱中唐廷借助回纥大军胜利平定叛乱的史实，开始从总结历史经验，倡议朝廷借虏平贼。
曾任大学士孙承宗幕僚的茅元仪就写了一部《平巢事迹考》，曾任史可法幕僚的姚康也撰了一部《太白剑》，两书均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题，分析唐朝在面对黄巢这类大规模反政府武装时，除了有郭子仪、李光弼这类中兴之臣效忠报国之外，还必须有李克用之类的沙陀兵入援方有中兴之望，进而反复论证目前借虏的必要性。
由是，“借虏平寇”的呼声越来越高。
大家都一致认为，有吴三桂的连战连捷，又有清兵的援助，大明王朝中兴有望，纷纷建议朝廷要尽快与吴三桂取得联系，发兵进至黄河一带，与吴三桂成掎角之势，一鼓而收取全功。
五月二十七日，马士英正式上疏“陈恢复大计”，提出“借虏平寇”的四个可行因素：第一，必须迅速奖赏鼓励吴三桂，通过吴三桂和清朝达成和议，使清朝与李自成形成两虎相斗之势；第二，江北、淮上的军队，赶快收拾山东，以策应吴三桂；徐州、寿州、安庆的军队，赶快收拾湖北、河南，以策应左良玉；第三，催促左良玉收复荆襄之地，为下一步收复陕西做准备；第四，川陕的军队开始经略陕西。
他说：“处理好这四点，则天下事尚大有可为。”
左都御史刘宗周也力挺马士英的提议，说：“火速派遣一名使者，抄小路北上，或者传檄燕中父老，或者号召塞上夷王。”
监军佥士宋劼则上《仇耻最极疏》说：“如今李闯逆贼北败于吴三桂，踉跄入关，军心已散，宜速传檄吴三桂提全师，号召秦、晋两边夙将义旅并力入秦。”
督师于江北的史可法则在六月间上《为款虏灭寇庙算已周，乞敕速行，以雪国耻事》奏疏，振振有词地称：“先帝以圣明之主竟然遇难于非常的变故之中，现就就算是斩下逆闯李自成的脑袋枭首示众，也不足以发泄宗社臣民的仇恨。因此，目前第一紧急要务，就是收拾李自成的贼寇。如若我们倾全力用在李自成贼寇身上，而旁边有人牵制我，则我们的力量就会分散；反过来，如期李自成贼寇倾全力用在我们身上，而旁边有人帮助我们，则李自成贼寇的势力就会削弱。近日宁远总兵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有人说是请东虏以破贼，又有人说是借虏兵以成功，众说纷纭，不知哪种是真。然而从情理上来揣度，这时北直隶地区应该是已经被东虏占据住了。只不过，只要虏人能杀贼，便是为我国复仇。不如我们就宽赦东虏人先前犯下的罪行，以报国仇家恨为重，给东虏人仗义之名，因势利导，借助他们强劲的兵力，尽歼李自成贼寇。臣听说首辅马士英已经着手筹办‘借虏平寇’相关事宜了，但这种事情讲究效率和速度，一定不能迟缓。谍报说虏兵已经南下，而李自成的贼寇又将东突，还没看见朝廷议定派遣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敕文，办理多少银币，派哪些人随同北上议和。议论即使再多，光阴易逝。真要等到虏兵到了眼前，我们再派人去跟他们交涉，那时，本来虏人有助我之心，反而被我所抗拒；又或者，虏人对我图谋不轨，而我反为欢迎，事情岂不弄砸！对虏人来说，他们看重的是我国的疆土，看轻的是我们先帝的仇耻，我们一旦示弱，就会增长虏人的威风，就更会显得中国无人而北伐无望了！臣敬恳陛下召集廷臣早日拟定文武兼备的人选，或直接拜会虏主（指顺治帝），或先与九酋（指清摄政王多尔衮）沟通。一应所用敕书，从速撰拟，一应所用银币，从速置办。随行官吏差役人数，应支付的车马粮食路费，一并料理完备。最好定在本月内起行，总之，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
史可法在呼吁借用清廷的力量全歼大顺军的同时，提出了紧急组建北使团北上和清廷洽谈合作相关事务的要求。
一时间，朝廷上上下下都是同一个声音，那就是尽快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军之力共灭“流寇”。

9 一意“折冲樽俎”的左懋第
经过通盘考虑，弘光朝廷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五月二十八日做出了慎重的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子孙世袭。加赐坐蟒滚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户部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自海道运送给吴三桂。其他有功将士，由吴三桂开列名单，以便给予升赏。
大学士王铎执笔，起草了加封赏赍吴三桂的敕谕，赏吴三桂军队粮食十万石、白银五万两。
弘光朝廷既然认准了要“联虏平寇”，就按史可法所说，开始着手组建“北使团”了。
最先报名加入北使团的是前都督同知总兵官陈洪范。
弘光朝廷考虑到陈洪范久历戎行，和吴三桂等人有旧，便于联络感情，就异常痛快地同意了他的申请。
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由于母亲病逝于京畿，请假守制不准，所以自请北行。
不过，在递交充任北行使节申请书时，左懋第并不很以和议为意，他主要是考虑到吴三桂独自一个人在北京孤掌难鸣，自己此番前去的主要目的是和吴三桂联系收复山东而已。
另外，马士英认为原崇祯朝太仆寺少卿马绍愉曾参与过崇祯、杨嗣昌、陈新甲等人所密商和议清廷事，并先后两次潜往义州（今辽宁省义县）与清人打交道，对清廷高层有一定的了解，又有这方面经验，是个难得的人选，特意提名，把他荐进了北使团。
这样，七月初五日，由陈洪范、左懋第和马绍愉三人为代表的北使团正式成立。
为隆重其事，加重北使团成员在北京说话的分量，南京朝廷进左懋第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都督同知陈洪范进太子太傅；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则进太仆寺少卿。
不过，将马绍愉安排进北使团，左懋第个人持反对意见。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门户之见、私人恩怨。
当年马绍愉受崇祯之命潜往义州和清人秘密和议，左懋第一口咬定他有辱国体，是通蕃卖国的汉奸，曾在崇祯面前大力予以弹劾。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
左懋第这会儿旧事重提，上疏说：“马绍愉往年赴清议和，为清人淫威所折服，奴颜婢膝，清人因此送给他人参、貂皮，有人曾弹劾过此事。其与清人交情深浅，臣的确不知，但听说其私下许诺输送给清人黄金十万，白银百二十万，逢人便颂扬清人之德。臣不方便与他同行。”冤家宜解不宜结。
弘光帝劝左懋第以国事为重，放弃个人私怨，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办好“联虏”大事。
皇帝既然都这样说了，左懋第也只好闭上嘴巴，但他已经预见到这次北行不会愉快。
除马绍愉之外，朝廷还给北使团硬塞进了一个人，这个人竟然是在松山降清的总兵祖大寿的儿子锦衣卫指挥祖泽傅。
可以看得出，朝廷是想借重祖泽傅以唤醒其父祖大寿的故国之思，更大地激发其表哥吴三桂（吴三桂之母为祖大寿之妹，祖泽溥与吴三桂乃是中表之亲）的报国之情。
似乎，没有人会想到祖泽傅会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会对发起明廷反戈一击，将南京朝廷的利益卖给清廷。
北使团是成立了，那么，北使“联虏”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到底要“联”到哪种程度才算完成任务，另外，你要“联虏”，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这好处的底价是什么？这些，朝廷并没有给三名团长明确的指示，只是含糊其词地说是“前往北京谒陵，祭告先帝；通谢清王，并酬谢剿寇文武劳勋”。
左懋第大为不满，上了一道《辞阙效言疏》，道：“陛下遣重臣以银币酬谢虏人，举朝均以为本来就应当这样。臣奉命到北都办理先帝的后事、暗访太子（朱慈烺）和永王（朱慈灿）、定王（朱慈炤）的消息及敕书中所说的与虏通好之事。陵京在北，实我故都，成祖文皇帝、列宗的弓箭已藏，先帝先后的梓宫未奠，就算是普通百姓都会守护坟墓，难道天子可以放弃陵园？虏酋如果真的急公好义就应该稳居在山海关以东，而安排勋臣吴三桂为京师留守，南北互市，即以山海关为界，恢复到万历以前往例，华夷各安其所，各得其欲，中国之利，亦虏之利。这是我所知道的。不过，道路传闻，闯贼盘踞晋中，以众多贼寇拒守紫荆、倒马、井陉等关，似乎贼寇不甘心与虏人为难。镇帅吴三桂鼓君父不共之仇，东虏能效始终不渝之义，鼓行而西，破贼于晋，追贼及秦，必尽歼之而止。即我国家亦应当兴师十万，以声讨闯贼大罪而诛之。臣过扬州，昭冏臣万元吉曾对我说：‘虏若肯为我杀贼，即可给其军饷。替我用兵则发饷，兵止则停饷，无岁币之议。’臣觉其言大有道理。”
按照左懋第的想法，清人要与我大明天朝修好，就必须退居到山海关以东的地方，京师交由大明勋臣吴三桂镇守，此后，两国互市，和平相处。
另外，清廷同意出兵协助大明天朝征剿大顺军的话，则我大明天朝可以提供粮饷，但“用兵则用饷，兵止则饷止”，没有岁币一说。
左懋第的条件，连马士英、史可法等人都觉得这对清廷来说太苛刻，试想想，现在人家已经控制京畿、山东、河南这些地方了，怎么还肯以山海关为界？而且，你要向人家借兵，要人家给你效力，你不但不给点看得到的报酬人家，还要人家把已经到手的东西交出来，和议肯定不能成功。现在形势已经和崇祯朝不同了，大明天朝所渴望的就是能和清廷效法当年南宋与金划淮水而治的格局，然后每年再给清廷交点保护费，仅此而已。
所以，马士英、史可法等人对左懋第所说不赞同、不鼓励，却也不反对，免得打击到左懋第“折冲樽俎”的积极性，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催促其抓紧北行。
户部尚书高弘图倒是补充了几个细则：一、割山海关以外地方与清朝，以山海关为界；二、承认清朝，以南北朝之例平等待之；三、确定岁币的数目，以十万为上限；四、改葬崇祯梓宫；五、两国建交，弘光帝年长，称“叔”；顺治帝年幼，称“侄”。
朝廷重臣越这样，左懋第越不安。
左懋第觉得，如果这次出使不是两个大国间的平等对话，那还不如申请由自己领一支偏师北上驱逐大顺贼兵，直接收复山东等地来得痛快。他不愿意充当一个可怜虫的角色向清廷求和乞兵。
于是，他又上了一疏，陈词道：“臣的官衔职务是‘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属于军事职务，带有封疆之重任，现在却要去和东虏洽谈输送金缯岁币之事，那官名就与职责严重不符了。况且，肩负这样的官衔前往虏人占据之所，臣是先往夺地而后经营管理，还是先经营管理而再夺地呢？”
又说：“臣研读《春秋》，素来遵守孔子的华夷之训，现在却安排臣前去酬谢虏人！臣原来请求北使的本意，是收拾山东，结连镇帅吴三桂，同时安葬臣母亲之骸骨。安排臣前去酬谢虏人，臣实在内痛于心。”
左懋第还建议：“如皇上由臣担任‘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请安排陈洪范同马绍愉北使，而给臣一支军队，好与山东抚臣联手收拾山东等地，臣就用不着北行了。如果坚持要臣同洪范北行，则应该除去臣‘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之衔，臣只接受议和的使命前往，拜谒先帝梓宫，暗访东宫、二王消息，赏赍吴三桂等，并宣布酬虏之义。马绍愉则没有必要同去了。”
完了，你就你要率领军队去收复山东等地，岂知不会挑起事端？又岂知不会搞僵明、清双方的关系？那样的话，议和还能成功吗？“借虏平寇”的策略还能实现吗？
史可法亲自找到左懋第，好言相劝，耐心解释说：“经理，不过是文字上的说法；和清人议和，是圣上的意思。您还是抓紧启程，别耽误了时间。”

10 要不要以史为鉴
没奈何，左懋第只得率团依期于七二十一日往北出发。携行物品有《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御书、赐蓟国公吴三桂等人的诰敕及给吴三桂劳军的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
随后，马士英等人觉得吴三桂收复北京的功劳这么大，劳军物资太少了，又下令再运送漕米十万石奖励吴三桂。
负责漕运的官员名叫沈廷扬，此人于崇祯年间多次办理海上运送南方漕米至天津及辽东松山前线，经验丰富。在这年五月间就曾向南京朝廷建言说：“臣从事海运工作多年，有舰船上百艘，全部高大完好，每艘可容纳两百人。船上水手，都熟悉水性，好勇斗狠，可训练成水师。如今海运已经停止，如果召集水师，训练上一段时间，沿江上下练习战法，交给臣统率，集成二万之众，便可成为一军，可保长江无虞。”
有廷臣按照他的思路，建议朝廷由海路出师北伐，以收复神京。沈廷扬当即表示说：“如果这个建议能实施，我沈廷扬甘当北伐军中的马前卒。”
现在，当政的马士英、史可法等人都以灭寇报仇为首要之务，哪肯擅启战端去与清廷争锋？
于是，北伐建议遭到搁置。
北使团终于出发了，路上大家走走停停，各怀心事。
临行前，左懋第曾提醒朝廷高层，要时时整顿兵马，准备渡河收复故土，并且指出：“只有扼淮河而守，方能凭长江而安！”
走在路上的左懋第还是不放心，又发回一道奏疏，说：“山东的民心迫切需要收拾，圣上请将此事交廷臣核议。现在山东各地的官吏、百姓皆划地而守，可惜抚、镇兵马不至，他们无所凭依，清人传檄责令郡县献籍，渐渐已有人奉命遵从。此事堪为惋惜。”
陈洪范、马绍愉两人则给吴三桂写信，说：“感清朝助兵之义，嘉老亲台破贼之忠”，“两国通好，同心灭贼”。又说，讲定和好之后“便是叔侄之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
镇守淮安地区的东平伯刘泽清看中了沈廷扬用以运粮的船只，将船只劫掠收归己有。听说北使团北上，也给自己的老朋友吴三桂写了一封信，告知吴三桂，南京朝廷已经任命了接管山东的总督、巡抚、总兵等官员，建议由吴三桂于山东开藩设镇，跟自己做邻居。
他还掉了个苏秦佩六国相印的书袋子，鼓励吴三桂“劻勷两国而灭闯”，“幸将东省地方，俯垂存恤”。
九月初五，北使团行至济宁。
济宁城里已经驻守了清军。这些清军听说是南京朝廷的使臣北来议和，居然一点也不客气，勒令南明使团必须立刻遣返护团兵马，否则不许入城。
左懋第气得鼻子都要歪了。
在左懋第看来，大明帝国虽然丢失了西北和北面的许多土地，但还是泱泱大国，天下唯我独尊，你东虏算什么东西？别看你们这时候小人得志，这种得志总归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从济宁清军的非友善态度看来，他已经强烈感到：这次北上和议不但不会成功，可能还会自取其辱！
实际上，对于这次北使与满清修好，进而“借虏平寇”，朝廷里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
给事中马嘉植就进言劝阻说：“现在我们最应该警惕的是，唐朝人乞师于突厥，宋朝人召兵于契丹，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如今我们不早做准备，万一清军饮马长淮，挟功邀赏，我们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
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则以“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徒然加快其灭亡的速度”的前车之鉴警告朝廷，高呼“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要求朝廷密敕“诸将奋同仇之气，大整师徒”，自强自立，收复故土。
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在此基础上更是上疏猛敲警世大钟，说：如今江东形势比晋、宋时期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朝廷以先帝后殉社稷之烈为念，以北方千万黎民尽为被发左衽为念，务必以进取为第一义，如若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
章正宸断言：“近来听传闻说闯贼李自成已经被斩，此事不可轻信。闯贼向来狡猾，其必定是奔走遁入陕西，等秋来再倾巢出动，与张献忠贼军联合，睥睨长江。又听说清虏占据我北都宫阙，动摇山东大地，北都当国大臣惊慌失措，损威屈体，大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臣既为之羞愧，又深痛恨之。”警告说：“一旦坐失战机，等秋来天凉，马肥弓劲，清虏必控弦南指，饮马长江、淮河；而李自成贼军又驰突荆襄，顺流东下，我瓦解大势形成，悔之晚矣！”
江西总督袁继咸也说：“闯贼被清兵击败，虽然可喜，但也可惧。清兵没来得及对我不利的原因就是因为闯贼还在，一旦闯贼灭亡，他们除了征伐南京，还能有什么好事？”
时山东总督王永吉派人侦得“建州精骑尽往征闯，北直、山东一带皆单虚”，向朝廷建议：清军乘虚击贼，所向披靡，其气必骄。另外，清军入关后一直未逢敌手，如今又看我国家新遭受巨创，半年以来未能出门一步，其心必懈。骄傲和懈怠都是兵家大忌。如果我军能精选出一支轻骑兵为正兵，直走开、归，进窥曹、单，防备清军抄袭我淮阳；再以两支骑兵混成旅为奇兵，疾趋沂、济，电击星驰，数日可收复此二城。此二城既复，衮、济、临、德遂成破竹之势。军声一振，青、齐豪杰响应，士兵民马、铳炮军资，远近呼应，互成掎角，攻其不备，必建奇功。特别是在现在这种内外凋敝的非常之时，必须有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决心。如果做什么都要有万全必胜之策，实际上就是无策的表现。有人说，黄河、长江并非天堑，如果我们向北用兵，会加剧与清军的矛盾，挑起战端，招致他们大军南下。殊不知清人虎视中原，早有并吞天下之意。只不过他们现在与闯贼正苦苦相持、无法分身罢了。一旦西安被攻陷，则清军入陕，闯贼入川，则宣、云、秦、晋、东豫、荆、襄等地，胡马进退自由，前无所牵，后无所掣，全副精神总在江南，即使我们不招惹他们，也难保他们不投鞭而问渡长江！
……
不过，由于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没能引起决策层的重视。
那么，章正宸、马嘉植等人所言，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呢？这举朝瞻望的“借虏平寇”大事到底靠不靠谱？这次北使和议会不会顺利呢？
这得从吴三桂最初的“借虏平寇”经过详细说起。

11 吴三桂“借虏平寇”始末（一）
吴三桂，字长白，祖籍徽州（今安徽徽州），祖上先迁居高邮州（今江苏高邮），后又迁至辽东中后所。父亲吴襄，识文能武，尤善养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贩卖辽东马匹为生。后中武举进士，进入军界，并与辽东望族祖氏联姻，娶了祖大寿的妹妹为妻，任祖大寿手下参将，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吴襄任锦州总兵官。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又以军功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职（《庭闻录》卷一）。
从此，吴家子弟纷纷登上仕途，各居要职。
吴三桂的哥哥吴三凤和姨父裴国珍均为大凌河的军官，吴三桂年纪轻轻，也得以提为前锋右营参将。
吴三桂天资聪明，少练骑射，天天手不离箭，股不离鞍。稍长，任侠尚武，能骑马独闯山林，射杀猛兽。十四五岁时，又跟随名师练得一身好刀法，于十七岁参加武考，中武举，得在军中任职，开始了其风云激荡的军事生涯。
少年吴三桂长得很帅，五官精致，“瞻视顾盼，尊严若神”。可是，在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鼻梁之上却多了一道长盈寸余的刀疤，平添了几许暴戾、狰狞之气。
这道刀疤源自在建昌城外的一场遭遇战。
该战，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万余后金骑兵团团围住，吴三桂匹马扬刀，拼死力战，于万军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将父亲胜利救出。
就在这次单骑闯阵的过程中，吴三桂的鼻梁上挨后金悍将的一刀。
因为挨了这一刀，吴三桂威名大振，既得“忠孝”之名，又以“勇而敢战”为时人所感服。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8年），吴三桂升为宁远团练总兵。同僚眼热得直发感慨，说：“儒门出将才，父子同为国家元帅，真可谓是千古奇迹！”
不过，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洪承畴所主持的松山大战中，吴三桂置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师洪承畴于不顾，置数万大明将士的生死于不顾，临阵脱逃，做了个可耻的逃兵。
大明王朝屯驻在关外的兵力在松山大战中伤亡殆尽，崇祯帝痛惜人才，不追究吴三桂的死罪，予以宽大，责令其固守关外残土，戴罪立功。
这一宽大处理，让吴三桂感激涕零，在接下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坚定地站在明朝一边，赤胆忠心，与清军对抗。
吴三桂授提督职衔，守宁远坚城近两年。
因为舅父祖大寿和兄长吴三凤等人已经降清，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清廷不厌其烦地对吴三桂进行招降，却均以失败告终。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挥师直扑神京，崇祯帝迫于形势紧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勒令他放弃宁远，率部进关勤王。
如果吴三桂能像“己巳之变”中袁崇焕驰援北京一样，以精锐兼程疾驰，旬日当可抵达北京。
可是关外土地已经放弃，辽民携家带口，背井离乡一同入关，妇幼老少啼号，拥塞于道，每天行路不过五十里，这样，吴三桂才到关门，北京已经失陷了。
崇祯帝驾崩，入京勤王已经没有意义了，吴三桂该何去何从？
在吴三桂身后，清军已经尾随而来，关外地区全部陷落，退路已断；在吴三桂前面，入主神京的是号称百万的李自成大顺军，也已无路可去。
吴三桂只好屯兵于山海关，局促于关内永平府一隅之地，苦苦思索着未来的出路。
吴三桂所部和山海关总兵高第所部合兵一处，只有区区五万余人，且缺乏粮饷来源，是无法在清、顺两大势力之间发展为第三方势力的，以这时的形势论，他只能在降顺、降清之间做出选择。
吴三桂所部辽东官兵与清军仇杀多年，而与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怨仇，另外，社会上流传着一种“明亡顺兴”的声音，很多明臣都归附到大顺政权旗下。
所以，吴三桂萌生了降顺之意。
三月二十日，李自成派明朝降将唐通前来约降吴三桂。
唐通兵力远逊吴三桂，三月初投入大顺就得封为定西伯。唐通以身作则，在吴三桂面前大夸李自成够意思，鼓动吴三桂投降。
吴三桂由是做出了决定，宣布投降大顺政权。
吴三桂将山海关移交唐通守御，自己率部进京谒见李自成。
三月二十二日，军至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吴三桂大张告示，云：“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三月二十六日左右，抵达河北玉田县，神京已经在望，吴三桂却改变主意了。
原因是在永平西沙河驿，吴三桂遇到了从北京逃出的奴仆，得悉父亲吴襄已被捕。既而又得知自己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被大顺军将领所掠，悲愤所致，怒发冲冠，仰天长啸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还有何面目活在天地间！”骤然回师，将刚刚接管了山海关军务的唐通部杀散，重新占据了山海关。
杀散了唐通部，即是彻底与大顺政府决裂了，吴三桂索性公开宣布“讨贼”，大发告示，称自己要“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
考虑到关、辽两镇兵力不过区区五万余，且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难保朝夕，要与大顺政权抗衡，吴三桂还必须得到满清的帮助。
但吴三桂还不甘心就此降清，他还幻想有第三条出路，即倚重于清廷的力量成为西晋刘琨一类的英雄，最不济，也应该成为五代十国中石敬塘一类可以开拓自己事业的人物。为此，他让书吏起草了一封向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请兵的信，准备向刘琨、石敬塘学习，割地借兵，以应对李自成的兴师问罪，进而根据形势的发展，徐图将来。
书信辞色壮丽、沉郁慷慨，读来让人目眩神摇，其中称：“如今贼首李自成僭越妄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大恶极，一如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人神共愤，众叛亲离，其败亡指日可待。我大明帝国积威德三百年，民众讴歌思念之心一直没有消失，分布在各省的大明朱姓宗室王爷，像晋文公、汉光武一样拥有中兴大才的，大有人在；只要他们举起大旗，则会义兵蜂起，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吴三桂深受国家厚恩，悲痛于黎民遭此战祸，本来准备向李自成兴师问罪，以告慰天下。怎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向大清泣血求助，我国与大清通好二百余年，如今无故遭受国难，大清应该恻然怜悯，而且，李自成之流乱臣贼子也不值得大清朝容留。锄暴剪恶，是顺应天意；拯顺扶颠，是行大义；出民水火，是行大仁；兴灭继绝，是为大名；取威定霸，是为大功。”
这就是吴三桂的“借虏平寇”之始。

12 吴三桂“借虏平寇”始末（二）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已经叛变，经过反复权衡，做了两手准备：其一，安抚好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命人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苦劝吴三桂回头是岸；其二，亲率大军开赴山海关，以武力制伏吴三桂。
这两个方案齐头并进、同时进行。
该年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与亲密战友刘宗敏一道，率六万大军开赴山海关。军队中还特别带领了攻陷北京城所捕获到的崇祯帝三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此外，还有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
李自成认为，只要有一丝和平的希望，就不应该放弃，武力乃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最坏打算。
他想，即使真走到了兵戎相见那一步，也应该在开战前由太子朱慈烺、吴三桂父吴襄等人出面，以君亲之义对吴三桂进行最后的规劝。
与李自成的颟顸和糊涂不同，清廷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入主中原的机会来了。
这种机会，简直是千载难逢。
松山大战后，明朝关外的军事力量已一蹶不振，清廷统治者的野心早就不满足于辽东一地了。
起初，他们听说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关内闹腾得这么欢，就想同李自成一起瓜分明帝国。
皇太极曾对臣下说：“在我看来，大明朝已经到了必亡之势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且看其国内，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有百万之众，有三四十万之众，攻城略地，难以遏止。原先，大明所恃的兵力不过祖大寿部及锦州、松山的辽东兵，还有洪承畴所领的各省援兵。这些军队，现在全部败亡在我手下，现在，即使又招募了新兵，但新兵只能充数，岂能拒战？大明的兵将，不但不能敌我，反而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贿朝臣，虚报战绩，冒领战功；朝臣喜欢弄奸进谗，遮蔽皇帝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从这种种看来，大明的必亡之势昭然在目。”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幼子福临即位，清廷实权落入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手中。次年正月，多尔衮耳闻大顺军已占陕西全境，便派使者入陕北勾引李自成，写信称：“我大清有意和诸公一同协谋合力，并取中原，如果能统一了天下，就可以共享富贵了。”
彼时，李自成眼里根本就没有“鞑子”的位置，没搭理这茬。
阴谋落空的多尔衮还没有做出下一步反应，李自成已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以雷霆万钧之势杀入京师。
多尔衮惊愕之余，赶紧兴兵入关，火急火燎要赶在大明王朝败亡之前分上一杯羹。
清廷的元老级谋臣汉官范文程献言说：“李自成闯寇猖狂兴起，中原则惨遭涂炭，近日其又倾覆京师、逼死了崇祯帝。因此，他们就应该成为我国必讨之贼。虽然其拥众百万，横行无惮，但其有三条必败之道：一、逼死自己的国主，天怒人怨；二、刑辱缙绅、抢掠财货，士众愤怒；三、掠民资、淫人妇、烧人房屋，民众愤恨。具备了这三条必败之道，还骄纵不知，可一战而破。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精锐，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向其兴师问罪，即可离间大明国的士大夫，拯救困苦中的大明百姓，所谓兵以义动，何愁大业不成！”
范文程老贼的眼光果然狠毒，他不但看出了李自成的农民军败亡的三个迹象，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番入关，正好以“讨贼”为名，成就大业。
这大业，是什么大业？
四月四日，范文程又上了一份千言奏疏，将这所谓的大业明白无虞地规划给清廷决策层，云：“这是上天特意赏赐给摄政诸王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我私下认为，建功业而垂范天下就在此时，失去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也在此时。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原百姓惨遭战乱荼毒至极，百姓都企求太平，渴望能够安居乐业，我军入关，即使会遇到一两个婴城自守的城池，但这些城池的军民，不过是为自己身家性命考虑，绝不是为大明王朝舍生效力。如今明朝已经病入膏肓，不可复治，河北数省，必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其不得，患我既得而不能有。明朝的劲敌，只有我国与李自成流寇。现在关内的形势，就如秦失其鹿，楚汉相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与明朝争天下，而是要与李自成流寇争天下。”
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统治集团读了这份奏疏，无不大受鼓舞，纷纷叫嚷着兴师入关。
由是，多尔衮下达动员令，国内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人一律从军，迅速征调、集结起约十二万兵马，于四月九日倾国而出。
清廷原拟进军路线是绕过坚城山海关，从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四月十五日，大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派来求援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
多尔衮一目十行地读过吴三桂的求援信，也不废话，马上命人起草书信向吴三桂招降，称：“如果你现在能够率众来投奔我，我一定封你为藩王。这样，你既可以报国仇，又可以保身家，子孙世世代代长享福贵，一如河山之永。”
李自成亲自率领的大顺军主力已经迫近山海关，吴三桂要做刘琨、要做石敬塘的想法遂告幻灭，只好默许了多尔衮的招降，再次派郭云龙催促多尔衮入援山海关。
吴三桂的五万关宁铁骑和清廷十二万骑兵勾结在一起，李自成此来乃是凶多吉少。
可怜的李自成还蒙在鼓里。
甚至，李自成行至三河县时，还被吴三桂摆了一道：吴三桂派使者向李自成谎称自己想通了，知错了，改变主意了，想再次投诚大顺军。
李自成竟然像三岁小孩子一样，选择了相信。
之所以选择相信，是他严重低估了当时形势。
他曾放话说：“吴三桂兵仅三千，我三十万，以一百人捉一人，可用靴尖踢倒！而且三桂与北兵（指清军）久相仇杀，必不相救，即使来救，北兵住满洲，衣粮马匹器械，尚须整顿而来，也得旷日累月。”
出征前，他还许下诺言：“等攻下山海关，我再即位。”
这样，大顺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时（约为八时），吴三桂和高第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向李自成展开激战，双方恶战了一昼夜，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处下风，据守北翼城的部分吴军向大顺军竖起降旗。
吴三桂头皮发奓，亲自奔至离关城仅二里的威远台（建于欢喜岭的小丘陵上，今名威远城），力请屯于该处的清军参战。
清军由此投入混战中。
其时，风沙大作，清军顺着风沙呼啸而出，犹如山岳倾崩、大江决堤，势不可当。
已与吴三桂军恶战了一昼夜的大顺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很快溃散。
大顺军的第二号人物刘宗敏身负重伤。立马于小岗阜上的李自成自感无力回天，只得下令急速撤退。
退至永平府范家店，李自成恼恨交加，下令斩杀吴三桂父亲吴襄。
二十六日，回到北京，李自成又下令将留在京城的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全部处斩。
吴三桂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拜平西王，为清军前驱，打着为明复仇的旗号杀往神京。
李自成也考虑过据守北京，他先在二十七、二十八两日还积极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全面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但是，斟酌再三，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北京，提前西撤。
究其原因，大顺军虽然号称百万雄师东征，其实驻扎于京师地区的军队不足五万人，且山海关一战，军心已经动摇，京师地区谣言四起，北京居民并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清，而争相颂扬吴三桂率“忠义”之师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准备送回北京即位。
军心、民心都不在应战状态，李自成只得在二十九日举行即位典礼后匆匆率部西撤。
李自成逃出北京时，一把火烧了紫禁城宫殿，据《李朝实录》载：“宫殿悉皆烧尽，惟武英殿岿然独存，内外禁川石桥亦宛然无缺。烧屋之燕，蔽天而飞。”
多尔衮这时才到蓟县，听说大顺军已经主动撤去，不由心花怒放，命令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尾随掩杀，以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财物，自己率领部分兵力驰往北京。
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目送大顺军远去，赶紧搬出了专门迎接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静候传说中的明太子朱慈烺回京登位。哪料，奔腾而来的竟是八旗“辫子军”，众人惊慌错愕之余也只得将错就错地把多尔衮迎入了劫后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曾与明廷搏杀多年的清廷皇室脚下。
这就是吴三桂所谓“借虏平寇”事之末。
不过，即使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却也改变不了李自成的大顺军是大明王朝仇人的事实，并且，现在仍然是明、清、顺三鼎而立的局面，那么，满清有没有可能同意议和，一同对付大顺军呢？
应该说，还是非常可能的。

13 划江分治还是统一全国
得吴三桂为前驱，清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及畿辅地区，接下来的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清廷决策高层还没有统一意见。
有人就主张就趁着入关兵威，大肆屠戮一番，然后留置一个王爷镇守北京，大军要么退返沈阳，要么退保山海关，便有备无患。
屠戮而返，其实就是皇太极时代三次入关的套路。
其时，皇太极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而着眼于在京师周围流动作战，屠戮大明百姓，掠夺财物，消耗明军实力，挫败明军锐气，震慑明廷。
毕竟，彼时偏居于辽东一隅的清廷与大明王朝相比，就像老鼠之于大象。老鼠还不至于有吞食大象的野心，也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可是，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的不断壮大，明廷内外交困，渐渐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那么，就在这头临死的大象身上——或者说是尸体上撕咬几块肉，甚至霸占某个部位，又有何不可？
所以，皇太极在临终前特别叮嘱摄政王多尔衮说：“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多尔衮的智略不在皇太极之下，一点即通，他已经决定了：移都北京以图进取。
但，到底进取多大地盘，他的心里还没有定画。
当然，也有人（特别是那些降清的明廷官员）为了拍马献媚，要多尔衮早定一统大策。心中无底的多尔衮当场呵斥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确实，就当时而言，情形也真的不容乐观。
京师附近的居民不甘沦陷于异族统治，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
三河县、昌平州、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都举出了反清义旗，使得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
清廷要平息这些动乱就不得不花费一番心思。
在多尔衮看来，即便平息了，也要再用上一段时间来巩固这平息的成果，才能在北京立定脚跟。
所以说，多尔衮是万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的，何况大顺军尚扼守着山西呢。
这样，自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除了山东、河北有些原本为大顺政权所控制的地方被明朝地方军队颠覆外，畿南、山东和豫东的大部分地区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出现了几近权力真空的局面。
最后，是祖可法、张存仁等明朝降将一再劝说，说什么“山东是从南粮北运的必经之道，山西是商家行贾做生意的地区，殿下务必抓紧招抚，如果这两个大省的兵民划入了大清版图，则大清的财富就有着落，国家财政就不会匮乏了”，多尔衮才尝试着派人前去接管这些地区。
与山西以西的大顺政权及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相比，清廷兵力有限，尤其是满族人口稀少，要有效地接收和管理这些地区难度实在太大了。
然而，出乎多尔衮等人意料的是，其派出的官员往往只需配以数百清兵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控制住一大片一大片的地方。
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被派去接管山东，其给清廷发回的报告全是“山东全区，并无一贼”、“但目下虽幸无贼，独苦无官”等字样。
偶有些地区的百姓不肯做清朝臣民，自发起来反抗，但都是些乌合之众，且得不到屯驻在江淮一带南京朝廷军队的支援，在清朝声威的震慑和威吓下，只好一哄而散。
饶是如此，清廷也不敢太大意。在他们的眼里，小心撑得万年船，退缩回陕西的大顺军仍然是一个可怕的敌手。
所以，当清将觉罗巴哈纳、石廷柱接管了霸州、沧州、德州、临清等地后，多尔衮严禁他们南下，而将他们调往山西合攻太原等地的大顺军。
总之，清廷准备接管的地方仅限于河北、河南、江淮，对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尚显力不从心。
六月，多尔衮就发布文告对大明遗民说：“因为痛惜你们明朝皇帝崇祯的子嗣已死、帝脉已绝，势孤难存，我大清只好勉为其难，暂时接管北京土地，厉兵秣马，替你们歼灭跳梁小丑李自成，以还天下太平。再一次强调，我大清并没有占据天下的野心，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拯救中国。你们河北、河南、江淮各勋旧大臣、节钺将吏以及众怀忠慕义的布衣豪杰，或者是世受国恩，或者新近得到君主眷爱，或者自誓忠心等，都心怀亡国之悲，不可能没有报仇雪恨的愿望。我大清一律不吝封爵、特别给予表彰奖励。如果有人不忘明室，想辅佐及拥立贤明的藩王，戮力同心，共同保全江东，这种想法合情合理，我大清绝不会干涉，更不会禁止。不但不会禁止，还会和新拥立的藩王通和讲好，使你们不辜负本朝，把断绝帝脉的接续上，把倾倒的王室扶起来，这就是你们友好睦邻大清朝的仁义之举。”
下文还说：“如果国家没有现成的国主，国民就会三心二意、摇摆不定。如果有人借拥立愚昧懦弱的藩王为君主，以实现自己威福自操、跋扈自横的野心，又或者有人表面上依附明朝，暗地里却做些盗国欺民的勾当，这些都是国民的敌人，国家的仇寇。等哪天我大清解决了陕西的李自成，即刻调兵向南，赶尽杀绝，一个不留。呜呼，是好是坏、是忠是奸、是顺是逆，从来黑白分明，简单易判，希望大家都怀抱一颗忠臣义士的心灵。南北没有区别，同是皇天后土所生养。布告天下，知会全国。”
因为清廷方面的消息不灵通，写这道文告的时候，多尔衮还不知道南京朝廷已经成立。
到了七月中旬，多尔衮才从清廷山东、河南等处招抚王鳌永在七月十二日的一道密报得知弘光即位的消息。
王鳌永的密报是这样写的：“我在七月初一日到达平原县，听说该县乡官和现任南直隶太平府通判董振秀的家人人接触，据董振秀的家人说：南京于五月十八日已立福王，改元弘光。”
清廷方面对南明的消息是这样的不灵通，而南明方面对清廷的了解也好不到哪儿去。
南明首辅马士英也是在甲申六月十五日才从“北来难民”的手里得到了多尔衮的告示，赶紧向弘光帝报告说：“看得虏示，是不知中国已有主矣，理合速差文武二臣颁诏北行，以安彝、汉之心。”
史可法也因此感到事关重大，认为必须让清廷知道大明帝国已经南京策立新君之事，提出了“速差文武二臣颁诏北行”，且“事期速举”。
这，也是北使团成立的一方面原因。
话说回来，河南的局势原本比畿南、山东地区远要复杂。虽然大顺政权早已在这块中原地区遍设官员，但主力既已西撤，其独霸河南的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大顺军所能控制的只是豫西等部分地区，其他绝大多数地区已经被明朝官绅和土杰豪强以复明为旗号所占据。
多尔衮在稳固了对畿辅地区的统治后，才陆陆续续地在八九月间委任了一系列文官武将南下，把势力扩展到河南北部。
如果弘光朝廷能抢在清廷之先出兵北上，和打着复明旗号的河南官绅豪强联合起来，不但可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区，也可以有效防止清军南下，自立自强，为日后与清廷争天下取得先机。
可是，南京“定策”事件已经消耗了很多时间，而“定策”之后武将又得以“拥立”之功蒙受厚赏，武将的爵位和荣誉都基本到顶了，再也没有进取之心，即使史可法一天到晚高喊恢复鲁豫，乃至燕京，却是喊破喉咙无人响应。
这么一来，河南境内打着复明旗号的官绅土豪迫于清朝强大的压力，纷纷被迫归附清朝。清廷一路走来，赚得盆满钵满，不亦乐乎。
时人张怡差不多是这时候夹杂在难民中南下的，记下了途中见闻：“我在过德州地界时，沿路所见，均是乡勇团结，高举灭贼扶明大旗。到了济南，更有数千回民士兵自发聚合在一起，队伍整肃，器械精好。他们疏通大河，设置岗哨，但有船只通过，必严加盘查。疏通河流挖掘起来的泥土堆积在两岸，只能步行，不能骑马。沿河百姓家家建起围墙，只留下一个门洞出入，防守严密。他们渴望南京军队，犹如久旱望雨。后来听说弘光登基，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效。每遇到南方来的客旅，张嘴就询问督师史阁部的军队到哪儿了。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充分利用他们这股锐气，可得数十万义士，并且自筹粮食于民间，人自为战，大功可成。如果日复一日，坐失良机，将会大灰忠义之心，空隳朝食之气，违背现有形势，形势就会土崩瓦解。”
参与济宁、兖州、济南官绅反叛大顺、恢复明政权活动的郑与侨在《倡义记》中写道：“在这四海无主之日，广大民众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凭着一股忠心义愤、乡勇血诚，便可以使大贼立灭，名义以新。怎奈江南众多的执政臣宰一味热衷于穴中鼠斗，致使虎狠逍遥于笼外，对李自成贼寇的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不问，真是令人感叹！”
南京小朝廷既然按兵不动，表现出这样一派怯懦无能的姿态，则会在很大程度上怂恿和鼓励了清廷要南下的决心。
实际上，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人民的生活物资很大一部分仰赖于来自南方的漕运，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降清汉官金之俊就于甲申五月对多尔衮上言：“西北地区民众享用的每一粒粮食都来自东南地区的生产，自从李闯祸乱过后，东南地区的粮食运不到京师，使得北地的米价暴涨。”
清河道总督杨方兴更是赤裸裸地说：“得不到江南地区，那么漕运就会受阻，北方的江山根本守不住！”
此外，降清汉官中有很多南方人士，这些人生怕出现南北朝的局面，那样，自己将同故乡两隔，父母分离，也一个劲地撺掇多尔衮等清廷决策层尽快饮马长江，归并南北。他们整天在多尔衮等人耳中灌施江南民风脆弱、不堪一战的思想。
这样，清廷征服江南，进而统一全国的决心最终确立了。
马士英、史可法等人曾经认为崇祯末年陈新甲与清议和在当时是“下策”，在现在是“上策”，而实际情况却是：崇祯末年陈新甲与清议和在当时是“上策”，而今却已经是“下策”了。
多尔衮既已从王鳌永的密报中获悉了弘光即位的消息，且又知道史可法视师江北，便于甲申年七月二十八日给史可法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有意思，全文见《清史列传》卷二《多尔衮传》，与《史可法集》所载文字略有出入，其大意如下：
清摄政王致书于史老先生案前：
本王在沈阳就听人说过史老先生您的大名，知道史老先生您是个颇有名望的人物。这次入关破贼，与京都人士接触，认识了您老先生的堂弟史可程，曾通过他给您老致信问好，不知信收到否。
这段时间，听道路传闻，说南京有人自立为帝。“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乃是《春秋》之义，有贼寇不剿除，则已经故去的君王不能称葬，新立的君王不能即位，自古以来，防范乱臣贼子，至威至严。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逼死了君父亲人；中国臣民，居然不动一刀一枪，不发一矢一箭。当年伍子胥灭楚，楚臣申包胥痛哭于秦廷，终于感到了秦哀公，楚国得以恢复。平西王吴三桂向申包胥学习，痛哭流涕。我大清朝廷感其忠义，念及两国世代的友谊，摒弃了近来的小嫌隙，整顿好狼虎之师，一举驱除走了狗鼠之辈。入京之日，以国礼厚葬了崇祯帝，加谥号“怀宗”。大明朝的皇亲、郡王、将军以下，一律保持原来职位，不做丝毫改动；大明朝的勋戚文武诸臣，全部收纳任用，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犯。
原本我准备等秋高气爽便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戮力同心，共报你们君死国灭之大仇，以彰我大清朝廷的威德。哪里料到，你们这些南州君子，竟然苟且偷安，不审时度势，只知爱慕虚名，竟然将国恨家仇抛之脑后，令我们大惑不解！
我大清国入主北京，是从闯贼之手得来，并非取之于明朝。闯贼捣毁大明朝的宗庙，污辱大明朝的先人。我大清国不计鞍马之劳，代为雪耻。你们这些藏身于南京的孝子仁人，应该怎么感恩图报呢？你们想的竟然是等逆寇就诛、我王师北撤，就割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这种做法，于情于理，说得过去吗？莫非你们以为有长江天堑不能飞渡，我大清雄师投鞭不足断流？
想想看，闯贼所祸乱的不过大明朝而已，从来没有冒犯过我大清国。我大清国以四海同仇，特伸大义。现在你等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向我大清国叫板。本王减少西面征剿闯贼的兵力，掉转枪口向东，并释放关在北京城内的重刑犯人，以之为前锋。就不信我大清朝会以中华全力而受制于江东一隅之地，胜败的结果，闭着眼睛都可以看得到。
《礼记·檀弓》上说了，“君子要爱人以德，细人则以姑息”，嗯，是这么个道理，君子必须用道德为标准来爱护人，小人才会用无原则的宽容他人来爱护人。您史老先生和其他江南君子如果知天命、识形势，又感恩故主，厚爱贤王，就应该劝你主上尽快削号归藩。则我大清朝廷也会以待如贵宾，封位在王侯之上。至于你等诸君子，也会列爵分土，以平西王吴三桂为典例。
许多士大夫喜欢高树名义，根本不考虑国家之危急，每有大事，胡搞乱搞。昔年宋人议论未定，大金雄兵已经渡过了黄河，这足可为前车之鉴。史老先生领袖名流，主持大局，必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不会随俗浮沉。
到底是听从还是违抗我的建议，请尽早决定。大清天兵已经整装待发，下陕西还是下江南，全在您老先生的表现。
真心希望老先生及江南诸君子能讨贼为一心，不要贪图瞬息之虚荣，而堕入故国无穷尽的灾祸之中，被乱臣贼子所窃笑。
多尔衮的通篇文字除了夸耀“我大清”的功德和强大外，就是切责史可法等人置君父之仇不报、有贼不讨，不遵春秋大义，否定南京朝廷的合法性，并威慑加恫吓，要求史可法等人自动自觉解散，并无条件地加入大清政权的建设队伍中来。
那么，史可法读到这样一封信，会是什么反应呢？

14 北使团的遭遇（一）
考虑到朝廷已经派遣北使团往北京进行议和活动了，史可法不想因为这封信就破坏了既定的“借虏平寇”战略，就让进士黄日芳给多尔衮起草一封回信，并一再交代黄日芳不要与对方争一时口舌之快，只要充分地阐明弘光帝继统的合法性，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就可以了。
但黄日芳读了多尔衮的来信，修为还差了点，对多尔衮的炎炎大言大为不满，回信时言辞激烈，语多严峻。
史可法看了，淡淡一笑，亲自提笔，对黄日芳的信稿进行大刀阔斧的删改，并充分润色，对多尔衮的歪理邪说一一进行了辩驳，义正词严地声明弘光帝的即位是天经地义之事，并重申“连兵西讨”的愿望，描绘全歼大顺军后两国世通盟好的蓝图（信见《史可法集》、《清史列传·多尔衮传》）。他在信中说：
本朝已传国十六代，正统相承，治理天下，仁爱之风，远达四疆。贵国曾得我先朝屡次封赏，只不过因为小人挑起事端，引发了战争。先帝对此痛恨不已，已将奸人杀死，愿与贵国交好，这件事乃是殿下深所知的。现今贵国痛心我朝所遭逢的劫难，主动协助我驱除乱臣逆贼，真可谓是《春秋》大义再现于今世也。
但如若乘我国运中微，将我皇朝视同割据，并要移师东下，甚至以叛臣为前锋，既要获利又要盗用大义之名，恩仇关系，转眼颠倒。这种做法，徒助贼人的志气，空长寇仇的威风，不但辜负了我朝借兵复仇的苦心，也违背了殿下仗义扶危的初衷。
从前宋朝与契丹议和，只是每年送给金银绸绢；回纥出兵帮助唐朝平乱，非为获得土地。何况贵国念及与我朝世代友好之情，为道义而出兵，这一举动，当得使万代传颂。如果乘我蒙难，丢弃友好，与我为仇，企图占领我朝领土，好事不能彻底完成，以道义始而以获利终，岂非贻贼人以笑权！
先前，先帝怜惜那些造反作乱的乱民，不忍将之斩尽杀绝，剿抚并用，致使贻误至今。当今皇上具有上天赋予的英明，时刻以复仇为念。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团结一致，共商大计，戴甲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我私下里认为天亡“逆贼李闯”，应该不会超过今年。古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如今逆贼李自成尚未伏天诛，根据谍报知其卷土西秦，意图报复。这不单单是本朝的不共戴天之恨，也是贵国除恶未尽之忧。谨希望贵国坚定与本朝的同仇之谊，有始有终，合兵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李自成之首，以泄铺天之愤。如此一来，贵国也以仗义之名流传四海、照耀千秋，本朝报答恩情，一定全力以赴。从此两国世代通好，传之永远，岂非大好！至于商订盟约之事，则本朝的使臣，早已上路，不久就可以抵达北京，与贵国正式订约了。史可法遥望北方大明皇陵宗庙，无泪可流，身陷大罪，罪当万死。之所以不立即追随先帝于九泉之下，实在是为了国家之故。经书上说：“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史可法到了今天，鞠躬致命，只有以微躯克尽臣子的节操而已。不日就要奖率三军，长驱渡河，以踏平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皇上及先帝的知遇之恩。至于贵国有别的想法，恕我不听。只望殿下明白审察！
史可法念念不忘北使团的北上和议的使命，对多尔衮的蛮横无理忍气吞声，那么，北使团在北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呢？
且说，北使团一行到了济宁，被守城的清军来了个下马威，勒令遣返护团兵马。没奈何，左懋第只好依言遣返了护团兵马，经过清军验收，方始入城。
九月初九，北使团于汶土县遇到清朝河运总兵杨方兴。
这个杨方兴是个出生于辽东地区的汉人，在皇太极时就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大清管理层，这时候，在组织军队疏通大运河，询知南明诸人来意，哈哈大笑，说：“谋国要看大势，两军兵力对比，明弱清强，如要和好，你们不妨多运漕粮来，这样我们也好帮忙向摄政王说你们的好话，只是，目前最好的结果就是你们自觉取消国号，归附大清朝，这样，还可以以藩王的身份成为新朝的一部分。”
左懋第听得无名火起，什么两军兵力对比、明弱清强？！我呸呸呸！
我大明虽然丢失了北方大批土地，但现在还领有淮河以南的绝大部分领土，而且军事实力还不知比你们这些虏兵高出多少倍呢！
的确，这时候南京朝廷的军事编制有：南京京营兵六万，楚镇左良玉八十万（号称百万），江左四镇十二万，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等八镇十二万，其余如操江、凤督、楚抚、应抚、淮抚等亦拥兵十万左右。对清廷来说，倾尽其满洲全部兵力也就十三四万人，即使加上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总兵力再多也不会超过二十万。
左懋第对杨方兴的话大为不满。
不过，杨方兴又不是清廷派来的谈判代表，他说的话并不能代表清廷官方立场，左懋第也犯不着和他辩。
十五日，北使团到达临清，终于迎来了一点温暖：原明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时任清天津总督，听说故国有使者来和谈，出于对故国的依恋之情，擅作主张，派出了一支军队前来迎接。在骆养性军队的护卫下，使团于十八日抵达德州。坐镇德州的是明朝降官、时任清山东巡抚的方大猷。
方大猷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迎接故国的使团呢？方大猷给使团准备了一大盆闭门羹。他在德州城外大张告示，禁止使团入城。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等所过地方，各部门单位都不必招待，他们的一切食宿自理。注意，只允许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等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人等均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家人，在允许入京之列。”
人与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你方大猷是降清的明朝官员，人家骆养性也是降清的明朝官员，可你怎么就表现得这么没有人性呢？！
而且，你看看，你竟然还把大明故国的使臣当成了来京“朝见”的地方藩篱，真是狂妄嚣张、无耻至极！
到了沧州，气冲斗牛的左懋第召集大家商量下一步应对清廷所应持的态度。
马绍愉的意思是：“时势异殊，但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
左懋第大为愤慨，给马绍愉等人出示南明阁议的文本，强调此行目的主要是“酬夷而非款夷”，要求大家“不屈膝、不辱命”，时刻保持大明的国体尊严，如若清廷有意刁难，使臣唯有不屈共矢而已。
二十六日，到了静海县，骆养性亲自来迎，言明只许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三使臣所带官丁百人进京，其余数百人均安置在一个古寺中，由清将看守，严禁走动。
骆养性虽是公事公办，但接洽之间、语言之际多含故国旧情。
二十九日，左懋第等百人行至河西务，被告知顺治帝要十月初一于北京即位，使团暂停前进。
乘停留间隙，左懋第派差官王廷翰、生员王言以“副将联名帖”之名往清廷内院送帖。
左懋第等人并不知道，骆养性因有示好故国之意，被多尔衮侦知，已于二十六被削职逮问。
骆养性的遭遇，震慑陷北诸臣，从此，皆杜门噤舌，再无一人敢与南明使团相见。甚至有人为表其忠，在多尔衮跟前开口闭口称“绝通好、杀使臣、下江南”。
所以，左懋第的名帖才前到清廷内院，降清明官冯铨便满面怒容，对着王廷翰、王言两人大叫大嚷道：“懂不懂‘入国问禁’？为什么不先去拜见摄政王？拿名帖来见我是什么意思？”
王言赔着小心答：“大明使臣奉本朝皇帝之命，致谢清朝。过济宁时，已经具好拜见摄政王的文书，准备先去拜见摄政王，但德州的方巡抚说摄政王严令‘陈洪范等所过地方，各部门单位都不必招待’，我们无法与清朝地方官员交往，文书无从上送，也就因此无法拜见摄政王。现在使臣派遣小臣来这儿，正是向您‘问禁’。”
冯铨一时语塞，悻悻说道：“我不收你等名帖，你等可立即进京来见。”
十月初五日，到张家湾。左懋第制止大家前进，派人送书信给摄政王多尔衮，明告多尔衮：大明使臣已至，请速安排大臣郊迎！
此外，又作一书信，交由王言持之遍示清廷内院的汉臣。
清廷内院的降清明官睹书后，表现各有不同：洪承畴神色忸怩，含涕欲堕，颇为不安；崇祯帝座前大学士谢升时而着夷帽、时而南冠，默然无语……
只有昔日的阉党冯铨熟视无睹，岸然自志。
主持内院的满人贵族刚林两眼怒视王言，等王言准备退出，突然喝问道：“为何使团不直接入京？”
刚林，姓瓜尔佳氏，字公茂，满洲正蓝旗，隶属郡王阿达礼，乃是深受皇太极、多尔衮信任的满族文臣，汉文化程度很高，曾在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作为笔帖式皇太极简派在文馆翻译汉文书籍，《洪武宝训》、《三国志》、《金史》等汉文古籍转译成满文的工作均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他还在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以汉文参加后金举行的科举考试中举人，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被任命为内国史院大学士，参与撰修《清太祖实录》。
面对刚林的喝问，王言不卑不亢，从容答道：“大明皇帝有御书，不可轻亵。大清如不派官依礼郊迎，使臣宁死也不会前进。”
十月初十，先行入京的祖大寿之子祖泽溥派人回到张家湾汇报在京见闻，说摄政王多尔衮读了北使团的书信，颇有亲善之意。其父祖大寿说了：“少有机会，无不效力！”吴三桂的回答却是：“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末了，又表示说：“对于大明故国，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
该日，清廷也派出了礼部官员到张家湾会见南明使臣。
十二日，清廷派出仪仗队，鼓吹前导，前来迎接。
南明使臣遂手捧弘光帝亲笔所作御书，自正阳门入城。

15 北使团的遭遇（二）
左懋第一身孝衣素服，昂首阔步，凛然而行。
当日，北使团一行被安排到鸿胪寺居住，天色已晚，而清兵关防甚严，大门紧锁，内外不许生火，众人又冻又饥，苦不堪言。
十三日清早，清廷数名礼部吏员来寺询问：“南来诸公，有何事至我国？”
左懋第回答：“我朝新天子问贵国借兵破贼，并为大明先帝（崇祯）发丧成服，特令我等赍御书、银币前来致谢。”
清朝礼部官员面露鄙夷之色，说道：“既有书信，可交与我们。”
左懋第厉声答道：“御书、礼只能送入贵朝，怎么可以草率交由礼部转交。”
清朝礼部官员颇不耐烦地呵斥道：“凡进贡文书，都是先交到礼部！”
左懋第听他将大明的谢礼当作贡品，将天朝御书等同于他国贡文，勃然大怒，抗言道：“天朝御书，其他小国文书怎么可以与天朝御书相比！”
清朝礼部官员听了，一跺脚，说：“说是御书，我们也不收！”竟拂袖而去。
十四日，清朝内院学士刚林率十余名夷服、佩刀的随从直登寺堂。
既入，刚林径直于寺中踞椅而坐，手下随从席坐于其右首毛毡之上。
当作翻译的通事官乃是刚林之弟车令，此人性狡黠，长于辩论，精通满汉双语，他指着刚林左首的毛毡，语气粗暴地对明使臣说：“你等可坐此！”
左懋第凛然答道：“我们中国人，不比你们坐地惯，快取椅来！”
左懋第身长不满五尺，却举止有度，犹如渊停岳峙。刚林等人为左懋第的正气所慑，只好让人取来椅子三把。
左懋第将椅子摆好，与刚林相对而坐。
通事官车令没好声气地问：“我国发兵为你们破贼报仇。江南一兵不发，却私立皇帝，这是何道理？”
左懋第昂然答道：“当今皇上乃是神宗皇帝嫡孙，素有圣德；先帝既丧，伦序当为帝，何来私立之说？”
刚林哼了一声，说：“要说不是私立，那么，他登位可有崇祯帝遗诏？”
左懋第侃侃而谈：“先帝突然遇难，哪里来得及留下遗诏？南都大臣既闻先帝已经龙驾宾天，而当今皇上又刚好到达了淮州，可谓天与人归，臣民拥戴，并请告于太祖高皇帝之庙，哪里需要遗诏！”
刚林做愤愤不平状，说：“崇祯帝死时，你们南京臣子不来救援；今日忽立新皇帝，真正岂有此理！”
左懋第眉头皱都不皱，朗声答道：“北京失守，事出不测，南北地隔三千多里，诸臣闻变，整兵练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疑与贵国为敌。特令我等来谢，相约杀贼。”
刚林又哼了一声，表示不信，说：“你们向在何处？今日却来多话。”
左懋第不卑不亢，答：“先帝遭变时，我正在上江催兵；陈总兵、马太仆尚在林下。”
刚林嗤之以鼻，说：“你催兵曾杀得流贼否？”
左懋第冷冷一笑，答：“我是催兵征剿张献忠，闯贼也未曾敢犯上江。”
刚林看自己每去语，左懋第必有来言，始终不落下风，便转移话题说：“你这一身孝服，是以忠臣自居吗？”
一旁沉默多时的陈洪范代为回答说：“左部院是母丧，不是国服。”
刚林白了陈洪范一眼，说：“别废话了，我们已发大军南下，不日便可攻克你等江南。”
左懋第目光紧迫刚林，一字一顿地说：“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
陈洪范也跟着继续插嘴说：“我等是因为摄政王发兵破贼、并为我先帝发丧成服，才携带皇帝御书、银币数千里远来，原意是通好致谢；你等岂可以兵势相恐吓？果要用兵，岂能阻你。但以礼来，反以兵往，应当不是摄政王起初发兵破贼之意。况江南水乡，北骑就一定敢保证必胜？”
刚林被二人说得哑口无言，径起而出。
十五日，清朝内院官率户部官来接收使团带来的银币。
陈洪范正告他们：“银币是送你们的，正该收去。先付上银鞘十万、金一千两。至于蟒缎二千六百匹、余缎绢尚在运输途中。另外，这银一万两、缎二千匹，是我主上赏蓟国公吴三桂的；吴三桂既不出拜诏，你等也可收去转付。”
清兵清将听了，拊掌踊跃，攘夺装车，负驮而去。
左懋第等人看清方所作所为，毫无修好诚意，知事势难为，便密修奏表，令人半夜逾垣而出，驰报史可法、马士英二辅，希望朝廷早饬备御。
清廷接受了银币，自此接连五天未出一人与使团见面，只是紧锁寺门，封闭消息。
即使这样，使团还是约略打听得一点风声：李自成的大顺军与清廷战事吃紧，清廷连接派出得力干将领兵出彰义门往西剿贼去了。
事实上，这年十月十二日，清廷与大顺军在怀庆激战，大顺军获胜，攻克沁阳。多尔衮惊惧之余，将所有重兵皆调入陕地，合击李自成余部。
改日，使团又探得自从那天会见过刚林，摄政王多尔衮曾与内院诸臣商议如何处置南来使臣。有清将答：“杀了他。”数典忘祖的冯铨却阴恻恻地说：“剃了他发，拘留在此。”最后还是松山降清的洪承畴说了句人话，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为难他们，下次无人敢来了！”摄政王多尔衮颔首连称：“老洪言是。”看来，使团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
二十日，车令送来了一帮人，声称要遣送使臣南返。
这帮人，原先是和祖溥泽一同去联络祖大寿和吴三桂的，为首的是参将辛自修。
车令走时，交代了一句：“祖锦衣（指祖溥泽）父亲留他不去了，同来官丁送在这边，同回南去。”
等车令远去，陈洪范低声向辛自修等人细询祖溥泽之事。
辛自修说，祖溥泽已于十六日被逼令剃头，其痛哭了一日夜，有“奉命同来，图成好回南；今为所苦，至死不忘国家”等语。
众人听了，唏嘘不已，不好再说什么。
二十六日，刚林又出现了，趾高气扬地说：“你们明早就可以回去了，我派兵送你们到济宁；回到江南，请报告你们主上，就说我大清要发兵南下。”
左懋第情知与清廷谈判无望，但还是提出最后要求：“我等奉命而来，一为致谢贵国，二为祭告陵寝，三为议葬先帝；还要往昌平祭告先帝。”
刚林板起面孔训斥道：“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什么？祭什么？葬什么？你们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你们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你们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陈洪范又插嘴说：“果不容我们改葬，愿留银二千两，烦贵国委托官员请工人代替我们办理，如何？”
刚林不耐烦地说：“我国尽有钱粮，不要你们的；并且已葬了，不必改葬。”挥挥手，立即闪出一名官员，出示檄文，当堂朗读，大意为江南不救援先帝为罪一，擅立皇帝为罪二，各镇拥兵虐民为罪三；旦夕发兵讨罪。
插嘴先生陈洪范说：“我们为讲好而来，你们竟然不同意讲好？”
刚林大大咧咧道：“来讲，河上可讲，江上可讲，随地可讲。”
陈洪范说：“流贼在西，猖獗未灭；贵国又发兵向南，恐非贵国之利！”
刚林一挥手，喝道：“你们去，休要管我！”
二十七日拂晓，两名清将领兵三百，催促使团出京，督押途中随营安歇，不许一人前后、一人近语。
二十九日，到达河西务，众人仰望大明诸皇陵，虽是近在咫尺，却不得一谒祭告，哀痛不禁。当日，在河西务整备祭品，设位遥祭，文武将士皆痛哭失声。
十一月初一日，至天津。遇到原计划向清廷运输缎绢却落于使团之后的车队，清廷官员不由分说，差人将之押送北去。
其时，因陈洪范的儿女亲家唐虞时早已降清，在唐虞时的积极活动下，陈洪范早已经和多尔衮搭上了线，暗通款曲，已有降清之意，此番行上，就是想在北京对自己的投降前景进行评估并为清廷相机立功。
自从离开北京，陈洪范便于路途上多次密奏多尔衮，要清廷截留左懋第、马绍愉等人，称自己一旦南归，便率兵归顺，并为清廷并招徕南中诸将。
多尔衮得到陈洪范的密奏，即致书知会豫亲王多铎等人，称：“伪弘光所遣左懋第、马绍愉、陈洪范前日已发回江南。因陈洪范密启请留下左懋第、马绍愉，由他本人回去率兵归顺，他说，江南的左良玉、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各拥重兵，皆可劝他们来降。速派人追留左懋第、马绍愉，独令陈洪范南还。你细察其情形，随时奏报。”
清廷学士詹霸即于十一月初一日追至天津，暗中约见了陈洪范，面谕其努力劝降江南诸将，称成功之日，以世爵相酬。
由是，初四日，行过沧州十里，有清骑兵四五十追来，逼迫左懋第、马绍愉等人返回北京，只许陈洪范本人带少数人回江南。
陈洪范故意装作不平，高声质问：“三人同来同归，奈何留此二人？”
清将忍住笑，配合他将戏文做足，说：“留二位暂当住住，你可速回南去传报，报我大兵就来。”
左懋第不疑陈洪范有异，神色平静，对陈洪范说：“我以身许国，不得顾家；致意我朝当事诸公，速防河、防江！”
陈洪范心中窃喜，表面却做出肝肠欲裂状，挥泪与左懋第相别。
途中经过徐州，高杰已移镇于徐州。陈洪范即进入高杰军营，游说高杰降清。
此前，高杰已多次收到过驻守黄河北岸豪格的诱降。充当诱降说客的，就是陈洪范的儿女亲家唐虞时。
豪格对高杰开出的价位相当高：只要投降，大者封王、小者封侯。
但高杰不为所动，反而身先士卒，沿河筑墙，专力备御。
这日，陈洪范在高杰的帅府之上极言清廷军力之盛，高杰佛然不快，高声道：“他们就这么想得到南京？那也行，让他们用北京和我们交换。”
陈洪范一看势头不对，便借酒装疯，口吐白沫，连呼：“我旧病又犯了！”伪做中风状，连夜遁去。
十二月十五日，陈洪范返抵南京。
陈洪范向弘光的奏报是：“清虏不忘我神宗皇帝的恩德（神宗皇帝曾封清太祖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恩德深重），有意和我们和好。”
但弘光不傻，毕竟，北使团的三名代表已被拘留了两人，清廷哪里有半点议和的诚意？
马士英更认定陈洪范已被清廷买通，可惜查无实据，只好将其削职，发回原籍了事。

16 北伐已刻不容缓
平心而论，要辨清南京朝廷的主要敌人是西寇李自成还是东虏满清政权，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是极不容易的。
明、顺、清三方势力中，明朝自遭受甲申之变后，上层建筑已达崩溃，军队虽然庞大但军心已散，作战力低下，政权已经渐至没落；大顺军崛起迅猛，但政权新建，基根太浅，又新遭清廷打击，士气一减再减，人心浮动，也已出现衰败之态；相较之下，大清政权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三代领导人的锐意经营，关外已建成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进取关内，胜利连连，国力大张，势头最盛。
如果从三足鼎立的平衡角度来说，南京朝廷的策略应该是“联寇抗虏”而不是“联虏平寇”。
但退一步想，无论西寇还是东虏，本来都是大明帝国的敌人，而且，大明帝国和东虏的仇怨要比西寇早得多，时间可以追溯到万历朝努尔哈赤的反叛。
然而，北都神京陷落于西寇之手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先帝崇祯被李自成逼死也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大事。所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
意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弘光即位时为什么要高呼“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的口号，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在圣旨中指责大顺军“屠杀我百官，杀掠我百姓，滔天大罪，覆载不容，人神共愤”了。
“草莽孤臣”刘宗周的奏疏也屡屡有提道：“今日，只有讨伐闯贼复仇方能表达陛下中兴之志，而且，只有陛下毅然决策亲征才能振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
公元1644年10月，史可法上疏说：“先皇帝（指崇祯帝）死于闯贼，恭皇帝（指福王的父亲朱常洵）也死于闯贼，此千古未有之奇痛也！普通百姓之家，父兄被杀，还念念不忘报仇雪恨，作为一个朝廷，怎么可以置君父之仇于不顾？臣请求陛下速发讨贼诏书，好让臣与诸镇兵马一起剑指秦关。”
后来他又上了《请讨贼御敌以图恢复疏》和《自请治罪并请戒诸臣毋讲门户专力讨贼疏》。
所以说，弘光朝廷从上到下都弥漫了报仇、讨贼气氛，如若强要弘光君臣无视李自成大顺军的存在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付清廷方面上，这实在是强人所难了，如果还要南京朝廷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前嫌尽释，握手并肩以对付从关外进入的异族，这想法就更超前了。
这，只能是众多事后诸葛亮放出来的马后炮，是没充分考虑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
有人说，南京朝廷是因为有“宁与外邦，不与家奴”的心理作祟，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所以，南京朝廷有“联虏平寇”的想法并不奇怪。
大家都觉得，以南京朝廷的实力单独对抗顺、清的任何一方都没有胜算，或者可以说是处在下风。只有与其中一方结盟才能压倒另外一方。“联寇抗虏”既不可能，就只有“联虏平寇”了。
甚至还有人担心，如果不抓紧行动，一旦满清与大顺结成了同盟，出现“虏寇联手”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这，绝不是杞人忧天。
因为，“虏寇联手”并非不可能。
皇太极时代，就曾派人和李自成联系，是有心与李自成一起瓜分大明江山的。
所以，南京朝廷才会这么急吼吼、迫不及待地组建北使团北上和清廷议和。
当然，北使团北上和谈的结果已经清楚无误地告诉了所有人“联虏平寇”的计划已经失败。
史可法在给弘光的奏疏中不无哀叹地说：“之前我所希望的是可以和清人达成和议，这样，我就可以联合清人的兵力来对付李自成贼寇，完成复仇雪耻之举。现在议和的使者刚刚回来，清兵便接踵而至，看来，和议是断然没有可能的了。之前以我全力对付李自成尚欠不足，现在却必须分兵抵御两大巨敌了。”
河南推官陈潜夫曾联络起民众赶走了走李自成任命的河南巡抚，收复了杞县，得弘光朝擢为监军御史巡按河南，他曾亲到南京建言弘光帝说：“中兴在于进取，王业不在偏安，山东、河南等地，一尺一寸都不可放弃。这些地方的豪杰都在结寨自固，势力大的，有数万之众，势力小的，也不下千人，他们无不引颈等待我大军北上。如今四镇的兵力不下数十万人，而齐、鲁、汴、豫等地还处于安稳状态，请圣上分头下达命令给各藩镇，让他们以一军出颍、寿，以一军出淮、徐，军旗向北，天下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则人心思奋。圣上更颁爵奖赏，以资鼓舞，规划收复的州县，安排据守的城堡，安排好督抚将帅于要害之处驻扎部队，彼此间互相策应，战事缓和，就耕种屯粮，战事紧急就枕戈备战，一方有警，八方救援，长江、黄河处处可守。汴梁一带的义勇军，臣已联络约定，半月之内便可聚集起十余万众，稍微提供些粮饷交给臣支配，臣即可以荷戈先驱，再以诸藩镇为后劲，则河南五郡可复。五郡既复，划河而守，南联荆、楚，西控秦关，北临赵、卫，往北则恢复可望，往南则江、淮永安，这是今日上上大计。两淮地区，用不着这么多兵，督抚纷纭，并是为了虚设，如果不思进取，专事退守，将土地甲兵之利拱手让人，臣恐怕江淮难以保有。”
惜乎彼时朝廷正忙着和清朝和议，不愿因此触怒清廷，此议没有得到重视。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初，陈潜夫又发回报告称“清豫王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单、怀，欲往潼关”。
陈潜夫的情报是准确的。
北使团还没离开北京时，清廷就于十月十九日令英王阿济格统领将士负责往征李自成，二十五日，令豫王多铎统领将负责士进征江南。后来，清廷因为接到了怀庆府军情紧急的报告，调整了部署，叫多铎掉头先去打李自成了。从而出现了陈潜夫所说的“清豫王自孟县渡河”“欲往潼关”的局面。
史可法根据整个局势和各路塘报包括诸如陈潜夫的报告分析：多铎既可能“欲往潼关”去打李自成，也可能按原计划“进征江南”，而多铎如果想“进征江南”，则该怎么办？
于是，史可法给弘光上了一道奏疏，建议由高杰率部北征。
明古藏室史臣（黄宗羲）的《弘光实录钞》卷三所录的一道残疏反映了史可法这时心急如焚的状态。这一道残疏文为：“清兵从孟县渡河。大学士史可法奏：我与清兵相隔只有一条淮河。清兵可以在淮河任何一处渡河，则我在淮河任何一处都应该防守。淮河河长两千里，如果不是各镇兵马齐心协力共同捍卫，根本守不住。所以，兴平伯高杰应该亲自引兵开赴开、洛，而以黄得功、刘良佐的兵马守卫邳、徐。大家都知道清兵的目标是想占据开、洛，为什么各镇之间不互相呼应防备？现在清兵已经渡河，长驱而东，不日可至。在淮河南岸抵御敌人的难度系数比在淮河北岸抵御敌人可要高上一百倍。”
高杰虽然性气乖张、骄横跋扈，但也是一个热血汉子，铁骨铮铮，得史可法谆谆相劝，感奋思进，有忠义许国之心。
此前，他曾给弘光上了一道《论保江南》疏，大陈中兴之计，云：“目前大势，人人都说要守江北以保江南，然而从曹州、单县渡河后，则黄河无险可守；敌人一旦自颍、归侵入，则会危及凤阳、泗州。有人说，我有长江天堑在，为何还要据守上游，为何还要防长江出海口，又为何止有瓜州、仪征、浦口、采石作为江南门户？乞请圣上经过和盘打算，定断速行，中兴大业，还是有很大机会的。高杰愿派遣总兵李朝云赴泗州，又派遣参将蒋应雄、许占魁、郭茂泰、李玉赴徐州防守。”
得到史可法的命令，他即于甲申十月十四日祭旗鸣炮，率部北上。

17 北伐的目标
十一月十三日，抵达徐州。
得知高杰北上，清方地方官员慌乱成一团。
清方署沛县知县胡谦光告急塘报云：“本月贰拾日戍时高兵匝地南来，于三更在沛城之外扎营。于四更时，卑职巡视，有马千骑，步兵无数，见今在于沛城之下及四门困围，水泄不通，系至急至危。”
清方河道总督杨方兴也说：“该职看得，丰沛逼近河干，高（杰）刘（泽清）兵马不时窥伺，今且称兵犯顺矣。”为此，他一个劲儿地呼救：“除职一面分兵救援外，窃念高刘贰逆，逼处淮徐，诡谋叵测，或发兵南下，或设兵防守，事在燃眉。”
事既如此紧急，清廷当然不敢等闲视之，赶紧派遣清肃王豪格等人率兵南下。
于是，淮徐一带也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战场。
甲申十一月二十一日，陈洪范回到了徐州曾向高杰极陈清朝军势之盛，欲劝高杰降清，高杰一句：“他们就这么想得到南京？那也行，让他们用北京和我们交换。”陈洪范大感狼狈，伪做中风状，连夜逃跑了。
为了对付豪格等人，高杰写信约刘泽清助战，并称：“清朝发一王子（即肃王豪格），领兵号二十万，实七八千，齐驻济宁。近日河南抚镇接踵告警，一夕数至。开封上下北岸俱是清兵，问渡甚急。恐一越渡，则天堑失恃，长江南北尽为战场。时事至此。令人应接不暇，唯有殚心竭虑，直前无二，于万难之中求其可济，以报国恩而已。”
这信中不难窥出，高杰慨然已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
弘光元年正月初九日，高杰在没有其他队伍为后劲的前提下，按照史可法的部署，毅然提兵北上，准备至开封地区后即向西面荥阳、洛阳一带推进。
鉴于清肃亲王豪格对自己多次劝降，高杰给他回了一信，信中说：“逆闯李自成进犯宫阙，祸及君父、天下臣子，莫不痛愤于心。现在，高山河流都为此事带上了羞愧之色，臣子又怎么可以与李自成同活在一片蓝天下呢！感谢关东大兵，帮我收复神州，礼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之前，我朝已经派出使臣给贵朝奉上了金币，聊表谢意。原谅我们的礼金太少，不足报答高恩厚德于万一，而逆闯李自成尚跳梁于秦晋，尚未剪除，凡是臣子及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人人昼夜卧薪尝胆，一心想着杀闯逆、报国仇。贵国对我国有莫大之恩，我们感谢还来不及，绝不会有任何不良的想法，私自做一些忘恩负义的举止。高杰才疏德浅，奉命堵河，不自量力，只急着想与贵国劲旅会兵，分道入陕，斩下逆闯李自成的脑袋，哭奠先帝。这样，高杰的血忠已尽、心愿已毕，自然散发入山，不问世间事，一心一意祝福曾经帮助我复我大仇的人。现在，即使是尺寸之光，高杰也想凭借；高杰一腔积怀，偏偏无从倾诉。总之，高杰的真实心意，千言万语，都是想与贵国会师合剿李闯王，帮助成就贵国恤邻之名。”
高杰这一封信的表面目的是对清人的策反劝降进行明确的拒绝，实际上还有一个巨大的阴谋，即以“会师剿闯”为名，麻痹豪格，以便渡河后给其致命一击。
为此，高杰在信中不厌其烦地一再重申：我高杰这一次带兵来，是要同你们“只急着想与贵国劲旅会兵，分道入陕，斩下逆闯李自成的脑袋，哭奠先帝”、“高杰的真实心意，千言万语，都是想与贵国会师合剿李闯，帮助成就贵国恤邻之名”等。
然而，阴险狡猾、老谋深算的豪格还是嗅出了里面的危险气味。
这主要是高杰自抵达徐州后，一直在忙碌着沿河筑墙，专力备御，其所备御的对象正是隔河相望的清军，根本就没有“急着想与贵国劲旅会兵，分道入陕，斩下逆闯李自成的脑袋”的迹象。
所以，不管高杰在信中写得多么真诚，不论他是剖白心迹，还是指天赌咒发誓，豪格都不敢相信。
豪格给高杰回了一封信，全信如下：“肃王致书高大将军，钦差官远来，知有投诚之意，正是将军首建奇功之日。将军如果真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请过河会面，其时将军的功名决不在寻常之列。将军如果准备与我合兵剿闯，这种事情不应该跟我说，应该派遣正式官员北来，由我派人引领启奏我皇上，我做不了主。此复。”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高杰“会师”的建议，反邀高杰过河面会。
既然双方谁都骗不了谁，那就只有在战场上见分晓了。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正月初九日，高杰率部抵达归德（今河南商丘），派人给镇定在睢州的许定国赠送千金、布百匹，并写信给许定国本人，要其投入收复中原大业中来。
许定国，字肤公，号太翀，河南太康人，贫寒农家子弟，膂力过人，能手举千斤大钟，人称“许千斤”。神力盖世之外，还有一身超凡的武艺，能从平地飞跃而起以双手攀住房檐悬空半身，来回攀行数遍，面色不改。少入行伍，曾在一次战斗中，以铁箭射敌，箭羽穿透敌人高举着用来防身的木板，置敌人于死命。早期，在登莱巡抚睢州人袁可立帐下听命，擢为中军。因在山东平灭白莲教有功，得升为副总兵。崇祯年间又以剿“流寇”功升山西总兵。
不久，李自成围开封，许定国沁水战败兵溃，被逮论死。犯事被逮下狱。崇祯十六年，朝廷缺将，年已七十的许定国特赦出狱为河南总兵。许定国蒙赦，却心生怨恨，毁家养军，一心经营自己的势力，以图乱世自保，拒绝听令于朝廷，拥兵自固，割据一方，聚有万余能战之士。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间，大顺军直抵北京城下，崇祯帝遍诏诸将勤王，加许定国官职。许定国幸灾乐祸，不但不肯赴援，反而率部下军将趁乱大掠商丘、宁陵，与当地明军相厮杀，杀人盈野，蹂躏地方。
如前文所述，大顺军西撤，清军入据神京，弘光帝继位于南京。河南一带竟成了权力真空地带，弘光帝授许定国“镇北将军”一职，名义上是高杰的部属。
高杰对许定国的过往是知根知底的，知此老是兵油子出身，对崇祯帝的话也敢置若罔闻，要他奋起报国，除非太阳从西边出。只不过许定国“拥众四五万”，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地方势力，如果能吞并这支队伍，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会壮大自己北征的力量和声势。而且，睢阳是个军事重镇，只要得到并守住这个地方，南明的两淮和长江下游地区皆可安全无虞。
高杰赠送财物给许定国，是想以财物为钓饵，寻隙收编他的队伍。
财物送出后，高杰命令麾下的李成栋、王之纲、李本深、胡茂祯、郭虎、高进库等率部西移，将睢州团团围住，做出虎吞之势，给许定国施以压力。
不过，说到底，许定国也是朝廷大员一镇诸侯，在弘光朝尚无明显恶行，高杰还不便做出下一步动作。
在高杰看来，许定国只能有两种反应：一、乖乖服软，无条件加入自己的北征队伍中来，听从自己指挥；二、跟自己对抗，搞个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18 睢州之变
高杰认定，以许定国的怯懦和无能，其只会选第一种。
哪料，许定国竟做出了第三种选择：告状，向史可法告高杰的恶状。
史可法这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抗清大业上，正倚重于高杰，哪里将许定国的申诉放在心上。他对许定国的信使说：“许总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
这样，许定国无路可走了，只好于正月十一日出睢州城外五里庙前迎接高杰。
高杰看着许定国素服角带、屈膝相迎，知道许定国已经就范，心中窃喜。
当日，高杰领五千精骑入城，而将前三营将士留在城外。
到了睢州城门，在迎接的人群中忽然有一位千户跳出来，拦在高杰马前，大呼道：“许定国要谋将军性命！”
此言一出，许定国阴私被戳，不由得魂飞魄散、心胆俱裂。
去年秋，当清豫王多铎准备率军进攻江南的消息传来时，许定国惊恐莫名，就有了降清之意，多次派人到多铎处请降。不过，怀庆的清军被李自成击败，清军主力的进攻方向被大顺军所吸引，多铎不得不率军队向西调发，并于年底抵达河南卫辉、孟津一带。许定国降清之举未能成功。
许定国虽然未能和多铎达成投降协定，但降清之心已定，听说清肃王豪格驻军于山东，便复派人携书至山东乞降。
高杰要来取睢州，许定国向史可法告状不灵，反被史可法劝他离开睢州。许定国忍无可忍。真是欺人太甚！离了睢州，俺许某人还能到哪儿安身？又哪有向清廷投降的筹码？！
许定国几乎咬碎后槽牙，命自己的儿子许尔安、许尔吉到清肃王豪格那去做人质，同时要求豪格派兵过来保护自己。
豪格的兵只有七八千，来济宁的任务也只是对付地方土寇，哪敢轻动？他只是把许定国乞降一事上报了事，再无下文。
豪格军不来，许定国也不敢妄动。
高杰来了，许定国只得硬着头皮出迎，心里想的是只管在高杰跟前说好话、赔笑脸，走一步是一步，暂时还没有谋害高杰的胆子。
想想看，睢州已在高杰的合围之中，就算许定国谋害高杰得手，则他和偌大的睢州城未免化为血泥。
所以，他只能不断地敷衍高杰，等待清廷方面的支援。
没料到，许定国忙忙碌碌中所做下的诸多卑鄙勾都被别人看在眼里。
这位千总，就是看不惯许定国叛国投敌的行为，激于忠义，大胆跳出来揭发。
高杰听了千总的话，瞪起眼看许定国。
许定国惊慌失措，面无人色。
许定国的包表现让高杰放松了警惕。
高杰觉得，许定国胆小如鼠，不可能有谋害自己的胆子。
同时，为了能骗取许定国的信任，进一步兼并睢州军队，高杰命人将千总拿下，斥责他挑拨离间，痛打了六十军棍，送交许定国处理。
许定国出了一身冷汗，命人将千总枭首示众。
既入城，许定国宴请高杰。
众营将劝高杰不要赴宴，高杰哈哈大笑道：“定国老妮妮耳。何多虑也！”
酒宴上，高杰提出：要与许定国定盟，歃血钻刀，结为兄弟。
一听“定盟”二字，许定国的心瞬间凌乱。
他了解高杰，基本上，谁和高杰定盟谁就会倒大霉。
高杰在徐州之日，大盗程肖宇畏惧高杰军队强盛，率众附降，高杰和他高高兴兴地喝酒，歃血定盟，馈遗酬酢。但是，转日就将程肖宇斩杀，尽吞其部。
高杰初到永城，乡绅某者，蓄积甚厚，输犒数千。高杰和他定盟，旋复见杀，并籍其家。
……
和高杰打交道，许定国不得不打起十二万分精神来。
为了讨好高杰，许定国安排了绝色美女陪酒甚至陪睡。
高杰只喝酒，将美女斥退。
许定国看高杰不肯接纳美女，心中愈加不踏实，惶恐不安。
高杰看他模样，有些不忍，安慰道：“行军打仗期间，高杰实在无心作乐，老弟既然有这样的诚意，不如先为我收养着，等扫清中原，再来接去，以娱吾老。”
许定国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第二天，高杰回请许定国。
席间，高杰催促许定国刻日跟随自己北征。
许定国以自己老妻有病为由，请求缓其期。
高杰大为不满，说：“龌龊龌龊，丈夫做事，岂能为一妇人所牵绊，不如高杰帮你将她杀掉，以后再以大美人相偿。”
许定国大惊，跪倒恳求说：“此为末弟结发之妻，非其他妇人可比。定国即日就跟随将军起兵，幸勿见罪。”
并且，当场定下了起兵的日子——当月十六日起兵。
高杰哈哈大笑。
高杰逼得太急，许定国老匹夫别无选择，狠下杀心，要和高杰拼个鱼死网破。
正月十二日，经过精心安排，许定国于睢州原崇祯朝兵部尚书袁可立府第的藏书楼下大厅内再次宴请高杰。
许定国亲自奉酒侍饮于高杰之侧，而让幼弟许泗陪宴诸将，且每将配备妙龄妓女一名。
饮至半酣，有人觉得其中有异，耳语高杰，说：“今日之宴，大非昔比。许定国弟许泗，神魂不安，莫非里面有鬼，藏有祸心？”
高杰大笑，道：“你等总是以为许定国为虎狼之辈！以我看来，不过一泥中蝼蚁！”
诸将听了，一齐骇然，再欲进言，高杰却挥之而退。
当夜，高杰留宿于袁府，寝室无宿将健儿，只有几个髫髻童仆。
更漏将残，许定国率大兵围困袁府。
高杰惊觉，跳起寻找自己随身所用铁棍，该铁棍诡称重四十斤，实为十八斤，此时已遍寻不见。
高杰大叫一声“不好”，赤足跳出寝室，将一名迎面扑来的睢州兵踢倒，夺过他手里的长枪，与后面蜂拥而来的乱兵混战，虽连杀数人，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力尽，倒毙在血泊中。
高杰所带来的三千骑兵也尽为许定国所杀。
安扎在城外的高杰麾下前三营闻乱，攻入瓮城，却很快就被睢州兵逐出。
十三日，前三营攻城不克。
十三日深夜，许定国出走西门。
过了三日，高杰外甥李本深和部将高进库等始率众赶来，而许定国已率部渡河北窜。
高杰部将士悲不自胜，迁怒于睢城百姓，将睢州城方圆两百里内的生灵包括飞禽走兽，无不屠戮殆尽。
可叹那州民何无辜，遭此荼毒！
史可法听闻高杰被杀，顿足流泪，哀叹道：“中原不可为矣！东晋、南宋之事，难再复现！”
高杰一死，北伐行动不但就此流产，而且其他三镇也有了觊觎高杰部众、地盘之心，吵吵闹闹，嚷叫不已。
史可法不得不亲到高杰军中处理善后事宜，立高杰子高元照为兴平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胡茂祯为阁标大厅（即中军），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高杰妻邢氏颇有见识，深恐儿子高元照年幼难以服众，提议让儿子高元照拜史可法为义父。
偏偏史可法是一迂腐书生，恪守儒家道德标准，生怕和高杰一家搅和在一起会玷污自己史家清白，死活不肯同意，反推军中监军高起潜出面，由高起潜替自己收下这个义子。
虽说高起潜和高杰是同姓，但毕竟是个太监，而史可法这种惺惺作态也让高杰属下诸部大为寒心。
史可法擅自处置高杰一军的做法也惹得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等人大为不满，这三人一同上奏：“高杰对国家毫无贡献，一味沉浸于骄横淫杀之中；史可法准备以他的儿子承袭领军，李本深为提督，到底安什么心？请把他的部队分配给我们大家统领。”
马士英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想安置自己的心腹卫胤文掌管高杰军，所以驳下了刘良佐等人之议，让弘光下旨说：“兴平伯高杰有儿子，朕怎么可以将他的和兵马辖区改赏给其他人！现在朝廷决定加高杰军中的监军卫胤文为兵部侍郎，总督高杰的部队。高杰部大小将士，一律听从邢氏统辖。”
但实干家黄得功已先下手为强，提军直趋扬州。
高杰一军哗然，诸多部将拔刀而起，不甘就此任人宰割，火并一触即发。
弘光下旨切责黄得功：“各位藩镇请自珍自爱、恪守臣节，不要轻举妄动以耽误国家大事！”回头又谕史可法：“爱卿既然已经回到扬州，请劝谕黄得功回自己的辖区，不要与孤儿寡妇争权夺利。沿河军事防御，由王永吉、卫胤文料理。”
史可法只好前往扬州，苦口婆心地对黄得功进行劝阻。
在史可法的苦苦哀求下，一场大规模的内斗终于平息。
但经历了这样一场大变故，高杰部的军心已经瓦解，原来驻扎在徐州的部队也拔马南归，弘光朝在黄河沿线不再设有一兵一卒。
在这种情况下，史可法虽有干才，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
想那史可法虽担负复兴明室的重任，却不得不在这危急的关头疲于奔命，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调停骄兵悍将互争雄长的纠纷中。对此，他痛心地说：“臣自担任督师重责以来，无日不以国事为念，但人心难协、众口难调，事情局势纷繁变更，睢州大祸之后，又有扬州内讧之忧。外侮尚未消除，内衅已经开始加深，可叹可叹，我史某空有节制各军各镇的虚名，却肩负了封疆之大罪，真真不胜悲哀之至！”

19 党争不息
南京政府的两大顶梁柱之一的史可法在朝外费尽心机、惨淡经营，最终却是灰头土脸、一事无成，那么，另一个在朝内操持政务的顶梁柱马士英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做出的成绩是不是要好一点呢？
答案是，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说起来，马士英是被一个人给拖死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阮大铖。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与史可法的恩师、东林领袖左光斗是同乡，曾得左光斗援引，列籍东林。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发生内讧，阮大铖的利益受到冲击，一怒之下，转附阉宦魏忠贤。随着东林党与阉党的交锋越来越激烈，阮大铖做了逃兵，退隐乡里，想等形势明朗再行出山。
不久，熹宗暴毙，崇祯帝继位。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阮大铖为了能在新君面前有所表现，他写了两份奏疏，一份专门攻击阉党，一份既弹劾阉党也弹劾东林党，一起交给了在北京的友人杨维垣，要杨维垣见机行事，代为上疏。
哪知杨维垣正和东林相攻，就把那份不利于东林的奏疏上交了。
实际上，崇祯正在对阉党进行大范围清算，得势的是东林党。阮大铖在这时候弹劾东林党，属于摸老虎屁股，东林诸公彻底被激怒，目之为奸逆，将之打入“逆案”名单，定性为“永不叙用”。
阮大铖的仕途就此终结，避居安庆，流寓南京，每日萧然无一事，只是巧治亭台园圃，精教声伎，招纳游侠，谈兵说剑，组建文社。
阮大铖实在是个人才，非但科考成绩骄人，而且有文艺天赋，能填词作曲，甚至可以编写戏曲剧本，且家中积蓄丰裕。既然闲着无事，就豢养了一支曲艺水平极高的戏班子，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传奇多种，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桃花笑》等，借戏遣愁，自娱自乐。
不承想，因为风头太盛，此举触怒了南京的地头蛇。
这伙地头蛇以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复社四公子”为主。
复社是由全国各地文社于崇祯初年合并的一个党社联盟，这些文社包括江北的匡社、南社，吴中的羽朋社、应社，松江的几社，江西的则社，浙东的超社，浙西的庄社、闻社，武林的读书社，山左的大社，历亭的席社，莱阳的邑社，中州的海金社、端社，黄州的质社，昆阳的云簪社等，其中著名人物有张溥、张采、夏允彝、吴伟业、顾炎武、黄宗羲、陈子龙等。张溥为盟主，会聚了大江南北两千多士人，称得上是中国封建时代规模最大的一个知识分子结社。不少复社成员是东林党人的学生或弟子，复社本身也继承了东林传统，论文兼评时政。
“复社四公子”和顾杲、黄宗羲、吴应箕等人一起，捣鼓出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到处张贴，要求大家“防火防盗防阮大铖”，把阮大铖描画成入侵病毒。
复社成员的攻击弄得阮大铖很是狼狈，不得不潜居城南之牛首山祖堂寺，销声匿迹。
阮大铖明白自己的处境，要想日子好过，就必须和复社乃至东林交好。
为此，他费尽心机地寻找和复社、东林结好的机会。
由于复社成员大多是中青年，只有少数人进入仕途，而且职位较低，不足以对朝政形成大的影响。复社党魁张溥的老师周延儒曾一度担任崇祯朝首辅，但在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被温体仁排挤撤职。
为了光大复社，张溥用集资入股的方式筹措活动经费，以帮助老师东山再起。
阮大铖抓住了这一机会，慷慨解囊，注入了最大的一股资金，成功资助周廷儒入阁，再任首辅。
对于阮大铖的鼎力相助，周廷儒也很有报答之想，但碍于阮大铖的名声实在太臭，而且东林党人多势众，周延儒不敢顶风而上，只好想了个折中方案，问：“知交中谁与子最密者？”让阮大铖推荐他的一个好友出来，自己亲自提拔。
阮大铖最好的朋友就是马士英了。
前文说过，马士英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但赴任才一月，便因檄取公帑被人揭发，以贪污罪废官屏居金陵。
这样，马士英和阮大铖既同是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榜的进士，又都是因罪免职之人，同样流寓到了南京，可谓是难兄难弟、同病相怜，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很快就结为狎邪之交，相欢如父子。
阮大铖原本也知道自己的仕途已经被堵死，资助周延儒，不过是想缓和与复社、东林之间的矛盾。看周延儒乐于帮助自己，就不假思索将马士英推荐给了周延儒。
周延儒安慰阮大铖说：“现在我大力起用马士英，再让马士英转荐，让你东山再起。”
这么一来，马士英不但职位归复，而且还做到了凤阳总督的位子。
现在，马士英已经成了南京朝廷的首辅，如果不拉一把老朋友阮大铖，那还算是人吗？马士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对人说：“我哪天执掌了朝权，必定首先重用阮大铖！”
的确，在对待朋友上，马士英算得上是一个热血热肠的君子。
东林巨子、复社创始人张溥病死时，东林诸人多在与周延儒讨价还价官位的大小，周延儒甚至对张溥的死表现出了莫大的兴奋，偷偷对人：“天如（张溥字）死，吾方好做官。”
东林众人都无暇操办张溥的后事，最后，是马士英为操办张溥后事忙里忙外。
所以，某次，面对东林党人的攻击，马士英就颇有江湖豪气地还击说：“你们这些人，也配讲什么同声共气！要讲同声共气，你们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我为了安葬张天如，一月之内奔走千里。想想看，当我为张天如操办后事时，你们谁稍微关心过一下？”
做上了南京朝廷的首辅，他便动用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把阮大铖弄进了朝廷，任命为兵部右侍郎。而阮大铖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料的人，在觐见弘光时，他上交了一份“守江策”，侃侃而谈“三要、两合、十四隙疏”，俨然一个扶危救困的栋梁之材，很快就得到了弘光的喜爱。
从马士英的角度看，举荐阮大铖入南京，只是纯粹在还一个人情债，没有更深的意图。他没有想到，这么一来，等于是引爆了一个火药库，一个大爆炸紧随而至。
原先的姜曰广、吕大器等人为什么不赞成弘光帝朱由崧继位？他们担心的就是朱由崧会为逆案翻案，而逆案一旦翻成，就证明了东林党当年的错误，东林党既然从头错到现在，自己这些人还会有什么好下场？！
然而朱由崧却是宅心仁厚，登位后非但没有翻案的心思，而且大大方方地下诏邀请众多的东林党及复社成员入朝为官。
现在，小朝廷才组建好，马士英又横生枝节，着力提拔逆案重要成员阮大诚，是不是要为逆案翻案？是不是……是不是……
东林党上上下下都头皮发怵，纷纷上书制止，直言阮大铖是阉党骨干，祸国殃民，任用这种人，国将不国。
如果单单是这种弹劾和攻讦，马士英还扛得下来，最不能忍受的，因为援引阮大铖，他还遭到了肢体上的折磨和污辱。
在左良玉军中当监军的巡按御史黄澍也是东林中人，此人受左良玉的派遣，专门入朝窥探南京朝廷虚实。他听说马士英甘冒东林党之大不韪执意要起用阮大铖，心中盛怒，在朝堂行礼完毕，便高呼奏道：“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杀奸臣大贼！”
弘光帝大为惊骇，问：“卿以谁为奸臣大贼？”
黄澍正气凛然地说：“马士英即为奸臣大贼！马士英由罪人擢为凤阳总督，深受先帝殊恩，但先帝被围于北京，此贼拥兵坐视，不发一兵相救，全无人臣之心，可谓天下之大恶。马贼既不忠于先帝，又怎能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开建府署，树起军旗，就是要军队严加守卫。哪料马士英闻警即逃，将祖宗藏玉之地付与盗寇蹂躏，还比不上普通人家的仆人保护一小土地忠诚。太祖太宗在天有灵，一定怨恨无比。可以说，马士英老贼不仅身为不忠之乱贼，并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而有余辜！”
黄澍越说越气，最后情难自控，冲上去对着马士英的双脸左右开弓，啪啪啪就是几大嘴巴子。
这让马士英脸面丢尽，恼羞成怒，终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与东林党对着干的道路。
他与阮大铖相商，密议反击东林党人之策。
阮大铖身为戏曲大家，擅长各种明斗、暗斗、阴谋、阳谋，眉头一皱，奸计随即上心头，说：“他们以‘逆案’攻我，我应作‘顺案’以反击。”
“顺案”，即是指要专门打击曾有在北京投附“大顺”降贼行为的大明官员，这些官员中，东林一系的人可不在少数。
马士英点头称好，随即兴起大狱。
由此，东林党势力大损。
不但东林党势力受损，因为“顺案”的扩展，许多非东林党人士也被牵连进来，坐牢的坐牢，砍头的砍头。而且，还有许多从北方准备南归或正在南归途中的前明官员考虑到自己多多少少也有过一些“失节”行为，既然南京政府追查得这么严，只得止步转投大清的阵营中去。
内阁大学士姜曰广对于马士英的打击报复行为大为愤慨，却也无可奈何，为示正邪不两立，他向弘光帝提出辞职，说：“微臣我惹毛了权奸马士英，分内当死；圣上洪恩宽大，请准许微臣引退归田。”
你辞职，我不反对，但你骂我是“权奸”就不行！马士英当即反唇相讥，说：“我为权奸，你是老贼！”说完，也以辞职相要挟，对弘光帝说：“老臣从满朝一片异议声中推戴皇上坐上了帝位，现在不得不以犬马余生退归贵阳、避位让贤。如果陛下强要留下老臣，老臣必定死于东林党人之手！”
马士英这一句话，正中东林党诸公的下怀。
姜曰广又羞又急，大声断喝道：“皇上是按照血缘亲疏及次序登上帝位的，你有什么功？”马士英应道：“我本来是没有功的，只是你们这些东林党人偏偏要改立疏远宗藩潞王为帝，断然拒绝迎立当今皇上，这才让我从无功变成了有功。”
总算弘光帝为人忠厚，不愿意在这件事上过多缠绕，劝道：“潞王是朕的叔父，贤良聪明，本来也应当登位，两位先生不要为此事伤国体、损和气。”
马士英并不肯就此罢休。
某日，和弘光议事，突然又提出要诛杀东林大臣，他叩头上奏说：“老臣因为拥立了皇上，触怒了东林奸党，奸党小人，睚眦必报，必欲置臣于死地。”一句话没说完便号哭起来，边哭边说：“臣知奸党不难相容，臣孤弱无助，当然不能以一人之力而讨好千万人，恳请皇上感念老臣曾经拥戴的粗微功劳，同意释放老臣回归故里，混上个自然死亡，老臣发誓来世再效犬马之劳，老臣再也不能服侍皇上了！”额头砰砰直叩地板。
弘光耸然动容，安慰道：“爱卿请起，爱卿请起，爱卿请自爱。朕与卿做主，看看谁敢欺负爱卿？”
马士英继续泣奏：“老臣这条小命就全靠皇上保护了，老臣痛恨刘宗周藐视皇上，无人臣礼。臣矢以死奉皇上，天必杀此老奸！”
一旁的姜曰广再也听不下去了，高声抗言道：“马士英所说荒谬至极！刘宗周乃是三朝老臣，坚守道义，气节凛然，至白发而无丝毫改变，真称得上是古今难得的社稷大臣。先帝对他还敬重有加，看看谁敢杀他！”
马士英厉声道：“姜曰广与刘宗周，都是属于东林奸党，就是这些人不肯拥立皇上！”
姜曰广须发倒竖，喝道：“你说梦话吗？迎立皇上之时，刘宗周还在浙江，臣只是一介书生，手里又没有兵权，拥立或不拥立，我根本就说不上话。”
弘光并不以迎立之事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只是劝解道：“这是上天要降临大难给我家，朕德浅薄，勉为其难当政，时时担心会败尽太祖皇帝留下的江山，正要倚重两位爱卿，希望两位爱卿同心戮力，共成大事。卿等交恶，朕就会失去依靠。呜呼，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对事物的理解，细小的事情就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从今以后，大家同舟共济，不愉快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但马士英、阮大铖集团与东林、复社人士及其追随者的斗争仍是愈演愈烈，双方争权夺利，舌战不已。
弘光对这种纷争不息的党争深恶痛绝，不得不下诏谕强调：“你等诸臣如果还能吸取前车之鉴，怀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则可匡复王室。若还这样水火不容，戈矛相加，天下事已不堪再坏。请问诸位，是否还将朕放在眼里？祖宗已经立下的法规，是不可以无限度地宽恕的，请各位稍微尊重一下朕所说的话！”要求双方能和衷体国，消除成见，共保明室中兴。
话虽这么说，不但姜曰广，其他如兵部侍郎吕大器、左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尚书张慎言这些人，因为先前在策应过程中没有拥戴福王，本来就于心不安，此时此刻，看马士英在朝中当众以此相攘诟骂，也已经无颜再在朝廷待下去了，纷纷跟着引咎辞职。
复社和东林实力因此一损再损，声势荡然无存。
有人看阮大铖兴起的“顺案”株连太广，劝他：“天下未定，您如此罗织，专为报复，不知最后到底是为虏还是为贼？”
阮大铖哈哈大笑，说：“钟鸣漏尽，时日无多，我只要能及时报复这些仇人，管他为虏为贼！”
报复之外，阮大铖还特别想完成自己在政治上的翻身。
这所谓的翻身，就是他的身上一直背着“逆案”的包袱，如果不为“逆案”正名，这包袱就会一直存在。而要为“逆案”正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解禁、重新发行曾被崇祯帝下诏毁版的《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一书由魏忠贤主持，阉党头目顾秉谦主编，黄立极、冯铨执笔，以陷害东林党人为目的，纂辑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的示谕奏疏档册。该书名为敕修，实为阉党罗织正士的黑名单，一旦《三朝要典》解禁，就等于是判定了东林党的反动性，东林党既然是反动的、邪恶的，则阉党就是清白和正义的了。
在阮大钺看来，要解禁《三朝要典》并不困难，因为书中大量涉及了弘光帝的奶奶郑贵妃、父亲朱常洵的政治名誉，解禁《三朝要典》，既是为阉党正名，也是为郑贵妃正名。阮大铖对弘光帝说：“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指郑贵妃）之仇未报乎？”
弘光帝却不想把事情搞大，但也不想让马、阮太过难堪，就采取调和折中政策，两边都不得罪，一面命礼部访求《三朝要典》一书送史馆，吏部察明被罪诸臣，分别复职，并明谕已经时过境迁，只能宽赦，不可以追究，一面谕解东林诸人不必疑猜。
阮大铖大为失望。
但他翻案心切，仍在积极寻找其他打击东林党的机会。
这年十二月，一个大好机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这个机会就是南渡三案中的第一大案——大悲案。

20 南渡三案
这年年底，南京来了个游方和尚，疯疯癫癫，口出狂言，自称大明亲王，直闯皇宫，口口声声要找弘光帝。
既是大明亲王来寻亲认戚，弘光帝不敢怠慢，但鉴于天下宗室众多（诚如前文所述，崇祯末年已高达二十多万人），却也不肯轻信，先交由有关行政部门审理鉴别。
然而审理的结果让人大感意外：这个和尚其实是个骗子，徽州人，在苏州为僧，佛号大悲，不过想趁天下大乱，浑水摸鱼，冒充亲王，进入皇宫招摇撞骗，仅此而已。
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件普通的诈骗案而已。
但阮大铖却敏锐地捕捉到了里面的杀机——这大悲和尚原本思维混乱，先称己为齐王，其后又说是吴王、定王，说话颠三倒四、糊糊涂涂，在审讯过程中受到惊吓，更是胡言乱语、口不择言，供词中竟然出现了这么一句“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坐正位”。
就是这一句，阮大诚怦然心动。
他决定以这一句为突破口，将这个普通的诈骗案搞大，搞成震动朝野的政治大案。
他对大悲和尚实施诱供，引诱大悲和尚把更多的东林人士牵涉进来。
不用说，阮大铖的智商比这个疯和尚高多了，在阮大铖别有用心的谆谆诱导之下，涉案人员由大悲一人一下子扩大到一百四十三人，其中赫然出现了史可法、高弘图、钱谦益、姜曰广等人的名字。
为了让人们对这一百四十三人有更加形象和直观的认识，阮大铖亲自操刀，以这一百四十三为原型，分列“十八罗汉、五十三参、七十二圣贤菩萨”，写了一部大众通俗读物——《正续蝗蝻录》，以东林为蝗，复社为蝻。
《正续蝗蝻录》推出，阮大铖意犹未尽，又继续作《蝇蚋录》，指附从东林、复社者喻为蝇为蚋，将打击对象扩展到“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人数高达千余人！
小样，看还不玩儿死你！
阮大铖的志向很伟大，他的目标是想把东林、复社人士赶尽杀绝。
弘光对阮大铖这种狠毒的作风实在看不下去了，召对阁臣，主张尽快只对大悲一人结案，以息事宁人。
这样，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仅以“妖言罪”将大悲和尚斩首而告终。
疯狂行动告一段落。
但，仅仅是一段落而已。
因为，被迫害得悲愤莫名的东林、复社两党很快迎来了他们反击的机会。
这机会就是接下来发生的“伪太子案”和“童妃案”。
“伪太子案”的发生时间距离“大悲案”不远，都是同一年年底的事情。
这年年底，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家仆穆虎从北京逃归南京，路上偶遇一少年，两人结伴而行。夜间投店，共寝一室，穆虎忽然发现少年内衣上赫然绣着龙纹，不由大吃一惊。
在那个年代，敢身穿绣龙纹内衣的人，要么是皇帝，要么是皇子，这年轻人是怎么回事？莫非、莫非……
穆虎的心脏剧烈跳动，赶紧低声询问少年的身份。
少年大大方方地回答说：“我乃皇太子也！”
南京政府满天下寻找皇太子，岂料这皇太子就在眼前。穆虎高兴得差点晕过去，从此小心侍候，沿途对少年呵护有加，无微不至。
回到南京，穆虎将情况全部禀告给高梦箕。
高梦箕吓了一大跳，却不敢声张。
如果这事发生在新君未定前的四月份，自己无疑是捡了个天大的金元宝。现在，南京朝廷已经有主，你这个皇太子这个时候出现，先不说你到底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谁知道弘光帝是什么意思？自古以来，为得到龙椅宝座，从来都是有我无你的，提前让弘光帝退位恐怕不现实，赏你一把大刀还差不多。
为慎重起见，高梦箕让家人把这位“太子”送往苏杭一带，保护加软禁，静思下一步应对之策。
“太子”对高老爷的做法大为不满，认为自己堂堂大明太子，这么藏着掖着，算怎么回事儿？
在苏杭一带，其招摇过市，元宵灯会，哪人多往哪儿钻，当众抒发国破家难之慨，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乃“崇祯太子”。
“太子爷”既然这么高调，高梦箕可不敢藏匿了，赶紧密奏弘光帝，将自己掌握到所有有关这个“太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悉数汇报。
读了高梦箕的奏报，弘光帝却表现得很大度，立刻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太子”入京。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初一日，“太子”从浙江金华到了南京，由锦衣卫冯可宗看管。
弘光帝在朝堂上大大方方地对群臣说：“有一个黄毛稚子自称是先帝的东宫太子朱慈烺，如果他真是先帝之子，即便是朕之子，朕定当抚养优恤，不让其失去倚靠。”诏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一同前往辨认真假。
听说是从北京来的太子，大家都激动万分，怀着复杂异常的心情前往观看。
这些人中，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大学士王铎。他曾担任东宫教官，做了太子长达三年的老师。
王铎对太子体貌特征的描述是：“大目方颡，高声宽颐，厚背首昂，行步庄，立度肃。”
此外，刘正宗、李景廉等人也都担任过东宫讲官，对太子的音容相貌、言行举止，也极其熟悉。
以刘正宗的话来说，太子相貌的最大特征就是“眉长于目”，不同常人，该“太子”是真是假，一看便知。
俗话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等见到“太子”，众人都惊诧莫名，王铎更是脱口而出，断喝道：“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岂其然乎？”
为了在众人面前揭穿这个伪太子的真面目，王铎大剌剌地走到他的面前，问道：“汝识我不？”
少年吓了一跳，瞪大了眼睛，哆哆嗦嗦地答道：“不也。”
王铎冷笑不已，又问：“讲书在何殿？”
侍班讲书之所是设在端敬殿，那少年却懵然无知，半天才挤出两个字：“文华。”
王铎不置可否，继续逼问：“几上位置何物？”案桌上放置的是讲读数目十个算子，该少年一头雾水，哪里得知？只是双眼迷离，眼内充满了求助之色，茫然四顾。
行了，什么也不用说了。
王铎当即昌言明告诸臣，说：“此人明明是假，此事确确可憾。”
刘正宗、李景廉等人也坦言不认识此人。
由是，锦衣卫不由分说，取大索将少年牢牢捆缚。
事已至此，少年只好垂涕长跪以求，哀号说：“小人实是假冒的冒牌货，不过为奸人所唆使玩弄，想通过假冒太子骗吃骗喝罢了。小人其实姓王，名之明，河北高阳人，父亲王纯，母亲徐氏，全是宵小奸邪引诱我做出这等欺诈之事来的。”
时任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的黄道周记载：“王之明，无知顽童，是前朝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因在社会上混不下去，就攀附上高鸿胪的奴仆穆虎到南京行骗，穆虎以为奇货可居，便一口咬定他是崇祯太子。廷臣审问当日，诸讲官侍从看他无一处与崇祯太子相似，对廷臣所问，王之明也全都茫然无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弘光帝不无遗憾地对众臣说：“朕痛惜先帝身殉社稷……”言出泪落，连拭不成语。良久，才续着往下说：“……朕今日在宫中静候众爱卿辨别真伪的结果，只希望望众爱卿通过认真辨别，给我汇报好消息，如果是真太子，便迎入大内，仍然奉为皇太子，谁知却不是。”慨伤久之。
照理说，真相已经大白了。但许多居心叵测、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不甘心此事就这样告终，他们四下散布流言，说王铎等人是在弘光操纵下故意以真为假，好让先帝的亲生子无缘帝位。
此言传出，朝野哗然。
个别不明真相的百姓激愤于“太子”入京而被囚禁，竟公开叫嚷要替太子出头“伸冤”。
“四镇”之一的黄得功也坐不住了，上疏说：“太子未必是假冒，主要是各官为逢迎皇上故意做出了违心判断。不知被安排去辨别真伪的人都有谁，又是谁最终定下假冒的结论。先帝的儿子，等同于陛下的儿子，绝不能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地丢下大狱，像这种不负责任混淆黑白的做法，将人臣大义置于何地！恐怕是在廷诸臣，阿谀奉承的人太多，抗颜正直的人太少。即使有人明白识认这是真太子，又有谁敢出头插嘴自取其祸！”
刘良佐也疏称：“恳求陛下能柔曲而成全两朝伦常，不要给天下及后世留下唾骂的口实。”
左良玉则警告说：“太子从北方而来，身上带有吴三桂所开的身份证明书，史可法明知太子是真却懦弱不敢说；这岂是大臣之道！满朝文武，只知道逢迎皇上，不惜大体。前些日子李自成祸乱北京，抓到了太子，还封赐太子为王，不忍心加害；怎么到了皇上这儿，同是朱明一家，就会反目成仇？明知太子是真，这样追究下去也不会存在什么隐情，却一定千方百计找借口以寻求诛杀，致使皇上、臣子成为忘恩负义的人，从而普天同怨。皇上只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只有爱护自己的亲人才能爱护百姓，愿皇上深思自省。”
湖广巡抚何腾蛟则疏称：“太子到了南京，是什么人最先向皇上报告的？是什么人最先发现的？既然已经召到了南京，马士英凭什么独自一个人就断定是假冒的？既然说是王昺的侄孙，是什么人检举的？内官公侯中有很多从北京回来的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敢出面确认，而泛泛地说所有一切都是其人自供？高梦箕前后的两道奏疏，为什么不散发抄传？圣上的旨意越多，事情就越描越黑，此事关系到天下万世是非，不可不慎！”
众口莫辩之下，弘光帝只好命当年在东宫伴太子读书的太监丘执中前到狱中辨认，狱中的王之明见了丘执中，根本就不认识丘执中，这样，朝野的疑虑才稍稍减少了一点。
弘光帝语重心长地对臣子说：“先帝（崇祯帝）与朕，初无嫌怨，朕岂因贪图天下而害其血胤之心！但太祖之天下，不可以异姓顽童混乱之！”
左良玉仍公开表示不信任，上疏声称，愿“束身赴阙，代太子受罪”。
弘光帝只好宣谕：“王之明好生护养，勿骤加刑，以招民谤。”
“伪太子”案还在发酵，另一个大案——“童妃案”又徐徐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了。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元月的一天，有一个姓童的中年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弘光帝朱由崧早期封号）的继妃，因遭逢战乱，与德昌王失散，现在德昌王既已在南京登位，则烦请越大人代为引见，好与夫君团聚。
这童姓妇人所说的战乱背景可以追溯到四年之前了，那年（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李自成起义军攻陷洛阳城，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杀，只有世子朱由崧侥幸逃出。如果这妇人真是当今圣上的旧妃，夫妻重聚，不但是喜事一桩，对大家来说也是奇功一件。
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对妇人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盘查之后，便相信了她的话，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来南京。
妇人在前往南京途中得到了各地官员的拜谒迎送。
然而，令人惊骇的是，这个妇人的行为放荡，每经过一个地方，地方官员招待略有不周，她就掀桌摔碗，大发脾气。而坐轿途中，动不动就揭开轿帘，露半张粉面，对轿边往来的路人娇滴滴地叫道：“免礼！”生怕人家不知道她是一个大人物似的。
种种迹象表明，这不过一介举止轻浮、一心想骗取富贵的村女愚妇。
弘光帝接到越其杰的奏报，也第一时间予以否认，宣布童氏为奸人假冒。
三月初一日，童氏刚刚送抵南京，便被安排到诏狱交由锦衣卫审讯。
童氏却不慌乱，在狱中从容自述道：“妾身今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氏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妾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如今养在宁家庄。”
看到如此供词，弘光帝哭笑不得，当场批驳道：“朕前任后妃早夭，继妃李氏殉难，俱经追谥。且朕先为郡王，何有东、西二宫？”
诚如弘光帝所说，按照大明典制，亲郡王立妃乃是由朝廷派员行册封礼，岂得由“曹内监”册封？而且，彼时弘光不过德昌郡王，又哪有东、西二宫之说？更有甚者，弘光根本就没有儿子，又何来“玉哥”、“金哥”？
显而易见，这个所谓的“童妃”也跟大悲和尚、“伪太子”王之明一样，是个贼胆包天的诈骗犯！
可是，很多人觉得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因为，东林党尤其是复社中的许多“正人君子”还在不遗余力地深挖这三案里面的内容，并将之放大。
在他们看来，福藩继统就是自己党争的最大失败，必须抓住任何机会，甚至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搞倒搞臭弘光，以达到推倒福藩另立新君的目的。

21 “三案”的延伸
这些人中，以浙东史派的创始人黄宗羲为例，在其所撰写的《弘光实录钞》中就将迎立弘光的过程描写得形如儿戏，说：
北京陷落后，众大明宗室王爷都南下避乱。南京诸臣议立新君时，兵部尚书史可法说：“太子、永、定二王既然已陷落贼人手中，则以伦序论，应该在神宗的子孙中挑选，不过瑞王、桂王、惠王离南京太远，福王又有‘七不可’理由。只有潞王朱常淓素有贤名，虽然只是神宗的侄子，却也是穆宗的孙子，血缘上差别不远，应该立潞王。”支持史可法这个论调的，有兵部侍郎吕大器、武德道雷演祚等。但没等他们议定，逆案大奸人阮大铖久住南京，地头熟、人脉广，潜入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阴谋密议，准备行拥立之事而据有定策大功。这些人，让自己的心腹党羽杨文聪拿了一张盖了兵部大印的空文书往淮安寻访大明宗宝王爷，嘱咐杨文聪说，不管是哪个王爷来了，只要是先到的，就在文书上填上他的姓名，迎回南京。那杨文聪到了淮河岸边，发现河上有一条破船，顺流而下，船中也没几个人，有人说：“福王在这儿。”杨文聪马上跪下叩见，转告了马士英打算援立的意思，并从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来酒食在船上共饮。该日，风色正顺，两昼夜船就到达了仪真。史可法还在忙碌着与南京文武开会讨论新君人选，外面已传各镇奉驾到了。
看看，就黄宗羲这种信口雌黄的史笔，居然敢自我标榜为“国史”。
最妙的是，关于福王的出现，黄宗羲还用了一个春秋笔法：“有人说：‘福王在这儿。’”言下之意，这个“福王”的身份并未经权威人士鉴定，是真品还是赝品，值得怀疑。
黄宗羲除了对弘光本人的真伪存疑外，对于弘光朝太后的身份以及太后与弘光帝的关系，也讳莫如深地写：“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间。太后张氏（实际上应该是邹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原配也。年与帝相等，遭贼失散，流转郭家寨常守文家，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点睛之笔是：“帝之不蚤（早）立中宫，而选择民间不已者，太后之故也。”
这个张（邹）太后，不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原配，年纪与弘光帝相当，战乱中失散在民间，马士英派人找回，因为找到了太后，所以弘光帝迟迟不肯册立中宫……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生怕旁人不能领会老师那言之不尽之意，遂将老师这一看法进行肆意发挥，并对弘光不肯与“童妃”相认做出了貌似合理的解释：洛阳破时，老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贼军屠杀吞噬，他的儿子也无一幸存（先咬实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已经死了）。王府中的几名宦官侍从逃到怀庆，挨饥受冻，无从获食。这些人之中，有一个姓李的，是王府中小王爷的伴读书童，相貌与老福王的次子通城王（实际上应该是德昌王）朱由崧有几分相似。饿极无聊之际，这些人就想以这个李某冒充朱由崧，他们密谋说：“王府中的王子与外界素无交往，谁也不认识他们，事在人为，只要我们胆子够大，不愁衣食没有着落。”于是，他们就谎称通城王避难到了怀庆。崇祯帝知道了通城王流落到了怀庆，同情叔父老福王死得太惨，世子（本指被朱常洵立为世子的另一个儿子，实际上，朱常洵只立过一个世子，那就是朱由崧。）又同样遇难，就以李某袭承了福王的爵位。马士英后来又立他为帝，即是弘光。太后到了南京，弘光赶紧出迎，屏退了左右人等，密语良久，随后便以母子相称。弘光在位已经一年，不立皇后，与太后寝相处如夫妻，不过，并不属于乱伦。童妃呢，是已死真通城王的原配夫人，假通城王弘光不敢让她入宫，就是因为害怕被童妃识破自己的假身份。
黄宗羲的好友林时对也推波助澜，撰《南都三大疑案》说：洛阳既已陷落，老福王朱常洵被闯贼所获，王府里面的宫眷逃窜。世子朱由崧得到一名护卫军护送过河，寓居在太康伯张皇亲的府中，外人并不认识。过了四年，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陈潜夫把他护送到凤阳总督马士英处，马士英遂同四镇拥立为弘光帝。弘光登基后，太后也自河北来了。弘光帝不肯出迎，群臣奉太后凤舆一直到了内殿。弘光帝拉着太后到大殿的偏角，窃窃私语，群臣拱手而立，等了很久，却什么也听不到。过了半晌，弘光帝这才跪拜在地，放声恸哭，让人大感怪异。乔大理圣任先生是当日的目击者，以上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有人说：弘光帝其实并非真正的福王府世子，福王府有一名小吏发现其只是相貌与世子有些相似，是假冒的，弘光帝害怕了，告诉那小吏，说只要不向外界透露内幕，愿与小吏同享富贵。又说，小吏入宫后，与弘光帝同卧同起。总之，事情的真伪不可知。
另一复社人士钱秉镫则言之凿凿地说：起先，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世子死了，德昌郡王朱由崧以序当为世子。马士英巡抚凤阳时，发现有凤阳居民有藏王侯印章，马士英命取来观视，竟是福王之印。马士英细询那人，那人说是赌博从别人手里赢来的。马士英因此找到了输印的人。弘光帝与马士英原本并不相识，那么，输印的人是真的德昌王还是假的德昌王就不得而知了，反正，马士英认为印是从他的手里输给了赌徒的，就认定他是福王世子了。甲申国变后，马士英拥戴他登上大位，以成策立大功。童氏听说是德昌王即位，就以从前王妃的身份到南京求见，她不知今日之德昌王并非昔日之德昌王啊。
按照钱秉镫的推理：这个“童妃”是真的福王王妃，但弘光帝却是个假的福王。
钱秉镫的好友金堡也记载道：我听说弘光是假冒的福王世子。福王世子早被李自成杀死了，只不过，福王世子妃有一个弟弟与一内侍逃出来，就谎称自己是福王世子。假冒福王世子登上了帝位，那个曾经一起逃走的内侍恐惧不敢对外人说。童妃来了，伪福王世子害怕丑事败露，将童妃杀了。马士英不过是想通过立假福王世子以推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朝罢了。
综合上述种种，不难看出，东林和复社诸君子分明就是想以“童妃”的出现进而否定弘光帝的身份，认定弘光帝是个冒牌货。
其实，虽说当时缺乏基因验证之类的先进手段，但弘光帝身份的真假根本无可置疑。
首先，弘光帝朱由崧是老福王朱常洵侧室所生，十岁时封为德昌王，因福藩正妃邹氏从未生子，以庶长子的身份被立为福世子。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军攻破洛阳，老福王朱常洵缒城出，藏匿于迎恩寺，后被搜出被杀。朱由崧和嫡母邹氏在乱军中逃出，不久，聚合了包括右长史、承奉副、典宝、典膳、黄服、随侍司执事、书堂官、内执事等二百零九名福府官员及邹氏的弟弟邹存义等多名王亲，暂居于黄河以北的孟县。
这就是“童妃”所说德昌王逃难时的事了。想想看，当时有这么多王府官员和王亲跟随，若说朱由崧是个假货，无论也说不过去。
况且，彼时福藩家破人亡，生活无着落，谁稀罕去假冒他！
崇祯帝痛惜亲叔惨死，先是派遣了勋臣、黄门、内侍前往验审含殓，不久又命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等人赴河南慰问福世子，并出钱出物帮助安排福世子朱由崧返还洛阳。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朱由崧袭封福王，崇祯帝手择宫中玉带，遣内使赐之。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怀庆闻警，朱由崧逃到卫辉府，得到了潞王朱常淓的救济。三月初四卫辉闻警，两人一道南逃到了淮安。与南逃的周王、崇王一同寓居于湖嘴舟中。三月十一日周王朱恭枵薨于舟上，三月十八日福王上岸，住在杜光绍园中。三月二十九日京师沦陷消息传至淮安。其后，朱由崧等人同至浦口，舟泊观音门燕子矶，及至南京百官迎见于龙江关舟中，福王朱由崧的行踪一直呈现在世人眼前，哪有假冒之便？
而弘光即位后便大行封赏各王亲，其中，嫡母邹太后的弟弟邹存义为大兴伯，原配黄氏的兄弟黄九鼎为雒中伯、黄金鼎官都督同知……
这些人，不说都是看着福王朱由崧长大的，可也说是朱由崧至亲至近的人，又怎么能假冒蒙混得过去？
最可笑的是，黄宗羲等人都众口一词地咬定弘光皇太后邹氏年龄与弘光相当，两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而真实情况是：从河南迎接到南京来的太后就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原配邹氏。
邹氏是万历帝在万历三十一年为朱常洵选的王妃，到崇祯十七年已经年近花甲。
邹太后到达南京时，弘光在上迎笺中就说：“属国家之多艰，鹤发添忧；闵霜雪之入鬓，凤舆飞辖。”
而皇太后初到南京之日，各文武官员都到江岸迎接，并跪迎入洪武门内。可以说，出迎邹太后的官员和百姓不止千人万人，黄宗羲等人硬要变白为黑，将邹太后说成是风韵正当的三十少妇，其居心叵测可想而知。
自古以来，成者王、败者寇。
诚然，南京政府的崩溃、南明小朝廷的覆灭，弘光帝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并不能因此把所有的屎盆子脏东西都一股脑扣到弘光帝的头上。本来，清人撰《明史》，为了彰显自己得国之正，就有意而为地对大明帝王包括明太祖、明成祖、正德、嘉靖、万历等人进行不遗余力的抹黑、丑化，因为是打着替崇祯报仇的旗号入关的，憾于不能对崇祯的形象进行歪曲，既然弘光不肯缴械投降，口诛笔伐方面，那就用不着客气了，更何况，又有东林、复社这些“正人君子”的谩骂和诋毁在前，弘光就无可辩驳地成了众多亡国之君的复合体。
用复社张岱的话来说，就是“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此外，张岱还说：“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能集其大成。”
但是，如果能摒弃东林、复社这些所谓“正人君子”因为政见不同、党争不尽，充满了怨怼、愤怒的偏颇之见和大清王朝从政治需要出发对弘光的有意诋毁，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凭借史料上所记载弘光帝确凿做过的种种事情，做些平心而论的比较，我们也许会发觉，弘光帝在朱棣藩王制度的严酷扼杀下，在其成长过程中能力和见识欠缺尚多，但昏未必昏、庸也未必庸，而且，以人品论，绝对算得上一个仁义之君。
你看，当初在大位议立之际，姜曰广、吕大器、张慎言、钱谦益、史可法等一大批东林人士都不看好朱由崧，而且，还别出心裁地拟了朱由崧的“七不可”理由，说他“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而等朱由崧终于登上了大位，非但对这些人毫不追究，反而大加擢用，致使弘光朝建立后内阁及部院大臣充斥满了东林人士。单就这一兼收并蓄的襟怀就为许多帝王所不及。太常寺少卿李沾劾吏部左侍郎吕大器定策时怀二心。弘光摆手说道：“朕遭遇不幸，痛失君父，哪里有心思于帝位，只不过在这国家生死关头，才勉为其难，担任重任。至于效忠于朕，定策拥立朕登位的众位大臣，朕已经记在心里，至于没有参与拥立的，也不必要深究。”
同样，勋臣刘孔昭自恃己有拥戴之功，看东林派大臣吏部尚书张慎言不顺眼，就以拥立之事攻击弹劾说：“张慎言此人三心两意，摇摆不定，当初告庙定策，其阻挠有加，不可不诛！请陛下当机立断，大振乾纲，从重处罚张慎言，以惩戒欺君误国之徒。”
弘光并未以为然，当场驳回了刘孔昭的无理取闹，及时调和文武关系。
饶是这样，辅臣高弘图等人还是感到坐立不安，纷纷上前辞职。
弘光一律不批，散朝后又专门召见高弘图、姜曰广等人，推心置腹地说：“国家遭遇了这么多不幸的事情，朕只要倚重于你们，你们为什么执意要请辞？”
高弘图愤愤答道：“不是臣执意要请辞，而是在处理问题上，臣说可，勋臣说不可。是非淆乱，臣还怎么能在位？”
弘光苦苦相劝道：“朕于行政用人方面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爱卿等人所言，朕无一不从，请不要有太多别的顾虑。”
对比一下当年明英宗朱祁镇复位诛杀于谦等臣的旧事，就可以看出弘光的气量和人品，远在许多帝王之上。
对于自己曾经的竞争对手潞王，按照一般帝王的思路，这人留着肯定是个祸患，最佳的手法就是直接让他从人间消失。为此，马士英也曾窃下探听过弘光的想法。弘光只是淡淡一笑，说：“朕叔父立，亦其分耳。”
除了对拥立之事毫不追究之外，他对前朝已经定性、定论的帝王、臣子也极为宽容厚道，颇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及非凡而博大的政治气度。
如五月初一日，弘光才到南京，就去拜谒孝陵，并瞻拜懿文太子陵。懿文太子陵乃是明太祖朱元璋长子朱标的陵寝，朱标次子即建文帝朱允炆。要知道，朱由崧是明成祖朱棣的后人，而明成祖的帝位就是从朱允炆手中夺来的。所以，明成祖之后的历代明朝皇帝对朱标一系向来讳莫如深，大多采取缄默态度。而朱由崧竟能摆脱这一思想禁锢，大大方方地前往瞻拜，其气度和胸襟都令人钦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位后不久，他摒弃祖父辈的成见，为懿文太子朱标、建文帝朱允炆、景泰帝朱祁钰及其夫人追复为帝为后，并上谥号、庙号，并伸张正义，给名臣方孝孺、于谦等人平反。
史家文秉因此赞道：“海内望此典几百余年矣，至是始克举行，详书于册，深善之也！”
对北来的伪太子，其实，在不辨真假之前，弘光是完全有能力将之杀害的。但他并没有下此毒手，而是抱着欢迎的态度接之接入南京，并派人进行审查。虽计六奇在他的《明季南略》中说，在会审太子之前，弘光暗中召见中允刘正宗、李景濂等人，启发他们说：“太子若真，将何容朕，卿等旧讲官，宜细认的。”刘正宗会意，答：“恐太子未能来此，臣当以说穷之，使无遁辞。”计六奇认为，就因为弘光这番暗箱操作，使得真太子被说成了假太子。其实，只要脑袋不糊涂，想都想得到，计六奇一个在野人氏，其记所载不过源于道听途说，再加以自身许多臆想。说弘光与刘正宗等人密谋，既是密谋，旁人又怎么能够知晓？而且，会审太子时，主持人是王铎，刘正宗、李景濂等人根本就说不上话。
《明季南略》所记，谬矣！
按照《南渡录》及《三垣笔记》所记，事情却是这样子的：
当弘光得悉有北来太子已赴杭州事，立即遣内臣追回，随即谕曰：“朕念先帝之子即朕之子，若果系真东宫，朕尚无子，即爱养他。但昨遣内臣李承芳、卢九德前去审视，回奏面貌不对，语言闪烁，卿等可会同府部大小九卿科道、旧日东宫讲读等官前去辨验。”经辨验，答案为假冒，弘光乃召对众臣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言出泪落，连拭不成语，继乃曰：“朕今日侧耳宫中，唯望卿等奏至，若果真，即迎入大内，仍为皇太子，谁知又不是。”慨伤久之。
《南渡录》及《三垣笔记》的作者是弘光朝任给事中李清，相对而言，他的说法应该比计六奇更接近现实吧。
退一步说，且不管计六奇所记和李清所记哪一个版本更接近事实，但即便该太子经审问后，虽被认定为假冒，仍还有许许多多咬定太子为真的声音存在，这种背景下，弘光仍然没有出手相害，乃是铁一样的事实。
从这点来看，弘光算得上恭俭明仁、宽和厚道。
然而，就因为留下这伪太子不杀，南京小朝廷很快就陷落到灭顶的灾难之中去了。

22 “清君侧”的幕后
且说，李自成刚从北京败退入山西，便在山西的娘子关、大同、太原、晋南、长治等地留置了大量兵力，结下了一条看似牢不可破的防守阵线，这才与刘宗敏引兵返回西安。
岂料，李自成才一转身，原本从大明阵营投入大顺的姜瓖和唐通等先后被大清诱降，大同及紧靠大同的晋北五县代州、繁峙、崞县等均落入清军之手。
而唐通袭击大顺方面军大将李过得手，山陕非但九县易主，而且山陕北部门户大开。
六月，清军自晋北而入，直逼山西省会太原。
七月、九月，清朝增派军队驰入晋地。
因大顺军兵力大部分已经撤往西安，且山西所属军队各自为战，太原城岌岌可危。
十月，清军更调来重炮部队对太原城展开连续不断的轰炸，城墙被轰塌了数十丈，清军蜂拥而入，孤立的大顺军抵挡不住清军潮水般的进攻，太原陷落。
清军又乘胜于十月底攻占了永宁州，十一月占领平阳。
这样，李自成防御山西的部署基本流产。
但这还没完，清政府又派出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自北而来，随同有尚可喜、吴三桂所部，出陕北榆林向延安和西安进攻。
为了挽回败局，李自成决定对清军还以颜色。
一六四四年十月，李自成放弃曾经许诺“三年不征”的施政纲领，大肆征粮，征军二十五万，向河南怀庆地区的清军发起大规模反攻。
这次出击分由晋南和关中出发，电闪雷鸣，很快攻克济源、孟县，直扑河南怀庆，击毙清怀庆总兵、汉正黄旗将领金玉及其副将常鼎、参将陈国才。
尔后，大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沁阳县。
清卫辉总兵连夜领兵进城固守待援。
原本，清政府已经分兵两路，一路由多铎率领南下攻打建立不久的弘光政权，一路由阿济格率领从榆林进兵西安剿杀大顺政权。李自成这一反击使清朝首脑人物多尔衮清醒了——大顺政权才是大清入主中原的真正障碍。
由是，多尔衮临时改变了计划，命令多铎改变进军路线，直取潼关，和阿济格一起合力消灭大顺军。
这就是高杰北伐前夕多铎由南下改为西进的原因。
阿济格部在榆林与大顺军的主力高一功部、李过部已多次激战，互有杀伤。
十二月，多铎军出孟津开至陕州，进攻陕西的门户潼关。
面对清军的两路攻势，李自成考虑再三，最后选定潼关为防御重点。
由于清军所依赖的红衣大炮尚未到达，决战前半阶段，清军以防御为主。而李自成急于打退多铎，以便尽快回援榆林，他与刘宗敏、刘芳亮等将轮番出关主动进击，昼夜不息地攻打清军的兵营，却均为清军所败。
一六四五年元月初九，清军重炮运至，双方的攻防发生了逆转，大顺军数战不利，只好凭关坚守。
可是，时间已不容李自成再有转圜之机了。
在陕北攻打榆林的阿济格留下明降将姜瓖与高一功等人缠斗，自己带着北路清军主力直扑大顺朝的国都西京（今西安）而来。
分身乏术的李自成急红了眼，带大部队匆匆回援西京。
大顺军主力一撤，潼关便落入多铎之手。
多铎和阿济格两路大军即对西京形成合围之势。
西京城内的粮食储备匮乏，难以固守，李自成和刘宗敏、宋献策、牛金星等商议再三，决定放弃西安，自蓝田经商州出武关，挺进河南内乡、湖北襄阳一带。
河南内乡、湖北襄阳一带是大顺政权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而且襄阳、承天、德安、荆州等襄京四府尚有大顺将军白旺所领七万守备部队，临撤退前，李自成又如撤离北京前例，下令部将田见秀将西京城烧成白地。只是田见秀心有不忍，只点着了东门楼和南月门楼，百姓房屋、粮仓并未烧毁。
多铎大军在火光中涌入西京，阿济格则马不停蹄，从河南西部咬住逃离的大顺军不放，边追边打，前后共打了八仗，一直打到江西九江。
由于阿济格追得太凶，李自成不得不又一次改变了计划。
李自成原先从西京逃奔湖北，是想驻襄阳而守。然而，到了襄阳，李自成已经彻底被清军打怕，他改变了主意，准备放弃襄阳，抢在清军之前占领弘光政权盘踞的富庶江南。
为保证实现一克而定南京的战略目标，李自成将镇守在襄京的七万守备队与自己所带部队进行了合编，组成了南征军。
可以说，李自成已经是慌不择路，昏诏迭出了。
要知道，陕西既失，襄京就是大顺唯一的根据地了，而且襄京的群众基础好，湖北又是鱼米之乡，供应充足。而退一万步说，就算要夺取江南，也必须坚守襄阳，以免出现后顾之忧。现在尚未染指江南，而襄阳已弃，到头来不免进退失据，难觅立足之地。而且，缺乏接济的孤军，仅凭流动作战，又岂可轻得江南？
可是，李自成心乱如麻，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六四五年三月，李自成率领二十万大顺军及三十万家属，共计五十万人的庞大队伍，由襄阳、承天向汉川沔阳推进。
李自成的大动作一下子就把驻守武昌的南明宁南侯左良玉吓傻了。
左良玉手下兵多将广，有八十万之众。可这八十万人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兵痞、流民、盗贼，那些乱世混战中出现的游兵散勇更是占了大部分，队伍虽然庞大，却参差不齐、纪律松散、人心不奋。
左良玉很清楚，凭借这支规模庞大的队伍，自己可以盘踞一方，吓唬吓唬各路蟊贼，抬高自己的身价，向南京政府呼风唤雨，索粮索饷。但统兵多年且与李自成多次交手的左良玉也深知，凭借这支队伍贸然与席卷而来的大顺军对抗，前景并不美妙。
怎么办？
关键时刻，有人给他支招了。
这人就是湖广巡按御史黄澍。
原先左良玉为了窥探南京政府的虚实，曾授意黄澍前往南京拜谒弘光。
到了南京，黄澍自恃有左良玉撑腰，飞扬跋扈，谁都不放在眼里，并且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痛殴马士英。
因为这事，马、黄两人结下了梁子。
马士英挟私报复，暗中使人诬告黄澍，免了黄澍的官职。
丢官弃职的黄澍窝了一肚子火，在左良玉耳边没少说马士英的坏话。
南渡三案被传得沸沸扬扬之时，黄澍更是抓住机会，天天在武昌痛陈南京太子的冤情，力劝左良玉发兵向南京“清君侧”。
现在，大顺军汹涌压境，左良玉束手无策，黄澍旧话重提，趁机大肆撺掇左良玉以“南都太子案”为借口，提兵东下，一则可以避敌兵锋，二则可以树威于朝廷。
听了黄澍的提醒，左良玉茅塞顿开，大声叫好。于是，向外声称“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师赴救”，“入诛奸臣马士英”。
为了占据政治舆论制高点，左良玉先向弘光帝上疏给马士英开出八大罪状，然后大发檄文，指责“奸臣马士英，根原赤身，种类蓝面。昔冒九死之罪，业已侨妾作奴、屠发为僧；重荷三代之恩，徒尔狐窟白门、狼吞泗上。”使得“群小充斥于朝端，贤良窜逐于崖谷。”称自己：“愿斩贼臣之首，以复九京；还收阮奴之党，以报四望。”又说：“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载之厨，椒盈八百：国人尽快，中外甘心！”满满都是正能量。
一六四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派兵把武昌烧掠一空，然后劫持湖南巡抚何腾蛟一起沿长江东下，直趋南京。
攻占了西安的清多铎部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将西安交给大清陕西三边总督、汉官孟乔芳打理，自己由潼关潜至河南洛阳附近，集结起从蒙古、满洲发来的兵马，做好了征伐南明的准备。
二月初七，兵马集结完毕、粮草备足，多铎分兵三路，一齐往归德杀来。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多尔衮又令原驻山东的清军偏师沿大运河水陆并进，直奔徐州而来。
也就是说，左良玉沿江东下之际，南京朝廷也已面临清兵北来的威胁了。
以南明现有兵力，很难同时展开两线作战，怎么办？先防“左”还是先防“清”？
这事儿在马士英看来，根本不用思考：防左！
他让兵部尚书阮大铖会同靖南侯黄得功、广昌伯刘良佐以及池口总兵方国安等人组织堵剿。其中的黄得功部被调到长江以南的太平府（府治在当涂，辖芜湖、繁昌三县），刘良佐军部署于对岸江北。
对此，朝内众多大臣均不同意，他们一致认为：“左良玉的事儿可以缓一缓，从北而来的清军来势凶猛，千万不能撤离江北的兵马，应该固守淮安、扬州，控扼颍州、寿州。”
其实，早在一六四四年十二月，御史沈宸荃就为南京政府明白无误地指出了大顺和大清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敌人了。他说：“虽然大清、大顺均是国家的大仇人。但自从辽东开启战事的三十年来，国家兵力、财力全是被清人所耗尽，这才使得李自成贼寇趁势而起。清人等李自成恶贯满盈后，便巧借复仇之名，窃取了我燕齐之地。由此可见，我中国从头到尾都在遭受清人祸害。故目前之策，防清人为急，李自成贼寇为次。”
沈宸荃大力疾呼，要国家一举一动都要为防御清军为根本。
弘光的思想也已经从讨“贼”转换为“防虏为急”，命令兵部重新制定战略方针，将抗清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弘光帝坚信，即使左良玉闹得再厉害，都还是自己人，危险主要还是来自清军，不同意让江北兵马过多调离汛地，说：“刘良佐兵还宜留江北防守。”
马士英不干。
马士英觉得，左良玉的旗号是“清君侧”，完全是冲自己来的，左良玉来了，自己肯定玩儿完。气急之下，当场发飙，指着众大臣大骂道：“你这些东林党人，不就想以防御清军为借口，故意纵容左贼入南京吗？哼哼，清军来了，我尚可以与议和，左贼来了，你们依旧做高官，我和圣上两人只能赴死了！老夫已经调刘良佐的军队过江了。老夫宁愿死于清军之手，也决不能死于左贼之手！”
不仅如此，马士英还变本加厉，要弘光帝手诏命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抽调兵马过江拱卫南京。
史可法的想法和弘光相同，他给弘光上疏称：“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清兵一至，则大势去矣，不知辅臣马士英为什么这么糊涂！”
弘光由是劝谕马士英道：“左良玉虽不该兴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
马士英已发狂发昏，满口叫嚷道：“有异议者当斩！”
弘光在马士英歇斯底里的叫嚷下沉默了。
这样，史可法被迫于四月初二日领兵过江，至草鞋峡，已得黄得功等部初战左军捷报。但史可法仍不敢怠慢，请求入朝召对，自陈愿亲至左营与左良玉谈判。
这时，多铎部清军已经抵达归德，形势紧急。
马士英不敢要史可法拱卫南京了，更不敢让史可法去和左良玉谈判，让弘光给史可法下旨：“西面来自清军的威胁危急，爱卿专心料理；待奏凯后见！”
史可法接了诏书，叹道：“奏凯”二字，谈何容易！诚如上所言，面君不知何日矣！
当日，在南京城郊的燕子矶上口占《燕子矶》一诗：
来家不见母，咫尺犹千里。
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
向南面拜了八拜，恸哭而返。
因为南明屯驻在江北的部队已大量南移，清军南下极其顺利。三月二十二日，清军攻陷归德城。
归德一失，安徽北部门户大开，且自归德至象山八百里间，南明并无一兵一卒防堵，扬州、泗州、徐州之地，势如鼎沸，人心惊恐。
自南京返回扬州的史可法也方寸大乱，一天之内连发三次令箭：上午令应廷吉率军前往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集中扬州听调；下午又说盱眙告急，命令应廷吉率诸军赶赴天长接应。
接到指令的应廷吉大感失望，对诸将说：“史阁部方寸已乱，怎么可以发布这样一日三调的军令！”（应延吉《青磷屑》卷下）
考虑到清军一旦占领了徐州，即会分兵进围盱眙和泗州，盱眙一失，即清军便可自盱眙东南直抵淮安，或由从正南出发，长驱直下扬州，或由从西南出发，径抵浦口。
因此，坐立不安的史可法于四月十一日赶赴盱眙，檄调黄得功、刘泽清等镇兵驰援。
四月十二日，史可法刚刚赶到天长，盱眙已经失守。
怒急攻心的史可法既而想进援泗州，但还没等他抬腿，又传来泗州守将降清的消息。
史可法悲愤莫名，冒雨拖泥，在一日一夜奔入扬州。
四月十三日晚，清军顺利渡过淮河，兵锋直指扬州。

23 史可法殉国扬州城
多铎部一路南来，所到之处不是无兵驻防就是虽防却一触即溃，或逃或降，形同虚设，顺利得超乎想象。
这么一来，随着战线拉长，多铎犹豫了，生怕中了明军诱敌深入之计，得了泗州，便打算放缓攻势，以确悉明方军情。
新降大清的许定国却急不可耐，力劝多铎长驱直入，免给明军喘息之机。
多铎于是命许定国率军先行，自己统率大军随后而至。
原高杰部的李本深等人听说是许定国带兵来了，害怕许定国要报睢州之仇，不战反逃。
十四日五鼓时分，高兵裹挟了高杰夫人邢氏与高杰幼子在城内四下大掠，牲畜舟楫，为之一空，斩关夺门而出，风一般奔往寿州。
高杰部另一干将李成栋驻军于高邮，听说李本深等人已散，也无心拒守，纠合了其他高部将领一齐渡江南下。
十七日，许定国所部清军一路畅通，顺利到达扬州城下，在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
史可法遍檄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三镇援兵，却并无一军入援。
史可法抵掌长叹，情知大势已去。
在这危难时刻，仍有兵部主事何刚、左都督刘肇基、副总兵庄子固以及职方郎中黄日芳等人率数部明军来援。
只是，这几部兵马人数之和只有一万来人而已。
四月十八日，多铎所部主力抵达扬州城下，总兵力高达十五万之多。
清军人数虽多，初抵城下，人马熙攘，队形散乱。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立脚未稳之际先予以迎头痛击，给敌一记杀威棍。
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
扬州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有丘山高耸，登上俯瞰城中，势若建瓴，难以守御。且为明朝阁臣李春芳祖茔，树林葱郁，便于清军藏兵架炮。兵将劝史可法派人将之毁掉，史可法却认为此举缺德，婉言拒绝，说：“你们主张将这些树林毁掉，无非是害怕西城难守，那么，西城就交给我把守吧。”主动承担了这一带的防守任务。
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部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
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
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原本就属史可法节制，既已降敌，扬州更加孤立无助了。
而这些降兵降将又随多铎倒戈征明，可谓此长彼消，南明前景堪忧。
史可法明知大势已不可挽回，但已下定了与城共存亡的决心，拒绝出逃。
清军用于攻城的红衣大炮还在赶来的路上，多铎引而不发，屡次派人持书招降史可法和淮扬总督卫胤文，日来有使多达四五人。
对这些招降书，史可法看都不看，一把火烧了，将使者逐出，坚拒不降。
清军派泗州降将李遇春前来劝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毅然说：“天朝没有投降的宰相，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没有什么好说的。”
重围之下，扬州形如累卵，史可法知难得幸免，召追随自己多年的副将史德威入室，以他为嗣。
这年，史可法已经四十四岁了，还没有儿子。
早在前几年，史可法的继妻杨氏因为没生育儿子，多次劝史可法娶妾，史可法却叹息拒绝说：“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
立史德威为嗣的目的是想向他托以后事。
史德威力辞：“相公为国杀身，我义当从死，何敢偷生！”
史可法向史德威下拜：“我为国亡，希望你为我而存身，善养我母！”
无奈，史德威泣拜受命。
史可法一再嘱咐史德威道：“我死之后，当葬我于太祖皇帝之侧。如不能，则葬于梅花岭。”
史可法又致书多铎以明死志，云：“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实有余恨。得以骸骨，归钟山之侧，求太祖高皇帝鉴此心，于愿足矣！”
四月二十一日，大英雄的百炼精钢突然化作绕指柔，史可法喟然一叹，留绝命笔给夫人，云：“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可）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今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母亲）苦恼，须托四太爷、大爷、三哥（叔父、叔伯兄等）大家照管。岹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
这一天黄昏，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
史可法大为感动。
哪承想，李棲凤和高歧凤早已降清，他们入城，并不是要与史可法共守扬州，而是想劫持史可法献扬州城以向清朝求富贵。
史可法终于识破这两个败类的本意，怒斥道：“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
李棲凤、高歧凤见计策已败露，便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引城内护饷的四川胡尚友、韩尚良部一道出门降清。
天要下雨，娘要改嫁！
史可法担心若加以阻止，则城内生变，干脆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二十四日，清军的红衣大炮已经设置齐全，清兵试炮，飞至郡堂，弹重十斤四两，满城惶怖。
随后，正式以炮攻城，炮弹小的有茶杯那么大，大的接近于酒瓮，落在城头，则城墙粉碎，开始还能补修，但随着炮弹加密，缺口越来越大，修无可修。
二十五日，攻防双方正激烈之际，史可法忽然闻报：“黄爷兵到！”喜出望外之际，登城远望，但城外旗帜招展，以为真是黄得功的援军来了，吩咐开门迎入。哪料入城者全是攻城的降清明军。守城的明军大惊，悉弃甲溃走。百姓跟着哗叫，不知所为，拥挤着出城。
很快，扬州陷落，刘肇基战死，扬州知府任民育、何刚等壮烈牺牲。
史可法长叹一声，喝令副总兵庄子固动手将自己杀掉，要以身殉国。
庄子固如何肯遵命？
史可法只好亲自抽刀，自行了断。
庄子固及旁边参将许谨一齐夺刀，刃下不逾一寸，血溅官服。
史可法扭头瞋目大呼史德威，要史德威把自己杀掉，史德威流涕，不能执刃。
混乱中，诸将拥着他往小东门方向走，而清兵如林而至。
来得好！
史可法奋然呼喝说：“吾史可法也。”
清兵错愕之余，大喜过望，蜂拥而来，将史可法擒获，欢天喜地地押往南楼城上见豫亲王多铎。
多铎听说史可法押解到，便起身相劝道：“前日曾再三写信拜请先生，均遭先生拒绝。今日，先生的忠义之举算是做到位了，日后，先生肯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
史可法怒道：“吾天朝大臣，岂可苟且偷生、得罪万世？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
多铎多方劝诱，史可法坚拒不降，厉声警告多铎道：“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
多铎耐心渐失，下令将史可法杀害，并肢解尸体。
随后，多铎以扬州百姓不听招降为由，下令血洗扬州城。
扬州城，本来人口只有三四十万人左右，但清军南来，沿路烧杀，四方难民避兵祸而入城者已多达八十多万。
多铎一声令下，扬州居民除少数于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
劫后余生的扬州人王秀楚依据自己在扬州城的亲历写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对清军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扬州的兽行作了极为详细的回忆，其中不乏有“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之类触目惊心的记述。
这场屠杀，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宣布封刀。
据焚尸者清点记录，有八十万余具尸体。

24 金陵失陷
其实，四月初二日史可法从南京城郊的燕子矶返还扬州之时，左良玉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且说，四月初一日，左良玉兵至九江，盛情邀请驻节于九江的“总督江楚应皖等处剿寇事务”袁继咸到舟中相见。
左良玉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说服这位朝廷大员和自己一起前往南京，使自己的行动更具正义性。
见了袁继咸，他便从衣袖中取出“皇太子密谕”，大谈特谈“清君侧，救太子”的必要性。
袁继咸对那份“密谕”看都不看，直言“皇太子”真伪未定，“密谕”“不知何人传来”，恳请左良玉说：“先帝之旧德不可忘，当今圣上之新恩不可负。”
同时，又向诸将下拜，请求他们“爱惜百姓”。
左良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谋陷太子，臣下所为，与当今圣上无关。若爱惜百姓，大家本心，先生何必过虑？”又拿出之前的“誓文、檄文”给袁继咸看。
袁继咸看过二文，不置可否，等回到九江城，即令部将加强防守，誓死不许左兵进城。
可是，九江城守将张世勋贪生怕死，看见左军势大，竟在夜间纵火焚城，劈门而出。
左良玉部得以呼啸而入，四下杀掳淫掠。
被左军抓获的袁继咸心如死灰，多次从左良玉部张应元的舟中跳入冰冷的江水，却均被救起。
左良玉被袁继咸的忠国之心所动，一再辩白自己并没有叛朝廷的意思，要袁继咸和自己一道东下调护兵将。
黄澍看左良玉要改变主意，慌了，指责袁继咸说：“宁南侯（即左良玉）无异图，公以死激之，大事去矣。”
监军李犹龙和副将李士春也力劝说袁继咸不要就此枉死，不如留下一条性命以观时变。
看左良玉有望回心转意，袁继咸便不再求死，要求左良玉及其麾下诸将不得烧杀抢掠、伤及无辜。
这时的左良玉已患病多日，身体并不好，听说自己的士兵在屠杀九江城百姓，不由得浑身战栗，颤声道：“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呕血数升，病遂革。
左良玉死后，部下诸将推其子左梦庚为留后，把袁继咸拘禁在船中，继续引兵东下，先后占领彭泽、东流、建德、安庆，直逼太平府。
左军虽然势大，但黄得功部已经调至太平府。
黄得功主动引军于灰河、荻港向左军邀战，二战皆捷，打得左军落花流水。
左军的势头已经被杀下来了，但四月十四日，弘光帝朝武英殿大学士王铎竟然认为马、阮组织抵御左兵不力，请求率军抵御左兵。
马士英当然不肯就此放下兵权。
这样，过了两天，王铎又上疏说：“臣通过侦察查知我军安置在紫金山至龙潭一带的兵力不足七百人，枢臣马士英却虚报有数十万之众，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用这种谎话来欺骗君王以邀宠称功？”接着说：“这种情况恐怕不能持久，如若左良玉的乱兵得乘胜顺流而下，你我君臣将死无葬身之地。现在请皇上将兵部尚书的印纛正式授予老臣，老臣愿意竭尽全力向西迎敌，以当其来势，以报答朝廷。”
王铎这么急不可耐，这么积极主动，显然是感觉到南京难守，急于取兵权以自保了。
王铎能有这样的预感，马士英当然也能觉察到死亡即将到来的气息，表面上自欺欺人地说：“清兵虽然屯驻在河北，但李自成的兵威尚在，他们还有后顾之忧，岂敢南下投鞭问渡？并且，强弱之势，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当年孙吴在赤壁之战中仅有兵三万，东晋在淝水之战中仅有兵八千，一战安江左；何况我国家全盛，兵力万倍于前朝，堪可荡绦宇内、痛饮黄龙，愿众位大臣共勉共励。”
马士英嘴里说得漂亮，暗中却做了拥兵出逃的准备，事先任命其次子马銮为京营总兵，牢牢掌握了兵权。
不日，扬州失守、江北的高杰余部在其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徐州总兵李成栋带领下降清，刘良佐在其弟策反下降清，刘泽清率部乘船逃往海上的种种不利消息传入南京，弘光朝廷顿时陷入一片惊慌失措之中。
五月初五日，清军进抵长江北岸，初八日，军驻瓜州，排列江岸，沿江窥渡。
在江岸京口（今江苏丹徒）一带负责江防的是海盗出身的总兵官郑鸿逵、郑彩，手下的福建水师有近三万余人，但他们守江并不尽责，只是时不时派巡哨船游弋江中。
另外，黄斌卿、杨文骢兵列南岸，每天只是应付似的向江北开几炮，仅此而已。
初八日夜，西北大风正紧，大清众兵掠民间案桌及扫帚，将帚系缚桌腿上，沃油燃火，昏夜乘风放入江中，顺流而下，火光彻天。
明军见了，以为清军乘夜渡江，黑暗中不敢迎战，只从江岸发大炮阻截。
不过，风顺水急，这些燃烧着火把的桌子还是在炮火中迅速地向下流漂去。
炮火就更加密集了。
炮轰了一夜，南明驻军的炮弹几乎用尽。
初九凌晨，大雾横江，多铎命梅勒章京李率泰带领南明降将张天禄、杨承祖等部自备大小船一百余只在瓜州以西十五里开闸放行，蔽江而南。
郑鸿逵、郑彩一下子就慌了手脚，不战而逃，各扬帆往东而遁。
在郑鸿逵、郑彩的带头之下，江南之师，一时皆溃，武弁各抱头鼠窜。
长江天险就此丢失。
清军自金山登上南岸占领镇江。
杨文骢带领二百五十余名贵州兵逃窜南京，嘴里惊呼：“清人已经渡江！清人已经渡江！”
南京城里，瞬间炸了锅。
保国公朱国弼屏人密奏，建议弘光出狩。
弘光慨然道：“太祖陵寝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
司礼监韩赞周眼看火烧眉毛，同样劝弘光道：“南京兵单力弱，现在守是守不住的，议和也和不成，陛下只有亲征（出逃的代名词），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
韩赞周的话，弘光总算听了进去。
初十凌晨，弘光在马士英等人的护卫下弃城出逃。
弘光一走，群龙无首，文武百官心乱如麻，一时惶惑无为。
而挟破扬州之威的清军已兵临城下。
多铎扬扬自得，四发文告，称：“此前我大清天兵抵达扬州，扬州官员军民婴城固守。本王痛惜百姓性命，不忍心攻城，事先将负隅顽抗的恶果全都说清楚了，一连等待了好几天，无奈扬州官员终于抗命不遵。我大清军只好被迫攻城。屠戮并不是本王的本意，乃是不得已而行。以后，我大清兵所到之处，若有官员军民抗拒不降，一律按屠戮扬州的方式进行。”
也无怪多铎得意，正是扬州血屠的震慑作用，江北江南的明朝官军非逃即降，高杰部官军及刘良佐部镇兵纷纷投降，降清的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
这近二十四万人的军队，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受降一方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
此外，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清军人数陡然猛增，累然已有五六十万兵力！
重兵摧城，南京守备勋臣忻城伯赵之龙为首的众多勋戚大臣心惊胆战，力排众议，献城降清。
赵之龙说：“扬州已破，若不迎之、又不能守，徒杀百姓耳！唯竖了降旗，方可保全。”
形势不由人，众人大多默认了此议。
十五日，清军兵不血刃，耀武扬威地从洪武门进入大明故都南京。
十六日清晨，豫王多铎受南明百官朝贺。
一时间，往多铎营中递职名参谒的南明官员密繁如蚁。
时人张怡慨叹道：“清兵入城，百官争投职名求用，前定北来诸臣之罪喙长三尺者，至是膝软于绵，面厚于铁，不自觉矣。”
在这大是大非、忠佞之分、生死之间的关头，作为东林党领袖的礼部尚书钱谦益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是时人所关注的焦点。
坊间传闻，钱谦益原拟效法屈原投水殉国，然而到了湖边，却以“水冷”退缩。
还有人揶揄记述说：“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人矣！”
比较真实可靠的情形却是弘光朝兵科右给事中吴适所记，据吴适所记，他在五月十三日晚往少司马梁云构家商议应对当前形势的策略时，知文武大臣已修降表赴清营投降了。十四日大雨，两人一同拜访钱谦益，没能见到，但钱谦益派人递话，说：“你们两人应该赶紧逃往浙中另择明主拥戴，以图兴复大明。”这说明钱谦益虽已附众降清，却仍寄希望于兴复明朝。
为使江南免遭屠杀，钱谦益违心地“称北兵为夏商周三代之师，谆谆劝邑中归顺”，他以赵之龙的名义发檄四方，谕命降顺，云：“自辽、金、元以来，由沙漠入主中国者，即使以有道代替无道，国人无不拒绝友好而兴兵敌对。试想想，自古以来，可有以讨贼兴师、以拯救援助奋义逐我中国不共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可有肃清京阙盗贼、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臣子狱中之哀痛如大清者乎？又可有护持我累朝陵寝、修复我十朝宗庙，恤怜大明诸藩、安顿大明残民、重用大明遗臣、施行大明旧政，恩深谊重、仁至义尽如大清者乎？堪叹我大明权奸当国，大权旁落，大清派遣陈洪范回来传达通好之意，陈洪范却隐而不报，使得大清不得不兴师问罪。但大清兵到了淮、泗，犹自屯兵不进，其意不过要等待一名两国通好的使者。自古未有以仁礼雍容揖让如大清者也。所谓助信佑顺，天与人归。现在大清渡长江而风伯效灵，入金陵而天日开朗。千军万马寂无人声，白叟黄童聚于朝市。夏商周三代仁义之师，不过如此。凡我大明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现在当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以保亿万百姓性命。此乃仁人志士之所为，大丈夫以之自决。请诸位三思而尽快行动！所言不虚，有如皎日。”
虽然绝大多数臣民迫于形势选择了降清，但仍然涌现出了一些舍生死取大义的英雄好汉。
这其中，南京镇守太监韩赞周就以自己一介刑余之躯为“男子汉”三个字做出了诠释！
他得知清军入城，当即上吊自杀，以身殉国。
说起来，弘光朝对韩赞周是很不公的。
弘光登位，为了报答自己的恩人“胎里红”卢九德，就把韩赞周的地位夺下交给了卢九德。
而卢九德小人早已剃头投降了清朝。
在这次南都失陷中死节最早者当为钦天监挈壶官陈于阶，其看见国势已经堕地，早于五月十二日自缢。
刑部尚书高倬是六部中殉国的最高级官员，忠州人，服毒自杀。
户部郎中刘成治字广如，汉阳人，崇祯朝进士，他看见赵之龙入户部封库以迎降大清，愤怒至极，对赵之龙伺以老拳，但赵之龙挣脱，逃了。刘成治看着赵之龙远去的身影，索笔题壁：“钟山之气，赫赫洋洋；归于帝侧，保此冠裳。”从容自缢。
吴可箕，字豹生，南京人，国子监生，其眼望清军如流入城，自投鸡鸣山关帝庙缢死。
中书舍人陈爊及和他的举人儿子陈伯俞也自尽报国，数日后才被家人发现。
户部主事吴嘉胤起初曾到方孝孺祠投缳，为家人所阻，后冠带谒孝陵、登雨花台，自绝于宋杨忠襄墓松树下。留书上清豫王多铎：一请善待故君，一请禁伐孝陵木，一请封太祖后人。
王赞明，邳州人，国子生，亲自到相山挖掘自己的墓穴，与亲友作别，说：“此地当往来之冲，吾不死于家而死于此，使过而见者有动心焉！天下事未可知也！”
中书龚廷祥，南都陷，廷祥具衣冠，别文庙；登武定桥，睹秦淮河叹：“大丈夫当洁白光明，置身天壤；勿泛若水中凫，与波上下。”慷慨投水死。
秦淮河百川桥下行乞的一个不知名乞儿，也悲愤于国亡，在桥上题诗：“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也投淮河自杀。
相较赵之龙之类高官的贪生怕死，时人叹息道：“嗟夫！国家无事，公卿大臣享其尊荣；不幸有变，儒生小臣奋其义烈。时势使然，曷足怪哉！”
死难忠臣烈士中，最值后人敬仰的是建昌新城人黄端伯。
黄端伯，字元公，别号海岸，崇祯朝进士，初授宁波推官，后改任杭州，曾有一段弃官遁入庐山雪桥为僧的经历，因朝廷一再促请，才不得已束发复出。
弘光在南京登位，黄端伯授主事。清兵渡江之日，弘光出走、廷臣潜遁，黄端伯端坐府门，岿然不动。
赵之龙和朱国弼等人召集群僚开会讨论应对之计，人怀异心，日中不决。黄端伯抗声道：“今日之事，从驾为轻，保国为重，吾辈当图其重。”众皆默然。
次日，赵之龙等人率群臣大开洪武门伏谒迎多铎入宫。黄端伯大怒，提笔在自己家门书一行大字，云：“大明礼部仪制司主事黄端伯不降！”
多铎大感惊奇，派人前来邀见，黄端伯坚卧不起，来人便来横的，将黄端伯捆送多铎。
见了多铎，黄端伯死活不跪，面南趺坐。
多铎责问道：“尔以弘光为何如主，而欲为之死？”
黄端伯头也不回，傲然答道：“天王明圣。”
多铎冷笑，又问：“马士英何如？”
黄端伯语气不变，答：“马士英忠臣也。”
多铎大笑，说：“士英何得为忠臣？”
黄端伯大声答道：“不降而护太后入浙，何谓不忠？”一句话说完，扭头指着站在多铎身边的赵之龙等人说：“此则不忠之大者。”
多铎耸然动容，说：“素闻先生耿介、孤直，今欲相荐何如？”
黄端伯哼了一声，将头扭回不答。
多铎又说：“闻尔好佛，若以善知识礼相待何如？”
黄端伯闭上双眼，再不说话。
多铎赞道：“南来硬汉，仅见此人。”吩咐收入狱中。
黄端伯在狱中言笑如平常。
有门生入狱探望、劝降，黄端伯怒骂，掷之以砚。
在狱中禁闭一月，多铎派人问：“先生降与不降，决于今日。”
黄端伯笑道：“吾志遂矣！”
清兵押他出通济门，到了水草庵，黄端伯整肃冠履，昂首引颈受刃，说：“愿毕命于此！”
从容就死的神态让行刑的刽子手心惊得手颤刀坠。
黄端伯哈哈大笑，教他说：“何不直刺吾心？！”
随而观者千百人，皆持香哭拜。

25 弘光朝覆灭
弘光帝与马士英等人逃出了南京，本欲一同前往浙江杭州避难，但途经溧水，遭逢乱兵劫掠，君臣失散。
马士英护卫皇太后邹氏继续奔赴杭州。
时任署理勇卫营务的马士英之子马銮忠勇，于混乱中护着弘光帝逃往太平府（府治在当涂）——靖国公黄得功的一家老少就居住在太平府。
由于事出突然，太平府官惊诧莫名，不辨真假，闭城门不纳。
弘光一行露宿郊外，改日天明，转投往芜湖。
黄得功击败左梦庚军后，大军就屯驻在芜湖。
多铎占领南京，取得灭国大功之际，阿济格部也撵着大顺军的屁股打，一直打到江西九江和江北的湖北州县。
败在黄得功手下的左梦庚部尚有总兵十员、兵卒数万，却不敢迎击西来的阿济格军，于五月十三日在九江至东流的长江中率领部下兵马向清军阿济格部投降。
一贯表现得正气凛然的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也成了一只摇头摆尾的小狗，乞生求降在清军旗下。
能维持忠臣节气的是被左梦庚武力裹挟变成了清方俘虏的江督袁继咸。
袁继咸被掳入清营，万不肯苟活于世，在绝笔中写道：“臣不即死江州，原欲从中挽救，以纾京师之急，幸已还师（指左军西退），更欲再为联结，以收桑榆之效。不意虏追闯至浔，诸镇甘负国恩，遣使投降，京师之危若累卵矣。臣在坎困中，不能申包生之义，唯有矢文山之节，以一死报二祖列宗，且不敢负所学也。”
六月初三日，袁继咸拒绝了清英亲王阿济格许以“仍做九江总督”的诱降，英勇就义。
这一切变故，驻军于芜湖的黄得功全然不知。
突然间听说皇帝降临芜湖，黄得功久久回不过神来。
当从弘光口中知道了南京已经失陷，黄得功痛呼道：“陛下如果能够死守京城，用一张纸召臣，臣还可以率士卒回京城和清军拼死一战。现在，你听信了奸佞小人的话，轻易丢弃了京城，弄得你我君臣进退无路，臣的军营单薄，又怎么能保护陛下的周全？”
弘光也大为后悔，流泪痛泣，以银爵赐酒黄得功，说：“愿仗将军威力。”
黄得功沥觞于地，说：“如果我不能尽犬马之劳相报，有如此酒。”说完痛哭，将士皆感激。
追捕弘光的大批清军已经在刘良佐的率领下风火而至。
黄得功叹道：“天意啊天意！门庭之寇（指左梦庚军）既从西面而逼，清虏又从北面压境，一人蒙尘，有死无二。”率军舍舟上马迎战。
刘良佐远远看见黄得功，大呼道：“勿动，吾有说。”
黄得功不知是计，瞋目怒视刘良佐。
说时迟，那时快，降将张天禄从刘良佐身后张弓搭箭，嗖地一箭，正中黄得功的咽喉。
黄得功大吼一声，虽然还未死，但感呼吸困难，知事不可为，从腰间拔出佩剑自杀殉节。
刘良佐于是挥军进击。
南明将士一见不好，纷纷退回舟中争渡溃退。
黄得功的部将马得功、田雄早有降清之心，看黄得功已死，便奔入舟中抢夺弘光。
田雄见了弘光，不由分说，背起就走。
马得功则在后面抬起弘光的双腿紧紧跟着。
弘光恸哭，哀求二人放过自己。
二人大笑，说：“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
弘光大恨，张口大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
马得功、田雄外，黄得功部总兵卜从善、丘越、于永绶、杜弘域均率部投清。
弘光的宫女宋蕙湘年方十四岁，激于义愤，在汲县墙壁题诗：“风动江空羯鼓催，降旗飘飐凤城开；将军战死君王系，薄命红颜马上来。”
张岱曾经恨铁不成钢地痛骂弘光，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汉献之孱弱、刘禅之痴茞、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
又说：“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
很多奇闻野史也说弘光昏庸淫乱，不理朝政，将弘光帝定性为荒淫之君。
但弘光帝是不是荒淫无度，张岱、谈迁等人的捕风捉影之说是不能当作定论的。因为，这涉及弘光的私生活，属宫闱隐秘，而张岱这些人并无与弘光宫闱密切接触的机会，他们所记不过是道听途说甚至自心臆测。
史惇所著《恸余杂记》中也记有时人对弘光的评价：“短短一年之中，南京都在流传弘光宫中诸多可笑的荒唐事，人人都说他昏庸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以致落了个国破家亡的下场，真是死不足惜。后来我遇上了宫中内侍林尔亮，林尔亮说，弘光并不昏庸，弘光本人常常自言自语说：‘我本不肯做皇帝，他们要我做，又一事不听我行。我为他们所误。’”
在这方面，比较有发言权的是弘光朝的给事中李清。
李清从弘光朝的建立至灭亡一直生活在南京，目睹弘光主政全过程，对于外界盛传的流言蜚语，不胜愤慨地记载道：“皇上退朝闲居深宫时，往往徘徊诧叹说，众臣都不肯为我用。皇上很少接近声色，只不过读书太少，很多章奏不能亲力亲为进行裁定，致使内阉和外佞相倚为奸，外界不知，全部归咎于皇上。如端午节捕捉蛤蟆，这不过是历朝历代的宫中旧例，别有用心的人却谤以秽语，诬陷皇上喜欢奸淫童男幼女，使淫童男幼女连接夭折，流言传开，内外喧腾莫辨。直到国亡，后宫宫女逃入民家，历吐宫中事由，才知流言可惧。又有吴姓旧辅寓居溧水，曾见一内侍，问及宫府事。该内侍说：‘皇上饮酒宴乐之事倒是有的，但是服春药纵淫之事，绝对是传闻而不是真事。可惜皇上被大学士马士英所挟持，不能有大的作为罢了。马士英曾为御史黄澍扇耳光，因此密疏皇上说：皇上得登帝位，全赖老臣和四镇之力，其余众臣均有意拥戴潞王。今日黄澍弹劾老臣罢官，明日必定拥立潞王了。皇上听信了他的话，泪如雨下。以后，一切朝事都委托给马士英办理了。’又说：‘马士英听从了阮大铖的奸谋，打算以《三朝要典》翻案，大兴党人之狱，皇上坚持不答应。’由此可知皇上为人并不昏庸了。”
其实，用不着李清多辩，且看弘光在出逃南京前所做的一件小事，便知他所被诬的程度之深。
弘光仓皇出逃之前，专门下令将宫中的宫女、淑女全部打发回家。
之前，黄宗羲为了黑弘光，就曾说弘光不娶亲的原因是贪恋于邹太后年轻美貌。其实，弘光惨遭战乱之苦，妻离子散，登位后，在马士英的主持下，是筹备过大婚的，并曾下诏选淑女。
很奇怪，在《明季南略》等书中，“选淑女”一事被渲染得惊天动地，而黄宗羲却似乎一无所知。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计六奇等人和黄宗羲双方都在诬蔑弘光的选材上做了刻意的取舍：有利自己论点的就选，不利的就视而不见。
《明季南略》等书，在记“选淑女”活动中，南京朝廷“中使四出，道途鼎沸，闾井骚然”。
平心而论，皇帝的婚事，自然不可草率，其在民间广选淑女，应该说是无可厚非。通过大半年的挑选，最后挑选出了三个人选：阮姓一人、王姓一人、周书办自献女一人。
就是这三个女子，虽已迎进了皇城，但吉日尚未择好，大婚之典尚未举行，弘光迄未与之接触。
南京失陷前夕，三个女子与弘光的名分未定，弘光也不方便挟带出逃，但也不弃旁不顾，还特意着人送还母家，还其清白，令自行择偶。
可以说，这是弘光天性善良的一个表现。
弘光被押送回南京，面对清豫亲王多铎的审问，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这充分表现了弘光不妥协、不投降、不求饶、不屈从、不配合的坚定态度，为自己的国家及人格保留了应有的尊严。
原先反对弘光即位的钱谦益在降清后也很是怀念宵衣旰食、勤政操劳的弘光帝，为世人诬蔑和丑化弘光感到不平和心伤，作诗《一年》追忆云：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
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
吹唇沸地狐群力，嫠面呼风羯鬼灵。
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26 潞王监国
且说，马士英与弘光在溧水失散后，指挥四百多名贵州兵护卫弘光母亲邹太后继续按之前设定好的路线奔往浙江。
到广德州，马士英本拟入城打尖，知州赵景和看他们衣衫不整，神态狼狈，坚决不相信他们是大明朝大学士、太后，拒绝开城。
马士英情急之下，挥军破门而入，斩赵景和，饱掠城中财物扬长而去。
五月二十二日，马士英抵达杭州。
去年帝位落选、奉弘光旨意移居杭州的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
逃亡途中，马士英听说儿子护弘光已往芜湖，心中一直盼望会有奇迹出现，即黄得功能力挽狂澜，扭转战局。
在他看来，黄得功具备这种能力。
左良玉一军号称八十万席卷而东，结果黄得功连胜两场，成功地将之遏制。
可是，六月初，阮大铖、朱大典和总兵方国安等从芜湖仓皇而至，带来了黄得功兵败自杀、弘光帝被俘的消息。
马士英欲哭无泪。
大明王朝不能就此算完。
一帝被擒，再立一帝！
只要一息尚存，就不放弃复国之念！
去年五月议立新君之际，不是有两个新君候选人吗？弘光帝之外的另一个候选人潞王朱常淓现在就在杭州！
遥想去年，未立弘光帝之前，东林诸子都熙攘纷争，众口一词争颂潞王朱常淓之“贤”，好，现在该贤王顶上了。
马士英会同在杭州的官僚牵头议请潞王朱常淓监国，此议很快得到大家一致赞成。
六月初七日，文武官员朝见邹太后，请以太后的名义发懿旨命潞王监国。
邹太后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随即发旨给潞王：“尔亲为叔父，贤冠诸藩。昔宣庙东征“宣庙东征”指明宣宗朱瞻基亲统大军往山东平定汉王高煦的叛乱。，襄、郑监国，祖宪俱在，今可遵行。”
潞王朱常淓，号敬一，自称敬一主人、敬一道人，生于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608年2月10日）。
朱常淓的父亲朱翊镠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弟弟，于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封潞王，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就藩于河南卫辉府（府治在今河南汲县）。朱翊镠是万历之母李太后的爱子，坐拥田地四百万亩，为明代藩王中占有土地最多的人，富甲一方。这就使得儿子朱常淓嗣封之后，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
不用为吃穿发愁的朱常淓厌恶尘世尘务，迷醉于书画古董的收藏当中，其所收藏的古董中，又以古琴为最。除了收藏，还专门编撰了琴谱《古音正宗》，监制了数以千计的仿古琴，世人称为潞琴。
乾隆《汲县志》卷末《杂识》就记：“潞琴驰名于世，相传有三百六十号。”
明末士人的王士禛《池北偶谈》卷19，《谈艺》9云：“故明潞藩敬一主人，风尚高雅，尝造琴三千张。”
此外，朱常淓还“精通内典”，擅长佛学、书法、绘画。他的书法包括真、草、隶、篆各体，有石刻、印文传世。
因为他不干预地方政事，又有收藏古董书画的雅好，因此得到了“贤王”的美称。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大顺农民军自陕西渡河东征，二月，大顺军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部沿黄河北岸进军，占领了怀庆府（府治在今河南沁阳），潞王封地卫辉朝不保夕，朱常淓赶紧收拾财宝携带家眷渡河南逃，在淮安，和从洛阳逃出的福王朱由崧相遇。因为和朱由崧在一起，更因为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诸子担心福王继统后会掀翻万历年间旧案，潞王居然一度成了皇帝候选人。
不过，马士英和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四镇的通力操作，最终是朱由崧即位为帝。
实际上，潞王朱常淓的政治野心并不大，能不能登上帝位，并不很以为意，他听从新君弘光的安排，到杭州过起了从前优哉游哉的闲居生活。
做皇帝的热情本来就不高，现在长江天险已失、南都已陷，且去年南京立国时可以依仗的左良玉大军和黄得功四镇兵力已经一扫而空，任监国、登帝位，危险系数极高，朱常淓能接受大家的安排吗？
不能。
接到太后传令监国的懿旨，朱常淓坚拒不从。
邹太后涕泣俱下，反复劝说下，到了六月初八日，朱常淓才勉为其难答应。
“贤王”监国，人心大悦。
前文说过，在严苛的明藩王制度抑制下，被称为所谓“贤王”的，不过是些沉溺于饮醇酒、亲妇人的藩王而已。
所以，很多有识之士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时任工科都给事中李清就在《三垣笔记》记道：“南京已经丢失，国人均悔恨当初所拥立的人不是潞王。奉常官张希夏曾奉旨慰问潞王，与潞王有过接触，对我说：‘潞王也不是什么大贤人，不过中等层次的人才，我没发现他比弘光好到哪儿去。’主政官叶国华也跟我说：‘潞王两手的指甲长达六七寸，全部戴上竹筒精心保护；潞王曾经命令王府里的内侍又命内到各郡各县遍搜古董器皿。’廷尉倪胤培直语不讳：‘如果拥立的是潞王并以钱谦益为宰相，其支撑不起时局的情况和弘光、马士英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言下之意，朱常淓同朱由崧、钱谦益和马士英都是同一级别的人物。
事实上，朱常淓比朱由崧差多了。
至少，朱由崧有自己的施政方针和一定策略，而且有担当，不怕死。
朱常淓却是个十足的胆小鬼，监国次日（六月初九日），就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派陈洪范去与清军议和。
陈洪范在前年十月曾随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已经投降了清朝，回到江南，一味鼓吹清军势大难敌，时时劝人降清，有“活秦桧”之称。现在，又兴冲冲地担任议和大使的职务，乘坐悬挂着“奉使清朝”大旗的小船去向清方密商投降事宜。
多铎没把这“江南四郡”的小小筹码放在眼里，手脚不停，连收南直隶十四个府、州，兵锋直摧杭州。
清军来势奇快，六月十一日，便进抵塘西。
马士英感觉杭州守不住，躲入郑鸿逵的兵船。哪料人算不如天算，方国安部下的军卒正在四下寻找马士英索要军饷，将他从兵船上拖走。
阮大铖、朱大典则从富阳乘舟遁往婺州。
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丢失了弘光帝后，他们与阮大铖、朱大典同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余人，决意死守杭州。
但朱常淓听说清军已到了，脚肚子颤得没法走路，连逃的勇气也没有了，哭着喊着要奉表降清，虽被方国安制止，却在方军与清军鏖战于湧金门下时，派人奉酒食犒劳清军。
方军上下，尽皆哗然，无心再战，纷纷渡钱塘江往东而去。
六月十四日，清军由此轻松而下杭州。
在朱常汸的表率下，避居于浙东地区的明藩王及湖州、嘉兴、绍兴、宁波、严州等各府州官员纷纷纳土降清。
明宗室中，躲在萧山的周王、会稽的惠王、钱塘的崇王，都跟着朱常淓一同降清了。
朱常淓降清，虽说免使杭州百姓遭受类似扬州百姓的屠戮之祸，但也因为他的投降，使得残明的抗清武装一下子出现了大分裂，天下的纷争更加剧烈及更加暗无天日。
当然，朱常淓的投降，也并未让他免除一死，次年（公元1646年）五月，他和先他被擒的弘光帝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全部在北京被杀。
笔者特将现代诗人田间的一首诗献给有朱常淓投降行为和思想的人：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27 殉节大臣
且说，去年被清军押回软禁在太医院的左懋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拒不降清，为了表示自己臣事大明的忠心，他在房门题字：“生为大明忠臣，死为大明忠鬼。”
听说了此事，多尔衮对左懋第大感兴趣，先后派洪承畴、李建泰（崇祯朝大学士）及左懋第已经降清的堂兄左懋泰对左懋第进行劝降。
洪承畴尚未进门，左懋第就高声大喊：“真是见鬼啊！洪承畴昔日统兵救援锦州，早已战死殉节。为此事，先帝泪洒皇极殿，并安排了人员设置祠庙，亲自参与祭拜，今天怎么还会有洪承畴出现！”
洪承畴羞得一张老脸无地自容，仓皇而走。
见到李建泰，左懋第痛骂道：“你得到先帝不同寻常的荣宠，竟然不能殉国！不殉国就算了，找个地方躲起来，有多远躲多远，偏偏又投降了李自成！投降了李自成已经丢尽祖宗上八代的脸了，现在又投降了清人，你啊你，到底还有没有半点羞耻之心？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
对于堂兄左懋泰，左懋第闭门不见，只在门内叩头说：“什么也不要说了，就感谢你替我母亲操办了后事，我在这里叩头谢过，其他一切都用不着开口，你已经不是左懋第的兄弟了，左懋第没有降敌的兄弟。”
……
所有劝降的人都无功而返。
这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多尔衮传令大设“太平宴”，并吩咐下人前去宴请左懋第。
左懋第奇怪，问：“太平宴，啥意思？”
来人喜形于色地答：“大清天兵已经攻克南京，天下太平了！豫亲王设宴庆祝，所以叫‘太平宴’。”
左懋第大怒，把来人斥去。
当晚，左懋第肝胆欲裂，呜咽不成声，索笔题诗院壁：
漠漠黄沙少雁过，片云南下竟如何？
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此后，数日不食，只求一死。
追随左懋第的随员艾大选、监饷傅浚听说南京朝廷已经被灭，便剃掉了头发，准备降清。
左懋第怫然变色，强撑着因饥饿而虚弱不堪的身体，召集被拘押在太医院的南明使团余众，严申大明法令，下令当众杖杀艾大选。
傅浚先一步脱逃，向清廷控告左懋第暗通山东，危及京师。
多尔衮恼羞成怒，于闰六月十二日亲自在午门外拿左懋第等人问罪。
多尔衮恶狠狠地说：“左懋第，你有五大罪行，你自己清楚吗？”
左懋第毫不畏惧，挺胸反问：“说来听听，这五大罪行都有些啥？”
多尔褒一本正经地说：“罪行一，伪立福王；罪行二，勾结土寇；罪行三，不投国书；罪行四，擅自杀人；罪名五，当朝抗礼。”
左懋第不怒反笑，说：“你拘留和污辱天朝大使，也不怕失你国国体！”
多尔衮装作没听见，只管说自己的，他说：“你这样执迷不悟，误人又误己，告诉你，今日投降，今日便可以赏赐你大福大贵。”（“尔勿误，今日降，今日福贵矣。”）
左懋第也装作没听见，扭过头，不睬他。
多尔衮审讯不下去了，便征询在场诸臣的意见。
由明降清的清吏部侍郎陈名夏不愿看到左懋第吃亏，想帮一把左懋第，说：“左懋第如果是专门为崇祯帝奔丧而来，看在其重于君臣情谊分儿上，可饶不死；左懋第如果是专门为福王继位来向我大清发布通告的，就不能饶了。”
左懋第抬眼见是陈名夏，毫不领情，语含讥讽地说道：“我认得你，你是先朝会元榜眼，奇怪，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陈名夏满面惭色，俯首不言。
另一降清明臣、现任清廷兵部侍郎的金之俊狐假虎威地喝问：“左先生这样不识时务，难道是不知朝代兴废？”
左懋第怒目而视，反斥说：“你怎么不知羞耻？”
其他人明朝旧臣愧见左懋第，均藏匿得远远的，不敢多嘴。
多尔衮无奈，只好挥出斩首。
同左懋第一同被害的还有随员兵部司务陈用极、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壬廷翰、守备刘统五人。
临刑前，左懋第问他们：“你们后悔吗？”
五人答：“求仁得仁，又什么好后悔的！”
于是，六人再向南拜，说：“臣等事大明之心尽矣！”一同端坐慷慨受刑。
临刑前，左懋第留下绝命词《沁园春》一阕：
忠臣孝子，两全其难，其实非难。从夷齐死后，君臣义薄，纲常扫地，生也徒然。宋有文山，又有叠山，青史于今万古传。他两人，父兮与母兮，亦称大贤。嗟哉！人生易尽百年，姓与名不予人轻贱。想多少蚩愚，稽首游魂，首丘胡服，也掩黄泉。丹心照简，千秋庙食，松柏耸天风不断。堪叹他，时穷节乃见，流水高山。
被拘禁在北京的左懋第、陈用极等人用他们的生命诠释了忠义之名，而散落在江南各地的南明诸臣也以不同的行动向世人做出了表率。
南京初陷，马士英护邹太后到了杭州，议立潞王朱常淓监国。闲居在家的东林党人刘宗周尽管认为马士英论罪当立斩，但对马士英议立朱常淓一事还是支持的，他自己年老体弱不能行动，便写信给在籍缙绅祁彪佳等人，要他们去杭州协助马士英议办此事，又请分守道于颖坐镇府城，准备攻守事宜，以稳定人心。他鼓励大家说：“咱们吴越大地有险要地形可以凭借，只要人心不散，一边练兵，一边收集溃卒做好守城准备，将来可战可守，一定可以收复天下。”
刘宗周，初名宪章，字宗周。十八岁出应童子试，纳卷者误以字为名，于是更名宗周，另以起东为字。
刘宗周家境贫寒，是个遗腹子，和寡母章氏寄居于外祖母家，读书勤苦，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殿试中三甲五名，赐同进士出身。刘武周虽登仕途，但并不平坦，当官时间也不长，只有四年。被朝廷革职后，自称“草莽孤臣”，在绍兴家乡读书著述，也讲课授徒，成为浙东学社的一面旗帜。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崇祯自杀的消息传到浙江，正在读书讲学的刘宗周大呼：“身虽老，当先躯效死。”
随即荷戈徒步到杭州省城催促巡抚黄鸣骏发兵勤王，同时联络前淮扬巡抚朱大典、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等人招募义兵，北上讨贼。
弘光政权建立，刘宗周接到了朝廷以原官起用的诏旨，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多次上疏要求北伐，并倡议弘光统率亲征之师移跸凤阳，同时，纠劾马士英，并劾高杰、刘泽清等镇将。刘泽清因此派刺客多次要行刺刘宗周。
所以，刘宗周在南京停留时间不过两个月，就被迫辞职返乡了。
弘光被俘，刘宗周痛呼道：“如今乾坤颠倒，已经安放不了一张书桌了！”停止了讲学，闭门谢客。
六月十五日中午，刘宗周正就座吃饭，突然得到潞王降清、杭州失守的消息，不由得推案大哭说：“刘宗周殉国的时候到了！”开始卧床绝食。
六月十七日，诸生张应烨对他说，黄道周等人寻访明朝宗室，大明尚在中兴之望，劝他留着有用之身，以作复兴大计。刘宗周接受了劝告，迁居城外水心庵，进食小量粥水。
六月十九日，绍兴通判张愫率领当地绅衿一同带着文书图册和牛酒等礼物渡钱塘江迎降清军，刘宗周深感大明复兴无望，决定滴水粒米不进。
清军统帅博洛久闻刘宗周大名，捎书劝降，刘宗周书不启封，只求速死。
闰六月初八日戌时，经过前后两次共历时一个月的绝食，刘宗周终止停止了呼吸。
临终前，刘宗周艰难留诗三首，其中有句道：“信国不可为，偷生岂能久？止水与叠山，只争死先后。”又有句道：“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亦何易。”
与刘宗周相同，相国高弘图听说弘光朝覆灭，悲愤绝食九日，于会稽城外竹林中的一座破庙里辞世。
原本，刘宗周引退之时，马士英疑刘宗周弹劾自己的奏疏出自祁彪佳之手，刘宗周既去，祁彪佳就跟着称疾去职。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兵破南京。六月，潞王监国杭州，拜祁彪佳兵部侍郎，总督苏、松，但祁彪佳尚未上任，清兵已至。
闰六月初四日，清军统帅博洛向祁彪佳劝降，祁彪佳对家人说：“此吾授命时矣。”
初六夜，祁彪佳自沉于梅墅寓园别业梅花阁前水池中。有遗书留几上，其绝命词有云：“图功为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存洁身志。含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

28 清兵如蟹，曷迟其来（一）
从弘光被俘到潞王出降，大明南京政府算是正式消亡了，而这前后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只有短短一年。
在很多人的眼里，一度拥有近百万军队，版图占有中国南部大部分地域的大明南京政府就算不能收复北方、光复昔日大明荣光，最不济，做个类似东晋或南宋的偏安政府是没问题的。可是，现实却是这么无情。这百万军队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消亡，而富庶的江南也在一月之内大部分易主，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是多方面的。
和东晋、南宋相比，南明最大的不同有三点。
一、对手不一样。
当年，灭掉西晋的匈奴刘汉国只是五胡十六国之一，缺乏一统南北的实力，而且，攻陷长安不久，刘聪死，刘汉国一下子分裂成了前、后赵，东晋的敌人变成了后赵。石勒时代的后赵既受到来自前赵势力的摧压，身后又有并州刘琨、幽州王浚等人的牵制，根本无暇南下。到了石虎时代，前燕帝国已经兴起……所以，东晋得以从容站稳脚跟，立国百年不倒。
南宋的情况相对要糟一点，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女真金国挟灭辽之威一举击破北宋帝都汴梁，但这时的金国才刚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俘获得宋帝徽钦二宗，掠夺了无数子女玉帛，心满意足，便迫不及待地建立楚、齐等伪政权来统治管理中原，自己打道回府了。虽说南宋建国之初，金国也发动了一场名为“搜山检海”的千里“斩首”行动，但毕竟孤军深入，战线太长，差点归路被截，这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南宋所面临的对手只是刘豫的伪齐政府。
现在的清政府，虽说在入关之初有过与南明划江而治的短暂想法，但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领导班子很快发现，北方的供养主要来自南方，划江而治，只能是困死自己，所以，一统南北的决心已经不可更改。南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偏安的气候和环境。
二、司马睿、赵构被拥上帝位，都得到了所有心怀故国的遗臣、遗民的拥护和祝福。尤其是赵构，因为靖康之难中，所有的帝系子孙都被金人一窝端了，他是唯一的漏网之鱼，他是流亡政府领导人的不二人选，谁也没有资格跟他争。而南明弘光帝，本来是最合法的帝位继承人，但还没登位，就被无辜地卷入党争之中，帝位险些落空。即使登上帝位，文臣武将还是纷争不息，力气不往一处使，马士英、阮大铖与东林人士间的互相倾轧、互相倒台，黄得功与高杰的火并、争地盘等，内耗严重。接踵而来的“大悲案”、“北太子案”、“童妃案”更让弘光帝焦头烂额，担惊受怕，担心稍有不虞，非但帝位不保甚至小命也不保。左良玉举兵东来，虽说一方面是为了避战大顺军，但也是弘光帝位不稳的一个集中体现。
三、弘光虽是由四镇贪功拥戴得登帝位，但这四镇都趋于独立的军阀，弘光根本指挥不动。也就是说，弘光没有可以依仗的心腹武装队伍。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相对而言，魏晋更替，晋武帝分封了二十七个藩王，地方上出现了与西汉初郡国并行制相似的行政管理模式，藩王手中都执掌着一定数量的军队，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凶的源头。琅琊王司马睿在“八王之乱”中采取了低调谨慎的方针，尽量远离争端，避免战祸，既保存了实力，后来又依附上势力雄大的东海王司马越，得封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所以说，他是有一定军事班底的。而出镇江东后，司马睿又得到了大门阀世族琅琊王氏中王导、王敦兄弟的鼎力相助，实力就不容小觑。赵构原本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可是汴梁围急，他因为人在城外，得哥哥宋钦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集结和收编河北、河东各地军队以入援东京，就靠这一道任命书，他集结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宗泽、岳飞等人就在其中。
当然，南明弘光朝的灭亡具体原因还有很多，介于篇幅，本书不展开详述，以上所说，仅仅只针对其与东晋、南宋的最大区别。要说其致命伤，只提一点：大明王朝的社会主要矛盾还依然存在。
天启、崇祯两朝的民变为什么这么剧烈？除了天灾之外，主要是社会矛盾土地兼并太过严重。而要论明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区域，又当数江南无疑。原因很简单，江南土地肥沃，自然是官僚权贵追逐、争夺的对象。之前没有在这地区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是南方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产量高，且在西北旱灾频仍之时，这边依然雨水充足、风光独好，佃农租种地主的地交出大量的租税后尚足以糊口；二是发达的工商业为无田农民提供了生存手段。
在这两方面情况下，江南地区的民众一时还没有跟随着西北等地揭竿起义，但却也是隐忍待发了。
所以，南明政府的建立，民众的期待值并不是很高，反应比较冷淡。
甚至，因为南明政府为了满足军大爷的索饷，征饷过急，一些民众还恨不得这个政府早死，从心里诅咒它，听说清军南来，有人还嫌清军太慢，埋怨“清兵如蟹，曷迟其来！”
时至现在，还有很多人说，明清间的斗争是狭义的民族之争，是大汉族主义的一种表现。
其实，只要稍微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
就整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而言，她是包容、博爱和兼收并蓄的。
诚如《全唐文》中程晏的《内夷檄》所说：凡是愿意接受中华文化礼仪道德，“能驰心于华”，即使身出异域，“吾不谓之夷矣”；相反，如果是中原之民，“反窜心于夷”，那么就算“身出于华”，“吾不谓之华矣”。
明成祖朱棣更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遗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
中华民族对“化外之民”的宽厚仁和是很够意思的！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本身并不排外，她反抗的是野蛮、杀戮和暴力。
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而言，到底是哪一个民族的人担任国家统治者，这并不能成为主要矛盾所在。
打个比方，唐宋之交的五代十国时期，梁唐晋汉周中的唐、晋、汉三代都是沙陀人建立的，而对这三个朝代的统治者，除了石晋因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留下大汉奸的骂名外，人们对他们的建朝立国并未持多大的异议。特别是后唐，后唐的第一代英雄人物李克用在黄巢起义、大唐王朝危急之时，千里勤王，赢得了世人的一片叫好声。所以，在梁晋争霸的最后岁月里，沙陀人李克用的儿女李存勖完败汉人朱温建立的后梁，建立了后唐，人们感到的不是愤怒，而是赞许。
何况，经过数百年的民族融合，满清女真人本身已经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员。所以，当大明王朝的阶段矛盾已经难以调和，当大明王朝的垮台和经济崩溃成为必然，当李自成大顺政权无法建立完善的政治管理体系，满清及时入关，参与到国家的重新统一战争中，这行为本身并没有太多可堪指责的地方。
所以，民众会希望清军南来就不奇怪了。
那么，民众为什么希望清军南来？
原因也简单：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已经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并在北方分土地、减租减税了。
那么，清朝政府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土地兼并问题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
原本，在明朝末年，全国耕地只有10%掌握在广大的农民手里，而另外的10%掌握在朱氏皇族的手里，剩下的80%则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手里。许许多多的农民靠做地主的佃农为生，而过高的地租已经让他们的腰背弯到了地面。这样，大伙儿实在活不下去了，就拿起刀子跟着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闹起来了。而李自成、张献忠也真不含糊，在造反动乱过程中，对各级皇族、官僚、地主分子本着赶尽杀绝的态度，大加杀戮，使得这些特权阶级逃的逃、亡的亡，原先掌握在他们手里的耕地一下子就成了无主荒地。
清朝政府入主北京，新来乍到，国政大事千头万绪，一时也腾不出工夫处理土地问题，但赋税又不能不收，情急之下，就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以“谁耕种，谁纳税”的办法收取赋税，这样，就相当于承认了佃农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
北方的佃家们在明清更替中捡了这个大便宜，就无怪乎南方兄弟的眼馋了。
而且，清政府为了收买人心，根据文臣范文程的建议，赋税征收就按万历时期的较低标准征收。
另外，还实行减税，大幅减免本年度“清统区”的正赋，征收办法是清军所过之处免征粮一半，未过之处只要真心归顺，可免征粮的三分之一。
除免了部分本年度的赋税外，还规定，以前年份老百姓欠崇祯朝的赋税，统统不再交纳。
这么好的事情，南方的兄弟又怎么不眼巴巴地盼着清军南下？
相比之下，尽管江南富足，且在明朝中后期单单以一地的赋税就支撑起了大明帝国的70%的财政运作和开支。
而且，“甲申之变”以后，即使辽东、陕西、河南等地已经沦陷或半沦陷，江南的财政仅仅用于自身，百姓的日子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
要知道，南明立国一年，其从江南赋税中征收的白银高达四百六十万两，却还连连告急，声称支出却高达七百万两，亏损二百四十万两。
不过半壁河山，怎么用这么高的费用？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主要是用在军队上了！
左良玉和“四镇”近百万兵，仅一年军饷就耗费了四百二十万两白银。
这就无怪乎江南百姓叫苦连天了。
悲哀啊。
可以说，南明政府就是被这近百万军队活活地拖垮了。
更悲哀的是，付出和回报不成比例。
付出了这么高昂的军费，这些军队不是不作为就是互相狗咬狗，或者扰民、抢掠，甚至像左良玉之流最后还闹出了反政府行为来了，而非但左良玉部，包括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这些部队，在清兵南下之际，都绝大部分投入清军队伍中去，给老东家南明政府狠捅窝心的冷刀子，弘光政府想不亡也难。
然而，就在江南百姓在歌颂和渴望清朝政府的好政策的时候，清朝政府开始露出其凶残的面目了。
基本就在多铎擒获弘光帝的同一时间，阿济格所部清朝西路军也顺利地占领了之前大顺军曾经盘踞的全部地方，并将大顺军首领李自成赶入了湖北通山县，而在通山县，李自成这位横行一世的枭雄被乡团打死，由此，大顺政权已经名实俱亡。
南明和大顺两大政权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消灭，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多尔衮未免得意忘形，认为全中国的统一不过指掌之间，接下来的事，只是安排官员前往接管地方而已。
而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搜刮财富，好好享受了。
怎么搜刮呢？
多尔衮前后施行了五条非常缺德的政策：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剃头改衣。
先说占房，多尔衮初入关内，首要之务就是要解决八旗大军，包括随行家属共二十多万的衣食住行问题。在住房一项上，刚开始，八旗军士和随行家属是与当地居民杂居的，但北京历经兵刀之灾，死人太多，鼠疫肆虐，为了不被鼠疫夺去性命，多尔衮采取隔离法，一股脑把北京内城的原住民赶走，这样，八旗军士和随行家属就全部占领了北京内城的民宅。普通百姓无法与手持大刀的女真悍兵相抗，只好忍气吞声地服从了安排。这么一来，多尔衮就把这种做法形成制度，宣布清军每打下一座大城市则要把内城的居民赶出来，建立“满城”，以便于在当地驻军。
通过占房，住的问题是解决了；对于吃的问题，多尔衮又在畿辅地区（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推行了一个“圈地”运动。
江南百姓不是眼馋北方佃农凭空得到了一块块无主荒地吗？北方佃农的快乐时光很快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痛楚。
亡明灭顺后的多尔衮开始处理耕地的分配问题了。怎么分配？很简单，圈地。

29 清兵如蟹，曷迟其来（二）
顺治元年十二月，多尔衮发布了圈地令，声称自此令下达之日起，将把京郊四十一个县的无主荒地分给满洲兵将。
政令一下，各旗官兵踊跃策马，四处圈地，也不管耕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许许多多自耕农、中小地主家中的耕地都被圈去了。
史惇在《恸余杂记》记：圈田所到之处，原田主一律被逐出，室内所有物品均被新田主所占。原田主的妻妾奴仆长得相貌丑陋的可以带走，长得漂亮养眼的，则被强行留下。
这些自耕农、中小地主在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为了能活命，他们聚集起来，向清廷申诉。
多尔衮正为旗人圈了地而缺少人丁耕种发愁，看了民众的申诉，又出台了投充政策。
所谓投充，多尔衮为美化其说，诡称是朝廷“为贫民衣食开生路”所量身定做的“善政”，即：生活没有出路的贫苦农民可以自由自在地投到满洲各旗下充当奴仆，这样，就可以在新政府的领导下“快乐”生活了。
想想看，原先自己有地种、有田耕，但被清政府这一恶搞，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变成了旗人家的奴仆，不能迁移、不能改业、不能科举、不能搞信仰自由，谁还能“快乐”得起来？
而且，大明帝国原先所盛行的封建租佃制被几千前所盛行的奴隶制取代，这从社会发展史上来说，是一种大倒退。
当然，说完全没有人因为可以投充到满洲人旗下而感到“快乐”那又太绝对了。一些奸猾的汉族地主还是钻了投充后可以免除赋役的大空子，高高兴兴地带着自己的地投到旗人的门下，和旗人相勾结，地实际上还是自己的，但再也不用向政府交税了，而且还能以旗人的名号横行乡里。
正是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多尔衮不得不在“投充”令下达后的第三个月发布了“反投充令”，宣布停止投充。
“反投充令”是颁下了，但投充恶政的施行时间实际上还在延伸，直延至清中期乾隆年间。
比投充持续时间更长，对汉族百姓摧残和迫害更深的即是“缉捕逃人法”。
所谓逃人，是指不愿意在满洲旗人庄园逃出来的奴隶。
这些奴隶，原本是明朝的普通百姓。清军入关以前，就曾在辽东、畿辅、山东先后俘掠一百万以上明朝百姓，分赏到旗下充当奴仆。清军入关以后，在征战和圈地和投充运动中，奴隶人数激增，更有千百万以上。
奴隶的命运是悲惨的，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子孙后代的命运也被钉死在奴役的枷锁上，为了破除这副枷锁，他们稍有机会，都会千方百计地奔跑逃亡。
奴隶就是满清权贵的私有财产，怎么能容忍你出逃？而且，一旦出逃数量过多，庄园田地上的农活也没法干了，满清大老爷们又怎么过日子？
所以，多尔衮严厉地推出了“缉捕逃人法”，称“捉拿逃人一款，乃清朝第一急务”。
鉴于逃人出逃后绝大部分是去投靠亲友，多尔衮又别出心裁地制订出“薄惩逃人，重治窝主”的方针，即“逃人三次始绞，而窝主一次即斩，又将邻佑流徙”。对于抓回来的逃人，一次、二次只处以鞭笞、发回原主，三次便处以绞刑；而对于收留逃人的窝主则处斩，左邻右舍也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制裁。
缉捕逃人给汉族百姓造成了深重灾难。史料记载：国初最重视追捕逃人。一个逃人被抓获，往往牵连出一二十家甚至五六十家人。被牵连到的人无不倾家荡产。究其原因，是有的逃人在逃亡路上，所经过之处，不过有好心人的家里吃一餐，或留一宿，便使该好心人遭受到牵连。
前述占房、圈地、投充、逃人四项虽然恶毒缺德，但真正对全中国汉族人的精神造成巨大伤害的，却是剃发易服令。
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都有剃发结辫的习俗，比如五胡十六国时期，人们就称剃发结辫的鲜卑拓人为“索头奴”。蒙古人和契丹人也是剃发结辫的，剃光头顶，两边留辫子。辽金时代的女真人的发型和结辫位置恰好与蒙古、契丹人相反。《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载：女真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后。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太宗曾强令占领区的汉人剃发，称：不许再穿汉服，剃发不合格的，死！
作为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继承了女真族旧俗，男子的发饰与女真族完全一样，将头发半剃半留，剃去周围头发，只留颅后发，编成一条大辫子，垂于脑后。以彩色丝线系结，再饰以金银珠玉等。
满族人经历了几百年，发型一直没变。满族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一撮如钱大之头发留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发皆剃光，所以称为“金钱鼠尾”。
一般来讲，满族人只有“国丧”和“父母丧”内百日不剃，平时除中间一小撮外，周围头发不能留蓄。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所以，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
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汉民成千上万不愿剃头，自投鸭绿江而死。当时当地，汉民有时候剃发后结果更惨。由于明清方面的拉锯战，剃发汉民常被明军杀死，士兵们割头后冒充满人首级去报功。
皇太极继位后，杀人方面有所收敛，但对剃发则要求更严。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源于他读过书，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坚定认为，女真如果汉化，后果肯定会速亡。
清军初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剃发令。由于吴三桂等明朝降官劝说，加之北京及周围地区人民反抗连连，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于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我为了区分顺民和逆民，所以颁布了剃发令，通过剃发与否来区分顺逆。现在听说民意抗拒剃发，说我不是以文教来安定民心，那么，从此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现在，随着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的相继覆灭，多尔衮认为强令天下剃发易服的时机到了，六月初五日，便下谕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六月十五日谕礼部道：从前剃发的制度没能统一，就暂时听任百姓自便，准备等到天下大定了再统一颁布剃发令。如今四海一统、中外一家，君王犹如父亲，百姓犹如儿子；父子一体，不能有半点违抗？如果国内不统一剃发，就属于存在二心。从今日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半个月之内，直隶各省地方接到剃发令后，也是限半个月之内，一律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就是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不剃，巧辞争辩，决不轻贷。”
此令一下，全中国汉族人民不仅有亡国之怆，更有亡天下之痛。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大声疾呼：有亡国，有亡天下。怎么区分亡国与亡天下呢？如果只是易姓改号，是为亡国；如一旦出现兽吃人、人吃人的局面，就是亡天下。要保国家不亡，主要责任在于国君及其臣子；要保天下不亡，则天下匹夫人人有责！
为了免除剃发易服，数千万汉族男儿勃勃不屈，抗争至死，南北中国，以水泼油，鼎沸不已，千万人头，滚滚落地。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潞王降清，浙江省会杭州被清军占领，不少州县也递上降表，归顺清朝。但剃头令一下，一场以抗拒剃头为焦点的反清猛火便迅速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了。

30 江阴城十万人同心死义（一）
由于中国北方已经饱经战火涂炭，生灵几尽，元气已伤，而且大顺、大明及张献忠的余部都南下，北方拒剃发的抗清行为表现得比较分散、微弱。
接下来数十年波澜壮阔的抗清斗争主要出现在南方。
最先亮剑拒绝剃发，继而掀起弘光朝灭亡后南明第一波抗清高潮的是南直隶常州府的江阴县。
江阴，因地处“大江之阴”而得名，是一个地理上的小县，南北宽七十里，东西长一百四十里，其北滨大江，东连常熟，西界武进，南界无锡、阳湖，位置重要，乃是山水交汇之地，且土地肥沃、产量奇高，每年输出粮食六万多石，赋税十多万两白银，富庶繁荣。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在这里驻军，俯临大江，观其如鹅鼻截江，火脉直射金山，曾有过建都的意向。
江阴民风淳朴，敦礼让，尚气节，轻富贵，崇自由。有明一代，如徐麒一类不愿入朝为官者比比皆是。而忠臣义士，也不乏其人。如正德朝，宦官刘瑾擅政误国，在朝任职的三位江阴人：主事黄昭、御史贡安甫、史良佐，就因以挽死谏、以奏章忤，被称为“江阴一时三忠”。天启朝“东林后七君子”中的缪昌期、李应升也是江阴人氏。
弘光政权倾覆，由弘光政府任职的江阴县令林之骥不肯入清为官，也颇具气节。
林之骥，进士，福建莆田人。崇祯十七年上任，因为听不懂江南话，被人称为“林木瓜”。清豫亲王多铎攻下了南京，随即遍檄四方，附近州县的官员纷纷投降，林之骥却愤然挂印辞职而去。
在林之骥的带头下，江阴参将张宿、海防程某、县丞胡廷栋、学使朱国富、兵务马鸣霆等也纷纷去任。
江阴没有县令，清廷便安排降清的前明进士方享负责接管。
方亨，河南人氏，是大明末年的一个无耻文人。当初，河南省还没有进入清朝版图，方亨就急不可耐地跑入清营大献财物，因而得到了清廷的青睐。
赴江阴任职之日，方亨纱帽蓝袍，没有改换明朝的服饰，不带家属，只有家丁二十余人，一副小人得志的派头。
入了县衙，方亨出具清廷的委任状，宣布自己为江阴县令，正式接管江阴。他拖着官腔问管理造册的官吏：“各县已献册，江阴何以独无？”官吏赶紧出具各图造册。方亨将其收起，派人送往南京，意为江阴已经归顺清廷。
新官上任三把火。
方亨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全县民众必须剃发。
他声称：“豫王有令，江阴限三日剃发！”
五月二十七日，有四个长相凶悍的满洲兵莅临江阴，自称奉清常州太守宗灏的差遣，前来监督剃发执行情况。对这四个满兵，方亨毕恭毕敬，奉若神明，将他们迎入同察院，然后严令剃发。
二十八日，方亨出示告示，严申剃发是满清的法令，不能违背。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举了十大侮辱，其中剔发、易服占其中之二。况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这头发岂可说剃就剃？
尽管方亨一再重申，但全县百姓无一人愿剃。
二十九日，县里一些比较有名望的乡绅聚在一起，联名上书要求留发。
上任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没办好，方亨恼怒不已，见了这帮人，不由得破口大骂。
众人听他骂，一齐回骂，说：“汝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
方亨被气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改日清晨，方亨到文庙行香，众多百姓在后试探追问，说：“如今江阴既已归顺，江阴百姓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方亨板着脸说：“还没有执行剃发令。常州府派遣来的四名满兵，便是专门前来负责此事的，你们赶快剃发。”
众人愤然道：“头发怎可剃掉？”
方亨森然作色道：“这是大清律令，不可违抗！”
一个名叫许用的书生高呼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
吵闹不休之间，从常州府发来了布告，上面赫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句子。
方亨命书吏抄写该布告以四下张贴。
书吏看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字眼，一下子没忍住，把笔摔到地上，发狠说：“死了算了，抄什么抄？！”
方亨的老师无锡人苏提学听说学生出任江阴县令，特遣一个油头粉面的家丁前来贺喜。这个家丁还辨不清形势，竟然在堂上咆哮怒骂道：“尔这些奴才们，个个都该砍头！”
江阴百姓的怒火彻底被点燃，痛骂道：“你们这些降贼的奴仆，也配来江阴耍威风？”一齐发作，乱拳打他殴死。
既然已经闹出了人命，那就用不着再顾忌什么了！
失去了理智的人们将方亨扑倒在地，捆绑起来。
方亨大叫饶命，表示接受百姓的意见，向上级反映和要求免除剃发的举措。
早就该这么做了。
听了方亨的告饶，百姓们将他释放。
心地善良的百姓相信了方亨，方亨却传书常州府发兵前来镇压、征剿江阴。
你既不仁，就休怪我不义！
截获了方享请求发兵情报的江阴百姓怒不可遏，再次将方亨捉起来。
这次，大家再不留情，将方亨处死。
杀了方亨，有人想起了还有四名满兵住在同察院内，就呼啸着持枪冲往同察院。
四名满兵看大家如同狂潮一样涌来，大惊失色，胡乱发了几箭，就四下逃窜，其中一个堕入厕中、一个匿于厕上、一个躲在夹樯、一个跳上屋顶，最后都被擒获。
数日来，这四个狗头做满状、操满语，吃生猪肉，随地大小便，席地而卧。但人们到了他们居住的内室，只见床帷、灶釜都颇为精丽，不由大感狐疑，喝问之下，这四个人顿时原形毕露，操着满嘴苏州口音，说：“我们都是苏州人，不是鞑子，乞饶性命！”
众人又气又怒，将他们乱刀斩杀。
杀了清廷安排的县令，江阴百姓除了树起“大明中兴”的大旗，决定与清廷死磕到底。
全县民众闻风响应，揭竿为兵，扯裳为旗，四乡居民自发集结起来的有近十万人之众，就连三尺孩童也手持兵刃。如果谁不愿意来，就会遭到左邻右舍的鄙视和嘲笑。
大家在明伦堂设置起明太祖高皇帝的牌位，誓众起义，共推举曾做过江阴县典史的陈明遇为江阴城城主，率众抗清。
陈明遇平日宽仁浑厚，极得民心。面对众人的推举，他明确表示：“吾智勇不如阎公，此大事需阎公。”力推自己的前任典史阎应元为城主。
阎应元，字丽亨，北直隶通州人，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任江阴典史。刚到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叫顾容、外号叫作“顾三麻子”的海寇率领几百艘船来侵犯江阴，阎应元亲率士兵拒守，亲手发三矢，三矢中的，三名贼寇应弦而倒，其余贼众恐惧之下，一窝蜂散去。后来他又率兵扫荡盐盗，消除民乱，深得民心。弘光朝廷成立，弘光政府将他调到广东韶州的英德县担任主簿。因为母亲生病，再加上道路阻塞，没有成行。
得到大家的拥护，阎应元抱着必死之心，在墙壁上题诗，写下了“事则万无可为，死则万无可免”的句子，慨然允诺。
由于阎应元安排合理，部署得当，全城又同仇敌忾，江阴义军异常轻松地把常州知府发来的三百清军歼灭于秦望山下。
此后，又多次挫败了前来围攻的各部清军。
清军伤亡惨重。
眼看屡攻不下，有清将恼怒万分地说道：“我得北京、得镇江、得南京，未尝惧怯，未尝费力；不要说江阴拳大的地方，就如此费力。”疯了一样攻城，换来的却是更大的死伤。
无奈之下，多铎加派了刘良佐、李成栋、土国宝等降将以及满将石堪等人前来助战。
刘良佐策马近城，劝谕城中民众早降。
他高仰头颅，向着阎应元叫嚣说：“弘光朝已经败北，江南皆下，若你们愿意转祸为福，爵位不在刘良佐之下！何自苦如此！”
阎应元鄙夷答道：“江阴士民，都说久享大明三百年深恩，绝不望风降附。阎应元乃是大明典史，更是义不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身拥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见我江阴忠义士民！”
刘良佐不死心，还要再劝，阎应元一句话阻止，说：“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挥手，城中梆响，火箭齐发。
刘良佐吓了一跳，赶紧抱头鼠窜而去，嘴里不断嘟囔道：“江阴人没救了！”
作为报复，刘良佐命令士兵用三层厚牛皮来制造攻城皮帐，中设九梁、八柱，由士兵架起，一步步向城墙进逼。
牛皮坚韧，城上矢石投之，皆反跃弹起，不能射入。
阎应元派人取人粪和以桐油煎滚浇下，牛皮帐顿时被烫穿，躲在下面的清军，非死即伤，骨肉溃烂，未伤及者，皆惊惶散去。
此后，连日攻战，刘良佐都没讨到半点便宜。
坐镇南京的多铎开始坐不住了，亲自点将，先派出恭顺王孔有德率部协攻，后又加派博洛、尼堪两贝勒率二十万大军携红衣大炮前来支援。
一时间，小小江阴城被围得水泄不通。
博洛先将刘良佐捆责以正军法，给攻城不力的诸将来了个下马威。
尔后，博洛又亲自到城下巡察，登君山眺望，自信满满地对左右说：“此城呈舟形，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攻中间必破无疑。”

31 江阴城十万人同心死义（二）
改日，博洛分兵先抄断江阴通往各处的道路，再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出阵，所有炮手均穿红色衣裤，声称三日必破江阴。
进攻最先从城南发起，炮声隆隆，飞弹如电，炮弹纷纷落到城墙上，城墙多处崩裂。
一名江阴勇士立在城头上，头颅已经被炸弹炸飞，身体却僵立不倒；另一名勇士的胸背俱穿，也同样直立如故。
城墙被炸裂的地方，守城的人就用铁叶裹住，再用铁块护起，又抬来装满了实土的棺材进行填塞，另外用浸饱了水的棉絮在城墙上，以防火攻。
东、西、南面三门都有数量可观的人在坚守，只有北门的人比较少。
博洛就叫人抬炮到君山下朝城上发炮，放炮的人先在地上挖一下，用泥塞住两耳，点火以后就趴在坑中，以免被炮声震破耳膜。
饶是这样，由于城内防守顽强，清军还是无法破城。
而令清军大为诧异的是，即使连日以炮击城，城墙每有毁裂之处，不过半日时间，又被城内义军修好，如有神助一般。
炮弹中的铁丸激溅，阎应元右臂受伤，左手握长槊，仍然勇不可当，连接杀数人。
这阎应元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美目细长弯曲，赤面长须。每巡城，有勇士执大刀以随，颇有几分关云长的神韵。清兵远远望见，暗暗咋舌。
阎应元号令严肃，遇上偷安不法的部下，必会鞭背示众，绝不宽恕。但战士困苦，他也必持汤酌酒，温言慰劳；如果有将士牺牲了，他会立刻准备棺衾，哭着祭奠而收殓。接见敢死之士，不呼其名，直以兄弟相称。每次作战商议战事，必向众人征询作战方案，说：“哪个兄弟来当此事？”某次，偶然听有人叹气说：“我欲杀敌，苦无短刀。”他二话不说，将自己所佩的一把价值三十金的刀相赠。
另一个负责守城的主要人物陈明遇，本性长厚，每遇事都会平心静气地料理。发现战士劳苦，则抚慰而至流涕。战士因为倦极假寐，他会苦口婆心地晓以利害，从不轻易呵斥。
二人待众如此，城中义兵怀德畏威，濒死不悔。
他们两个，活脱脱就是死守睢阳的张巡、许远再世，堪称民之父母。
七月二十九日，清兵狂攻北城。阎应元叫每人拿一块石头，顷刻之间就堆得像山一样，在里面又堆了一重城墙。
清兵转攻南城，炮声震天，两百里之外都能听到；炮声不停，一昼夜用掉了火药一万五千斤，城墙几乎崩溃。清兵乘势一拥而上，但守城的人及时发炮还击，清军伤亡惨重，进攻受阻。
江阴被围期间，阎应元多次派城内以经商为生的程璧等人出城联络各地援军。
程璧将自己所储的十四万两充作军饷，到处求援。
明军黄蜚的水师屯兵于太湖，总兵吴升嘉由吴淞驻兵福山，都有一定的声势，但进军到十方庵即被清军打败。有一个姓金的秀才，字贡南，聚集了精勇四百多人，也兴冲冲地前来救援，却在周庄附近中了清军的伏击，全军俱没。当年曾为敌人的海盗顾三麻子也率舟师来援，巨舰数百艘，同样遭遇上了大股清军的截击，战败而返。
程璧不死心，又前往安徽求救，但路途实在太远，救援实属奢望。
孤城江阴在坚守了六十多天后，城内物资已经严重匮乏，每人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强撑苦熬。
为了激励士气，振作军心，一天夜里，阎应元选择勇士千人，饱食一顿，趁黑出南门劫营。勇士们或拿板斧，或拿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清营乱杀一通，等清军其他营前来相救，阎应元已经带兵入城了。
八月初八，秋风怒号，秋雨暴泻；江阴士民站在雨中守城，任凭炮打，一点投降的意思也没有。
夜半，城中善于游泳的勇士偷渡过外城河，钉死清兵的炮眼，拖缓清军的攻势。
城里也抓紧修缮城垛，其中南城的城墙比原来还高了三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内的战斗力越来越弱。
初九日，阎应元预先派人将麦子磨成面粉，制造月饼。
十二日，城中的石灰快没有了，对于被炮火炸毁的城墙已经难以修缮了，粮食也渐渐供应不上了。
从十三日起，阎应元开始放发赏月的物资，一直发到十七日。
中秋之夕，城中百姓带上仅剩的酒水登城，举杯痛饮。
诸生许用仿楚歌，作五更传曲，交给善于唱歌的人登高传唱，配以笙笛箫鼓相和。
当晚，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
又有一个名叫黄云江的弩师在西边的敌楼操起胡琴。
在笙笛箫鼓琴的配合下，歌者放声高唱，歌声悲壮，响彻云霄。
清兵争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至有人哭了起来。
刘良佐趁机命人作劝降词，使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僚佐欢饮帐中。酒未数行，城上炮发，清兵仓皇四散。
八月二十日，清兵又从南京新调来了一批大炮，吨位高达千余斤，每条船只能载一座，征用周围百姓家的铁器铸造炮弹，每弹重二十斤重。
清兵又筑了许多土垄，以躲避城中发出的箭矢和石块。
午后，大雨如注，清军的进攻在大雨中展开，炮声不绝，整个县城为之战栗震动。
城中的人困疲已经达到了极限，计无所出，只有等死而已。
夜里，城上的人响起了尖锐凄厉的呐喊声，刺破人的耳膜，摄人心魄。
清兵闻之色变，都说那是来自地狱的鬼叫声。
在城中四边的空旷之处，隐约有数万只白鹅飞起复栖，迫近了一看，又毫无形影。
有人说，那是魂魄升降。白鹅，就是劫数中人的灵魂。
二十一日早上，博洛令几百个人搬了二百余座大炮到花家坝专打江阴城东北角。铁弹入城，穿透洞门十三重，树也被击穿数重，落地深数尺。
这天的雨势更急，城头危如累卵。城上的人鉴于炮火太猛，只要看见火光就躲到破墙后面，等炮声过了再登上城楼。
清兵觉察了，就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
守城的人听见炮声霹雳，连环不断，纷纷遁于墙后。
清兵遂从烟雾中蜂拥上城，江阴由是告陷。
彼时，有红光一线直射入城，正对祥符寺。
阎应元高坐东城敌楼，眼见清军汹涌入城，情知大势已去，索笔题门：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罢，掷笔提刀，引余部上马从城头杀下，大刀上下翻飞，杀敌无数。拟夺门往西而走，但城外的清军源源不断地往里拥，根本无路可出，遂勒马回城，与清军展开了八次巷战，背脊中了三箭，血染战袍，且力气已竭。
阎应元环视四周，长叹一声，对身后从骑说：“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朝心口猛刺，鲜血喷薄而出，却没有死。
阎应元瞋目大吼，催马投入前湖。
义民陆正先不忍看大英雄就此离世，跟着跳进湖中施救。
这一救，使阎应元正好落在随后杀来的刘良佐之手。
刘良佐与阎应元有旧隙，见了阎应元，跳了起来，两手拍着阎应元的肩膀大哭。
阎应元瞪眼喝道：“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事已至此，我只有一死而已，动手吧！”
博洛坐在县署，急索阎应元。
刘良佐将阎应元带到堂上，让他跪拜。
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博洛，骂不绝口。
一名清军士卒为在主子面前表功，唰地朝阎应元的膝头捅出一枪，阎应元闷哼了一声，扑倒在地。
日暮，阎应元被捆绑丢到栖霞庵。
当晚，庵里的和尚夜只听到阎应元连呼“速杀我”三字不绝于口，半夜，声寂然。
天明，阎应元的尸体已经僵硬。
阎应元的家丁还残存有十余人，全因不降而惨遭杀戮，尸体都堆放在一起。
先前跳入湖中救阎应元的陆正先也一同殉难。
有一个叫维新上人的人，在围城正紧之时曾与阎应元晓夜论事，阎应元写有《和众乘城略》交他保存，维新上人将之转交给黄子心，黄子心旁征博引，写成了《阎公死守孤城状》。
陈明遇关闭衙门，亲自点火，烧死全家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己持刀到兵备道前下马与清兵肉搏，身负重创，握刀僵立在墙壁上，至死不倒。
训导冯厚敦，身着大明朝官服自缢于明伦堂，其妻其姐均投井而死。
中书戚勋、诸生许用，把门关上，自焚。
第二天，清军在城中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百姓不屈不挠地与清军展开巷战。
清兵防不胜防，只好四下放火。
老百姓慷慨赴死，均以先死为幸，无一人出降。
清军故意打开东门，声称走东门者不杀，东门却看不到一个老百姓的身影。
清军又声称十三岁以下的童子不杀。但城中的男女老少仍旧陆续投水、蹈火、自刎、自缢，视死如归。
一时间，内外城河、绊河、孙郎中池、玉带河、通塔奄河、裹教场河处处填满了尸体，重重叠，堆积起好几重。其中有四眼井，里面的尸体就有二百多具。
有女子自尽前作遗诗：
腐胬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二十三日，眼看满城百姓都已经死光了，清兵这才封刀。
午后，清榜出榜安民。城中的人已所剩无几。幸存者，只得躲在寺观塔上，有和尚五十三人。
这场战役，守城八十一天，城里死了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了七万五千余人。
相对于扬州的战守乏力，南京的不战而降，江阴以弹丸之地，一城之民，力挠清军二十四万人长达八十一天，可谓坚贞不屈、斗志勃勃，气贯山河，昭著青史！
在江阴城的英雄表率下，太仓、秀水、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太湖、大别山等的汉族士民纷纷举起义旗，杀死清军委派的地方官吏，与清廷展开殊死抗争！

32 嘉定三屠
嘉定方面，情况与江阴有些不相同。
早在五月十三日，扬州失陷、南京弃守的消息传到嘉定，一些不法之徒便聚集到县衙抢掠廪粮，那些奸胥乱卒也跟着乘势劫夺，城中鼎沸。
南明县令钱默错愕不知所为，一面恣其所取，一面派人往吴淞请明嘉定总兵官吴志葵遣兵卒来护送自己出境，并开列了数十个作乱头目的名单，交由吴志葵法办。
五月底，吴志葵的部将来了，护送钱默离开，并按所列名单抓捕了十一人。
这十一人褫衣就缚，赤足行烈日中，途中遇上了清将李延龄及副将总兵官署督抚事土国宝入郡，吴志葵的部将被杀散，十一人复得自由。
清军来了，百姓无主，结彩于路，出城迎之，争着用黄纸书写“大清顺民”四字张贴在自家门口。
六月二十四日，清廷新授县令吴郡人张维熙走马上任。
这天正午，吴志葵安排手下一百余人用白布裹头，埋伏在张维熙必经之路两旁，准备取张维熙性命。张维熙迟迟不来，吴志葵兵饥饿，入民家，乱索酒食。张维熙觉察，仓皇遁逃。吴志葵随后率军进入嘉定。
城内外百姓交口称赞吴志葵所部为恢复之师，悬彩执香，热闹之状胜此前迎清军十倍。吴志葵入城大掠一番，扬长而去。
闰六月初六日，张维熙再次入城上任。初八日，清将李成栋乘坐百余艘大船载步骑二千前往镇守吴淞。黄昏，泊东关外，任由百姓围观。李成栋还派人索美女取乐。张维熙在城里组织了一大群妓女出城慰劳军队。
李成栋喜形于色，坐拥两妓，笑着对围观的人说：“今与尔为一家人，勿畏我也。”
黎明，李成栋留偏裨将梁得胜守东关，自己率主力大军从陆路开往吴淞，沿途剽掠尚不算太重。只有初七日其先头部队经过新泾镇时大肆淫虐，轮奸摧残死了当地七名妇女。
闰六月十二日，剃发令开始在嘉定散布了，人情始惧，变志顿生。
这日，吴志葵遣人通知嘉定百姓，称：“本镇即刻统大兵入县，仰附近百姓于今晚俱用白布裹头，杂插柏枝、竹叶、红箸、鹅毛为号，共剿东关清兵；事成有重赏。”
有吴志葵壮胆，城中乡兵在邑诸生支益、国子生须明征的带领下乘夜袭击驻扎在东关的清梁得胜部，乡兵们四处放火，趁风烧船。
梁得胜猝不及防，混乱中逃出，急奔吴淞。而李成栋自扬州、南京、京口、毗陵等处抢掠所得数不尽的精金、美玉、名剑、宝刀全在大火中散落江中。
清军很多条大船都装满了妇女，悉被焚死。
有一个颜色艳丽的少妇，在大火中挣扎着扑向船头，悲呼道：“我翰林公女，家在扬州，被掠至此，列公哀怜救我！”
乡兵一齐大叫：“速投水中，水浅尚可活。”
美少妇声嘶力竭地叫道：“我是被锁在船。”一语未毕，熊熊大火滚到船头，烈焰冲天，已看不见人影了。
天明，乡兵们才发现，吴志葵军根本没来。
统计战果：斩清兵八十四首级。
吴淞李成栋得知梁得胜被袭、兵船悉尽，气得暴跳如雷，发兵往嘉定扑来。
城中百姓忧怖弥甚，望吴志葵眼穿，再三派人前去联系吴志葵，吴志葵却死活不肯来。
这天夜里出现月食，色暗如漆。
原先，人们就清廷颁布剃发令一事征询著名乡绅侯峒曾的意见。侯峒曾慨然答道：“奋起举义，即不可为，也应与城共存亡！”
侯峒曾乃是天启五年进士，弘光时任通政司左通政使，说话极有分量。
当下，人们决定拥他为主，共同对付李成栋。
侯峒曾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大任。
侯峒曾的两个儿子邑诸生侯玄演、侯玄洁，原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及弟邑诸生黄渊耀均倡义反清复明。
和江阴的阎应元等人一样，侯峒曾等人也制订了一系列战守方案，使得嘉定的守战气象为之一新，声势大振。
李成栋侦得城中早有准备，为求万全，派遣他的弟弟李成林统精骑数十前往娄东请军增援。
李成林一行沿路遭到义兵的截杀，被逼入仓桥街。
义兵们鼓噪大呼，纷纷举火焚烧。
李成林冒死突围，其从骑五人落马。
眼看李成林将过仓桥，嘉定诸生朱元亮找来数十篓烧得炽热的薪炭，全部撒到桥上，复用酒醋泼上，桥石一下子就被烧毁了。
城上发火炮助阵，击杀三人、一马。
李成林跑得正急，突然中炮，手撒佩刀，翻身跌落。
跟在他身后的随从跟着跳下马，抽出腰刀，一刀砍下李成林的首级，挂在鞍边，口中大呼：“我等皆高杰麾下劲兵，自随邢太太降清，所过披靡。嘉定县刁民，杀我副将六员，此仇来日定报！”
蹄声嘚嘚，飞驰东去。
七月初一日，李成栋的大军黑压压直逼嘉定城下。
众乡兵虽不谙兵势，却都争裹粮砺兵前来迎战。
一时间，砖桥东面所聚义兵不下十余万人，排挤拥塞，纷呶如聚蚊，还未开战，已乱成一团。
李成栋的正规军远比义兵有章法，分左、右翼从四面缓缓包抄。
义兵不识阵势，笑称李成栋军为蟹螯阵。
双方开战，清军所出多不过十余骑，且散落不集一处。
义兵遥见清兵出战，更加拥挤，手臂摩戛，轧轧作声。
这种情况之下，胜败已见分晓。
交锋不久，义兵就不战自溃，拥挤在后面往回逃跑的根本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自相蹈籍，许多人被挤入河中淹死，尸骸乱下，一望无际。
李成栋大陈兵仗，占据了义兵所架高台，挥军入镇疯狂屠戮，共杀一千七十三人，虏去妇女无算。
当晚，李成栋选美妇、室女数十人，安置在姓宣人的大宅中，为了不让这些美妇逃跑，全部除去衣裙，淫蛊毒虐不可名状。
城中不知城外义兵已败，还忙着煮酒饭犒兵，等败讯传回，城中老幼通宵达旦、目不敢交睫，在城中西东南北的荒落之处，各设层台一座，集众驻守。
七月初二日，李成栋自东关往城中发招降榜文，文中有“开门降，誓不杀一人”之句。
有意志不坚定者跑去找侯峒曾等，哭叫道：“大势已去，诸公宜为十万生灵计。”
黄淳耀推案痛哭，孝廉张锡眉等亦悲不自胜。
侯峒曾将李成栋的榜文撕碎，在烈日中督促民夫搬运砖石置城上，一刻也不敢停息。
清兵驻兵于娄塘，解甲韬戈，寂然不动。
黄昏时分，风景惨淡，鬼声啾啾，城内民众掩泪相视，共知必死无疑。
初三日，李成栋所请的娄东清兵已至，尽锐攻城，炮声轰轰不绝。
守城百姓，股栗色变。
侯峒曾等人分头慰勉大家，说：“我与尔曹室家妇子尽在，少有蹉跌，万家同命矣。”
入夜，城下清兵越聚越多，攻势越来越急，举炮越来越繁，终夜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
初四日五更，大雨倾盆，守城百姓昼夜站在雨中，双眼浥烂，头晕欲倒，已经难以坚守了。
清兵发现守城者出现松懈，欢声雷动，多缚软梯至城下。
一员清将以大桌覆其面，蹑梯而上，势如飞鸟。
城上义兵见了，齐声惊呼，砖头、石块全向其招呼过去。
但已经来不及了，那清将已到城头，丢弃大桌，一跃而登，用利斧断开城门，纵兵大入。
侯峒曾正坐在城楼上指挥，两个儿子侯玄演、侯玄洁看见形势大急，问道：“事急矣！何以为计？”
侯峒曾答道：“有死而已，复何言！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一语未竟，身后有人大呼“城已破”。
侯峒曾让两个儿子逃命，两个儿子不从。侯峒曾怒斥道：“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
两个儿子恸哭而去。至孩儿桥，均被杀。
侯峒曾打算在宣家池自溺，水太浅，侯峒曾弯下腰溺了几次，均没死成。他长立水中，叹道：“人死亦大难事！”回头吩咐亲兵宪时隶将自己的脑袋按下水中，宪时隶泣不能从。
侯峒曾大怒，再三斥责，宪时隶这才含泪忍悲按他的头颅入水，然而，啾啾有声，始终溺不死。
折腾了好久，被追杀来的清兵发现了，用刀将他杀死，献首于李成栋。
黄淳耀取笔留书：“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气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尚知予心！”与弟弟黄渊耀双双悬梁而尽。
孝廉张锡眉守南城，其早在六月二十六日就写好了绝命词，云：“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等到城破，先驱妾入水，然后从容自溺。
教谕龚用圆抱着他的兄长邑诸生龚用广大恸：“我祖父清白自矢，已历三世；今日苟且图存，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两兄弟一起投水，等尸体浮出水面，两手仍旧紧紧握在一起。
李成栋入城，下令屠城，兵丁遂挨家挨户，细细屠戮。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苇丛棘，必用枪乱搅，知无人然后已。一时间，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所杀不可计数，其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亦不下数千人。
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镇，浮胔满河，舟行无下篙处；白膏浮于水面，岔起数分。
妇女寝陋者，一见辄杀。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皆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恬不知愧。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
嘉定风俗雅重妇节，惨死者无数。
初六日，李成栋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豕等物三百余艘，心满意足地开往娄东；普通一点的财物木棉，悉委弃不取。
初十日后，士民幸脱者始络绎入城；见室家零落、里井萧然，无不放声大哭。
但，这还不是灾难的结束。
二十三日，江东义士朱瑛自称游击将军，率五十人入县，聚集起逃跑在周遭的两千多民众处死归降清军者和清军委派的官吏，并在葛隆袭击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
李成栋勃然大怒，连夜回军攻破嘉定，再一次展开丧心病狂的大屠杀。
屠杀到天明，李成栋命兵将将死尸堆积在一起，放大火焚烧掉，这才兴尽离去。
让李成栋想不到的是，过了二十多天，原南明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攻入嘉定，得到了周边民众的响应。
李成栋气得肺都要炸了，再次整军反扑。
双方在城下展开血战，吴之番战死。
李成栋第三次屠城，不但把吴之番手下士兵赶尽杀绝，也将近二万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杀得干干净净。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嘉定三屠”。
读史每读到这一段，痛泣之余也不由得痛恨——都说满清入关杀人残暴，其实，汉人杀汉人更加残暴，李成栋一军虽然打着清军的旗号，但其全军编制基本上都保持当年高杰时代的规格不变，兵还是那些兵、将还是那些将，都是清一色的汉人子弟——明亡清兴的过程的确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劫难，但，我们也不应该把这笔账全部记在女真人的头上，这其中，许许多多民族败类、暴徒、杂碎、人渣的作恶程度并不输于凶残的入侵者。
补一下在江阴守城、嘉定守城过程中露过一会儿脸的镇南伯黄蜚、吴淞总兵吴志葵等人的结局。
这黄蜚便是当年引发黄得功与高杰互相厮杀的关键人物，值此南明危亡之际，他没有辜负一个军人应有的职责，以大义为重，起用弘光朝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为监军，与吴志葵一起引军突击苏州。八月初六日，被清军围困于泖湖，黄、吴两军水师船只高大，运转不灵，清军船小，乘风纵火，明军船只大部分焚毁，黄蜚、吴志葵都被生擒，于九月初四日在南京遇害。
监军夏允彝眼见兵败无成，于九月十七日在淞塘投水自尽。
夏允彝，字彝仲，别号瑗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嘉定总兵官吴志葵的老师，好古博学，擅长词文。
明嘉定总兵官吴志葵拥兵抗清，夏允彝入其军充当监军。
吴志葵军败，夏允彝虽幸免于难，但已心死如灰，决意自杀殉国，九月，毅然赴淞塘自尽。
夏允彝殉国之日，阖家老少皆在池边哀恸观视。
松塘水太浅，仅至腰际，夏允彝死志已决，竟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硬生生地将自己脑袋埋于水中，呛肺而死。
咽气时，背部的衣衫并未沾湿！

33 鲁王监国
早在“南渡三案”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昆山就有童谣唱：“富家莫起屋，贫人多食肉。新秋初五六，白日闻鬼哭。”
到了五月底，弘光朝覆灭，昆山境内，出现了反常的平静，而等剃发令下，民情瞬息沸腾，清军委任的知县阎茂才被杀，县衙被烧，堂宅被毁。民众共推在籍总兵南阳人王佐才、贡生朱集璜为主帅，起兵抗清。
乡绅陆世钥、杨令募乡兵数百人，入城共守。
顾炎武、归庄等仁人志士均参与了义举。
另外，明翰林院编修朱天麟、乡绅徐开禧等人各募乡兵，或屯真义，或屯双凤。
太湖鲁之屿、徐云龙也聚兵前来声援。
清大将兼刑部侍郎李延龄听说昆山起乱，引大军来镇压，到了南园，登上瑞光寺的浮屠四望，哑然失笑，说：“小小昆山，是何能为也！”发兵猛攻，鲁之屿被阵斩，徐云龙溃败。
当日，炮声叠叠，至薄暮，大雨如注，炮声方歇。
次日，炮声又举，西城被攻破，杨令匹马先遁，王南阳战没，朱集璜投东禅寺后大河身死。
李延龄下令屠城，两日后始封刀。
是日，天气晴朗，而风色惨淡，空中无一飞鸟；暮皆大雨，震雷轰烈。
手上沾满了鲜血的清军，尽管凶残暴戾，听到风雷之声，不由得两股震震，脸色大变，纷纷倒地祷告，呼天抢地，以祈佑护。
清军收刀离去，城中幸存者，百无一二。
因骤遇炎雨，尸皆变色，有素、紫、赤、白、黄、黑种种颜色，死状惨不忍睹，有倚门、卧床、投阁、扳槛、反缚、攒捆、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肢解、寸磔。至于悬梁挂树者，比比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满。
至于昆山死难人数，据顾炎武、归庄年谱记为“死者四万人”。
江阴、嘉定、昆山等地的抗清活动虽然失败了，但反剃头运动还在东南各地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类似悲壮的情节还在不停上演。
一六四五年六月，杭州沦陷，绍兴通判张愫以城降，清廷用为绍兴知府；又以彭万里知会稽县。
这两人才到任上，就被义愤填膺的乡民杀了。
带头起事的是会稽人郑遵谦。
郑遵谦，字履恭，其父郑之尹为原大明山西按察司佥事。
郑遵谦少喜任侠，轻财结客，且敢作敢当，身上散发着浓浓的江湖气息。
清兵渡江，南京的官属四散奔逃，刘宗周曾以书信遍告江南义士，说：“凡逃官，皆当斩也。”因为刘宗周这句话，郑遵谦单人匹马，提刀到绍兴府将逃难到此的明太监屈尚忠斩成了两段，理由是：刘先生有言矣。
得知绍兴通判张愫献城降清，郑遵谦怒不可遏，召集起平日结交的绿林好汉、忠义之士以及绍兴郡兵郡将，大呼道：“天下事尚可为，我欲举义旅何如？”
这帮从来不知“怕”字怎么写的热血男儿早就对清廷的南侵行为义愤填膺了，等清廷的剃发令颁布，反抗的怒火已熊熊燃烧了，所缺乏的就是一个领头起事的人。现在看郑遵谦肯出头，均高呼响应道：“惟公之命是从！”
当日，愿意亮刀子跟着起事的人就有数千人。
于是，郑遵谦树纛誓师，自称义兴元帅，带领众人缉捕了张愫、彭万里，将他们送入了阴曹地府。
队伍拉起来了，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的供给和粮饷的保障。
郑遵谦召集曾任明朝尚书的商周祚、姜逢元等缙绅开会，要他们捐资助饷。
这些人一个个哭丧着脸，以家境贫困为辞坚推。
会议开了大半天，粮饷还没有着落，郑遵谦心中焦躁，跳起来，板着脸，怒斥道：“你们享受高官厚禄数十年，如今国破君亡，不思报国，难道还想把这些金银财宝带进棺材里吗？”喝令将不肯捐资的人悉数斩首。
在死亡的威胁下，这些缙绅才同意按额输饷。
闹哄哄间，郑遵谦的父亲从杭州纳款降清回来，听说儿子要起兵跟清廷对着干，不由得冷汗直冒，跌跌撞撞跑来，跪倒在郑遵谦面前磕头大哭道：“你还是饶过老汉一命吧，你这么搞，一定会株连九族的！”泣劝郑遵谦不要同清朝作对。
郑遵谦不管不顾，绝裾而去。
基本在绍兴起事的同时，六月十二日，清廷所任命的宁波府知府朱之葵、宁波府同知孔闻语也险些被乡民逐杀。
与郑遵谦这类江湖豪客不同，在宁波带头起事的竟是六名书生，后世称为“六狂生”，他们是鄞县生员董志宁、王家勤、张梦锡、华夏、陆宇茞、毛聚奎。
董志宁等人起事之初，曾遍谒在籍各乡绅，但众人仍在观望，反应冷淡。
闰六月初十日，宁波府知府朱之葵替清军运粮，中途遇阻返回鄞县。
这日，原崇祯朝兵部主事孙嘉绩派人到鄞县约自己的门人林时对起兵抗清。
林时对曾任崇祯朝吏科都给事中，他通过与曾授翰林院编修，充日讲官的葛世振等商议，认为原太仆寺卿谢三宾是个地地道道的土豪，家财百万，而且在崇祯朝出任山东军区的监军，有过丰富的军旅生活经历，可以担任义军主帅，就前往谢府恳求谢三宾出山。
谢三宾却是个胆小如鼠的鼠辈，连连摇头说：“充当主帅，就是充当清军脚下的鸡蛋，蛋黄蛋清踩碎成一地，你们难道不怕死吗？”
林时对等人倍感失望，听说了“六狂生”倡导起事，但鉴于这六人名望不高，影响力不强，便找到他们和他们细商，最后一致决定改推原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为义军首领。
钱肃乐与谢三宾不同，听了林时对等人的提议，慨然允诺，并议定次日邀集众乡绅到城隍庙开会，共举大计。
留驻在鄞县的清知府朱之葵、同知孔闻语听到了鄞县乡绅要在城隍庙开会的风声，疑心乡绅要对清政府不利，便亲自前来观察动静。
这日，众乡绅刚刚集合，他们尚未知道钱肃乐等人的意图，听说知府、同知来了，都降阶迎接。
来得正好！
董志宁、林时对毫不迟疑，夺过朱之葵、孔闻语的名敕，一把撕碎，宣布拥戴钱肃乐起兵反清。
几千名围观百姓欢声雷动，当即拥簇着钱肃乐到巡按署中任事。
隶属于海防道的两营兵和城守兵也表示支持抗清。
朱之葵等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跪地告饶，终得免一死。
宁波府城鄞县自此树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
宁波府城内的乡绅也都支持举事，只有谢三宾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依附清廷，派人携带亲笔书信前往定海请王之仁出兵镇压。
王之仁乃是崇祯朝执掌东厂大太监王之心的弟弟，李自成入北京后，要求捐饷，王之心凑不出三十万，被刘宗敏用大木板活活夹死。
王之仁此前得哥哥提携，任大明浙江防倭总兵，降清后仍担任原职驻军于定海。
谢三宾为了劝动王之仁，在信中诱导说：“众口附和，诋毁诽谤，全部出自狂妄无知的六狂生，而一大群头脑简单的缙绅竟然争相附和。将军只要带领军队前来斩杀六狂生和钱肃乐，大事可定。到时，我谢某人必当以千金相酬。”
巧的是，王之仁及其手下二万五千多名官兵同样是钱肃乐等人争取的对象。
钱肃乐专门安排了浙江名嘴倪懋熹作为使者前往定海策反王之仁。
这样，谢三宾的信使和倪懋熹同一日到达定海。
王之仁到底会接受谁的邀请呢？
倪懋熹通过暗访，得知自己来定海之前，曾有一名姓陈的秀才上书斥责王之仁叛明降清，结果，被王之仁剁了。
看来，策反王之仁的成功率很小。
但既然来了，就算拼着一死，也要试上一试。
倪懋熹毅然入见。
王之仁听倪懋熹说明了来意，嘿嘿冷笑，说：“君此来，大有胆。”
倪懋熹说：“大将军世代享受大明国恩，尊兄常侍王之心追随先帝死于国难，天下无不崇敬瞻仰。所有仁人志士都知道他是处在不显眼的地方做出了惊人壮举。如今人心思汉，东海的锁钥系于大将军之手，我们共相扶持举事抗清，必须要有盟主，盟主之任，则非大将军莫属。”
王之仁竖起手掌，制止他说下去，只道：“好了好了，你好自为之，不要走漏了风声。”
吩咐儿子王鸣谦陪倪懋熹去东阁吃饭。
尔后王之仁接见谢三宾的使者，给谢三宾回了信，答应六月十五日会至鄞县，共商大计。
王之仁目送谢三宾的使者离开，掉头转入东阁，对正在吃饭的倪懋熹说：“回去告诉钱公肃乐，赶快准备好犒军的礼物。”
六月十五日，王之仁大兵如期来到鄞县，召集诸乡老聚会于演武场。
谢三宾听说王之仁来了，欣然赴会，准备将钱肃乐、钱志宁等人拿下。
到了演武场，王之仁示意他先坐下，弯腰从靴子里取出他此前写的密信，当众朗读。
谢三宾愣了愣，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转身想跑，王之仁已喝令部下把他拿下。
王之仁对钱肃乐说：“要不要砍下这个奸贼的狗头来祭旗？”
谢三宾惊恐万分，哀号着跪倒在阶下，脑袋砰砰地撞击着地板，嘴里一个劲允诺从家里拨一万两黄金助军饷。
看在军饷的分儿上，钱肃乐饶了他一条狗命。
不久，从杭州撤退的方国安部一万多名部众也到钱塘江东岸与王之仁部会合在一起，声势更大了。
原任明朝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也加入了队伍中。
总兵方国安是浙江人（方国安的籍贯据黄道周说是浙江萧山；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记是浙江诸暨），在浙东地区有较大影响力。
在绍兴、宁波义兵的表率下，浙东其他府县如慈溪、石浦、定海、奉化、象山，在沈宸荃、冯元骝、张名振、王玉藻、朱懋华、顾之俊、袁州佐、姜圻等英豪的倡导下，纷纷举起了义旗，公开和清廷对抗。
形势既然这么好，张国维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以便把各地的队伍吸纳到同一旗下，更好地开展抗清斗争。
依据伦序，福王一系既然已经不存在了，那就当拥立桂王。但桂王远在广西，远水不解近渴，而除了在台州（今浙江临海）避难的鲁王朱以海外，其他在浙江的明朝亲王、郡王都跟着潞王一起降清了。
那么，就拥立鲁王朱以海吧。
朱以海，明太祖十世孙，鲁肃王朱寿镛第五子，生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自小天资聪慧，性情慈和，善书法，谙歌吟，为父母所宠爱。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被诏封为镇国将军。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一月，清军攻破山东兖州，朱以海的长兄鲁王朱以派自缢。朱以海在乱军中仓皇南下，逃出生天，并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奉诏嗣鲁王位。
同年四月，弘光登基，诏命新鲁王朱以海徙封江广，暂驻台州。
时人皆称：“入浙五王，惟王最贤。”
这样，浙东义军内部并无太大的异议，便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闰六月十八日迎朱以海出任监国。
鲁王朱以海到了绍兴，张国维、孙嘉绩等人本来还想力劝他即皇帝位，鲁王认为那样做显得太过猴急了，推辞说：“孤王出任监国，已经是情非得已了，要登帝位，还是等收复了南京，祭拜过孝陵，请示过太祖在天之灵，再从长计议尚未嫌晚。”
的确，要这么急匆匆地称帝，是显得不够严肃，那就先监国吧。
七月十八日，朱以海正式就任监国，以分守台绍道公署为行在，改明年为监国元年，任命张国维为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朱大典、宋之普为东阁大学士，章正宸为吏部左侍郎署尚书事，陈函辉为吏部右侍郎，李向春为户部尚书，王思任为礼部尚书，余煌为兵部尚书，张文郁为工部尚书，李之椿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起义有功，均加右佥都御史衔督所部义师；进封大将方国安为镇东侯，王之仁为武宁侯，郑遵谦为义兴伯，而以大学士张国维为督师，统率各部兵马。
鲁王政权的建立无疑为浙东抗清运动注了一剂强心针，各地义师揭竿而起，风应云从，使浙东地区成为全国抗清斗争的核心。
朱以海监国伊始，就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钱塘江战役，意欲划江而守，堵截清军南下。
他亲赐张国维尚方宝剑，督师江上，调集了方国安、王之仁、郑遵谦、张名振等部，号称二十万大军，屯军于金华到瓜力（今萧山瓜沥镇）的钱塘江南岸，列营如星斗，绵亘数百里。
朱以海亲历了国破家亡的变故，亡命于江湖，饱尝风霜之苦，意志得到了磨砺，面对清廷的强大兵力，他毫不畏惧，亲临前线犒师，使得义师的斗志空前高昂，数败清军，并将清军逐杀至杭州的草桥门下，收复了富阳、于潜（今临安县西）等失地。
但是，这年九月，正在朱以海军势方张之际，一道来自福建的诏书让他傻眼了。

34 朱聿键登位
原来，早于鲁王朱以海监国前的四十天，即六月十七日，唐王朱聿键已经在浙江衢州宣布监国，并于闰六月二十七日在福州即皇帝位。
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一般称为“隆武政权”。
朱聿键，小字长寿，出生于万历三十年四月初五日（公元1602年5月25日），是个与众不同的帝王子孙。
说他与众不同，是因为他的成长过程充满了磨难。
这种磨难，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朱聿键这年四十三岁，其中有三十五年的光阴在逆境中度过，光坐牢就坐了二十四年。
他的牢狱之灾说来很狗血、很俗套。
他的先世唐定王朱桱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受封于河南南阳，至他这代已历经九世。
朱聿键的父亲朱器墭是唐端王朱硕熿的嫡长子，按宗法礼制，得封为世子。但唐端王朱硕熿喜欢宠妾所生的次子，就想行晋献公废申生改立奚齐的故事，将王位改传给次子。
朱聿键十二岁那年，唐端王朱硕熿胡乱找了个由头将朱器墭、朱聿键父子囚禁入了承奉司。
这一囚禁，就是长长的十六年。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以祖训形式所制定的藩王制度，朝廷设有专门管理皇族本家宗室事宜的宗人府，府里又有专门记载皇族宗室繁衍传递和生死娶葬的谱牒，叫作玉牒。玉牒每十年一修，由翰林院的官员专司其职，定期公布。宗亲子弟出生时须向专门掌管皇室宗族事务的宗人府请名，年长再请婚，食俸终生，死后复由朝廷祭葬。
可是，朱聿键都已经二十八岁了，朱硕熿还不为他请名。
唐端王朱硕熿的心思是想把朱聿键父子关在狱中，从肉体到精神上将他们活活折磨死。
哪料，一个名叫张书堂的小官暗中给朱聿键父子提供了不少帮助，不但时常送些好吃的酒饭进狱，还送了大量儒学典籍，这让朱聿键父子，尤其是朱聿键，不但没被折磨倒，反而意志弥坚，志气更高。
史称：朱聿键有大志，好读书，虽处患难，而志气不挫。
关于狱中苦读书的旧事，朱聿键即皇帝位后写有一篇自序，也记述说：朕十二岁，曾祖母薨，祖父即将朕与父同禁，朕篝佛灯日夜苦读。禁十六年，朕二十八岁尚未请名。
一心想取代世子位置的唐王次子实在等不了了，在饭菜中下毒，把朱聿键的父亲朱器墭毒死了。
在狱中，朱聿键注视着父亲的尸体，没有流泪，但一股复仇雪恨之心已勃勃不可抑止。
在后来的自序中，他用了八个字形容当时的心情：“父为叔鸩，朕誓报仇！”
那么，身处囹圄的朱聿键有没有机会报仇呢？
有，这机会来自于父亲的丧礼。
大明分守道陈奇瑜来王府吊世子丧，认为世子死得不明不白，就警告唐端王朱硕熿说：“世子已经是死得这么蹊跷，你又不立他的儿子为世孙，上面调查起来，恐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唐端王朱硕熿想想也有些后怕，担心迫害世子的阴谋东窗事发，自己会受到朝廷的严惩，只好为朱聿键请名，并立为世孙。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季冬，忧惧交加的唐端王朱硕熿病死。
这样，朱聿键苦尽甘来，嗣位为唐王。
在位期间，朱聿键多所建请，在宗室换授等问题上常与崇祯廷臣的意见相抵牾。
十六年的狱中苦读，他博览群书，写书与廷臣辩论驳难洋洋洒洒数万言，而且，所有的称说典训，援据经传，都言之有据，得罪了不少人。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朱聿键设计杀掉了毒死自己父亲的叔叔，报了大仇。
那年，正遇上清兵攻打北直隶等地，近畿州县，多被涂炭。
唐王朱聿键耻于国家被虏人蹂躏，置藩王不得擅自离境的律令于不顾，招兵买马，从南阳北上勤王。
当年明成祖朱棣以一介藩王反叛而得天下，为了防止以后其他藩王效尤，不仅剥夺亲王的军事指挥权，还大量削减了亲王们的护卫，并严禁藩王离开藩属。
现在，朱聿键连招呼都没打就引兵往北京来了，朝臣一片哗然。
御史杨绳武率先弹劾朱聿键。
崇祯随即降旨切责，以“越关、擅毙”之罪将朱聿键废为庶人，幽禁凤阳高墙。
押送凤阳路上，解官把朱聿键捆绑在槛车内，这让傲骨铮然的朱聿键引为平生大辱，为此，朱聿键曾数度自杀。
落地凤凰不如鸡。
在凤阳狱中，守陵太监明目张胆地向朱聿键索贿，索贿不成，便搬出了所谓的祖宗法制，把朱聿键往死里整，直将朱聿键摧残得死去活来。
在狱中过了近七年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直到崇祯十六年，淮扬巡抚路振飞到凤阳巡视，听说了朱聿键的悲惨遭遇，非常同情，对他多方保护，情况才得以好转。
崇祯帝驾崩，弘光登基，大赦天下，朱聿键获释，受命徙居广西平乐府。
然而，朱聿键刚南行到杭州，弘光政权就已经覆亡，紧接着，潞王又献杭州出降。
在一片乱哄哄中，朱聿键遇上兵败南逃的镇江总兵郑鸿逵和户部郎中苏观生。
郑鸿逵听说他就是那个历经磨难而不死的传奇王爷，觉得奇货可居，便令副将保护他入闽。
六月十一日，清兵进抵塘西，马士英被方国安兵裹挟而去，大名鼎鼎的忠直良臣黄道周在杭州城外舟船中见到了唐王。
黄道周初见朱聿键仪表非凡，便油然而生几分亲好之感，几番交谈下来，又发现朱聿键谈吐慷慨，每谈及国事，则涕泪横泗，以恢复自任，惊奇之下，便有了拥立他出任监国以收拾残局之意。
黄道周，字幼玄，一字细遵，又字螭若，号石斋，一号逃雨道人，世称为石斋先生，福建漳浦人，当时的儒林领袖、一代宗师，被时人赞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
黄道周学问独步当世，仕途却颇不平顺。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黄道周还被指为“党邪乱政”，廷杖八十，囚入死牢。
在狱中，黄道周受尽拷打刑讯，却能保持一名学者的气节，手不释卷，著述不辍，撰成了《易象正》十二卷。
可以说，朱聿键在狱中苦读一事，颇能让饱尝牢狱之苦的黄道周产生共鸣和怜惜。
清军已攻取南京，弘光君臣星散，南京政府宣布垮台。
在这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黄道周积极投身到推动兴灭继绝的事业中去，以尽一个老臣之责。
他先上疏逃亡到杭州的邹太后，敦请聚集两浙、江西各路义师，以图王事，继而又力劝潞王朱常淓出任监国，以系人心。
但是，他的这些操劳和愿望全都被无情的现实否定了。
就在一片灰心丧气中，黄道周遇上了唐王朱聿键，为朱聿键的人君气度所折服。很快，他便做出了疏请唐王监国、约成大业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共有皇子二十六人，除皇八子朱梓、皇九子朱杞、皇二十六子朱楠早死外，朱元璋替有后代的二十三个儿子各拟定了二十个字的后代世系，每个字为一世，子孙初生，便由宗人府依据世次顺序取双名，双名中的前一个字即太祖所取，后个字则必须是一个以五行做偏旁的字，五行则以“火、土、金、水、木”为顺序，“火”为朱元璋孙子辈命名所用偏旁，以下依此类推。在朱元璋为二十三房子孙所取派语分别是：
太子房：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秦王房：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惇。
晋王房：济美锺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
燕王房：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周王房：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格广登庸。
楚王房：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功。
齐王房：贤能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思复会通。
鲁王房：肇泰阳当健，观颐寿以弘，振举希兼达，康庄遇本宁。
蜀王房：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端居务穆清。
湘王房：久镇开方岳，扬威谨礼仪，刚毅循超卓，权衡素自持。
代王房：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燿壮洪基。
肃王房：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
辽王房：贵豪恩宠致，宪术俨尊儒，云仍祺保合，操翰丽龙舆。
庆王房：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衎，骘眷发需毗。
宁王房：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
岷王房：徽音膺彦誉，定幹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
谷王房：赋质僖雄敞，丛兴阐福昌，笃谐恂怿豫，扩霁昱祯祥。
韩王房：冲范徵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
沈王房：佶幼诠勋胤，恬珵效回瑝，湜源諲晳暐，圭璧澈澄昂。
安王房：斐序斌廷赏，凝覃浚祉襄，恢严颛辑矩，缜密廓程纲。
唐王房：琼芝弥宇宙，硕器聿琳琚，启龄蒙颂体，嘉历协铭图。
郢王房：伟闻参望奭，箴诲洎皋夔，麒麟馀积兆，奎颖晔璇玑。
伊王房：颙勉諟訏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
根据这个世系表，很容易查得出哪一个皇族属于哪一房，是第几代。
至于唐王朱聿键，一望便知是明太祖的九世孙。
显而易见，朱聿键与崇祯的血缘关系是很远了。
去年，钱谦益等人想用潞王朱常淓挤掉弘光帝朱由崧，这已经不容易了，从“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这个帝系次序看，朱常淓是崇祯帝朱由检的堂叔，叔及侄位，不合礼制，而且，朱常淓还只是万历帝朱翊钧的侄子，远不及史可法所提到的桂王朱常瀛有资格——桂王朱常瀛可是万历帝的亲儿子呀。
不过，朱常瀛也好，朱常淓也罢，至少，都是明成祖朱棣的子孙。朱聿键和朱以海，实在差太远了。
如果拥立朱聿键，那么明成祖朱棣那一出轰轰烈烈的“靖难之变”算是白搞了。
黄道周也异常清楚，在这个四海鼎沸、中原板荡的乱世，非太祖亲藩不足复襄大业，但经过多番考虑，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黄道周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朱聿键。
一、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桂藩远在广西桂林，现在南明的政治中心却在东南，朱常淓、朱常润降清以后东南局势已乱，群龙不能无首，必须就快、就近解决继统问题。如此，推选疏藩，乃是势所难免。
二、唐藩封地为河南南阳，当年王莽篡国，光武帝刘秀就是在南阳起兵，力扭乾坤，再定河山，正可谓“起南阳者即复汉家之业”，而“以今揆古，易世同符”，推举河南土地的唐藩，不但上承天意，而且也下得民心。
三、朱聿键所受磨难远过于春秋霸主晋文公，而器量也不在晋文公之下，俨然中兴良君的气象。
于是，黄道周连续三次疏请唐王出任监国，在第三道疏中说：“近来听说清军已经逼近杭州，东南军民斗志涣散。卖国贼臣有屈膝之议，举国士民有蒙面之羞。追思高皇帝昔年的艰难创业，我退一尺即失一尺土地；为中兴大明、恢复旧疆计，我早一点行动即容易一点成功。必须切记国家的雄图大业，不要拘泥于士大夫的礼节。帝位不可以久虚，帝王的命令不可以停滞。希望我唐王早入管理中枢，总揽朝政。”
朱聿键胸怀大志，依惯例三请三推，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六月十七日，舟师行至浙江衢州，朱聿键在检阅军队时发布了自己将亲提六师“恭行天讨，以光复帝室；驱逐清兵，以缵我太祖之业”的誓词，公开接受监国重任。
闰六月初七日，朱聿键正式监国于福州。
随后，郑鸿逵提出：“不正大位，无以号召天下，且杜后起”，主张早即帝位。
侍郎李长倩等人却认为这时候应该做的是“急出关，缓正位，示监国以无富天下之心”。
两相权衡，朱聿键最终还是接受了郑鸿逵的方案。
六月二十七日朱聿键宣布即皇帝位，纪元从本年七月初一日起改称隆武元年，以福州为行在，政府名为天兴府，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
其中，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以黄道周、蒋德璟、苏观生、何吾驺、黄鸣俊、陈子壮、林欲楫、曾樱、朱继祚、傅冠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入阁人数之多，为明朝之最。但这些大学士多为遥授，在福州者仅数人而已。此外，又任张肯堂为吏部尚书，何楷为户部尚书，吴春枝为兵部尚书，周应期为刑部尚书，郑瑄为工部尚书，曹学佺为太常寺卿。

35 唐鲁之争
隆武朝廷新建，颁诏各地，很快就得到了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承认。
但也在这时，朱聿键才知道鲁王已经在浙东地区出任监国了。
怎么办？
隆武帝认为，鲁监国应该取消“监国”的名号，归属到自己的名下。
虽然唐王和鲁王在谱系上都与崇祯帝相距甚远，但在拥立时间上，自己早于鲁藩，而且已由监国称帝；地域上，自己的政权已经得到了除浙东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府的承认，鲁监国政权只局促于浙东一隅之地。
于是，该年九月，隆武帝以正统自居，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
考虑到鲁王已经对外宣称出任监国的事实，隆武帝也设身处地地替鲁王着想，在诏书中诚恳地表明：“朕与你相约定，朕尚未有子，收复南京之日，朕即让位给皇侄，彼时，朕一定穿布衣戴角巾，不为俗情杂务所烦扰。”
隆武帝诏书的到来，无疑在鲁监国朝廷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鲁监国手下群臣赞成开读诏书和反对开读的人数大约各占一半。
有大局观念的大学士朱大典、督师钱肃乐、大将方国安等人赞成闽浙联合，同意接受隆武朝廷的正统地位。
钱肃乐说：“大敌当前，同姓叔侄如果大搞窝里斗，怎么可能成就中兴大业？就目前形势而言，监国改称为皇太侄而效命于隆武，也未尝不可；倘若我们的队伍率先收复南京，到时，帝号也不是福建人想夺就夺得去的。”
方国安也说：“大家同为帝王子孙，心中所想的都是收复祖宗疆土。现在隆武帝既然已向天下宣布了登位的消息，相对来说，比较难以改口退位；我监国不妨以降心相从。”
朱大典则说：“姑且就先以皇太侄的身份相答，强敌在前，千万不可以同姓先结仇。”
的确，强敌迫近，同姓相争，难以中兴，而且各自为战，就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大学士张国维、督师熊汝霖、大将王之仁、国舅张国俊等却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唐王与鲁王的身份相同，凭什么向唐王称臣？而且，鲁监国已经成了浙东抗清的一面旗帜，一旦归统，很可能会使整个浙东的大好局面濒于瓦解。
张国维在疏中说：“国家遭遇了这场大变难，凡为太祖高皇帝的子孙，都应该同心戮力，共图兴复。成功之后，先入关者为王，现在不可以分出谁在上谁在下。而且我鲁监国在人心涣散之日，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这才把人心给收拢起来，一旦向南拜福建为正朔，刚收拢的人心就再也不能为我所用，到时后悔莫及。”
熊汝霖也说：“主上原本就没有据有天下的野心，唐藩也没有坐登大宝之理。有功者王，乃是万古不变的定论。如果我们的军队能收复杭州，那便是立定了中兴一半跟脚，彼时主上早正大号，就是名正言顺。对比一下，福建人投机倒把、乘时拥戴，其不过只拥有闽越之地，这规格、这局势，还能倒过来说吗？千秋万世，公道犹存。当然，如若我们的军队不能收复杭州，而福建兵不但收复了杭州，还克复了南京，则功业在人家那里，谁还能与他们相争？到那时再讨论要不要迎诏尚未为晚。”
张国维还在朝堂上当着众人的面侃侃而谈，说：“继承大统的人，在和平时期所看重的不是是否为嫡出长子，而在这纷争世乱谁先建功。唐殿下如果是提兵北伐，那我张国维愿意执戟为前驱。唐殿下如果是想关起门来做天子，并以官爵来瓦解浙东兵将抗击鞑子兵的军心，那么，恢复将遥遥无期，中兴不知要待何年何日！这样的人，绝对是太祖高皇帝的罪人，张国维不敢奉诏。”
一番高论说完，张国维又掉头对隆武帝派来的使臣说：“张国维现在只以在长江沿岸收集文武人才、训练军队修缮军事器械为第一急务，不知唐殿下所封张国维东阁大学士为何官，你可以将我这句话一字不改地向唐殿下报告。”
毫无疑问，鲁王的立场是站在张国维等人一边的。
以血统论，他觉得，自己和唐藩都是一样的，凭什么你唐藩可以登帝位我却不可以？虽说唐藩称监国的时间比我略早，可是，我们和清军作战的时候，你们唐藩的军队哪去了？你们唐藩的军队从杭州一路奔命，什么也顾不上，这也就算了。可是，到了福州，都登位称帝了，都过了几个月了，也没看到你们发一兵一卒跟敌人见仗，我们这边呢？我们在浙江第一线和敌人流血流汗、拼生拼死！
鲁王以退为进，先宣布退位归藩，在张国维、熊汝霖等人的坚持下，便很快向隆武帝的使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唐、鲁都是朱姓同宗，没有亲疏之别；义兵同举，无分先后，谁先成功谁即称帝。”
张国维还拔剑威胁钱肃乐等人道：“从今以后，有谁再敢以‘和气’二字替福建说话的，就先请他尝尝我张国维宝剑的滋味。”又说：“今日就算是请太祖高皇帝来坐评此事，唐鲁之间的距离，可不只在八尺和一丈之间！”
隆武帝虽然饱受牢狱之灾，但人情世故也并非一窍不通，知道单单空口白牙地许个诺就让人家归入隆武朝籍的难度太大，决定上点硬货——一六四六年正月，隆武帝命都御史陆清源携带白银十万两前往浙东犒师。
并再一次以手敕强调说：“朕无子，王为皇太侄，朕有天下，终至于王。同心戮力，共拜孝陵。”
然而，已经铁了心闹独立的鲁监国部将却将陆清源杀害了。
这、这……
隆武帝当场给气翻了。
好，好你个朱以海，给脸不要脸是不是？你无情，休怪我无义！
隆武帝勃然大怒，扬言报复。
鲁王迅速做出反应，命令张国维抽调义师，由自己亲率前往浙闽边界进行防御，另委余煌为兵部尚书，接替张国维，总督江上之师，准备和隆武政权拼个你死我活。
鲁监国军队中，有人高喊着“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的口号。
唐鲁两大政权的这种敌对姿态无疑分散和削弱了江上的军事力量，动摇了军心，为江上溃败埋下了祸根。
当然，唐鲁之间的战争一时半会儿还打不起来。
隆武帝另外想了个狠的，即绕过鲁王，直接给鲁监国政权内的文官武将晋官封爵。
真别说，这一招，就把很多将鲁监国政权的官员招揽入了福建。
鲁王觉察了，针锋相对，也派人来大挖隆武政权的墙脚。并且，把这墙脚挖到了隆武政权军界第一号人物郑芝龙的身上。
隆武帝闻讯大怒，将鲁王派来策反郑芝龙的裘兆锦、林必达等人囚禁。
鲁监国上书索人，在书中对隆武帝只称皇叔父，不称陛下。
隆武帝同样把前来送信的陈谦关了起来。
御史钱邦芭密奏道：“陈谦是鲁王的心腹，郑芝龙的至交，今日如果不将他除去，以后一定会对我不利。”
于是，隆武派人将陈谦斩首。
从此，鲁监国与隆武帝彻底进入了敌对状态。
鲁监国为了把正统的地位争取过来，立志建功在隆武之前。
他除了沿钱塘江布防外，憋足了气，准备收复杭州、再收复南京、祭拜孝陵，在海内树立自己的威望。
一六四五年八月，鲁监国向杭州组织了一次颇具声势的进攻，惜乎未能得手。
一次不行，再来！
十一月，鲁监国晋封方国安为越国公、王之仁为兴国公，并且筑坛拜方国安为大将，节制诸军，准备再攻杭州。
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鲁监国本人亲自到钱塘江边西兴犒军，每名士兵赏银二钱，“责限过江，攻取杭城”。
其实，鲁监国此举是很不现实的，要知道，他所能倚仗的不过方国安和王之仁两支军队，粮饷来源仅取于浙东一隅之地，未免势单力弱，难以为继。
鲁监国也意识到自己力量孤弱的缺点，为了扩充队伍，不惜以高官厚爵收买支持者，一时间，朝廷鱼龙混杂，官职紊滥。
在这种并不切合实际政策的支撑下，鲁监国再次集结起了一支号称二十万人的军队。
也许是刻意对外界显示出自己的从容镇定、胸有成竹，又也许是宗室王爷的纨绔气味太浓，积习难改，在这样一场大战之前，鲁监国居然在前线营地上调弄声色，欣赏歌舞。
为此，李寄有《西施山戏占》诗戏谑云：
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
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
塘江为边界。守江诸将日夜置酒唱戏，歌声响彻百余里。当是时，余固知其必败矣。
战斗的结果还真被李寄这张乌鸦嘴言中了。
二攻杭州，鲁监国军铩羽而归。
此战，守城的清军分三路出击，俘获明军副将十一人，参将、游击、守备四十八人，斩杀及俘获士兵无数。
经过这次惨败，鲁监国迅速蔫了，军事战略从进攻转入了防御。
其实，鲁监国除了在生活作风上腐败之外，还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说，在用人行政上，他唯人是用，无论是谁，只要肯跟着我朱以海干，我朱以海就不会亏待你，一定重用。
这么一来，鲁监国政府的行政班子极其庞大，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
比如，鲁监国的妻兄张国俊，活脱脱一个市侩小人，因为当众表了忠心，得到了重用。但此人每天只知在朝中结党营私、争权纳贿，扰乱朝政。
甚至，曾经有降清污点，却被裹挟进了鲁监国队伍的奸人谢三宾，自从和张国俊搞好了关系，得到了张国俊的援引，也出任了鲁监国政权的大学士。
张岱为此摇头评价说：求贤若渴，纳谏如流，是帝王美德。但我们的鲁王在求贤和纳谏两项上，又做得太过了。鲁王每见一人，便倚为心膂；每闻一言，便信若蓍龟，实意虚心，全部允诺重用。但转眼，又不是这样的。见了第二个人就把第一个人弃若敝屣，听了第二句话就把第一句话视为冰炭。如此这般，虽招揽来许多人，但这许多人都能自始至终受到重用的。可叹归附朝廷的人虽多，鲁王也不过孤寡一人，樯橹一动，便散若浮萍；鲁王的朝廷，就是一张无柁之舟，随风漂荡，归属不定，怎么可以与之共图大事啊！
另外，在军事建设上，鲁监国又分不出主次，做出了许多本末倒置、大伤民心的事。
原本，鲁监国这个草头班子是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这些人发动民众搭起来的，鲁监国就应该把这些人当作元老级的功臣来看待，把他们的军队当成可以依赖的主要力量。可是，方国安、王之仁等人来了，鲁监国觉得方国安、王之仁两人的队伍是正规军，就反客为主，以方国安、王之仁等人为主，而以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等人为客，把这两支队伍划分为“正兵”和“义兵”，“正兵”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由财政发工资；“义兵”嘛，自力更生，自筹粮饷。
试想想，鲁监国政权仅据有浙东一地，田赋已被“正兵”搜刮一空，“义兵”又能到哪儿筹集到粮饷？浙东各处义师因为粮饷断绝，大多散去。
而“正兵”和“义兵”加在一起向百姓索饷，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言，怨声四起。
鲁监国政权由此大失民心，前景堪忧。

36 举止失措隆武帝
鲁监国政权不行，就看看隆武政权这边的情况。
先说说隆武帝的人品。
隆武帝德行端正，颇有人君之风。
首先，隆武帝无声色犬马之好，唯喜读书。
黄道周就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称赞说：当今皇上不饮酒，精通吏事，洞达古今，料来汉高祖、光武帝也不过如此。
《思文大纪》里也有记录，说隆武帝登位后，自奉甚俭，专门下谕旨要求：“行宫中不许备办金银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铜、锡等件，并不许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只用寻常布帛。件件俱从减省，成孤恬淡爱民至意，违者即以不忠不敬治罪。”
在隆武朝廷任职的钱秉镫有感于隆武帝安贫若素，天天只穿一身土黄色的粗布长袍，作《宫词》六首以咏其事。诗前短序特别注明：宫中蔬布辛勤如一日。
其一云：
内使承恩新置机，诏传大布织龙衣。
六宫罗绮无人着，敕与无戎绣将旗。
其四云：
旌旗十万护乘舆，二圣军中共起居。
长信宫人骑马出，从龙只有五车书。
除吃穿用度节俭朴素之外，难得的是，隆武帝还勤政用功，日夜操劳国事，并能总结崇祯、弘光两朝的前车之鉴，以消除党争为第一要务，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等三篇《便览》，痛斥党争之祸，提出“用舍公明”的方针。他在《便览》中说：“盖国家之治，必文武和于上，始民兵和于下。不然，立败之道也。”力求在用人取舍上摒弃门户之见，不咎既往，量才录用。
隆武帝还非常重视吏治，对贪污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三令五申，警告贪污人员：“小贪必杖，大贪必杀。”
邵武通判陈主谟、古田知县吴士燿、汀州知府王国冕等贪污成性的官员撞在隆武反腐枪口上，全被革职拿问。
而在对待苦难百姓，隆武帝又表现得悲天悯人，宽容大度。
许多明朝地方官员一度以“留发”还是“剃头”来区分百姓的心是“向明”还是“向清”，对于剃了头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格杀勿论。
隆武知道了此事，痛心疾首，下诏说“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严禁明朝兵将滥施屠戮。
此诏一出，大得人心，每日欢呼来归者不下千百人。
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隆武帝在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态度上，显示出了中兴明君应有的气量和胆魄。
他一改弘光朝的“平寇”战略，而将“御虏”放在了首位。
甚至，他还开始考虑和农民军联合起来以御虏。
这一观念的转变，使得南明政权得到了更多人的帮助，从而更有利于抗清事业的发展。
抗清斗争中，隆武帝也不像弘光帝那样对清廷抱有幻想，他的反清态度勇敢、坚决、绝不妥协、绝不屈服。
即位之初，他就把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马得厂诛杀，敕谕文武臣民道：“朕痛念祖陵被侵凌，痛惜百姓遭涂炭。鞑子玷污我宗庙，残害我子民，淫、掠、剃头，百姓如在水火之中。朕今日诛杀清廷使者、表彰忠臣烈士之外，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自统御御营中军平彝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然而，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本来可以有更大作为的帝王，并没能亲率六师直闯疆场，与满清入侵者进行生死搏杀。
比如说，上面所提谕旨中定于八月十八日的亲征之举就没能如期举行。
不能举行的原因很简单：隆武帝手里没有军队。
说起来惭愧，虽然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几个全省及浙东、赣南部分地区都尊奉隆武为正统，但毕竟隆武帝在一年之前还只是凤阳高墙内的一名犯人，没有任何政治班底，甚至连朋友也没有一个，能登上帝位，完全是郑鸿逵兄弟的功劳。
而根据郑鸿逵弃守长江而奔福州的表现来看，郑鸿逵又并不是可以依靠的人。
实际上，郑鸿逵之所以乐于拥戴隆武帝登位，主要还是想借皇帝这块牌子来壮大自己，从中捞取更大的好处。
当初隆武帝在衢州出任监国，黄道周便建议将行在应设于衢州，以便号召浙东、浙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抗清势力，极力反对入闽。
黄老爷子一口咬定，入闽是一种“偷安”行为，可耻！其实，所谓“偷安”，只是黄道周摆在桌面上的委婉说法。黄道周早看出了郑鸿逵的那点私心。他深感单一个郑鸿逵已难以控制，而郑鸿逵的长兄郑芝龙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想那郑芝龙经营福建多年，福建已成了郑氏家族的私人地盘，贸然入闽，很可能是羊入虎口，受制于人。
事实证明，黄道周的判断是准确的。
因为用不着入福建，在衢州，郑鸿逵就已经威福自操了。
枪杆子里出政权。
谁的手里有枪，谁就是老大。
郑鸿逵有枪有军队，他想停留在衢州就停留在衢州，想入福州就入福州，是用不着经过隆武帝同意的，更用不着征求黄道周的意见。他的大胳膊一挥：“走！入福州！”隆武帝一行就得乖乖入福州，不容置辩。
就这样，隆武朝君臣被郑鸿逵裹挟进入了福州。
路上，隆武帝只能寄希望于郑鸿逵的兄长郑芝龙能以国事为重，同舟共济，尽心协助自己光复祖业、中兴大明。
然而，郑芝龙骄横跋扈程度比起郑鸿逵来，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37 骄横跋扈郑芝龙
郑芝龙，字曰甲，号飞黄（或称飞虹），福建南安石井人，面貌清秀，很有几分读书人的气质，但其偏偏不喜读书，专好舞枪弄棒。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之前，郑芝龙只是乡里的一个无行浪子，每天所忙碌的事就是赌博、斗鸡、喝酒、耍乐。
然而，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郑芝龙的命运出现了转折。
这一年，十七岁的郑芝龙跟随舅舅黄程到广东香山澳做生意，有了同葡萄牙人接触的机会，掌握了一些卢西塔尼亚语言知识，还加入了天主教，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取教名为尼古拉（Nicholas）。
和洋人打的交道多了，郑芝龙的眼量豁然变得开阔，产生了很多想法。
俗话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二十出头的郑芝龙尝试着做跨国生意，远涉重洋。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五月，他把生意做到了日本，狠赚了一笔，在平户娶了一个日本女子田川氏（田川为她的本姓，中国史籍称翁氏。据（日）伊能嘉矩：《郑氏异闻》载，田川氏由侨居平户的翁翌皇收为养女，故又姓翁）为妻。
在日本，郑芝龙还结识了一个改变了他一生的人——福建海澄人颜思齐。
这颜思齐是一个海盗头子，在海洋里做没本钱的买卖，以杀人越货为生。
郑芝龙看颜思齐来钱比自己快，眼热得不行，没有过多犹豫，迅速加入了颜思齐的海盗集团。
应该说，郑芝龙极有做海盗的潜质。
他一加入，就给颜思齐海盗集团提出了许多颇具可行性的建议和主张，颜思齐海盗集团的面目为之一新，成了一个非常有追求的团体。
在郑芝龙的带领下，这个团体进据台湾，并以台湾为基地，招来了漳、泉两地的无业游民三千余人，在劫掠民船的同时，也与盘踞澎湖列岛的荷兰人进行海上贸易。
在海上贸易中，郑芝龙还一度充当了荷兰驻台湾长官迪·韦特的翻译。
郑芝龙和颜思齐合作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年。
因为，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九月，颜思齐病逝了。
于是，表现出色的郑芝龙自然而然地成为该海盗集团的首领。
郑芝龙的野心很大。
他不想仅仅局限于台湾一岛，很快，他就把触角伸到了闽粤沿海地区。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福建连续两年大旱，饿殍遍野。
郑芝龙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劫富济贫，收买人心，他招聚起亡命之徒高达数万，声威陡震。
既有足以盘踞一方的地盘，又有可以与朝廷抗衡的队伍，郑芝龙玩儿起了《水浒传》里面宋江招数，一方面肆意侵掠漳浦、海澄、厦门、金门、铜山（今东山）和广东沿海地方，另一方面大量散布自己愿意接受朝廷招安的风声。
他把俘获到的明廷官员释放，托他们转告朝廷：如果朝廷能给我郑芝龙赏赐爵位，即我郑芝龙一定誓死为朝廷效死力，那时，大明东南半壁江山就可以高枕无忧啦。
这时候，明朝正把大量兵力投放到关外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厮杀，天启帝实在不愿东南多事，听说郑芝龙愿意接受招安，就大大方方地授他以南澳副将衔。
然而，得了便宜的郑芝龙并未收手，他踞海岛，劫商船，跋扈如故。
可见，这个南澳副将未能满足郑芝龙的胃口。
到了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以善于招抚盗寇而闻名于世的福建巡抚熊文灿先任郑芝龙为任海防游击，次年，又为他向朝廷叙功加署总兵。
这样，郑芝龙这才安定了许多。
也是在这段时间内，郑芝龙将福建的许多饥民移民到台湾开垦，并出巨资，为这些移民配置牛马锄犁，垦荒种田。
台湾汉人由此剧增，台湾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开发。
对于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人，郑芝龙本来和他们订下了互不侵犯的协议，但崇祯六年、崇祯十二年荷兰人无视协议的存在，公然侵扰福建。郑芝龙以硬对硬，引兵与之对抗，焚毁荷舰多艘，遂使荷兰人不敢轻入闽境。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八月，明廷以战功提升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
海盗、地主、商业巨头、手掌重兵的朝廷地方大员，在这几种特殊身份叠加下的郑芝龙不但富堪敌国，而且势力独霸一方。
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南安安海镇）建府第，筑城垣。
据说，海梢大船可以直接通往他的卧室，他的庄园内可泊船。代替他守城的兵马，粮饷自给，无须国家支付。他的军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有盗贼逃遁入海，只要朝廷交由郑芝龙去捉拿，郑芝龙必定手到擒来，如同探囊取物一样简单。
八闽百姓也因此倚郑氏为长城。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北京城破，南京弘光政权成立，弘光帝为了得到郑芝龙的支持，封他为南安伯，守福建，调他的弟弟副总兵郑鸿逵率舟师驻镇江防守。
弟弟郑鸿逵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渡江，他脚肚子抽筋，闻风而遁，导致南京迅速陷落。
不过，郑鸿逵在逃跑途中慧眼识珠，将逃难中的隆武帝朱聿键拥奉入闽，算立了奇功一件。隆武帝也因此封郑芝龙为平夷侯，封郑鸿逵为定虏侯，称“承天翊运定难功臣”，视他们兄弟为定策勋臣，还把郑芝龙、郑鸿逵的儿子都收为自己的义子，赐姓朱。
隆武帝以为自己这样的付出，可以痴心换情深，得到郑氏集团势力的支持。
但郑鸿逵却把隆武帝的苦心当成了理所当然。
可不是吗？你朱聿键不过是一个落魄失势的穷王爷，说王爷还抬举了你，也就不过一个逃难的难民而已，能登上九五之尊，还不是我郑家兄弟说了算？
而且，我郑家兄弟能捧你，也能摔你，不老实，不听话，我还真会摔了你。
所以，郑鸿逵对隆武帝的封赏毫不客气，大大方方地照单全收，但对隆武帝下达的命令基本是不听不从、置若罔闻，要不就是虚与蛇委、敷衍了事。
隆武帝原定于八月十八日的亲征之举本来和郑鸿逵说得好好的，后来也当着文武官员的面大声发表了宣言。
然而，这么大的事情，郑鸿逵却抛之脑后，毫不放在心上。
眼看亲征的日期越来越迫近了，隆武帝向他询问出征的准备情况，他满不在乎地以财政紧缺，军费不继为由，将出征之举一句话否决了。
这让隆武帝在百官和百姓面前丢了老大一张脸！
就算隆武帝的器量再大，也忍不住要骂娘了。
然而，骂娘归骂娘，郑鸿逵说什么，隆武帝还得听。
郑鸿逵胁迫隆武帝入福州，隆武帝也只好遵从听命。
现在，到了福州，隆武帝希望郑鸿逵的兄长郑芝龙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
可是，郑芝龙的跋扈和嚣张比郑鸿逵尤甚，野心也比郑鸿逵更大。
隆武帝来了，郑芝龙感到拥兵自重、挟天子令诸侯的机会来了，就想学习曹操，以朝廷的名义抬高自己，号召东南，以形成唯我独尊的现状。
隆武帝以中兴大明为己任，念念不忘报仇复国，思路清晰，当然不能容忍郑芝龙这么胡来。
于是，君臣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自见面之始徐徐拉开了序幕，并且，将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原定于八月十八日的亲征之举不是夭折了吗？
夭折就夭折了，可以另定时间，再来。
隆武帝郑重其事地在郑芝龙面前提出了来年的亲征之举。
郑芝龙没有明着反对，但他推出了另一个宏伟的出征计划：用兵十万，防守仙霞关外一百七十余处地方。另外，再募集十万兵力，进行强化军事训练，静待战机，战机一到，即兵分两路，由浙江方向和江西方向出关北伐。
这一计划，瞬间让隆武帝石化。
现在福建的兵力也才七八万，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凑够二十万呀。
而且，要给二十万人的军队供给粮饷，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过了好久，隆武帝才回过神来。
他想，现在兵荒马乱，饥民遍地，只要有钱有粮，征兵倒不是什么难事，而这些年来，郑氏集团敛财无数，只要他们肯出钱，问题就可以解决。
于是，隆武帝提出，郑氏集团可以从其外贸收入中拨一部分出来募军。
什么？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门儿都没有！
郑芝龙迅速地呈上了自己募集粮饷的三个办法：
一、预征税于民，向百姓预借次年的租税，每一石先借银一两。
二、征收“义饷”，派人沿门征收官绅、大户的捐助，不交者就在他门口写上“不义”二字。
三、卖官鬻爵，部司一级职位百两到数百两不等，武职的价格则定位在几两至几十两之间。
罢罢罢，为了能兴复明室，也只能如此了。
隆武帝拂案而起，默认了郑芝龙的提议。
郑芝龙看隆武帝一脸想怒怒不起、想哭哭不出的表情，满意地笑了。
可以想象，当郑芝龙的三项集资政策降临到人们头上时，民情是如何的鼎沸，闾里是怎样的骚乱，而卖官鬻爵一项又是怎么让这个南明小政府混乱到何种地步！
隆武帝对郑芝龙痛恨不已。
郑芝龙却毫不介怀，依然我行我素，该吃吃、该喝喝，该摆谱摆谱，该耍大牌就耍大牌。
他认为这个小朝廷是自己兄弟支撑起来的，用不着顾忌什么。
就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郑芝龙越来越不把其他文武官员放在眼里。不久，他提出了一个严重违背明朝祖制的要求：在朝见排班时，自己应当排在文武诸官之首。
得了，你再骄横，也总得有个度吧！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忍无可忍，出班怒斥郑芝龙目无朝廷法纪、数典忘宗，不知礼义廉耻。
满朝文武也忍郑芝龙很久了，一齐向郑芝龙发飙，弹劾、切责、咒骂、唾弃，大有一番要以口水将郑芝龙淹死之势。
不用说，这一次，黄道周赢得了胜利。从此，郑芝龙每次上朝只能跟在黄道周等人后面亦步亦趋。
为了表达心中的愤怒，郑芝龙在朝见隆武帝时，就故意夸张地、大幅度地来回挥扇。
这是大不敬的行为、是在赤裸裸地向皇帝示威。
户部尚书何楷是个眼睛不容沙子的人，当即上疏劾奏郑芝龙“无人臣礼”。
国难有忠臣哪！
隆武帝内心赞叹，为了嘉奖何楷，他给何楷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
这可把郑芝龙气坏了。
郑芝龙暂时还不会拿隆武帝怎么样，但何楷的日子就非常不好过了。
郑芝龙处处针对何楷，给何楷小鞋穿，让何楷吃不了兜着走。
小样，看不玩儿死你！
何楷苦不堪言，被迫请求致仕回籍。
隆武帝自感无法给何楷提供应有的保护，只好勉强地同意了何楷的申请。
想走？没那么便宜！
郑芝龙派部将杨耿带人埋伏在何楷的必经之路行刺。
所幸，何楷既不怕死，杨耿又良心未泯。何楷见了杨耿，从容引颈待戮，只求对方不要伤及无辜。杨耿佩服对方是个汉子，只割下一个耳朵回去交差。
听说何楷半路遇上了盗贼，隆武帝以为他已经被害，痛哭了好几日。
时人作了一个对子，说：“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

38 有哪些军队可以依靠
鲁监国政权要与隆武一争正统，鲁监国手下许多人也叫嚣着谁先打下南京谁为正统，这让隆武帝好不气恼。
但话说回来，自己的政权虽是建立起来了，可恨那郑芝龙兄弟拥兵自重，愣是不肯发一兵一卒相助，使得自己没能收复得一寸土地，没能和清军打过一仗，反观鲁监国那边，和清军开战，乒乒乓乓，好不热闹。
羞愧呀！
如果不能给大明子民交出一份过得去的成绩单，我朱聿键还有什么颜面再在这个位子上坐下去？！
其实，隆武帝不必太悲观。
他的影响力远比鲁监国要大。
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早一步称帝。
上文提到过，除了浙东一地，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及赣南地区的明朝官员都向隆武政权表示奉诏听封。
也就是说，隆武帝虽然指挥不动郑芝龙、郑鸿逵兄弟的军队，但还有其他军队是听从他的调动的。
比如说两广总督丁魁楚的军队、湖广等地总督何腾蛟的军队、湖广巡抚堵胤锡的军队，忠诚社义师，等等。
这些军队中，又以何腾蛟的军队实力最强。
大顺军溃败、李自成毙命之后，何腾蛟已招抚了李自成留下的大顺军郝永忠、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等部，手下的军队一下子剧增至十余万人。
隆武帝因此拜其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晋太子太保，封定兴伯，仍督师，赐莽玉尚方剑，便宜行事，并敕命其先复江西，次复南都。
湖广巡抚堵胤锡也招抚了李自成手下的另一支队伍——李过、高一功部。
忠诚社义师的领袖则是一代名臣杨廷麟。
杨廷麟，字伯祥，江西清江人，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转编修，并担任过皇太子朱慈烺的东宫讲官，兼直经筵。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杨廷麟和卢象升一同统兵与清军作战，卢象升壮烈殉国之时，杨廷麟也几乎殒命疆场。
甲申年李自城兵陷北京，杨廷麟正在南昌，得到崇祯的死讯，与原翰林院修撰刘同升在澹台寺设坛遥祭，并聚兵准备抗清。
弘光本欲请杨廷麟任左庶子，但有人诬陷杨廷麟起兵“有不轨谋”，杨廷麟悲愤莫名，弃家走入赣州。
弘光政权覆灭后，清军很快就占领了南昌、瑞州（府治在今高安）、袁州（府治在今宜春）、临江（府治在今清江西南临江镇）、吉安（府治在今吉安市）。过了一个月，又占领了建昌（府治在今南城）。
一时间，偌大江西，只有赣州孤悬在赣江上游，岌岌独存。
为了挽救危局，杨廷麟与刘同升共邀原赣南总督李永茂在赣州成立忠诚社，招兵买马，聚集起两万多人，颇具声势。
凭借这支队伍，九月，杨廷麟一举收复万安、泰和、吉安、临江等地，把清军驱至樟树镇（今清江）。
为此，隆武手诏嘉奖，擢杨廷麟为吏部右侍郎，后又进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杨廷麟督师在外，并不很清楚隆武被郑氏兄弟挟持的具体情况，但他始终认为“以偏安海内为非计”，并对隆武帝说：“赣州位于赣江上游，南昌的清军难于仰攻，而且赣州左边为楚，右边为闽、浙，背广东，坐据赣州则可以控制楚闽浙粤三面。”多次请隆武移驻赣州。
隆武帝正想摆脱郑氏兄弟的控制，便又加派兵部右侍郎万元吉赴赣，总督江西、湖广军务，先为自己打前站。
万元吉于是入赣州总领江西、湖广的各地义军。
万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中进士，历任州府推官。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曾以大理右评事的身份在督师杨嗣昌的军队里负责监察军纪，后任南京职方主事，进郎中。弘光政权建立，擢太仆少卿，负责监视长江以北的军务。清军攻占南京，万元吉逃入福州，得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在福州，万元吉为隆武帝受挟于郑氏兄弟日夜忧愤于怀，到了赣州，便着力经营江西的军事部署，以图让隆武帝早日移跸赣州。
应该说，隆武、万元吉这一着乃是绝妙好棋。
因为，浙东有鲁监国，福建有郑芝龙，东南尚属明地，隆武若移驻赣州或湖南，则可就近调度赣南、湖南、广东和云南、贵州等地的军队与清军较量，进而收复失地。
而且，赣州之外，安徽的徽州还有一支抗清义师，这支义师的首领乃是徽州人金声。
金声，字正希，子骏，号赤壁，徽州府休宁（今安徽休宁）人，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举进士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北京陷落时，金声因丧母丁忧于徽州，得此噩耗，悲痛欲绝，许下了“一心复先帝之真仇，全力定中原之大业”的大愿，与友人江天一在家乡招募乡勇，日夜操练，以应付事变。
仅仅一年时间，弘光政权覆灭，黄得功遇难，太平府属当涂、芜湖、繁昌三县落入清方之手。金声率绅衿士民哭于明太祖像前，和江天一起兵于徽州府。
在金声的号召下，在六七月间，便有邱祖德（四川成都人，明末仕至山东巡抚，因曾任宁国府推官，寄居于该地）响应于宁国，尹民兴响应于泾县，朱盛浓、吴应箕响应于石埭县。义军先后收复了已递降表的青阳、石埭、建德、东流、宁国、旌德等县。隆武帝因此任命金声为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提督南直军务。
清政府在皖南地区只据有太平府属三县和南陵、宣城、贵池等县。
这年（隆武元年，公元1645年）秋，趁鲁监国的军队正在渡钱塘江攻杭州和浙东等地，万元吉邀何腾蛟、堵胤锡督移师攻打荆州，金声率领江西义师也奋起同清军争夺建昌、吉安等府县。
为了策应江西义师的行动，隆武帝也严令郑芝龙、郑鸿逵统兵出闽。
在隆武帝的严令下，郑芝龙不得已，派永胜伯郑彩带兵出杉关。
郑彩统兵出发，到了杉关，无论监军给事中张家玉怎么催促，他都死活不动窝，赖在关上，不再前进半步。
不日，又借口清军将至，星夜兵返浦城。
张家玉大为愤慨，上疏劾奏。
事情到了这一步，隆武帝不惜与郑氏家族撕破脸皮，下诏削去郑彩的伯爵，并且怒斥从浙江省江山撤军回闽的郑鸿逵部将黄克辉。
斥责完黄克辉，隆武帝又当场给郑鸿逵的人品定性，说郑鸿逵：“始则境内坐糜，今复信讹撤转，不但天下何观，抑且万世遗耻。”将郑鸿逵由太师降为少师。
脸皮既然已经撕破，合作就成了不可能。
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心怜隆武帝虽志存匡复，但悍将跋扈，大权旁落，遂决意拼上自己一条老命来改变颓局。

39 黄道周北伐
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七月，黄道周请求督兵出闽，联络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义军，为隆武帝移跸赣州或湖南打前站。
所谓“督兵”，只是说来好听，其实，隆武帝并未能为他提供一士一卒的支援。
但黄道周毫不介意，他觉得凭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又有大明王朝这块牌子，不愁招不到军队。
隆武帝倍感尴尬，却也激赏老夫子的豪气和胆气。
七月二十二日，隆武帝设宴饯行。
翌日，黄道周仅“挟三五秀才”，慷慨北去。
从福州到延平（府治在今南平市）重镇建阳，黄道周果然凭借自己的声望招募到一大批忠贞之士，人数达到三千多。
黄道周的学生李世熊在《再上石斋黄老师书》中感叹万分地说：“先生此行，招募来的人员不过三千余人，国库不拨一文军饷，所有开支全靠门生故友资助，这只是激于一时的义愤而慷慨请行罢了。朝廷颁发了百十道盖了印的空白任命书当作行军资费，可叹，行军作战之事可不是新招士兵一个月就可以领悟的，门生故友的资助可不能长久输给，而空白任命书也不可以当作衣服粮食可以换取士兵的性命。退一万步说，即令士兵、马匹都得饱食，人人都愿捐躯效命，这三千名未经过训练的士兵又岂能抵挡得了数道分进的几十万气焰嚣张的强虏？”
从建阳的东北面翻越仙霞岭即可到达浙江衢州，而若由西北经光泽出杉关，也可到江西建昌府（府治在今江西南城）；若由正北出崇安，越分水关，经江西广信府（府治在今江西上饶市），则可北达徽州（府治在今安徽歙县）。
相较而言，东北的仙霞岭乃是天险阻隔，难于逾越；西北又辗转曲折，路途遥远，饷馈艰难。
经通盘考虑，黄道周决定由正北出崇安，与金声所部徽州义军遥相呼应。
然而，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八月，黄道周尚未抵达崇安，清军已发起三路大军围攻徽州：一路攻旌德，并分派骑兵牵制江天一于绩溪；一路间道攻新岭；一路直攻徽州城。
徽州出现了危急形势。
面对强敌，金声被迫将主力分置在太平府的篛岭、旌德的岸关、祁门的祁山等地，灵活穿插，乘间出击，与清军苦苦周旋。
九月，黄道周终于抵达崇安，但粮饷匮乏，只好向福州请饷。
隆武帝一千个一万个同意发饷，但哪有饷发？无奈，只好厚着脸皮向郑芝龙求助。
毫无意外，郑芝龙拒绝了。
郑芝龙说，黄道周所部不过乌合之众，能有什么作为？输送粮饷，纯属浪费！
这还不算，他还到处散布流言，诬蔑黄道周“交通外藩”，说黄道周和江西、湖南等地的官员勾勾搭搭，有不臣之心。
黄道周气得肺都快要炸了，上疏道：“老臣如今年已六十，没有阴险的用心和恶毒的语言可供凶徒仇恨，也没有奇功异绩可供政要人士所妒忌，只有一片忠肝义胆可对高皇帝、大明列宗及天下百姓。”
进而疾呼道：“在朝中的众大臣，不思洗心革面、涤肠剖胸，奋起与将卒同甘共苦、齐赴患难，分胆共薪，而一味百般诽谤、千般诋毁，含沙射影，拉帮结派，不知其真正用心是什么？！”
就在黄道周苦候粮饷之际，金声部寡不敌众，旌德、宁国等地先后被清军占领，金声只好将兵力收入徽州，固守待援。
可是，此时此刻，还会有谁入徽相援？
可甭说，真有军队来了。
九月二十日，一支打着大明旗号的军队驰援徽州。
然而，领兵的是当日在弘光朝痛批马士英的黄澍！
这个黄澍，早在弘光朝覆灭时降清了。
不过，他虽已降清，却尚未剃发，且与金声是同乡，军队打的又是大明旗号，金声被骗了，将他迎入城中。
二十一日，黄澍与外面围城的清将内应外合，一齐发力，很快攻破了徽州城。
坐镇城头的金声眼看大势已去，便对降贼黄澍大呼：“我可以让据守在徽州城头的兵民散去，你尽管捉我去邀功请赏，不要残害这些百姓！”
金声在这生死关头不为自己着想而替百姓的命运担忧，百姓感动得纷纷落泪。
次日，金声被清将押走，百姓追随不舍。
金声回头叫道：“跟着我去送死毫无益处，大家快散了吧。”
但仍有数十百人哭泣不肯离去。
不日，金声被押经芜湖，江天一引数十个残兵追来，金声长声劝道：“君有老母，不可死。”江天一朗声答道：“哪能与人家一起举事而在患难来临之时就独自逃生的？！”竟然下马就缚，甘愿陪同金声就死。
金声被押解至南京，留遗书与兄长，云：“我家为王事勤劳，死者死得其所，即流离散亡亦流离散亡得其所。”另留遗书给长子，说：“我自闰六月来，一身久如浮云，今无一毫系恋，但念郡事未定，此心实实不安，倘百姓幸安堵，则我瞑目矣。”
奉命招抚江南的洪承畴亲自出面劝降。
金声见了洪承畴，大喝：“尔识我否？”
洪承畴呵呵一笑，道：“岂不识金正希。”然后反问金声，说：“尔识我否？”
金声怒视道：“不识也。”
洪承畴便自报家门，说：“我便是洪亨九（洪承畴字亨九）。”
金声连连摇头，表示不信，说：“咄，亨九受先帝厚恩，官至阁部，办卤（虏）阵亡，先帝恸哭辍朝，御制祝版，赐祭九坛，予谥荫子，此是我明忠臣，尔是何人，敢相冒乎？”
一句话，说得洪承畴恼怒交加，狠狠地说：“此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见。”吩咐将金声处斩。
行刑当日，金声捻须对刽子手说：“但绝我气，无断我头。”从容就死。
金声少小聪慧，四岁破蒙，七岁能作诗。七岁那年除夕，以经商养家的父亲叫他作除夕诗，他信口念来：
一往一来无穷极，我自随理不随欲。
男儿生在宇宙间，天地日月同不朽。
俗话说，诗以述怀，诗以咏志，这首诗所抒发的情怀和壮志，竟然贯穿于金声一生之中。
与金声同日遇难的还有江天一、吴应箕等人。
再说黄道周那边，左等右等都等不到朝廷的援助，便不再等了，咬牙率师出闽，边行军边筹粮，历尽艰辛，终于进抵江西广信府。
黄道周原是一介儒生，虽说也研读过一些兵书，并为《广百将传》作了注断，但不过纸上谈兵。他所应募来的兵将，也多是他的学生及崇拜者，只能挥笔写诗，提枪骑马实非所长。所以，郑芝龙说他们是乌合之众，倒也名副其实。
偏裨施琅十七岁从军，在军队中摸爬滚打多年，颇有将才，因得罪了郑芝龙，为脱离郑氏势力的掌控，随同黄道周出征。现在，看到这种情形，已知事不可为。他向黄道周建议，与其带领这样一支兵不兵、民不民的队伍去送死，不如就地解散，只留下少数干练敢战之辈抄小路进入赣州，单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就可以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的兵力了，那时，会师与清军作战，赢面岂不更大？
黄道周连连摇头，遣散了队伍，老夫不过一个光杆司令，就算到了赣州，也会被南赣、湖广众官看轻，哪有威信可言？别看这支军队只有三四千人，却也能撑得起“督兵出闽”的场面。再者说了，这三四千人可是老夫一路费尽多少唇舌才凑拼起来的啊，怎么可以说散就散呢？
施琅见计不能用，就做了逃兵，偷偷离开了部队，自寻生路去也。
徽州城破当日，黄道周已经进入了徽州府境，其实与徽州城只隔一座山。
不过，黄道周一军没有当地向导，不认路，在山里胡钻乱走，竟越走越远。以至于徽州城陷落后七天，也就是十月初一，黄道周才得知金声已经被俘。
与金声会师的计划已经泡汤，接下来该怎么办？
为了不被清军一锅端，黄道周做出了分兵之举。
他将队伍一分为三，其一出抚州，其一出婺源，另一出休宁，做三军遥相呼应态势，以转入江西。
但这一分兵，每支军队的兵力单薄得可怜，不堪一击。
十一月，三支队伍都遭到了清军的追杀，相继溃亡。
黄道周只好收集残兵退守广信，大感孤军莫救，危疆难支，只好再一次上疏乞援。
郑芝龙当然不可能发兵援救。
救援无望，黄道周便死马当作活马医，把救援的希望放在清江西提督金声桓的身上——金声桓原先是左良玉的部将，黄道周写信给他，要他反清归明。
不用说，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更小，金声桓现在做清朝的江西提督做得正过瘾，哪能轻易就被你黄老爷子这三言两语所策反？而且，好马不吃回头草，当初他既已由明降清，又怎么会突然反清归明？
黄道周的策反信只能是泥牛沉海。
罢罢罢！十二月初四日，黄道周铤而走险，师出广信，拟从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转入江西。然而，才到童家坊，忽接到报告，婺源驻扎有大量清军。
由此，随行多人请求黄道周回守广信城。
这时，黄道周所部仅余不过三百人、马十匹、粮三日，退守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如果与清军硬拼，必败无疑。
思前想后，黄道周觉得与其这样退避求生，还不如壮烈一死。
十二月十二日，黄道周破釜沉舟，鼓而北进。
十二月二十四日，进抵婺源，驻兵于距婺源城十里处的明堂里。
听说有明军来犯，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徽宁池太提督张天禄率领宁国总兵胡茂祯、池州总兵于永绶、徽州总兵李仲兴、芜采总兵卜从善分三路袭至明堂里。
没费多大工夫，黄道周部全军被歼，其本人和从福州同行的门人文官兵部主事赵士超、通判毛志洁、中书蔡雍、赖继谨及武官游击朱家弟等被俘。
张天禄在婺源设宴劝降，黄道周将酒席踢飞，痛骂张天禄不已。
和金声一样，黄道周被押往南京处决。
临行，他诗四章，以诗明志，诗云：“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为谁分板荡，不忍共浮沉。”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初二日，押抵南京。
洪承畴又派人来向黄道周劝降，说：“先生毋自苦，我可以保先生不死。”
黄道周冷笑道：“承畴久死矣，松山之败，先帝痛其死，亲自哭祭，焉得尚存？此无籍小人冒名耳！”
洪承畴劝降不成，吩咐将黄道周处斩。
三月初五日，黄道周被押经明紫禁城西华门（紫禁城西偏北门，位置在今后宰门街南、解放路东），止步不走，昂然对刽子手说：“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
这样，黄道周和门人赖继谨等悉数被斩于紫禁城西华门。
隆武闻讯，大恸，追赠文明伯，谥忠烈。
对于金声，隆武则赠礼部尚书（见《南疆逸史》），谥文毅。

40 何腾蛟的私心杂念（一）
黄道周在婺源被俘的时候，隆武帝已经离开了福州，并于该年（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建宁。
隆武帝认为，如果呆坐福建，只能活在郑芝龙兄弟的股掌之中，虽生犹死。
于是，他于十一月宣布亲征，以弟弟唐王朱聿锷、邓王器土鼎监国，协同大学士曾樱留守福京。
十二月初六日，他本人戎服登舟，率领随营官员从福州出发，溯闽江而上，进发建宁（今福建建瓯）。
尽管江西督师万元吉率领江西义师与清军争夺建昌、吉安等府县尚未有结果，隆武帝认为，万元吉已有广西、广东、贵州、云南各路兵马相助，赢的可能性较大，而一旦江西用兵得手，局势稳定，自己就可以通过这次亲征之举把行在移到江西赣州了。
退一步说，就算江西失利，也可以移驻湖南。
总之，无论是在江西还是湖南，自己都可以就近节制赣南、湖广的军队，徐图中兴之计。
最不济，自己还可以南下广东。
只要脱离郑芝龙的掌控，什么都好。
隆武帝还一厢情愿地认为，湖南有何腾蛟部，浙东有鲁监国的兵力，福建有郑芝龙——纵使郑芝龙不肯出击清军，但福建是郑氏家族的禁脔之地，肯定不会让清军染指，自己移驻赣州或湖南，就可以将各地势力连成一片，形成一条以浙东为首，江西为腹，湖南、广西、云贵为尾的常山之蛇。
然而，隆武帝此行，实在凶险无比。
试想想，现在江西正是明清双方争夺的焦点，战事已进入白热化状态，隆武帝在这当口进入江西，乃是身犯险境，且无军队扈从，一旦行踪被清军发现，难有脱身机会。
为此，隆武帝在出发前，专门誓师西郊，筑坛拜将，起用曾一度贬斥的郑鸿逵为御营左先锋，出浙江，郑彩为御营右先锋，出江西，企图由他们吸引清军的视线，好让自己从容入赣。
另外，他给自己上了一份特别的保险。
这个保险的名字叫作：何腾蛟。
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人，是闻名于世的忠义之臣。
弘光元年三月底，大顺军进逼武昌，左良玉为避大顺军之锋，便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向东，胁迫湖广巡抚何腾蛟同行，何腾蛟誓死不从，数度自刎，刀被夺去后，又愤然沉江。
在大是大非当前，不畏强权，以身殉国，问世上能有几人哉？
单从这一点来说，何腾蛟绝对是大明朝的忠贞之臣！
少年时代的何腾蛟就每每以忠义自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乃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时任河南知县的何腾蛟虽然是一个文官，却大募民团，训练乡健二十四营，亲自提刀上马剿贼，多有斩获，曾在安皋剿匪斩首四百多。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8年），何腾蛟治兵淮安、徐州，平定农民军数万，威名远扬。兵部尚书史可法“奇其才”，十分器重他。
崇祯末年，张献忠攻占武昌，原湖广巡抚以失机论罪。何腾蛟被崇祯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
彼时的湖北全境已经接近糜烂，只有宁南侯左良玉据守在武昌。左良玉性情暴躁，居功自傲，飞扬跋扈，极难相处，廷臣都视入楚地当官为畏途，没有一个人愿到楚地做官。何腾蛟却无所畏惧，慨然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国家以钱粮设官养士，就是要用于国家有难之时，以建立永垂不朽的大功，如果一味贪生怕死，岂不丢失了做臣子的基本职责？！”
到了武昌，何腾蛟以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感化左良玉，终使得左良玉与之交欢。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北都失陷，崇祯自缢。何腾蛟涕泪长流，立志要像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那样扶危厦于既倒，光复本朝。
五月，弘光在南京登位，诏书传至武昌，左良玉恨高杰、黄得功四镇得成定策勋臣，拒绝奉诏开读。
何腾蛟拔剑而起，恨恨地对左右说：“国家的成败困危，全在这一举，如果左良玉不肯奉诏，何腾蛟就把自己这副身躯交给三尺剑了！”径往左良玉驻地与之抗争。
何腾蛟所作所为，利利落落，莫不以忠义为要，由此赢得了“一腔忠义，千里干城”的盛赞。
不久，弘光帝加封其为兵部侍郎，兼抚湖南。随后，命他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军务。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南京惊现“伪太子案”，街头巷尾的百姓都谣传弘光帝以真为假、意欲断绝先帝崇祯之后。何腾蛟虽然跟随左良玉、黄澍等二十七人联名抗疏力争。但听说左良玉准备行黄澍之计，以“清君侧”为口号拥兵入朝，不由大惊失色，连称“没有圣旨就起兵侵犯京都，绝对是欺君大罪”，力阻左良玉东下。
三月底，大顺军进逼武昌，心胆俱寒的左良玉无暇思考，仓促拔营东下，考虑到何腾蛟有一定影响力，便裹挟他同行，以造成东下既定之势，威加在何腾蛟前后左右的刀有十来把。何腾蛟昂然挺身，毫无惧色。在自刎不成的情况下，他趁看守人员不注意投江自尽。
在咆哮寒冷的江水漂浮了一段时间后，气将垂尽的何腾蛟幸运地得到了渔人捞救。
武昌既已落入大顺军之手，大难不死的何腾蛟只好从宁州间道入湖南。
四月，何腾蛟进入长沙。
长沙仅有二千巡道标兵，且城内满目荒墟，在调兵不应，募兵不及的背景下，守无可守。
可是，何腾蛟一不怕苦，二不怕难，召集属吏，痛哭盟誓，安抚难民，收编流卒，终于凑拼成一军，镇守住了长沙。
不久，李自成身死通山，大顺军余部进入湖南。
以何腾蛟现有的这点可怜的兵力根本不足以与大顺军余部相抗衡，听传言大顺军要“会猎湖南”，长沙满城惊恐。
有人劝何腾蛟弃城退避，何腾蛟大义凛然，答道：“这是什么话？！我何腾蛟身为王臣，应当唯王命是从，现在国家进入多事之秋，正是我等鞠躬尽瘁之日，况且我与你等都是封疆大臣，誓同城池一起存亡，没有可以退避的地方。”
不日，何腾蛟毅然整军于浏阳城东之官渡对大顺军进行阻击。
该战，大顺军水陆并进，首尾相击，何腾蛟部死伤无数，只好退入长沙，婴城死守。
实际上，这时的大顺军并没有心思与何腾蛟为敌。
要知道，李自成既死，大顺军群龙无首，军心已散。
而且，大顺政权曾经统治下的黄河流域及部分江淮地区已经落入清军或复明官员之手，数十万大顺军已成丧家之犬，日子朝不保夕，大顺政权已名存实亡。
不过，大顺军中很多人都是久经战阵，肩并肩地蹚着刀山血海走过来的，也不可能说散就散。那么，该何去何从，成了摆在大顺军所有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崇祯年间，连年天灾，农民兄弟缺田少地，被官府、地主老财迫害严重，大顺军打着杀贪官、除污吏的口号跟朝廷对着干，很是赢得了一些民心。现在，大顺军也罢、大明军也罢，普通老百姓也罢，统统遭到了大清军的围追杀戮，时代不同了，对手不同了，应对的策略也应该不同了。
想想看，大顺军兵员数目庞大，没有属于自己的根据地，没有固定粮饷来源，就像无根的浮萍，单纯依靠打家劫舍来提供军队给养已不可能，更遑论与气吞四海的大清军争锋！
想要生存下去，想要好大河山不沦入异族之手，大顺军中的许多人都想到了同一点：投奔明朝，联明抗清。
而隆武登位后，就一改弘光朝的“平寇”战略，而将“御虏”放在了首位，所以，当大顺军各首领派人向何腾蛟传达出要联合抗清的要求，何腾蛟很快就和大顺军达成了“合营”协议。
此即是何腾蛟在给隆武帝所上《逆闯伏诛疏》中自己“骤增师十余万”的来由。
隆武帝束缚在郑芝龙集团之下，最大的苦恼就是手中无兵，何腾蛟的兵力既然这么雄厚，不依靠白不依靠。
所以，隆武帝这才有离开福建的想法，并有了与郑氏兄弟撕破脸皮的底气。
这次移跸江西，隆武帝预料到郑氏兄弟不会派兵护送，所以，早在隆武元年（公元1646年）正月，隆武帝就手敕何腾蛟要他先遣一万精甲到湖东（指江西省湖东道管辖地区）迎驾。
这时候，大顺军的军权主要掌握在郝摇旗、刘体纯、刘体统、王进才这几个人手上。
大顺军在丧失了最高领导人后，指挥系统已经瘫痪，各部为政，部署已乱。
虽说郝摇旗几个原先在大顺军中不过偏裨之将，但经过与清军的数番较量，原先高级将领如泽侯田见秀、义侯张鼐、绵侯袁宗第、磁侯刘芳亮、太平伯吴汝义等人兵员损失严重，而郝摇旗、王进才却还各拥有数万之众，实力雄厚。
换一句话说，郝摇旗俨然已成这支大顺军的首脑人物。
隆武帝于是专门赐郝永忠“永忠”之名，以嘉其忠义。
四月间，隆武帝再派太监杨守明、兵部职方司官员路太平来到长沙，督促何腾蛟出兵江西，明确告诉何腾蛟，此举既是着力于加强赣南防务，也是迎驾之用。
何腾蛟于是派遣郝永忠带领部下兵马一万余名经郴州入龙泉（今江西遂川县），张先璧率部由湖南攸县出江西永新，号称左右两路“迎驾军”。
正是有了这两支“迎驾军”做保障，隆武帝明知郑鸿逵不肯出浙、郑彩也不肯出赣，仍然对这次亲征的安全性信心满满。
然而，和很多人一样，隆武帝远没想到，何腾蛟虽然把诸葛亮的话当作口头禅，但他本人并不是诸葛亮式的“纯臣”，在以忠义自许的表象下，其实掩盖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私心杂念。

41 何腾蛟的私心杂念（二）
何腾蛟的私心杂念集中表现在对待大顺军的态度上。
尽管大顺军各主将已经一再重申合作的诚意，希望大家能抛弃过去的成见，着眼于未来，但何腾蛟和他一手提拔的北抚章旷、偏抚傅上瑞等人仍对大顺军怀有高度的戒备和无尽的猜忌。
这时候，清军已占领了湖北绝大部分地方，但湖南全境还牢牢掌握在明朝手中，而清英亲王阿济格获悉李自成已死，自以为天下已经太平，早在暑夏将到之际就引军回京避暑了。这样，留下镇守武昌的只是阿济格所新任的总督八省军门梅勒章京佟养和（即佟代、佟岱、屯代），兵众很少，其组成成员多为是新降的原明朝官军和大顺军叛徒。
何腾蛟与大顺军合营后兵力已高达数十万，如果何腾蛟能在这时向清军发起进攻，收复湖北，进而沿江收取南京，明清对峙局面将焕然一新。
时任衡永郴桂团练监军的吴晋锡就曾向何腾蛟建议说：“大顺军将士能征惯战，动则奋起，静则堕落，请适当安排他们与清军交战，分路进击，可以成就大功。”
然而，何腾蛟和他的属下官员却担心自己和清军开战后大顺军会在混战中获利，拒绝发兵。他的心思只放在怎么消化、分化，甚至遣散大顺军等歪门邪道上。
长沙道傅上瑞给何腾蛟支损招：以粮饷不足为借口，刁难合营后的大顺军。
何腾蛟欣然采纳，口口声声称军中粮饷缺乏，劝大顺军解散归农。
可是，何腾蛟的遣散工作成效并不大。
原因很简单，如果大顺军可以遣散，他们早就自动解散了，根本用不着别人来劝。
为此，何腾蛟很是伤了一阵脑筋。
接着，他又想了一个更加损的损招——离间计。
前面提到过，大顺军中的郝永忠、王进才等人原来不过偏隅之将，但他们在大顺军兵败混乱之中有意无意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而那些大顺军中封侯封伯的老将如田见秀、袁宗第等与清军拼杀太狠，手下军队减员严重。这么一来，郝永忠、王进才等人和田见秀、袁宗第等人之间不免产生隔阂。
何腾蛟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对郝永忠、王进才等人宠爱有加，收为亲信，委任郝永忠为督标副总兵，不久又升总兵，加封南安伯。对于田见秀、袁宗第、张鼐、刘体纯、吴汝义等大顺政权所封侯伯则大力打压、冷落加白眼，既不安置驻地，也不供应粮饷。
这么一来，田见秀等人既无粮草，就不得不就地打粮。
何腾蛟等的就是这个，立即加之以掠夺的罪名，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排挤。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田见秀、张鼐等人气愤之下，蓦然移师北上，投清而去。
实际上，对于已经收编了的郝永忠、王进才等部，何腾蛟也不十分信任，他任命了一大批自己的亲信作为监军，安置到郝永忠、王进才等部中去，以加强对郝永忠、王进才等部的控制，并且纠集黄朝宣、张先壁、刘承胤等地方武装，命他们与左良玉余部马进忠、王允成、卢鼎及中军董英、马士秀、曹志建等，驻扎在郝永忠、王进才等部的周围，组成所谓“十三大镇”，对郝永忠等人进行监视和牵制。
与何腾蛟这种鸡肠小肚、小家子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湖广等地总督佟养和的眼光和胸怀。
佟养和手下的兵力比何腾蛟原来的兵力并未强到哪里去，但他能面对现实，一到任上，便四下派出使者对尚未归附的明朝文官武将和大顺军余部广行招抚，委以重任，力求稳定和扩大自己的地盘。
田见秀、张鼐等人离开了湖南，听说佟养和这么会来事，就主动派出使者至武昌和佟养和联络。
结果，佟养和赚大发了——佟养和不仅将得到田见秀、张鼐等人的队伍，还将得到李过、高一功等人所率领的大顺军别部。
清军大举征讨李自成的当日，多铎和阿济格两部兵马合攻西安，与多铎部交战的李自成取道商洛撤入了湖北，而与阿济格别部交战的李过、高一功则在西安陷落后从榆林撤军往四川而去。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李过、高一功等部大顺军由陕西汉中南下，会合了宁夏、甘肃、青海的驻防军，于四月间经四川省太平（今万源）、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进入湖北西部山区（即西陵峡一带），占领了荆门州、当阳二城。
随后，李过、李友、贺篮、高一功、刘汝魁、马重禧、张能、田虎、杨彦昌九营会攻荆州，虽未得手，但李过等人的大顺军兵马横亘三百余里，声势张天、震慑四方。
田见秀、袁宗第等部大顺军就是听说了李过、高一功等部的盛况才移军北上的。
两支大顺军会师后，李过、高一功等人获悉了李自成殉难的详细情形，按照李过和高一功的意思，当下之要，就是立李自成的三弟李孜为主，由李过掌管从崇祯帝处夺来的玉玺，囤粮练兵，希图大举。
但是现在的大顺军已经形如一盘散沙，物力资源匮乏，雄风难再。田见秀、袁宗第等人既有投清的倾向，李过等人也不得不考虑与清方的合作。
见到田见秀、张鼐派来的使者，佟养和惊喜若狂。为了表达诚意，佟养和先是应允将田、刘、吴等就安插江南；袁、刘、张、党、蔺、王、牛、马安置荆州，给这些大顺军人众提供驻军场地，然后又接二连三地给李过、高一功写信、派使者，开出的条件一次比一次丰厚、态度一次比一次恳切，感情一次比一次强烈。
经过佟养和六次移文招抚，不但大顺军大部分人已有归附之意，且在李自成妻高氏的再三劝谕归服下，剩下那小部分人也开始转变了观念，同意降服。
不过，李过等人终于没有做出降清之举。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他们迈不过“剃头”这一道坎。
偏偏，固执的多尔衮在“剃头”的原则上不肯让步，谈判就一直没谈拢。
因为这个，佟养和没少在背地里骂多尔衮的娘。
不过，佟养和也不必有太多伤感，这年十一月，他奉调离任了。
他这一离任，李过等人很快地做出了投奔明廷的抉择。

42 高瞻远瞩的堵胤锡
让李过、高一功等人最终投入南明怀抱的原因，并非佟养和的离去，而是堵胤锡的到来。
堵胤锡，字锡君，改字仲缄，一字牧子，号牧游，江苏宜兴人。
堵胤锡自幼贫寒，六岁丧母，十一岁丧父。
所幸父母在世时为他定了一门娃娃亲，岳父陈大懋是个忠厚之士。陈家虽然也穷，但并没有嫌弃这个可怜的小女婿，收留了他，并聘请塾师教他诗文。
成年后的堵胤锡是个很有性格的人。
为了谋生，他先后做过塾师、相卜，混在社会底层，流离奔波，备尝艰苦。
在这样的艰辛中，堵胤锡爱上了喝酒，嗜酒如命，醉后便狂放不羁，喜谈兵剑，大言盖世，有立不世功名之想。
他曾经将累年辛苦得来的仅有积蓄换成银锭，让人铸成一个头颅状的大杯，可容酒一升，在上面刻上“雪山煮酒夜谈兵”七字，随身携带，片刻不离，以为饮具。
他自己还篆刻有一个玉印，印文为“三不要痴男子”，自称“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到处招摇，被时人视为狂士。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明廷为了抵御后金，广招士卒，远输关外。堵胤锡这时游荡到无锡，思奋建功，挥毫作下万言书，上呈无锡知府，大言不惭地称：“只要让我带领十万兵马上战场，就能使善于骑射的人充分发挥其骑射的本领，善于使用长槊刺击的人充分发挥其刺击的本领，善于运用兵法的人充分发挥其运筹帷幄的本领，战场上所有的变化都由我操纵，战斗的胜负全在我的掌握之间，我不仅能人之所能，而且能人之所不能。”
万言书中还明确指出：熊廷弼如果得不到我的帮助，一定会败得很难看。
知府读了，啼笑皆非，连骂荒唐，不许入募。但又觉得堵胤锡行事、言论虽然怪诞，却也不失为一奇才，于是派人找到他，嘱咐他多读书，激励说：“你本来就不是寻常之辈，只是如今还不到派用你的时候，你的功名未显，谁都不屑和一介狂生合作的。”
堵胤锡听从了知府的劝告，以无锡籍补府学弟子员，潜心读书。十一年后，中乡试，又三年，中会试，成了进士。
及第后的堵胤锡痛念自己幼小就离家漂泊，父母有生之年，自己不能供养；父母死亡之时，自己没能下葬，且多年没有祭吊，于是乞假归里，守墓三年。
此举，得到了时人的称赞。
老夫子黄道周还专门为他作《礼问》一篇，给他的孝道点赞。
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8年）到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间，堵胤锡先后任南京户部主事、南京户部山东司郎中、湖广长沙知府等职，在征剿农民起义军中屡建奇功，成功斩杀了萧相宇、李鬍子、草上飞等数十名民军首领，因而得崇祯帝的赏识。
甲申（公元1644年），崇祯自缢殉国。远在长沙的堵胤锡号泣绝食者数日，痛赋《坠龙骚》五章。
弘光登位，升堵胤锡为湖广布政司参政，兼按察司佥事，分守武昌、黄州、汉阳。不久，又改按察司副使，提督湖广通省学政。
次年，左良玉移师东下，督师何腾蛟入长沙，与堵胤锡分摄湖北巡抚事，驻常德。
不过，此时南京已陷，大明国势之亡就在呼吸之间，堵胤锡与文臣章旷、武臣杨培东等倡议勤王，誓死以济国难。
堵胤锡给儿子寄书道：“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国破家亡，我还能再说什么？只有鞠躬尽瘁，危疆待命，事急则赴汤蹈火，事缓也不过命悬一线，只要无愧于祖宗父母，这就足够了！”
在信中提及身死事，堵胤锡嘱咐说：“我儿如果身披蓑衣终生事农，使我堵氏春秋两季不乏祀火，子孙相传，并永不出仕二姓，就可以使我不失忠义，你不失孝道了。”忠义之志，跃然纸上。
堵胤锡还特别将孙子的名字改作“世明”、侄孙则改为“正明”，以示堵氏家族势必尽力效忠明室。
闰六月，隆武政权成立。八月，在何腾蛟的举荐下，堵胤锡得升为右副都御史，实授湖广巡抚。
按体制而言，堵胤锡应受何腾蛟节制，但堵胤锡的政治眼光不仅远胜何腾蛟，而且远胜对手佟养和。
何腾蛟与部分大顺军的“合营”及佟养和招抚李过等人所部大顺军的行动，都是为形势所迫，尤其是何腾蛟，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即使“合营”成功，还想方设法地对大顺军进行打压和排挤。
堵胤锡胸有兵甲、高瞻远瞩，他从大局着想，认识到只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能才打败满清侵略者，大明才有中兴之望。
他听说大顺军各部屯集荆州、澧州一带，喜不自胜，对部下道：“朝廷离覆亡没有多少日子了，我愿单枪匹马前往荆州为国家招抚这支生力军，如果大事能成，则是仗赖大明列宗在上天保佑，如果不成，即是我堵胤锡以身殉国之日。”
当然，招抚大顺军这么大的一件事，他也不好绕过何腾蛟，所以，他先派人向何腾蛟报告，而不等何腾蛟回答，已派人到李过军营通报，说：其他人办事我不放心，我本人将亲自前往拜见李将军。
到了约定相见之日，堵胤锡果然只带领帐下执事数人由武陵过澧水，亲自到达李过营中，恭恭敬敬地拜见李过、高一功及李自成妻高夫人。
诚意，太有诚意了。
堵胤锡随后陈说天运、人心、兴废递变，更对李过等人谕以忠义，酾酒为誓，声泪痛激。
大顺军上下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样，没费太多工夫，双方就达成了“合师剿寇”协议。
回到常德，堵胤锡即遣武陵举人傅作霖赍前往福州为李过等请封伯爵，以示宠信。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堵胤锡这样的战略眼光的。
要不要封赏李过等人，在福州行在就出现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内阁大学士蒋德璟、路振飞、林增志等人一如何腾蛟般鼠目寸光，都反对说：“李贼破北京，罪在不赦，其党安得封拜？”
所幸翰林兼给事中张家玉、顾之俊等人有见识，他们联名上疏，力主加封，说：“吾皇上中兴就在这一举。据抚臣堵胤锡称李过、高一功等人原为李自成分守西北土地，倾慕我主上英明，悔罪投诚，转战千里，杀虏逾万，他们的作战能力已经显而易见了。抚臣堵胤锡单骑入营，其营中貔虎之士不下数万，足以气吞吴楚秦晋等地，这样一支百战雄师，正是上天派来资助陛下的。抚臣堵胤锡提出破格加恩李过、高一功侯伯等爵，朝中议论纷纷。臣却据此分外钦服抚臣堵胤锡之雄才大略。”
又说：“皇上自己估计一下，单以楚地现有兵力能不能歼灭北虏呢？并且，在歼灭北虏的基础上，又能不能歼灭李自成的残部呢？就算能做得到，也必须消耗数万粮饷，消耗数万兵力。这么一来，血战虽然达到目的，但楚地的兵力也已消耗殆尽，皇上想用一兵而不可得了。这么做，又怎么比得上不费一饷、不杀一人、一纸诏书而坐收数万精兵来得合算呢？！”
奏疏的结尾，着重强调：“恳请皇上感念事功难成，机会不再，大破平庸世俗之见，速下诏招抚。由堵胤锡入监其军，一鼓作气，会师金陵。”
御史钱邦芑也上言：“出空爵一日收三十万兵，免湖南百万生灵涂炭，抚臣此请良善。”
隆武帝是个进取之主，锐意中兴，与张家玉、钱邦芑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辞，迅速派马吉翔为使者前往湖广颁诏，赐李过名赤心，授御营前部左军，高一功名必正，为右军，并挂龙虎将军印，封列侯，号其营为“忠贞营”；封高氏为一品贞义夫人（一作英淑夫人），赐珠冠彩币，命有司在常德建坊，隆武帝亲为牌坊书写匾联，上联：朝廷风标万方；下联：尔门芳留百世；横批：淑赞中兴。
隆武帝的态度让李过等人从此死心塌地地走上了效忠明室之路。
尤其难得的是，堵胤锡虽然也得隆武帝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制忠贞营，但他并不仗势凌人，对待李过等人始终敬重有加。诸如忠贞营诸部仍称高氏为太后，及具疏，称李自成为先帝，堵胤锡也听之任之，不予追究。
这样，何腾蛟乃与堵胤锡分守两湖：何腾蛟驻湖南，守湘阴；堵胤锡驻湖北，守常德、澧州，明朝的势力复张。

43 虎头尾蛇的会战
从堵胤锡妥善招抚和安置李过等三十万人的情况看，之前何腾蛟为排斥田见秀等人而称粮饷不足之辞不攻自破。
要知道，湖南全境尚在明军控制之下，而清廷用兵重点在东南沿海省份，一时顾不上湖广。何腾蛟作为隆武朝廷任命的湖广等地总督，已经掌握了湖广文武官员的任命权和湖南各州县的钱粮，如《永明县志》所记，“乙酉年，明督师何讳腾蛟退守长沙，湖南各府属钱粮俱解督府”。其却以粮饷不足为借口将不遗余力地排斥大顺军，私心自用，可见一斑。
更为可笑的是，何腾蛟自己兵力不足，与大顺军的合营本来就是形势所迫，但在联营之后他给隆武朝廷呈上的《逆闯伏诛疏》却大肆吹嘘自己神机妙算，说自己事先布置道臣傅上瑞、章旷“联络乡勇以待”，致使李自成“误死于乡兵”，“为千古大快”；他还完全隐瞒自己被大顺军打败的事实，把大顺军主动提出的“连营”之举说成是：“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
还有，何腾蛟对大顺军的高级将领拼命贬抑，义侯张鼐仅授参将、郝永忠授副总兵，其他如袁宗第、田见秀、刘芳亮、刘体纯（疏中作刘体仁）等一概斥之为“伪侯伪伯”，根本不向隆武朝廷请加封赏。
为了扩大自己的军力，以形成对郝永忠等大顺军的扼制，何腾蛟听信了心腹章旷以“南人”压“响马”的主张，不惜代价恩养起湖南境内的那些害民有余、抗清无心的诸如黄朝宣、曹志建、张先璧、刘承胤之类的军阀，并为他们请官请爵，奉若骄子。
可是，黄朝宣、曹志建、张先璧、刘承胤这些人得了便宜又卖乖，乘机四出劫掠，渔猎财货，扩充自己的实力，一个个牛气哄哄，割据自雄，何腾蛟根本指挥不动。
针对这种乱象，章旷又建议道：“先前说‘北兵’不如‘南兵’好用，现在我觉得外镇兵不如亲兵好用。与其用大把大把的金钱赡养那些看见敌人就远远逃命的流寇，还不如赡养可以站得住脚跟的‘南兵’；与其用有限的金钱赡养一意孤行的外镇兵，不如赡养自己可以任意控制的亲兵。有了亲兵，则可以自强自立，可以自强自立就可以弹压流寇、驾驭外镇兵。这是壮大自己威势的制胜之道。”
何腾蛟于是派人分别从广西，贵州等地招募兵将，很快就拼凑成了一支三万多人的“督标”、“抚标”亲军，以充当自己的“嫡系”部队。
这样一来，湖南的军队派系丛生、数量庞大，为了养军，何腾蛟不得不苛征暴敛，尽力搜刮，弄得“湖南千里，炊烟几断”，百姓死亡过半。
曾经担任过崇祯朝佥都御史的益阳人郭都贤（弘光初立时曾授户部尚书，郭拒不到职）看不过眼，作了一首《踏雪诗》悲叹：“泪竹成堆乱伏波，剑花不落冷铙歌。帐前部护谁移足，夜半悬弧几听鹅。四望郊寒连岛瘦，一天白起奈萧何。年来心死灰无著，目断如银欲洗戈。”
这诗传到何腾蛟的耳朵里，何腾蛟无容人之量，唆使王允成劫洗郭都贤所隐居的石门，说：“我有病在身，不能过于劳累，一天到晚只能歇着。什么时候才能像郭都贤那样，在石门建设起可以安置几万人的大营，积蓄起可以赡养几万人十年的金银粟米，鞑子兵来了，攻又攻不入，一任举杯痛饮，拥姬妾，坐待太平！”
王允成听后两眼发光，引兵杀到石门，一看，郭都贤所居住的地方也就两间小茅屋，与何腾蛟所说完全不符，失望之余，转往溆浦、沅州一带，郭都贤才免于一死。
何腾蛟的自私自利、拥兵自重之心实在让识者大感遗憾。
堵胤锡跟何腾蛟不一样，手里有了忠贞营这支大军，不愿空耗时间和粮饷，坐失战机，他看到清军安置在湖北的兵力比较空虚，决定发动恢复湖北的战役。
他建议何腾蛟率军从长沙出发，到岳州集结；自己率忠贞营从常德出发，渡澧水，攻荆州。两军完成既定目标后，联合北进，攻取武昌，痛饮黄鹤，占领湖北全境。
堵胤锡说，此举如若成功，即可以湖南湖北为基地，沿长江东下，光复南京，恢复弘光朝的疆域，形成与清朝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当然，堵胤锡也知道，这个战略意图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在于忠贞营能否如期打下荆州城。
事实上，忠贞营在与堵胤锡合营之前，也就是此年七月，李过、高一功等人从四川初入湖北时，就曾会合九营兵力猛攻荆州。
该战，大顺军兵马横亘三百余里，声势张天、震慑四方。
不过，因为田见秀、袁宗第等部移军北上，和李过等人共商降清事宜，使得这场战争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堵胤锡认为，现在再攻荆州，取胜的机会极大。
但清湖南巡按宋一真显然已经觉察到来大顺军与何腾蛟、堵胤锡合营后的危险，早就向清廷提出了增兵的紧急请求。
隆武元年（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年十二月初，忠贞营再次大举进围荆州城。
清守将郑四维魂飞魄散，连连向湖广总督佟养和呼救。
佟养和考虑到荆州坚城，未便就下，自己手下虽无兵可遣，但省会武昌万不能失，于是同湖南巡抚何鸣銮联名向清廷派驻南京的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请援，以防何腾蛟部由岳州北攻武昌。
勒克德浑接到佟养和的求援文书，感到事态严重，即于该年（隆武元年、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十二月十八日率领兵马乘船西上，次年正月初十日到达武昌。
在武昌，勒克德浑认真听取了地方文武官员的汇报情况，遂兵分两路，一路由护军统领博尔惠率领，南下岳州迎击以马进忠、王允成为前锋的何腾蛟、章旷部；自己则统率主力直趋荆州同忠贞营决战。
这是一场对湖广局势有着关键性意义的战役，但何腾蛟与监军道章旷的表现让人大失所望。
何腾蛟于长沙誓师，兵将蔽江而下。正月初二日，何腾蛟、章旷到达湘阴，准备会师于岳州。
张先璧却借口购买的马匹未到，逗留不进。
张先璧这么一搞，其他各路兵马也都驻足观望，不肯再前进一步。
驻守岳州的马进忠原是明末起义军首领，绰号“混十万”，崇祯年间投降明政府，清英亲王阿济格追击李自成时，他曾在湖北阳逻镇伪降于清，而等阿济格军转身东下，他就把阿济格责令他运载的南征大炮火药车子悉数抛弃江中，自己率兵西上岳州，称得上条汉子。可是，这次却表现得相当没种。听说清满洲八旗兵来袭岳州，他和王允才、卢鼎、王进才四镇竟然不顾汛地，乘船南逃。岳州副将马蛟麟甚至吓得跪地向清军投降。
何腾蛟、章旷在途中忽然遇着南窜的四镇兵，一询问，说是勒克德浑大军迫境，两人被吓傻了。
其时，博尔惠带领的只是由南京来援的一小部分满军，马进忠等人却误认是清朝贝勒主力大军。
何腾蛟听了四将的报告，既不调查，也不做相应的迎战方案，迫于满清兵威，马上想到撤军。
章旷还略有些胆气，对何腾蛟说：“本来准备长驱直捣敌人的心窝，南京太祖的孝陵已经在望，现在还未出湖南境，就遭遇到这么大的阻挠，还有什么脸面班师长沙？章某誓死不归。”
何腾蛟却无心停留，力劝邀章旷且还，再图后举。
这样，何腾蛟大军不加一刀一枪，不遗一矢，全部退返了长沙。
而忠贞营还在猛攻荆州城。
由于清军拼力死守，连攻六昼夜都没成功。
有人献策说：“荆州城位于蜀汉两江之间，地势低洼，有些水段的水位已经比城高出了数丈，人们筑堤围江，使江水安流赴海，如果打开这两条长堤，则两江之水建瓴而下，荆襄一带，势必望风归附，恢复之机全在此一举。”
堵胤锡反复思忖，终未采纳。他对献策者道：“我本来是在为朝廷恢复疆土，首要之义就是以民人为本，如果决堤放水，则百姓都丧生在洪水之中，那么，就算收复了一座空城又有什么意义？”
应该说，堵胤锡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但他并不知道，他所深信的何腾蛟已经放了他的鸽子了。
攻防攻又持续了数日。
就在荆州城险得手之际，原本去攻打岳州的博尔惠军和勒克德浑军同时抵达荆州城下，两军从左右两翼分抄李、高老营于草坪（今湖北松滋县境），忠贞营损失严重，丢失了船只一千余艘。
一击得手，勒克德浑得势不饶人，又分兵两路追击忠贞营于安远、南漳、襄阳等境。
李赤心等一败涂地，兵员、辎重损失严重，被迫退入三峡天险地区。
时人吴晋锡哀叹说：“李赤心率大军从湖北开赴岳州，而何腾蛟手下各镇兵马居然无一配合，才看到清军的影子就望风而逃，大明朝威望的坠损就从这儿开始。”
堵胤锡本人在混乱中摔倒在马上，右臂摔折，几乎丧命，幸为部将周师文救免，向湖南常德一带撤退。
李自成的三弟李孜、原大顺政权磁侯田见秀、义侯张鼐、武阳伯李友、太平伯吴汝义在溃败中带领部众五千余人向清军投降。
这些人，即使做了可耻的叛徒，并未能免去一死。多尔衮接到勒克德浑的捷报后，便下令将他们全部处死了。
堵胤锡过新化驿，慨然赋诗云：
不眠灯火暗孤村，风雨萧萧杂夜魂。
鬼定有知号汉阙，家于何处吊荒原。
三更鸟化千年血，万里人悲一豆恩。
北望诸陵迷野渡，钟山肠断可怜犭员。

44 浙闽之危
这次会攻湖北战役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何腾蛟、章旷没有按原定计划从岳州北上进攻武昌，并且扼守城陵矶一带长江航道，致使清朝勒克德浑部如入无人之境直趋荆州；堵胤锡、李过等人以为岳州一带有何腾蛟指挥的军队，不会有东顾之忧，注意力全集中于荆州，结果遭到清军主力偷袭，一败涂地。
而可怜复可笑的是，何腾蛟败走之时，以为堵胤锡取荆州乃是十拿九稳，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先一步向隆武朝廷上疏表功，称自己已经“收复”了荆州。
被蒙在鼓里的隆武帝因此于隆武元年正月初二日喜形于色地对群臣说：“昨据楚督何腾蛟有荆州恢复之报。”
在隆武帝看来，何腾蛟既然忠心耿耿，又英勇善战，现在又新建大功，该是自己脱离郑芝龙的时候了。
于是，隆武帝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何腾蛟呼救。
可惜，何腾蛟只想利用隆武帝的信任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内心却万不愿意隆武帝来到自己的防区。
原因很简单，他何腾蛟并不是曹操那样可以挟天子令诸侯的枭雄，而隆武帝也不是汉献帝那样可以随意拿捏的主。
早先，何腾蛟曾任南阳知县，而隆武帝的封藩地就在河南南阳，何腾蛟对隆武帝的果敢作风是深有了解的。
所以，隆武帝登上皇帝宝座时，何腾蛟虽然对湖南地方官员吹嘘说：“新皇是我的南阳故人，所谓鱼水之合，真是有缘分啊。”但他是不会迎隆武帝入江西的，那样的话，自己在湖广就再也做不成“土皇帝”了。
既然不肯迎隆武帝入赣，何腾蛟就必须给自己的部下一个合理的解释。
何腾蛟的解释是：“皇上来了，就会将鞑子的攻击火力全都吸引过来，只怕咱们难以抵挡。”
不过，这个解释太过牵强，以致很多人一眼看穿。
王夫之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何腾蛟此人，利用手中有自主封官的权力控制了楚地，楚地的文武将吏全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是不甘心失掉现在的权力。”
迫于隆武帝的坚持，腾蛟不得不派郝永忠、张先璧二将领兵“迎驾”，但却私下叮嘱他们绝对不可以把隆武帝迎入江西。
这样，郝永忠一军磨磨蹭蹭，好不容易到达了郴州，就停留该地，观望不前。张先璧部则在到达与江西接境的攸县后就屯师不进。
隆武帝的移跸之举，既没有郑芝龙的军队护送，又得不到何腾蛟迎驾军的护迎，而江西又在这个时候遭受清军的大举进攻，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且，隆武帝虽然到了建宁（今福建建瓯），但郑芝龙并不想就此失去手中的傀儡，千方百计地阻扰他离闽。
另外，对清朝而言，因为鲁监国、隆武两大政权的存在，也因为东南沿海的浙闽等省是重要的产粮区，多尔衮一直把浙闽两省锁定为重点打击对象，纵使湖广方面已经开打，隆武二年（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的新年刚过，多尔衮还是集结起在北方休整了大半年的满汉八旗，对浙闽两省展开大型军事行动。
多尔衮以自己的侄子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固山额真图赖为副手，沿运河南下，直抵南京。
到了南京，为确保毕其功于一役，博洛调集了江南一批明朝降兵降将如李成栋、曹存性、李应宗、于永绶、张应梦、贺胤昌、范绍祖、王之纲、苏见乐、冯用等共二万多人随军南征。另外，为了牵制江西方面的明军，他还命清江西提督金声桓部、清总兵柯永盛部合兵向赣南推进。
明督师万元吉虽在皂口据险扼守，然而兵无固志，纷纷南逃。
为了声援万元吉，隆武帝准备出汀州（今福建长汀）入江西，与湖广为声援。
郑芝龙看隆武帝去意坚决，急了，暗中指使数万军民拦道呼号，假借百姓拥戴盼名义，请隆武回驾福州。
由于军民的阻拦，隆武的亲征队伍无法前进，同时，隆武也不想和郑芝龙彻底闹掰，不得已，回驻延平（今福建南平市）。
而随着博洛的大举南征，浙闽两地很快变成危地了。
博洛的刀锋首先对准的是鲁监国政权设置在钱塘江岸的防线。
隆武二年（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五月十五日，博洛大军经苏州进抵杭州。
这年春夏两季浙江出现了罕见的旱情，钱塘江水位大降，水深不过马腹。
博洛掌握到这个情况，连连暗呼“老天助我！”
五月二十五日，博洛毫不犹豫，分兵两路，一路由主力马步兵组成，从杭州六和塔、富阳、严州一线涉水过江；另一路由水师组成，从鳖子门沿海而进。
这两路清军从东西两面同时出击，明军猝不及防，很快陷入混乱之中。
清军如潮涌上，乱砍滥杀，明军毫无招架之功，四下逃窜。
没费多少工夫，钱塘江防线宣告瓦解。
钱塘江防线一失，自杭州到绍兴已经无险可守。
鲁监国看势头不好，赶紧在张名振等将领的护卫下离开绍兴，经台州乘船逃往海上。
六月初一日，清军占领绍兴。
鲁监国政权大学士谢三宾率众投降。
谢三宾的投降之举并不奇怪，意外的是，鲁监国所封越国公方国安居然也投降了。
遥想一年前，方国安曾在杭州城下痛骂潞王朱常淓没有骨气，现在，他手下尚马兵五百名、步兵七千名，然而，现在才看到清军的身影，他就体若筛糠，跪地求降。
先后跟随降清的还有新建伯王业泰、内阁大学士方逢年、宋之普、吏部尚书商周祚、兵部尚书邵辅忠、刑部尚书苏壮，依附于方国安的弘光朝兵部尚书阮大铖、太仆寺卿姜一洪等，武将有总兵陈学贯等十八人，副将以下不计其数。
与方国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兴国公王之仁。
王之仁是直隶保定人，直隶保定多有人入宫为太监。王之仁的哥哥王之心就是崇祯朝的大太监。
出身低微的王之仁能成功混迹明朝官场，哥哥王之心的帮助不可或缺。
潞王献杭州降清时，王之仁任定海总兵，跟着降清了。
可以说，他是一个过去变节有污点的人。
可是，现在听说方国安投敌，他大声痛骂道：“坏天下事者，方国安也。敌兵数万屯北岸，倏然而渡。我孤军何以迎敌，唯一死而已。”准备率领自己残余部队与清军拼个你死我活。后经部将劝说，乘船数百艘，携带大批辎重由蛟门航海到舟山，准备同隆武帝所封的肃虏伯黄斌卿会师共举。
黄斌卿却是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他接收了王之仁携来的辎重，却出其不意地向王之仁的舟师发起铺天盖地的炮轰。
王之仁气得钢牙咬碎，却又无可奈何，为了留下抗清力量，他下令部下放弃抵抗，全部归附黄斌卿，却将自己家属乘坐的海船凿沉，让家里的九十三人为国殉难，仅留下一条大船。
王之仁目送全家老小已经赴死，这才擦干眼泪，乘坐在仅留下的大船上，吩咐竖立旗帜，鼓吹张盖，驶往已被清军占领的吴淞江口。
吴淞总兵李成栋以为他是要来投降，便将他转送南京。
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见了王之仁，正为多一个同类而高兴，但王之仁却板起面孔教训起他来，说他不应该贪生怕死、投降清狗，骂他：“认贼作父，先帝赠你高官厚禄，给你建立庙祠、以国礼祭拜你，抚恤你的妻儿老小；你忘恩负义，引狼入室，毁我大明诸帝陵寝，焚我大明宗庙，滔天之罪，远过于历史上的叛将李陵、卫律。”
数落了洪承畴一番，王之仁这才亮出自己此来的目的，他说：“我乃是大明王朝的方面军元帅，国家已亡，理应身死，只是担心丧身大海，后世史家难以取证，所以特来南京，堂堂皇皇殉国。”
洪承畴恼羞成怒，下令将他杀害。
清军进占浙东府县，大学士张国维、督师兵部尚书余煌、礼部尚书陈函辉、大理寺少卿陈潜夫等先后自杀。
张国维和王之仁一样，也是有过变节污点的人。但他的变节不是投降清廷，而是在北京失陷时投降过大顺军。
这次，他和王之仁一样，不再考虑投降，而是慷慨赴死。
张国维殉国之前，一身明臣朝服，向南而拜，口中长呼：“臣力竭矣！”从容作绝命词三首。
其一云：
艰难百战戴吾君，拒敌辞唐气励云；
时去仍为朱氏鬼，精灵当傍孝陵坟。
其二云：
一瞑纤尘不挂胸，惟哀耋母暮途穷！
仁人锡类能无意，存殁衔恩结草同。
其三云：
夙训诗书暂鼓钲，而今绝口莫谈兵！
苍苍若肯施存恤，秉耒全身答所生。
王之仁和张国维没能在自己殉国之前给敌人以更大的杀伤，未免死得可惜。
和他们相比，另一个也有污点的人，就死得比较有价值了。

45 诡异的人性
这个人就是督师大学士朱大典。
朱大典，字延之，号未孩，金华长山村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初授章邱知县，崇祯五年（公元1633年）升右佥都御史、山东巡抚，奉命镇压登州参将孔有德叛乱，彼时，吴三桂、刘良佐等人均在朱大典麾下为偏将。朱大典不负崇祯众望，连战连捷，几歼孔有德全师。由此可见，朱大典的确是一个可用之才。但他是个财迷，见钱就贪，是一个大贪官。崇祯八年二月，流寇攻占凤阳，毁皇陵，朱大典督师凤阳，刮取财贿，因此遭到给事中方士亮、御史郑昆贞等人弹劾，诏命革职候审。
弘光帝在南京登基，起用朱大典为兵部左侍郎，逾月进尚书，总督上江军务。
改年，清军大举南下，南京失陷。朱大典见事不可为，遂率军还金华，据府城固守。
方国安、阮大铖人率众南奔，途经金华，强行向朱大典索饷四万两，未遂，便大举围攻金华。
所幸鲁王监国，传旨和解，恶战才结束。
鲁监国封朱大典为文华殿大学士，建行台督师，辖金华、兰溪、汤溪、浦江四县。从此朱大典部成为一支独立的抵抗力量，受命坚守浙西。
鲁监国的老窝绍兴已经被端，清军统帅博洛命跟随方国安一同投降的大才子阮大铖给朱大典写信，他认为，像朱大典这个以贪污闻名于世的小人物，只要一纸招降书便可以摆平了。
但朱大典的表现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朱大典将来信撕碎，杀掉了信使。
博洛勃然大怒，亲自统率满汉大军从绍兴赶往金华，把金华城围起，不由分说，迎头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式的猛攻。
哪料朱大典的确是个人才，军事指挥能力超强，指挥自己招募来的义军从容应战。
这一场攻防攻足足相持了二十多天，清军死伤无数，望城却步。
最后，是阮大铖侦知西门新筑土未坚，建议以炮专攻其处，博洛依计而行，果然，一击而城崩。
金华城破，考验人性的时刻终于来临。
朱大典不慌不忙，让家中的妇女先投井自殉，自己则携火绳与子孙、宾客聚于火药库中引爆殉国。
博洛拿朱大典不着，为了泄愤，借口“民不顺命，因屠之”，疯狂屠城。
时人张岱眼中最恨两个人，其一是朱大典，另一是马士英。
张岱在淮扬的时候，亲眼看见朱大典贪横，“真如乳虎苍鹰”；然而张岱也亲眼见证了朱大典“婴城守婺，破家从忠，继之以死”的过程。
世情之起落、人性之诡异，实在让他唏嘘不已。
而最让张岱惊诧的还不是朱大典的表现，而是马士英的悲壮之死。
当日，马士英和方国安一起前来投奔鲁监国，原九江金事王思任致书历数其罪，说他“骄奢淫逸，威福自操，不讲战守大事，只知贪污腐败，以酒色招揽小人，以门墙划分帮派，使得国家人心涣散，士气不扬，左良玉的叛兵未至已经束手无策，北方的强虏方来则提前偷溜，最终，政府流亡，社稷成墟”。
张岱也以鲁藩旧臣的身份上疏，“恳祈立斩弑君卖国第一罪臣”马士英。鲁监国同意了他的申请，把张岱召至御榻前，密令他“先杀后闻”，张岱即带兵数百人前去“除奸”，逼得马士英宵遁江上。
鲁监国政权内既不能容身，马士英又改投隆武政权。
隆武帝倒是想不拘一格用人，无奈马士英名声已臭，许多人都想打倒他以反衬自己的正义和高大，打骂声不绝于耳，王思任更是写“吴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之语以斥马士英。
马士英在唐鲁两政权中均不能用，可谓穷途末路，但他并没有因此转投清方，而是与吴江（今属江苏苏州）人吴易一起招募水师在太湖展开抗清斗争。
马士英多次参加渡钱塘江攻余杭、富阳以及会攻杭州的战斗。
在这清军席卷而南、鲁监国政权全线溃败之际，浙东已经没有了明军的立足之地，清兵围剿太湖，太湖兵败，马士英先是遁入台州四明山削发为僧，被俘后，拒不肯降，从容就义。
马士英死得极惨，被灭绝人性的清军剥皮拆骨，内脏掏空，再塞满稻草，重新用线缝合。
有人把他与周延儒并题，作联一副：“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玉绳之颈，孰怜狐狗之躯。马士英，字瑶草，生怀瑶，死怀草，草装瑶草之皮，群笑犬羊之林石。”
张岱则在鲁监国政权的溃败难以逆转之际，为逃一死，不得不剃头入清，看看别人，想想自己，不由悻悻自嘲说：“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
曾经在弘光朝廷痛骂马士英的黄澍，不但投降了满清，而且利用自己是金声同乡的身份，欺骗了金声，攻破了徽州，此类小人，与马士英从容殉国之举相比，应该羞死、愧死。
马士英所投的太湖义士吴易同样是一名可歌可泣的大英雄。
吴易，字日生，崇祯十六年进士，复社人士，其人能诗善文，喜读兵书。
北京失陷时，他不过一名候补官员。
弘光在南京建政，吴易往扬州投靠史可法，上呈《中兴末议》，得史可法题授职方主事。
次年，吴易赴江南筹集粮草，未还而扬州已失。吴易只好率粮船开赴吴江，但吴江也很快告失。
不得已，吴易只好泊船于太湖，随后与同邑举人孙兆奎、诸生沈自駉举义，义军用白布缠头，为明朝戴孝，人称“白头军”。
“白头军”起兵之初，发展迅速，其屯兵长白荡，出没太湖、三泖间，曾三次占领吴江城，并在“分湖大战”，杀敌三千多，斩清中下级军官二十多名，获战船五百余艘，一时声势大振。隆武政权和鲁王朝廷均派人携带“诏书”而来，对吴易加官晋爵，视为中兴大将。
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和崇祯朝名臣陈子龙也在这个时候加入“白头军”之中。
可惜的是，吴易误中清嘉善知县刘肃之的奸计，以为刘肃之有反清复明之心，孤身到县衙与刘肃之洽商举兵事宜，落入刘肃之之手，被执至草桥门，不屈而死。
就义前，吴易留下《绝命辞》一首：
落魄少年场，说霸论王，金鞭玉辔拂垂杨。剑客屠沽连骑去，唤取红妆。
歌笑酒炉旁，筑击高阳，弯弓醉里射天狼。瞥眼神州何处在？半枕黄粱。
成败论英雄，史笔朦胧，与吴霸越事匆匆。尽墨凌烟能几个，人虎人龙。
双弓酒杯中，身世萍逢，半窗斜月透西风。梦里邯郸还说梦，蓦地晨钟。
夏完淳惊闻吴易死讯，白服以往，在吴江为吴易起衣冠冢，赋《吴江野哭》祭奠英雄，诗云：
江南三月莺花娇，东风系缆垂虹桥。美人意气埋尘雾，门前枯柳风萧萧。
有客扁舟泪成血，三千珠履音尘绝。晓气平连震泽云，春风吹落吴江月。
平陵一曲声杳然，灵旗惨淡归荒烟。茫茫沧海填精卫，寂寂空山哭杜鹃。
梦中细语曾闻得，苍黄不辨公颜色。江上非无吊屈人，座中犹是悲田客。
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畏人知。空闻蔡琰犹堪赎，便作侯芭不敢辞。
相将洒泪衔黄土，筑公虚冢青松路。年年同祭伍胥祠，人人不上要离墓。
夏完淳幼有神童之誉，五岁知五经，七岁能诗文，九岁时写作了《代乳集》，年十六拟庾信作《大哀赋》，文采宏逸，辞情感人。
明末陈继儒曾写有《夏童子赞》，称誉其：“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又说他：“矢口发，下笔灵，小叩应，大叩鸣。”
钱谦益则赞他：“若令酬圣主，便可压群公。”
父亲夏允彝殉国之时，夏完淳静立池边，亲历了父子生离死别的全过程，发誓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抗清到底，为民族雪耻，为父亲报仇。他与老师陈子龙、岳父钱栴一起加入吴易“白头军”中，得鲁监国遥授为中书舍人，父亲夏允彝得谥号文忠。
吴易遇害后不久，夏完淳与岳父钱栴也在华亭家中被捕。
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看见夏完淳不过一稚气未脱的小小少年，不以为意，慢声道：“小孩子无知无识，识得什么称兵犯逆！想来必是被人诱骗，误入军中。如归顺大清，当不失美官。”
夏完淳知道说话的便是大汉奸洪承畴，故意语带讽刺地说：“本朝有一个大英雄大豪杰，名叫洪亨九（洪承畴字亨九），在松山、杏山与北虏交战，洒血战场，为国捐躯，先皇帝（崇祯帝）闻之震悼，亲自作诗褒念，感动海内。我仰慕洪亨九先生的忠烈，虽然年少，杀身殉国之心却不肯少于洪先生半分！”
夏完淳这番话一出口，弄得洪承畴好不狼狈，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站立旁边的卫兵赶紧提醒夏完淳，说：“上座者，即洪经略也！”
夏完淳故作糊涂，斥骂那人说：“洪亨九先生死于大明国事已久，天下谁人不知？天子曾临祠亲祭，泪洒龙颜，群臣呜咽。你等逆贼丑类，也配托忠烈先生大名，污损忠魄！”
夏完淳越骂越带劲，洪承畴无言以应，神色沮丧，如失考妣。
夏完淳的岳父钱栴受刑太重，意志沮丧，夏完淳觉察其神色有异，一旁激励他道：“女婿与大人一同慷慨请死，正可以和陈子龙先生相见于地下，乃是奇伟大丈夫平生之快事，大人不必如此气沮！”
钱栴听了，精神不由为之一振。
洪承畴无奈，只得令士卒把二人押回牢狱。
在狱中，夏完淳谈笑自若，与难友义士吟诗唱和，并写下了《土室余论》、《寄内》、《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等视死如归、慷慨激昂的悲壮文字，展示自己“含笑入地”之志。
顺治四年九月十九日，夏完淳被清军杀害于南京，临刑神色不变，威武不屈，死时年仅十七岁。
在弘光朝，马士英和阮大铖好得如同一对连体婴儿，可是，诚如芜湖抗清志士沈士柱在《祭阮大司马文》中所说，阮大铖“生与马同丑行，死并不得与马共荣名”。
阮大铖早在年轻未举功名时，就曾自题一联于其室，云：“有官万事足，无子一身轻。”被时人称为“小人中之小人”。
北京失陷，众人在南都议立新君，阮大铖极力为马士英出谋划策，说：“国难当头，谁先策立君主谁的功劳就高，现在人望比较高的人是史可法，你手握重兵于外，如果不抓紧机会，就只能成为位居史可法之后，不如密约黄得功、刘良佐，再招揽上高杰、刘泽清等人，这样，有了军队的支持，史可法就无能为力了。日后，我与你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则可以挟天子以令东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能不能抓紧，就看你现在的表现了。”
得到马士英援引，阮大铖位居兵部，却对战防之事置之不理，唯以镇压异己为快，以索贿敛财为乐。时人因此于演武场作西江月一首云：“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偏地职方多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清军攻陷绍兴，阮大铖率先剃发投降，得授其内院职衔。感激之下，其丑态毕现，大张告示，内言“本内院忠义赤诚、敢作敢为，从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又是非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虽然考中明朝科考，却做了三十多年默默无闻的芝麻小官，又受人陷害，诬蔑为魏忠贤阉党中人，惨遭禁锢，抱恨终身。今受大清特别恩赐，超擢为内院职衔”，“我必将抒诚竭忠，肝脑涂地，报答大清朝”。
随后，又自告奋勇请为前驱，表现要破金华擒朱大典以自效。
金华城破，他大开杀戒，以报曾经在金华遭受驱逐之怨。
阮大铖，十足的奸佞小人！

46 隆武帝汀州遇难
清军占领了浙东，鲁监国遁往舟山一带海岛，鲁监国政权濒于瓦解。
清军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福建的隆武政权。
早在这年三月，郑芝龙就和清廷派来的使者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有意归附清廷。
四月，清兵破抚州，永宁王朱慈炎被杀。
御营右先锋郑彩在援抚战斗中溃败，又丢弃广信（今江西上饶），逃入杉关（在今福建光泽西南境内）。
清兵连克江西铅山、新城（今黎川），进逼赣州。
清朝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派人向正式郑芝龙招降，赂以王爵。
郑芝龙很快与清朝方面订下“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的肮脏密约。
由是，清兵渡钱塘，于六月连下绍兴、东阳、金华、衢州（今浙江衢县）、严州（在今浙江建德东）等地，鲁监国亡命于海上。
浙东诸郡尽落清军之手，郑鸿逵徒跣而逃，连逃三日三夜，躲进关内浦城。
博洛又派使者持敕书赍送郑芝龙。
郑芝龙降清之意更坚，密令仙霞关守将弃天险不守，自行撤军。
仙霞关乃是清兵入闽所遇的唯一天险，“两崖斗绝，中通鸟道，仰高俯下，因险设关，裁容一夫”。因为郑芝龙的撤防，清军过仙霞关，不过是一场公费观光旅游罢了。
这还不算，郑芝龙为了推掉抗敌责任，又谎报海盗进犯自己的家乡安平（今福建南安安海镇），上疏道：三关（指由浙、赣入闽的三个必经关隘：仙霞关、杉关、分水关）的军饷都来自臣家，臣家则取之海，海面一旦被海盗控制了则臣便无家，非专救不可。
这明显是抛弃隆武帝不管了。
隆武帝派内使持手敕云：“先生稍迟，朕与先生同行。”
郑芝龙为了尽快脱身，置之不答，率兵飞帆回了安平。
群臣见大势已去，纷纷以迎降书暗通清朝。
七月二十五日，巡闽使搜得众臣迎降书二百余封，隆武并不追查，向自己的偶像光武帝刘秀学习，将迎降书全部烧掉，说：“朕本来并没有登位称帝之心，是众勋辅诸臣热情拥戴这才勉为其难在位。朕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粗食粮，日夜焦心操劳，何尝有过人君之乐？不过，上为祖宗，下为百姓，惶恐不安，急切匆忙，生怕辜负众大臣拥戴的好意。但如今从众位大臣的表现来看，当初拥戴朕的心意已改。昨日关上主事从关内搜得二百余封迎降书，该迎降书全部在这里。朕并不想知道这些信都是谁写的，命锦衣卫检阅查明小部分，捧至午门前当众焚掉。班中诸臣也有写信的，朕俱不追查。曾写过信的，请从今日起改心易虑；没有写过信的，请更加矢志竭力，千万不要改变拥戴的初衷。特谕。”
再说江西那边的局势。
清军前锋已于六月初八日抵赣州城下。
由于赣南地区东连福建，西接湖南，又是广东的屏障，战略地位重要至极，隆武朝廷为挽救危局，将因丁忧离任的江西巡抚李永茂、现任巡抚刘广胤（后来改名刘远生）、武英殿大学士杨廷麟分调入江西，协助江西总督万元吉等加强守御，并命各地出军火速增援。
兵力的调度上，除原有赣州守将吴之蕃、张国祚统领的江西兵外，有御史陈荩从云南征来滇将赵印选、胡一清所部三千云南兵；两广总督丁魁楚派来的童以振、陈课部四千广西兵；大学士苏观生遣发的三千广东兵；湖广总督何腾蛟发来总兵曹志建所领的两千两湖兵，明军在赣州的总兵力即达到四万人以上。
为振作士气，隆武帝特意将赣州更名为忠诚府。
在江西明军强大军威的震慑下，清江西提督金声桓部、总兵柯永盛并不敢对赣州贸然发起进攻。
明江西督师万元吉也持稳重，下令各军扎牢营寨，养精蓄锐，静待时机，予清军以致命一击。
万元吉所等的时机，其实指广东罗明受海军到来之日。
万元吉的意思是：一旦罗明受的海军来到，就可以水陆并举，力创清军。
所以，赣州方面尚处于敌我相持阶段，一时还打不起来。
不过，从双方实力对比上看，明军的赢面比较大。
可是，福州的形势已岌岌可危。
仙霞关既已空无一军，郑芝龙又避敌遁去，隆武帝只得从延平出奔，取道汀州，进入江西。
八月十三日，贝勒博洛率领满、汉大军从衢州出发，恶狠狠地扑向福建。
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百姓相率逃亡，这就给清军搜刮粮食造成了极大困难。
但每当清将蹙眉不展之际，阮大铖总能挺身而出，像变戏法一样罗列出一桌桌鲜肥美肴，邀军中诸将大快朵颐。
清将清兵惊讶不已。
阮大铖不以为然地笑笑，说：“这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一些日用应酬罢了，我这人最大的优点，是用兵打仗。在排兵布阵上，常人根本无法测度。”
众人耳闻其有《燕子笺》、《春灯谜》等剧本，问能自度曲否？阮大铖二话不说，命人打鼓，自己执板，顿足而唱。
不过，清兵清将多为北人，不省吴音，阮大铖便改唱弋阳腔，以北方戏取悦清兵清将。
果然，一曲唱罢，赢来满堂喝彩：“阮君真才子也！”
钱秉镫在《藏山阁集》一书中作《髯绝篇》诗讽刺其人其事，诗云：
次第度闽峤，所过无草茎。
群酋罕肉食，髯至必大烹。
相顾笑且骇，每夜盘飧盈。
作歌劝酋酒，群酋饮必酲。
争言梨园技，南来平髯名。
髯起顿足唱，仿佛昔家伶。
阮大铖不知自己的丑行丑态已成为别人的谈资笑柄，行事乖张突兀，更胜从前。他每晚精神焕发，蹿入诸将营中拽人剧谈，直谈到人家哈欠连连，甚至睡着了，才悻悻告辞。但次日天尚未明，又复蹿入，聒聒饶舌，让人头痛不已。
众清将不堪其扰，委婉相劝道：“阮先生精神硕健，不同凡响。不过，鞍马劳累，是否也稍稍休息一下，不要太过费神。”
阮大铖愈加得意，掀髯长笑：“吾生平不知倦，六十年来如一日。”
等众清将洗漱完毕，阮大铖又已经罗列了肥肉美酒伺候着。
清兵准备翻越东南天险仙霞岭，阮大铖突然面目浮肿，两目深陷，众人看了害怕，悄悄对阮大铖的仆人说：“阮先生恐怕得什么病了，你们想办法劝他暂住衢州，等我们平定闽地，再派人来迎。”
阮大铖惊恐万状，像疯狗一样狂叫道：“我能有什么病？我虽然已经六十岁了，却还能挽强弓、骑烈马。我能有什么病？我视取福建之举容易如反掌。你们赶快回去给各位军爷禀报，说我有病的，一定是我的仇人。我仇人多，必定是东林党奸人背后散布我坏话，不让我随军！你们去跟众位军大爷说，千万不要听信东林奸人的话。”
众人听了仆人的汇报，忍俊不禁，一齐大笑，说：“此老亦太多心！既如此，仍请同进。”
翻山之日，清军官将虽多青壮年，但为了保持良好体力，都骑马上山，按辔徐行。
阮大铖逞能，弃马不骑，一路雀跃腾跳，精神抖擞。
有人劝他上马，他反倒叉腰大笑，指着一个骑马的年轻将官说：“看，我精力十倍于此少年！”
一句话说完，又鼓勇而先，一溜烟消失在前面回环崎岖的山路中了。
众人在马背上越岭，缓缓而行，到了五通岭，才看见阮大铖倚坐在一块大石上，双眼突出，一动不动。
众人呼之不应，有人以马鞭挑其辫，亦不动，等下马细看，竟已死去多时了。
清军过岭后，随即占领浦城，明巡按御史郑为虹不屈被杀。
时有民谣讽刺郑芝龙，云：
峻峭仙霞路，逍遥军马过。
将军爱百姓，拱手奉山河。
嗜书如命的隆武帝于八月二十一日载着十余簏的书籍匆匆起驾，宫眷随行，文武官员仅有辅臣何吾驺、朱继祚等数人而已。
清兵于二十四日下延平。
而二十四日这日，隆武帝才行抵顺昌。
清贝勒博洛自统大兵取福州，另遣总兵李成栋率轻骑追往顺昌。
隆武在顺昌得侦骑飞报延平消息，赶紧仓皇上道。
沿途，许多随行官员悄悄溜掉，只有忠诚伯周之藩、给事中熊纬及三两个文臣率领五百士兵坚持护驾。
八月二十七日，终于到达汀州（今福建长汀），但长汀知县吴德操接待能力有限，且在清军追杀的精神压力下，汀州百姓忙于逃命，顾不上隆武一行。
八月二十八日（1646年10月6日）五更，李成栋的追兵进城，一齐发声群呼：“谁是隆武？”呼声惊天动地、震撼于夜空。
周之藩为了让隆武帝赢得逃脱时间，应声而答：“我即是也。”
清军随即朝周之藩应答之处涌去，周之藩拔刀而起，从府门中冲出，手杀数人，中箭身亡。熊纬带领二十几个士兵保驾，边战边逃，也不敌身亡。
隆武帝、后逃入汀州府堂，李成栋领兵追到，挥兵齐射，帝、后与诸妃嫔全都惨死。
隆武死时年四十五岁。

47 永历政权的成立
隆武帝遇害的消息传到湖广和广东、广西等地，残明官员无不震惊，震惊之余，急需解决的就是皇室继统问题。
似乎，这又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但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其实并不是个问题。
至少，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看来，这就根本不是个问题。
瞿式耜，字伯略，又字起田，号稼轩，祖籍江苏常熟，生于一个“四代甲科，鼎鼎名家”，其四世祖、曾祖父皆为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祖父瞿景淳，嘉靖甲辰会试会元、殿试榜眼，官至礼部侍郎，赠礼部尚书，谥文懿。父亲瞿汝说，万历辛丑进士，任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湖广学政，广东布政司参议等职。
瞿式耜自小就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九岁熟诵“四书五经”，十五岁补郡生员，十六岁拜在同乡东林党魁钱谦益门下，十八参加岁试，名列第一，二十五岁中举人，二十六入京应试，成进士，二十八岁任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令。
从读书到步入仕途，瞿式耜可谓一帆风顺。
但在宦海中，他却历经风浪和波澜。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瞿式耜丁忧回乡守制，专心整理其父撰写的《皇明臣略》和《兵略纂闻》两部遗著。待到他重新出仕，已经物是人非。因触忤了礼部尚书温体仁，被罢归常熟。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温体仁入阁任首辅，为置瞿式耜于死地，温体仁指使手下凭空罗织五十六条罪状诬陷上瞿式耜是钱谦益的同党，“侵国帑，谤朝廷，危社稷”。
瞿式耜因此被扭解到京治罪下狱，直到崇祯十年温体仁下台才得出狱回乡。
此后，虽许多言官请允瞿式耜入朝任职，但温体仁的党羽周延儒在朝掌权，屡请不纳。
直到甲申年（公元1644年）弘光在南京称帝，瞿式耜才得授为应天府丞，不久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
然而，瞿式耜才抵达梧州，弘光朝已经败灭。
当时的瞿式耜，最先闪现的念头就是立桂王朱常瀛的第三子安仁王朱由楥为帝。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说：“小弟的心意片刻不离神宗的孙子桂王。”
可是，他刚到广西，话语权还不是很大，黄道周等人又已奉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监国，此事只好作罢。
但瞿式耜始终认为唐王世系太远，伦序不当立，拒绝奉表劝进。
瞿式耜的表现，让一个人异常高兴。
这个人，即为分封于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
朱亨嘉并不属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后代。
朱亨嘉的祖上，乃是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
朱文正有过造反行为，事泄，被朱元璋囚死。
朱元璋虽然处死了朱文正，但念及其有开国之功，并未赶尽杀绝，封朱文正仅七岁的儿子朱守谦为靖江王。
朱亨嘉属于第十四代靖江王。
在这大明山河破碎之际，朱亨嘉又萌生了类似于先祖朱文正谋取大位的野心。
弘光元年（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帝被俘，七月间消息传到广西，朱亨嘉便有了自立为主的心思。
朱亨嘉对左右亲信孙金鼎等人强词夺理地说：“现在天下无主，想当年，我祖上不愿就封到广西荒芜瘴厉之地，马皇后再三劝慰，以东宫太子规格的仪卫相赐，如今太子朱慈烺不知下落，那我岂不就俨然为东宫太子了？！太子监国乃是祖宗成例，我当作监国，有什么不可以的？！”
在广西总兵杨国威、桂林府推官顾奕等人拥戴下，八月初三日，朱亨嘉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改广西省会桂林为西京。
为了扩大影响，争取多方支持，朱亨嘉还派使者前往湖南、贵州等地颁诏授官，檄调柳州、庆远、左江、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标勇”，以增加自身兵力。
考虑到广西土地贫瘠、文化落后，兵马钱粮件件有限，难以为守，朱亨嘉提师广东，拟到肇庆会同两广商议而行，以观天下形势，以为保守之资。
他命杨国威留守桂林，自己带领兵马御驾亲征，由水路出平乐、梧州。
朱亨嘉听说瞿式耜不肯向隆武帝奉表劝进，以为瞿式耜是不认同隆武帝的人品，便许以官爵，刻意拉拢瞿式耜。
岂料，瞿式耜看重的只是血统，对朱亨嘉这个非太祖后裔的人并不放在眼里，怒斥道：“两京相继沦陷，国家命悬于一线，天下纷争、群雄逐鹿，福建唐王既已颁诏登位，你又怎么可以胡乱起哄自乱而让别人坐收渔翁之利！”
朱亨嘉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人劫持瞿式耜到桂林听命。
瞿式耜毫不妥协，暗中写信给两广总督丁魁楚，要他发兵平定朱亨嘉。
两广总督丁魁楚早已接到隆武的即位诏书，并得隆武帝加封为大学士，但他和瞿式耜一样，接到隆武即位诏书后，并没有向隆武帝上疏表态。
当然，他不表态的原因跟瞿式耜是有差别的。
瞿式耜是认为隆武帝的血统太疏。而丁魁楚纯粹是在隆武和鲁监国之间摇摆，拿不定主意。
对于在隆武和鲁监国之间出现的第三者朱亨嘉，在瞿式耜的提醒下，他先是高举“恭迎睿驾”的大旗率兵进至广西梧州迎接朱亨嘉，等朱亨嘉被彻底麻痹住了，蓦然发起进攻，把朱亨嘉带来的兵马打败，将朱亨嘉逐回桂林。
被拘禁在桂林的瞿式耜则极其漂亮地策反了朱亨嘉的留守部队，与丁魁楚军里应外合，很快平定朱亨嘉的僭乱。
事后，隆武帝加封丁魁楚为平粤伯，而因瞿式耜曾经拥立桂藩的立场问题，隆武帝解除了其广西巡抚职务，调任行在兵部添注左侍郎。
面对这种不公平待遇，瞿式耜心平气和，他自己也说：“我之所以不肯服从靖江王而甘受其逼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唐王，而是为桂王。”他拒绝到行在任职，赋闲于广西梧州、广东肇庆一带。
现在，隆武朝即已灭亡，瞿式耜立刻向两广总督丁魁楚建议，拥立桂王朱由榔承继大统。
丁魁楚为人懦弱，缺乏主见，在没有获悉隆武帝确切死亡的消息前，心怀观望，拖延不决，迟迟不敢做出应有的表态。
瞿式耜没有受他的影响，于当年十月初十奉桂王（即永明王）朱由榔监国于广东肇庆，颁诏楚、滇、黔、蜀。

48 动荡不安的小朝廷
事实上，在这个非常时期，从血统上考虑，桂藩朱由榔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前文提到过，崇祯皇帝已死，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生死不明，按照“兄终弟及”的宗法礼制，帝位就应该往崇祯帝的堂兄弟（崇祯帝只有一个亲兄弟，即哥哥天启帝）传了。
崇祯帝最亲的堂兄弟，当然得是祖父明神宗的孙子了。
而崇祯帝的堂叔父为福、瑞、惠、桂四藩王。
老福王朱常洵死于大顺军之手，新福王弘光帝登位后已败亡，不提。
瑞王朱常浩原封陕西汉中，在战乱中迁入四川重庆，全家被张献忠处斩。
惠王朱常润原封荆州，战乱时和桂王一起逃入广西，弘光在位时迁往浙江嘉兴。监国潞王朱常淓投清时，惠王和周王、崇王等人均随同做出降清之举，不久被处死。
这样，明神宗子孙就只剩下桂藩一支了。
桂王朱常瀛是明神宗第七子，原封湖南衡州，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八月，张献忠部进军湖南，桂王朱常瀛逃往广西。
乱世汹汹，兵匪当道，朱常瀛第四子永明王朱由榔在永州被大西军俘获。
好不容易到了广西梧州，朱常瀛身边只剩下第三子安仁王朱由楥。
不过永明王朱由榔福大命大，被囚道州时，得明征蛮将军杨国威的部将焦琏救出，历经磨难，终于辗转到广西梧州与父兄团聚。
甲申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初四日，朱常瀛在梧州病死，安仁王朱由楥掌府事。
次年，隆武政权建立，朱由楥袭封桂王。
朱由楥极为敬重瞿式耜，其袭封后不久便病倒了，在病危之际嘱咐弟弟朱由榔说：“国家事，一听瞿先生处分。”回头又拉着瞿式耜的手哀请说：“先生好辅之！”
朱由楥病逝，永明王朱由榔即被册封为桂王。
隆武帝也知自己是明室疏宗，名不正、言不顺，为争取民心，不止一次放话说：“永明，神宗之孙，正统所系，朕无子，后当属之。”
所以，隆武帝既死，瞿式耜毫无顾忌，一句话咬实：“叙亲叙贤，应承大统。”
“叙亲”不必多说了，朱由榔目前就是大家能找得到的万历皇帝的唯一亲孙子了；而要说“叙贤”，朱由榔确实也可称得上一个贤人，至少，他心地善良，时时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瞿式耜对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称赞他“质地甚好，真是可以为尧、舜”。
另外，朱由榔还有一个可以看得到的优势，即相貌堂堂，面如满月，须长过脐，日角龙颜，顾盼伟如，极具人君之相。
很多万历朝的老臣见了他，都觉得他的骨子里透着万历皇帝当年的神韵。
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跟弘光、隆武二帝一样，他同样是在风霜漂泊中蓦然得到大家的拥戴，毫无政治班底，更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前景堪忧。
而且，又诚如瞿式耜所说，“所苦自幼失学，全未读书”。
想想人家弘光刚到南京那会儿，对迎立的大臣说话举止都颇为得体，而且，在人事任免、政事安排各方面，也都井井有条；隆武帝就更不必说了，博览群书、熟读儒学经典，即位之初，就有自己的施政方针和军事设想。
可怜的朱由榔，因为读的书少，不要说没有治国思想，就连做皇帝最基本的言谈举止都一窍不通。
所幸的是，崇祯朝一个名叫王坤（又名王弘祖）的小宦官适时出现，投入他的府中，在旁边不断指点纠正，才使他不至于现场出丑。
王坤也因此得到了朱由榔的宠信，从而成了朱由榔政府的幕后决策者。
王坤虽说略懂宫中礼仪，做上了司礼监太监，但说到底，毕竟也是个不学无术的小人。
小人得志，尾巴就容易翘。
也甭说，这一翘，就有人来捧臭脚。
最先来捧王坤臭脚的，竟然是朱由榔新政府中手掌最大实权的两广总督丁魁楚。
疯了，绝对是疯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世界颠倒的现象，是因为丁魁楚在拥立活动犹犹豫豫、观望不决，错失了首立之功。而丁魁楚又不肯正视现实，觉得自己在两广的实权最大，应该做入阁大学士，而且是首席大学士，为了能实现这个目标，他便动了歪心思，与王坤深相结纳。
这么一来，不但朝廷的用人决策大权被王坤执掌，大部分军政大权也同样为王坤所得。
王坤的个人权力骤然坐大，就更加忘乎所以、为所欲为了。
这样，朱由榔的草头班子才刚搭好，就处于极不正常状态了。
在王坤的运作下，丁魁楚如愿以偿地入阁，当上了首席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首立功臣瞿式耜则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管尚书事。
按明朝成例，入阁大学士应该由吏部尚书会同其他高级官员会议推举，再由皇帝钦点；而大学士的地位通常都是按入阁先后次序进行排列。
朱由榔政府以丁魁楚为首辅，则是无视崇祯时期已入阁的何吾驺、隆武时入阁的陈子壮等人的存在了。
何吾驺、陈子壮等人都在广州，一致认为朱由榔政府举措不公，有违成例，宁赋闲家中也不愿来肇庆做官。
而就在这样的一片不和谐中，江西的万元吉等人迎来了决定赣州生死存亡的恶战。
话说，万元吉一心等候罗明受的水师，八月二十三日，罗明受的水师终于到来。
可是，罗明受还来不及喘口气，就遭到了清军在夜间的偷袭，八十余艘巨舟全被焚毁，船中所载火攻器械付之一炬。
可怜这支水师费饷巨万，一旦毁尽。
罗明受寸功未立，狼狈不堪地带领残兵逃回广东。
败讯传入赣州城内，万元吉等人彻底傻眼。
清军乘胜进击，于八月二十八日冲破广营，二十九日击败滇军。
其他各路援军见势不妙，纷纷拔营而走，东南城外，再无一兵一卒。
赣州城内只有大学士杨廷麟、督师万元吉、兵部尚书郭维经和一批地方官，守城兵卒不过六千名。
清军在九月初九日占领南康县，十五日攻占上犹县，十九日起包围赣州城。
双方相持十余日。
十月初三日，清军大举攻城，攻势如潮，一直持续到初四日午时，明军终于抵挡不住，赣州失守。
清军入城，尽情发泄兽性，血腥屠杀，并纵火烧城三日，阖城百姓全部成灰。
杨廷麟不愿落在清军之手受辱，投清水塘自尽。
万元吉在亲从的死护下虽夺门而出，但回望满城火光，满腔悽怆，愧叹道：“为我谢赣人，使阖城涂炭者我也，我何可独生！”投江而死。
吏部尚书郭维经入嵯峨寺自焚死，同时遇难者有翰林院兼兵科给事中万发祥、太常寺卿兼守道彭期生（即彭孙贻之父）、御史杨文荐、吏部主事龚棻、兵部主事王其宖、黎遂球等官绅三十余人。
广大参加守城义士和无辜百姓，不死于兵刀，即死于水火，全城池井积尸几满，皆义士烈女。
十月十六日，赣州失守的消息传到肇庆，王坤建议逃难，毫无宰相之才的丁魁楚也连声附和。
瞿式耜极力反对，他说：“朝廷新立，要为祖宗报仇雪恨，就应该奋勇迎敌以号召远近义师。现在对外放弃门户，对内滋生出不安，何以立国？！”
瞿式耜还刻意强调：“广东的民心尚未完全归附，广东的粮饷尚开始未征，就这么匆匆走了，将来百分百要后悔！”
可是，经过短暂几天的思想挣扎，小朝廷最终还是逃往了广西梧州。
“就这么匆匆走了，将来百分百要后悔！”瞿式耜说得不错，朱由榔很快就为自己这一轻率的逃跑行为感到后悔莫及。
要知道，赣州虽说是粤北的门户，但全粤毕竟还在明朝管辖之下，你朱由榔听说清军来了，就领着朝臣往广西逃命，这不是丢下我们广东不管了吗？
广东士民对朱由榔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无比愤怒，极度鄙视。
不过，广东士民也不用太过愤懑和失望，因为很快就有人来为他们做主了。
这个人，就是原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

49 另类忠臣苏观生
苏观生，原名时泽，字宇霖（一作汝临），广东东莞人。
苏观生的家底不好，平民出身，为改变自己的家庭成分，他也曾像万千读书人一样，寒窗苦读，希望通过科举考取功名。无奈资质有限，到了三十岁，才勉强成为诸生。
按照这种速度，要中进士，悬。
所幸崇祯六年（公元1634年），三十六岁的苏观生得到了提学曾化龙的青睐，得擢为拔贡。到了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又得同乡工部郎中张一凤的特疏保举，出任无极知县。
苏观生读书虽然不够优秀，但却是个干劲十足、敢作敢为的实干家。
在无极，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得迁永平同知；不久，因为政绩斐然，又升黄州知府、改授山东登莱道管天津水师，俨然成为一个地方大员。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他还发挥了狠人作风，做了一件很有名的狠事。
这一年，李自成进北京，在天津安置了大量官员。
苏观生根本不把李自成放在眼里，将这些大顺官员杀得干干净净，然后拍拍屁股，率轻锐数百人航海飘然南下。
苏观生这种表现，很得后来的弘光帝所喜，得授南直隶督粮道，不久，又以太监高起潜疏荐，授监军副使。
南京失陷后，苏观生和黄道周等人一起拥戴隆武帝登位，超拜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机务，并赐号“奉天翊运中兴宣猷守正文臣”。
苏观生读书成绩不好，不是科班出身，骤然入阁成为大学士，不免让某些人眼热。
这些人指指点点，甚至恶言中伤，说苏观生生活作风有问题、贪污腐败，收受他人行贿，等等。
苏观生不是一个完人，确实有许多缺点，但着实是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
面对这些人别有用心的诬陷，兵科给事中张家玉实在看不过眼，上疏力证其冤，说：“辅臣苏观生从基层干部做起，先为一边远落后地区的小县令，这是边境百姓所共知，从事海外运输工作，也近十多年，家中空存四壁，一点绵薄的薪水，连八旬老母也奉养不起，微臣兄张一凤之子，每月都买一点鱼肉菜蔬替他孝敬老母亲。”称苏观生“清也千古”，“忠也千古”。
隆武帝也毫不为流言所动，一如既往地倚重苏观生，说：“苏观生心系重任、肩挑重担，志向宏大，忠心耿耿，朕唯贤是任，其他人请不要再说三道四了。”
苏观生感激之余，慨然有澄复天下之志。
杨廷麟、万元吉等人劝隆武移跸赣州，苏观生也是极力赞成的，并请命先赴南安，联络江楚。隆武二年，隆武汀州死难，九月，赣州破，苏观生度岭返回广州，准备另立新主。
十月，瞿式耜等人倡议立桂王朱由榔，苏观生欣然致书，准备加入参拥立之列，继续为新政府效力。
但，诚如前文所说，朱由榔政府以丁魁楚为首辅已经让苏观生及陈子壮等前朝大学士感到不痛快，而丁魁楚又与苏观生有因有隙，生怕苏观生这个前朝旧相入朝会对自己形成压制，竟然拒书不受。
除丁魁楚之外，还有一些诸如吕大器之类喜欢认死理的人，这些人一口咬定苏观生不是两榜进士出身，不具备入阁资格，对苏观生大行人身攻击之能事，让苏观生颜面丢尽。
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撕脸。
苏观生为人强势，不爱财，不好色，不怕死，一向行事利利落落，从不肯向恶势力低头。
但有一件事，始终让他耿耿于怀，在别人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
这件事就是：自己未能考取进士。
丁魁楚的排斥倒也罢了，吕大器等人的羞辱，让苏观生对新生的朱由榔政府颇感遗憾。
但苏观生还没有对朱由榔政权完全失望，在朱由榔监国之初，他还是派出了兵部职方司主事陈邦彦前往梧州劝进，请朱由榔正式称帝，并恳请圣驾移跸广州，以安人心。
现在，朱由榔非但不肯移跸广州，反而弃肇庆往广西而去。
苏观生遂生另觅明主之心。
明主？还能有什么样的明主呢？
上天很快就把苏观生理想中的明主送到广东。
这人就是隆武帝的弟弟，唐王朱聿。
十月二十九日，唐王朱聿同邓王、周王、益王、辽王在总兵林察的护送下由闽出海，乘船到了广州。
虽说唐王朱聿本人在这乱世只求逃得一命，不敢别有奢想，但他的到来，让苏观生脑洞大开。
按照礼制，不是有“兄终弟及”这一条吗？
想起隆武帝明断果决、志存恢复，而且又对自己情深义重，再看看朱由榔落荒奔命、丁魁楚的小人得志、吕大器之流的刻薄无情，苏观生登时热血上涌，高呼道：“我蒙先帝（指隆武帝）厚爱，即使到死也报答不了，现在他的亲弟弟还在，为什么不立他而立别人？”
这样，在苏观生的热心操作下，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人于十一月初二日奉拥戴朱聿监国，并且抢在朱由榔之前，在同月初五日正式称帝，就都司署为行宫，改明年为绍武元年。
三日之后，朱聿在广州即位的消息传至梧州，朱由榔和廷臣丁魁楚等人傻眼了。
朱由榔本人手足无措，丁魁楚则是计无所出。
两人大眼小眼互瞪，过了许久，才想起苏观生派来劝进的陈邦彦还在梧州，此人对苏观生极为了解，不如问问他，这事怎么处置。
于是，连夜召见陈邦彦。
朱由榔搓着手，问：“听传闻，邓、周、益、辽四王已经平安到达广州了，这是喜事。只是，孤王既已经出任监国了，辅臣苏观生也已奉表入朝，怎么还会发生唐王称帝之事？”
陈邦彦其实也未料到苏观生会玩儿这一出，呆住了，回答说可能是民间的讹传。
丁魁楚一旁肯定地说，广州称帝之事已确凿无疑。
朱由榔苦着脸问：“看如今肇庆和广州之间的形势，非战则和，战与和之间我等应如何取舍？”
事已至此，陈邦彦建议“速返肇庆，正大位以属人心”，让绍武政权“代吾受虏，从而乘其蔽”，强调万不可主动进兵广州。
也只好这样了。
朱由榔也知道是自己轻率逃跑所铸成的错，为了重新争取广东民心，只好在十一月十二日东返肇庆，十八日宣布即皇帝位，祭告天地、社稷、祖宗，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同时，为隆武上尊号称思文皇帝，追尊其父朱常瀛为端皇帝，兄朱由楥为桂恭王；嫡母王氏为慈圣皇太后，生母马氏为昭圣皇太后。
这样，在广东一省之内，一下子就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百里之内，两君抗拒”。
前年闽、浙相争的故事又开始重演。
瞿式耜在给友人的信中慨叹道：“自从唐王僭号称帝之后，则广东全省所征赋税全部为其所得，广东境内全部州县及相邻郡属都被其所煽动，我监国的诏书还没向全国下达，而他们登基的诏书已先颁于天下。先着已失，以后，凡是征钱粮、募兵马，全被他们所牵制和阻碍。”不过，永历政权毕竟有血统上的优势，有过硬的法理依据，底气还在，永历帝听从了群臣的建议，决定先礼后兵，派遣官员让他们退位，等他们明确表示拒绝时，再发兵征讨。
永历帝派兵科给事中彭燿、兵部职方司郎中陈嘉谟前往广州，劝说朱聿取消帝号，退位归藩。
彭燿算得上一个优秀的演讲家，到了广州，他就对苏观生展开了苦口婆心的劝说：“监国乃是神宗皇帝的嫡系子孙，有帝王的德泽庇佑，神采奕奕，而且大统已定，谁还敢和他争位？现在闽州、虔州已经失陷，强敌侵逼，犹如身体遭受到剥肤之痛。你不思协心戮力共保社稷，而同室操戈，这就是当年袁尚、袁谭兄弟死于曹操之手的原因。你受国家厚恩，因为贪一时之利，不顾大计，天下万世，会怎么评论你的为人？”
另立山头、搞分裂主义这种事，从来都不可能回头的，回头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何况彪悍如苏观生。
对苏观生而言，已经决定好的事，绝无商量余地。他让人把彭燿、陈嘉谟推出处斩，随即调动军队向肇庆进攻。
广州方面既已毁书斩使，又发兵相向，永历政权也只好调兵相对，一场内战就此爆发。
统率永历政权大军的是兵部右侍郎林佳鼎，他在广东三水县城西一击得手，打败了绍武政权发来的军队。
看来，苏观生虽然蛮横嚣张，但他手下的军队不过如此！
得到捷报，永历帝放下心了。
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把广州新成立的伪政府扼杀在摇篮中，遂命令林佳鼎乘胜追击，直取广州。
然而，永历帝上当了。
他并不知道，广州方面的军事力量远强于林佳鼎所带领的军队。
试想想，苏观生敢在赣州已失的情况下组建广州朝廷，就已经有了和随后入粤清军打硬仗的打算，并且，要和朱由榔政权争立，肯定会在军事上持有相当的优势。
这优势，就来源于广东总兵林察的部队。
除了林察的部队，苏观生还招来了石壁、马玄生、徐贵相、郑廷球四姓海盗，大大地增强绍武政权实力。
正是在这种实力的支撑下，他才会有恃无恐地毁书斩使、率先挑起战端。
苏观生听说先头部队在三水县败了，就派林察率部前去迎战。
林察和带兵前来攻打广州的林佳鼎乃是同族兄弟，并且，两人过去都同在郑芝龙手下共事，关系好、感情深。
凭这两点，林察轻而易举地把林佳鼎给骗了。
他写信给林佳鼎，说自己打算归附永历政府。
所谓：“兵者，诡道也。”
林佳鼎还嫩了点，他轻信了老大哥林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成功麻痹了林佳鼎之后，林察带领四姓兵突如其来地向林佳鼎发起攻击，林佳鼎部全军覆没，林佳鼎本人死于乱军之中。
林佳鼎身死师败的消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上下震骇莫名，永历和丁魁楚两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危难之中，大学士瞿式耜临时抓瞎，招募了几千义兵，挺身而出，前往迎敌。
不过，瞿式耜并没有机会和绍武政权的林察一军一较高低。
因为，清兵已经由闽入粤，并在十二月十五日占领了广州。
也就是说，成立不足两个月的绍武政权也突然死亡！
这变故实在太快了！
刚听到这个消息，瞿式耜等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且说，苏观生成功摧毁了永历政权可以依仗的核心部队后，不免扬扬自得。
绍武帝也高兴得在短短十几天时间内举行了幸学、大阅、郊天、祭地等数番大典。
清军就是在绍武政权上下沉浸在这一派欢庆气氛中悄悄入粤的。
统兵的是由明降清的杀人狂魔李成栋。
这李成栋，除凶狠之外，还特别狡猾。
他选择在唐、桂交战的时机入粤，潮、惠两府毫无防备，等黑压压的清军出现在城头时，已战无可战，只好乖乖开城降附。
接着，李成栋利用这两府的印文向广州伪报无警，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袭至广州城下。
毫不设防的广州城很快告陷。
听到满城惊呼喧哗之声，绍武帝朱聿反应奇快，扯下龙袍，披了一条破被絮，化装成乞丐混在难民之中向城外逃去。
可是，李成栋这次全力奔袭广州，就是冲着朱聿和苏观生而来的，他牢牢把守在城门，成功把朱聿揪出，关入东察院。
李成栋在汀州射杀了隆武帝，错失了向清廷头子献俘的机会，这次抓到了绍武帝，就让人好生喂着养着，准备押解京师讨一份丰厚的封赏。
绍武帝的骨气不在崇祯帝和兄长隆武帝之下，傲然说道：“吾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从容自缢而死。
苏观生的表现也不比绍武帝逊色，听说清军已经入城，他既不躲也不逃，闭门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于墙，投缳而死。

50 逃还是不逃
广州既下，李成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永历政权。
其于广州短暂休整了一个月，于顺治四年正月十六日提师向肇庆进发。
永历政府的军事武装在和绍武争锋时已耗损殆尽，哪敢与李成栋的狼虎之师相抗？
当绍武政权败亡的消息传到肇庆，百官皆忙着逃窜。
永历帝领着他的政治班子于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恓恓惶惶地离开肇庆，遁入广西。
永历元年正月初一日，永历到达梧州，但在梧州无兵可调，只好经平乐府逃往桂林。
也幸亏永历见机得快，肇庆、梧州两地兵力的确不足以阻挡李成栋军的进攻，坐守这两地，只能是死路一条。
顺治四年正月十九日，李成栋部尚未到达高明，留守肇庆的明两广总督朱治涧已经弃城而逃。
李成栋留下部分兵力镇守肇庆，自己领主力继续追往梧州。
梧州明军守将陈邦傅心胆丧裂，也于二十八日夜间弃城奔走。
苍梧知县万思夔大为气愤，为了激励士气、鞭挞有投降逃跑思想的人，他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大乌龟，命人拖着沿街大喊：“降敌者似此！”
然而没有用。
二十九日，李成栋兵迫梧州，明广西巡抚曹烨早早打开城门，伏降道旁。
清军不费吹灰之力而进驻梧州。
万思夔气得直吐血，离城出逃之际，不忘在悬挂在县衙门口的木龟上以朱墨写上“曹烨”二字。
不过，李成栋这时候无暇理会万思夔这种小虾米，在梧州休整期间，他的目光瞄准了一条大鱼。
这条大鱼就是永历朝廷的首席大学士丁魁楚。
当林佳鼎大军被绍武军队消灭时，丁魁楚就已经对永历政权失去了信心，觉得在这个流亡朝廷里混，其结果只有一个——陪葬。
所以，当永历帝从梧州出逃，丁魁楚没有跟随同逃，他指挥亲军护卫着自己的家眷和多年搜刮得来的大批金银财宝驾船避往岑溪。
凭着这些家财和自己在永历朝的身份和地位，丁魁楚准备和李成栋做一笔交易：献宝且投降，希望能保存一家老少，并在清朝任一官半职。
李成栋是个痛快人，答复简单明了：许以丁魁楚两广总督的职位。
虽说丁魁楚原先在弘光朝就是担任两广总督，但档次不一样，两广总督可是目前清廷设置在两广地区最大的官儿。
这个价位，远远地超出了丁魁楚的期望值。
丁魁楚的头脑一热，就傻乎乎地出来向李成栋投降了。
可是，他也不想想，李成栋本人不过是清广东提督，在他上头，还压着一个两广总督佟养甲，别说他的话不能作准，就算能作准，他又怎么可以让投降在他膝下的丁魁楚反居在他之上呢？
丁魁楚，真是愚不可及呀！
他刚一探头，李成栋的副将杜永和就把他斩杀了，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该家产，据说仅白银一项就多达八十余万两。
曾一度在永历朝作威作福的丁魁楚就落了这么一个可耻、可怜、可笑的下场。
再说永历帝那边。
永历帝已经逃到了桂林，但桂林的防护情况并没好到哪儿去。
除了继续逃，永历帝别无选择。
问题是，往哪个方向逃？
幸好，永历政权得到许多实权人物的支持，诸如何腾蛟、堵胤锡等。
何腾蛟听说李成栋已经入粤，永历帝性命攸关，便早早安排了部将刘承胤南下迎驾。
这次迎驾，跟上次迎隆武帝不同，这次是真心的。
隆武帝死后，何腾蛟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懊悔不已。
负责迎驾的刘承胤是湖南的一个大军阀，在武冈经营多年，手下有一支近十万人的军队。
见到了刘承胤派来的使者，永历帝不啻喜从天降，迅速将逃亡的地点定在了武冈。
对永历帝的这个决定，大学士瞿式耜持反对意见。
瞿式耜是一个真正的猛士，在他的字典里，从来都不会存在“怕”字。
当初，永历帝从肇庆往西逃走时，他就极力反对过。
原本，瞿式耜屯兵峡口，想阻清兵西进，但永历帝不同意。
瞿式耜退而求其次，请求留守肇庆，永历帝也不允许。
瞿式耜只好跟随永历帝由梧州逃到桂林。此时永历朝廷的许多大臣，不是弃职而逃，就是投降清军，追随在永历左右的就只有瞿式耜一名重臣。
在桂林，瞿式耜力主建立一个稳固的抗清基地，他分析形势说：“广西地处山川上游，敌人明显难以开展仰攻。我军兵士大量屯驻在湖南、湖北，而且道路四通八达，可从南宁、太平出云南；也可从柳州、庆远往贵州。另外，左、右江有四十五洞土狼标勇，他们久享国家恩德，三百年来忠心事明，已经足以据守。”
瞿式耜还准备施行“修纪纲，布威武，抑权阉，招俊杰”等系列方针，可是时间太仓促，未能实施。
现在，永历帝不但要往西逃走，还拉上了他一起走。
要知道，永历帝身边已经没有可供驱使的军队了，为了保障逃亡路上的平安，只能指望瞿式耜手中那支新募不久的杂牌军。
而事后也证明，逃跑的确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不是逃得及时，永历帝可能已经成为李成栋的阶下之囚了，说不定，也像绍武帝一样，魂归阴间地府去了。
不怕死，虽说是一项让人钦佩的品质，但只是一味不怕死，那也成不了大事。
崇祯帝不怕死，结果怎么样？魂断煤山。
弘光帝也不怕死，逃得太晚，被清廷擒杀。
隆武帝更不怕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死是死得壮烈，却极其不值。
正是因为这些大明帝国灵魂人物的相继死去，才使大明王朝的军心、民心一次次瓦解。
并且，因为他们的死去，大明的文武官员在拥立新君问题上总会引发一场场旷日持久的内讧，劳神费力。
所以说，要成大事，不能单凭一时血气之勇，要灵活，审时度势，因时而变。
楚汉相争时，汉高祖刘邦逃命的次数还少吗？为了逃命，他甚至不惜将自己的骨肉从车子上推下来，可谓狼狈至极，可是，终于成就了两汉泱泱四百年的光华。
最不济，看看南宋高宗赵构，是个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逃跑皇帝”，虽然逃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但，最后不也延长了宋祚两百年吗？
话说回来，瞿式耜反对逃跑也有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是：“中兴之主身负中兴重任，海内万民也都看着您恢复旧疆、报仇雪恨，可谓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无数人的视线，您又怎么可以总是想着如何逃跑、如何躲避敌人，而不思自强自立呢？”
他谆谆告诫永历帝说：“半年之内，三四播迁，兵民无不惶惑。上留则粤留，上去则粤去。今日之势，我进一步，人亦进一步，我退速一日，人来亦速一日。故楚不可遽往，粤不可轻弃。”最后，瞿式耜不无遗恨地叹息道：“今移跸者再四，每移一次，则人心涣散一次。人心涣而事尚可为乎？”
可是，不逃，巴巴等死啊？
等死就等死，瞿式耜下了决心不再跟永历一起逃了。
他认为，一旦自己离去，便将省城拱手送人了，恳求留守桂林，以稳定广西局势。
这次，永历帝有将军焦琏护驾，同意了他的申请，传旨：“准卿以兵部尚书特进太子太傅，留镇西土。”
事实再一次证明永历帝的逃跑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月，李成栋手下的一股清军经平乐推进，陈邦傅拔营而去，逃往柳州。
到了柳州还不算，陈邦傅还开始着手办理降清事宜了，他屡派使者与佟养甲、李成栋联络，洽谈投降细节。
桂林城内外，一片风声鹤唳。
三月十一日，数百名清军前锋士兵数百人突然冲入城中，桂林大乱。
危急之际，焦琏护送永历到了武冈，又率军返回了。
焦琏，字瑞庭，陕西人。行伍出身，勇猛善战，平蛮将军杨国威中军官。
焦琏回来时，清兵已杀入文昌门。
焦琏二话不说，立刻与清军展巷战，他本人一马当先，提刀搏杀，阵斩了清兵中冲锋者数十骑，终于把这股清军击退。
焦琏也因此得加太子少师、左都督，封新兴伯。
小股清军暂时退去了，李成栋的主力大军很快就会到来。
瞿式耜和焦琏静静地等待着暴风雨的到来。
然而，一直等到五月下旬，迎来的只是一小股由平乐、阳朔方向袭来的清军。
瞿式耜命士兵充分利用司礼监太监庞天寿主持铸造的西洋大炮，连续轰了几十炮，这股清军在炮火的震慑下，悻悻而退。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出现清军的踪影，真是奇哉怪哉。
实际上，只要查阅一下《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关于顺治四年春夏之交这段时间的相关材料，就不难发现，在这段时间内，进行广西境内的清兵，只有李成栋一部而已。而李成栋这一部的总兵力有多少呢？根据李成栋在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向清廷所作的报告：“职所统原部北来官兵吴淞旧额四千一百三十一员名。”就是这样人数有限的四千一百人中，步兵占了绝大部分，骑兵只有三百名。按照李成栋自己的说法：“历浙抵闽以及入广，万里驰驱，冲锋破敌，险阻备尝，病故及阵亡者，人马已损失过半矣。”虽说李成栋占领广东后也收编了不少南明降兵降将，但这些新收编的“清兵”事清之心肯定不那么可靠，作战能力也大打折扣，而且，李成栋在带兵“追捕永历”的过程中，也会留下相当数量的人马交由两广总督佟养甲带领，以镇守新占领的广东。所以，进入广西境内的清军人数多不到哪儿去，而且，李成栋带领的主力仅到梧州，便掉头返粤了。那么，流窜及进犯桂林的只能是李成栋留在广西的小股武装，人数更少。
不过，瞿式耜为了鼓舞远在武冈永历帝，还是将守卫桂林的胜利极力夸张、铺陈。
在瞿式耜的口中，“桂林大捷”还不止一次，是两次，三月十一日一次，五月二十五日一次，他称：“此两番大捷，实年来仅见之事，而唯其仓猝无备之危城、枵腹未炊之战士得之，尤为不经之事也。乃知天扶国运，事在人为，势至万难，须拼一死。兵法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则桂林近事，其彰明较著者也。”
因为瞿式耜的疏文，许多不解内情的人人云亦云，渐渐将这所谓的“桂林大捷”演绎得越来越神奇，越来越精彩，读来让人心摇色动、目眩神飞。《东明闻见录》甚至称之为：“南渡以来，武功第一。”

51 粤东三烈（一）
李成栋何以仅到梧州便掉头返粤了？
这得从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就是先前苏观生派往永历朝劝进的使者陈邦彦。
陈邦彦，字会份，又字令斌、会斌。号岩野，又作岩埜，广东顺德人（今广东省顺德县）。
陈邦彦自小聪颖，十六岁考取诸生，名列第一。
年长，在家乡以教书为业，因有胆略、有见识、有担当，每当郡县百姓出现争端，谁也解决不了，当事双方就会想到陈邦彦，一同登门请陈邦彦帮助决断。
因为决断得当，陈邦彦很得郡人敬重，跟从他研讨学业的人高达数千人。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杀。陈邦彦以天下为己任，自广东赶赴南京向弘光商进呈《中兴政要三十二策疏》，洋洋洒洒数万言，纵横捭阖，大谈治国中兴之道。
可惜，这样一份心血之作直到南京沦陷也未能传达到弘光帝的手里，倒是几经辗转，出现在后来的隆武帝的龙案之上。
隆武帝揽疏而读，连呼奇文，命人到广东找到陈邦彦，授监纪推官之职。
次年（隆武二年，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隆武帝又升其兵部职方司主事，派往广西征兵。
该年秋，赣州失守，隆武政权败亡，苏观生率残兵逃回广州。
陈邦彦听说苏观生弃福建不守，退缩入粤，大惊，前往责问：“公何遽归？”
苏观生的回答是：“国未有主。”
陈邦彦听话知音，知他想退回广东另拥明帝，便劝道：“国自有主，非公所急也。”然后献策，道：“如今东面已丧失三闽，西面与湖湘隔断，北面赣州沦陷，国家版图四分五裂，只有两广地盘还完好无损。”看苏观生色有所动，便继续往下说道：“敌人的主力现在集结于福建，观其下一步动作，应该是向西谋取湖南，阁下虽然回到广东，但不要停留，赶紧率重兵东走惠州、潮州，趁福建漳州、泉州未溃，可以凭险控扼，这样，可保两广平安。而如果阁下贪于拥立之功，谋议新帝的时间动辄有数月之久，则敌人越过韩江之险，我军必难于再守。两广存亡，关键在东面，此举迟则亡，速则存。”
苏观生模棱两可，却迟迟没有行动。
不久，丁魁楚、瞿式耜等立桂王朱由榔监国，苏观生即遣陈邦彦奉表劝进，并请朱由榔进驻广州。
陈邦彦刚离广州，苏观生便置陈邦彦生死于不顾，改拥唐王朱聿为帝。
所幸永历帝天性善良，未有杀陈邦彦之心，而以广州改立事请求对策。
陈邦彦原本从血统角度出发，看好永历，现在永历又以诚相待，便慨然表示：“肇庆弱广州强，与他们开战，我们难以取胜；肇庆理直广州理曲，与他们求和，我们求和无名。当下之计，只能是赶紧返还肇庆，登大位以正人心。修缮舟船、巩固要塞，传檄天下，静观其变。”
末了，又建议“派遣南雄的精锐部队袭取韶州，控制住粤东十郡中之七郡，单留下北面的三郡给于唐王，让其替我抵挡清军”。
永历嘉其言，升其为兵科给事中，命其随彭燿之后，前往广州宣谕。
陈邦彦未到广州，听说彭燿已死，不由大怒，致书苏观生，责以大义，晓以利害，称：“永明王朱由榔身为神宗之孙，吕大器、丁槐楚等人拥奉为主，并非越序。你苏观生应该并力合一，共卫社稷，开启中兴大业。不这样做，则国中自斗，白送渔人大利给清军。”
开弓没有回头箭，苏观生既立绍武，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拒不听劝，调兵与永历之军大战于三水。
陈邦彦痛感事难挽回，遂隐姓埋名，自号林居士，遁入高明山中。
不久，清军轻骑袭陷广州，绍武政权覆亡。
李成栋军复挥军追入广西，永历朝廷岌岌可危。
陈邦彦闻变，毅然出山，路经西江口岸，看见清军旌旗猎猎，不由长叹道：“直接救援广西是不可能了，现在只有趁清军在广东立足未定，引奇兵径袭广州，施孙膑围魏解赵之计方可解困。”
他决定招聚兵马，趁广州空虚之际，以孙膑围魏救赵之计解救永历君臣的险情。
陈邦彦本人在广东一带很有声望，由他出面召集义师自然不难，但为了使队伍更加壮大，他又发书信联系了另外两个人。
这两个人分别是陈子壮、张家玉。
陈子壮，字集生，号秋涛，广东南海人，缙绅大族，世代簪缨不绝。其曾祖曾官至南京工部尚书，祖父则曾任南国子监典籍，父为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历任知县、给事中。父亲登进士后，仅隔三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陈子壮亦举进士，且廷试探花及第，例授翰林院编修，荣入仕途。
陈子壮少时，值中秋之夕，家中宴客，时有纤云掩月，有客因景吟诗道：“天公今夜意如何，不放银蟾照碧波。”陈子壮信口续上：“待我明年游上苑，探花因便问嫦娥。”
所以说，考中探花，早是陈子壮意料中事。
漫长的十数年为官生涯中，陈子壮心忧时政，勤研救国之道，著有《昭代经济言》十四卷。对于阉党当道，他作有五古六百余言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对于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造反，他颇能站在农民军的角度陈言宽恤实政，提出“蠲租”、“清狱”、“束兵”等十二事，说“四方之民，饥寒所驱，铤而走险。即流移稍集，而宿逋追比，新饷督催，民何以堪？蠲租缓征，诚恩诏之宜首布者”。
……
陈子壮的许多见解总是与当政者多有抵触，以至于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被革职下狱。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获释南归的陈子壮在广州城北白云山筑云淙别墅奉母山居。
范仲淹在名篇《岳阳楼记》中有这么一句“身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陈子壮，就属于这样的人。
虽然赋闲乡里，但他伤时忧世之感并不能减少半分，与友人谈及时事，往往唏嘘流涕，不能自已。
在这个时期，他和陈邦彦相识了。
陈子壮诧异陈邦彦的品行才学，特礼聘他在自己家里教授诸子。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弘光建政，陈子壮向弘光拜本助饷，以礼部尚书起用。
次年（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清军大举渡江，南京失陷。陈子壮奉太后懿旨返还广东集旅勤王。
回到广州，陈子壮认为弘光朝既覆，应拥立桂王朱常瀛监国，故与两广总督丁魁楚相商。末已，隆武帝已在福建即位，丁魁楚彷徨无计，征询陈子壮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陈子壮与瞿式耜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隆武帝系太远，应立桂王，但隆武既立，他也能接受现实，奉隆武诏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起用。
隆武二年（1646年）十月，隆武政权败亡，朱由榔监国，陈子壮不满丁魁楚破历朝成例入阁，拒不肯入朝从政。
陈子壮虽不肯入朝，却在绍武与永历争立时力挺永历，在广州，他怒责苏观生等人搞窝里斗，让清廷坐渔人之利。
李成栋袭破广州之日，陈子壮不幸落入清军之手，迫于母陷不得不剃发诈降。但这次诈降让他的母亲大为伤心，陈子壮自己也后悔莫及，不久潜逃匿藏于南海九江村（今南海九江镇）。
张家玉，字玄子，号芷园，广东东莞万江镇人。张家玉家境虽然贫寒，父母在对他的培养上却毫不吝惜钱财。张家玉面如冠玉、天资聪敏，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考取进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其不仅精通经文诗词书画，而且爱好击剑，任侠尚气，多与草泽豪士交游。
因为太过任侠豪爽，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大军才刚刚进入北京，张家玉便主动投入大顺军中，称要为大顺政权效力。
从这一点上说，张家玉算是一个有节操污点的明朝官员。
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旋即撤师西去，张家玉又改投入弘光政权，却被指为曾变节投贼而锒铛入狱。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五月，清兵攻破南京，隆武帝即位于福州，张家玉被授为翰林院侍讲，兼编帝王起居注。
七月初一，隆武帝亲征江西，张家玉又得改任为兵科给事中，受命到广东潮、惠二州筹饷招兵，招有精壮万人组成五个营。
不久，隆武帝在汀州被杀，张家玉刚建立起的新军，缺粮少饷，只好解散，其本人于八月回到东莞家乡。
陈邦彦信邀陈子壮、张家玉起兵，就是看准了他们两人在民间的号召力。

52 粤东三烈（二）
陈邦彦在写给张家玉的信中慨然说：“能不能成功，在于天；能不能克敌，在于形势。现在圣上流亡，桂林危如累卵。我们如若牵制住清兵使其不得西顾，则浔州、平乐之间可保安全，我们努力在这儿作战，可以让圣上在西边建功。”
佟养甲、李成栋所部清军其实只有四千一百余名，再加上从福建收编的原郑芝龙旧部，加起来也不过一万余人，兵力并不算多。
而自占领了广州，入粤清军便一分为二。其一由李成栋率领，往西追杀永历君臣；另一由佟养甲所领，坐镇广州。
偏偏，绍武政权已亡、永历政权已去，广东大部分府县都处于无主状态。
佟养甲一看形势这么好，就分兵四出，占城略地。
短短几个月，就把包括琼州府（今海南省）在内的广东十府之地全部纳入自己的管理范围。
这样一来，广东的清军留守部队大为分散，各支部队势单力薄。
二月初十日，陈邦彦在甘竹滩发起义军数万人并于大败清军水师，击毙降清总兵陈虎，焚毁清方船只一百余艘；十一日，取海道由珠江攻广州进攻广州。
陈子壮、张家玉也在广州附近举义师与陈邦彦遥相呼应，互成掎角之势，准备收复广州。
清两广总督佟养甲吓得关闭城门，连遣使者檄令李成栋火速回援。
李成栋不敢怠慢，星夜回师，直袭甘竹滩。
甘竹滩乃是义师的大本营，安置义师眷属所在，李成栋此举也是围魏救赵之计。
义师被迫撤退。
这样，广州之围虽解，但桂林之危也暂时消除。
这也就是瞿式耜等人左等李成栋不来右等李成栋不来的原因。
张家玉所部义师于三月十四日转克东莞县城，大获成功，活捉清知县郑鋈。
已率师回粤的李成栋弃陈邦彦部不攻，会同已经降清的隆武朝武毅伯施福部合攻东莞。
三月十七日，张家玉率义军先后与李成栋大战于万江租和道滘，不支，败走西乡。
张家玉的祖母陈氏，母黎氏及妹石宝俱投水自尽；妻彭氏被执，不屈而死。
张家玉毫不气馁，继续率部转战于新安县、龙门、博罗、连平、长宁、乳源、归善、河源等县。
十月初二日张家玉率兵强攻增城，与李成栋部主力展开激烈的搏杀，双方大战十天，张家玉身中九箭，身负重伤，不愿做俘虏，遂投塘而死，壮烈殉国，时年仅三十三岁。
在张家玉部牵制李成栋主力期间，陈邦彦和陈子壮所部义师也并不闲着。
陈邦彦部一度攻克顺德，等李成栋率军来攻时，移师江门，连克清远、三水等县，兵锋直逼省会广州。
佟养甲渐渐弄清楚了初围广州的主意出自陈邦彦，便率精锐骑兵偷袭陈邦彦家，捕获了陈邦彦妾何氏及其二子，以此为人质，写信招降。
陈邦彦快人快语，回信答道：“陈邦彦的妾您尽管污辱好了，陈邦彦的儿子您尽管斩杀好了，陈邦彦身为忠臣，义不能顾及妻子。”
陈邦彦与陈子壮部取得联系，准备邀上花山农民军再取广州。
不久，其妾及二子均被佟养甲杀害。
该年六月末，陈邦彦精心部署了再攻广州的计划。
陈邦彦成功策反了已经降清的广州东营指挥使杨可观、广州后卫指挥佥事杨景烨，以之为内应，并让三千名花山（在今花县境）义军诈降，举事时控制东城门。约定永历元年七月初七的七夕之夜三更，以举火为号，大家一齐动手，其时，由陈子壮率部自九江村直攻广州西南，自己则率师从海道攻其东，同时负责截断来自新安方向李成栋的归路。
佟养甲在残杀陈邦彦妾子之时，已经预料到来自陈邦彦的威胁，数檄李成栋火速来援。
陈子壮虽然长得高大雄伟，“美须髯，秀眉目”，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本质上只是一个文弱书生，军事实非其所长。
因为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他太过兴奋，太过自信，以为己众敌寡，广州可以一击而定，竟然操之过急，不等七夕之期，而在初五日就督舟师四营薄城。
此举，确实杀得清军手足无措，一度夺下了清军铳台，并击杀清守台总兵孟辉。但先期失约，他不得不另派谍者进城联络。
结果谍者甫一入城，就被清兵所擒，内应很快暴露。
杨可观与杨景烨等人因此被卖遇害，花山义军全遭坑杀，内应被彻底摧毁。
佟养甲从陈子壮派来谍者口中知道陈子壮、陈邦彦等众大举来攻，虽然除去了城中内奸，但仍是无比紧张，其登城见旌旗蔽江，不由阵阵悲叹，连连跺脚说：“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但，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广州城内的清军既被逼到了绝路，就只有豁出去死拼了。
佟养甲鼓动部将以大炮奋击，炮火猛烈，陈子壮赶紧麾舟急退，这一退，舟师的队形彻底乱了。
清军开城追击，大败陈子壮于白鹅潭。
陈子壮感觉收复广州已不可能，黯然撤军。
在五羊驿，他和前来会攻的陈邦彦军相遇。
陈邦彦听陈子壮述说了败情，虽然颇感遗憾，却毫不沮丧，正告陈子壮说：李成栋闻广州报警，必率舟师急返。我则伏兵于禺珠洲侧（今广州市黄埔区鱼珠），待其至，以火舟冲之，可以败敌。
从陈子壮不按时会攻广州的表现上，陈邦彦了解到他不习军旅，故而再三叮嘱：“敌人不一定会被我火舟所焚烧，一旦其顺江逃命奔突，请严阵以待。举飘着红色带子青旗的，是我的军队。”要求陈子壮届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务必辨明敌我双方旗号，以免被敌船撞乱阵势。
可惜的是，关键时刻，陈子壮还是酿成了大错。
当天半夜，李成栋军来了，陈邦彦部四下举火，焚毁巨舰十余艘，歼灭清兵千余人。
李成栋率余船奔逃，陈邦彦挥兵尾追。
陈子壮军回望千帆蔽空，疑为清军战舰，后军惊慌退却，阵形大乱。
佟养甲听得城外杀声崩天，知是李成栋军来，命人在城头擂鼓助战，李成栋尾随陈子壮军乱杀，陈子壮指挥无力，全军溃散。
偏偏老天不长眼，李成栋军刚刚驱散了陈子壮军，大风转向，波浪逆拍，城内佟养甲军又歘然而出，与李成栋军合兵一处，乘风顺流返击陈邦彦军。
陈邦彦孤军难敌，只好且战且走，再攻广州之役全面失败。
陈邦彦军虽从广州退走，却克三水、据胥江、破新会、复高明。
佟养甲、李成栋决定对陈邦彦军进行重点打击。
这年九月，李成栋率大军直迫陈邦彦的驻地清远。
陈邦彦整军迎战，不利，精锐损失殆尽，清远遂被围困。
李成栋数攻不下，大怒，命人猛挖地道，疯狂地埋放火药。
九月二十日，城崩。
陈邦彦率残部与清军巷战，身遭三刃，入朱氏园中，题诗于壁：“平生报国怀深，望断西方好音。已共苌弘化碧，还同屈子俱沉。”准备效仿屈原自沉报国，诗刚题毕，清军已至，将其押赴广州。
佟养甲命人医治，馈送食品，问陈子壮所在，不答。
在狱中五日，或慨然赋诗，或自书生平。
九月二十八日，临刑作歌日：“天造兮多艰，时哉不我与。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独苦。”卒年四十五岁。
十月二十五日，李成栋侦知陈子壮驻军于高明，遂率军大举进攻，城破，陈子壮在亲从死护下从西门逃出，径往三洲（今高明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探母。
母亲朱氏闻高明城破，从容自缢赴死。
陈子壮至孝之人，坚持留下葬母，被俘。
回到广州，丧心病狂的李成栋集布、按三司说：“若依国法，子壮应剐三千六百刀，今折下十倍，三百六十刀罢。”
佟养甲把陈子壮安置在馆中，本欲向他劝降，陈子壮却批评他道：“你的家族世代享用大明的衣食，大明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们？你却背叛至此！”
佟养甲劝道：“你这叫作不知天命，要我说，我与你家是世交，正准备向大清大力推荐你，你为什么要与大清作对？”
陈子壮大笑，说：“陈子壮身为国家大臣，肯定不会被你三言两语所屈服。”
佟养甲摇头叹道：“不判处你极刑，大清的国威就无从树立。”
改日，佟养甲命人把陈子壮绑在木案上，穿赭衣赭祷，抬至城内外游街示众，旗上大书“逆臣陈子壮”五字。
临行“寸磔”大刑之前，陈子壮幼子陈上图不愿老父身受此惨刑，大呼：“不关父事，皆吾兄弟所为！”
陈子壮向佟养甲道：“他竖子何能为，诚我事也！”
当日，陈子壮还被碎磔而死。
汉人睹之，多有下泪。
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三人相互砥砺，顽强抗清，时人称为“粤东三烈”。
实际上，永历政权能在李成栋大军追杀下存活，其原因之一就是“粤东三烈”的义旗并举，牵制李成栋，使李成栋疲于奔命，不遑西出。

53 刘承胤其人
且说永历帝刚由桂林逃出时，还是将瞿式耜所说“楚不可遽往，粤不可轻弃”的话谨记在心的。他严格按照瞿式耜的吩咐，没离开广西范围，只驻跸于桂林北面的全州。
但随着广西形势日蹙，而湖南尚属安稳，且在刘承胤的一再诱惑下，便借口“朕因楚中督镇，连章迎请，恢复大计，非幸楚不可”。准备逃入武冈。
事实上，武冈也罢，全州也罢，都属于军阀刘承胤的地盘。
刘承胤，字定一，应天府人，市井无赖出身，好酒，身有蛮力。从军，提一重达六十余斤的铁棍（真正好力气，比高杰提十六斤的铁棍强多了），人称“刘铁棍”。早年守卫显陵有功，任黎靖参将；后征讨少数民族，擢升至副总兵。
何腾蛟从武昌入长沙，急于纠合各路兵马，看见刘承胤手下有军队二万余人，便令其为总兵，并和他结为姻亲，命他镇守武冈。
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七月，隆武帝封刘承胤为定蛮伯。
无赖出身的刘承胤觉得自己有人、有枪、有地盘，得到了朝廷封赏的爵位，不免骄横跋扈起来。
隆武朝的兵科给事中龚善选出差路过武冈，闲极无聊的刘承胤想过一把虐待瘾，就唆使士兵对龚善选百般虐待。
永历帝由梧州初到桂林，刘承胤上疏请永历移跸武冈，名义上是为永历帝的安全着想，实际上是想把永历接过来玩弄。
永历帝派兵科给事中刘尧珍往武冈实地考察移跸的可行性，因与刘承胤一言不合，便招来了一顿毒打。
李成栋军由广州追至肇庆、又由肇庆追至梧州，桂林前景不妙，永历坐立不安，不听瞿式耜相劝，准备逃离桂林。
刘承胤借机诬陷瞿式耜与李成栋暗通款曲，连连催促永历帝赴全州。
为了催使永历帝尽快进驻武冈，他还打着救援桂林的旗号南下全州。
在全州见了永历帝，他傲慢得全无人臣之礼。
很多人因为他是一介武夫，生性粗鲁，并没有过多加以指责。
偏偏都御史杨乔然看不过眼，上书劾其无礼。
刘承胤勃然大怒，嘴里骂着娘，手脚不停，把杨乔然的帽子衣服都撕得稀巴烂。
然后，借着这股狠劲，刘承胤把永历帝劫持回了武冈。
这年（永历元年）四月十五日，身不由己的永历帝到了武冈州，以岷王府为行宫，封刘承胤为武冈侯。
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刘承胤自我感觉良好，越加跋扈。
一些缺钙的臣子慑于他的淫威，争相捧他的臭脚，上疏称其功德。
于是刘承胤又得晋封为安国公上柱国，赐尚方宝剑。
据吴晋锡《半生自纪》所记：某日，刘承胤向永历索饷，索饷不得，就亲自带兵入宫搜刮。皇皇太后气怒不过，冲离承胤喝道：“国公知老身贫乎？”将宫中的簪珥之物全一股脑扔摔在地，价值不过五百金。
蒙正发的《三湘从事录》还记载说，刘承胤玩腻了永历帝，竟然还想废除永历帝，另立自己的女婿岷王。
瞿式耜与总兵焦链接连两次打败了来犯桂林的小股清军后，因为张家玉等人在广东的举义，广西的局势渐渐稳定。
五月二十五日，瞿式耜上书请求永历帝由武冈驻跸全州。
但这时的永历帝已落入刘承胤的魔掌无法脱身。
刘承胤无法无天的行径渐渐传到何腾蛟耳中。
何腾蛟大为愤怒——好你个刘承胤，我呸！你算什么东西？！作为你的上级，这事，我不能不管！
想着当日自己为督师，刘承胤为总兵，一口一句在自己面前谦卑地自称门生的往事，何腾蛟的胃口阵阵收缩，有作呕的冲动。
六月间，何腾蛟亲自至武冈朝见永历帝，训斥刘承胤不应在皇帝跟前作威作福。
何腾蛟以为自己这么一训斥，刘承胤就会老实了。
但刘承胤不但没有半点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为什么会这样？
何腾蛟显然没注意到，他的形象已经在刘承胤心目中一落千丈了。
这无关官职爵位，主要是威望。
曾几何时，何腾蛟是隆武帝倚若长城的人物，但因为何腾蛟私心自用，不愿意隆武移跸江西或湖南，在隆武入赣途中没有提供应有的保护，致使隆武帝于隆武二年（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八月二十八日死难。
隆武帝既死，赣州危急，湖南也好景难再。
为了扭转战局，隆武二年（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九月，何腾蛟、章旷决定大举北伐，由章旷督兵由湘阴进攻岳州，移文制抚堵胤锡督马进忠部由常德北入长江顺流接应。
何、章调集的军队除督、抚标下亲军以外，还有王进才部和王允成带领的水师，浩浩荡荡水陆并进，企图一举攻下岳州，进而收取湖北。
然而，章旷的大军在岳州附近中了清军的埋伏，一战而溃，疾逃五十里。
那边堵胤锡节制的马进忠部由长江东下顺利进至湖北嘉鱼县六矶口，因为章旷军已逃，攻湖北的计划已经流产，不得不跟着退军。
此次北伐，同样无功而返。
改年（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隆武二年）八月，清恭顺王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统领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左翼梅勒章京佟养和等南下。
一六四七年二月，清军向湖广发起进攻，明军不堪一击，非降即逃。
何腾蛟军中总兵黄朝宣、董英等人赫然出现在降清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黄朝宣、董英这些人，原先是和刘承胤平起平坐的，都是何腾蛟为了防范和排挤田见秀、袁宗第等来归的大顺军而重点培养的对象。
何腾蛟平素对这些人如奉骄子、有求必应，到头来，全是一群赔钱货！
更可笑的是，孔有德、尚可喜这些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叛徒、汉奸竟然极度鄙视黄朝宣、董英的叛降行为。
黄朝宣向尚可喜“讨招安”时，尚可喜觉得他不配，断然拒绝，咬定要“要洗他巢”。
黄朝宣只好改向孔有德投降。
孔有德受降倒是受降了，后来却将黄朝宣活生生地肢解了，可怜啊！
黄朝宣是个人渣不假，但渣到了天不收、地不领的境界，也算得上是世间罕见的极品。
而何腾蛟的昏愦和无能，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半年不到的时间，孔有德指挥的清军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像样抵抗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占领了湖南大部分地区。
何腾蛟、章旷在云南将领赵印选、胡一清保护下先从湘阴逃回长沙，又从长沙逃到衡州，最逃到了永州、东安一带。
章旷因为逃得太苦太累，不久病死于永州。
在这种背景下，何腾蛟竟然还有胆量从永州前往武冈训斥刘承胤。你也不想想，你自己作为南明湖广等地总督和督师，在湖南经营了一年多时间，兵员多时号称十三镇，又提拔了大批亲信文官出任巡抚等官职，不仅没有收复湖北寸土，而且在清军南下时即全盘瓦解，做人做得这么失败，还有什么资格来训斥人家？人家又怎么会听你的训斥？
何腾蛟也觉察出了自己的训斥乏力，便不再说刘承胤什么了，改劝永历帝回驻桂林。
他说：“即使武冈果有山川之险，兵甲之雄，粟米之富，可以使朝廷偏安。但从来没有偏安于一隅而能图四海之的朝廷，何况堂堂天子，海内兵镇都争着迎奉以建大业，这是汉、唐、宋以来前所未有的事。今日移跸大事，一律听从皇上自由选择，督师一人负责扈驾，如果敢有议迎、议留者、议送者，当与大家共同诛杀。”
刘承胤原先看在何腾蛟是自己老上级的面上，也没怎么为难何腾蛟，现在看何腾蛟居然劝永历帝离开武冈，不由怒火中烧，娘的，劝皇帝离开武冈，不就是要断我的财路吗？
作为回应，他要求改任何腾蛟为户部尚书，专门负责料理饷粮，以长沙失守为由，解除何腾蛟兵权。
刘承胤甚至伸手向何腾蛟索取督师敕印，牛气哄哄地说：“今督师非我莫人能为也。”
何腾蛟这时才感到了刘承胤的可怕。
督师敕印当然不能交，但无论如何，自己是再也不能在武冈待下去了，再待下去，只怕脑袋不保。
何腾蛟趁刘承胤不注意，偷偷溜出武冈城外的一所荒庙里躲了起来，并密传赵印选，胡一青二将领兵前来救护。
刘承胤的杀手遍寻何腾蛟不得，待得知赵印选，胡一青两营精兵来接何腾蛟，只好含恨收刀，放了何腾蛟一条生路。
总兵张先璧从江西败回，兵仍有数万之众，前来武冈朝见永历。
刘承胤唯恐张先璧的军队进入武冈会破坏自己一家独大的局面，迫使永历帝下诏制止。
张先璧侦知是刘承胤在搞鬼，屯兵于武冈城下，指责刘承胤“劫驾”；刘承胤反咬张先璧“犯阙”。
双方互骂“三字经”，大战一触即发。
最后，是永历帝命兵部官员龙之沫前往张先璧营中宣谕和解，张先璧这才悻悻作罢，领军转往沅州驻扎。
其时，张先璧比刘承胤也没好到哪儿去，其部每驻一地，必然大事劫掠。
堵胤锡听说刘承胤这么嚣张，竟敢暗杀何腾蛟，便上疏弹劾，并请求所部至江西。
堵胤锡手里执掌着“忠贞营”的精兵强将，而且是刘承胤自始至终敬畏有加的人物，刘承胤怕了，请永历帝加堵胤锡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总督江西、湖南军务，让他停留原地不动。
堵胤锡来不了，刘承胤乱政如故，且肆无忌惮。
时为太常卿的武冈人潘应斗实在看不过眼，愤然弃官而去。
且说孔有德大军把何腾蛟、章旷等人处心积虑设置起来的湖南防线摧毁得七七八八后，本欲乘胜攻占湖南全境、进而攻取广西，无奈时入盛暑，来自东北苦寒地区的清兵不耐炎热，只好停驻在长沙、衡州一带休息。
八月秋来气爽，清军精神复振，大举进攻武冈、永州。
清兵先败明守将曹志建于武冈城东四十里的扼斗溪，刘承胤部将蒋虎、孙华、聂鸣、张大胜均战死；又败明将张承明于石羊桥，张承明同样战死。
武冈岌岌可危。
刘承胤并不慌乱，他已有应对之策。

54 全州大捷
刘承胤的应对之策就是投降。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派人给孔有德递话：明安国公上柱国刘承胤愿献上明朝皇帝归降！
面对这样一份大礼，孔有德难以置信，犹豫着不敢答应。
刘承胤急了，一面下令部将严密看管武冈城门，防止永历帝出逃；一面剃发结辫，亲自前往清军营中进行真情告白。
大敌当前，刘承胤不调遣军马进行抵挡，而神神道道、行踪诡秘，莫非……
向来机警的永历帝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决定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是城门已被刘承胤的心腹死死守住不能出，怎么办？
永历帝万般无奈，只好向刘承胤的母亲求救。
刘承胤虽然不孝，刘母却深明大义，她亲自为永历帝开路，打开了城门。
城门一开，永历帝和少数朝臣、宫眷便急急如同漏网之鱼逃亡去也，象征皇帝威严的仪仗乘舆等都来不及收拾，全部遗弃。
原本，永历帝想逃往的地方是靖州，走了二十里地，突然想起靖州仍是刘承胤军队的地盘，赶紧吩咐：“靖州不可往，当从间道走广西。”
为了不让所有的鸡蛋都在一个篮子里摔碎，永历帝又多了个心眼，自己取道由古泥入广西，另命大学士吴炳护送皇太子从城步县入广西。
刘承胤降清，武冈随即为清兵占领。
孔有德发现永历帝已经逃走，立即兵追赶。
结果，吴炳和皇太子一行为清军截获。
永历帝一行在清军的追赶下，也逃得异常狼狈，连煮饭的锅都弃置路旁。除皇帝外，后妃鞋子都来不及穿，都是光着脚逃跑的。一皇子才满两月，竟委弃泥沙中。皇后的嫡妹，年才及笄（十五岁），与母亲同乘一车出城都失踪了。
行至二渡水，皇帝的车马刚过，浮桥就断了，锦衣卫马吉翔花重金弄得三小船，才把后妃安全护送过了河。
好不容易到达广西古泥，才遇上了接驾的总兵侯性。
时天降大雨，宫婢内竖，皆狼狈不堪。
在侯性护送下，永历总算有惊无险地到达柳州。
大难不死的永历帝感激之余，封侯性为商丘伯。
吴炳被俘后自缢；吏部尚书李若星、兵部尚书傅作霖不屈被杀；偏沅巡抚傅上瑞等投降。
孔有德等部进兵湖南，除了郝永忠在桂阳、张先璧在沅州稍事抵抗外，南明将领非降即逃。
据清方奏报，投降的不仅有明安国公刘承胤，还有封为伯爵的王允成、刘承永、董英、周思仲、高清浩、郑应昌，总兵四十七员，副、参、游等官员二千余名，马步兵六万八千有奇。
除了明制抚堵胤锡率马进忠等部退守的湘西九溪卫和明总兵曹志建扼守的镇峡关（曹志建将关名改为龙虎关）外，湖南各地都被清军所占。
面对来势凶猛的清军，原驻军在永州白牙桥一带的何腾蛟惊恐万分地窜奔广西兴安。
为了迫降这为明朝大员，孔有德派刘承胤部将陈友龙攻入贵州黎平府，专门搜捕何腾蛟家眷。
陈友龙一路势如破竹，大有斩获，抓到了何腾蛟的继母孙氏、妻徐氏等家属一百余口。
孔有德就从这些家眷中选了一个仆人，命他带自己的手书和何腾蛟母亲写的家信前往广西兴安招降何腾蛟。
何腾蛟能力一般，骨头却硬，不为所动，坚决拒绝了清方的招降。
何腾蛟既入广西，作为何腾蛟最为得力的干将，郝永忠也很快由湘入桂。
何腾蛟曾在隆武二年五月命郝永忠入闽迎接隆武帝入赣，但密令他只做表面文章，故而郝永忠于九月初到达郴州后就一直驻扎在该地。
1647年春，清孔有德等部入湘，何腾蛟、章旷等人精心培养的十三镇兵马一溃千里，长沙、衡州、常德先后失守。
郝永忠兵单势孤，只好且走且战，由郴州撤至桂阳州，由桂阳州撤至永州，又由永州撤至道州，最后从道州退入广西。
郝永忠，陕西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市）人，因早年在大顺军中担任过大旗手，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摇旗”的绰号，其原名已不可考。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突然遇难，原为偏裨的郝摇旗意外地掌握了一部分军队。大顺军群龙无首，众将彷徨失措，转入了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几经犹豫，最后投到了何腾蛟帐下。
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帝专门赐郝摇旗名为郝永忠，授援剿右部总兵官都督同知。
顺治三年（1646年）永历帝登位，封郝永忠为南安侯。
就是这样一位得到了隆武、永历两位皇帝认可的将领，并且是在上级何腾蛟已经退入了广西的前提下，因为跟着进入了广西，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这些人，质疑郝永忠的身份，说他是“闯贼”的部将，贼性不改，怀疑他入广西是居心叵测想要对广西图谋不轨。
这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如果是普通人就算了，偏偏有很多是在广西拥有很大话语权的人，如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和两广总督于元烨等。
于元烨听说郝永忠的部队来了，便四下调兵遣将，准备将郝永忠的部队堵截在广西境外，但仓促间，广西根本集结不起成型的队伍，而郝永忠的部队已穿过兴安、灵川，往桂林而来。
既然阻止不了，那就关闭桂林城门，让郝永忠的部队吃闭门羹！
光吃闭门羹还不够，于元烨继续筹集队伍，想将郝永忠的部队剿杀在桂林城下。
可惜筹来筹去，只筹到督镇标将马之骥手下的数百兵员，而郝永忠的部队尚有三四万之众，剿杀？怎么剿？没被人家反剿就算你命大了。
因为郝永忠部队的实力太过强大，这仗最终没打起来。
郝永忠的先头部队到了桂林城下，看见桂林城门四闭，好生纳闷：都是自己家人，城里怎么不开城接纳？
过了两天，郝永忠到了，约略揣度到了城里的歧视眼光，便派在南下途中收入营中的通山王朱蕴釨、东安王朱盛蒗、督饷佥都御史萧琦（后改名萧如韩）、司礼太监王坤等人进入桂林，请求开门。
双方会见的地点是太监庞天寿家，负责接洽的是于元烨、广西巡按鲁可藻。
于元烨固执己见，坚决拒绝郝部入城。
鲁可藻担心拒人太甚会激怒了郝永忠，悄悄警告于元烨说：“既然请不到新兴伯焦琏的军队来，又不能提前阻止郝部南下，现在是阻止不了了，先让他们入城，不要将自己置于被动局面中。”
于元烨油盐不进，死不松口。
郝永忠得到了这样的答复，彻底被惹毛，与宜章伯卢鼎率军兵迫桂林城下，连呼开门。
督饷佥都御史萧琦感觉于元烨是一块茅坑里的臭石头，难于打交道，便改劝守辅瞿式耜出城与郝永忠相见。
瞿式耜的立场是和于元烨一样的，对郝永忠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但，他还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知道如若一味排斥，势必会引发祸乱，决定出城。
鲁可藻不放心，生怕性格耿直的瞿式耜会和郝永忠谈崩，主动申请一道出城。
于元烨嘟着嘴坐在自己衙门里，料定瞿、鲁二人此番出城是有去无回矣。
然而，瞿式耜、鲁可藻甫一出城，便得到了郝营上下将官的礼遇。
郝永忠更是以礼相待，嘴里只是说城内不应该关门逐客。
瞿式耜婉转解释，言谈之间，极为得体。
第二天早晨，郝永忠进城回拜，双方一笑泯恩仇。
当然，这只是表象，瞿式耜等人对原大顺军所持的敌对态度其实没有丝毫改变。
为了挤走郝永忠，瞿式耜等人采取了当年何腾蛟的龌龊行径，故意扣发粮饷。
郝永忠不得不在桂林一带打粮索饷，搞得天怒人怨。
瞿式耜等人又暗中指使桂林乡村居民立团聚保，与郝兵对抗，可谓阴暗卑鄙之至。
就在瞿式耜等人捉弄郝永忠不亦乐乎之际，灾难来了。
十一月，清怀顺王耿仲明、总督佟养和领兵大举进攻广西全州。
广西境内的明朝官员无不大惊失色。
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关键时刻，活在桂林人民唾骂声中的郝永忠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郝永忠一面发偏师扼守灌阳，一面亲统主力星驰援全州。
十一月十三日，郝永忠与卢鼎、焦琏、赵印选、胡一清四将四营（赵、胡所领兵马合称滇营）合兵马于全州城外二十余里外的脚山列开阵势迎敌。
等清军的注意力被吸引到脚山，郝永忠虎胆雄心，率精锐由小路包抄往全州城北关。
清军的大营正扎在北门，郝永忠率标镇马骑直冲虏营。
此战，郝永忠身先士卒，大败清兵，斩首千余级，生擒二将，夺大西马三百余匹，小马无算，火炮、弓箭、衣甲、器械不计其数，并逐敌奔溃北走三十里。
全州之战，各路明军均心悦诚服，将首功推归郝永忠。
要知道，这次战斗中歼灭的，主要是由辽东汉人组成的“汉八旗”。这支队伍属于清军中的第二精锐，战斗力仅次于正宗的“满八旗”。
所以，尽管对郝永忠抱有成见，瞿式耜也不得不在同月十六日奏捷疏中由衷赞道：“南安侯郝永忠、宜章伯卢鼎、新兴伯焦琏与滇镇赵印选、胡一清，诚不愧标名麟阁。”
驻跸于柳州的永历帝览奏捷疏，由衷称赞“全阳奇捷，真中兴战功第一”。

55 二守桂林
早在永历元年（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九月永历帝刚从武冈逃至柳州，瞿式耜便迫不及待地请永历帝移跸省会桂林。
瞿式耜的意思是：“桂林在广西北面，形胜嵯峨，城郭坚固，的确是兴复王业的根本之地，向北，可以规划谋取湖南，向东，可以恢复广东，移跸此地，那是最合适不过了。”
瞿式耜还觉得，桂林的南面有思恩侯陈邦傅扼险于梧州，新兴伯焦琏镇守阳朔、平乐；北面有督师大学士何腾蛟、南安侯郝永忠堵敌于全州、兴安一带，万无一失。
但永历帝始终认为柳州要比桂林安全，甚至，还有过要移跸南宁的心思。
全州大捷的捷报传来，永历帝龙心稍安，遂于此年（公元1647）十二月初五日应瞿式耜等人之请移跸桂林。
不过，瞿式耜所说的桂林安全，是在广东清军提督李成栋在被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等部牵制情况之下的。
因为，镇守梧州的思恩侯陈邦傅是个极不靠谱的家伙。
之前，清兵袭梧州，陈邦傅就向李成栋递交过请降书，只不过广州危急，李成栋被佟养甲匆匆召回，陈邦傅的投降之举才没成为现实。
现在，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粤东三烈已经壮烈殉国，李成栋在稳定广东局势之后，又提兵西来了。
十一月，陈邦傅毫无意外地故技重施，弃城而走。
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再次占领梧州。
梧州丢失的消息传到全州，新建大功的郝永忠生怕己部留在桂林的家眷和辎重等将被陈军抢掠，匆匆忙忙地从全州率兵驰还桂林。
全州的兵马一走，督师何腾蛟就倍觉心慌，招呼也不跟永历帝打，带着卢鼎部也星夜南撤。
全州属于焦琏的汛地，焦琏听说郝、何率部回桂林，以为桂林有急，便以勤王为要，单留下部将唐文曜同全永总兵王有臣守全州，自己也带领主力奔往大墟（今桂林东南大圩）。
全州是广西的北大门，唐文曜、王有臣孤军难守，各营主力既已纷纷撤回桂林，梧州又已失守，唐、王二人料定广西难保，于是同全永道马鸣銮一同派使者往湖南永州（零陵）向清方叩头投降去了。
清怀顺王耿仲明和孔有德、尚可喜同列三大著名汉奸，他和孔有德、尚可喜一样，对投降者怀有深深的怀疑，拒绝接受。
恰好，明全州监军周震反对唐、王、马三人降清，对三人的变节行径痛加斥责。三人便将周震杀害，派人带着周震的脑袋和敕印作为投名状，再次往永州请降。
看着周震的脑袋，耿仲明笑了，同意受降。
十一月十七日，仲明派二千骑接管达全州。
广西门户从此洞开。
永历二年（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正月，督师何腾蛟为了弥补自己因惊慌失措而犯下的错误，率军驻守兴安，又遍发檄文严令各将领抽调兵马赴该地堵截清军南下。
在其他诸将一兵未发的前提下，郝永忠为了老领导的安全，当然，更重要的是为保住桂林不失，他命部下罗中军领一千精骑前往兴安。
二月初一日，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的兵马由湖南经广西全州向桂林全线推进。
关键时刻，何腾蛟又掉链子了。
他那遇敌容易慌张的毛病又犯了，率领胡一清等人弃兴安仓皇而走。
这一走，便把郝永忠派来的一千骑兵给卖了。
这一千骑兵在兴安遭到了清军的四面围攻，全军覆没。
这、这……这也太形如儿戏了！
要这么玩儿下去，大家都得死！
郝永忠接到战报气得暴跳如雷，再也不愿被别人当枪使，建议永历帝放弃桂林，火速后退。
鼠辈何腾蛟的表现的确是让人寒心，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何腾蛟这么懦弱怕死的。
瞿式耜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他听说郝永忠准备弃桂林不守，急了，赶紧找到郝永忠，好言相劝，劝郝永忠和自己一起坚守桂林。
但郝永忠的血已冷、心已伤，坚拒不听。
瞿式耜只好改劝永历帝，分析说：“敌人还在两百里远的地方，皇上您就这么惊慌。像您这样整天逃亡，政府部门搬运不休，国势只会越来越弱，士兵的斗志越来越难振作，民心惶惶不安，我们还有什么依靠？”
又说：“您如果认定只有逃走才是上策，桂林是危险了，难道柳州就不危险？今日可逃到桂林，明日难道就不可逃到南宁？”
但，无论瞿式耜说一千道一万，永历帝只用一句话回答：“爱卿不过是想让朕殉国先死罢了。”
按说，永历帝这么回答，语气那是相当严重了。
但瞿式耜还是不依不饶，苦苦劝告、缠绕。
永历帝终于失去了耐性，声色俱厉地说：“你如果一定要留下我，那我死了，两宫太后就由你们照看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瞿式耜只好闭嘴，悻悻退出。
二十二日上午，永历帝和宫眷、随驾官员匆匆离开了桂林。
圣驾已移，桂林城顷刻就会陷落清军之手，桂林城内的官私财物不抢白不抢，诸部明军士卒，包括郝永忠军在内，无不疯狂开抢。
尽管郝永忠在走之前也专门安排了将领负责城内治安、禁止士兵乱抢，但自己的主力也已经转移，该禁令形同虚设。
瞿式耜力主坚守桂林，拒不随驾，其本人及其家族也颇受乱兵勒索和折磨，被迫暂避樟木港。
不过，耿仲明等人虽然来势汹汹，但江西方面突如其来地发生了一场惊天逆变，两广形势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瞿式耜又在焦琏、胡一清两军的协助下奋起抗击，桂林再次化险为夷。

56 江西巨变
江西方面的惊天逆变是指金声桓反正。
金声桓反正绝对称得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金声桓，字虎臣，又字虎符，辽阳卫人（今辽宁省辽阳市），崇祯初年为明旅顺总兵黄龙副将。
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后金大军克旅顺，黄龙兵败身死，金声桓妻子兄弟均陷于兵间，皇太极获而不杀。
金声桓孤身逃回关内，投入宁南侯左良玉麾下，积战功成为左部后营总兵官。
弘光元年（公元1644年），左良玉兴兵犯阙，身死九江，而清英亲王阿济格大军追至，金声桓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在东流县（今安徽东至县）境率部迎降。
不久，南京陷落，弘光朝覆灭，阿济格奉诏班师，令左部降将一律北上还京朝见。
金声桓不愿就此失去兵权，苦苦哀求，说自己愿意带兵替清廷收取江西郡邑。
反正江西也正需要人手，于是阿济格同意授予其提督江西全省军务总兵官的官衔、挂讨逆将军印。
和金声桓同留在江西的有原大顺军将领王体中部。
王体中称得上是乱世中的狠人。
他原是大顺军大将白旺部下，李自成突然死亡，军中大乱，王体中趁乱杀害了白旺，统其军向阿济格投降，得授副总兵官职。
金声桓与王体忠合兵于九江，传檄南康、南昌等处，以虚言恫吓，称清军二十余万即将攻江西，如果南昌等城不自动出降，到时必屠城血洗。
在扬州血腥屠杀的震慑下，明江西巡抚邝昭解印而逃，其他官员也尾随奔走，南昌附近郡县纷纷瓦解。
六月十九日，金声桓、王体中领舟师溯赣江进驻南昌，分城而居。其中，金声桓部驻于西城，王体中部驻于东城。
王体中狠，金声桓更狠。
金声桓看到王体忠部兵强马壮，且深得民心，就起了歹意，阴藏吞并王体忠部之心。
不久，他密交王体忠标下游击王得仁，希望从王得仁处寻找到解决王体忠的突破口。
闰六月，清廷剃发令下，王体忠与李赤心、高必正等大顺军将领一样，以汉家大好男儿自居，拒绝剃发。
金声桓感到机会来了，为了与王体中形成鲜明对比，他第一时间率部遵令剃头，然后指责王体中部破坏剃发令，将之诱杀。
金声桓如此狠毒，招致王部将士的奋起反抗。
王部兵校提刀舞枪，一齐杀向金声桓的辕门，喊杀震天。
金声桓却是有备而动，毫不慌乱，督兵镇压。
经过两天激烈的巷战，王部因首领被杀和王得仁的招诱，终于归附了金声桓。
金声桓并不就此罢休，他指挥士兵追杀无辜百姓以立威，炮箭所及，伤居民无算，又纵火焚民居数千余家。
对于已经表示归附的王体忠部，金声桓全数交与王得仁统领。
王得仁骁勇善战，头发有杂色，军中呼之“王杂毛”。自从与金声桓勾结，名为兄弟，实如父子，每行事如出一体。
就这样，江西的降清之兵尽为金声桓所有。
在金声桓的统一指挥下，江西清军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七月至顺治三年十月连下建昌、峡江、袁州、吉安、抚州等十三个府，斩杀了明永宁王朱慈炎、擒获了明巡抚邝昭，所到之处，村里为墟，灭绝人性。
金声桓因此于顺治二年十月得清廷授为左都督、充镇守江西总兵官。次年二月，又颁赐朝衣、嵌珠金顶凉朝帽及玉带等物。
说到这儿，也许大家都会有疑问，清廷对金声桓也算不错了，金声桓怎么就起了反水呢？
主要是心理落差太大。
金声桓的期望值远不止于此。
金声桓觉得，江西地处要冲，西可控制两湖，南则直达闽越，占领江西就等于为清廷取得大半个东南地区。
而且，自己在所有占州据县的过程中，全不费满洲一兵一卒，可谓功高盖世了。
所以，他的理想是称王封爵。
可清廷只于顺治三年五月授金声桓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王得仁更寒碜——只得了个参将。
金、王二人的失望之情由此可知。
失望之余，怨愤滋生，复叛之心蠢蠢欲动。
王得仁在其府中暗自穿戴明朝衣冠，多次命伶人演郭子仪、韩世忠等剧目。
而金声桓每与王得仁谈到亡明时，动辄就唏嘘不自禁，有割据自立之想。
金声桓尝试着和清廷高层沟通，他请求清廷另颁敕书，授予自己“节制文武”、“便宜行事”的权力。
清廷并没当回事，粗暴地驳回了他的要求，只将他的官衔由镇守江西等地总兵官改为提督江西军务总兵官，并要求他以后遇事均要向镇守在南京的洪承畴请示。
朝命下达，金、王二人咬牙切齿，愤恨不已。
最终点燃事件导火线的是出任江西巡抚的章于天。
章于天到了江西，仗着自己巡抚的身份，到处向人伸手索要贿赂。
索到金、王二人头上时，章于天看到二人脸有不平之色，便语含挑衅地问：“汝欲反耶？”
金、王怒目而视，口虽不言，反心愈炽。
这还不算，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七月，章于天还以索饷为名，派人向王得仁索贿银三十万两。
这简直是老虎嘴上捋须！
王得仁忍无可忍，槌案对来人怒吼道：“我是出了名的王流贼，大明崇祯皇帝就是我逼死的，你难道不知道吗！回去告诉姓章的，我这里没有饷，大棍倒有不少！”声如嘶吼，目睛皆出，将章于天派来的差官打了三十棍，扬言说：“跟章于天说，这就是三十万饷银了！”
金声桓知道了此事，对左右说：“王家儿急矣！”
金声桓是狠忍之人，隐忍不发，密制旗帜、火器、鞍甲，等待时机。
早在隆武二年（公元1646）春，隆武朝督师阁部黄道周由闽入赣，曾先后三次写信给金声桓，劝他幡然悔悟，建兴复明室之大功。
金声桓感觉时机未到，没有理会。
不久，据守赣州的明督师万元吉又写信规劝金声桓反清，这万元吉曾任督师阁部杨嗣昌幕僚，与左良玉部多有交往，金声桓得信，虽不表态，但内心波澜起伏。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八月，隆武帝虽为清军所杀，但散落在南昌的一些明朝旧臣还不时给金声桓传递一些真假莫辨的消息，比如说，隆武帝、杨廷麟、万元吉等人并未遇难，尚在人间，并且说：“隆武帝屡有手诏，许诺金将军，如果能以江西回归大明，即将江西全省封给金将军。”
金声桓反清复明之心翻滚跳荡、不可抑制。
某日，诸官会同看戏，金声桓脱口而出：“毕竟是汉家衣冠文物好看！”
章于天遂以此为据，疏劾金声桓反迹昭然。
金声桓自知失言，密窥章于天举止，令骑兵截获此疏。
看来，反清之举，已经如箭上弦。
但这毕竟是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金声桓还在犹豫中。
金声桓到底在犹豫什么呢？
原来，金声桓认为隆武帝既然尚在人世，却迟迟没有来人与自己联系，而且，自己尚未得到隆武帝的封衔。
他这一心思很快被隆武朝的旧臣猜到，也幸亏隆武帝生前赐有许多空白劄印，这些人向金声桓示以劄印。
金声桓笑逐颜开，复明之心遂决，派人出迎隆武帝。
永历二年（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正月二十七日，金声桓、王得仁先突然发难，关闭城门，包围巡按官署，擒杀巡按董学成，捕诛诸官吏，追捕章于天，宣布反清复明，将那些富有满清特色的大盖子帽全部丢弃在地，而换上了清一色的大明衣冠。
清江西巡抚章于天正出巡瑞州，被邀擒于江中。章于天贪生怕死，愿为金、王效劳，负责为义军制造炮车。
江西的清廷官员只有掌印都司柳同春抛妻弃子，缒城而出，乔扮成和尚，星夜逃往了南京。
金声桓自任豫国公，王得仁则自命为建武侯。
弘光朝大学士姜曰广是江西新建人（今属江西省南昌市），因与马士英斗气，辞官后居住在本县浠湖里。金声桓、王得仁认为他是先朝重臣，便敲锣打鼓将他迎入南昌城，并请他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的名义以号召远近。
姜曰广乃是忠贞老臣，何乐而不为？
也正是因为姜曰广的到来，许多明朝旧官纷至沓来，加入了金声桓军中。
金声桓出榜安民，改年号为隆武四年。
不久，他们才得知隆武帝已经遇难。不过，他们又很快地打听到了永历即位为帝的消息，于是改年号为永历二年，密疏广西。
江西绝大多数府县都闻风而动，如吉安、饶州、袁州等地守将纷纷据城反正，树起了反清复明的旗帜。只有清南赣等地巡抚刘武元和南赣总兵胡有升、副将杨遇明、高进库等据守以赣州为中心的赣南地区和参将康时升等扼守的广昌府（府治在上饶）尚持观望状态。
最让清廷上下抓狂的是，金声桓、王得仁宣布反清后，他们并不老老实实在待守在江西不动，而是北上九江，且有由九江顺江进取南京之势。
镇守在南京的清兵清将莫不震恐失色，江南江北人心岌岌可危。
二月初，王得仁领兵进抵九江，清镇守九江总兵带领部下士卒五千名开城响应，接着占领湖口、彭泽等地方官都来归附。
清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惊慌失措地向清廷呼救，说金声桓“攻陷郡邑，劫掠船艘，声言将浮江东下，窥伺江南，请速发大兵，以图扑灭”。
在九江，王得仁的幕客胡澹提出了奇袭南京的建议：“大军应该乘此破竹之势，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谎称是章于天逃回南京请救的军队，南京的清朝官员不辨真假，必然开门相纳，那时就可以将南京一众清朝官员一股脑拿下，然后改旗易帜，开播永历年号，祭告明太祖陵寝，传檄山东，中原群雄一旦闻风响应，大河南北、山西、陕西等地，将非清朝所有。”王得仁是认同这个建议的，他一面派兵入长江，收取九江上下游地方，一面派使者回南昌请示金声桓。
王得仁虎吞金陵之势的确震慑海内。
当是时也，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安徽许多地方的复明势力纷纷激发响应，大江南北，风起云涌，形势可观。
二月二十八日王得仁部下一支军队乘船五百余艘，直抵蕲州城下，尽得黄梅、广济等县。
清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在上呈清廷的奏疏中充满了哀叹和求救之语。
罗绣锦唯恐金、王义师进攻武昌，不得不采取缓兵之计，派人给金、王二人送信，说：“人心未死，天下思汉，金公创非常之举，为天下倡，天下军民皆引颈而望。但赣州处东西要害之地，为山川上游，公如果要通往广东，则赣州隔阻其间；公如果要往其他地方发展，则赣州必抄后路，当下之计，公必先拿下赣州，拿下赣州则可以传檄定楚地。”
九江以东，安徽大部分州县均望风趋附。
太湖（安徽县名）、宿松、潜山、英山一带的反清势力也相继而起，各立山寨，奉南明永历朝廷的正朔。
金声桓在江西闹得这么猛，清廷不敢怠慢，赶紧于三月十五日加派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镶白旗满洲固山额真何洛会、降将刘良佐带领满、汉、蒙兵马从北京赶赴江西。
饶是这样，清廷也深感单靠这支部队难以对金声桓形成足够的制衡，又命固山额真朱马喇、江南总督马国柱领兵由江宁（南京）溯江而上，在安庆府（今安徽安庆）同谭泰军会合。
为了防止反正的明军占领湖北，又命令进至湖南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率部退回汉阳。
这就是耿仲明军不攻桂林反而后撤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撤军之前，孔有德担心刘承胤、傅上瑞等一类新降的人员会像金声桓一样有复叛之心，下令将之全部处死。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一撤，永历朝所面临的窘境便为之解去。
永历帝欣喜之下，按金、王二人自封之衔进行封赏：金声桓任豫国公，王得仁为建武侯。
金声桓反正，可以说是永历二年永历朝的最大喜事。
而且永历朝的喜事还在接踵而来。
这年（公元1648年，顺治五年，永历二年）四月，清两广提督李成栋也悍然宣布反清复明了。

57 李成栋反正
李成栋，字廷贞，又字廷玉、隆吉、忠武。陕西宁夏人（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先世为山西卫官。
李成栋少年时即混迹于李自成的农民军中，绰号“李诃子”，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跟从高杰降明，弘光时任徐州总兵官。
李成栋生性凶狠残暴。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高杰在睢州被许定国刺杀，李成栋一怒之下，血洗睢州城。
豫亲王多铎率兵攻取江南，李成栋奉高杰的妻子邢氏投降了清朝，成为清廷镇压江南人民的刽子手。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嘉定三屠”便是他的代表作。
此外，李成栋还在松江强行剃发，不分玉石，纵兵肆杀，俘掠妇女，不可胜计。
清军久攻江阴未下之时，正是李成栋率大军及数十门大炮往援才得以破城。
清军攻江阴总投兵力凡二十四万，而李成栋的援军就有十四万之众。
破城之日，满城杀尽，然后封刀。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李成栋奉命随征南大将军博洛往攻福建，克邵武、汀州、上杭、漳州等地，隆武帝正是死于李成栋军的追杀之下。
隆武帝之外，李成栋又与佟养甲合军征剿广东，迫死了绍武帝。
就这样，李成栋觉得还不过瘾，又将明朝的周、益、辽、邓诸王及宗室多人都杀死。并命士兵大掠广州三日，美其名曰“放赏”。
顺治三年年底至顺治四年七月，李成栋率部西进，克肇庆，破梧州，取平乐，另遣别部攻陷南雄、韶州、高州、雷州、廉州等地。
张家玉、陈子壮、陈邦彦“粤东三烈”也是惨死在李成栋手下。
可以说，李成栋的双手沾满了中华人民的鲜血。
李成栋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以为自己功勋卓著，略定两广大部分地区，总督一职非己莫属。
攻陷广州时，李成栋缴获三百九十余颗文武印信，他藏起两广总督印，日日把玩不已。意谓两广总督，非己莫属。
哪知清廷在任用官职问题上总是优先选用满人、辽人。
同李成栋一道从福建入广的汉军总兵佟养甲属于辽阳世家，这个家族自明初以来不少人担任过卫所军职。
努尔哈赤进攻抚顺时，佟养甲的同族兄弟佟养正叛变投降，佟氏家族因此遭到明政府的严酷迫害，一部分在辽阳被杀，一部分押进山海关内拘禁。
佟养甲的父亲被押进关内受冤而死，养甲为避祸计改姓名为董源投入左良玉幕下谋得一个督理盐饷的差使。
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清军南下，佟养甲投靠清朝，恢复姓名，得到了满洲贵族的重用。
占领广州以后，尽管佟养甲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多大战功，却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李成栋只被任命为两广提督，不仅无权过问地方政务，而且在军事行动上还要接受佟养甲的调度和节制，两人原先的同僚地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李成栋自恃功高，耻为之下，意甚不平。当月，他以为众将请封为名，上了一道《两广提督李成栋揭贴》，希望清廷晋升自己的职位。
清廷未准其请。
李成栋集失望、怨愤于一心，遂怀叛清之意。
而陈子壮等抗清失败，宁死不降，更使李成栋颇受震动，他曾说：“何起义之多耶？某身受国（指弘光政权）恩，位列开镇，反不如粤民好义耶？”
面对广东人民随剪随生、如火如荼的反清斗争，李成栋养子李元胤与署布政使袁彭年力劝其反正。
袁彭年曾在崇祯、弘光朝任职推官、给事中，隆武时任吏科都给事中。清兵入闽后投降，任清广东学道；顺治四年五月因广东布政使耿献忠升任广西巡抚，袁彭年由佟养甲题请补授广东布政使。按明清定制，布政使掌管一省行政、财政。袁彭年即利用这一职位和李成栋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成为促使李成栋反正的核心人物之一。
据《东明闻见录》记载，某日，李成栋、袁彭年和李元胤三人登楼，命人抬走梯子，互相聊天。袁彭年就用话来撩拨李成栋，说：“我们这些人因为遭受国难投入清廷，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憾事。想想看，我华夏民族从少康到现在已经历了三千余年，正统王朝虽然偶有衰败，但其后必定又会奋起兴盛。大明王朝深仁厚泽，远远超过唐宋。甲申之变，四海共悯。如今金声桓将军所向无前，焦琏将军以二矢恢复两广七郡，陈邦傅将军虽有降书却不解甲，天时人事，尚未可知。又听说在广西的新天子龙表酷似神祖，将相交和，神人共戴。如若我们引兵相助，事成功不在封侯之下，事败亦可忠义传载千秋。”
李成栋顾虑自己留置在松江的眷属，犹豫未决。
一名随侍爱妾窥出了他的顾虑，说：“公如能举大义者，妾请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慨然拔剑自刎，以明心志。
李成栋抱妾尸体大哭，反正之意横生。
顺治五年正月，江西金声桓叛清后，以密书约之。
李成栋抱着“事成则易以封侯”的强烈欲望，反清之意遂决。
广东香山县人何吾驺在崇祯年间已入阁任大学士，隆武时继黄道周为首辅，兵败之后逃回广东，也一直暗中参与策反李成栋的工作，猜度到火候差不多了，他和另一位原任明朝大学士黄士俊前往拜见李成栋，并应李成栋之邀入密室细商。
李成栋刚一说出自己反正的愿望，何吾驺便跪倒叩头，说：“公言及此，我太祖高皇帝之灵，宗庙社稷之福也！”
于是，李成栋开始暗中策划反正事宜。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李成栋以赣州告急为辞，先胁服佟养甲，用私藏之明总督印颁布文告，奉永历为正朔，下令解散发辫，复明衣冠，以密制新旗代清总督旗，遣投诚进士洪天擢等奉表赴南宁，请永历帝前驻广州。
彼时，永历朝廷正处于艰难窘迫之中，突然听说广东全省和广西已失府州反正，永历君臣欢呼雷动，沸腾连日。
这样，粤东十郡，不到半个月时间，全部收复。
永历二年四月，永历帝命侍郎吴贞毓等前往劳军，晋封成栋为惠国公，管两广总督事。
永历朝的惊喜还远不止于此。
因为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搞得太猛，清廷唯恐九江上游有失守，只好下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撤兵马回武昌、汉口。
这么一来，非但广西险情解除，甚至明军也很有机会趁机收复湖南。
原先负有丢掉湖南全境的罪责，一直龟缩于广西桂林的督师阁部何腾蛟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誓死报国，督焦琏、胡一青尾随清军后撤的脚步奋击，大战岩关、凤凰坪，一举收复全州、衡州、武冈等地，明军军声大振。
湖南全省的收复，只是时间问题，形势一片大好。
可以说，由于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的反正，何腾蛟等人的奋战，永历朝所统辖的地区辐射到了两广、江西、湘湖、川东、云贵等七八省，转机前所未有的！
何腾蛟和瞿式耜等人也因此上疏请永历帝回桂林主政，以图出楚。
瞿式耜在疏中指出：“之前广东尚未收复，大军就应该屯驻在桂林以扼制楚地；今日江西、广东已经回归，大军更应该屯驻在桂林以图开出楚地。事机所在，差之毫厘则谬以千里。”
可以预料得到，永历帝真能听从瞿式耜等人的劝谏，回驻桂林，调兵遣将，北出湘楚，南控两粤，中兴明室，绝不是梦想。
但是，李成栋也在这个节骨眼上疏永历帝，请移驻广州。
李成栋说：“臣本来想亲自前往广西拜见皇上，但广东刚刚回归，人心尚未贴安，臣担心这一动身又会引发什么别的变故。皇上如果不肯移跸广东，是不是认为广东不属于王土呢？这是在嫌弃臣，还是在怀疑臣呢？”
为使此事做实，他又写信遍邀朝中诸臣，且信之所至，均附有数目不等的馈赠。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如此迫切力邀圣驾入粤，会不会藏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招啊？
瞿式耜上疏大力制止，说：“圣驾一旦东往，军中将帅一定会在私下里说皇上乐于在新收复的地方享福，李成栋也有邀驾之嫌。彼时，号令既远，必招致人心涣散。”再请永历帝驻跸桂林。
李成栋大不以为然，疏驳瞿式耜“乐新土”之议，且以中兴为名提出：“朝廷怎么可以偏安于广西，虚度岁月，致使天下豪杰心寒齿冷呢？这是我李成栋诚惶诚恐地在为朝廷谋划，并不是想得到邀驾之功。”
同时，不容置疑地派出部将罗成耀携黄金千两、白银十万两入南宁迎驾。
俗话说，利令智昏，很久没见过这么多钱的永历帝动心了。
李成栋李爱卿既然这么诚意拳拳，朕又怎么好意思拒绝？
是年六月，永历帝终于拿定了主意，以广东安全而广西危险为理由，由广西南宁起驾入粤，先往肇庆。
李成栋听说永历已经动身，便大兴土木，在广州打造行宫。
同乡刘远生见了，大感担忧，提醒他说：“在广州造行宫，旁人就会认为天子的爵赏征伐会对你存在私心，将军务必隐令寄政以避嫌隙。”
李成栋猛然省悟，纳其言，罢修行宫，同意以永历帝即位的肇庆为行在。
为了显示自己忠心，他命人在永历帝赴肇庆路途上结彩楼百里，布满旌旗，楼船相望。
永历帝终于抵达肇庆，李成栋率文武百官郊迎。
李成栋粗中有细，考虑到永历帝即位以来一直颠沛流离，身上财物有限，又悄悄派人在行宫中预先准备白银一万两，供永历帝赏赐之用。
这隆重的欢迎仪式让永历帝找到了一些做天子的感觉，不知不觉地眼眶湿了，视线开始模糊。
见到了李成栋，永历帝认为其忠勇可托，委以恢复中原大任，加封其为翊明大将军，赐袍带、尚方剑，用手抚摸其背脊说：“朕中兴全赖卿力。”
又封李元胤为锦衣卫都指挥使、袁彭年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其他随李成栋入朝的人，一律称“反正功臣”，官居要职。
有人专此疏言“爵赏太滥，有伤国体”。
永历帝置之不理。
李成栋此番反正，真可谓洗心革面，对永历帝尊崇备至，恪守臣节。
尽管广东全省和广西梧州等地是由于他反正而归入南明版图，他却拒绝做任何安排，私下嘱咐布、按二司说：“皇上到，造册一本送部，或用，或不用，或更调，听部为之。”
瞿式耜虽然对李成栋怀有很大的戒备心理，但也不得不承认说：“勋臣李成栋反正之后，取东粤全省官吏造册送部，疏请圣裁，忠挚谦和，尊君守礼。”
是的，“忠挚谦和，尊君守礼”，但没过多久，李成栋发现自己这样做其实很傻。
因为，永历朝廷从上到下的大小官员都在窃权弄私，几无功过是非可言。
比如说，朝廷因他反正功高封为公爵，据守广西一隅的思恩侯陈邦傅不肯落后，自称护驾有功，要挟朝廷加封，永历帝不得已，封他为庆国公。
在陈邦傅的带头下，很多人以“护驾元勋”自居，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吴党，专门与李成栋带来的“反正功臣”相抗衡。而李成栋带来的“反正功臣”随后也渐渐形成了颇具地域特色的楚党。
权臣文安侯马吉翔为了给李成栋一个下马威，显示自己才是朝廷的老大，他对李成栋说：“皇上感念将军麾下诸将追随反正、功不可灭，现在还没有颁爵封赏，烦请将军开具诸将姓名，以便封赏。”
李成栋开好了个名单给他，马吉翔并不直接上传给永历帝，而是故意当着他李成栋面缮写奏疏封进。
不大一会儿，永历帝就按照马吉翔所拟诏书对反正诸将进行封赏，丝毫不差。
李成栋的心凉了半截，回到住所叹息道：“未入朝时，只听人说马吉翔为‘马皇帝’，今日见了，不能不信！奖赏不合法则，五种显赫的官位，就在朝会上轻易授人，各种好处，见者有份，各种决策，就在一坐一立之间，呼吸如意，面不改色，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我弃老母、幼子举事，只盼望中兴有成，才不致使他们白死，如今见这样的权奸在朝，恐怕大事难成！”
对于马吉翔这种威福自操的行为，李成栋上疏诚恳地向永历帝提出了种种建议，如：“朝廷的封赏不宜太过泛滥，文武官员应该各司其职，言官应该树立正气倡导先进，内臣卫臣不宜干预内阁机务。”
永历帝唯唯诺诺，却未能立即予以整肃。
因为，江西局势陡然出现了逆转，金声桓、王得仁被围所南昌，形势危急。
现在，要解南昌之围，非李成栋不可。
永历帝随即命李成栋率军攻打赣州，以救南昌。
李成栋既然允诺，朗声答道：“南雄以南的事情，就由各位大臣打理；廋关以北的事情，臣一人独任。”
永历帝欲仿汉高祖拜韩信之事，筑坛拜李成栋为帅。
李成栋哈哈大笑，豪气干云地说：“事在人为耳，岂必坛之登与否乎！”

58 江西危局
金声桓、王得仁之所以陷入危局，主要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原本，王得仁部前锋在二月间兵出九江，就已占尽取胜先机，江西、安徽、湖北各地复明势力群起响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广济、黄梅、湖口、彭泽等地已落入金、王二人之手，九江东西航道也尽在二人掌控之中。
如果金声桓能在这个时候率领主力随后接应，既可以扼守广济阻击湖广来犯之敌，顺长江东下攻取安徽、江苏；也可以扼守彭泽小孤山一带，阻击由南京而来之敌，抢在孔有德等三王未返之前占领汉阳。
在九江，王得仁的幕客胡澹就提出了大胆设想，即“大军应该乘此破竹之势，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谎称是章于天逃回南京请救的军队，南京的清朝官员不辨真假，必然开门相纳，那时就可以将南京一众清朝官员一股脑拿下，然后改旗易帜，开播永历年号，祭告明太祖陵寝，传檄山东，中原群雄一旦闻风响应，大河南北、山西、陕西等地，将非清朝所有”。这个建议让王得仁怦然心动。
但这个建议要得到实施，就必须得到金声桓主力的支持。
所以，王得仁一面派兵入长江收取九江上下游地方，一面派使者回南昌请示金声桓。
不用说，这个建议也得到了金声桓手下绝大多数亲信官幕的赞同。
收复南京，不仅可以虎踞江东，与清廷相对峙，更重要的是其政治意义。
南京，可是明太祖成就三百年帝业的开国之都啊。
所以，对于南昌的用兵方向，还有人总结出了上、中、下无四策。
上策便是进取南京；中策为西取武汉，连衡郧襄，与湖南何腾蛟相呼应；下策为胡攻一气，走到哪攻到哪，攻城破邑，鸡犬不留，即重新沦落为流寇。
这个下策，虽名为下策，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施行仍不失为一逃生之道。
除了上、中、下三策外，还有一条下下策，这下下策就是静静等待永历帝率六师，堂堂正正北伐。
鉴于永历帝亲统六师北伐的可能性极小，则大家就可能会在南昌等到天荒地老了，一旦清兵来了，就被动地婴城自守。
这下下策，其实就是无策的表现。
就在大家要形成共识，发兵攻取南京之际，总督黄人龙不合时宜地开口了。
他一语惊人，说：“这三条计策都是败策。大家难道没听说过宁王之事吗？现在，清将高进库还占据着赣州呢。”
黄人龙此语一出，众人都被震住了，作声不得。
金声桓武夫出身，读的书少，想当年，他兵入南昌，刻意文人打扮，头戴方巾，身披青纱金缕酒线蝴蝶披风，做温文尔雅状。但突然得到文人拜谒，就茫然四顾，不知如何答礼，只好哈哈笑着用手去拉众文人起来，口中谦让喃喃，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出过好大一个洋相，这会儿既不知“宁王之事”所指何事，只得红着脸老实求教。
黄人龙得意非凡，卖弄着说：“正德年间的宁王名叫朱宸濠，占据了江西发动了叛乱，就因为忽视了赣州的存在，没有防备赣州，最后被赣州巡抚王守仁生擒活捉了。”
其实，金、王二人举兵与当年宁王朱宸濠起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二者的情形大不相同。
首先，朱宸濠在承平之年以明朝藩王的身份举南昌一城之地发起的叛乱，属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贼，人皆咸恨得而诛之；金、王二人乃是应时而起的反清归明行动。想那满清的圈地、逃人、剃发等等恶行搞得天怒人怨，已成为许许多多汉人眼中的邪恶势力，以正义对邪恶，在人心背向上，金、王二人得到的民众支持比较大。
其次，镇守在赣州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这些人，都是些首鼠两端的反复小人，怎么能跟忠于明室的王守仁相比？更何况，他们原先就是明朝中级武将或臣民，既因迫于形势降清，也可迫于形势归明，并且，对他们来说，在心理承受上，归明显然比降清要容易接受。
再次，因为金声桓、王得仁的倒戈，两广各府县都转入南明之手，南赣巡抚、总兵兼辖的湖南郴州、桂阳又处于南明督师何腾蛟控制之下，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等人又岂敢轻离赣州北攻南昌？
没有读过史书，不会分析史事的金声桓被黄人龙的话吓傻了。
俗话说，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在金声桓看来，宁王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活生生的教材，如果不从宁王身上吸取教训，宁王的下场就将是自己的下场。
他自动对号入座，把自己想象为宁王，先集中兵力除掉守在赣州的王守仁——不——是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等人。
于是，他以赣州为两广咽喉为由，调回王得仁军，同时，自己统领大军二十余万，水陆并进，直逼赣州。
一时间，从南昌到赣州的官道上，尘土飞扬，兵马绵延不绝。
三月十九日，金声桓大军进抵赣州城下。
开打之前，来了手温柔的：招降。
赣州城内的清南赣巡抚刘武元、南赣总兵胡有升下辖五营，每营一千名，协守将领高进库、徐启仁二营，每营兵额也是一千名，总共不过七千兵马。不过，刘武元、胡有升觉得自己后面有李成栋的兵力壮胆（李成栋易帜的时间是四月十五日，此时李成栋尚未反清），拒绝投降。
既不肯降，那就打吧。
金声桓发起大军狂攻。
清赣州右协副将徐启仁受命在城外迎击。
徐启仁可不傻，面对金声桓声势喧天的大军，不敢战，领部下一千名兵马奔回原驻地南安府。
回到南安，想想不是事，干脆连同府内的道、府文官举城投顺了金声桓。
有徐启仁作为榜样，镇守南雄的雄韶协将李养臣也跟着投降。
刘武元、胡有升还在强撑。
他们看到城中兵力有限，就不再出击，只是高踞城头，凭险扼守。
赣州三面临水，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前年，万元吉、杨廷麟等人就是凭借这座城池与清二十万大军周旋了大半年。
现在，明、清双方之间攻守易势，金声桓虽然人多势众，但要轻松拔下，也是诚为不易。
不过，没有关系，闰四月初一日，先前进驻到九江的王得仁已带领他的十万精锐回师来到赣州，协助金声桓一道继续猛攻。
然而，王得仁这次回师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要知道，金声桓二十万人围攻赣州，攻城人员密密麻麻，拥挤在一处，只能充当城内清兵的活靶子，就算接近了城池，也是堵塞拥挤，无从搭手之处。
这二十万人，再加上王得仁的十万人，只是徒长声势而帮不上多大忙，反而加重了城外粮饷的负担。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绝境中的清军为了求生，竟然吃了熊心豹子胆，于闰四月二十二日展开绝地反击，出城袭击明军。
明军由于这段时间来攻得太猛，精神上出现了懈怠，根本没料到清军会开城出击，一下子就乱了。
混乱中，王得仁中炮负伤。
唉，看来，一直这么猛攻也不是个事儿。
金、王决定改变策略，不再强攻，而是重挖深壕，重筑营城，层层围困。
他们想：我虽然攻不下，但我围也要围死你！
这一招够狠。
因为围得紧，城内米价高达四十五两银子一石。
清南赣总兵胡有升见士卒饥馁不堪，被迫将自备战马宰杀以犒兵。
赣州已危在旦夕。
围城虽然有效，但这种旷日持久的攻防战显然是对金声桓、王得仁非常不利的。
自从清廷自得知江西有变，已命满将谭泰为征南大将军，会同固山额真何洛会统领清军，征讨江西，金声桓、王得仁的处境十分危险。
而因为王得仁援攻赣州，也造成了赣北防守力量严重不足。
一旦入援清军突破金、王二人设置在赣北的防线，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杀到赣州城下，对赣州城外的金、王大军进行合围。
事实上，就在金、王大军屯兵于赣州城下的时候，清廷派遣的征南大将军谭泰带领满、汉军队已经迫近江西。
闰四月下旬，清军进至东流县，兵分两路，谭泰部攻九江，何洛会部攻饶州府。
同月底，奉金声桓、王得仁之命镇守九江的明将吴高弃城而逃。
五月初一日，清两广援剿副总兵杨捷占领江西门户九江。
何洛会军也在闰四月三十日攻克饶州府。
突破金、王二人设置在赣北防线的清军并不马上入援赣州，而是进围南昌。
这明显是在使用围魏救赵之策。
这个策略，通常都有用。
五月初七日，清军前锋进入南昌府境。
南昌城内人心震骇。
负责镇守南昌城的金成功（金声桓之兄）迫于清军声势，不敢抵抗，竟派人向清军许以开城迎降。
值得庆幸的是，城中其他守将不甘南昌就这样落入清军之手，将金成功杀死，南昌总算尚未失。
糟糕！一旦南昌失守，根基就全毁了。
金声桓不敢再攻赣州，准备撤军回救南昌。
王得仁不同意，他认为，再过三日，便能破赣。赣州若破，清军必解南昌之围。
他说：“若弃垂破之城而不攻，南昌强敌在前，赣州顽敌在后，此危道也！”
王得仁所说不无道理。
但金声桓以家眷在南昌为念，坚拒不听，于五月初九日全线撤军，回保南昌。
刘武元、胡有升觉察金王营盘移动，内心狂喜，开城出击，竟大有斩获。
五月十九日，金声桓、王得仁引军返回南昌。
六月初三日，王得仁领精兵在南昌城下迎战南下清军，在七里街被清军击败，退入南昌城。
谭泰乘胜挥军前进，在七月初十日包围了南昌城，分兵四出，扫除外围，切断南昌城同其他州县的联系。
这真是太戏剧性了！
半个月之前，金王还在赣州城下围着人家打，现在，竟然成了缩头乌龟被人家围起来打。
没有办法，时势已易，这都是命啊。
谭泰学习了金声桓之前的做法，也不强攻，效仿残唐五代名将李克用筑长围擒李存孝的方法，在南昌城外挖掘壕沟，将城团团围困。
谭泰驱迫来挖掘壕沟的乡民有数十万计的附近乡民，挖出的壕沟深广各二丈。
那些抓来的民夫每天只给粥一餐，虽值六月酷暑，却连日工作，片刻不停。在烈日的曝晒和炎热天气的蒸烤之下，死者接近十多万人。那些民夫的妻女被分配给各营士兵，日夜宣淫。
八月初九日左右，挖壕工程完毕，谭泰便将那些民夫当作奴隶论斤论两贱卖，一时间，南昌附近数十里间人烟灭绝。
南昌城里的金声桓、王得仁从八月初九日到十月二十六日，多次亲自带领兵马出城向据守壕沟的清军发起冲击，虽然一度将以八旗劲旅为主的清军击溃，并斩杀一等梅勒章京觉罗顾纳岱，都最终全都被赶回了城内。
靠出击退敌已不可能，金、王二人只好固守待援，把退敌的希望寄托在永历朝的援军身上。
李成栋的援军也在八月初从广州开拔。
如果说，李成栋在反正之后就火速出师北上，即可以与金声桓、王得仁合攻赣州，赣州既得，再北上迎击谭泰、何洛会的清军，赢面极大。
而何腾蛟在湖南方面的捷报频传，永历朝对形势的估计过乐观，满以为赣州在金声桓、王得仁的强攻之下，即日可下。
现在，清方的赣州之围已解，而且明方的金、王二人被围南昌，江西形势迅速恶化。
李成栋现在才出师，明显迟了一步。
不过，如果李成栋此行顺利，与金、王所部对清军实施内外夹攻，则击破清军，收复全省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此，李成栋信心极足。
他在广州教场调兵遣将，亲自统率大军直趋南雄。
李成栋军旌旗器仗焜耀一时，所携粮饷、弓刀、铳炮、火药等不可计数。
李成栋气壮山河，志在必得。

59 中兴幻灭
出兵前，李成栋曾多次派人向清朝赣州守将招降。
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等人均不予回应。
现在，李成栋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北上，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不敢再装聋作哑，赶紧派使者回信表示愿意反正。
李成栋得了刘武进等人的回信，收复江西全境的信心又增强了好几倍。
在他看来，只要翻越梅岭与刘武进等人会师，则南昌之围唾手可解。
然而，隆武朝大臣钱秉镫这时正从江西入粤，他结合自己沿路所见所闻，给永历朝上了一份奏疏，其疏大意为：
臣由赣入粤，过梅岭，正遇勋臣李成栋出师下赣，兵威极盛。而李成栋本人并未在军队之中，他还停留在南雄，静等赣州刘武进等人投降，监军侍郎张调鼎语于臣，说赣州刘武进等人出示的降书连续不断，赣州指日可下，赣州既下，我师即可长驱直入，进解南昌之围。
臣却认为，赣州未必能下，而南昌事态已经非常紧急了。臣曾抄小道到离赣州城三十里的地方侦探战情，当地人说：城中士兵每日早出晚归，每名骑兵必须搜刮三石粮米，押运入城，现在附近各村各寨粮草已被搜刮一空。由此可见，这是刘武进等人实施的坚壁清野之计，并没有投降我们的心思。他们不断向我们投递降书，无非是想拖缓我军出岭而等候攻陷南昌的结果，从而根据南昌胜败的结果来做最后的决定：即我胜则降，彼胜则抗。这个情理浅显易见。而勋臣李成栋却坚信其必肯降，退居南雄，听任刘武进等人增修守御，真是大错特错了！
而且，我军的目的是解南昌之围；而要解南昌之围，难道一定要先攻取赣州吗？依臣看来，赣州即使不降，其兵力不过仅足自守。我军只要驻一支偏师在南安便可以牵制赣州清兵，使他们不敢轻出；而湖东、湖西皆有道路可到南昌。
臣从湖东行来，建昌、抚州各郡邑皆为我军驻守，清兵也全都置之不理。从新城经南丰、广昌、宁都以至雩都，皆为金、王两勋臣的辖区，征粮守城者，全是我大明兵马，城中士民，冠服如故。只有雩都城内居住着虏官，城外却全是我大明百姓，并无一个剃发者；曾有剃发者在津口守渡，以舟船渡臣过河，自称是雩都城守城兵，嘴里不断念叨着岭南军威之壮，兵甲之精，其言下之意，是希望臣早日引岭南精兵到来收复江西全境。湖东民情、民心如此，大事可成。至于湖西一路，臣不深悉，但也听说吉安守将刘一鹏本与金、王两勋臣一同举事，如今虽然为清朝守城，但犹怀观望。可见，湖东、湖西皆可进兵。
如今督师何腾蛟新复衡州，兵势甚锐，各路之兵尽集长沙。如果能发偏师由衡州出吉安，数日可至，吉安必望风而降。而长沙再派遣一营兵马直趋袁州，取临江，也大有可为。李成栋如果能舍赣州不攻，以全师驻信丰，兵下雩都，收召湖东义师，可得十数万人为前驱，而会湖西之师两路并进，分驻东、西二隅，以全力与虏军对垒，以游兵统率义师轮番往来，四路迭进，不断对南昌城下守围清兵进行骚扰。义兵不能与清军正面相抗，但其以填堑决围的手段则可使清兵分备防御不及。南昌城中金、王两勋臣受困已久，望见两路旗麾，大兵云集，勇气自然倍增，奋死开门背城一战，外内合击，虏人未有不败，围未有不解。解围之后，并力乘势直下江南，江南可传檄而定。
臣故曰：“救江西为今日中兴之急着，舍赣州而径下尤为今日救江西之胜算也。”
永历帝对钱秉镫的意见深以为然，是啊，刘武元、胡有升、高进库虽然称降，但并未见行动，会不会是在施缓兵之计呢？
他让人把钱秉镫的忧患传达给李成栋，李成栋一撇嘴，只一句：“书生不知军计。”未予深思。
九月下旬，李成栋部越过梅岭，分兵两路，分由龙南、信丰；南安（今大庾）、南康合逼赣州。
十月初一日，李成栋大军到达赣州城下，结下连珠硬寨数十余座。
其实，清南赣巡抚刘武元、总兵胡有升、副总兵高进库、刘伯禄、先启玉等人的心思完全被钱秉镫猜中，他们投明与否，在于南昌攻守战的结果，现在假意答应李成栋，不过是想麻痹李成栋，为自己收集粮草、巩固城防争取时间。
现在，李成栋来了，他们就趁李成栋立足未稳，主动出战。
可以想象，一心一意等着刘武进等人出降的李成栋并没料到他们会玩儿这么一手。当清军蓦然从城中杀出，李成栋军猝不及防，被清军杀入营垒，将士惊惶败退，自相蹂践，阵势大乱，兵员和器械损失很多。
李成栋狼狈不堪，被迫撤军南安。
获此大胜，清南赣巡抚刘武元兴奋非凡，赶紧向清廷报告请功，说自己一军斩杀万计，活擒数百，获盔甲、大炮、马骡、器械无数。
实际上，李成栋部下将领伤亡并不重，运到梅岭一带的大炮器械尚多，完全可以经过稍事休整后进行第二次进攻。
可惜，李成栋并没这样做，初战受挫，便整军后退，使南昌不可避免地走向陷落。
明臣鲁可藻不无叹息地记载道：李成栋军至南雄，扛舟过岭，气贯长虹。然而，营栅未定，赣州清人突然出击，阵脚大乱，许多士兵争渡不及，溺水者以万计，衣甲器械尽弃，神气以是而沮，元气以是而伤。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撒谎精何腾蛟竟然发塘报给朝廷说：八月十一日金声桓、王得仁出城大战，清兵溃乱，自相披靡。金、王部折虏万级，获虏马万匹，虏兵风声鹤唳，丢弃大黄船万余只于江干，狼狈不堪地奔江口而去，南昌之围之经解除。
又说：如今金、王部前锋官刘一鹏领兵四万入楚与我会师，听候我调度。赣州高进库闻知李成栋兵十万到南雄，已于九月二十八日窜入兴国、雩都山谷一带，吉、赣各官已定，两府伏平。
何腾蛟此疏，完全是想在为自己邀功，根本无视南昌困境。
永历朝君臣消息不灵通，闻此奇捷，不胜雀跃，纷纷高呼着，要“告庙策勋”。
留守在桂林的瞿式耜配合着何腾蛟的调子，一唱一和说：“以臣等看来，清军之所以全力攻打江西，是因为江西首倡反正的缘故；而我国家能不能光复中兴，也在于江西的胜败。臣等每每拊心祝天道：‘太祖列宗快来保佑金声桓、王得仁两位勋镇殄灭羯吧！’据目下形势看来，果然是这样。”
实际上，这时的南昌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了。城中粮食薪柴均告匮乏，米价先涨到一石要六十两银子，后来更高达六百两，最后是断粜，出现了人吃人的场面。很多人为了不致饿死或成为别人的盘中餐，从围城中逃出。
清军主帅谭泰吩咐：不管是来降官兵，还是逃出难民，一律屠杀。
满洲清兵，在围困南昌期间可谓干尽了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儿。那乱世中的平民百姓当真是蝼蚁不如。
迁延到顺治六年（永历三年，公元1659年）正月十八日，清军的大批量红衣大炮运至，发动猛攻，十九日午后蒙古兵竖云梯登上城墙，南昌失守。
金声桓身中二箭，投入帅府荷花池内自尽。
大学士姜曰广在偰家池投水而死。
王得仁单枪匹马突围至德胜门，因兵塞不能前，三出三入，击杀数百人，最终落马就缚。
谭泰命人将之肢解。
行刑前，谭泰问王得仁为什么要做反复小人，在明清之间来回反叛，王得仁朗声答道：“一念差错。”
逃往南京报信的江西都司柳同春气急败坏地质问道：“你为什么把我妻子杀了？”
王得仁哈哈一笑，坦荡磊落地答道：“是，然是该杀的。听说你去请大兵，故此杀了。”
坚持了将近一年的金声桓、王得仁反清斗争遭到血腥镇压。谭泰、何洛会奏报平定江西捷音中说：“南昌、九江、南康、瑞州、临江、袁州等府地方俱平，获金银、骡马、船只、珠、珀、珊瑚、玉帛、貂裘等物无算。”
满洲统治者这一次敲骨吸髓的搜刮让江西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口锐减。
永历二年（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除夕，李成栋赴肇庆面见永历帝汇报工作，称自己将于正月再次从广州率军北上南雄。
不过，这时南昌已经陷落，这次重入江西，首要目标只有一个：强攻赣州。
刘武元方面早在去年李成栋败逃时就早有预料李成栋会卷土重来，他在给满清主子的奏疏中的保证是：如今诸贼虽落胆败遁，但其屯驻南安等处，纠合土贼，多携大炮，势必复来犯赣，卑职必以死守土。
不过，刘武进也知仅凭赣州的五六千名守军与李成栋相抗诚为不足，所以，这期间不断激切启请征南大将军谭泰发兵急救。
这样，征南大将军谭泰所派梅勒章京胶商等统领的正红旗与正白旗满洲兵也来到赣州，兵力有所增强，并且，南昌已下，赣州已没有后顾之忧，而清军凭借挫败李军攻赣和攻克南昌的声威，士气高昂。
所以，李成栋如果聪明一点的话，他应该扼守梅岭，稳扎稳打，等谭泰、何洛会、刘良佐等班师回京维持北方治安后，再徐图入赣。
可是，李成栋立功心切，等不及了。他于二月下旬便挥军翻过梅岭，再次进入江西境内。
为了避免重蹈上年十月间匆促攻城招致失败的覆辙，李成栋在信丰扎下营寨，分兵攻取赣州周边各县，意在对赣州形成合围之势。
南赣清军将领刘武元、胡有升、梅勒章京胶商密议后，决定仍以“利在速战”为方针，在明军临城之前主动出击。
二月十六日，清满汉主力由赣州出发，向李成栋所驻的信丰进攻，同时派兵八百名前往雩都协防。
二十八日，清军进攻屯扎于渠岭的明武陟伯阎可义部，连破阎部在该地设置的木城五座。
清军来势凶猛，且渠岭阎可义部又遭此大败，李成栋麾下诸将议论纷纷，均持撤军广东之议。
李成栋霍然站起，大声道：“我李成栋举千里之兵效忠迎主，天子要筑坛拜我为大将军，如今出师无功，一旦朒缩退返，我有何面目见天子？”
二十九日午时，清军进至距信丰五六里处，李成栋挥军迎战，为清军所败，李成栋退入城中。
三月初一日，清军开始攻城。
信丰东门外桃江河水泛涨，不能涉渡。
清军即在西、北两门外和南门旱路上挖濠栽桩，防止明军突围。
李成栋命火器手三百人出城炮轰清军。
时值春天雨季，连日下雨，炮药多潮湿，三百名火器手皆为清军所灭。
李成栋听不到炮声，知火器军失利，便披甲于城楼之上，命召诸将议事，但诸将人心惶惶，已有大半逃去。
李成栋慷慨唏嘘，命人以巨觥盛酒，大口痛饮，发誓要战死城上。
清军认定李成栋图谋夜逃，为了活捉李成栋，竖梯攻城。
当夜，城破。
李成栋的亲兵慌忙扶主人上马，但沉醉不醒的李成栋乘马渡河时，甲重马蹶，跌落水中，溺水身亡。
金声桓、王得仕、李成栋相继身死，永历朝的噩耗可谓接二连三。
而曾被隆武、永历两朝视为擎天巨柱的何腾蛟也是在这个多事之春含恨离开了人世。
且比起金声桓、王得仕、李成栋这三个人来，何腾蛟的死更充满了遗恨和悲壮。
虽然，金声桓、王得仁和李成栋的反正是永历朝廷的一大转机，但就整个南明复兴事业而言，关键却在湖南战场。

60 何腾蛟之死
原本，永历政府的办公地点由肇庆迁至梧州，由梧州迁至桂林，由桂林迁至武冈，由武冈迁至南宁，可谓流离失所，朝廷已不像朝廷，政府已不像政府，只能逃亡和流窜于广西部分府州之间，威望大损，人心离散，而随着江西、广东反正，永历政府不但凭空多了两省地盘，而且清廷因唯恐长江中下游有失，已调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带领军队撤回湖北汉阳，留置在湖南力相当单薄。永历政权如果能趁机收复湖南全省，便可以使湘、赣、粤、桂连成一片，进而为下一步扩大战果奠定基础，同时，朝廷的声威将大幅度提升，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政治上，其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
对此，督师阁部何腾蛟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他带领曹志建、赵印选、焦琏、卢鼎等部于五月二十七日攻克全州。
清广西巡抚李懋祖、总兵余世忠从全州惊走入湖南永州。
余世忠以“辱妻戮子、挖掘亲尸”相胁，威迫何腾蛟降清。
何腾蛟答书回应：为天下者不得顾其家，为名节者不得顾其身，何腾蛟负性硁拙，各奉其事，各为其主，各存其体，你等小人，要胁迫我降清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何腾蛟说到做到。
他置家族、骨肉的毁存于不顾，毅然进围永州。
他本人身先士卒，冒矢石督战，大小三十六战，围城凡三月，将永州城围困得水泄不通，而城内也因被围太紧，粮食耗尽，只能咽糠齧草，以维持生命。
战略眼光不在何腾蛟之下的堵胤锡也抓住了这个机会，相邀马进忠分由湘西九溪卫（在今湖南慈利县西北）、永定卫（今湖南大庸县）出发，虎吞常德。
曾跟刘承胤一起举武冈降清的原明朝悍将领陈友龙也在靖州反正归明，他带领着苗、徭等少数民族兄弟大举攻打靖州，一时间，火炮如电，戟列如霜。清署贵州巡抚彭而述抵挡不住，败入宝庆。靖州既下，陈友龙又兵进贵州黎平府，克武冈州、陷宝庆府（府治邵阳）。
可以说，这时的湖南局势对明朝来说极为有利。
可是，何腾蛟眼看堵胤锡部已经收复常德，陈友龙也部连克靖州、武冈、宝庆等地，不乐意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还是私心作怪。
自弘光二年进入湖南后，何腾蛟一直把湖南当作自己的禁脔之地。
当初，他不愿意隆武帝移跸江西、湖南，就是这个原因。
在桂林避难期间，他经常自言自语地说：“长沙自我失之，必自我复之。”
刚刚收复全州，他就写信给留守大学士瞿式耜，夸口说：“衡阳、长沙功夫，俱在永州做就。”
现在，他想趁孔有德等清军主力撤退时一举收复湖南，以盖前愆。偏偏一个小小的永州就把他前进的脚步阻挡住了，而陈友龙已经占领靖州、黎平、武冈、新化、宝庆，同收复常德地区的堵胤锡、马进忠部互相呼应，大有一举拿下长沙之势。复湘大功旁落在即，他怎么高兴得起来？
尤其是陈友龙。
陈友龙在武冈降清后，曾奉清廷严令进攻何腾蛟的老家贵州黎平（按，何腾蛟是五开卫人，五开卫治与黎平府同城），俘虏了何腾蛟一家四十余口，逼得何腾蛟妻王氏投水自杀，妾赵氏、张氏自缢，何腾蛟老母及其他家属都被解到靖州关押。
杀妻辱母之仇，不共戴天！
何腾蛟恨陈友龙恨得牙痛！
不行，必须制止陈友龙的行动，甚至让陈友龙停止呼吸！
何腾蛟玩儿了一手阴的。
他给屯军于柳州的郝永忠写信说：“目下众将出师湖南，都争先恐后立下了战功，只有将军你还独自深居于柳州，将来寸功未立，一定为众将所耻笑。如今我亲自率领云南赵印选、胡一青、曹志建的军队攻打永州、衡阳，王进才、马进忠等部队兵出辰州、常州；我替将军你想过了，将军如若要有所建树，只有从靖州、武冈一线出兵。现在，陈友龙在靖州、武冈等地搅得风生水起，一口气连收二十座城，富甲诸将，军中的黄金白米可坐食十年。将军觉得，与陈友龙开战容易取胜还是与清军开战容易取胜？何况，这个不自量力的陈友龙，自从得到皇上招安后，真的以为平安无事了，肯定不会料到你从后面偷袭，所以，你不采取行动则已，一旦采取行动，当可一鼓而破。我的妻妾都是死在陈友龙的魔掌之下，将军和我，师生情谊最厚，难道不肯为了一报这杀妻杀妾之仇吗？袭杀了陈友龙，就可以尽友谊、取大功、收厚利、据乐土，一举数利，何乐不为？希望不要以陈友龙新受招安而犹豫不决，只要杀了陈友龙，将军已经据有宝庆，而我又拿下了长沙，朝廷想追究责任也追究不来了。”
要郝永忠北上靖州从背后向陈友龙捅黑刀。
郝永忠自归附明朝，一直得到何腾蛟的栽培和重用，感激之下，唯命是从。
他诡称借道靖州以恢复辰州，将军队开进靖州，趁陈友龙部没有防备，蓦然发起攻击，陈友龙部大溃，陈友龙差点命丧混战之中。
总算陈友龙武勇能战，其挟一矛左冲右杀，力透重围，入广西向永历朝廷诉冤去了。
这样，堵胤锡和陈友龙军合兵进攻长沙的计划流产了。
何腾蛟笑容绽放，不无得意地对手下诸将说：“我所推荐和提拔的将帅数不胜数，但真正能为我效一臂之力的唯郝永忠一人而已！”
陈友龙军一散，宝庆府也被清军重新占领。
而何腾蛟也于十一月初一日攻下了永州，随后再次占领宝庆。
这一得一失间，貌似局势变化不大。
其实不然，因为全湘收复被延误，从西面解救南昌之围已难于实现，该年（公元165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正月十八日，南昌城破，金声桓、王得仁遇难。
而李成栋两次攻赣失利，全军败亡，赣、粤两省形势陡然逆转，大好局面，就此葬送！
不过，如果何腾蛟这时能去掉私心，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全面调度，还是有机会翻盘的。因为，蛰伏多时的忠贞营来了。
何腾蛟在苦攻永州（府治在零陵）时，堵胤锡和马进忠、王进才等部已收复了泸溪、辰溪、黔阳、宁远、新田、祁阳、安仁、耒阳、酃县、城步、新宁、安化、江华、麻阳、东安、沅州（今湖南芷江）、道州等地。
清将金砺曾从荆州率万余骑入援永州，并从洞庭湖别遣舟师溯沅江西上。
马进忠在麻河设伏阻击，大获全用，收获马骡、甲仗，帟帐巨万计。
这还不算，又于常德城下的沅江之中全歼金砺发来的舟师。
王夫之因此称：“自南方兴师以来，推麻河功第一。”
清军吓得连衡州（今衡阳市）也不敢守，仓皇撤入湘乡、长沙扼守。
表面上看，明军的成绩还不错。
但堵胤锡不满意。
因为，这个时候清廷安置在湖南的兵力并不多，基本上等同于弃湖南于不要了。但各部明军忙碌了大半年，还没能收复湖南全境，这和堵胤锡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上文说过，无论是政治眼光还是军事眼光，堵胤锡都要比同期的明朝官员高出许多，包括何腾蛟，包括瞿式耜，都难以望其项脊。
堵胤锡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湖南一境，他从大局观出发，深知收复湖南受阻，永历朝的局面就打不开，而且，南昌方面一旦失守，清军主力就会再度入湘，那时，攻守势异，处境就会陷于被动。
不行，必须尽快拿下长沙！
堵胤锡忧心如焚，亲往夔东诚邀忠贞营进军湖南。
忠贞营在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围攻荆州时遭到勒克德浑部清军反击，损伤惨重，只好一退再退，退到巴东县平阳三坝休整疗伤。
接到堵胤锡的邀请，李赤心二话不说，于七月初一日领兵数十万东下，一举占领湖北彝陵，九月进至湖南常德，十月二十一日击败清总兵徐勇派来的援兵，二十四日收复益阳县。十一月初一日分兵攻取湘潭、湘阴、衡山。初三日占领湘潭，歼敌一万余人；初九日攻克湘乡、衡山，势如破竹，摧锋折锐。
忠贞营的到来，长沙府属州县尽皆为明军所得。
十一月初，长沙已成孤城。
忠贞营进围长沙，志在必得。
十一月十一日，李赤心、高必正亲统将校攻城，攻势如潮。
一时间，矢箭如雨，铳子落城中如鸡卵，中人物皆毙。
清偏沅巡抚线缙、总兵徐勇据城死守。
徐勇为激励士气，提刀上城头督战。城下的李赤心看得真切，弯弓搭箭，一箭将他射翻。
主将中箭，清军神气大沮。
另外，清军镇守长沙的不过三千余人，遥看城外兵甲如云、刀枪林立、密密麻麻的明军，斗志尽丧。
清偏沅巡抚线缙惶恐之余，连连告急。
长沙城破，就在呼吸之间。
然而，关键时刻，何腾蛟又来捣乱了。
得知忠贞营从常德挥师南下，何腾蛟就预感到忠贞营会在复湘战役中唱主角，大不甘心。
何腾蛟恨陈友龙不假，同时，他对堵胤锡也没有什么好感。
何腾蛟与堵胤锡之间有嫌隙，主要是何腾蛟的器量太小了。
当然，这也跟堵胤锡的恃才傲物有关。
想想看，堵胤锡年轻时不过一介布衣，就放豪言说他有经略辽东大才，蓟辽经略熊廷弼少了他的帮助必定败亡，现在，他已俨然成为永历朝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说话行事间就不免有些狂妄。
堵胤锡得任湖广巡抚，是何腾蛟推荐的，何腾蛟就因此把堵胤锡视同自己的门生，可是堵胤锡却不把何腾蛟当作老师对待，与何腾蛟交往过程中，以平辈相称。此举，惹得何腾蛟大不高兴。
这种背景下，两府中一些无良幕宾，不但不加以劝解，反而推波助澜，彼此煽风点火，使得两人间嫌隙加深，有反目成仇之势。
李赤心、高必正举兵归明，朝廷将这一功劳记在堵胤锡头上，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堵胤锡的尾巴翘得太高，何腾蛟器量又小，双方矛盾更加加深。
麻河大捷，堵胤锡又放出“长沙先陷，过在腾蛟”之类的言论，何腾蛟更窝了一肚子气。
现在，忠贞营破长沙在即，堵胤锡高兴之下，得意忘形，逢人就说：“长沙从何腾蛟督师的手里丢失，将从我的手中收复，天意啊，天意！”
何腾蛟忍无可忍，写信给堵胤锡说：“治生（何腾蛟的谦称）与清军大战于严关日月桥，孔有德等丑类败遁；我军进围零陵（即永州），指日可下，各郡邑尽入掌中。我听说忠贞营诸部驻节中湘，分取衡阳，已经建有大功了。近日王进才、马进忠诸勋都知道怎么做人，想来你也应该不会辜负我。”示意堵胤锡要管理好忠贞营，向王进才、马进忠等人学习，不要来和自己争功。
堵胤锡大感愤慨，对左右说：“我等封疆之臣，罪且难赎，他何腾蛟还想争什么功呢！”（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堵胤锡始末》）
现在，何腾蛟眼看攻克省会长沙的首功就要落入忠贞营之手，内心忽忽如狂，妒意横生，竟然连脸也不要了，匆忙率标兵数百人，从衡州泛舸下湖潭，对堵胤锡说：“湖南省内的各郡各县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是赶紧带领围攻长沙的部队去救援南昌，解除南昌汤火之厄，这样，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功劳。”
然后，不由分说，勒令忠贞营离开长沙转赴江西。
堵胤锡当然知道何腾蛟此举的真正用意，但何腾蛟既是督师阁部，朝内又有留守大学士瞿式耜撑腰，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下令忠贞营于十一月十六日放弃即将到手的长沙，怅然东进。
长沙城里的清军本来已趋绝望，突然看见忠贞营拔营而去，大感诧异之余，仿佛死后重生，纷纷拜天欢呼。
何腾蛟已于十一月初一攻下了永州，会聚诸路兵马，摩拳擦掌，准备一举拿下长沙，全取首功。
不过，何腾蛟手下诸营不但战斗力不强，而且纪律性又差，大部分人马距长沙尚远，军队远还没集结好，长沙城的清军已四处抢粮，补充了城内物资，又加固城守，要攻取长沙，并不容易。
而更为恐怖的是，由于清廷接到湖广总督、巡抚、巡按诸臣连续告急的奏疏，已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九月中旬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大举入湘。
可怜的何腾蛟，居然对此一无所知。
他从十一月中旬至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正月，忙忙碌碌，一直没能组织起一支像样的军队向长沙进攻，而济尔哈朗统率的满汉大军出现了。
济尔哈朗的大军以满洲兵为主，患有“恐满症”的何腾蛟部下诸将谈虎色变、闻风丧胆，纷纷招呼起手下兄弟撒腿跑路。
何腾蛟时在湘潭，手下只有马进忠遣来的杨甲一军，可谓兵单将寡，凶多吉少。
自感大难临头的何腾蛟给永历朝廷上疏奏称：“湖南千里一空，前恢复诸城一旦尽弃，引罪自劾。”
一六四九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正月二十日，济尔哈朗军毫无阻碍地进抵道林市，侦知何腾蛟在湘潭城，于是，轻骑疾奔，突然向湘潭发起袭击。
何腾蛟急乘马出城，欲登舟走，不幸为追兵所执，寻囚于城外慧德庵中。
二十一日，清军进入湘潭，清郑亲王济尔哈朗下令屠城。
当时逃到乡下的文人汪辉记载：清军从正月二十一日开刀，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湘潭城中的百姓几乎全被杀光。
何腾蛟被俘后，济尔哈朗派人劝降，并致书称：“你如果肯顺应天意、知命降清，地位当不在洪承畴之下。”
何腾蛟将劝降书一丢，答：“何腾蛟少壮入朝为官，国家遭遇厄运，早在甲申三月，就该随先帝而去，之所以留着性命不死，是想效仿郭子仪中兴国家。可惜志大才疏，招致如此狼狈大败，负恩辱国，罪该万死，还怎么敢苟延活在人世呢！何腾蛟的头可断，心可剖，即使死了，还可以归附于先王先公！”遂拒绝饮食。
过了四日，实在渴得厉害，嘱咐庵僧前往一宿河取水。
僧人不以为然，说：“湘潭的江水还清冽可饮。”
何腾蛟摇头说：“湘潭的江水已染腥秽，岂可污我冰玉肺肠？一宿河从大明国土流出，尚可以饮！”
僧人于是不辞路远，专门往一宿河取水。
又过了两日，济尔哈朗知何腾蛟必不能屈，便吩咐士兵将他杀害于湘潭流水桥旁一个小坡下。
据记载，何腾蛟就义前举手拍地，连呼：“可惜！”两掌皆碎。
何腾蛟殉难后，永历朝只诸将汹惧，百官皆恸。
永历帝诏赠何腾蛟太师中湘王，谥文烈。

61 姜瓖的悲剧
济尔哈朗擒杀了何腾蛟，拭干净刀口上的血，发觉明军已不战自溃，也就不再客气，分兵追杀。
宝庆、黔阳、沅州（今芷江）、靖州、衡州、全州、道州等地又纷纷重落清军之手。
值得一提的是，当日袭击陈友龙部得手的郝永忠还沉迷于内战之中不能自拔，他本着除敌务绝的态度，到处逐杀陈友龙的残部，在黎平府东南的中潮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腥的激战后，终于成功地猎杀了陈友龙。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得意，清军已经杀到。
猝不及防的郝永忠部被突如其来的清军杀得阵脚大乱，兵众大溃。
郝永忠只好狼狈不堪地退往广西庆远（宜山）。
黎平府随即被清军占领。
济尔哈朗又亲率主力进讨由堵胤锡、李赤心率领的忠贞营。
忠贞营自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解去长沙之围，移营东进，驻军于湖南郴州地区。
这儿，已远离忠贞营的夔东基地，湖南饱经战火，地方残破，难于筹措粮草，而扼据攸县、茶陵一带的其他明杂牌军队又唯恐忠贞营过境将危及自己的地盘，以武力阻止忠贞营通过。
更因为南昌已于正月失守，援赣的任务已经不存在，忠贞营数十万人处于饥寒交迫、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
济尔哈朗大军进击，忠贞营力战不敌，只好向南撤退。
忠贞营一退，偌大湖南，再无一支像样的明朝军队。且广西的门户全州又在清军之手，永历朝廷再次面临倾覆的危险。
所幸，北方山西姜瓖据大同而与清廷叫板，清廷京师兵力空虚，多尔衮于顺治六年八月间下令济尔哈朗班师还京。永历朝廷这才又躲过了一劫。
姜瓖，陕西榆林人，将门世家，崇祯末年，姜瓖兄弟三人同为明朝总兵，其中，哥哥姜让为陕西榆林总兵，弟弟姜瑄为山西阳和副总兵，姜瓖本人为山西大同总兵。
自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占领西安后，姜氏三兄弟先后投入大顺政权。
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挥师进京之时，姜瓖射杀明室藩王，以献城之功拜见李自成，自以为会得到重赏，哪料李自成斥训道：“朝廷以要害重镇寄汝，汝何首降？”命人推出去斩了。是大顺军将领张天琳替姜瓖求情，说什么：“欲定京师，而杀首降，非所以劝归顺也。不如释之，以招归顺。”李自成才饶姜瓖不杀。
姜瓖是一个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小人，大明王朝势危，他投降了李自成；而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他便举大同、宁武、代州等地投降了清军，并残忍地杀死了曾经的救命恩人张天琳。
清摄政王多尔衮认为他献大同有功，令他仍以总兵衔镇守大同。
姜瓖一介武夫，不懂政治，初时以为清兵入关只是为了给崇祯报仇，竟懵懵懂懂地继续沿用崇祯年号，并擅立枣强王朱鼎氵册，结果遭到了多尔衮的怒斥。
但多尔衮也只是怒斥而已，考虑到清兵刚入关，正是用人之际，未对姜瓖动粗。
姜瓖也很识趣，在配合清军追剿大顺军的行动上，异常卖力，曾在忻口（在今原平、忻县之间）、保德、宁武等地与大顺军展开激烈搏杀。
但姜瓖的血汗付出并未得到清廷的认同，清廷仍对他防范有加，拒不拨饷。
为使将士不致饿死、冻死，姜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从晋地征粮征晋饷，另一方面又自斥家资养军，甚至连母亲、妻女的首饰都拿出来用了。
但这种有出无入的办法终究维持不下去，半年之后，姜瓖军中无粮，且天气已经入夏，兵士还身披羊裘，褴褛百结。对这种情况，清廷仍是熟视无睹，不予理会。
姜瓖感到了无比的屈辱。
因为，就算是一条狗，做主人的，总该赏它两口剩饭吧？
姜瓖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
而当西北战事稍趋平静，多尔衮又招姜瓖进京，追究他之前用崇祯年号、拥戴枣强王的陈年烂账，差点就要把他废了。
姜瓖身上残存的血性终于被激发了。
回到大同，他耐心等待着反清时机。
这年（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清廷以喀尔喀蒙古部落二楚虎尔行猎越过边界，令英亲王阿济格、端重郡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护军统领鳌拜等人，统领大军驻防大同。
老子还没动手，你多尔衮先动手了？
面对来势凶猛的清廷大军，姜瓖沉不住气了，以为自己的反心已经被清廷觉察，便铤而走险，据城而反。
姜瓖自称大将军，以复大明衣冠、奉明宗祀做号召，连下朔州（今朔县）、宁武、保德等十多个州县。
大同左卫（今左云）、浑源、太原、汾州（今汾阳）、泽州（今晋城）等处民众竞相响应，清朝许多地方官吏也望风归降。
一时全晋震动。
用山西巡按蔡应桂向清廷奏报的话来说，那是：“三晋自三边以至省城、汾、平一带，遍地皆贼，伪牌伪示络绎不绝，民如鸟兽散，势若土崩瓦解。”
多尔衮被搞得手忙脚乱，又是调遣八旗官兵，又是增调红衣大炮，用了将近十个月的时间才平息了这场叛乱。
其实，这个时期的多尔衮心里很乱。
他的同母弟弟多铎染上了要命的天花，正巴巴地躺在病榻上等待着死神的召唤。
多尔衮没有理由不乱。
而对姜瓖来说，他既已下定了决心跟清廷对着干，就必须义无反顾和清廷玩命到底。
可是姜瓖反复小人，素无定志，对军心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
比如说，多尔衮在八旗主力没有调集前，曾向姜瓖招降。
姜壤竟然派人回话：“王果至，可将诏书来。”
试想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哪还有什么价讲？
可姜瓖还像怨妇一样，写信给多尔衮，哭哭啼啼地倾诉自己“首降功绩”，却“未蒙升赏”；又痛陈当日清军催办粮草，“动辄杀戮”的苦难，说什么“王纵开诚肆赦，谁敢遽信”？要求“更降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等等。
当然，这还不是姜瓖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姜瓖军之所以失败，在于它只是一支孤军，得不到永历政府的有力策应，最终和金声桓、王得仁军一样，被清廷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予以绞杀。
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九月初二日，多尔衮进入大同，谕令除六百余主动投降的官兵及官兵家属外，其余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并下令将大同城垣自垛撤去五尺，以防后患。
可以说，正是因为姜瓖军在北方的一系列杀伐，使广西、湖南的清朝满汉主力大军不得不匆匆北撤。
这些清朝满汉主力大军的北撤，就给永历政府提供了收复广西、湖南等地的机会。
事实上，姜瓖军尚未败亡，永历政权就已成功地收复广西全州。
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十月到十一月两个月，明军又攻克了永兴、耒阳、武冈、新宁、城步、靖州等地。
兵力单薄的清军无力反击，明清双方暂时陷入相持阶段。
如果说，永历政府能抓紧这段难得的时间扩大队伍、积蓄力量，明清双方的最后走势尚未可知。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主动投入了永历政府。
这支生力军的名字叫作：大西军。

62 大西军入主云贵
崇祯年间，由于天灾人祸，乱民四起，海内鼎沸，各地农民起义军高达数百支。而这些起义军在与大明政府斗争及相互间的搏杀过后，最终胜出的两大势力就是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号称王；同年，张献忠也据武昌建政称大西王。
张献忠改武昌为天授府，改江夏为上江县，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委派地方官吏，小朝廷建得有模有样。
李自成对张献忠的做派极其不满，派人吓唬说：“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及汝矣。”
李自成兵强、张献忠兵弱，且明将左良玉的大军正在和张献忠交战，张献忠自知无法与李自成抗衡，于是弃武昌南下。
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九月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初，张献忠二十万大军攻岳州、取长沙、陷衡州、克永州、下袁州、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迅速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同期，李自成挥师东出，直取北京，大有取代明室之势。
为了避免与李自成在中原相逐，张献忠有多远走多远，移师四川。
进军四川的过程中，除了在夔州万县因大雨长江水涨，停留了较长时间外，接下来全程都顺风顺水。
大军连克梁山、忠州、涪州、泸州，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
万历帝的第四子瑞王朱常浩就是这时候被张献忠处死的。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兵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进，八月初九日攻克成都。
张献忠进入成都，分兵四出，短短两个月，就控制了四川大部地区。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四个养子全部封王，其中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对张献忠曾经的造反行为表示谅解，称“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最后，又语含威胁地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张献忠一概置之不理。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四川扑来。
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
行动前，他将自己的妻妾儿女一股脑杀尽，甚至连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幼子也不放过。
张献忠性情残暴，以杀人为乐，他身边的人见惯不怪，可这次杀妻斩子，也真大出众人意料。
然张献忠却有自己的一番说辞，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
这年七月，张献忠将四十万大军分成四部，由孙可望等四名养子分别率领，浩浩荡荡，直向陕西进发。
十一月底，在西充凤凰山，张献忠与清军隔太阳溪相遇，中箭身亡。
张献忠的死和李自成一样，都是因为脱离了大部队而遭遇了意外。
但与李自成死后大顺军的分裂不同，张献忠虽死，因为在死前已明确地指定了事业的继承者——孙可望，所以，在他死后，大西军仍然是一支完整的狼虎之师。
孙可望，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米脂人，世代务农，是个标准的农家子弟。
孙可望自少英俊，会来事儿，机变百出，投身到张献忠军中，善解人意，很得张献忠喜爱，不久收为养子。
孙可望之外，张献忠还收有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养子，但因孙可望年纪稍长，且略识诗书，故位在其余三人之上，军中咸以“大哥”相称。
孙可望治军严谨，遇事镇定，即使骤逢强敌，仍能率部坚立不动，敌畏称之为“一堵墙”。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张献忠兵袭南阳，负重伤，几欲死，是孙可望死护突围，这才从将张献忠从鬼门关上拽了回来。
所以，孙可望既是张献忠的养子，也是张献忠的再生父母。没有孙可望，张献忠做不成大西政权的事业。
敢战之外，孙可望的口才还特别棒。
张献忠全军被困于谷城，眼看就要坐以待毙。孙可望挺身而出，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官军周旋，最后成功地实施了诈降计，为大西军的咸鱼翻身奠定了基础。
综上种种，他被张献忠指定为事业接班人。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置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将军，于蜀王府内，建东、西两王府，孙可望得封为平东将军，居东王府，人称“东府”，地位仅在张献忠之下。
张献忠命毙西充，清军随后紧迫，大西军群龙无首，所幸孙可望勇挑重担，颁谕说：“皇上（指张献忠）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抚有西土，皆赖众将戮力同心所致。皇上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诚此危难存亡之秋，尔等各营大小将领务必同心协力，克成大事。”
谕令一下，欢声满营，众人都自动自觉遵守孙可望的约束，军心如一，队形不散。
于是，孙可望与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率大军由顺庆南下，强渡长江天堑，克重庆，下綦江，进入黔北。
随后，取遵义，渡乌江，占贵阳，下定番、永宁，黔西诸郡均望风瓦解。
与解体后四处飘荡的大顺军余部不同，大西军以贵州为基地，休整士马，稳扎稳打，发展自己的势力。
不过，贵州地瘠民穷，部队的发展并不十分理想。
恰巧，云南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逐走了明朝黔国公沐天波，称霸一方。
沐天波的副将龙在田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听说孙可望屯兵贵州，便派人前来求救，说：“如果将军能打着替沐天波伸张大义的旗号来讨伐沙定洲，则云南全省可一举而定。”
云南比贵州富庶得多了。
孙可望大喜过望，伪称沐天波妻弟所借之兵，打着为黔国公复仇的旗号疾趋云南。
这支大西军从北打到南，又从南打到北，可谓身经百战，沙定洲手下蛮兵岂能与之相比？而且，沐家世代为云南管理者，沙定洲发动这场叛乱打破了云南两百年来的安宁，很不得民心，孙可望等人此来，乃是以正义讨伐邪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沿路长驱而来，毫无障碍，一个月不到，就抵达昆明。
大军进入昆明之日，城门不闭，各民人户俱设香案迎接。
昆明诸生金公趾建议孙可望说：“大明开国三百年以来，云南和贵州的土司一直受沐氏一家管理，只要沐家有征调他们的需要，早上发出命令下午就能到达，将军应该及早迎黔国公沐英回昆明并和他一同管理云南，这是上上之策。”
张献忠死前也曾叮嘱孙可望，说：“我死，尔即归明，不可为不义。”所以，对金公趾的建议，孙可望并无异议，派人迎还沐天波，相约“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沐天波、明云南副使杨畏知等人与孙可望达成以下妥协：
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淫妇女。
其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领兵四出平乱，仅仅一年，除普洱、东川外，云南十八府悉皆平定。
平定了云南，大西军兵力亦随之大量扩充，拥兵三十余万。
有此兵威，孙可望又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总之，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
四将军据有了云南，旋即同时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孙可望以大哥的身份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
孙可望在发展经济上很有一套，他招抚百姓回家务业，友情提供耕牛、种子；改革税制，实行“条编半征”制，免租减税；设官管理矿务、盐政，鼓励百姓开采金银铜铁等矿，在省城及下关，设炉铸“兴朝通宝”钱币；在吏治方面，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察访等等。

63 封王之议（一）
因为孙可望的励精图治，云南出现了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原先许多心怀敌意的士绅不得不为之折服，称之为有“熙皞之风”。
再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积聚，云南兵精粮足，实力强盛。
不久，艾能奇在征东川府途中中毒箭身死；但李定国提师耳革竜，斩杀了沙定洲。
云南内乱彻底平定，该是为大明王朝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李定国也意气风发地向孙可望提出要举滇、黔、蜀三省之地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
而孙可望虽然是大西军的第一当家，却远不能和当年张献忠的绝对权威相比，他的地位，基本是和李定国、刘文选等人同等的。为了名正言顺地高出李定国等人一头，孙可望也想在这个时候归附永历政府，通过永历政府的封赏，位列刘文秀、李定国两人之上，即可以对他们两人形成节制。
于是，孙可望就找来杨畏知、沐天波相商，明白表示说：“我等近年来以云南一隅之地，兵精粮足，欲图大举，以复中原。”
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四月，孙可望派杨畏知为正使，户部龚彝为副使，携带他本人书信一封，另备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名马四匹，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联络，要求“联合恢剿”，并予自己秦王封号。
当年，明太祖混同宇内、一统四海，为了巩固大明基业，将除太子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封在各地为王，被封为秦王的是二儿子朱樉，就藩于西安，负责镇守陕西。彼时，秦王在诸位藩王中年龄最长，兵权最重，又担负着拱卫西北边疆的重任，使得秦藩国被称为“天下第一藩”。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李自成兵入关中，攻陷西安，俘获了第十三代秦王朱存枢，建藩西安长达二百七十三年的秦王藩国灭亡。
孙可望贪秦王为众藩之中的第一王，因此特意请封为秦王，他在书信中写：“先秦王荡平中土，扫除贪官污吏。十年以来，未尝忘忠君爱国之心。不谓李自成犯顺，玉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绳父爵，国继先秦。乞敕重臣会观诏书谨封。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
何腾蛟、姜瓖、金声桓、李成栋的相继败亡，永历朝廷无论是兵力、财政都遇上了危机，成望也跌到了谷底，这时候孙可望等人主动结好，那绝对是雪中送炭。
目下，所有抗清军队中，孙可望所领大西军实力最强，而他管辖下的云南为当前国内经济最繁荣稳定的地区，正足以充当抗清大基地。
孙可望之所以毫无心理障碍地向永历政府请封秦王，其信心也是建立在这基础上的。
可是，他的申请却在永历朝廷内引发了一阵阵铺天盖地的反对声。
而且，反对他的，都是当政要人。
这些要人之所以反对，主要是从各自的私心出发。
比如说，依附李成栋之子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等人，他们不为别的，就是担心大西军的到来会削弱自己把持朝政的局面。
袁彭年、金堡等人一个个狂骂叫嚣不止，说：“孙可望是出了名的大贼头，不可以封王。杨畏知这是在为贼人服务，请将之处死！”
为了加强说服力，金堡还援引祖制没有异姓封王的先例，连续七次上疏，力争不可。
割据贵阳和遵义一带的镇将则担心大西军出滇抗清会侵占自己的地盘，也纷纷上疏说：“可望名虽向正，事非革心，朝廷毋为所愚。”
忠贞营的李赤心、高必正等人也提出反对。
他们说，封爵乃是朝廷视功而定，怎么能主动索求呢？
这时的忠贞营驻扎在南宁。
当日，李赤心、高必正等人率军南撤，从临武、兰山、江华、永明（今湖南江永县）经广东星子（属连县）、阳山，退入广西贺县、怀集（今属广东）、开建、封川（今广东封开县），原本是想在梧州歇兵的。但当忠贞营的船只才到达梧州，南明总兵叶承恩、兵备道刘嗣宽、梧州知府东玉仍用过去的眼光看人，一口咬定忠贞营是“贼”，将忠贞营从湖南的撤退斥为“犯境”，对忠贞营“飞舸逆战，箭炮交加”。在不敌忠贞营的情况下，又“飞檄德庆总兵杨大甫率所部来援”。
对忠贞营来说，要占领梧州并不是什么难事，但真要占领了梧州，那就是真正的叛乱行为了。
所以，李赤心、高必正等部击败了叶承恩等众后，便拔船而去，发往浔州、横州。
恰巧，陈邦傅正在和草寇徐彪为争夺南宁打得不可开交，从永历二年（公元1648年）九月打到次年五月，陈邦傅始终处于下风，南宁府城被徐彪牢牢占据着。
陈邦傅听说忠贞营来了，且在广西没有立足之地，就盛情邀请李赤心、高必正前来助阵。
忠贞营也相趁此机会收取南宁歇马。
于是，李赤心、高必正和陈邦傅一拍即合。
忠贞营于十二月初三日举兵，轻而易举地斩杀了徐彪，占领南宁府城。
从此忠贞营和陈邦傅走到了一起。
首辅严起恒、尚书吴贞毓等则是用“流寇”的眼光来敌视大西军，坚决反正封孙可望为秦王。
杨畏知以明朝旧臣、孙可望使者的双重身份向朝廷剖析其间利害，说：“孙可望兵强马壮，正可为我所用，怎么能吝惜一封号而不以收拾人心？又怎么能因此给自己树立起一个强敌？”
杨畏知建议，实在封不了一字王，不妨退封为二字王，封李定国、刘文秀为公爵。
为此，杨畏知解释说：“请封，其实是孙可望一人的意思。他的本意无非是想得封爵位居刘文秀、李定国之上，从此驾驭两雄，使两雄受自己节制罢了。”
廷臣钱秉镫受杨畏知的启发，提议可以利用封爵的机会，上演一出永历版的“二桃杀三英”，即封孙可望为二字王，封李定国、刘文秀为公爵，然后从中挑拨，以造成“德归两雄而离心于可望”的局面，让他们自相残杀。
真够阴险的。
这场封王之争持续数月不定。
想着孙可望还在云南巴巴地等结果，杨畏知实在等不起了，只好拉倒，说：“孙可望的意图不过是想凌驾在李定国、刘文秀之上罢了，如果不肯给他封赏王爵，封公爵也行，但必须封李定国、刘文秀为侯爵，只要孙可望的等级高于李、刘，他就心满意足了！”
众当政要人也争累了，不争了，表示同意。
于是，通过廷议，朝廷准备决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赐名朝宗。
如果不出意外，这个决定，非让孙可望闹翻天不可。
这时候，督师阁部堵胤锡从湖南回来了。
当日，堵胤锡受何腾蛟排挤，被迫放弃就要得手的长沙，和李赤心、高必正一道入江西救援南昌金声桓。
他们刚抵攸县，不但前面的南昌已陷，金声桓自杀；后面的湘潭亦失，何腾蛟遇难。
忠贞营进退失据，只得退彬州，入广西。
堵胤锡不甘心看着自己辛苦收复的大批失地就这样轻易地落入清军之手，派自己的侄子堵正明据守永兴，自己率万人奔衡州，冀图力挽败局。
但湖南的攻守局势已经逆转，清军步步紧逼，明军节节败逃。
四月，堵胤锡与清兵战于草桥，败绩，衡州失守。
同一时间，踞守永兴的堵正明战死，永兴沦陷，堵正明的眷属皆死。
堵胤锡只好退入镇峡关（曹志建改名为龙虎关），准备和守关楚镇曹志建一同抵挡清军。
曹志建向来忌惮忠贞营，看见堵胤锡突然出现在镇峡关，以为堵胤锡是充当忠贞营的内应来赚取自己的地盘，不但不接待堵胤锡，反而发兵围杀。
堵胤锡真是欲哭无泪！
他带回来的千余疲兵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于自己人之手。
堵胤锡和儿子堵世明在混乱中逃出，藏于附近监军佥事何图复山寨里。
曹志建为了赶尽杀绝，统兵往攻山寨，斩杀何图复。
堵胤锡又在混战中侥幸逃出，间道趋贺县，抵梧州。
途中，儿子堵世明病卒。堵胤锡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广东肇庆行在。
堵胤锡前脚刚踏入肇庆府，耳朵里就听说了忠贞营在梧州与南明总兵叶承恩、兵备道刘嗣宽、梧州知府东玉等部开战的消息。
堵胤锡知道忠贞营这也是被逼得急了，考虑到忠贞营处处遭受白眼，没有安身之地，就向朝廷建议让忠贞营暂时进入广东找个适当的地方休整。
李元胤的神经立刻被触动到了，怒道：“我辈做鞑子时，他不来收复广东，我辈反正归明后，他又要来争广东？现在，皇上就在广东，他来干什么？”
永历帝不敢驳斥李元胤，只好派兵部侍郎程峋前往宣谕粤、桂众将，让他们给忠贞营一条生路。
程峋启程之日，堵胤锡托程峋将自己和忠贞营将领的部分家眷一同护送到梧州。
堵胤锡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李元胤蛇蝎心肠，他为了震慑忠贞营，竟然派人向程峋及程峋护送的家属座船发炮，将这些船只尽数击毁于江中。
堵胤锡及忠贞营诸将的许多家眷就这样冤死江中。
永历帝明知是李元胤搞的鬼，却不敢责怪，只能补偿性地安排堵胤锡入阁辅政。
以瞿式耜、李元胤为后台的丁时魁、金堡等人却不干，一窝蜂上疏劾奏堵胤锡在湖南“丧师失地之罪”。
其实，湖南丧师失地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何腾蛟和瞿式耜。
何腾蛟已经殉国，这事也就算了，但瞿式耜应该是责不能逃。
但瞿式耜为了推诿己过，就把屎盆子扣到堵胤锡头上了。
堵胤锡在朝中受到广西、广东实权人物瞿式耜、李元胤的轮番打压，心情十分忧郁。但他雄心不死，壮志仍存，还在精心制订着率领忠贞营等部重返前线的抗清计划。
这个时候，听说了孙可望联明请封的消息，堵胤锡高兴极了。
当年，就是他力排众议，真心实意地联合大顺军余部，负责改编和联络忠贞营，南明政府才拥有了忠贞营这支劲旅；现在，听说大西军肯主动示好结盟，不由得笑逐颜开，连呼喜事，主张朝廷准请依封。
堵胤锡忘乎所以的表现招来了瞿式耜等人的迎头痛斥。
金堡在“劾其丧师失地，而结李赤心等为援，张筵宴孙可望使”外，还当面斥责道：“孙可望与忠贞营都是国家的敌人，罪恶滔天，您怎么就和他们相处得这么融洽呢？”
永历帝痛感堵胤锡在朝内受到的掣肘太多，而其本人又是这样赤诚为国，就加升他为少傅兼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总督直省军务”，命他出师江、楚，节制天下兵马。
李元胤等人既不愿意堵胤锡在朝入阁，又不愿意堵胤锡外出带兵。
他们在堵胤锡启程请饷时挖空了心思进行刁难，想让此事泡汤。
这样，堵胤锡连续上了五道奏疏，总共领得三千两银子。
区区三千两银子，能顶多大用处？
堵胤锡悲愤莫名。
然而，就是这区区三千两，李元胤也不想让堵胤错得到，安排人员从半路劫走。
以致八月二十四日堵胤锡不得已陛辞，永历帝奇怪地问道：“卿将何往？”
堵胤锡回答：“臣现在走陆路无马可骑，走水路无舟可乘，空有视师的名义，没有犒军的粮饷。即便如此，臣也决不敢逍遥河上，给人提供指责的把柄，现在，臣只有廓清四海之志，臣再三重申，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臣必会捐出此身，以报皇上大恩。”
永历帝羞愧难当，命人将自己御前的两面龙旗拔下，赏赐给堵胤锡，以壮行色。
离朝不久，朝廷决定只封孙可望为公爵的消息已经在朝臣口中传开了，堵胤锡听了，叫苦不迭。

64 封王之议（二）
在梧州，堵胤锡遇上了孙可望再次派来探听消息的使臣潘世荣、焦光启。
潘、焦二人都是大西军中的老将，堵胤锡为了朝廷能得到大西军这支队伍，便私下和两人定盟结好，稳住他们，然后连续上疏朝廷请封孙可望为二字王，在疏中说：孙可望割据西川，尽有滇、黔之地，他若是要强行自己称王，我们又有什么能力制止呢？现在孙可望还知道尊重朝廷，向朝廷请封，请圣上印降敕封，万勿让他们走向我们的对立面去。”
然而，就在朝廷还在犹豫要不要改封孙可望为二字王的时候，有人抢先一步给孙可望封王了，一字王，并且就是孙可望想要的秦王。
不过，说起来很多人都会感到不可思议，因为，给孙可望封王的人只是一个公爵，根本就不具备给人封王的资格。
这个人就是永历朝的庆国公陈邦傅。
前面说过，陈邦傅曾利用忠贞营攻杀了徐彪，收复了南宁。
陈邦傅的人品很坏。他利用了忠贞营，却不希望忠贞营驻扎在南宁，曾千方百计把忠贞营支往桂林。
这么做的目的有二：其一，让忠贞营滚出南宁；其二，通过忠贞营来控制永历朝廷。
要实现这两个目的，尤其是第二个目的，他可谓处心积虑，先是拜李赤心为养母（即李自成妻）高氏为义母，接着又称高必正为舅舅，随后又献上女儿给高必正做二房夫人。
等一切都做好了铺垫，他就怂恿高必正提兵入桂林，企图以此据有桂林。
桂林是瞿式耜的驻地，瞿式耜觉察到了陈邦傅的阴谋，上疏朝廷“请以粤西全省粮饷分给诸勋，使无侵扰”。
李赤心、高必正此前之所以肯给陈邦傅当枪使，主要是想得到休养士马的基地，现在心愿已了，根本就不赞成陈邦傅这样胡搞乱搞。李赤心严肃地对陈邦傅说：“陈兄劝我劫驾，是将终谓我为贼也！”
陈邦傅讨了个没趣，虽然恚恨李赤心等人，但鉴于忠贞营武力强大，不好发作，只好将仇恨的种子深藏心里，另谋诡计。
孙可望请封受阻的消息传开，陈邦傅一肚子的坏水就活泛起来了。
他想，如果能在这个时候交好孙可望，岂不就可以通过大西军挤走忠贞营，并且进一步控制永历朝廷了？
陈邦傅真是贼胆包天。
他竟然假造了一道敕书，并私下铸造了一尊刻有“秦王之宝”的金印命自己帐前中军胡执恭冒充朝廷使臣径自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为了哄孙可望高兴，陈邦傅在伪撰的敕文中用了许多超重量级的承诺，比如：“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师事王”，命其“监国”，赐以“九锡”、“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等。
可以想象得到，收到这份敕书和“秦王之宝”大印时，孙可望势必爽翻了。
的确，胡执恭进入昆明之日，孙可望就安排了隆重的仪式，走红地毯，他本人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先五拜叩头，舞蹈称臣。受秦王封后，他又带领义兄弟李定国、刘文秀并三军士卒各呼万岁，再端坐在秦王宝座上受义兄弟三人并三军士卒庆贺，郑重其事地命人将敕书誊黄布告云南各地，欢庆三天。
这一连串盛大仪式表明，孙可望和义兄弟李定国、刘文秀统辖下的大西军以及他们管理得颇有成效的云南全省已经遵奉南明永历正朔，孙可望本人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正式肯定。
再说肇庆那边，堵胤锡请封孙可望为二字王的奏疏又让朝廷出现了新一轮的激烈争吵。
东阁大学士王化澄认真思考了堵胤锡的意见，称：“现在湘楚溃败，两广也已呈现不支之态，即使不封，则孙可望强行称王，我朝也是没有能力制止他的。”主张封王，与大西军余部联合抗清。
另一大学士朱天麟也说：“封王对我有利无弊，现在我朝势力不断衰减，孙可望的势力不断壮大，我不过给他一个名号，就可以招他来为我抵挡强敌，希望圣上不要拘泥于迂腐的陈腔滥调，毋持迂议，自寻烦恼、自招忧患。”
虽然他们两人因赞成给孙可望封王遭到了严起恒、金堡等人的弹劾和打压，最后丢官弃职，但朝廷总算同意封孙可望为二字王——平辽王了。
杨畏知也认为使命算完成了一半，对孙可望好歹有个交代，高高兴兴地领着敕文和敕印回昆明。
当杨畏知回到昆明，昆明城已经为孙可望封秦王庆祝了三天三夜了。
孙可望对杨畏知说：“我已得秦封”，并推出封使胡执恭给杨畏知看。
杨畏知看都不看，说：“彼封伪也。”
胡执恭虽被戳穿，却也不害怕，他之前听说了，朝廷给孙可望封的只是景国公，哪有什么平辽王敕文？杨畏知所持平辽王的敕文必是假的！既然大家都是假的，谁怕谁？所以，他也有恃无恐地对孙可望说：“彼亦伪封也，行在所封景国公耳！敕印俱在。”
孙可望看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对骂，心中已猜出七八分：永历政府并不愿意给自己封王。
想清楚了这一点，孙可望气得浑身发抖。
这、这、这……我孙可望在早几日已误受了胡执恭所赍敕印，并在千万人面前举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礼，此事，云南军民皆知，现在，朝廷所封不过二字王，教我如何面对天下人，又如何面对天下悠悠众口？
孙可望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根本说不出话来。
愤懑了半天，他才把要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往牙缝外挤，说：“到底是称王还是称帝，我孙某人自己就可以办到，哪用得着求人？为得一个王称，劳瘁匆迫，贻笑天下。”下令把杨畏知、胡执恭关进监狱。
回头，揣着明白装糊涂地给朝廷发送启本说：“孙某人于某月某日接到圣上敕封臣为秦王，又于某月某日接到圣上敕封臣为平辽王，不知哪为真哪为伪，无所适从。”
一同发送的还有这一真一假的两份敕书抄本。
孙可望还强调，自己接到秦王敕印后已经向全社会各界人士做了郑重宣布，大小官员和军民也都已经表达了热烈祝贺，无可更改，请朝廷定夺。
虽然孙可望这个要求隐含“胁封”成分，但出现这种情况，本来就是永历底滥发空白敕书和永历朝大臣陈邦傅肆意妄为所一手造成的，责任并不在孙可望，而孙可望既已宣布受封秦王，也的确难于更改，以留笑柄于天下人。
可是永历朝廷却毫不考虑孙可望的难处，断然拒绝封孙可望为秦王。
金堡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说道：“孙可望应不应该封王，臣为祖宗守法，即使白刃临臣，臣惟执不封之议。”
向来敌视大顺军和大西军的瞿式耜也大斥孙可望来书无礼，指责孙可望“启而不奏，名而不臣，书甲子不书正朔”，说孙可望这么一搞，“识者为之寒心，举朝莫不色动”。
瞿式耜还就胡执恭所递伪敕中“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师事王”，“崇之以监国”，“许之以九锡”，“推之以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等语借题发挥，说这是孙可望向朝廷提出无理要求，对孙可望痛斥猛批，大有要用墨水将孙可望淹死之势。
然而，瞿式耜骂错对象了，因为“父师事王”、“监国”、“九锡”、“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等，是陈邦傅胡乱发放的厥词，和孙可望没有半毛钱关系，孙可望要的只是得封秦王。至于说人家孙可望在启本中不称臣、不奉正朔，那还不是尚未得到朝廷的封爵吗？
就这样，瞿式耜铁了心要与孙可望过不去，拒绝封真秦王。
永历幸臣文安侯马吉翔脑瓜子灵活，另辟蹊径，认为孙可望是不喜欢平辽王，建议改封为澂江王。
孙可望的使者明确表示“非秦不敢复命”。
朝廷于是就围绕着这个“秦”字大做文章，议在“秦”字上加一字，或兴秦，或定秦，等等，纷争不息。
孙可望那边也实在等不耐烦了，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派遣御史瞿鸣丰入朝，说朝廷只要给自己发一道敕书，让自己在云南军民中保存点面子，维持秦王的封号就行，至于颁不颁发敕印都没有关系。
事情到了这一步，连敕印都不要，不难看出，孙可望现在渴望的，只是一个名分，一块遮羞布，仅此而已。
可是，大学士严起恒、户部尚书吴贞毓、兵部侍郎杨鼎和等人还是不肯通融，一口回绝。
这件事，永历君臣是做得忒不地道。早已致仕隐居昆明的前朝御史任僎实在看不过眼了，出来劝慰孙可望说：“大丈夫当自王，何必朝廷乎。”

65 广州失守
明明只要一纸文书就可以把大西军三十万雄师招为己用，可永历君臣就是不肯颁发，愣是把送上门的好事给搅黄了。
不但拒绝主动求好的大西军，连已经联合在一起的原大顺军忠贞营也不加以珍惜。
当初，忠贞营从江西南撤，经过梧州，惨遭明朝官员发兵袭击也就罢了，但李元胤还发炮把堵胤锡和忠贞营的家属打伤打死。
闻此噩耗，忠贞营全军震怒。
李赤心准备统兵直入行在肇庆找李元胤算账。
永历朝廷惊成一团，赶紧派堵胤锡前往竭力劝解，同时以“不戒军士”为名将李元胤手下的一名军官处斩，以泄忠贞营将士之恨。
李赤心以大局为重，咬碎牙往肚子里吞，总算忍下了这口恶气。
然而，这年冬天，忠心事明的李赤心病死了，忠贞营由高一功统率。
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五月，高一功同兴平侯党守素带兵五千前往梧州朝见永历皇帝，进言说：“请让高一功率先做出榜样，将手下的兵马解归兵部，手下的赋税解归户部，由朝廷统一安排，挑选精壮、淘汰疲弱，分配战守防区，评定功劳和罪过，这样一来，大事尚可为。如若还是像现在这样乱糟糟跟一盘散沙似的，则兵虽多，将虽尊，皇上想求一卒用而不可得，则主、臣都生活在困境中，到头来，不过同归于尽而已。”
永历帝与各廷臣不敢招惹割地自雄的藩镇，“庸猥嗫嚅不敢任”，高必正大失所望，悻悻而归。
高必正既不能得到朝廷的重用，陈邦傅又密谋偷袭忠贞营的老营，并且阴结孙可望等人，妄图借大西军的兵力制伏忠贞营。
高必正心如死灰，决定率部远离永历朝廷，前往川东鄂西地区另辟局面。
川东鄂西地区山高林深，依凭大江，形势险要，早在顺治二年到五年，高必正就曾和李赤心一道引军蛰伏在该地区休整。
顺治七年（永历七年，1653年）十一月，一向对忠贞营爱护有加的堵胤锡在浔州病倒，赍志以殁。
堵胤锡临终上遗疏说：“臣自从接受了大任以来，罪恶深重，连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本拟尽心竭力，以收集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残兵溃卒多多少少恢复一些领地，哪料，老臣连一营的兵力也调不动。有人说风凉话：‘堵阁臣手上已经有兵，不能再配发军队给他了，再配发给他，只会让他发展和壮大属于他的势力。’老臣向朝廷伸手讨要粮饷从来都是一毫不与，有人大放厥词说：‘堵阁臣手上已经有充足的粮饷，不能再拨粮饷给他了，再拨发粮饷给他，他就会拥兵自重了。’凡此种种掣肘，使得老臣犹如一个荒山野人，只能坐视疆场糜烂。前日老臣西上横县，突患暴病，一病不起之际，居然让许多人大感高兴。老臣只恨自己这条本该万死而不死的性命不能为皇上毕命于疆场而死于枕席，老臣身死之后，尚愿化为厉鬼抗杀清军。现在，老臣叩请皇上挑选可以依靠的人来辅佐朝廷，以图恢复大业。如果国家大事都掌握在李元胤、刘湘客、袁彭年、金堡、丁时魁、蒙正发这些人手里，可以说是前景堪忧。太祖列宗在天有灵，一定会明鉴相示。老臣就要死了，报国之愿落空，不胜遗憾。”
十二月，永历朝廷任命大学士文安之为督师，代替堵胤锡，经略川、楚、秦、豫军务，负责协调川东鄂西各部抗清武装的行动。
文安之赴任时为了示之以恩，请求朝廷给各部首领加封晋爵，得到永历帝的批准，李来亨晋封为临国公。同时晋封的还有益国公郝永忠、荆国公王光兴、皖国公刘体纯、靖国公袁宗第、宜都侯塔天宝、阳城侯马腾云、岐侯贺珍等。
于是，顺治八年（永历五年，公元1651年）五月左右，高一功与李赤心之子李来亨分兵两路经柳州、象州、融县北上转入湘西。
九月，在湖南保靖县，忠贞营遭到已经降清的苗族武装一万多人的伏击，高必正中毒箭身亡，一同阵亡的还有数千将士，余部在李来亨的率领下突破了反动土司的阻拦，抵达了夔东地区，胜利与郝永忠、刘体纯、袁宗第等部会师。
对永历政府来说，有全局筹划攻守能力的堵胤锡已死，忠贞营又去，实力大损。
而早在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清廷差点被姜瓖、金声桓、李成栋掀翻了局势，大感满洲兵力不足，决定起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王统兵南下。
次年五月十九日，清廷下诏改封恭顺王孔有德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同一天命孔有德率兵二万往剿广西；耿仲明和尚可喜率兵共二万，往剿广东，挈家驻防，其全省巡抚、道、府、州、县各官并印信俱令携往。
不过，耿仲明、尚可喜二人因犯了清廷的“窝藏逃人法”，耿仲明惊恐之下，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十一月自杀；尚可喜没有自杀的勇气，静候清廷的处分。
在此用人之际，清廷其实并没有打算重责二人，只是免削爵，罚银减为四千两，仅此而已。
耿仲明既死，清廷便改将平南、靖南二藩兵力由尚可喜负主要责任，耿仲明之子耿继茂仅以阿思哈哈番职位统率其父旧部充当尚可喜的助手。
永历政府方面，当年李成栋兵败身死，其部将杜永和便暂代掌李成栋一军的兵权。
杜永和让自己的部将阎可义扼守梅岭，自己率大军返回广州。
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按照这一逻辑，则不想当主帅的将军不是好将军。
杜永和绝对是一个好将军。
因为，他想成为李成栋一军的主帅。
他重贿军中诸将，让他们替自己向朝廷请命，希望朝廷将两广总督的职务交付给自己。
永历朝的廷臣都一致反对。
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弘光、隆武两朝是怎么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朝廷没有可以直接调遣的军队。
永历政府现在也没有直接听命于朝廷的军队，如果能趁李成栋刚死，把这支军队攫取在自己手里，以后很多工作的开展就顺畅得多了。
所以，廷臣们都主张安排一名朝内要员去接管这支军队。
钱秉镫认为：“就目前来说，我朝诸将中只有李成栋之子李元胤可堪一用。如果在李成栋死讯初至，便命令李元胤驰入李成栋军中，代替元帅工作，而召令杜永和入朝代替李元胤的禁军工作，即使杜永和想抗拒朝廷命令也无从抗拒李元胤行使元帅工作。李元胤此人果断有智略，他的各位弟弟如李元泰、李建捷全都在军中担任要职，一个个骁健无比。李元胤到了李成栋军中，就算军中有将领心怀不服，李元胤也有办法将之制服。彼时，将军府移到南龙，驻重兵于梅岭，清军再精锐也不能长驱而入。”
李元胤的确是个足以托付大事的人。
李元胤，字元伯，河南南阳人，原本是儒家子弟。李成栋为盗时掠良家子，养以为子。自少年时代起，李元胤一直跟随李成栋出生入死，但他稍读书，知大义。
佟养甲被李成栋胁迫降明后，一直怏怏不乐，多次暗中与清廷联络，准备内应反攻明军。李元胤觉察其奸，请得永历帝手谕，设计捕杀了佟养甲及其亲丁数百。
另外，明朝梧州杨大甫打仗不行，却鱼肉百姓，常常带兵劫掠行舟，甚至杀戮往来军使、抢夺贡物。
李元胤激于义愤，亲手斩杀了杨大甫。
所以，钱秉镫称“元胤可用”，所言非虚。
但，廷臣均不同意。
李成栋举旗反正，从其后来的表现看，对明室的确忠心耿耿，但，他未死之前，朝廷始终对他忌惮无比，事事均看他的脸色而行。
现在，李成栋已经死了，让李元胤执掌其军，岂不是又重新培养另一个对朝廷有威胁的李成栋来？
廷臣们的意见是：接管广州总督的，必须是朝廷里的人。
那么，谁比较合适呢？
大家议来议去，觉得戎政侍郎刘远生比较合适。
刘远生和李成栋是陕西同乡，两人关系较好，刘远生和李成栋军中很多人都熟，而且，刘远生绝对是忠于朝廷的人。
于是，永历帝派戎政侍郎刘远生持手敕前往广州接管两广总督职务。
事实证明，这是一步臭棋。
永历政府里的书呆子们哪里想得到，杜永和手里已掌握着两广总督大印，早已开印视事，根本就不把刘远生当根葱，挥挥手，将刘远生打发回了肇庆。
永历朝中众臣大眼瞪小眼，全傻了。
还能怎么办？
凉拌！
朝廷无可奈何，只好默认了杜永和自动继任两广总督的事实。
不过，这杜永和也实在不是东西。
他原先留阎可义领兵镇守南雄，阎可义曾于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七月统兵翻越梅岭进攻南安府（府治大余），兵败，大、小梅岭都被清军占领。阎可义回南雄，惊忧而死。
杜永和想都不想，就派罗成耀去接替阎可义守南雄。
罗成耀百般拒绝，埋怨说：“尔等俱安享受用，独苦我邪！且国公（指李成栋）屡出，未能一逞，今以我去，能又何如？”
照理说，罗成耀畏敌如虎，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就不应该让他去守南雄了，不但不要给他守，还应该把他革职开除算了，可杜永和却不厌其烦地反复劝说，并施以重贿，硬是动员起他去赴任。
结果，罗成耀只匆匆到南雄巡察了番，便回驻于韶州，只留下中军江起龙坐守南雄。
可以想象，当尚可喜、耿继茂所部清军来了，南雄乃至整个广州会处于怎么样的一种状况。
这年旧历十二月初三日，尚可喜、耿继茂率部从江西临江府出发，十六日到赣州，二十七日抵南安府，二十八日晚翻越梅岭进入广东省境，三十日除夕晚上取南雄，斩杀明总兵杨杰，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正月初三日，抵韶州府。
消息传到肇庆，永历朝廷一片哗然。
马吉翔以清军势大难敌为由，竭力主张向广西逃难。
永历随即于正月初八日登舟，百官仓皇跟随逃命。
二月初一日，永历到达梧州。
永历改任马吉翔为兵部尚书，要他督守肇庆；曹煜升尚书，与李元胤一并留守肇庆。
此后又命广西的庆国公陈邦傅、忠贞营刘国俊等部东援。
陈邦傅这些人，胆小如鼠，哪敢奔赴前线和清军开战？
正月二十七日，尚可喜、耿继茂统军由韶州南下，初六日推进到广州郊外，极其顺利地完成进攻广州的部署。
初九日晨，清军抬着梯子进攻广州北城。
两广总督杜永和这时候总算有点骨气，顶硬上，据城坚守，和清军对着干。
当日，清军败退。
尚可喜考虑到广州守御坚固，城中明军实力尚强，便改变了战略，先致力于扫清外围，添置大炮，为最后攻取广州创造条件。
十月下旬，广州成了孤城。
十一月初一日，尚可喜、耿继茂征调来大炮四百余座，集中炮火猛击广州西北角城垣。
炮火连轰了一天一夜，十一月初二日该处城墙被轰塌三十丈。清军从缺口攻入，六千多名明军官兵在巷战中被杀，总兵范承恩被擒。
南明总督杜永和见大势已去，便与水师总兵吴文献、殷志荣等人从水路逃去，大小船只千余，一时奔窜出海。
清军占领广州全城后，疯狂地进行屠杀、奸淫、抢劫。
一位外国传教士记载：“大屠杀从十一月二十四日一直进行到十二月五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中国史籍也记载：顺治七年尚可喜、耿继茂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
广州陷落，李元胤孤军守肇庆，独力难支，只好且战且走，退至郁林，终于陷入重围。
殉国的时间到了，好一个李元胤，穿上大明朝服，登城四拜，哭叹道：“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自刎而死。
至此，广东重又尽陷于清军之手。
南明昙花一现的大好时光悄然逝去。

66 瞿式耜死难
在耿、尚攻取广州时，孔有德也已开始着手攻取湖南、广西。
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九月初，孔有德强攻湘、桂两省交界的要隘龙虎关（即原来的镇峡关，曹志建改为龙虎关）。
明永国公曹志建率部阻击，兵败，弃关遁往灌阳，士卒死者有一万多人。因为逃得太匆忙，永国公大印在慌乱中丢失，曹志建只得另用木头临时刻制一枚。
孔有德尾随进击灌阳，曹志建再败，逃至恭城青塘窝。
孔有德得势不饶人，掩杀至青塘窝，歼明军三千多人，缴获大炮二十八座、枪铳三百一十五只以及马匹、火药、刀枪、盔甲甚多。
曹志建新制木刻永国公印亦在缴获之列，曹志建本人率残兵败将窜入深山老林。
恭城既失，桂林震动。
明留守大学士瞿式耜赶紧召集诸将商讨战守事宜。
但曹志建的连接败绩已使明将胆裂，手执重兵的赵印选、胡一青、王永祚、蒲缨、杨国栋、马养麟等将无心守城，分头领部众护家属四散逃命去也。
曾经不把郝永忠放在眼里、以胆悍骨硬著称的刑部尚书（原两广总督）于元烨也做了逃兵，早早离开了桂林城。
不过，他命不好，甫至月城，便为乱兵所杀。
瞿式耜久候众将不来，派人去打听，得知是这样的情况，气得差点吐血，捶胸顿足道：“朝廷以高官厚爵恩养这些人，百姓以膏脂血汗供养这些人，事到临头，就全都一拍两散，跑了个干干净净！”
众将可以逃，原本瞿式耜也是可以跟着逃的。
但瞿式耜不屑逃命，明知事不可为，他还是决定留下，誓与桂林城共存亡。
瞿府家丁多不愿陪葬，纷纷四散逃命。
即日，城中为之一空。
瞿式耜标下总兵戚良勋过意不去，独牵两匹良马折返，招呼瞿式耜出逃。
瞿式耜瞋目叱喝：“尔等武臣要去自去，我今日即去，不过多活几日。自古至今，谁能不死？但要死得明白，可见祖宗于地下耳。若再饶舌，我先以尚方剑斩汝。”
戚良勋羞愧不已，垂泪策马而去。
瞿式耜一身明朝官服，危坐署中，岿然不动，静候清兵入城。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在黄泉路上，他并不孤单。
陪他一起赴难的人来了。
这人乃是万历朝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
张同敞，字别山，湖广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人，长得姿干清伟，目光灼灼，言笑轩爽，文笔遒劲，诗文千言，援笔立就，时任桂林总督，本与开国公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连营于桂林之小榕江。
在赵印选、胡一青等人奔窜逃命之际，张同敞对友人钱秉镫说：“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只有以一死来报国。”
钱秉镫劝道：“丢失的东西可以找回来，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张同敞黯然神伤，答道：“话虽如此，但以当前的形势来看，即使留下这条命，也难有作为了！我往年督兵作战，将士败走，我坚决不走，则将士又重新聚拢并且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可是，昨天将士败走时不惜把我推倒在地而逃走，可见军心已经败坏至无可挽回的地步，除了一死，我还能做什么？”
听说桂林城内兵将已散，只有瞿式耜仍留在城内，张同敞遂从漓江东岸泅水入城，直入瞿式耜署中，口中大声呼道：“事态很紧迫了，先生可有良策免却桂林城这场劫难？”
瞿式耜看见张同敞突然出现，先是愣了愣，随即大感慰藉，徐徐站起，劝道：“城在人在，城亡人亡，老夫在永历元年（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三月十一日虏兵兵临桂林城时，已拼着一死殉国，那次没死成，老夫又多活了三年，已经赚了，再者说了，今日之死，乃是死得其所。我是桂林留守大臣，你不是，用不着陪死，赶紧走吧！”
张同敞正色答道：“要死就一块死。古人耻独为君子，先生怎么不肯让我与您共生死呢？”
瞿式耜听了，哈哈大笑，四顾左右，唯一老兵，便命老兵端上好酒，与张同敞共饮，神色怡然。
夜色渐渐降临，二人于灯下正襟危坐，夜雨潇潇，遥望城外火光烛天，城内寂无声响。
鸡鸣时分，老兵禀告：“清兵已围守各门矣。”
二人置若罔闻，手不停盏，连呼好酒。
待天色渐明，瞿式耜声色如常，对张同敞说：“吾两人死期近矣！”
辰刻破晓，清军马队驰至，喧哗斥问。
紧接着，有数名持弓腰刀的士兵突入，上前要捆绑二人。
瞿式耜挥手斥喝道：“我们二人已经坐待一夜，何用捆缚！”
屋外大雨如注，清军押二人于泥淖中蹒跚数时，始到靖江王府后门。
靖江王朱亨歅父子也抱定殉国之志拒不肯逃走，被拘置别室，坐镇王府的，正是大汉奸孔有德。
孔有德身边，甲仗森然，武士簇拥，端的是气场强大、威风凛凛。
瞿式耜、张同敞一意赴难，毫无惧色，傲然挺立。
孔有德踞地盘膝坐虎皮垫上，以女真人礼举手作揖，问：“哪一位是瞿阁部先生？请坐！”
瞿式耜叱道：“我即大明留守督师瞿式耜也。中国人不地坐；城既陷矣，惟求速死耳，夫复何言！”
孔有德不怒反笑，满面春风，温言相劝：“我在湖南，已经知道瞿阁部留守桂林。现在入城，即知二公不怕死，故意留下不走。本王绝不杀害忠臣，先生何必求死？甲申闯贼入京，我大清已为你们先帝崇祯报仇，而且祭葬成礼，明朝人应该人人感谢才对。如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希望瞿阁部想开一点，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今以后，我掌兵马，您为我掌钱粮，与在明朝时一样就可以了。”
瞿式耜哂然失笑：“我为永历皇上供职，岂为犬羊胡虏供职耶？！”
孔有德面露愠色，说：“我位居王位，于阁部来说，职位可是高出了许多。”
瞿式耜嗤之以鼻：“唐朝两大反贼安禄山、朱泚也曾经称王称霸，这种王位，一文不值！”
孔有德一听，蹦了起来，面红耳赤地争辩道：“须知我也是孔圣人后代，不过势会所迫，为大清驰驱，事已至此，瞿阁部何必太过固执？”
一旁的张同敞再也听不下去了，厉声喝道：“我呸！孔有德，你休要污辱孔圣人。你不过是皮岛毛文龙的义子义孙，怎得以圣人之裔自居？”
孔有德阴私被揭，脸如猪肝，呵斥左右将张同敞捆绑起来，逼迫下跪，张同敞威武不屈，骂声弥厉。
孔有德气得浑身发抖，命人取来大锤，击折张同敞两臂，并将一只眼睛打裂突出眼眶。
张同尚仍大声痛骂不止。
瞿式耜目睹此状，怒发冲冠，呵斥道：“这是大明宫詹司马张同敞，自愿入城来陪我赴难，应该和我一起就死。尔等鼠辈安能如此折辱义士！”
孔有德为了招降瞿式耜，接受了瞿式耜的吩咐，施恩于张同敝，命左右释其缚，继续展开劝降攻势，百般劝说。
瞿式耜轻蔑一笑：“我们两人昨天已做好了以死报国的打算，没有死在你们到来之前，是觉得悄无声息地死于一室不如轰轰烈烈地死于刑场！你等用不着白费唇舌！”
孔有德尚不死心，命人把二人拘押于城北一间房子中，饮食公供帐皆精美，待以上宾之礼，接连派左右降人不断前去说降。
面对说客，瞿式耜嘴里呼号“大明”，伸手将来人送来的满衣、满帽掷之于地。
张同敞则一旁痛骂大斥来人。
无奈，劝降之人，皆悻悻而去。
拘囚第三日，设宴，瞿式耜挥其饮食，以“猪狗之食”呼之。
时绝粒已四日矣，会礼部主事杨硕肤甫从阳翔山中来，少供食水，瞿式耜受之，并密致衣冠之具，而防闲者不之觉也。
被押期间内，二人赋诗自励，并隐喻讽刺敌人。
张同敞两臂俱损，不能握笔，诗成，请瞿式耜代笔书写。
两人幽囚唱和者四十多天，得诗各数十章一百余首。
孔有德劝降不成，退而求其次，表示如果瞿、张二人剃发为僧，就说明有放弃抵抗之心，可以饶死释放。
瞿式耜断然拒绝：“现在要我们为僧，就是想变相地让我们剃发。剃发，就是投降，我们誓死不降。世上岂有降虏的大明留守学士！”
被押一个月后，瞿式耜写《临难遗表》，中有“惟愿皇上勿生短见，暂宽圣虑，保护宸躬；以全万姓之命、以留一丝之绪！至于臣等罪戾，自知青史难逃；窃计惟有坚求一死，以报皇上之隆恩、以尽臣子之职分”之句，决意一死。他对张同敞说：“我们两个人待死已四十天，可谓是偷生未决。知我们真实心意的，会认为我们是苏武；不知我们心意的，会斥我们为李陵，我们应该怎么向世人解释？”
想来想去，瞿式耜写就一封信，让手下老兵送给驻守在离桂林不远的明宣国公焦琏，信中大意为：桂林城内尚有数量可观的大明兵士，孔有德手下全是降清的汉兵，军心并不稳，如果援兵大至，桂林定可收复。
瞿式耜知道，这封信肯定送不出去。
但，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果然，老兵被看守城门的清兵截住，查获了该信。
阅信，孔有德终于下决心杀瞿式耜、张同敞二人。
十一月十六日早晨，瞿、张两人正在牢中闭目沉睡，忽然有清兵开门，声言：“请瞿阁部、张大人议事。”
瞿式耜神色不惊，夷然自苦，对来人道：“须少，缓待我完绝命词！”遂援笔成诗云：
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
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
然后，瞿式耜、张同敞二人整肃衣冠，向南行五拜三叩头之礼（辞帝之礼），携手同步，走出门去。
行至门外，瞿式耜笑对张同敞说：“吾两人多活了四十日，今日得死所矣！”
张同敞振作精神，大声言道：“决哉此行！我死后当为厉鬼，为国杀虏击贼！”说着，他从怀中掏出珍藏的网巾戴于头上，“服此于地下见先帝！”
行至桂林城独秀山仙鹤岩下，见一磐石，瞿式耜满目风光，对刽子手说：“吾生平癖爱佳山水，此地颇佳，可以止矣！”
刽子手挥刀之时，瞿式耜口中疾呼皇上者三，从容就戮。
当日，雨骤风驰，当空震雷三击，人皆骇悚。

67 安龙困主
说来也巧，尚可喜、耿继茂于十一月初四日攻下广州，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初五日，孔有德就攻下了桂林。
两广省城失陷的时间前后相隔仅仅一天。
省城丢失，两广地盘随即土崩瓦解。
躲避在梧州的永历君臣惊恐莫名，纷纷打点行装，作逃跑计。
十一月十一日，永历帝在大学士严起恒等人的簇拥下走水路遁往浔州。
然而，浔州已经姓“清”不姓“明”了。
镇守浔州的是庆国公陈邦傅。
陈邦傅想降清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在永历元年，李成栋克广州、取肇庆时，陈邦傅就有降清之意。只不过，“粤东三烈”的起义，使李成栋被迫返粤，陈邦傅的降清之举没有实现。
现在，风雨飘摇，两广动荡，谁也阻止不了陈邦傅的降清之心了。
永历帝一旦进入浔州，将会成为陈邦傅效忠大清主子的一份厚礼。
刚刚登舟上岸的永历得到密报，顾不得大雨滂沱，在泥泞中仓皇窜往南宁，皇帝的卤簿和随驾物品被陈邦傅叛军搜劫一空。
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把从平乐战败后撤入浔州的明宣国公焦琏刺杀，割下他的脑袋献给孔有德做见面礼。
十二月初三日，历尽艰辛的永历帝总算到了南宁。
虽到了南宁，却已穷途末路。
惊魂未定的——永历帝只得硬着头皮派人入贵州，改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冀王，请他发兵入卫。
按明朝制度，一字王为亲王，二字王为郡王，时至今日，永历帝终于同意冲破祖制封孙可望为一字王了。但封又封得不彻底，封冀王，就是不肯封孙可望梦寐以求的秦王。
永历帝的解释是：大明朝第一代秦王乃是太祖皇帝次子朱樉，位居诸藩之首，已传世二百多年，不能移封旁人。
永历帝也不想想，所谓落地凤凰不如鸡，自己这时候已经是一个天涯亡命人，是需要孙可望帮助的时候，还穷讲究这么多，有意思吗？
这时的孙可望已完全占有滇、黔及川南广大地区，兵威极盛。并且，他早在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四月派冯双礼等人率军由黔入湘攻下了沅州（今湖南芷江）。现在冯双礼等人正与清军激战于辰州（府治在沅陵），如果直接封孙可望为秦王，抗清事业将会顺利百倍。
可是，一根筋的永历帝就是看不透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果然，接到永历帝的赐封，孙可望大感失望。
从孙可望的角度出发，他久用秦王名义发号施令，又怎么可以另受冀王之封？另受冀王之封，岂不是自供先前已誊黄公布的是名副其实的伪敕？
所以，孙可望坚持“王绳父爵”，拒不接受冀王之封。
杨畏知劝他说：“但是假终不若真足以服人心耳。”
犹豫再三，孙可望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
虽然拒不肯受，但，清军已由柳州源源南下，南宁岌岌可危，若再不出手相救，则永历朝廷覆亡在即，孙可望急忙派遣贺九仪、张明志率兵万人，由广宁驰南宁护跸，再次请改秦封。
张明志到了南宁，先质问首席大学士严起恒：“封滇是秦邪，非秦邪？”
严起恒勃然变色，道：“汝以迎驾来功甚大，朝廷自有重酬，固不惜大国封。今为此语，是挟封也。岂有天朝封爵而可挟者乎？”
张明志大怒，直呼严起恒“老匹夫”。
严起恒不堪其辱，奔出舟外，投水而死。
张明志的行为，已非“请封”，乃是赤裸裸的“胁封”。
尚书杨鼎和，给事中刘尧珍、吴霖、张载述等人忍无可忍，纷纷抗论不允。
贺九仪、张胜、张明志等将心中焦躁，先后将这些人治罪处死。
至此，永历帝被迫正式承认了陈邦傅、胡执恭矫封孙可望为秦王的敕书，同时，也为“敬酒不吃吃罚酒”一语做出了完美的诠释。
尽管已经得到了秦王之封，但孙可望并不快乐。
不是说了吗？强扭的瓜不甜。
他觉得，这个“秦王”的封号既然来得这么勉强，永历君臣这么心不甘情不愿，不如自己做皇帝算了。
于是，他在名义上尊奉永历年号，暗地里却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以范鑛、马兆羲、任僎、万年策等为吏、户、礼、兵部尚书，阴萌异志。
严起恒死后，永历帝打算破格授予杨畏知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入朝辅政。
孙可望为了震慑永历君臣，玩儿了一手敲山震虎，将杨畏知处死。
面对孙可望的示威之举，永历政府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多话。
同年冬，尚可喜、耿继茂和孔有德合击南宁，永历政权岌岌可危。
孙可望疏请永历帝移跸云南。
当下形势，似乎只有移跸云南一途可行了。
廷臣朱天麟就奏道：“云南山川险阻，雄师百万，北通川、陕，南控荆、楚，亟宜移跸，以坚可望推戴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
可是，首辅吴贞毓因为曾反对过封孙可望为秦王，顾虑重重，不敢决策，而永历帝有过刘承胤的前车之鉴，也担心入了云南会被孙可望所控制，移跸之举，迟迟未成。
孙可望派来的护卫将领贺九仪见朝廷心存疑虑，一副宁死也不肯靠近原大西军的模样，不由愤然说道：“秦王为请移跸滇黔，特命我扈驾。今诸臣既各疑贰，我岂能担此重任乎？”
改日，不辞而别，率军拔营而去。
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线国安部已近逼近南宁。
改日，南宁失陷，永历君臣仓皇出奔，经新宁州（今广西扶绥）乘船溯左江逃至濑湍（今广西崇左县东）。
到了濑湍，水位低浅，舟船难行。永历只好下令尽焚龙舟重器，由禁兵抬辇走陆路经龙英（今广西大新西）、归顺（今广西靖西）、镇安（今广西德保）窜往桂滇交界处。
长途跋涉下来，从官大部逃散。
永历帝在云南东边一个名叫皈朝的村子里度过了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的新年。
转年正月，迁到了广南府（今云南省广南）。
孙可望接到报告，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永历迎往贵州安隆千户所城居住。
他派副总兵王爱秀带兵护送，在呈上的奏疏中写道：“臣认为圣上的行在处于偏僻的广东显得太过孤助无援，曾再三迎请，却未奉允行。今年正月初三日接到外后营总兵狄三品等人塘报，说皇上圣驾已经抵达皈朝，准备移跸广南，臣不胜欣喜。臣先前考虑到圣驾必定有移跸的时候，所以先派遣各营兵马肃清沿路清军、流寇，确保道路安全。广南虽说是内地，但与交趾交界，人情叵测。臣反复思量，觉得安隆所一地最适合皇上安居。安隆所是滇黔粤三省会区，城郭完整坚固，行宫只需略加修葺，就巩固无虞。考虑到皇上屡历艰危，应该从长远眼光出发，不能再出现任何惊忧。现在皇上既然已经到达了安隆，就可暂劳永逸，一切御用粮储，从贵阳输运，朝发夕至，虽然比广南接近交夷，但安全系数远胜广南。臣现在特别派遣副总臣王爱秀前来奉迎。如果日后恢复了中原，往东南迁都，也减少许多艰难纡折之苦。临奏不胜激切。”
这时的孙可望打造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云南省会昆明；另一个是贵州省会贵阳，他本人就坐镇于贵阳。
论理说，永历帝既已进入了云南境内，孙可望应该将他迎至昆明。但孙可望却担心永历帝到了昆明后会得到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拥护，明祚复振，自己帝业难成。于是，派人把永历帝从云南境内迎入贵州。虽迎入贵州，却又不愿迎至贵阳。在贵阳，孙可望已隐有国主气象，一旦永历来了，孙可望就得时时朝见称臣，威信大减，且以后重大的军国要务都必须在形式上取得永历帝的认可才能施行，在孙可望看来，这简直是一种作茧自缚的行为，万不能行。
于是，经过再三斟酌，他把永历移跸的地点定在了安隆。
安隆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处偏僻，城小民稀，虽然号称千户所城，城中居民实不过百户。
孙可望认为，把永历安排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既可以隔绝永历朝廷和李定国等人的联系，又避免二龙（指他自己和永历帝）同时出现在贵阳的尴尬局面，同时，自己又可以对永历政府实施很好的监控。
永历朝廷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接受了孙可望的安排，在王爱秀护送下搬到了安隆千户所。
启程之前，永历帝下令将安隆改为安龙府。
由“隆”改“龙”，这一字之变，大含寓意——永历希望这是一个足以让自己安心休养的福地。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公元1652）二月初六日，永历帝抵安龙，扈随的廷臣、文武官员，止五十余人，再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所有。
永历帝居住的千户所公署低矮简陋、使用器物奇缺，景况凄凉。
当然，孙可望也并非不管永历帝的死活。他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隆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负责监督永历君臣，并定量供应少量银两、粮米（每岁银八千两，米百石）。
永历帝初到安龙，李定国、刘文秀自称孙可望之弟，曾派人前来问候，并奉进银币、食物等物。
孙可望得知，对李、刘二人大为忌恶。
为防万一，孙可望明确下令，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未经自己许可，一律不得到安龙探望永历帝。
永历帝实际上成了一只金丝笼里面的鸟雀，所有“大小战争，诛斩封奏”之权全部落入了孙可望之手。
一时间，“孙可望欲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传言遍布黔、滇两地。
孙可望冷笑着给永历帝上疏嘲讽说：“挟天子令诸侯，是因为天下还有诸侯，诸侯还有天子；现在的天子已经是泥菩萨过江了，我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
永历帝览疏自愧，无地自容。
此年三月，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攻取贵州；命平西王吴三桂由嘉定出叙州攻取川南。
孙可望乃部署两路出兵：一路由刘文秀率领，王复臣为副帅，由滇东出四川叙州，下重庆，包围成都；一路由李定国率领，冯双礼为副帅，以八万步骑，经黔东，出湖南，由武冈趋全州，直逼桂林。
孙可望自为主帅，居中策应。

68 刘文秀战四川
刘文秀与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同为张献忠四大义子。刘文秀在张献忠时代最出彩的表现是：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冬，大西军由湖广入川，刘文秀时任平南先锋，曾发布有一道惩治明督师阁部杨嗣昌家族的檄文，文中说：“照得朱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焉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
该檄文是大西军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珍贵文献，文中充分地表达了大西军除暴救民的起义宗旨。
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国，刘文秀即被任为抚南将军，曾率部攻克绵竹、绵州（今绵阳）、邛州（今邛崃）、丹棱、洪雅、夹江、峨眉等地，多有战功。
永历五年（顺治八年，公元1652年），刘文秀受孙可望派遣，以抚南元帅的名义率军入川。其在八月到十月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迅速扫清了川东各种形形色色的割据势力，结束了四川地区军阀林立、互相杀伐、蹂躏百姓的混乱局面，让百姓过上稍微安定的生活。
时人赞道：“自此三川之阻兵者皆尽，虽杀运犹未尽，民难犹未弥，而回视向之日月捋虎，霜雪衣裘，倾耳戴目，东窜西奔，以欠赊须臾之死者，已不啻水火衽席之不侔矣。”
这一年（永历六年，顺治八年，公元1652年），孙可望疏请封刘文秀为抚南王，让刘文秀为主帅，王复臣为副帅，由滇东出四川叙州，下重庆，进围成都。
孙可望这么部署的原因是清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李国翰已经占领了成都、重庆、叙州（今宜宾）、马湖（今屏山）、邛州、雅州、嘉定、眉州等府县，渐对云南、贵州形成侵逼之势。
刘文秀大军于八月初进抵叙州，突然发力，一举克城，俘清总兵南一魁。
该战，清军方面败得很惨，他们发回清政府的报告是：“全军覆没，南总兵（南一魁）不知下落，马总兵（马化豹）只身逃回，甲喇、牛录死难者数十余人。”
既得叙州，刘文秀又一鼓作气，强攻重庆，将据守重庆的清军打得落花流水，生擒清梅勒章京白含真。
重庆之战，清军支离削弱，只有百人逃回保宁。
据守在成都的吴三桂、李国翰等人被大西军的凌厉杀气所慑，于八月十九日奔往夹江县与四川总督李国英紧急会商，准备放弃整个四川，全师北撤，以保万全。
清四川总督李国英、巡按御史郝浴等人极力反对，不得已，吴三桂、李国翰等人率军进入清朝在四川设置的临时省会保宁（今四川阆中），准备据守保宁。
清军在绵州、广元等处遭到刘文秀大军的掩杀，伤亡惨重。
十月初，大西军进抵保宁城下。
听说吴三桂、李国翰等人就龟缩在城内，那么，该怎么处置这帮狗汉奸呢？
刘文秀的胆气很足，他的口号是包饺子、一锅端。
刘文秀下令将城团团围起来，准备全歼吴三桂等部。
为了不让吴三桂一人一马脱逃，刘文秀还抽调军队北塞葭萌关，东塞梁山关，将清军的逃跑之路彻底堵死。
刘文秀的胃口实在太大了。
大得连副帅王复臣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王复臣看来，刘文秀这种做法是有违常规兵法的。
《孙子兵法·军争篇》中就明确提出：围师必阙。
须知，无论是在野战阵地还是在城寨防守作战中，面临被围境地的敌人，通常只会有三种想法：一是投降，二是死战，三是观望，听命于指挥官。
如果在包围时故意留一个缺口，可能会使敌军指挥官在逃跑还是死战之间摇摆不定，同时也使得敌军士兵斗志涣散。相反，如果围得太紧，将敌人置于必死的境地，就会激发出敌人巨大斗志，围歼敌人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此，王复臣举手反对，说：“毋围城，围则师分而弱！”
王复臣觉得，只要集中兵力攻克了保宁，就算有部分清军溃逃入陕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收复全川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
但刘文秀不是这么认为的。
刘文秀对自己的作战能力有相当自信，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收取一城一地，而志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现在，敌人已成瓮中之鳖，奄奄待毙，为什么还要放他们一条生路？
的确，保宁城三面环水，西、南二面临嘉陵江，东面则为东河，江河对岸是连绵不断的山脉，且外无援兵，已成一座孤城，明军占领了城外各山头，军中又有鸟铳营的优势，延山放铳，据险凭城，隐然已稳操胜劵。
然而，刘文秀的盲目自信最终还是葬送了好前程。
被包围在保宁城中的吴三桂等人发现退路已经完全被断，便不再有他想，一意死拼，作困兽斗。
死拼之前，吴三桂通过周密的侦察，发现了围城队伍的最薄弱的环节——新投入大西军中的张先璧部。
十月十一日黎明，刘文秀麾军攻城，炮声震天，兵马蔽山而下，南自江岸，北至沙沟子，横列十五里，前列战象，次用火炮、鸟铳、挨牌、扁刀、弓箭、长枪，层叠里许，蜂拥攻城。
辰时，吴三桂率部开门出城，直闯张先璧部。
张部抵挡不住，阵形大乱，很快波及相邻的部伍。
清军趁势扩大战果，四下猛攻，大西军几经调整，还是难扭战局，最终全线瓦解，副帅王复臣、总兵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杨春普等被清军擒杀，损失士卒大半、战象三只、马骡二千三百余匹，刘文秀的抚南王金印也被清军缴获。
吴三桂虽然侥幸得胜，但回思战斗过程，自觉其间涉险，不啻剃头，不由得抚摸着已经剃得光溜溜的脑门叹息道：“生平未尝见如此劲敌，特欠一着耳。”
孙可望接到败讯，失望加恼怒，以永历帝名义将刘文秀革职解兵，发往云南闲住，另外下令乱棍打死张先璧，以正军法。
刘文秀大军的情况是这样，且看另一路——李定国大军的表现。

69 李定国复广西
李定国，字宇宁，陕西绥德人（乾隆五十年《绥德直隶州志》卷八《杂记》），十岁即入张献忠军中，历经战阵，饱受风沙磨砺。及成年，身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以宽厚慈仁著称，每战，骁勇超逸，有“万人敌”、“小尉迟”之称。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年仅十七岁的李定国率部将二万人，跟随张献忠驰突于豫楚大地。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大西军攻湖北重镇襄阳，李定国薄城先登，一举奠定胜局。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年底，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封李定国为安西将军，与孙可望并称千岁，地位仅在张献忠和孙可望之下。
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张献忠死，李定国和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一道率大西军余部转入滇、黔，旬月之间即破交水、曲靖，占领昆明。
随后，李定国率师东出，连克呈贡、师宗、通海、河西、蒙自、临安等地，悉平迤东；并于永历二年（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破沙定洲所据大小三百余寨，平定全滇。
时逢乱世，天下汹汹，李定国以春秋大义自许，倡议举滇、黔、蜀三地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
明云贵总督范鑛曾密语李定国：“感谢老天赏赐将军这样的英才帮助大明恢复宗社，只是孙可望心怀叵测，未敢深信，一旦其做出渝盟的举动，谁又能奈之何？”
李定国慨然答道：“孙可望扶明，我则与之共事，若其渝盟，我则杀之也不难，恢复中原之责，有李定国在，诸公不必担心。”
明威清道黄应运也劝他：“名不正，则人人都会图谋他所做出的事业。如若将军能借助大明三百年天子的名号，加以自己的神威，统率罴虎之师，扫荡东虏，必定得到天下义士络绎交助，彼时，天下还有谁是将军您的敌手？他日分茅胙土，传之奕世，即使是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也不能相比。”
李定国欣然答道：“贵道所言极是。”
随即，李定国便与黄应运等人歃血为盟，誓扶明室。
在云南，李定国立志“荡清海内”，终日操演兵马，制造盔甲，一年练就精兵三万人。
现在，这三万精兵大开杀戒的时候到了。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三月，李定国率师东出，不一月，便连下沅州、遂卫、蓝田，兵锋直指湖南军事重镇靖州。
负责镇守湖南的清续顺公沈永忠急派总兵张国柱领兵八千名往援。
来得好！
正靖州城外组织攻城的李定国掉头与张国柱部开打，才一顿饭工夫，张国柱部便抵挡不住，大败，损失兵将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满洲兵一百零三名）、战马八百零九匹，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柱仅以身免，踉跄奔回。
好一个李定国，既败张国柱，毫不停顿，回头再攻靖州。
明军大胜之余，斗志正盛，气势如虹，一举克城，龟缩在靖州城内的清军发一声惊呼，四散溃逃。
取下靖州，李定国复挥军驰行两昼夜，走马取武冈，进逼宝庆，真可谓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驻守在宝庆的沈永忠大呼“风紧”，赶紧派使者前往广西桂林请求定南王孔有德发兵来援。
孔有德与沈永忠有隙，见死不救。
没办法，沈永忠只好弃宝庆北遁，先奔至省会长沙，但在长沙找不到应有的安全感，便继续逃命，逃往岳州。
湖南最大的清朝官员沈永忠狼奔豚突、逃命逃得这么夸张、这么抢眼，则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许多多道、府、州、县官就再也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了，有样学样，一窝蜂跟着逃窜。
于是，永州、衡州、长沙、郴州、道州、茶陵，以及新化、城步、新宁、零陵、祁阳、东安、宁远、永明、江华、衡阳、衡山、常宁、安仁、宜章、桂阳、攸县、长沙、善化、宁乡、益阳、湘乡、桃源、邵阳、浏阳、酃县等地的官员都逃了个干干净净。
仅仅半个月多一点的工夫，偌大湖南，清廷所踞有的不过岳州、常德、辰州（府治在沅陵）三地而已。
李定国跃马横刀，于俯拾之间就几乎遍复湖南全境，可谓英雄盖世，豪气冲天。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湖南既得，则清定南王孔有德部便与湖广清军分隔，攫取孔有德狗命的时候到了。
六月，李定国兵出祁阳，直取广西门户全州。
不过，孔有德也非泛泛之辈，他早年跟随毛文龙在海上起兵，转战几千里，虽然身为汉奸，为人所不齿，但用兵方面，堪称奇才。
在李定国南下前的五月二十七日，他已派悍将孙龙、李养性增援全州，力保城池不失。
然而，当李定国大军飚然而至，举手投足间，便尽歼李养性之众，清军只蹄片甲不返。
两员清朝悍将孙龙、李养性横尸阵前。
这、这……这太出意料之外了！
孔有德再也坐不住了，慌忙带领桂林留守军队亲往扼险拒守兴安县严关。
然而没有用，李定国不管你是镇南王还是镇北王，不由分说，上来就是一阵痛打，结果，清兵大败，横尸遍野。
孔有德不服，再挑清锐部队在榕江排下阵势，要与李定国决一死战。
然而，兵未交，李定国的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日，孔有德的清兵便心胆俱裂，马匹听到象鸣更是颠厥乱跳。
孔有德压不住阵脚，部众遂奔。
李定国挥军掩杀，大获全胜。
孔有德在亲从的死护下狼狈不堪地奔回桂林，下令紧闭城门。
六月三十日午后，李定国大军进抵桂林城郊。
孔有德已被彻底打怕，深感桂林难守，急飞檄镇守南宁的提督线国安、镇守梧州一带的左翼总兵马雄、镇守柳州一带的右翼总兵全节放弃守地，领兵回援省会。
然而，李定国军攻击力之强、攻势之猛，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根本等不到援军到来，桂林城已经易主。
七月初四，李定国以强弩压制城上火力，派大象队抬巨木撞击城门，桂林城武胜门大门被撞得粉碎，明军欢声雷动，一拥而进。
孔有德仓皇计穷，遁走无路，急还旧邸，将搜刮来的奇珍异宝全部堆积在一室，手刃爱姬，闭户自焚而死。
孔有德妻白氏自缢前把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白云龙，嘱咐道：“如果逃得一命，可入寺为僧，不要像他父亲那样做贼一生，下场有如今日。”
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孔庭训根本逃不了，还没出府门，就被明军逮了个正着。
非但孔庭训，原投降孔有德的一大票明朝降臣陈邦傅、陈曾禹、王荃可、张星光等，全都被活捉，一个都逃不了。
李定国进城，下令士兵不得妄杀，并出榜文安抚百姓。
次日，李定国发兵分取柳州、平乐、梧州诸郡县。
民间纷起响应，明将之留粤西者，如胡一青、赵应选、马宝、曹志建等，相率来归。
清定南王藩下提督线国安、总兵马雄、全节及各府、州、县官看势头不对，齐刷刷地窜往广东逃生去也。
八月十五日，随着广西最后一座坚城梧州被收复，广西全省宣告平定。
壮哉！李定国！
其自五月底出兵，到了八月中旬，攻无不克、战无不捷，横扫湖南、广西两省清军，真正的雷霆万钧、气吞山河，震撼天地。
这是南明抗清斗争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虽说在1648年永历政府也曾在短时间内收复了江西、广东两省的控制权，但，那是依靠金声桓和李成栋的反正得来的。
现在，李定国所凭借的，全是一刀一枪的拼杀，由扎扎实实的战功，在力歼强敌、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得来的，其意义自不可同日而语。
广西及湖南大部的收复，对天下大明遗民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鼓励和鼓舞作用。
甚至，在李定国兵威的震慑下，清朝镇守广东的尚、耿二奸食不知味、睡不安寝，遍发号令，要与广西接境的广东各州县文武官员相机退入肇庆，以保存力量。
广东德庆州属开建县（在今封开县东北）协守副将谢继元就早早响应尚、耿二奸的号召，弃城逃入了肇庆。
不难想象，如果李定国能在这个时候稳固广西，兵发广东，则两广便可重归大明之手。
可是，在李定国如入无人之境地冲杀于湖南各州县时，清廷已经发动八旗精骑南下以挽救局势了。

70 李定国蹶名王
这一次，顺治皇帝玩儿了一局大的。他出手阔绰，令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自江宁移赴长沙，另派敬谨亲王尼堪，统十万之众，南下增援湖广。
尼堪，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亦即多尔衮的侄子、顺治帝的堂兄。此人很早就领军打仗了。天命年间，他就曾跟随努尔哈赤女真伐多罗特、董夔诸部。天聪年间，也多次跟随多铎进扰明朝锦州、宁远等地。此后，清军攻朝鲜、明清双方间的松锦大战、山海关外一片石狂扫李自成等大战、恶战，无不闪现着他的身影，可谓身经百战、谙于战阵。
清军入关后，生活中的无节制享受、政治圈里的争斗倾轧，许多如阿济格、豪格、多铎、博洛、勒克德浑、满达海、瓦克达等骁勇善战的统帅英年早逝、未老先亡。
尼堪便成了清廷现存为数不多的宿将之一。
尼堪原计划是经湖南入贵州，会同吴三桂、李国翰所统四川清军合攻贵阳。
但计划赶不上形势，孔有德兵败身死，尼堪只得改变了进军方向，先占湖南宝庆府（府治在今湖南邵阳市），然后进军广西。
尼堪所部为女真八旗军。
自努尔哈赤起兵与明廷叫板起，女真八旗军与明军相斗，几乎是无往而不利。
明朝的多少牛人、猛人，都倒在这支军队的铁蹄之下。
杨镐、刘綎、袁应泰、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毛文龙、高第……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始终不能阻挡女真八旗军入关的脚步。
还有，号称晚明的第一猛将曹文诏够猛的了，他在讨伐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战斗中追亡逐北，大显神威，可是，在大同城下，被女真八旗军打得没半点脾气。
能使一百二十斤铁柄大刀，训有五万天雄军的牛人卢象升够牛了，但就偏偏死在女真八旗军的刀下。
其余的洪承畴、吴三桂、祖大寿等辈，更在女真八旗军面前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
大明王朝的每支部队，都无一例外地患上了“恐满症”。
就连把大明江山掀得天翻地覆的李自成，也被女真八旗军在山海关外的一片石杀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现在，女真八旗军再现战场，会有意外发生吗？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战事刚刚开始，就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没有半点悬念。
在湖南湘潭，女真八旗军与明将马进忠列阵相对，两军刚接，明军便阵脚大乱，溃不成军。
马进忠心慌意乱，望风而走，仓皇退往宝庆。
女真八旗军的下一个对手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南明大当家孙可望。
孙可望这时驻军于贵阳。
八月初二日，李定国派人把由明降清的陈邦傅父子、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等战俘解赴贵阳。孙可望把陈邦傅父子押赴市曹剥皮抽筋，王荃可、张星光处斩。然后将剥皮揎草的陈邦傅尸体送往安龙等地示众，“大书于牌曰：逆犯陈邦傅先经肆劫皇杠，掳掠宫人，罪已漏网。不思建功赎罪，辄行背主反叛。今已拿获，解赴军前，立将邦傅父子剥皮，传示滇、黔，云云”。
彼时的孙可望很是威风了一把，现在，满洲兵来了，他竟然方寸大乱，不敢领兵抵挡，火速征调李定国入湘迎战。
本来，孙可望拥兵十余万，兵力远在李定国之上，又有白文选、冯双礼等部从旁策应，完全可以与尼堪放手一搏，但因胆小怯懦，竟然求援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得李定国疲于奔命，异常被动。
前文提到，如果天假其时，李定国稳定巩固好广西的战斗成果，提师东向，广东将唾手可得。
可是，因为孙可望的无能，非但广东已成画饼，广西也难以守住。
事实上，侦知李定国率领主力北上湖南，清平南王尚可喜便率线国安、马雄、全节挑选甲兵从广东封川出发，水陆并进，直扑广西。
留守广西的明军兵力太过单薄，根本抵挡不住清军的来势。
九月初五日，清军重占梧州；十一月二十八日，重占平乐；次年（公元1653年）正月十五日，重占阳朔；正月十九日，重占桂林。
广西全省得而复失，李定国此前的战功化为乌有。
先不提广西的丢失，且看李定国在湖南的表现。
一六五三年八月，李定国跃马横刀，取全州、永州。九月，克衡州，同时分兵北取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并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龙泉，兵威锐利如昔，神威不减半分。出兵七月，十六复郡、二州、辟地三千里。
难得的是，其军所到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
时人李寄记述云：“予至长沙，人皆言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居民不知有兵。定国所部。半为倮、儸、傜、佬，虽其土官极难铃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又说：李定国攻桂林时，“军营城下，寂然无声，师尽撤矣，城中犹不知”，“纪律如此，可称节制之师。故能以三万之众，出入两广，长驱千里。”
听说李定国来了，尼堪便领大军从湘潭动身，要与李定国决一雌雄。
十一月二十二日，尼堪大军于距离衡州府（今衡阳市）三十余里处与李定国军相遇。
但这只是李定国军的先头部队，仅两千余人，厮杀了一阵，很快败退。
尼堪也知这只是小股明军，胜不足恃，但他并不把李定国放在眼里，明知李定国军主力就在前面，仍兼程而行。
这样，两军在衡州城北之草桥、香水庵接战。
这一接战，高下立分。
李定国军一触即溃，士兵四散奔走。
尼堪立马高岗，放声大笑。
谁才是真正的名将？
谁的军队才是天下第一雄兵？
尼堪顾盼自雄，挥军乘胜连追二十余里，意在全歼李定国军。
但尼堪高兴得太早了。
李定国之所以没有一开始施展杀着，是生怕惊吓了尼堪，他在放长线，准备钓大鱼。
尼堪不知死活，追得兴起，毫无知觉地进入了李定国预先设下的埋伏圈。
突然，四面炮声大作，炮火如雷电，弩箭如飞雨，明军一齐杀出，吼声震天，地动山摇，清军霎时被吓蒙。
尼堪当场被乱箭击毙。
这一仗，明军还猎杀了清廷一等伯程尼及尼堪随身护卫多人。
明军遍地争寻尼堪的尸体，以割首级献功。
“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
当尼堪的首级终于被割下，全军欢声雷动。
曾经不可一世、纵横天下的女真八旗兵就这样被打蔫了，胆子被吓缩成细胞干。
侥幸逃得一命的一等公多罗贝勒屯齐（或译作吞齐）就率领着这支狼狈不堪的队伍垂头丧气地退往长沙。
李定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攻城城下、野战战捷，仅以少量的兵力就挫败强敌，并取敌帅首级于股掌之间，可谓用兵如神，堪称明末第一名将。
时人张怡根据李定国委任的桂林知县李楚章的话记述道：“公用兵如神，有小诸葛之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至人争归之。军中室家老弱各为一营，皆有职事，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后营，纫织为衬甲、快鞋之用，无弃遗者。”（张怡《闻续笔》卷二）
陈聂恒也记：“定国智勇冠其曹，且严纪律，民皆安之。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故所至有功。”（陈聂恒《边州闻见录》卷十《李定国》条）
清军统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兵败身死，无论是对清还是对明，都是划时代的大事。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战役本身。
孔有德连败之下，自杀身亡，清廷满朝文武闻之均“号天大恸，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
亲王尼堪统率满洲八旗精锐，陈尸荒野，清廷上下，大出意料，顺治皇帝涕下狂号：“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试想想，满人能以一隅之地，举区区数十万之众，就敢与幅员数千里，拥众二千万的大明帝国为敌，其所依仗者，不过这支无敌雄师而已。
时至今日，学术界还流传着这样一种声音，说满清的八旗兵为同期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
往细里分析，事实也确是如此。
然而，现在李定国挥军转战千里，连杀清廷二王，如果说，孔有德所部的“辽八旗”属于假八旗，败亡还情有可原，但亲王尼堪所率却是不折不扣的满洲真八旗，这支真八旗竟然被一击而溃，那……李定国的军队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总之，满洲八旗无敌的神话被打破，满清上下大受打击，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直接精神崩溃。
满清很多人，采取敬而远之的原则，有多远走多远，不敢到李定国可能出现的地方任职。
据《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七记，李定国收复桂林时，清广西巡抚王一品在京养病，幸免于难。顺治十一年他大病痊愈，吏部要他复任广西巡抚，他死活不干，不惜以重金行贿托人题免，顺治帝后来觉察，恼怒之下，将之处以绞刑。
谈迁在《北游录》中也记：顺治十年有三个人赴吏部谒选，抽签抽到广西任职，竟吓得辞官不做了。
震惧之中，清廷甚至有放弃川、滇、黔、粤、桂、赣、湘等七省之议。
反观明朝一方，天下无数忠于明室的官绅百姓精神大振，交口同称大明中兴有望。
黄宗羲就曾神采飞扬地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
时在江南秘密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顾炎武也欣然赋诗云：
传闻西极马，新已下湘东。
五岭遮天雾，三苗落木风。
问关行幸日，瘴疠百蛮中。
不有三王礼，谁收一战功？
廿载河桥贼
吴桥贼指孔有德，盖因其早年在吴桥县鼓兵众发起哗变之故。
，于今伏斧碪。
国威方一震，兵势已遥临。
张楚三军令，尊周四海心。
书生筹往略，不觉泪痕深。

71 走火入魔的孙可望
然而，就在李定国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坐镇贵阳的孙可望却做出了一系列让亲者痛、仇者快的倒施逆行之举来。
孙可望把永历帝软禁在安龙以后，就开始加快了篡位称帝的步伐。
他在贵阳大造宫殿，公开宣称：“九五之尊舍我其谁！”
他还铸新印、设宰相、置九卿，令一切文武皆署秦衔，又令云、贵、川文武大臣数百余员，刻期至贵阳秦府朝见。
称帝之举，已经如箭在弦。
孙可望这么做，是和李定国背道相驰的。
李定国志在扶明，诚心辅佐，他听人讲《三国演义》，不止一次说：“我的才能虽然远比不上诸葛孔明，但还可以效仿关羽、张飞的忠义，大丈夫绝不能像董卓、曹操那样徒招千古骂名！”
与人纵谈曹操、司马懿、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英雄人物，李定国更称：“曹操、司马懿本来有戡乱大才，他们喋血百战，屡摧大敌，扶助弱主，要垂大名于后世如同探囊取物，偏偏他们置此功业于不顾而一心窃权篡国，最终落得个万世唾骂的下场，这是种拿黄金换死铁的白痴行为，农夫樵子犹不屑为，曹操、司马懿却乐于为，不是利令智昏又是什么？”
又说：“现在世上的形势，一如南宋末年的残局！”“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英雄人物的精忠浩气，本来就称得上是光照青史，为天地生色，但我对于国家实不愿出现这种结果。”
李定国以关、张、文、陆等人自勉，又连创抗清奇功，孙可望大起疑忌之心。
桂林大捷时，孙可望就开始不遗余力地对李定国进行打压。他先是扣发李定国部队的犒师银，后来又销毁了永历帝封李定国为西宁王的封册，最为可恨的是，他将李定国部队的犒师银由八万削减至四万。
衡州大战前夕，孙可望还密令冯双礼违反事先议定的作战部署，撤兵宝庆，企图陷李定国于孤军绝境，败死于清军之手。
虽然这条恶毒的奸计随着李定国作战取胜未能得逞，但也使李定国阵斩尼堪之后无力对败逃的清军补刀，丧失了进一步扩大战果的大好机会，早早班师屯武冈。
如果事情单单这样就算了，但孙可望恶念一起，就走火入魔，在邪路上越走越远，再也回不来了。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为了除掉李定国，孙可望亲自率“驾前军”东进湖南，在短短三天的时间内写了七封信，力邀李定国到沅州相会，准备像当年刘邦擒韩信一样，施“伪游云梦”之计斩杀李定国。
单纯的李定国并不知道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已经成魔，如约而来。
所幸，刘文秀派人在沅州紫阳渡口相候，将内情和盘托出，李定国才如梦初醒，赶紧折回。
原本，李定国准备在这次约会中催促孙可望率部由辰州东进，配合自己合击湖南清军，一旦得手，便可收复湖南全境，进而会合夔东十三家北取湖北，东攻江西，天下局势则可大为改观。
现在，清楚了孙可望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置大局于不顾，甚至蓄意要谋害自己，不由得悲愤交加，慨叹道：“我自小不幸陷落军营之中，备尝险艰，也想过建立尺寸之功，匡扶王室，垂名青史。如今才初有些功绩就猜忌四起。想我那义弟刘文秀，稍有些小隙，便遭到废弃。孙可望忌恨我，肯定更加厉害，我的老婆孩子全在云南，我又怎么可以一走了之！”
回到武冈，他修书一封，规劝孙可望说：“如今大局虽然稍有转机，但敌人军势方张，成败尚为未知数，正是我们同心协力、共策兴复的关键时刻，你不应该妄听谗言，自相残害，从而败坏国家，希望你能三思而行！耿耿寸心，指天为誓！”
孙、李不和的消息被清贝勒屯齐侦知，其遂将兵乘李定国远走广西之机再攻湖南，连取岳州、益阳、衡州等地，大败孙可望于宝庆。
由此，衡州、永州、武冈、靖州、辰州、沅州、黎平诸郡皆失，无辜死于战火的百姓将近百万，李定国精锐也挫丧殆半。
八月，李定国入广西，准备攻桂林。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孙可望无心与清军作战，一意要以李定国为敌，他派大将冯双礼率兵蹑踪袭击李定国。
李定国只好弃桂林不攻，还驻柳州。
时人张怡对孙可望一意孤行的做法大为愤慨，写道：“使无此内衅，大功成矣。”
孙可望既然这样苦苦相逼，李定国以大局为重，不愿因为内讧而耗损过多，他决定由广西向东发展，自广东沿福建另外开辟战场。
李定国想，如果孙可望能守住滇、黔不失，甚至再乐观一点，孙可望能开拓大湖南战果的话，而自己又能收复广东，则两广和滇、黔、湖湘便连成一片，南明可望中兴。
现在，明朝的另一支劲旅——郑成功部正活跃在福建厦门一带，自己由广东入闽，与郑军会师，则夺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并不是什么难事。
届时，明军就可以控制整个江南，再分路向北推进，这大好河山，属明还是属清，尚未可知。
实际上，李定国能否顺利收复广东进而从广东入闽，很大程度上要看郑成功的态度。

72 任性的郑成功
郑成功，本名森，字明俨，为郑芝龙与日本女子田川氏（或作翁氏）所生，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期间，得钱谦益执贽为弟子，并赠字“大木”。
隆武政权在福州建立，封郑芝龙平虏侯，加太师，接着晋封平国公。郑鸿逵则受封定虏侯，后改封定国公；郑芝龙五弟芝豹、族侄彩等都封伯。
郑森时年十七岁，丰采掩映，奕奕耀人，随父入朝面圣，隆武帝奇其貌，殿前问答，对答如流。
隆武帝因此抚其背，慨叹说：“恨朕无一女许配与卿。卿当尽忠吾家，毋相忘也。”
当日，赐他姓名为朱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协理宗人府事。
从此中外都称郑森为“国姓”，或称国姓成功、赐姓成功、朱成功，郑芝龙兄弟虽执掌军政大权，却无意抗清。
郑成功感念隆武知遇之恩，一心以身许国，对父叔的行为非常不满。
黄宗羲在《郑成功传》中记：某日，郑成功看见隆武帝愁眉不展，不由得悲从中来，跪奏道：“陛下郁郁不乐，是不是臣父有异志的原因？臣受国厚恩，义无反顾，臣以死捍陛下。”
刘献廷也在《广阳杂记》中记：郑成功为了劝慰隆武帝，指天发誓道：“此头此血，总之已许陛下矣。”
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隆武帝封郑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委派他镇守闽赣界上的大定、大安等关。
六月，郑成功请假回安平探视母病。
不久，清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以三省总督、王爵为饵诱降郑芝龙。
郑芝龙为保一己之富贵，决意投降，命守将施福撤守浙闽界上的仙霞关，自己领兵缩入安平。
郑成功在家苦劝父亲不要投降，遭到拒绝后，毅然离家出走，悄悄带一支军队遁入金门。
郑芝龙向清军呈献降表之日，数番派人招引郑成功同行。
郑成功复书道：“自古以来，只有父教子以忠，未听说过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八月，清军自仙霞关长驱直下福建，杀隆武帝、后诸人。
郑成功惊悉隆武遇难，令军民挂孝，设位望北哭祭。
清军将跪拜在马前的郑芝龙挟持北去后，随即在安平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淫掠。郑成功之母田川氏竟不能幸免，遭到清士兵的强暴，愤而自杀。
郑成功闻报，悲愤莫名，将自己过去穿戴的儒服儒冠携至文庙跪哭焚化，出家资犒师，自称“罪臣国姓成功勤王”，文移用“招讨大将军”印，誓师称：“本藩乃明朝之臣子，缟素应然；实中兴之将佐，披肝无地！冀诸英杰，共伸大义。”
从此，郑成功独树一帜，在福建东南一带与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杀。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初，永历在肇庆即位的消息传入福建，郑成功以手加额道：“吾有君矣！”当日，便恭设香案，望南遥拜，奉永历正朔。
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秋，郑成功遣使奉表行在称贺，得封为威远侯，不久又晋封漳国公。
自顺治四年至顺治九年间，郑成功接连攻取了同安、海澄（今龙海）、泉州、漳浦、云霄、诏安以及广东潮阳、揭阳、碣石卫（在今陆丰东南海滨）、厦门、金门等地，并招抚迤南铜山（今福建东山）、南澳（今广东南澳）诸岛，势力越来越大，军队分中、左、右、前、后五军，兵威赫赫，明宗室、遗臣纷来依附，海上群雄也俯首听命，其中，明兵部侍郎张煌言、定西侯张名振、平夷侯周鹤芝等人也扈从亡命海上的监国鲁王来奔。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九月，清廷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永历政权身上，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开始对郑成功采取招抚政策。
郑成功考虑父亲郑芝龙在清廷手中为人质，同时，为了争取时间补充兵员、军械、粮饷，对部队进行训练和休整，也同意与清廷和谈。
清廷最初开出的价码是：郑成功若肯归顺，则“许以赦罪授官”。
赦罪授官，受何种官？出价太低，免谈！
郑成功把清廷派来的使者逐走，一下子就关闭了和谈大门。
清廷还来不及变脸，这年十一月，李定国斩杀定南王孔有德，收复广西。
清廷只好强忍怒气，赔着笑脸，继续和郑成功讨价还价，并指使郑芝龙派家人南下，劝训郑成功接受议和。
郑成功受李定国桂林大捷的鼓舞，复书称：“今骑虎难下，兵集难散。”
不日，挥水师北上，进入长江，恢复浙、直。
清廷也派兵攻打海澄，却被郑成功打得落花流水。
清廷遭此重创，只好再次放低姿态，继续招抚，封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并许诺把福建沿海地方的一切事宜全部交给海澄公掌管。
郑成功复书谴责清廷妄启战端，袭破我中左地盘，称自己时已聚集了数十万兵力，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散的，要求清方划足三个省份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边区，才能做到“山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忧”。
郑成功还提出，清兵必须退出漳泉、龙岩、惠安、仙游等地，让自己在这几个地方征饷一百万，才有和谈的可能。
这年十一月，李定国又取得了震惊天下的衡阳大捷，震骇莫名的清政府只好对郑成功做出让步，同意将泉、漳、惠、潮四府让出，任由郑成功驻军及筹饷，并真的封郑成功为海澄公，赐予靖海将军印。
郑成功一听，乐了，胃口更大，在派兵到福、兴、泉、漳四府属邑征派粮饷，备办船料的同时，又提出自己的兵马繁多，也许三个省份的地盘尚不足安插，要求清廷同意自己效仿高丽、朝鲜的成例独立建国。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定国派人来邀请郑成功联兵合击广东了。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李定国率部从广西贺县出发，沿路占领了梧州等战略要地，于三月初正式进入广东。
在广东，李定国继续发扬其逢战必胜的凶狠作风，三月十四日连接攻取了开建和德庆州，二十六日兵围肇庆。
随后，又分兵占领四会、广宁。
李定国大军入粤，海内风云为之一变。
两广抗清武装纷起响应，广东境内的罗定、东安、西宁、新会、顺德、韶州、从化等地很快遍树大明旗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镇守在广东东部与福建接境的清潮州总兵郝尚久也再次反正了。
郝尚久原为李成栋部将，跟随李成栋一同降清，跟随李成栋一起返明；李成栋死后，广州失陷时，他再一次降清，现在，在李定国的感召下，他又一次返明了。
由于他是清潮州总兵，拥兵既众，辖地又广，造成的影响极大。
反清之日，郝尚久自称新泰侯，改元永历七年，勒令全城割辫裹网，改换回大明服饰，拘捕了普宁、澄海、揭阳、饶平等县的知县。
这么一来，搞得广州地区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等手足无措，日子相当难过。
不过，潮州的西面惠州还在清军的掌握之中，惠州的存在，割断郝尚久与李定国联合。
另外，潮州除了受到北面大埔、镇平（今广东蕉岭县）、程乡（今广东梅县）等地清军的包围外，还受到来自东面福建漳州清军的威胁。
面对这些困难，郝尚久并不害怕，因为，纵然不能和李定国会师，东面还有强大的郑成功一军与自己相策应。
举事前，他就和李定国一样，早早派密使联合好郑成功了。
只要郑成功践约遣主力西上，则郝、郑、李三军同时发力，收复全粤绝不是梦想。
然而，郑成功迟迟按兵不动，这让郝尚久日感忧惧，好不焦躁。
非但郝尚久焦躁，李定国也坐不住了，再一次写信催请郑成功出兵，信中说：“你如果还感念君王深厚的恩德、怀有父亲被敌人扣押的仇恨，就应该以广州为战场，扬帆南下，收取半壁长城，成为中业的核心力量。否则中兴大功告成之日，京观胜纪，云台香字，千载传流，却没有国姓爷你在里头，那么岂不辜负了先帝曾经的特殊眷顾？因为这又焉能说你顺应时势的发展呢？我殷切地期望着你能做出应有的贡献，匆言，幸照。”
为什么郑成功迟迟不肯发兵？
其实这不能怪郑成功，要怪就怪郝、李二人的相邀来得不是时候。
郑成功现在正和清廷和谈，而且在和谈中获利巨大，他借和谈之机，已经福、兴、泉、漳四府属邑征筹得百万粮饷，而且还有望像高丽、朝鲜一样，以金、厦为基地，建成一国，自为国主呢。
所以，李定国虽能复兴大明为己任，国姓爷郑成功却未必肯毕世为朱明之臣。
据《台湾外纪》记，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正月，郑成功在海澄县接见周全斌时，曾问以恢复进兵之策。周全斌回答道：“以目前大势论，藩主如果志在勤王，必须先从广西通过，到达贵州行在，和孙可望、李定国会师，将两广势力连成一片，浩浩荡荡开出江西，从洞庭直取江南，这是上策。怎奈金声桓、李成栋已经败亡，广州又被清军占据，从广东、广西前往贵州的道路根本走不通，所以，这条上策已经作废。现在能做的，就是坚守各岛，上拒舟山，以挡北来之敌，下守南澳，以遏南来之侵。努力经营海上贸易，筹足粮饷。再举兵攻占漳、泉二州，以该二州为基业。陆路由汀郡而进，水路从福、兴而入，则整个福建都在掌握中了。”
郑成功赞说：“此诚妙论！”
周全斌的原意是，您若志在勤王，就应该发兵打通广西，与孙可望、李定国会师，然而连兵北进。只是金声桓、李成栋已败亡，东西联络不易，当前只能尽力经营闽海地区罢了。
郑成功赞成周全斌之论，是指金声桓、李成栋已经不在，那就用不着费工夫与孙可望、李定国联合了，专心经营闽海地区。
所以，和当年何腾蛟一样，郑成功心中所想的，只是踞闽海之地，自雄一方就行了。
甚至，他比何腾蛟的野心还大，他不单单只想割据一方，还想自建一国，像高丽、朝鲜那样，成为独立行使主权的国家。
当初，他狮子大开口，向清廷索要四府之地以筹百万之粮，认为清廷不会同意，可是，清廷却是同意的。
现在，他要求仿高丽、朝鲜例建国，又焉知清廷不会同意？
所以，他在巴巴地等着清廷的回音，不想因为发兵相助郝、李二人而破坏了和谈。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以郑成功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实在称得上是海内一奇男子，当世的大英雄。
但要与李定国相比起来，他似乎又有所不及。
试想，以李定国的实力论，如果他要像郑成功那样割据一方、威福自操，有何难处？桂林大捷后，他本可以控制广西全境，但清军兵犯湖南，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提师北上。
即便在衡阳战役后，他仍然可以凭借本部兵力控制广西全境，做他的广西王。
但率部退入广西以后，一面委曲求全地防止与孙可望彻底闹僵，一面苦口婆心地向郑成功乞援，积极部署东征，所着眼的并非一己之私利，而是整个大明江山，全天下的汉家百姓。
由此可见，李定国不但是明末第一名将，更是明末第一英雄。
再次给郑成功发了求援信后，李定国沉下气来攻城。
肇庆攻防战从三月二十六日开打，双方都搏尽全力。
按说，以李定国的百胜之兵围攻城内作困兽斗之众，赢面应该较大。
问题是，坐镇广州的清平南王尚可喜已经把准了郑成功之脉，断言郑成功不肯出兵，自信满满地说：“郑成功什么都不必忧虑，只要攻破了李定国，南明小集团就会自相解散了！”
他亲自率领平南、靖南（耿继茂）两藩主力赶赴肇庆，要与肇庆守军内外夹击李定国。
这么一来，如果郑成功真不肯出兵，李定国一军就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了。
事实上，郑成功还真的铁了心不肯出兵。
这样，常胜将军李定国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
四月初八日，尚可喜以压倒性的优势冲击李定国的大营，双方数度拼杀过后，李定国被迫离城五里下营。
强取肇庆的计划已经落空，原寄希望的郑成功军又杳无消息，李定国再三权衡，决定主动撤回广西。
这样，李定国第一次进攻广东的战役宣告结束。
按清朝方面记载，李定国在肇庆战役中虽然未能得手，但兵员损失并不多，留在战场上的明军尸体，不过区区数百具而已。
其实，尚可喜虽然断定郑成功不会出兵，但这也只是他头脑里的一个判断而已，出兵与不出兵，全在于郑成功一张嘴，万一郑成功突然脑洞大开，不按其惯常的牌理出牌，兵发广州，那么，他尚可喜和耿继茂将是到去年桂林孔有德的下场。
所以，尚可喜在增援肇庆时，心中始终绷着一根弦，一面与李定国交战，一面向清廷请派援兵。
五月，清廷命驻防江宁昂邦章京哈哈木为靖南将军与梅勒章京噶来道噶率军赴广东增援。
这支援军到了广东，肇庆战役已经结束。
于是，郝尚久的末日到了。
郝尚久得知李定国已经兵败西撤，叫苦不迭。
以他的兵力，要对付尚可喜，已经难以为敌了，而清廷的生力军又至，生存的机会相当渺茫了。
可怜的郝尚久，他所能做的就是拼命向郑成功呼救。
这次，郑成功的大军来是来了，但只是草草攻了一下清军的鸥汀寨，给郝尚久传了一道手令，称自己要往揭阳征粮，要求郝尚久固守城池，万不可背叛归清，就匆匆返回厦门了。
这样，灾难很快地降临到郝尚久头上了。
八月十三日，清靖南王耿继茂、靖南将军哈哈木和奉调来援的南赣兵孔国治部在收取了潮州府属各县后，迅速地包围了府城。
九月十四日夜，经过一个月的拼死搏战，潮州城破。
郝尚久与儿子郝尧一同举刀自杀。尽管已经气绝，郝尚久的眼睛还是瞪得大大的，似乎，眼睛里闪烁着无数个巨大的问号。
清军屠城，斩杀无算。
其实，命苦不能怨政府，郝尚久用不着这样死不瞑目，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追求，就像他当初降清又返明，返明复降清一样。
国姓爷郑成功驻师揭阳时虽与潮州府城接壤，但他不肯施以援手相救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的。
根据郑成功幕僚杨英在《先王实录》中所记，郑成功在八月间匆忙返回厦门后，就接见了清廷从北京派来的使者。
所以，郑成功之所以见死不救，是不想因为此事影响自己和清廷的和谈。

73 郑成功虚与委蛇葬好局
李定国发动的第一次广东战役虽然以失败收场，但他通过全盘考虑，再次确认从东、西夹攻，收复广东是中兴大明的最佳战略。
首先，就当前的形势而言，孙可望控制着黔、滇两省，自己坐镇广西，而以忠贞营刘体纯、李来亨等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控制的川鄂交界地区，郑成功控制着闽、浙沿海岛屿，面积不可谓不广，但苦于没能连成一片，彼此间的信息不灵通，只能被动地陷入各自为敌的局面，很容易遭到满清的各个击破。
再次，黔、滇、桂三省面积虽大，但生产比较落后，财富收入少，人才紧缺，而川鄂交界及闽、浙沿海岛屿都是些边缘地带，生存空间有限。而广东在崇祯年间的财富已高达广西十倍，且人文荟萃，英才迭出，如若收复广东，则南明的物资不但剧增，也容易培养和发展人才，南明的社会地位将大为改观。
而且，收复了广东，南明分布在西南和东南的各部势力就能连成一片，为组织大军团作战提供了可能，收复福建、江西、湖南，甚至收复南京，进取长江以北地区也不会遥远。
最主要的是，通过多方侦察和考虑，李定国觉得，只要郑成功同意从东面出兵配合自己，收复广东是完全可行的。
因为1653年清廷发来增援尚可喜的满洲大军已于镇压郝尚久后班师回京，广东驻防清军数量并不多，保守点估计，不过三万左右人。这三万人中，多为明朝投入清朝的降兵，心怀观望者肯定不少。而自己所部已有四五万人，将士多参加过桂林、衡州战役，既富有作战经验，又没患有其他明军那种“恐满症”，取胜的机会已经很大了。郑成功那边，既自称兵员数十万，那么投入战斗的人员当可在十万以上，攻取广东，实在是手到擒来。
实际上，诚如李定国所分析，尚、耿虽然暂时打退了李定国，但时时担心李定国会卷土重来，多次联名向清廷大倒苦水，说尚部下兵卒仅二千五百名，耿部仅二千三百名，加上绿营兵也不过二万之众，且因为多次拼杀，军队减员严重，又难以招募到人来补充，即使招募进来顶补的都是南方游荡之辈，战斗力极低。这些年李定国军鸱张，更兼土寇四处窃发，广东兵力多不可恃，苦苦哀求清廷抽调蒙古兵员三千发来广东助战。但顺治帝交议政王、内大臣会议，给他们的答复是“边外投顺蒙古各有部长，不便调发”。所以，这时清朝安置在广东的总兵力不过两万余人，何足惧哉？
当然，李定国也考虑到清廷在战事紧急时会像去年一样增调兵力入粤，但清方的入援路线漫长，来往之间，动辄就花费数月时间，而自己和郑成功的大军就分驻于广东西东两面，主力可以在短期内集结，后方支援也容易到达，与清方相比，机动灵活。因此，李定国在致郑成功的信中谆谆劝告万勿“愆期”，不给清方增援提供机会，自己一方可以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拿下广东全省。
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二月，李定国在得到郑成功同意发兵合击广东的承诺后，从广西柳州领兵数万，配备了大象和铳炮，再次杀入广东。
大军开拔前，李定国再发一信给郑成功，征求郑成功明确会师具体日期和会师地点。
清广东廉州府（今广西合浦）总兵郭虎闻风丧胆，不战而逃。
李定国军至高州（今广东茂名市），清高州守将张月和平南王藩下副将陈武、李之珍率兵阻挡，此举纯属螳螂当车不自量力，不到一顿饭工夫，陈武战死、张月跪降、李之珍窜奔电白县。
有了高州诸将的前车之鉴，清雷州总兵先启玉聪明多了，他不愿做无用的挣扎，早早开城投降。
高、雷转瞬即逝，清平、靖二藩目瞪口呆，半天回过神来，赶紧收缩广东各地的兵力回防广州，同时向清廷紧急呼救。
尚、耿两人的反应，早在李定国预料之中，为了速战速决，他不等郑成功回复自己二月所写的信，再次派使者前往厦门督促郑成功率主力来粤。信中，李定国考虑到郑军水师乃是从海道而来，可以避开潮州、惠州清军的阻击，因此单方面将两军会师地点确定为广州南面的新会。
信件发出，李定国便引主力向新会进发。
也是天不助明，在这大战即将展开的紧要关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袭来，李定国竟然病倒，卧床不起。
时也，命也，悲夫！
不过，也用不着过早悲观，李定国虽不能起，但他仍在病中严令部队，没有放弃这场精心部署了大半年的大战。明军继续按既定计划进行，强攻新会。
可是，不管怎么说，主帅没能亲临前线，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将士的发挥，而且，缺少了坚强的指挥核心，各部的协同作战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脱节。
最主要的是，郑成功又一次放了李定国的鸽子，新会战役迟迟不能奏捷。
原来，李定国在挥师入粤前发给郑成功的信，郑成功迟迟未能开读，盖其原因，是他正忙着和清廷使者议和，他既怕自己与李定国共谋之事被清廷知晓，坏了和议，也担心自己和清廷和议的消息走漏入李定国的耳朵，根本不予接待李定国派来的信使，而将之扣押稽留于厦门。
病榻上的李定国久等不到郑成功的回音，只好一面指挥人员从高州地区筹集粮饷和作战物资，一面再派使者赴厦门催促郑成功出兵，要求郑成功告知准确师期，以便发起决战。
这信发出一个多月后，郑成功总算写了一封回信让一个名叫李景的信使带来，信中称自己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同时也答应遣水陆师入粤攻潮、惠二州，但对具体出师日期避而不谈。
郑成功的暧昧态度，让李定国大为不满。
心潮激荡的李定国忍不住抱病起床，奋笔疾书，写信斥责和催促郑成功。
这封信发出，直到八月，郑成功的使者才姗姗出现，带来的回信仍旧模棱两可、含糊其词。
李定国又急又气，只好强支病体，给郑成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给郑成功全面分析战局态势，该信全文收录在杨英的《先王实录》中，大意为：
今年四月我已派遣使者取海道前往贵处请教兵机军务、战斗策略，并问候饮食起居，本以为该使者能在一月之内便回来。不意至今尚栖留在贵处未归。贵爵如今派办事员李景前来，我才知道这之前曾派出姓林的使者，可惜已不知下落。我驻师于高、凉二州，养精蓄锐，只等候贵爵回信，约定日期，便会辔长驱，与贵爵军队形成合击之形，必不让鞑子有一人一马北遁！七月中旬，我又接到皇上敕书，天语叮咛，殷切寄予收复广东大任。皇上的命令不能怠慢耽搁，我又岂敢迟迟不动身！于是调遣水陆二师，齐发于新兴、肇庆，托皇上之福，两师均旗开得胜。先是全歼虏兵于长洋，再败虏两广总督李率泰于肇庆。只不过尚可喜、耿继茂两虏恃海撄城，尚稽守鞑靼法令不肯出降。现在我已驻军于新会县，刻日将直捣羊城广州。逆虏以新会作为门户锁钥，积蓄粮草，往广州输援不绝。以我看来，只要将新会拿下，则广州省城可不战而下，所以合全军于新会城下。敌人望风屏息，知道陆战难与我争雄，却倚仗舸舰堵我舟师。如果得不到贵爵水师支援，难收捷报。殷殷思慕，期盼切切。现在抗虏、降虏的广东水师官兵无不暗中与我联系，但大局未定之前，多在观望。贵爵难道不想想，自从羊城陷于敌手，您虽频频用兵，却不千里勤王，纵有百战之功也何足挂齿！贵爵只有向军队宣扬这个观点，以激励各部，则三军上下，都知道报国大恩尽在今年，而不会抱怨我功罪不分。至于虏人所能动用的援兵，你我应该都知其大概，遍数虏人举国精兵，再无尼堪之强且精者，而以尼堪之强之精，也已毙命，还有何可惧？虏人但有援兵发来，你我也应尽缚以报圣上。楚、豫之间，虏人侦使频繁，大概是因为广东战事不紧，闽、浙、直争传张名振侯爵沿江进取之事。其实，沿江进取之事可以先缓一缓，今年的广东之举，才是时之所急，事关全局，名高于易收，掌兵者岂能坐失此良机？办事员李景称：贵爵准备从潮、惠动身，则应当以初冬为期，水师必须以尽快到达新会为限。以上所说，均希望贵爵悉数放在心上，足仞至诚，云台虚左，我将厚望寄托在您身上了。
在信中，李定国明确指出，只要攻克广东，则全局皆活，福建、浙江、南直隶（指江苏、安徽）不难平定，大明稳固了江南，中兴不远。同时，李定国还直截了当地批评郑成功的自诩之功绩其实对复明大业无足轻重。
这封信发出后，李定国还是不放心，又补写了一篇短笺，内容为：“圣上处境艰危，非语言可以描述，圣上写给我的敕文中满是凄怆悲凉的字眼，我读了犹如万箭穿心。从五月到现在，我一心等待贵爵的答复。贵爵若真的不能来，请明确见示，好让我另外安排舟师，另图进取机会。切勿犹犹豫豫、摇摆不定，致使大事被耽搁。要知道，十月十五日以后，属于我们的战机已经彻底丧失了。”
尽管李定国在这篇短笺中已着重强调：“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但郑成功还是有意无意地拖过了李定国信中指定的十月望前（十五日以前）师期，到十月十九日才遣师南下。当然，郑成功本人并未亲自出马，而是“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率兵数万、战舰百只，“克日南征”。
这分明是一种虚与委蛇的态度，其不愿与李定国合兵、只沉溺于自踞一方的不臣之心也就暴露无遗了。
时间不等人，郑成功既然这样敷衍了事，那么，就来看尚可喜等人的表现了。

74 新会惨败
新会战役从六月开始一直打到九月，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李定国的病一直没好，而郑成功又推诿不来，尚可喜也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他看出新会的得失直接关系着省会广州的安全，自五月间先后派参将由云龙、右翼总兵吴进忠等人率部入城协助防守。
九月，尚可喜、耿继茂还亲自带兵前往江门，加强广州南面和西面的防务。
而明军方面指挥作战的只是李定国的部将吴子圣。
李定国数万大军顿兵在新会城之下，屡攻不下，士气渐沮，军心开始出现懈怠。
甚至，军中瘟疫盛行，士气颓萎，病死枕藉，李定国已有退意。
此外，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孙子兵法·作战篇》中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李定国这样劳师远征，久战不下，财困民穷，已犯了兵家大忌，这仗再打下去，只能把明军拖入一个战争的泥潭，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事的推进，清廷方面也不会坐视不理，满洲援军将会自北而来，李定国取胜的机会也就更加渺茫了。
十月初，李定国的病情稍有起色，他感到时不我待，决定孤注一掷，亲统大军猛攻新会——行不行就看这一把了！
十月初三日，李定国抵达新会，掘地道攻、发大炮轰、伐木填濠、用云梯攀城，各式各样攻城手段都用上来，但，欲速则不达，李定国攻得越急，守城清军必死之心越强烈，负隅顽抗，死守城池不失。
新会被围日久，城内粮食早已告罄，在李定国的急攻之下，城中清军兽性大作，大肆屠杀居民为食。
《新会县志》记载：“盖自被围半载，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丧乱，未有如是之惨者也。”
十一月初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再次统兵入援新会。
十二月十四日，清廷发来的靖南将军朱马喇等率满、汉兵也赶到了新会。
入援的清军会兵一处，结起连珠硬寨，共同发力，向李定国军发起总攻。
战事异常激烈，双方反复拉锯，一直持续了四天三夜，呈白热化状态。
到了十八日，李定国军的粮草补给出现了问题，终于不支，全线溃败。
清军乘胜追击，李定国军自高州退入广西，此前所收复的广东州县和部分广西地方再次沦入清方之手。
第二次广东战役与第一次广东战役不同，第一次肇庆之战时间较短，退兵时是审时度势后的主动后撤，兵力损失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次新会之战旷日持久，兵力、财力、辎重、粮草，耗费巨大，退走时乃是被动的战败而走，被清军在后追击掩杀，死伤无数。
所以，经此一役，不但李定国精心筹划的恢复广东、进取江南战略完全失败，他的兵力也损失殆尽，短期内再也无力组织起重大战役，南明复兴的希望就此破灭。
郑成功所派出的援师虽然一路磨磨蹭蹭，但诚如郑成功在信中所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无论这支援军是如何地刻意拖沓延迟，老天爷还是在十二月初把他们送到了距离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的佛堂门外。
林察虽然侦知李定国正在新会与清军激战，但他还是按兵不动，在佛门堂逗留不前。
这一逗留，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竟然逗留到李定国大军战败西撤后的第二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五月，这才拍拍屁股，施施然返回厦门。
无论是明方还是清方，从留下的档案和记载来看，在李定国发起第二次广东战役期间，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
其实，郑成功寄希望于能与清廷达成“比于高丽”和谈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清廷始终只同意许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
而在和谈破裂时，郑成功也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里尽吐真言：“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
显而易见，他的内心想法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
他也曾经给跟随郑芝龙一起投清的二弟郑世忠写过一封信，信中明确表示：“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
他说了，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绝不能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
所以，他所说的明臣，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
不过，随着清廷在北京龙庭坐稳，北方统治日趋巩固，郑成功坐地要价的资本就越来越少，在内陆，他将难有立足之地。
这，就是他的战略眼光远不如李定国的表现。
事实上，就这时明清双方的局势而言，李定国用兵广东，如若广东可得，则可连兵粤、闽，会师北上，南明尚有翻盘之机，此机一失，南明的灭亡已经成为注定。
诚如时人钱谦益所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
关键一着走错，全盘皆输。
当然，也有很多的所谓历史学家喜欢用所谓的历史进化观来分析明亡清兴的原因，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明朝政府是一个陈旧、腐朽、没落的政权，其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新兴的满清政府来自关外，生机勃勃、富于朝气，其代替明朝政府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实，此言大谬！
对满清政府而言，它是建立在原始社会基础上的奴隶社会国家，的确有其富于朝气的一面，只是，和明朝相比，根本看不出其有何先进性可言，文化方面就不用说了，满洲文字的创建，也是满清建国以后的事。生产关系嘛，也就是奴隶和奴隶主关系，生产方式主要是渔猎、放牧，努尔哈赤侵占辽东后，也奴役原属于明朝的广大辽东百姓耕种，另外，抢掠也是其创收入必不可少手段，因为，即使诸如锅碗瓢盆一类生活用品需要成熟的手工业来完成，这可是女真人无法胜任的。
虽然，在满清的统治下，后来也出现了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但其代替明朝，仍然属于落后文明代替了先进文明，这个过程是历史的一次大倒退。
由此可见，尽管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但发展过程不可能都一帆风顺，其间也会出现逆转和曲折。
蒙元、满清的胜利，靠的不是先进的文化，而是野蛮的杀戮和残酷的征服，他们的统治，都是建立在大幅度破坏全国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的。
满清军队在征服、侵吞中国的过程中，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屠杀活动，比较典型的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江阴八十一日、四川大屠杀等。
此外，济南之屠、大同之屠（仅存五人）、浑源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泽州之屠、朔州之屠、南京之屠、苏州之屠、无锡之屠、昆山之屠、常熟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金华之屠、舟山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沙镇之屠、湘潭之屠、同安之屠、沅江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等也无不是惨绝人寰的屠杀。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才逐渐平息。
清世祖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满清官方最初统计的全国人口为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清世祖实录》卷61），也即约一千零六十三万人。这个数字与明光宗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全国官方统计中国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人（《明熹宗实录》卷4），也即约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人相比，少了四千一百多万人。
也就是说，在明亡清兴的短短几十年内，全中国人口迅速锐减了几千万人。
当然，这人口的锐减除了跟上述的大屠杀有关外，也和明末各种天灾人祸，如旱灾、蝗灾、战乱、流民军肆意杀戮等有关，但不可否认，屠杀绝对是导致人口减少的罪魁祸首。
清初学者唐甄在康熙四十年就悲怆无限地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这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
诚如前文所述，满清女真人原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其参与到国家的重新统一战争中，这一点本无可非议，只是，过程实在太为惨烈了。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以既定结果去评定事物的发展，用大历史观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政治体系在明末遭遇重组的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正向东方逼近，沙俄殖民主义者甚至已经将入侵的魔爪伸到了我国的黑龙江沿岸。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迅速由乱入治，进入统一，不然，中华民族就会遭受更大的危险。
既然南明和其他势力都没能担负起统一的重任，那么，由满清来担任也不是完全的坏事。
实事上，也正是因为满清迅速统一了全国，在后来的日子里，其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与沙俄展开坚决斗争，最终保住了疆土。
此后，准噶尔的大乱及西藏的屡屡生乱，如果国家还处于明清间的混战状态，这些动乱实难平定，则这些地区就会有自立于中华之外的危险。
所以说，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即使在偶然性事件中，也包含必然的成分。
因此，绝不能把既成事实全都一股脑地定义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否则，研究历史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历史的科学，在于从历史的必然性中找出偶然性事件，并通过做偶然事件的分析，总结成败得失，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
即使从清廷定鼎北京算起，南明也曾经有过多次翻盘机会，可惜南明的当政者都没把握好。
李定国所着眼的广东战役，则是南明最后的一次翻盘机会了。
而这时候南明所拥有的，不过一点残山剩水而已。
从这一点来说，李定国可以算作明清交替年间最杰出的军事家，其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实为同时诸雄难以企及。
郑成功与清廷和谈破裂后，虽然想再次与李定国联结用兵，但李定国丧师失地，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东顾了。
而郑成功在听取了张名振、钱谦益等人的“楸枰三局”，虽然在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连续发动起两次长江战役，但只是营营役役，徒然为这场即将落幕的明清大戏添加数许寥落的掌声而已，完全于事无补，再也不能改变明朝走向灭亡的历史轨迹。

75 安龙救主
新会一战，明军溃散，将士死伤严重，李定国只好弃新会南走高州。
广东收复已然无望，广东地区不愿做清廷臣民的民间男女老幼，饥兵病卒，共六十万人跟随着李定国往广西逃难。
这样一来，李定国一军行动滞缓，几不成军。
清军尾随追击，数度重创李定国军。
李定国抚难民哀号失声，焚毁横州浮桥，连夜由宾州撤往粤西。
至此，广东高、廉、雷三府所属的二州十县，及肇庆府所属六县、罗定州所属二县，共计三府三州十八县，又复陷于清军。
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李定国回到南宁，兵力仅剩六千。
孙可望听说李定国军败，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称快。
他为了防止李定国西入黔、滇搅局，命令总兵刘镇国、关有才、张明志这“刘关张三人组”统十三营之师，凡四万人，扼守田州（今广西田阳），并下令：“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
李定国前有孙兵堵截，后有清兵追击，处境大为不妙。
就在这种自身难保的困境下，李定国收到了永历帝的血字诏书！
早在前年（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十月，永历被孙可望僭逼得寝食难安，听远近皆语“定国精忠”，“军声丕振”，便把脱困的希望寄托在李定国身上，与内监张福禄、全为国及大学士吴贞毓等密谋，遣使臣林青阳、周官赍敕及刻有“屏翰亲臣”四字的金印一颗，召李定国率兵入卫。
彼时，李定国正紧锣密鼓地筹划第二次广东大战，分不开身，只是伏地痛泣，许诺等自己收复了广东，就亲入安龙迎驾。
哪料，广东未复，圣主更加困厄。
现在，前来赍血字诏书的兵部侍郎萧尹向李定国描述起孙可望的种种跋扈作为时，既怒形于色，又泣不成声。
原来，那孙可望得知林青阳、周官斋携密敕及“屏翰亲臣”金印求援于李定国，恼怒之下，命郑国、王爱秀严刑拷掠与事诸臣，并胁迫永历下诏处死吴贞毓及刑科给事中张镌、翰林院检讨蒋乾昌、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等十八大臣，酿造出惊骇海内的“十八先生案”血案。此后，又谕云南城守王尚礼，籍没李定国安西大营的宫眷并文武兵丁妇女，分配给各营，所幸王尚礼以“大营分散，将滋内乱”为由，再三劝阻，才改作“裁汰安西大营粮饷”处置。
而孙可望为准备称帝登基，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台。又在昆明和贵阳的官道上兴建了十余所行宫，以备在两地之间巡幸时用。
想着孙可望为阻止自己撤回云南，不惜使总兵关有才、刘镇国、张明志等统十三营之师屯于田州阻击自己，还命人在自己后撤必经之路焚毁刍粮全，这已经很过分了，还对圣上的逼迫和欺凌竟然无视于此，而且，圣上现在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关头，李定国伏地恸哭不能起，遣使贡上服御物，痛奏道：“誓死先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
可是，自己所部只有数千之众，如何从孙可望这个逆臣的眼皮底下救出圣上，并如何除掉这个逆臣，却是个天大的难题。
中书金维新（即金公趾）献策说：“关有才、刘镇国、关明志等人虽然兵多，但都是您当日的旧部下，怎么敢与将军为敌？如今将军以奇兵长袭，他们在毫无防备之际我突然出现，一定会且惊而溃。彼时，我乘胜奔至安龙，迎皇上入云南，可谓名利双收。”
所谓艺高人胆大。
李定国决计险中求胜，拼死一搏。
翌年正月，李定国拔寨从便道入滇，昼夜兼程，三天就进至田州。
关、刘浑然不察，等李定国掩杀至跟前，手足无措，匆匆乘空马逃走。
李定国不愿兄弟自阋于墙，传令不要追逐二将，只派前骑传呼：“西府驾来！”
刘、关部下士卒都在道路两旁跪下迎接。
李定国传谕安抚道：“你们用不着害怕，我与秦王本为义兄弟，只不过小人从中挑拨离间，现在嫌隙已去，别无他事。你们各自回营，稍后一块喝酒吃肉。”
李定国此言一出，双方军队相遇欢欣如父子兄弟。
次日，李定国发二万银犒军，并传令休息三日。
诸军高兴得皆呼千岁。
招抚到这支队伍，李定国军势渐振，稍事休整，继续疾驰安龙。
在安龙，终于见到了永历帝，君臣相抱持痛哭。
永历帝拭泪而笑，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
李定国泣奏道：“臣得蒙陛下知遇大恩，一心想取两广以迎圣驾，哪知事情不但不能如臣所愿，反而让陛下担惊受怕日久，臣真是万死不能自赎。”
随后，李定国密誓效命，并露出了背脊上绣刺的“尽忠报国”四字遍示廷臣，众人均啧啧大赞忠臣。
不日，在李定国大军扈卫之下，永历帝移驾昆明。
镇守昆明的是抚南王刘文秀、固原侯王尚礼，另有将军王自奇部骑兵驻于楚雄、贺九义部兵五千人扎于武定，总兵力约有二万。
刘文秀闻圣驾将至，出城迎圣驾入昆明，改云南府为滇都。
云南向为偏远之地，昆明百姓听说真龙天子驾到，一个个激动不已，遮道相迎，许多人跪倒在尘土之中，痛哭不已。
面对这隆重的接驾仪式，一生都活在颠沛流离之中的永历帝感动万分，泪湿衣襟，让随从传旨：“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仰首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
当日，整个昆明城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
进入了昆明，李定国和刘文秀为了给孙可望留下回归的余地，并没把永历帝安置在孙可望为自己建造的豪华宫殿，而是临时把云南贡院（大西军入滇后这里曾经是定北将军艾能奇的住所）作为永历帝的行宫，视朝听政。
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四月，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原固原侯王尚礼加封保国公、将军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义为保康侯、秦王护卫张虎为淳化伯、水军都督李本高为崇信伯。
世袭镇守云南勋臣黔国公沐天波负责执掌禁卫军。
朝廷的文臣有大学士扶纲、雷跃龙、吏部尚书张佐宸、吏部文选司郎中汪蛟、工部尚书王应龙、户部左侍郎龚彝、兵部左侍郎孙顺、刑部左侍郎冷孟銋、通政使尹三聘、詹事府正詹事杨在、大理寺寺丞张重任等。
永历朝廷移跸昆明后，李定国、刘文秀率领各公、侯、伯、将军上疏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王臣可望所待失人臣礼。臣等集议：奉孙可望出楚，臣定国出粤，臣文秀出蜀，各将所部兵马，从事封疆。凡驭天下之大柄悉还之其主，谨冒死以闻。”
永历知道孙可望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俯就臣节，把这件奏疏留中不发。
明知孙可望已经在邪路上走火入魔，李定国仍希望他能幡然醒悟，以大局为重，共同坚守滇、黔，合力抗清。
李定国请刘文秀致血书从中议和。
孙可望眼看废帝自立之事被李、刘搅黄，急怒攻心，已经失去了理智，看到刘文秀的劝和血书，信口胡扯，复书谩骂。
李定国尚仍不放弃希望，派淳化伯张虎为使者带使者团携带玺书前往贵阳调解。
临行前，永历特赐金篦一枚给张虎，叮嘱道：“卿等往道朕意，务使孙、李两藩和好如初，每行一事，每言一语，总要为祖宗社稷着想，如此，卿等功名便永垂竹帛矣。”
张虎原为秦王护卫，是孙可望的亲信，到了贵阳，便呈上永历所封淳化伯印，说：“如果我在昆阳不接受这个官印，恐怕就遭到他们的疑忌，才不得已接受了下来。请国主相信小臣，小臣我受国主厚恩，绝不会背叛！可叹那白文选已受国公之职，被人家所用了。”
又密告可望道：“皇上虽然到了昆明，但不过像木偶人一样，什么事也管不了。文武两班，唯唯诺诺，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李定国所信任的人有金维新、龚铭、靳统武、高文贵，对这些人不断升官加赏。现在，昆明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唾手可取。”
孙可望听了，连连点头，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着进兵云南。
永历帝又派学士杨在、侍郎邓士廉等人到贵阳宣谕，一心化解矛盾，希望孙可望能够共济国难。
孙可望已经铁了心不肯合作，他恨李定国打破了自己的皇帝梦，派张虎回昆明复命，说“这个矛盾，必须李定国亲自来贵阳谢罪才能够化解”，想把李定国诓到贵阳斩杀。
李定国自然不能轻信孙可望的话，但为了打破僵局，自己虽不能往，还是派遣了与孙可望关系极好的王自奇同张虎再往贵阳相劝。
哪承想，王自奇和张虎一样顽冥不化，到了贵阳，非但不劝孙可望迷途知返，反而大谈“定国孤军易擒”，鼓动孙可望早日起兵。
他还拍着胸脯称自己在楚雄训有劲旅，只要主公兴师入滇，自己必定举兵响应，其时，内外夹攻，可以一战而胜。
孙可望大喜过望，终日与王自奇、张虎几人嘀嘀咕咕，反复商讨和推演攻取云南事宜。
待到方方面面都安排停当、每一个细节都落实到位，这才将王自奇放还昆明。
王自奇回到昆明，力陈孙可望必不可和，云南与贵州必有一仗要打，拍着胸脯说自己在楚雄训有劲旅，现在就回去整顿兵马，共抵孙可望入侵。
听了王自奇的话，李定国还是不能放弃。
毕竟，孙可望手下有十多万兵马，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的兄弟，如果合兵一处，那对抗清复明是多大的一股力量呀，一旦和孙可望开战，就等于把他们对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每想到这，李定国就痛心不已。
前思后想，李定国还是希望能从情感方面打动孙可望。
通过和永历帝商量，李定国又派孙可望旧部总兵王麟将其家眷送回贵阳。
临行前，李定国亲自在昆明城郊设宴送行，千叮咛万嘱咐，要王麟以大义相劝，务必使黔、滇两家放下成见，重归一家。
哪知这个王麟更不是人，他到了贵阳，竟然诡称是奉永历帝命令前来向“国主”行暗杀之事的。
这么一来，无异于火上加油。
“国主”孙可望忍无可忍，决意兴兵与李定国决战。
他一面使通政司朱运久到昆明，伪装议和，暗中联络旧部王自奇、王尚礼为内应；一面调兵遣将，积极做攻滇准备。

76 孙可望降清
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二月，孙可望为鼓舞诸将打下昆明，推翻永历朝廷，封马进忠为嘉定王、冯双礼为兴安王、张虎为东昌侯，其余诸将均各有封赏。
大兵未发，孙可望又派使者赴昆明，要求永历将秦王旧标人马遣还贵州。
永历帝也不反对，听从他的请求，提供夫役送出。
可以说，永历帝和李定国等人对孙可望做到了仁至义尽。
然而，孙可望反意已决，且妻小家室、旧标人马均已得回贵阳，再无顾忌，悍然决定进兵云南。
这时，他掌握的军队大约有二十万人，李定国、刘文秀部下只有三四万人。
云南有王尚礼、王自奇等人作为内应，此战可说是稳操胜券。
孙可望命人预制扭锁三百副，扬言说：“破滇之日，即用此扭锁囚永历、囚李定国、囚刘文秀等文武官员回贵阳。”
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八月初一日，孙可望留冯双礼守贵州，以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总统诸军前行，以马宝为先锋，自率一军殿后，合兵十四万，名“清君侧”，誓师入滇。
八月十八日，孙可望兵渡盘江，滇中大震。
李定国和刘文秀不敢懈怠，亲统主力阻击孙可望军入滇。
永历帝下诏“特加晋王得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印；蜀王作副招讨”（《明末滇南纪略》《称兵犯阙》），负全权指挥之责。
为防范王尚礼、王自奇二人有什么异动，李定国特别安排了中军护卫靳统武会同黔国公沐天波等对他们进行了控制。
九月十五日，孙、李双方相遇于云南曲靖交水，相距十里下营。
孙可望军十余万人列营三十六座；李定国、文秀军约三万人，列营仅为三座而已。
双方兵力对比悬殊。
云南士卒脸上多露惧色。
当日，天色已晚，两军对垒未战。
夜半时分，有人密报孙可望，说征逆招讨大将军白文选不知何故，竟然单骑奔往李定国营。
孙可望听了，从床上惊起，大叫不好。
须知，这次西征，白文选身为主帅、总统诸军，责任重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夜半奔入李定国大营？其到底意欲何为？
孙可望越想越怕，当即召集诸将，欲议退兵。
先锋官马宝在灯下大喝道：“一人去，何足轻重，而废大事耶！”
马宝的一声断喝，孙可望心头大振。
的确，这次入滇，劳师动众，十万貔貅，吹唇沸地，席卷而来，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人的举动而这样草草收兵了呢？此事传出，岂不让天下人笑掉大牙？
正在孙可望犹豫不决之际，大将张胜也大声叫道：“某一人足擒定国矣！”
行了，看着众将作战心切，毫不受白文选的反常举止的影响，孙可望放下心来了。
为了增大取胜系数，孙可望命张胜、马宝、武大定率精骑七千由浔州间道长袭昆明。他对张胜说：“尔可率领武大定、马宝选铁骑七千，连夜走小路至昆明城下实施偷袭。城中有王尚礼、龚彝等为内应。尔一旦入城，李定国、刘文秀等知家口已失，则不战而走矣。”
孙可望虽然觉得白文选形迹可疑、有通敌迹象，但白文选既迟迟未返，他也无可奈何，而且，诚如马宝所说，“一人去，何足轻重”！于是也不很放在心上，返帐寻梦去了。
孙可望，太大意了。
其实，孙可望光有做奸雄的心和做奸雄的胆还是不行的，他还必须要有做奸雄的谋略和做奸雄的手段。
篡位称帝这么大的事，肯定要有可以倚仗的军队。
但，孙可望居然对自己军队军心的背向一无所知。
其实，他的这次出兵讨伐永历帝和李定国，部下各阶层将领、士兵，多不赞成。
试想想，原本大家都同在一口锅里吃饭，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弄成刀枪相见呢？
而且，现在鞑子侵占我汉家江山、奴役我汉家百姓，你孙可望不思共御外侮，还要拿刀子捅自己人，你还是人吗？
再者说了，这花花江山，本来就属明有，大家都要像你这样，你插一杠子，我插一杠子，岂不全都得完蛋？
所以，起兵前，作为前线总指挥的白文选早已私下同马惟兴、马宝等将约定了阵前反戈。
当夜，白文选到了李定国大营，见了李定国，开口便说：“此时宜速出兵交战，马宝、马惟兴及诸要紧将领已俱有约，稍迟则事机必露，断不可为矣。”
李定国、刘文秀对白文选所说将信将疑，犹豫不决。
离营前，白文选再次叮嘱说：“若再迟，则我辈死无地矣。有一字诳皇上、负国家，当死万箭之下，我当先赴阵前，汝等整兵速进。”
马宝也在孙可望召开的军事会议解散后写了密信差心腹人送入李定国营，信中说：“张胜等已领精兵七千往袭云南，云南若破，则事不可为。必须明日决战，迟则无及矣。”
得到两人的通报，李定国毫不犹豫，第二天，天色尚未放明，便擂鼓攻向孙可望大营。
听到对面鼓响，于破晓前回营的白文选率五千铁骑冲入马惟兴营中。
马惟兴军不发一矢，开阵以迎。
白、马二军很快会合在一起，直抄出孙可望阵后，瞬间连破数营。
而李定国大军又飚然杀至，李可望军大乱，众将士一齐疾呼：“迎晋王！迎晋王！”
人类战争史上最为奇怪和壮观的一幕出现了：十余万大军竟然齐齐放下武器，跪倒在地，一动不动。
啊——啊——啊！
看到这一幕，孙可望全身毛孔紧闭，血液凝固，脑中唯一的念头：逃！
他拼命策马向北狂奔。
一路上，风声呼呼从耳际刮过。
孙可望却什么感觉也没有。
脑袋里一片混乱。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想也想不通。
好不容易逃到普安，脑袋也想痛了，马儿也累了，这才放慢了脚步，回头一看，从者仅数十骑而已。
孙可望领着这数十从骑准备进普安歇马。
普安守将是马进忠。而马进忠和马宝、马惟兴早结为同姓义兄弟，三兄弟一门心思要助永历帝兴复明室，闭门不纳。
马进忠还让士兵从城头上发炮轰击孙可望。
士兵有点心虚，怯生生地问：“城下的可是咱们国主，真要开炮轰击？”
马进忠捋须哈哈大笑，说：“国主誓师而出。计兵十六万，今止数十人，此必是贼。”
于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城下鬼哭狼嚎，惨叫连天。
孙可望闹了个土头土脸，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往贵阳而去。
在交水，李定国收编了孙可望的十万军队，与刘文秀相商，说：“今张胜往袭昆明，王自奇又据永昌，我当回救；汝可同文选急追可望，必擒之而后已。”
分工既定，李定国便率师回援。
张胜、马宝、武大定所统七千精骑取小路经五日夜急行军已进抵昆明城下。马宝故意将动作搞得很大，沿途焚烧房屋，一心要将偷袭弄成明攻，使城内好做准备。
城内的沐天波、靳统武等人当然领会了马宝的好意，早早控制住了孙可望的心腹王尚礼等人。
这样，张胜虽然带兵到了昆明城下，但原先说好的偷袭、内应都没有了。
怎么办？明攻？好吧，就攻一把试试。
可是，还没等张胜动手，孙可望败走的消息已经传来了。
我勒个去！
国主都已经败走了，还攻什么攻？！谁攻谁是孙子！
没有一点点犹豫、没有一丝丝顾虑，张胜传令后军改作前军，火速退兵。
可是来不及了，在一个名叫浑水塘的地方，张胜遇上了李定国回援之师！
跟先前的孙可望一样，张胜全身毛孔紧闭，血液凝固，准备硬着头皮夺路逃命，哪料马宝突然在后面连放大炮，拥兵杀来，局势一下子就乱了。
混乱中，张胜被擒杀。
这样，昆明的危机被解除了。
九月下旬，狼狈不堪的孙可望终于回到了贵阳，但留守大将冯双礼也同样翻脸不认人，连发大炮协助刘文秀、白文选擒杀孙可望。
孙可望心胆俱裂，从城内携出妻儿和随从仓皇东奔，沿路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等处的守将均闭营不纳。
人心改，天地变。
在这个枫叶飘零的晚秋，孙可望的心很冷，冷得直打哆嗦。
一路走来一路想，最后，他决意降清。
他扭头对寥寥可数的随从人员说：“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
十一月十五日，形如丧家之犬的孙可望在清军的掩护下逃入了湖南宝庆，他给清五省经略洪承畴写信，称：“自行开诚，愿附大清朝，献滇、黔、蜀之土地。”

77 老当益壮的洪承畴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初任刑部主事等职，于崇祯年间征剿有功，为陕西三边总督。从某种程度上说，洪承畴曾经是李自成的克星，其曾亲统大军在陕西渭南、临潼等地大败李自成。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十月，他在潼关打得李自成奄奄待毙，几乎全歼李自成军。
不过，随着清军数次入关捣乱，京师危急，洪承畴被朝廷传召入卫京师，其战略重心开始转移。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正月，特命洪承畴为蓟辽总督，主持对清战事。
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三月，影响明清双方最终走势的松锦大战爆发，洪承畴率主力出关作战。
该战，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围。
可是，明廷既连年困苦于征战，西北地区又旱灾不断，财政紧缺，已经难以支撑这种作战方案了。
预定计划难以实施，则战斗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二月，历时两年之久的松锦大战终于落下了帷幕，明军完败，洪承畴被俘。
此战，明朝的重臣宿将、选卒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锦州等战略要地失守，大批火器、粮食等物资落入清军手中。
从此，明朝元气大伤，积重难返，渐渐走向没落。
洪承畴及手下一大批干将被俘，清军要求他们按照清人的习俗剃头以表示投降。曹变蛟、丘民仰和王廷臣等人坚决表示：“宁可杀了我们，决不肯剃头！”洪承畴也拒不剃头，只求速死。
可是，清军残忍地杀害了丘民仰、曹变蛟、王廷臣，却独独留下了明军的统帅洪承畴。
洪承畴被押送到了沈阳，刚开始是准备恪守臣节、一死以报君王的，但，最终还是没挺得过，牙口一松，做了个可耻的叛徒、走狗。
可叹古往今来多少人，平日慷慨成义易，事到临头一死难！
可怜崇祯并不知道洪承畴已经降清，以为洪承畴会在这种大忠大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为全天下人做出表率，已经壮烈殉国，因此在北京城外设坛建祠，亲自痛哭遥祭。
满清入关，洪承畴效劳于多尔衮的鞍前马后，明朝臣民才知此老已经变节偷生，苟活于人世，不由得痛呼：“苍素变于意外，人不可料如此！”
满清入关时的宣传口号是：替崇祯帝报仇。
这是一个极其阴险也极其高明的口号。
而制订这个口号的人，便是大汉奸洪承畴。
入关前，洪承畴曾向多尔衮献策，说：“以我大清八旗劲旅的战斗力，自然可以一举荡平李自成之类流寇。如今宜先派遣官员宣布王令，谕示大明百姓我军此行目的在于平灭李自成流寇，有抗拒者，必加诛戮。我军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各府各县，开门归降，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大军破城之日，百姓之外，官吏悉诛。而城内有主动作为我军内应的，破格封赏。这是首要之务。”
弘光政权覆灭之初，清廷准备派一个有影响、有才干的汉人官员前往南京招抚江南。多尔衮把洪承畴当成了不二人选。
多尔衮说：“我见他做得来，诸王亦荐他好，故令他南去。”
于是，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
在江南，洪承畴使用了剿抚并用的手段，做尽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
金声、夏完淳、黄道周等明朝忠臣义士都是死于他的屠刀之下。
而郑芝龙等一干鲜耻寡义之徒也全被他以卑鄙下流的手段招揽到清方队伍。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十二月，洪承畴因丧父和眼疾，且江南局势基本稳定，暂时解任守制，回家休养。
然而，顺治五年（1648年）随着金声桓、李成栋等人的相继易帜，清朝文武惊恐不安、惶惑无策，洪承畴又担任了平定湖广、广东、广西的重任。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洪承畴还被特任为太保兼太子太师，经略湖广、广东（后改以江西代）、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粮饷，听其调度。一应抚剿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
老贼洪承畴年逾六十，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得此重用，激动得红光满面、夜不成眠，在灯下挥笔写决心信，表示“尽心竭力，以期剿抚中机”，不负朝廷重任。
在湖南，洪承畴制订出了“安襄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的战略防御方针，在军事上“以守为战”，采取守势；政治上“广示招徕”采取攻势；经济上“开垦田亩”，恢复生产。
洪承畴认为，一旦条件成熟，兵厚粮足，战守周备，就可以会师并进，转守为攻。
不难看出，洪承畴这一策略与他主持松锦大战时所的主张的步步为营、且战且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以缓见功效，不能急，必须假以时日。
由此，许多满清大臣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清户部侍郎王弘祚就指责洪承畴此举使得军费日益增加，“征兵转饷，骚动数省，大为民生困弊”，强烈要求他下课。
四川巡抚李国英也弹劾洪承畴这种做法“必致师老财匮”，“坐而自困”。
大臣们普遍认为洪承畴太过保守，异口同声举荐由锐意进取的平西王吴三桂代替洪承畴的职务。
洪承畴很珍惜自己的这个职务，为此，不得不终日忙于上疏为自己辩解。
他没有力量打破军事上的僵局，就把希望寄托在招降上。
他不遗余力地对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军人物进行诱降，但忙碌数年，始终没有半点收获。
这一年（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架不住朝廷悠悠众口的唾骂，老东西终于泄气了，被迫公开承认，自己“一筹莫展，寸土未恢”，以有罪、无能、年老、有疾、眼睛昏花为由，要求罢斥处分。
顺治帝虽然一直对他青睐有加，但看他烂泥扶不上墙，也只好同意将他解任。
十一月中旬，正当洪承畴打点行装，等候北行，清廷也决定不再设五省经略，将原五省经略班子全部撤回的时候，孙可望求降的信件出现在了洪承畴的案桌之上。
洪承畴简直乐疯了！
他的精神大振，再也不年老、有疾、眼睛昏花了，当夜在灯下奋笔疾书，上疏说：“既有此情由，即系重大机宜，时刻难以迟误，职不敢以奉旨解任回京调理致误军机。”像打了鸡血似的，称要为清廷金瓯一统效犬马之劳。
十一月十七日，洪承畴亲自领三千满汉兵马从长沙前往湘乡县迎接孙可望。
而孙可望在宝庆清将的护送下也很快到达湘乡，两大新旧汉奸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
洪承畴开诚优礼，款待尽情。
孙可望大谈“取三省上献，以大一统之盛事”，他不仅提供了永历朝廷军事机密等各方面的情况，还与洪承畴“绘图讲究，有同聚米为山，明如指掌”，积极绘制“滇黔地图”，还为清军进攻提供了大量熟悉地形的向导。
于是，洪承畴留任平滇之决更浓，借孙可望之口给清廷上奏，称自己的招抚政策使“遐方人心深切向慕”，“数年之内，湖南以守为战，无隙可乘，以致云贵内变自生，人心解体。”“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内变，而决计奔投。”把孙可望降清之举描绘成全是自己的策略作用所致，全据孙可望降清之功。
这年十二月，清廷派内翰林弘文院学士麻勒吉为正使，礼部尚书兼内翰林秘书院学士胡兆龙、礼部右侍郎祁彻白为副使赍册、印，专程前往湖南行册封礼，封孙可望为义王。
五月初二日，孙可望在麻勒吉等伴送下到达北京。
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公、侯、伯、梅勒章京、侍郎等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
明遗民方文当时正在北京，目睹其事，赋诗寄慨云：“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
次日，顺治皇帝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
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多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一万二千两，此外赐府第、赐蟒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
这时的孙可望诚惶诚恐、受宠若惊。
他觉得，自己现在不过是一条丧家犬，却得到了清廷如此重视，反观八年前（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自己举云南全省之地主动示好漂泊动荡的永历小朝廷，永历君臣却在封一字王上倍极刁难，他又如何不感慨良多，唏嘘不尽？
其实，孙可望用不着感慨、用不着唏嘘，和南明永历朝相比，清廷其实也大方不到哪儿去。清廷如果真舍得下功夫打赏，那就不会发生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反水的事了，和郑成功的谈判也不会磨磨叽叽几年时间了。
其实，也正是在金、王、李、姜四人的闹腾下，清廷当政者多尔衮才弄清楚了之前自己在管理过程中的两点失误：一、权力抓得太死；二、在对待降官问题上态度过于生硬、方式过于粗暴。因此，他在管理制度上相应做了两大调整：一、改革中枢机构，在清廷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人员安排上，按照满汉对等原则进行设置，所设置的满汉官员数量相等，身份平等、互不隶属；二、大胆放权，推行新的地方行政模式，鼓励降兵降将开拓进取。比如说，孔有德原来封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多尔衮分别改封他们为定南王、靖南王、平南王。这么改动的目的是让这三人不遗余力南下征战两广，多尔衮还明确表示：只要征下两广，则两广官员的任免权全由三人掌握。
也由此可见，和孔有德等人相比，孙可望的义王，只是一个称号而已，并没有实权。
非但没有实权，而且奉酬也很少。
按照《行在阳秋》和《鹿樵纪闻》两书所记，孙可望卖身求荣后，利用价值丧失，清廷就在一次围猎过程中，将他射死了。（《小腆纪年附考》和《清史列传》则载孙可望是因病去世，死得很早，抢在永历帝被杀前死了，不管真相是哪一种记载，反正，孙可望自投降了清廷，他的政治生涯已经终结，这对一个曾经会影响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来说，都是死了。）
不管怎样，孙可望的背叛，既削弱了永历政府的抗清力量，也暴露了云、贵的虚实。
清廷令洪承畴留原任，并于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公元1657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下达三路进军西南的诏谕：
一、任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墨勒根侍卫李国翰率领所部由陕西汉中南下四川，进攻贵州；
二、任命原定驻防江宁的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统兵南下湖南，由经略洪承畴拨给部分汉兵，取道广西会同定藩下提督线国安部，北攻贵州；
三、任命固山额真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济席哈等统兵前往湖南，会合洪承畴节制的汉兵一道由湖南进攻贵州。
顺带提一下，清廷大当家多尔衮已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病逝，当政的顺治帝继续了叔父多尔衮那“以汉制汉”的用人措施。不过，与多尔衮相比，顺治的汉化程度明显比多尔衮高，他不仅继续沿用“以汉制汉”措施，还借鉴了大明朝“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为了避免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等人故事的重演。
这也是文官洪承畴为什么会得到清廷空前重用的原因。
洪承畴现在是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五省，权力极大，非但全盘执掌五省的兵马钱粮，而且对参战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五品以下的文官、武官副将等，均可以先斩后奏，很威风。

78 云南陷落
孙可望逃亡后，黔、滇共归一家。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永历帝大封剿逆各勋镇，白文选由巩国公晋封巩昌王，马进忠由鄂国公晋封汉阳王，冯双礼由兴国侯晋封庆阳王，马宝由安定伯晋封淮国公，马惟兴由兴山伯晋封叙国公，靳统武由平阳伯晋封平阳侯，祁三升由威宁伯晋封咸宁侯，高文贵由广昌伯晋封广昌侯，其余有功镇将也分别升赏。
驻守楚雄、永昌一带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是孙可望的铁杆粉丝，孙可望虽败，但他们仍然唯孙可望之命是从。
孙可望降清，这些人在孙可望的带领下，俱有降清之意。
为此，李定国不得不费尽心思对这些死硬分子进行讨伐。
也幸亏李定国用兵了得，军至迤西，即阵擒关有才，逐走王自奇，迫降张明志。
而等李定国回到昆明，刘文秀已擒张虎于水西，彻底清除干净了这些内患。
但，就在李定国忙于平定内乱的时候，清廷大举来攻了。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初九日，清廷在去年已经部署了三路大军的基础上，又任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平郡王罗可铎、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巴思汉、卓罗等带领大批八旗兵南下，“专取云南”，敕谕中明确规定“如贵州三路大兵有料理未尽者亦并加绥定”，赋予多尼以节制三路清军的指挥权。
而李定国既忙于在平定孙可望旧部王自奇、关有才、张明志等人的叛乱，又考虑到南明贵州守军全是孙可望旧部，如果引清军入境的是孙可望本人，军心很可能有变。
基于这种考虑，他不得不着力对贵州军队进行整顿，甚至把许多久经战阵的领兵大员调回昆明。
这么一来，清军的三路进攻贵州进展得极为顺利，不但攻占了湘西的武冈、新宁、城步、绥宁、沅州（今芷江）、靖州等地，还占领了贵州镇远、黄平、平越州（今福泉）等地。
四月，洪承畴进驻贵州省会贵阳。
同一时间，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也由陕西汉中统兵南下四川。
云南，已在清军的合围之中。
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永历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刘文秀病倒了。
永历帝和李定国前往探望，再三宽慰，派医调治，但都无济于事。
四月二十五日刘文秀病卒。临终前，刘文秀上遗表云：“北兵日逼，国势日危，请入蜀以就十三家之兵。臣有窖金一十六万，可以充饷。臣之妻子族属皆当执鞭弭以从王事。然后出营陕、洛，庶几转败为功。此臣区区之心，死而犹视者也。”
因为李定国在进行军队整顿时，为了便于区分，把原先孙可望的部下称为“秦兵”，而把云南旧兵称为“晋兵”，使得孙可望的旧部心灰意懒，刘文秀在病危之时仍以国事为重，不但委婉地批评了李定国分“秦兵”、“晋兵”的做法，还主张应该同以原大顺军为主体的夔东十三家兵马紧密团结，共赴国难，可谓襟怀坦荡，利利落落。
李定国虽然认识到了错误，但也为时已晚。
七月，独山又陷，战情紧急。
李定国亲到前线，部署迎敌。
李定国到达关岭（贵州关岭），在一座破祠前，杀牲畜祭祀誓师，喝血酒发誓说：“李定国奉命出师，不以身殉社稷佐中兴者，神威当截其头！”
针对清军三路挺进的云南的来势，李定国便分三路大军进行踞守，其中，冯双礼、祁三升据贵阳附近鸡公背；李承爵据普安黄草坝；白文选据遵义之孙家坝。
但清军来势太猛，白文选等三路大军相继败北，明军的防守体系全盘崩溃。
李定国本来还想压住阵脚顶上，但眼看北线吴三桂军已经越过七星关，南线赵布泰军已占领安龙、贞丰、黄草坝（今兴义县），自己不仅无法阻止清军入滇，很可能后路还被清军切断，那样，全军就有性命之虞。
于是，只得含恨下令放火烧毁北盘江上的铁索桥，由冯双礼断后，全军撤回云南。
此次惨败，兵民死难者不下三四十万，明军精锐损失殆尽。
败退路上，李定国已经感到昆明难于保卫，便派使者向星火飞报永历帝，陈说清军势大难敌，奏请永历赶紧移跸以避清军之锋锐。
永历政权自诞生以来，一如浮萍，随风而转、遇水而漂，始终不得片刻安宁。是昆明，让永历政权找到了些朝廷的感觉，六部各衙门能正常运转，各种政事的施行有条不紊，日子是那样的安定、祥和。可是现在，结束了，这一切，都结束了。
接到李定国的报告，文武大臣无不放声大哭。
哭归哭，现实还得面对。
移跸，又是移跸，该往哪儿移呢？
很多大臣子认为：“如今正是蜀中全盛之期，勋镇如云，而巩昌王白文选的全师驻扎在遵义，与之遥相呼应，入蜀谋取中兴，乃是万全之策。”
而刘文秀在临终前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建议永历帝，事若有急，可移驾蜀地，开荒屯练，“以十三家（指袁宗第、郝永忠等部）之兵出营陕、洛，庶也转败为功也。”
力持幸蜀之议的还有翰林院讲官刘茞，他向永历帝面奏：“如今云南四面都是夷地，皇上如果流亡外国，文武军吏一定不肯相从。如此一来，就算皇上奔驰得脱，避难于外国，但羽毛已失，最终不过坐毙异国瘴厉之乡。依微臣看来，四川建昌近年来连获丰收，粮草堆积如山。如果取道象岭，直入嘉定，可在建昌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一旦敌军兵势猖逼嘉阳，我们从嘉定集募战船、商船即可顺流下重庆，抵夔关。夔东十三镇勋臣闻圣驾到来，必定夹江上迎。乘此威灵，下捣荆襄之虚，唾手可得！”建议移跸于蜀地建昌。
永历首肯了这一方案，让刘茞依据地图细致标出移跸路途，又派锦衣卫飞马征询李定国的意见——这时的李定国还在撤军路上。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回到了昆明，他赞成移跸建昌的，但却有一个担心：“这个时候移跸建昌，就必然经过武定。但武定荒凉，就必须取道走宾州，以便于车驾取粮。”
永历帝于是传旨命户部尚书龚彝、工部尚书王应龙备办粮草，派广昌侯高文贵扈驾，并预定于十五日启程。
在撤离昆明前，李定国发出布告，通知城内外百姓躲避兵祸：“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恐清兵一至，杀掠淫污，猝难逃避，尔等宜乘本藩未行之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
百姓从布告中才知道局势危急，清兵不久即将入城，无不惊慌失措，城内外哭声鼎沸，都在收拾东西逃命。
时秋粮已征收入库，李定国同白文选商量，准备将这些粮食一股脑烧掉，以免资敌。
永历帝却以“恐清师至此无粮，徒苦我百姓”为理由，传出旨意不要烧毁。
但永历帝万没想到，正是自己这种妇人之仁害了自己。
要知道，贵州地瘠民贫，清军沿途筹粮已极为困难，如果没有充足的粮食作为供应，他们很难在云贵立足。正是因为留下这昆明的粮食未烧，结果供应了入滇清军半年以上的食用。
十二月十五日，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率部先行，向四川建昌转移。
次日，永历在百官扈从、诸将护卫下撤离昆明。
永历帝离城时，竟然有成千上万的百姓携老幼相追随。
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进行转移，行动速度必然迟缓。这是李定国早就预料到的，所以，他才在布告里特别提醒“朝廷移跸，势难同尔等偕行”，命他们自行逃难，不要伴驾同行。
但在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无论是永历帝还是李定国，都不忍心去驱散这些百姓，只好任由他们跟着。
就这样，这支军民混杂的队伍，人数高达几十万，孩子哭，妇女喊，拥塞道路，日行不过三十余里。
而这时清兵已逼近交水。
永历帝一行好不容易走到碧鸡关，路窄，人马愈加拥挤，因饥饿与疾病，不少人跌倒在路上，哭声震地。
永历帝忍不住吩咐停车，站起身来，手扶黔国公沐天波，回头眺望昆明宫阙，哽咽着声音说：“朕还没走远，军民已经困苦到了这个地步，因为朕一人而连累万家百姓，还不如回昆明一死以谢社稷，免使生灵惨遭如此荼毒！”
沐天波也因此对移跸建昌之举产生了怀疑，因为，谁都知道，蜀道不但远，而且难行，按照这种前进速度，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呀！
于是，他提出新的看法，说：“从迤西到缅甸，沿途都可以筹措到粮草，一旦走出边境则荒远无际，万一鞑子兵追势放缓，我可以据玉龙关之险而扼守大理，仍不失做个大理王。”建议暂时逃往滇西永昌（云南保山）。
大臣马吉翔、李国泰等人纷纷赞成沐天波的意见。
金维新等一干云南籍的官员乡土难离，内心到流离入蜀之举非常抵触，听了沐天波之议，全都一边倒地附和。
他们说：“坚走永昌，事不可为，则幸缅国；若可为，返滇更易。”
有人看李定国不置可否，就从旁危言耸听地对李定国说：“四川境内各勋臣军镇林立，如今殿下你在新败之余，投入袁宗第、郝永忠诸勋臣的地盘，能保证诸勋臣能听殿下你的命令吗？日后恢复了荆襄，能保皇上不再封郝永忠等人为亲王与殿下同列并坐吗？”
此刻的李定国已心乱如麻，惶惑无计，只好点点头，对沐天波说：“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
就这样，移跸地点临时改变了。
这一改，最大的恶果就是永历政府永远失去了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了——这些军队，已早于十二月十四日北入四川了。
另外，不少以复兴明室为己任的文官武将听说朝廷临时变更了方针，由入川改为西撤，大感前途渺茫，纷纷脱离朝廷，或隐或遁，自寻避难藏身之所去了。
其中，吏部尚书张佐宸与少詹事汪蛟逃入大理府山中；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大理寺少卿刘泌、左佥都御史钱邦芑等行至永平县时改名换号躲入山中。
另外，诚中之前的刘茞所说，永历朝廷如果辗转进入四川，则李定国所领云南、川西军队可与川东鄂西夔东十三家合兵一处，东面福建沿海又有郑成功、张煌言等部遥相呼应，尚有回旋的空间。而向西撤入人口稀少、生产不发达的滇西南，不但兵饷来源匮乏，而且与夔东、闽海抗清武装声息隔绝，只能是加快衰亡的脚步了。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正月初一，颠沛流离的永历帝一行堪堪到达云南的西部永平，在新年的钟声中，他们看不到未来的路，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异常沉重，默默地请求着上天的保佑。
正月初三日，清三路大军相继开进昆明城。
沿路未遇任何抵抗的清军入城后即大肆抄掠降众和明逃亡士兵，无所不至，滇民处于水深火热中。
明卫国公胡一青、提学道徐心箴、光禄寺卿黄复生、提督刘之扶、土司总兵龙世荣等一批将吏纷纷向清军投降。
清三路军统帅通过商议，决定帝不给永历以喘息之机，很快制订了下一步方案：由信郡王多尼驻守昆明，征南将军赵布泰领中路人马，继续追剿，吴三桂移师罗次县（昆明西北的金水河，今称绿汁江之东侧）实施包抄。
永历君臣不敢在永平过多停留，他们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上继续西逃，初四日，终于到达永昌（云南保山）。
按照原计划，朝廷暂时在这里安顿下来，白文选引军负责镇守大理北面的玉龙关。
惊魂甫定的永历君臣总结这段时间来施政措施的得失，翰林刘茞和吏科给事中胡显等奏道：“陛下之前在云南已经决定了入蜀，不幸中途改变了主意，西走永昌，已大失海内万民之望，如今已经到了边境，一旦离开永昌，便是蛮夷之地了。外面又哄传皇上准备遁入缅甸。缅甸为外国番境，时叛时服，顺逆无常，就算其忠顺我国，派使者前来迎驾，我君臣在这患难之时，狼狈入其境，也断不能召号中外。如若其要对我不利，举兵相向，彼时，皇上进退失据，一无所依。想想看，如今‘中兴’二字不过是臣子爱君之言，其实已绝无机会了。不如尝胆卧薪，闭关休养。外则派遣守将固守关隘，内则带领百姓大力发展农业，艰苦奋斗上一两年，静待形势转变。如果有幸能苟全存活，四方必定有勤王之师。若果敌兵继续进逼，仍应当取道走蜀，犹自可以保全。”
说着说着，刘茞放声大哭，左右侍臣也随之掉泪。
永历帝低头无语，随即命刘茞起草《罪己诏》，自责己之过失。
李定国也引咎自责，奏请奉还黄钺，削去官职，戴罪视事。
永历帝不同意，说：“是国之祸，王何罪焉！”只是给以降三级的名义处分，其他官员大抵降职署事。
二月初九日，清征南将军赵布泰和吴三桂会兵于镇南州（云南南华），十五日，进至玉龙关，一番激战过后，大败白文选，斩杀明兵四千余人，获象三只、马一百四十匹。
败退之中的白文选慌不择路，由河木和（澜沧江东岸，永平南），经右甸（昌宁），又退至镇康州（镇康北），进入缅甸境内的木邦。
李定国惊悉玉龙关失守，急派总兵靳统武率四千兵马保护永历迅速撤离永昌，自己率军断后。同时，又命人前往川东联络夔东十三家，要他们火速西上，进攻重庆，以牵制清军。
在一片混乱中，又有一批官员逃散，如大学士扶纲、户部尚书龚彝、礼部侍郎郑逢元、兵科给事中胡显、御史陈起相、吏部文选司主事姜之琏等。
工部尚书王应龙感觉自己年纪大了，逃不动了，对儿子说：“我本草莽微贱，蒙恩授职，官至司空。先不能匡扶社稷，今不能患难从君，尚可觍颜求活人世乎？”言毕，自缢殉国。
儿子看父亲这样，就哭着说：“父殉国难，子成父忠。”也跟着上吊自杀了。
二十八日，吴三桂、赵布泰等部进入永昌，而永历君臣已经逃至腾越（今腾冲）。
吴三桂、赵布泰等部没在永昌作任何停留，率部紧追不舍，追至澜沧江，铁索桥已被明军烧毁，不过，这根本难不住吴三桂等人，他们下令士兵扎筏过江。

79 磨盘山之战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二月（明大统历闰正月）二十一日清晨，清军渡怒江。
怒江江面并不算宽，但波涛汹涌，每年清明至霜降期间有“青草瘴”，连当地土人也畏惧。现在是二月底，清军过江时，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惊恐异常。
过江二十里，有一磨盘山（腾冲与龙陵之间），属高黎贡山南段，位于怒江西岸，是该地区的一座穹岭，高四百里，涉巅可望遥望昆仑，视星宿海仿佛就在咫尺之间。
吴三桂到了山上，举目四顾，但见太阳初升，群峰丛峙，林木茂密，唯见磨盘山高矗其间，一条羊肠小道，窔箐屈曲，仅容一骑通过，地形险要。
这，分明是一个适合打伏击战的地形！
吴三桂越看越心惊。
赶紧勒马细察，险道上悄无一人，地上倒是留下许多杂乱无章的足迹，显是明朝君臣、兵马逃命时留下的。
四周寂静无声，偶有鸟雀飞来，发几声欢愉的啼叫，越发显得荒山寂寂，平林漠漠。
吴三桂还是不放心，吩咐大军原地休整，连遣数拨斥候前往侦察。
几拨斥候均未发现任何异常，吴三桂才整军继续前进。
不过，他仍不敢大意，命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鱼贯而行。
行过一段路，开始登山，持续不断，上山的已有一万二千余人，仍看不出有伏兵的任何迹象。
至此，吴三桂才渐渐放下心来。
试想想，自己从四川打到贵州，从贵州打到云南，又从云南打到这儿，何曾遇上过明军像样的抵挡？
而且，玉龙关前的一仗，打得白文选部丢盔弃甲、落花流水。
现在的南明军队，已经将无斗志、兵无战心，还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地到了山顶，在山顶上俯瞰，但见先头部队已走出了好远，哪儿有半个明军的踪影？而后面的部队还没走近山脚。
永历君臣肯定是逃入了前面的腾越州，队伍行进速度这么慢，只怕又要被他们脱逃。
吴三桂不禁有些焦躁，大声呵斥、催促部队加速前进。
突然，前面有一阵喧哗，士兵很快扭送来一个明将装束的人，此人自称是永历政权大理寺卿，叫卢桂生，说是要报告重大军情。
什么军情？说！
卢桂生当即向吴三桂透露一个惊天大秘密：磨盘山上有明军伏兵！
什么？有伏兵？！
吴三桂吓了一跳，急传令停止前进，四下环顾，仍是一片静悄悄。
莫非？吴三桂盯着这个叫卢桂生的人看，有些不信。
但他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命炮兵对着周围的沟莽树丛开炮，同时，弓箭手用箭矢猛射。
一时之间，两旁丛莽中矢炮雨下。
炮声停歇，周围还是寂然无声。
吴三桂心头有气，正要冲卢桂生发作，突然，两面号炮声齐作，无数明军呼喝着冲杀出来！
磨盘山上的确有明军伏兵！
原来李定国自率精兵后撤至磨盘山，发现此山雄峻险要，山圆环弯曲，极适合设伏，想着自己这一两个月来被清兵穷追猛打，已经山穷水尽，再无立足之地，不由得痛恨不已，虽说利用这样的雄山峻岭设伏，敌人不容易上钩，但清军连战连捷，俗话说，胜兵必骄，他们为了争功，抢先前进，一定不复有戒备之心，在此设伏，一定可以得手！
主意打定，大军翻过了山岭，李定国便下令在岭后橄榄坡扎营。
考虑到磨盘山距腾越太近，为防万一，李定国又派人请永历帝及大本营不要停留，继续后撤到边界之外。然后，从容布阵，准备在这儿跟清军练练，一洗耻辱。
李定国实在不负战神之名。
他的埋伏圈设置得既精致又密不透风。
他因地制宜，设栅数重，安下三道伏兵；以泰安伯窦民望部为“初伏”；广昌侯高文贵部为“二伏”；总兵王玺为“三伏”。每一道埋伏，设伏兵二千，总设伏兵六千。约定在清军全部进入了三伏后，发号炮为令，三伏并发，首尾横击，必无一骑逃脱。
李定国对这次伏击战相当有信心。
这信心不单单来自对自己士兵作战能力的估计，还来自自己的设伏艺术，当然，最主要的是他摸准了尾随清兵累胜后的贪功心理。
正是主客观方方面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分析透了，他才神色怡然地坐镇中军，静候佳音。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可恶可恨的内奸卢桂生把李定国的伏击计给卖了！
窦民望部所设的“初伏”伏兵因为没有出战号令，只能死死伏定在草丛中，任凭清军的枪炮与箭矢袭击，无数士兵，悄无声息地死去。
窦民望本来还想再等待，但眼见部众伤亡惨重，且清军已经停止了前进，不得已，发炮出战。
其时，吴三桂军只在明军“初伏”的伏击圈内，而负责“初伏”的明军已在清军先前的炮火和箭雨中减员殆半，“二伏”、“三伏”的明兵也只得次第发炮，冲出搏杀。
于是，好好的伏击战被迫演变为短刀相接的肉搏战，双方刀起枪落，你来我往，血肉横飞，杀声震天，霎时，尸如堵墙。
窦民望乃是明军中出了名的悍将，每临阵，必饮酒数升，杀得兴起，就会将身上的兜鍪脱掉，活脱脱的猛张飞再世。
这次，在领命设伏时，他豪气万丈地说：“我姓窦，而山名磨盘，天下有豆入磨而不腐者乎？今日是我死日也！”
此刻，他口中狂呼杀鞑子，手上不停，挥刀奋击，如同砍瓜切菜，手刃百余人，凶悍异常。忽被流弹击中，血流如注，仍然挥刀猛砍，直至战死。
战斗未打响前，李定国踞坐在山巅，听到清军炮响，正惊异不定，忽然有飞炮落在身侧，炸溅起的土块泥块污了一脸。
紧接着，明伏兵被迫出阵，人自为战，李定国才明白原先的部署已经被打乱，自己再也无从统一指挥，但他并不退走，仍然据险督战。
激战从卯时一直持续到中午，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山上山下，僵尸堵垒，断臂断腿委山谷皆满，山林川涧，尽成赤红。
据《庭闻录》所记：“时伏兵仅六千人，我兵（指清兵）上山者已万二千余；及搜伏兵，矢炮两发，伏兵不得号，不敢发，死于林箐中者三分之二。号发而起仅二千人，而我兵（指清兵）上山杀戮尽绝。”
吴三桂的一条腿明明已经踏到鬼门关关口了，因为清征南将军赵布泰部、多尼部先后赶到，并迅速投入战斗，总算救了吴三桂一条狗命。
明军伤亡惨重，已不能战，悲愤交加的李定国悲愤只好且走且战，率残部追寻永历帝去了。
此战，明军六千伏兵仅余二千余人，将领窦民望、王玺等战死。
不过，清军方面损失更大，吴三桂部属，自都统下，固山额真沙里布、祖泽润等十八名将官及辅国公干图、扎喀纳等战死，凡已上山的清军无一生还，损失精锐近万人。
清廷事后追究败军责任，出征诸王及诸大臣均难逃罪责：多尼罚银五千两。多罗平郡王罗可铎罚银四千两、多罗贝勒杜兰罚银两千两、都统济席哈革去一拜他喇布勒哈番并所加级、副都统傅喀、莽吉图、克里格各革去一拖沙喇哈番。所罚银两，一部分给被诬“战败”而受一百鞭之罚的前锋护军等人，其余交户部收存。征南将军赵布泰罪行更重，被判成死刑，后清帝予以赦免，却革去一切职务为民。穆成格则处以革参领职、鞭一百、籍没家产的处罚。
李定国在兵势已如强弩之末时，仍然能够组织和指挥这样一场勇猛的阻击战，给予占有明显优势的清军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证明他不愧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军事家。
数年之后，当刀光剑影已经黯淡，当鼓角铮鸣已经远去，当大明王朝已经成为历史。遗民刘彬曾到磨盘山凭吊战场，缅怀先烈，他仰视夜空辰星，耳听松涛阵阵，不由得悲从中来，情难自抑之余，赋诗一首，云：
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
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用日色鲜。
吴三桂与赵布泰等追到腾越，又往西追击一百二里，一直追过了南甸（今梁河）至孟村，已到了中缅边界，遍寻不见永历君臣的踪影，鉴于磨盘山的教训，且粮草难于接应，于是，不再穷追，悻悻撤回省会昆明。
李定国在撤离永昌前曾命人前往川东联络夔东十三家，要他们火速西上，进攻重庆。很快，夔东十三家的兵马在永历朝廷大学士（督师阁部）文安之的带领下，也按照李定国的指示调遣精兵十六营乘船溯流而上，猛攻重庆。
但同样是因为内奸的出现，功败垂成，被迫顺流东撤。
这样，不但李定国指望夔东明军反攻重庆以牵制清军的计划流产，夔东十三家原先所据有的忠州、万县地区也在清军的追击之下丢失。并且，李定国所部明军与夔东明军从此天各一方，再也联系不上了。
而基本在同一时间，郑成功发现清方的绝大部分兵力源源不断地开赴西南，觉得这是扩大自己势力的大好时机，于是，率领主力乘船北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长江战役。
很可惜，该战役，风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最终以失败草草收场。
南明历史，已经接近了尾声。

80 永历入缅（一）
实际上，云南、贵州虽遭此重创，但南明军队数量仍颇然有很多。
据清经略洪承畴疏报：除了李定国、白文选、祁三升、沐天波、高文贵、靳统武、杨武、梁杰、吴子圣、吴三省、郭尚贤、王国勋等在云南迤西边境地区外，还有广国公贺九义带领伯、将军、总兵李承爵、雷朝圣、黄元才、王三才、张国用、赵得胜、杨成、彭应伯、何起龙、阎惟龙等部从临安府撤至当为元江府边界；另外有马宝、马惟兴、刘镇国、高启隆等领残兵奔逃于丽江边、都督邹自贵、马得鸣等领残兵奔逃于顺宁府边外、李如碧等领残兵奔逃于云龙州边外、廖鱼等领残兵奔逃于澜沧边外。
主要是清军来势太快，而南明的军队派系丛立，互不统属，缺乏过硬的指挥中心，所以，退兵时，大家一窝蜂散去，难以集中兵力对清军进行有效的反击。
一代战神李定国的悲剧就在于这。
且看，他在昆明练兵三万，初上战场，就所向无敌，下桂林、战衡阳，两厥名王，名噪天下。
可是，自广东失利后，所练精兵，损失殆尽。
虽然自入驰安龙后，陆续收集了一些兵众，但，这些兵众多来自孙可望的部队，也就是李定国口中所说的“秦兵”，显然，这些所谓“秦兵”的忠诚度和作战力都是打了折扣的。
所以，无论是守贵州还是撤云南，李定国指挥起这些军队来，总会有种心力不逮的感觉。
直至磨盘山一役，全部投入他入主昆明后一直带在身边的嫡系部队——也即是他口中的“晋兵”，这才狠狠地出了口恶气。
不过，这一战，“晋兵”伤亡大半，李定国的血本几乎拼光。
从磨盘山撤退下来，彻底与永历失联了。
当地有知情人说，永历帝已经西行，估计快到茶山与缅甸之间。
李定国考虑到后面追兵太急，即使自己追上了永历帝也难以对其展开有效的保护，不如先将敌人引开，以后再作打算。于是，对手下将士说道：“君臣皆死无益也。姑他往，以图再举。”当即改奔孟定（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西之勐定街，很多书多讹作孟艮）而去。
李定国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么一转念间，他和永历从此就天人两隔，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且说，那天晚上，即二十一日夜，永历听从了李定国的建议，与随从离腾越往南而行，经南甸，又行两日，行至布岭，对李定国方面的消息一无所知。二十四日晚上，总兵杨武突然赶到，向永历报告：磨盘山恶战之后，李定国已往孟定方向而去。
永历与随从一听，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方寸大乱，担心后面清兵追来，连晚饭也不敢吃了，赶紧起身，连夜赶路。
这一来，人心惶惶，惊恐不定。
各营兵士心生绝望，不少人在夜幕笼罩下偷偷做了逃兵。
永历君臣在夜色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群臣妻子不相顾，乱兵乘机劫掠，火光烛天，惊扰奔窜，大家惊得团团转，转了一夜，到了天亮，才发现自己迷路了，又回到了头天造灶炊饭的地方。而永历的贵人、宫女已失过半。
人心一散，队伍就不好带了。
永历看将吏士兵走的走、逃的逃，悲苦万分，不知如何是好。
马吉翔提出，现在只能进入缅甸才能避过清军追杀之难。
永历也觉得实在是无路可走，于是同意投向缅甸，暂时安身。
二十八日，永历一行赶到中缅边境的铜铁关（指铜壁关和铁壁关），护从将领孙崇雅突然狂性大作，纵兵大肆掳掠，劫夺了不少随行物资，扬长而去。
而在将要出关时，护从大将平阳侯靳统武拒绝入缅，率其部属弃永历而去。
永历无可奈何，只好任其远去，自己继续率余众入缅。
二十六日正午抵达曩本河，距缅关十里，入了缅关，便是异国他乡了。
对永历一行的绝大多数人而言，缅甸绝对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大家莫可名状，都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倒是黔国公沐氏一家世代镇守云南，云贵各土司，远至缅甸，无人不知，无人不敬。
基于这一点，沐天波自告奋勇，先行入关晓谕。
守关缅兵得知是沐天波来了，纷纷下马以礼相待。
缅方弄清楚了永历前来避难的来意，全都面露难色，最后，虽然同意入境，但提出了条件：“必尽释甲杖，始许入关。”
平心而论，缅甸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你一个天朝皇帝，突然带了这黑压压一大群提枪带刀的人入境，说是避难，谁知你暗地里安的是什么心。
永历犹豫了一下，只好同意，一时间，卫士、中官所解下的弓、刀、盔甲、器械山积关前。
二月二十九日，永历和他的随从人员到达蛮莫，当地缅甸土官思线前来迎接，双方互致友好，永历帝赐给了金牌、缎帛厚礼。
在蛮莫，黔国公沐天波、华亭侯王惟华、东宫典玺太监李崇实三人向永历提出：“此地已属缅甸边境，我们尚未深入。我等如果将文武将士一分为二，一半随皇上入缅，另一半引导太子入茶山调度各营，即皇上在缅甸也还有外援可以倚仗。不然，大家一同深入夷穴，内外不通，最终会被活活困死在里面。”
的确，现在入缅，是寄人篱下，将全部身家性命都交给了缅甸来保护，如果缅甸对明友好，一切都好说，但如若缅甸对明的态度有什么改变，则什么都完蛋了。
永历帝觉得沐天波等人所说有理，准备安排太子前往茶山。
可是，太子才十岁，中宫王氏哪里舍得爱子远离？
在王氏看来，大人都搞不定的事，凭什么要一个孩子去搞？
所以，她坚持不肯。
三十日，永历率众继续前行。动身前，因担心清军蹑踪而来，永历请求蛮莫土官思线伐木塞途，将来时的道路堵死。
思线拿着鸡毛当令箭，等永历一转身，就率众对关内外山箐大行搜括，由于并没有清军追来，他所遇上的全是那些心急火燎、一心追驾、伴驾的明朝官员。思线不管，一律加以拘捕，抄没随身财物，身强力壮者杀害于关前沟下，老弱者散给各土寨令其舂米，被折磨而死的即投入江中，销尸灭迹。
三月初二日，永历等人至大金沙江，江水汹涌，正苦无船只渡江，缅甸国王慷慨派船来接。
但缅甸国王说了，缅甸国小民弱，能力有限，所提供的船只只有四艘。
船只不但数量少外，还特别狭小。
永历没有办法，只好挑选随从官员六百四十六人扈从三宫女眷走水道南下；剩下的九百多人由总兵潘世荣保护骑马走陆路。
缅甸国王派来的四艘船装不下六百多人，但入缅的马匹只有九百多匹，走陆路就没马骑了，所以，走水道的官员中，很多人得自己出资雇买船只随行。
二月初四日，自己出资雇买船只的许多官员还没落实到船，马吉翔、李国泰等人就迫不及待地簇拥着永历帝登船了。
因于太拥挤，太后和东宫都没能挤上船。
太后站在岸边大骂道：“皇帝此时未至颠沛，即不顾亲娘耶？”
永历听到骂声，好不狼狈，赶紧传令下船。
这样，过了两天，初六日，总算凑齐了船只，这才开船南下。
三月十八日，船到井梗（地近当时缅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永历吩咐泊舟暂驻。
听说天朝皇帝离都城阿瓦不远了，缅甸国王于二十四日派人邀请两位明朝大臣过舟会面。
按理说，明朝是宗主国，但现在却是落难逃奔，如何会见永历君臣而又不会发生礼节上的纠纷，缅甸国王颇伤脑筋。
所以，他并不出面接见明朝使臣，只派汉人通事从中传达信息。
明朝的使臣是马吉翔之弟马雄飞、御史邬昌琦，他们拿着永历的敕书给通事宣谕了“南幸之意”。
通事细心，拿出明神宗时颁给缅甸的敕书与永历敕书进行核对，发现所盖玉玺大小稍有出入，于是对永历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任凭马雄飞、邬昌琦费尽唇舌也不能消除。
马雄飞、邬昌琦二人无奈，只好回报永历。
永历一听，惶惑无计。
幸亏，沐天波随身携有历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此印是有明一代云南藩府与西南沿边土司及接壤国家往来文书中所专用。
马雄飞、邬昌琦二人复携该印印文过江，缅甸当局对比之后才解除了疑虑，同意永历君臣暂居境内。

81 永历入缅（二）
走水道的永历一行算是得到了友好接待，但走陆路的总兵潘世荣一行就没这么幸运了。
潘世荣一行先于永历等人一日（三月十七日）到达缅都阿瓦城隔河对岸的达赭。
这九百多人、九百多匹马的突然到来，引起了缅甸国王极大的不安，他对臣下说：“此等非避乱，乃是阴图我国耳！”发兵袭击，砍伤砍死了不少明朝将佐官吏，失去了抵抗的全都强逼为奴，分到各寨住户人家，供其主人役使。
这些明朝官员在莫名其妙间就被整得妻离子散，家产荡尽，失去了人身自由。
一些人气愤不过，干脆一死了之。
其中，内使江国泰、总兵姜承德、通政司朱蕴金等人就自缢死于树上。
有一些人在缅甸的屠杀和劫掠中逃出，但资财被夺，身无分文，只能沿江乞讨，最后流浪入了暹罗（泰国）。
其中，明宗室岷王之子为首的八十余人，就是漂泊到暹罗去了。
一个多月后的五月初七日，缅甸当局才把永历帝及其随从由井梗移到曾经悬挂着江国泰、姜承德、朱蕴金等人尸体的地方——赭。
在凶杀现场的原址上，缅甸人用竹子围造了一座“城”，城中里面建草房十间，以和为永历的宫垣。其他随行官员“自备竹木”建房，为其栖身之所。
这样，永历君臣在缅都阿瓦城郊的赭地过起了流亡生活。
缅甸当局虽然同意永历入境避难，但自始至终都没有给予正式的官方接待。
缅甸国王和永历帝一个住在城里，一个住在城外，近在咫尺，却从没见过一面。
开始，缅甸当局还是提供了一些援助物资的。
永历君臣仍以宗主国自居，称赞其“进贡颇厚”，永历帝看了看自己携带积储，想回赠一份厚礼，也就是史书上常提到的“赏赐”，但缅甸官员却以“未得王命，不敢行礼”拒绝了。
永历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也只好算了。
永历入缅，自以为躲过了清兵的追杀，可以长命百岁、快乐地生活下去了。
这其实是个下下之策。
且不说弱小的缅甸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提供应有的保护，你永历政权号称是大明正朔，就应该负担起复兴重任，现在，你这样无声无息地躲了起来，躲到了蛮荒异域，不但消失于全国所有抗清队伍的视线之中，也消失于全国人民的视线之中，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为你已经死了，不存在了，就会解除了与新兴清朝的武装对抗，自动融入清朝统治下的社会中去。另外，你带领了这一票本应为复兴大业出谋划策的人马到这儿一躲，这些人马无事可做，终会过上醉生梦死的偷安生活，不可避免地从沦落走向灭亡。
事实也正是如此。
永历君臣在缅甸安顿好不久，便陆续有大批南明兵马投降了清廷。
先是四川乌撒军民府土知府安重圣、云南景东土知府陶斗、蒙化土知府左星海、丽江土知府木懿等及各土州县对明朝心生绝望，派人携降书入昆明。
接着，闰三月十八日，南明延长伯朱养恩、总兵龙海阳、副将吴宗秀等，引兵自四川嘉定出建昌，千里迢迢前往云南求降。
不久，德安侯狄三品、艾能奇的儿子艾承业、张明志、丁有才、总兵冯万保及白文选部将王安等人也引兵从建昌出降，狄三品将坚拒不降的明庆阳王冯双礼捆绑起来，上呈清廷以邀功。
四月十一日，原明副将孙崇雅、游击陈报国、郭之芳、张玉、叶世先、张应虎等则引兵自南甸出降。
五月十六日，原明叙国公马惟兴、淮国公马宝与将军塔新策、李贵、焦宏曹、贺天云、曹福德、单泰征，还有已故汉阳王马进忠之子马自德，他们携众四千三百三十七人、马一千四百七十一匹，渡澜沧江出降。
五月二十八日，原明公安伯李如碧、宜川伯高启龙，总兵刘镇国、都督佥事王朝钦，各率两千余人、马三千匹，自丽江边外出降。
这之后，孟津伯魏勇袭、永昌侯张应井、岐山侯王会、总兵杨成、赵武、邓望功、万致元、王敬、韩天福、王朝兴、旷世宰、胡九鼎等率众四千一百一十五人降。
还有，南明永历政权东阁大学士张佐宸、户部尚书龚彝、兵部尚书孙顺、侍郎万年策、大理少卿刘泌、兵科给事中胡显降清。
总兵杜子香及属下一批官员缴印扎求降，叙州、马湖二府平定。
八月初，将军都督杨国明率众千余人出降。
下旬，扬武伯廖鱼率兵六百、马一百五十匹出降。
九月末，将军杨武、刘启明率官吏九十人、兵三千八百九十六人、马两千两百匹、象四头自腾越边外出降。
……
总之，自永历入缅后，永历政府留在云贵或四川的余部如水之归海，纷纷投向清政权。
这标志着永历小朝廷已经土崩瓦解，罕有再起之机。
而在缅甸的永历文武诸臣，因闲极无聊，日日以酣歌、纵博为乐。
缅民前来贸易，文武官员短衣跣足，混入缅妇之中，席地坐笑，毫无顾忌，大失天朝体统。
一些缅甸人士目睹其丑，鄙夷万分，私下说道：“天朝大臣如此嬉戏无度，天下安得不亡？”一个汉人通事实在看不过眼了，说：“我看这几多老爷越发不像个兴王图霸的人。”
羞愧之余，永历决定安排点事给这帮人做，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小朝廷的安全和体统，他让这些人轮流巡夜。
结果，这些人就借巡夜的机会呼朋唤友，三五成群，张灯高饮，彻夜歌号。
这年八月，永历左脚患病，日夜呻吟，想着前景渺茫，思虑万千，愁肠百转，一筹莫展。
然而，群臣却不闻不问，视若不见。
中秋之夕，大学士马吉翔、司礼监李国泰聚集在皇亲王维恭处豪饮。
王维恭家养有一个广东女戏子黎应祥，马吉翔、李国泰要她歌曲侑酒，黎应祥流着眼泪说：“上宫禁咫尺，玉体违和，此何等时，乃欲行乐。应祥虽小人，不敢应命。”
王维恭大为败兴，操起棍子照着黎应祥的头面就打。
伤病中的永历听到哄闹哭泣之声，真是又气又苦，派人前往制止。
这边马吉翔等人饮酒作乐，那边绥宁伯蒲缨、太监杨国明等人设局开赌，呼幺喝六，热闹非凡。
永历命锦衣卫士前往驱赶，这些人赌兴正浓，根本不把皇帝圣旨放在眼里，喧啸闹乐，“争赌如故”。
当然，最过分的还不是这些。
九月间，缅甸国王给永历君臣送来了一些新收获的稻谷。
永历指示将这些稻谷分给随从官员中度日艰难的人。
马吉翔却不由分说，全部据为己有，谁跟自己要好，就分给谁，又恢复了当年马皇帝的威风。
总兵邓凯打抱不平，指责道：“时势至此，尚敢蒙蔽上听。升斗之惠，不给从官，良心何在？”
马吉翔气怒之下，命人将邓凯乱棍打出。
邓凯一条腿被打断，几乎老命不保。
到了九月，马吉翔、李国泰向永历帝诉说廷臣和随从人员生活困难，有的人已经断炊，意思是要永历帝拿出私房钱来救济大家。永历帝已经流落到异国他邦，并屡经劫难，哪里还有什么私房钱，只好把黄金制造的国玺扔到地上，让他们凿碎分了算了。
典玺太监李国用叩头道：“臣万死不敢碎此宝！”
马吉翔、李国泰却笑嘻嘻地真的把国玺凿碎，分给各臣数钱至一二两不等。
此事说明马吉翔、李国泰等人已经不把永历帝当回事了，永历小朝廷已经名存实亡。

82 最后的徒劳
李定国到了孟定后，多方寻访，一直打听不到永历的消息。
幸亏，他之前专门安排了靳统武负责保护永历皇帝和朝臣、家属。永历入缅当日，靳统武眼睁睁地看着永历接受了缅方解除武装的要求，他既不敢阻止皇帝的行动，又不愿自动解除武装流亡异邦，因此，他带领着部下兵将由铜壁关返回，找到了李定国。
李定国听说圣上已经入缅，不由大吃一惊，有心前去接驾，但又顾虑重重。
二月十五日，巩昌王白文选部由雪山平夷攀崖附木来到陇川，李定国派人去与他联系，两军相会于木邦。
李定国说：“主上入缅，敕汉兵入关。我若深入，恐生不测，万一清兵有警，此地无险要可御，莫若妥择边境，屯集作后图。”
白文选却认为迎驾回国才是当务之急，自告奋勇，引兵入缅。
于是，两人分工合作，李定国率所部从孟定抵猛缅驻扎，负责召集流散各处的溃众，而白文选率将士入缅寻找永历。
不久，白文选领兵进至缅境地区的磨整、雍会。
由于天气炎热，大部队转移困难，白文选命令部下卸甲解鞍，在树林中休息，只派出两名使者找寻缅甸地方官，告之他们自己这次入缅的目的只是为了接回永历皇帝。
哪承想，缅人先前看见蛮莫缅甸土官思线劫掠落单的明朝人员屡屡得手，一直垂涎眼馋，这次，看这两名使者势单力薄，就起了歹意，意图谋财害命，将这两名使者残忍地杀害了。
白文选久等不到两名使者的回音，又派十名骑兵出去打听。
这十名骑兵同样遭到了缅兵的击杀。
这时候，非但缅兵，即便是缅甸官员，在他们看来，南明皇帝都要来寻求庇护，即明朝的军队无非是一些散兵游勇，不杀白不杀。
杀了这十名骑兵，夺了马匹，听说前面树林里还有大量马匹，不由欢天喜地地纠合了百来人前来抢夺。
这下，撩拨到虎须了！
白文选喝令将士上马出击，三下五除二就把这群抢马贼杀得死的死、伤的伤，直追至大金沙江江边。
大本营的缅兵缅将气得哇哇直叫，操刀抡棍，数万人倾巢而出，黑压压在江对岸列阵，准备迎战。
白文选毫无惧意，命令部下士卒砍伐树木编造筏排，渡江作战。
缅军仗着人多势众，一点也不把明军放在眼里。
缅甸主事大臣变牙简说：“汉人无状，然亦不多，须俟其尽渡，然后扼而尽歼诸江中可也。”
明军撑着木筏一齐争渡。
才渡过一百多骑兵，白文选在对岸下令吹起进击号角，百骑一鼓而前，挥刀猛砍，缅军的阵脚一下便乱了。
白文选率主力次第渡河，全面进攻，缅军望风而溃，死伤兵万余人。
缅甸当局这才知道明军不是好惹的，赶紧收兵入城据守。
白文选有心攻城，又怕逼得缅甸人太急，他们会害了永历等人的性命，传令收兵。
缅甸官员派人质问永历：“尔到我家避难，为何杀我地方？”
永历帝看他问得没头没脑，不知道是白文选前来迎驾，莫名其妙，说道：“既是我家兵马，得敕谕自然退去。”
随即，永历帝便派官员赍带敕令由缅人带着前去遣退来兵。
缅甸当局生怕永历使臣与白文选见面后会说出自己此前残杀明朝官员的卑劣行径，便打发回永历官员，另行派人将敕文送往白文选营。
白文选得了敕文，同样不得要领，但圣命难违，当天退兵了。
四月，明将广昌侯高文贵、怀仁侯吴子圣也曾率领兵马入缅迎驾，他们所走的道路与白文选不同，基本就是沿永历帝当初所走的路线。
他们才到蛮莫，就遭到了缅军的阻止。
高、吴二将可不像李定国、白文选那样瞻前顾后，直接发兵进攻。
缅军抵挡不住，又向永历帝索要退兵敕令。
永历君臣这时在缅甸刚过上一段安定的日子，燕雀自安，厌倦了被清军追来赶去的日子，就依请给了敕令。
高文贵、吴子圣接到谕旨，也不敢将“接驾”之举演变成“劫驾”，只好被迫退兵。
高文贵忧愤于心，不久病死。
永历皇帝甚至在马吉翔和太监李国泰的怂恿下发出敕令给缅甸各守关隘官员说：“朕已航闽，后有各营官兵来，可奋力剿歼。”
但李定国、白文选等人还是不死心，三番五次派遣使者或派兵前来迎接永历君臣。
1660年（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九月，白文选率领兵马一直推进到缅甸都城阿瓦附近，距永历所在井梗仅六十里。
缅甸国王听说明朝官兵又来了，大感恐惧，派人知会永历，要他下令阻止。
这时候，缅甸政府对永历君臣已经越来越不友好了。
其实，想想也不奇怪，你永历君臣的出现，已经打破了人家原有的平静，打乱了人家原有的生活规律，你们又不从事任何生产工作，每天除了吃就是拉，除了制造出许多噪声、粪便、生活垃圾，严重地污染了环境之外，还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甚至，因为你们的到来，人家淳朴的民风都被带坏，游手好闲、嫖娼偷盗的人数增多，赌博斗殴、持刀抢劫的刑事案件数不断攀升，人家怎么会欢迎你？
但最主要的还不是这，最主要的是，你们是中国新政府的国家一级战犯，人家收留着你，就相当于收留了一颗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人家能欢迎你吗？
八月十三日，缅甸国王派人来请黔国公沐天波过江参加十五日的缅历年节时，缅甸君臣就强迫沐天波脱掉明朝衣冠改换上缅甸民族服装，光着脚，跟随在缅属小邦使者后面一同以臣礼至缅王金殿前朝见。
受此大辱，沐天波一回来，就抱怨说：“三月在井亘（吉梗）时不用吾言，以至今日进退维谷。我若不屈，则车驾已在虎穴。嗟乎，嗟呼，谁使我至此耶？”说着说着，竟然情难自抑，大哭起来。
所以，很多人都请求永历趁这机会跟随白文选离开缅甸。
已经跛了一条腿的总兵邓凯和另一个名叫任国玺的官员主动请缨，愿意前去联络白文选。
马吉翔看着邓凯的伤腿，担心他们向白文选揭露自己的劣迹，便千方百计进行阻挠。
他暗中向缅甸人搬弄是非，说：“此二人无家，去则不还矣！”
缅甸人也因此担心邓凯两人会把自己国内兵力的虚实报告给了白文选，会给自己带来不利，便制止了两人的行动。
这样，永历君臣失去了与白文选的联系。
缅甸当局又要求永历帝发敕书退兵，白文选也不敢逼迫太紧，只好拔营而回。
不久，永历朝廷收到了李定国的迎驾疏和致廷臣书，其中写道：“前此三十余疏，未知到达否？今此缅王相约，何地交递？而诸公只顾在内安乐，全不关切出险一事，奈何？奈何？”
1661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白文选托缅甸人秘密送上奏疏说：“臣所以不敢连破缅者，恐缅未破而害先及于皇上尔！为今之计，令多方委蛇，使缅送驾出来为稳著。”
这时的白文选已经和李定国约定了攻缅日期。
而李定国刚刚和庆国公贺九仪部万人会师，军声复震。
所以，他们有信心攻克缅甸，救出永历，“以成恢复中原之举”！
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李定国收买了缅人，给永历送去密信，信中说：“臣等兵不敢深入者，激则生内变也。谕令护从出关方为上策，何诸臣泄泄不以为意也！”然后大造浮桥，准备渡锡箔江迎驾。
这次，他们的营地已推进到距永历居地六七十里处，可惜行动被缅人侦知，浮桥被毁掉。
暗渡不行，只好强攻。
李定国、白文选发兵强行渡江。
缅人集结起十五万人迎战，其中，有巨象千余头，兼有枪炮，横阵二十里，鸣鼓震天。
明军兵力不及缅兵十分之一，武器唯有长刀、手槊、白棓而已。
李定国激励部众奋战，大败缅兵，歼灭缅兵数以万计。
明军渡过锡箔江，临大金沙江，与阿瓦城隔江相望。
四月，李定国向缅人发出通牒，要求缅人提供象马粮糗、并借道给自己入觐永历。
阿瓦城是缅甸的都城，缅甸人岂肯轻与？
他们断然拒绝，据险设炮，加强防守，并把沿江所有船只烧掉，以绝明兵渡江之望。
李定国只好发动士兵设厂造船。
缅甸人倒不笨，他们一面连续出动军队从正面牵制明军，一面分遣奇兵偷袭船厂，让明军的造船计划迟迟不能完成。
随着时日的推迟，明军出现了后勤供应不上问题，且天气炎热，很多士兵水土不服，疾病流行。
这样下去可不是计。
李定国只得暂时回军驻于亦渺赖下，白文选则退回到锡箔江据守。
就在李定国、白文选与缅甸纷争正烈之时，清军的行动悄然展开了。

83 吴三桂的“三患二难”疏
清军在初定云南期间可以生龙活虎地撵着明军的屁股追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托永历的福，因为，永历逃离昆明时，给他们留下了可供十万大军半年之需的粮食。
可是，这半年时间一过，清军就撑不住了。
要知道，无论云南还是贵州，地多丘陵、土多贫瘠，物产本来就不丰，经过这场大规模战事，百姓流离失所，地方破坏严重，筹集粮草非常困难。
此外，满洲兵将来自关外苦寒之地，难以适应西南边陲气候。
顺治十五年春天一过，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征南将军赵布泰等人天天叫苦不迭，闹着嚷着要班师回京休息。
可以说，撤返大批满洲兵将，已经成了必然。
但考虑到必须斩草除根，清廷通过兵部会商，由经略洪承畴负责西南总体部署，多尼下固山额真宜尔德负责镇守省会昆明，任平西王吴三桂为统帅，以汉军和绿营兵为主，会同固山额真卓罗带领的少数满洲兵入缅擒捉明主。
受此重任，洪承畴不喜反忧，因为他知道，以现在清廷的财力论，根本不足以支持大军向缅甸进兵接。
他上疏备陈云南地方“蹂躏至极，兵火残黎，朝不保夕。粮米腾贵，买备无出，军民饥毙载道，惨难见闻”，又称李定国等“逃窜猛猛、孟艮等处”，“而各路土司、伪营残兵各私受定国伪札、伪印，歃血立盟，伺隙起衅，已屡见告。兹若一闻大兵西追，势必共思狂逞，避实突虚，以复窜内地。彼时追剿大兵相隔已远，不能回顾，而云南大兵又以驻扎省城，未能远追，倘致巨逆窜逸，所关匪小”。所以，认定短期内不宜出兵缅甸，要进兵，起码得等顺治十七年秋收以后。
为了减少开支，他建议：只留部分精锐满兵由卓罗统领驻扎省城，吴三桂的军队则分驻于迤西永昌、顺宁、云州、景东各要害处所，以防残明势力出现反弹。
一句话：“须先有内安之计，乃可为外剿之图。”
这么一来，从顺治十五年到顺治十六年两年内，西南并没有大的战事，避难于缅甸的永历等人暂时是安全的。
当然，洪承畴使用了许多下流龌龊的手段或恫吓，或诱使，恩威并施地逼迫缅甸当局主动交出永历、沐天波等人。
但这一手段并未收到如期效果。
顺治十六年十月，洪承畴左眼失明，右眼严重白内障，无法视事，只好解除了经略职务，返京调理养病。
接替洪承畴剿捉永历、总管云南军民事务的是吴三桂。
吴三桂大权在握，脑子里面想的是继承明代沐氏家族世镇云南的地位，以“云南王”自居。
他在洪承畴回朝复命之前虚心请教“自固之策”，洪承畴的回答简洁有力：“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
于是，顿首受教的吴三桂就不能让西南局势继续沉寂下去。
他极力主张继续用兵，以扫灭逃入缅甸的永历帝和南明在云南一带的残余势力。
可是，清廷政府实在是有心无力。
虽说在顺治十五年已撤回了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征南将军赵布泰所部八旗精锐，但云南的军费开支仍然是全国之最，给财政造成了沉重负担。
据户部统计，单就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省该年的俸饷银高达九百余万两。
而以顺治十六年、十七年国家征收的课银为例，分别为二百六十六万六千二百三十两、二百七十一万六千八百一十六两。国家两年的课银收入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云南一年的军费开支！
这可是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残酷现实。
浙江道监察史季振宜就上奏痛陈云南军费之重，说：“如云南兵饷以千万计，闽、浙兵饷以百万计。今以滇南初服，委之平西王，令其便宜行事。该藩兵力原厚，而满洲、绿旗兵丁复屯数万，其间更番往来，经历数省，供亿夫船粮糗，所费不赀，其不独云南困，而数省俱困矣。”
是啊，云南之外，其他各省驻军也同样在不断伸手要钱，朝廷怎么吃得消！
为此，户部专门做了详细报告，说：政府目前“国赋不足，民生困苦，皆由兵马日增之故”，且云南所需粮饷尤多，“以致各省挽输，困苦至极。合计天下正赋，只八百七十五万余两，而云南一省需银九百余万，竭天下之正赋，不足供一省之用。该省米价，每石至二十余两，兵民交敝，所系匪（非）小。平西甲兵素称精锐，今或撤满兵，或酌减绿旗并投诚官兵，应敕兵部酌议，务部永远可行”提出了裁撤兵员的建议。
随着时日的推移，清廷也觉得天下已经大定，逃入缅甸的永历帝和避入边境土司势力范围内的李定国、白文选等人不过是爝火余烬，再假以时日，自然自熄自灭，无须再耗费兵马粮草予以征剿。
于是，清廷不但不同意吴三桂的用兵之举，还准备将云南的全部满洲八旗兵撤还京师，再裁减两万绿旗兵。
吴三桂大惊，赶紧上疏大谈特谈必灭永历的理由，说：“逆贼李定国挟永历逃命出边境，使得云南虽然已经收取但云南的局势尚未结束。边境的隐患一日不消除，则全国的兵马一日不得安宁，军费越是浩大繁重，则我们的考虑就越要周详迫切。”
在疏中，他着重分析了“三患二难”：
一患，永历藏身于缅甸，李定国、白文选等人分驻三宣六慰、孟艮一带，打着永历的旗号蛊惑人心，如果不趁云南新收、天威震赫之时大举入缅，一举将之根株，日后，永历和李定国等人立定了脚跟，整饬好败亡之众，窥探我国边防，时不时骚扰我们一下，等我大军迎战，他们就退走藏匿，等我撤兵，他们再卷土重来，所谓我来彼去，我走彼来，周而复始，永无休止，我们将陷于被动局面，疲于奔命，难于收拾。这是患在门户。
二患，云南土司反复无定，唯利是图。如若我军对永历避难于缅甸一事熟视无睹，则他们就会假托永庆的命令以号召内外各支蛮族部队，以高爵重禄以饵，发动叛乱，搞不好，就会烽烟四起，动荡海内。这是患在肘腋。
三患，从大明、大顺、大西各处投诚过来官兵，虽然已经做了妥善安排，但不见得这些人全都洗心革面。他们听说永历在缅甸养精蓄锐，难道就没有半点怀念和牵挂之想？万一边关有警，这些人起了复明之心，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患在腠理。
一难，兵马云集于云南，粮草问之民间，各省难以接济，当地难以征收，军队在云南难以立足。
二难，税赋太重，云南境内民不聊生，逃亡人数众多，政府在云南难以立足。
鉴于这“三患二难”，吴三桂的意见是：长痛不如短痛，必须速战速决，及时进兵，一战而定，早收全局。
当然，吴三桂为了煽动清廷当局出兵，他还在奏疏中对兵力的部署、粮食的筹备做了大量的预算和安排。
吴三桂的“三患二难”疏虽说是从自己获取“云南王”的私心出发，但其对形势分析还是颇合清廷当局者的心意的。
因为，只要永历帝及其太子尚在人世，则西南边境、东南沿海、夔东山区的抗清武装以及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势力在心理上就有所归依，大明王室的复兴希望就不会死。
所以，清廷经议政王、贝勒、大臣集体会议，同意了吴三桂的进剿之请，任内大臣、公爱星阿为定西将军，由户部拨给兵饷三百三十万两，领八旗精锐前往云南会同吴三桂进剿缅甸，并彻底清扫西南边陲的抗清势力。
吴三桂这才如释重负、笑逐颜开。
定西将军爱星阿未到之前，吴三桂向南甸、陇川、千崖盏、达车里等云南各土司遍发朝廷敕印，令他们协助朝廷大军兵剿永历。同时，又向缅甸发出通令，明确给出出师日期，要求缅方擒永历至猛卯相献。
按说，吴三桂声称要以十万狼虎之师入缅，弱小的缅甸人应该吓得屁滚尿流，乖乖捉永历来献才对。可是，顺治十八年三月，吴三桂派副部统何进忠、总兵沈应时、马宁等人率师到达了猛卯，居然久等不见缅甸来！
何进忠等人好不气恼。
气恼归气恼，偏偏他们还发作不起来。
因为，生长于北方的吴三桂并不了解西南边陲的气候变化，他所定的这个出兵日期不好。
春三月乃是一年一度瘴气弥漫季节，出兵是十分危险的。
何进忠等人只好含恨引军回师，报告说：“俟霜降瘴气消失，再大举进兵。”
那么，缅甸人是不是故意违抗吴三桂之命不遵，准备要与清廷为敌呢？
这事儿，说来话长。

84 咒水之难
且说，顺治十五年、十六年，李定国、白文选为了迎返永历，多次与缅方交涉，并不惜动用武力，战事一起，百姓涂炭。因内民众因此对国王大为不满，众口一词：“王迎入永历帝，是自招祸之源。”说永历是个不祥之人，留下他，只会祸害国家，祸害人民。吴三桂的通令来了，臣民们高呼万岁，认为这正是送走瘟神永历的最好机会，臣民们说，把永历交给吴三桂，就可以得到清朝的帮助，共同除掉李定国，保全国家。
缅甸国王虽然对永历不是很友好，却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因人之危而为之利，不义；且彼兵至也，天之所立，中土（中国）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之害，是逆天也。逆天不祥，不如且全之任彼后图。”
也是合该多事。
国王的弟弟莽猛白为了防御李定国的进攻，率众五万入都城救援，看国王与臣民不和，认定国王已经失去了人心，就起了歹心，将国王杀死，抢班夺权。
这件事，就发生在吴三桂约定进兵的时间上。
您说，缅甸人能赶得过来吗？
所以，何进忠等人在猛卯傻不拉叽地等了十几天，半个缅甸人的影子都没见着！
不过，何进忠引军回昆明后，莽猛白的使者也足不沾地地赶往昆明向吴三桂磕头道歉了。
吴三桂原谅了缅甸人，并给缅甸人许诺：“如果能把永历交给清兵，那么富贵可以立至！”
缅甸王莽猛白便开始提前展开行动了。
在他看来，要全须全尾地捉住永历，就必须先铲除掉永历周围的从臣，让永历成为彻彻底底的孤家寡人。
于是，他玩了一手“诱杀计”，派人去邀永历的大臣过河议事，准备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永历诸臣也已约略收到了一些关于清兵与缅甸勾结的风声，均推辞不肯赴约。
又过了两日，缅甸王莽猛白再遣使者，半邀请半威胁地说：“此行无他故，我王恐尔等立心不臧，欲尔去吃咒水盟誓。尔等亦便于贸易。不然断绝往来，并日用亦艰矣。”
沐天波等人还是拒绝不去。
沐天波先是指责对方一番，说：“尔宣慰司原是我中国封的地方。今我君臣到来，是天朝上邦。尔国王该在此应答，才是尔下邦之理，如何反将我君臣困在这里。”
然后直言相告：“尔去告与尔国王，就说我天朝皇帝，不过是天命所使，今已行到无生之地，岂受尔土人之欺？今日我君臣虽在势穷，量尔国王不敢无礼。任尔国兵百万，象有千条，我君臣不过随天命一死而已。但我君臣死后，自有人来与尔国王算账。”
马吉翔、李国泰却心存侥幸，认为蛮俗敬鬼重盟誓，还是去一趟比较好。
在他们俩人的帮助劝说下，沐天波等人也不好再坚持了。
当日，沐天波、马吉翔、李国泰带领诸臣四十余人，跟随缅使过河前往者梗之睹波焰塔饮咒水了，只有十三个太监和已经摔跛了一条腿的邓凯守卫在永历身边。
不用说，缅甸王莽猛白的奸计得逞了。
他埋伏了三千缅兵，把如约而来的沐天波、马吉翔、李国泰等人杀了个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马吉翔、李国泰等人手无寸铁，只好任人宰杀。
沐天波从缅兵手中夺得一刀，手杀十余人，最终也被砍杀于乱刀之中。
总兵魏豹、王升、王启隆也抓起柴棒还击，终因寡不敌众，都被杀害。
其他被骗来吃咒水的官员人等全部遇难，其中包括松滋王、马吉翔、马雄飞、王维恭、蒲缨、邓士廉、杨在、邬昌琦、任国玺、邓居诏、王祖望、杨生芳、裴廷谟、潘璜、齐应巽，总兵王自金、陈谦、龚勋、吴承爵，总兵改授通判安朝柱，锦衣卫掌卫事任子信、金书张拱极、丁调鼎、刘相、宋宗宰、刘广银、宋国柱等，内官李国泰、李茂芳、沈犹龙、李崇贵、杨强益等，吉王府官张伯宗等。
残杀了明属官员后，这三千缅兵连刀口上的血都不拭擦，又气势汹汹地冲往永历的住所，大叫道：“你们诸臣都出来饮咒水，有不出者，乱枪攒刺！”
剩下的臣属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生怕惊动永历与后宫，听缅兵厉声催促，只好乖乖出来。
缅兵狞笑着，不由分说，捅上前抡刀就砍。
一群大臣不明不白地倒在血泊之中。
永历闻知事变，便准备与中宫皇后自缢。
邓凯与两个年老的太监苦苦哀求说：“太后年老，飘落异域。皇上失社稷已不忠，今弃太后又不孝，何以见高皇帝于地下？”
这么一说，永历便丢掉了手中的长绫，散了架一样，重重地倒在椅子上。
料理完外面的大臣，缅人随即闯进永历住所，搜罗财宝、衣物，到处追逐后宫贵人、宫女及诸臣妻女，以占为己有。
这些女眷不堪凌辱，纷纷吊死树下，累累如瓜果。
永历帝的刘、杨二贵人，吉王与妃妾等百余人大都自缢而死。
经过这场屠杀，永历身边只剩下三百四十余人，这三百余人悲愤莫名，母哭其子，妻哭其夫，女哭其父，惊闻数十里。
受此惊吓，永历悲愤交加，病倒了。
缅甸王莽猛白也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些操之过急了，担心逼死了永历无法向吴三桂交差，就换上一张笑脸，命人把永历的住所重新修理，打扫干净，并送来粮米器物、铺盖、银、布等。
他派人向永历解释道：“缅王实无此意，盖以晋、巩两藩杀害地方，缅民恨入骨髓，因而报仇尔。”
事到如今，这种鬼话只能说给鬼听了。
但永历又能说对缅甸人怎么样呢？
不但永历病了，劫后余生的许多男女老少也都病了，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下，很多人在病痛的呻吟中死去。
也有不屈的，想逃，但根本逃不出，被缅人捉到，立刻杀死。
这些人，包括岷王朱蕴生、姜世德、马九功、潘世荣、危存礼、向鼎忠、温如珍、刘九皋等。
缅甸王让永历成为孤家寡人的目的达到了，他要做的就是等吴三桂来提人了。

85 真龙就缚
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七日，顺治于养心殿病逝，年仅二十四岁。继位的是他年方八岁的第三子玄烨，清朝即将进入康熙时代。
顺治十八年九月，秋风送爽，丹桂飘香，收获的季节到了。
吴三桂与征西将军爱星阿调动满、汉、土司兵及降卒七万五千人马，加上炊事及汲水勤杂人员，共十万人，浩浩荡荡地向缅甸扑来。
之所以这样大张旗鼓，目的有三：一、震慑缅方，让他们在捉献永历一事上不敢耍什么花招；二、防范李定国等人前来劫驾，以强大的兵力为后盾，不给李定国们任何机会；三、做给朝廷看，活捉永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实上，十万清兵大举入缅之时，李定国遇上麻烦了。
这麻烦还不是一般的麻烦。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八月，李定国、白文选得到了缅甸当局屠杀永历大臣的消息，感到情况紧急，立即分路进至洞乌，用十六条船装载兵马渡江，向缅军发起攻击。
由于缅方已有准备，李定国作战失利，有五条船在江中倾覆。
十八日，明军暂退洞乌，李定国军先行，白文选部在后。
眼看永历政权已经是日薄西山，白文选的部将张国用、赵得胜等人心生绝望，私下议论道：“此地烟瘴，已伤多人，今再深入，气候更热，非尽死不止。宁出云南，无作缅鬼。”
士兵们长期转战于中缅边境一带，生活和作战条件极为艰苦，一听主将的这番议论，军心更加动摇。
张、赵两人命令军士趁夜间准备好行装，直入白文选的卧帐，请他立即脱离李定国部，退还云南。
白文选发现军心已变，大吃一惊。
二将劝他说：“大事知不成，更深入瘴地，空死无名。殿下必随晋王，是续贺九义也。”
贺九仪是孙可望的心腹爱将，孙可望向永历朝廷胁封秦王时，就派他到肇庆施压，逼死了永历朝首辅严起桓。
孙可望降清，贺九仪还在永历朝任职。昆明失陷后，贺九仪还保存有上万人兵力退往南宁。
李定国驻孟艮期间，贺九仪带领这上万兵马来投，李定国军势得以重振。
贺九仪的老婆孩子因为留在云南，全被吴三桂俘获。
吴三桂让贺九仪的老婆写信给贺九仪，招降。
贺九仪没有何腾蛟、陈邦彦等人的风格，起了降清之念。
李定国侦知此事，哪肯轻饶？他将贺九仪捆起来，乱棍打死。
但不管如何，贺九仪反迹未现，李定国就贸然将他处死，引起了军中许多人不满。
张、赵两人拿贺九仪之死来说事，不断说李定国的坏话，说白文选再跟着李定国混，说不定，会落到贺九仪的下场。
白文选的思想动摇了，问：“尔等今欲何往？”
张国用回答：“以此人马出云南，何向不重？”言下之意是以手下这支队伍为资本投入清朝，不愁得不到重用。
白文选又问：“若皇上何？”
张国用粗暴地回答道：“心力已尽，可见天意。”
白文选于是不再说话。
看白文选不说话，张、赵二人就当他是默许了，就挟持白文选上马起行，连夜急行军七十里。
第二天凌晨，李定国得知白文选部去向不明，觉得事态严重，不由疑窦丛生，喃喃自语道：“巩殿下欲何往耶？”
思忖片刻，派儿子李嗣兴领兵前去观察白文选部动向。
张国用、赵得胜担心白文选会改变主意，就让白文选走在前面，两人领兵断后。
五天之后，兵马行至黑门限（或写作黑门槛），张国用和赵得胜看李嗣兴兵若即若离、尾追不舍，于是商议道：“晋世子急蹑不去我，我军行疲为累，不若就此山势与决战，令彼还，方可前进。”
主意拿定，两人便挥兵扼据山险，弩箭和火炮一齐向李嗣兴军招呼。
李嗣兴勃然大怒，整军准备反击。
正在这时，放心不下的李定国赶到，喝止了李嗣兴。
李定国不胜感慨地说：“当年与我同事的数十人，如今都没有了。幸存下来的，只有我与白文选两人。我何忍心再与他相残杀！既然他背主另找出路，想作自为之计，主意一定是已拿定了。我之所以让你尾随他，是希望他能生悔心，或者还可以重归于好。如今大谊已去，任他去吧！我自尽我忠君之事。”
途中收编白文选部掉队的四十余士卒也悉数放还。
李定国父子带领本部兵马返回洞乌。
白文选军继续走了三天，路上遇着从孟定来的吴三省部。
吴三省部的马匹已全部倒毙，兵将全都徒步行走，不辞艰苦辛劳，一意入缅寻求李定国，以企会师。
白文选大受感动，流着眼泪说：“我负皇上与晋殿下矣！将军能率兵至此，使我有太山之助乎。”
吴三省也判断出了白文选部此行是想去降清，就故意出言相激，说：“现在很多投降了清军的人都抱怨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个个都想着回归明室，这就是我们坚决不肯降清而徒步到这儿的原因啊。”
白文选部上下听了，无不心头大振。
张国用、赵得胜也后悔自己此前的冲动，不再坚持前往昆明投降。
恰巧，又有徽州人汪公福不远数千里带来郑成功的约请会师表，白文选当下决定不再投清，吩咐大军屯驻于锡波，并派人前去木邦与李定国商讨会师事宜。
然而，白文选还没有接到李定国的回信，他和李定国闹翻之事已被吴三桂侦知。
吴三桂当机立断，马上选派前锋精骑追来。
白文选有所觉察，便引军奔向茶山（高黎贡山南段之山，今属缅甸）。
吴三桂听说白文选已经转移，担心他会切断自己大军的后路，又加派部将马宁和南明降将马宝、马惟兴、祁三升等人分道追击白文选。
十一月二十五日，马宁等疾驰数日，在猛卯（距锡波江约八百余里）追上了白文选，反复劝降。
白文选军中粮尽，要战不可、要逃不能，进退失据，只好长叹一声，怅怅归降。
跟随投降的有官员四百九十九名、兵丁三千八百余名、马三千二百六十匹、象十二只。
不说白文选在猛卯降清，且说吴三桂在缅甸捉帝。
十二月初一日，吴三桂到达距阿瓦城东六十里的旧晚坡。
缅甸国王迅速派出缅甸宰相锡真持贝叶缅文送交三桂，称：“愿送驾（指永历帝）出城，但祈来兵退扎锡坡。”
吴三桂整出这么大的动静，永历帝就算是耳聋目盲，也应该知道了。
他明白，明天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从“饮咒水”惨案发生的哪一天起，他已经感觉到了缅甸人和清廷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
然而，可悲的是，他却无力抗争，也无力逃脱，只能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一夜，寒风劲刮，冰冷如刀。
他无法成眠，在枯瘦的灯下，情难自抑，亲自研墨铺纸，字字泪、句句血，给三桂写了一封长信，全信大意如下：
将军虽是新朝的雄镇，却本是本朝的勋臣，世代接受本朝封爵，镇守外疆，烈皇帝（指崇祯帝）对将军可谓深恩厚爱。岂料国家遭受不测之祸，李闯逆贼作乱，闯入京师，逼死我先帝，掠杀我人民。将军能够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应该说对本朝还是很有感情的。无奈清兵入京，其向外宣称是替本朝复仇，暗地里却包藏了问鼎中原的野心。将军重新觅得红颜，却忘了李闯逆贼身死之后，长江以北土地，已非本朝所有。南方重臣不忍我社稷颠覆，全力支撑起江南半壁，日夜图谋收复旧土。然而新政刚建，戎马已至。闵皇帝（指弘光）初登大位，转瞬便成清人阶下之囚。福建兴师，复立新君，即使不能保全宗社于东土，尚思可以偏处于一隅。但清人贪得无厌，进兵攻取了福建并灭亡我隆武皇帝。当是时，朕远遁于广东，痛心疾首，几乎不能生存，还有什么心思和能力恢复大明江山？众多大臣仍然不忍心看着我二祖列宗开创的基业就此毁灭，再三强求，朕才勉强答应继承大统。可是，朕自登基以来，一战而楚失，再战而西粤亡。朕披星戴月，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得李定国迎朕于贵州，奉朕于南宁、安隆，自认为已经与世无争。不意将军忘掉了君父之大恩，一心要建清朝开国的功勋，督师入滇，犯我天阙，致使朕在滇南得不到寸地以安身。将军的功业算是伟大了！但将军忍心这么做还是不忍心这么做呢？朕因此遗弃中国，旋渡沙河，指望可以借缅国以保全。朕出险入深，既已舍弃了社稷之江山，又承祖先的德泽苟延残喘于外邦，以为可以幸免。现在将军竟然不避艰险，亲至沙漠，提数十万之众，追拿孤苦无助、亡命天涯的故国之君，天下太狭太小了！天覆地载之中，竟不能容朕一人！将军既然已封王锡爵，为什么一定还要逼死朕以邀功！长思太祖高皇帝（指朱元璋）栉风沐雨取天下，朕不能身受寸地，却成全了将军建功之能。将军既毁宗室，今日又要灭我父子，感念诗经中“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的句子，怎能不惨然心恻？将军不但是我中华之人，还是我朝世代食禄之后裔。即使不肯怜惜朕，难道不念当日先帝大恩？即使不念先帝大恩，难道不念二祖列宗？即使不念二祖列宗，难道不念你自己的祖父？不知新朝与将军是何亲何戚，又给予将军何种深恩厚赐，天涯一介孤客又有何仇何怨于将军？对新朝来说，你是尽忠竭力，对本朝你来，你是在除草绝根，如果将军因此而自以为智，实不知适成其愚。将军对清朝自以为厚，而清朝对将军诚以为薄，千秋万代以后，史书记载，会认为将军是怎么样的人呢？朕今日兵单力微，虽得在虎狼卧榻边暂睡，父子之命悬于将军之手已显而易见。将军一定要得到朕的脑袋，血溅月日，封函报命，朕不敢辞。倘能转祸为福，反危就安，以南方片地立身，则朕唯将军命是从。这样，将军虽一时称臣于清朝，还可说是不忘故主的子孙，不辜负先帝的厚恩。希望将军认真考虑。
永历写这样一封信，仅仅出于求生的本能。
但也从这封信体现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搏杀，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别说吴三桂只是清廷的一条走狗，无权决定你永历帝的生死，就算吴三桂掌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吴三桂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荣华富贵，你永历帝也是非死不可的。
所以，写这样一封信，除了给历史加一个注脚，留下些许谈资给这个世界，并不能改变什么。
可怜的永历！
信件派人送出，隔壁传来了太后病痛的呻吟声。
永历本人的病还没好，他的母亲又跟着病倒了。
永历心下凄切，招来幸存的都督同知邓凯，万分悲凉地说：“太后复病，天意若不可挽回，鞑子来杀朕，使太后骸骨得归故土。当日朕为奸臣所误，未将白文选封亲王，马宝封郡王，以致功臣隳心，悔将何及？”
永历并不知道，马宝、白文选已经先后降清，想到自己大限将至，心中念念不忘他们的功劳，在为自己之前未能及时给他们晋封而内疚难过。
真的，永历内心善良、性格单纯，太不适合做政治人物了。

86 永历之死
十二月初二日傍晚，永历刚用过晚膳，忽然来了几个鬼头鬼脑的缅甸官员来，他们神神叨叨地对永历说：“晋王李定国至矣。今送帝出就晋王军。”说完，也不管永历同不同意，让随从人员把永历、连同永历坐着的椅子一并抬起，不由分说，就往外走。
这跟绑架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太后和后妃等人见了，吓得放声大哭。
哭归哭，皇帝都被人绑走了，大家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
于是，太后马氏以下，皇后王氏、太子朱慈亘及公主、宫女十四人、太监七人，被害文武诸臣妻妾子女百余人，都跟在永历之后。
走了大概二百余步，有三乘轿子迎来，吩咐永历、太后和皇后乘上，继续前行。
其余男女老少继续哭着相随。
行约五里，至河岸，有几只船等候，于是，大家都乱糟糟地上了船。
船哗哗地划着水，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永历不辨东西，不知道船往哪个方向驶。
没多久，船近了岸边，因为水浅，船只好在离岸二三丈许抛锚。
黑暗中，有一伟岸壮士涉水而至，问清了永历的座船，到了船边，背上永历就走。
永历问他的姓名，壮士答道：“臣平西王前锋高得捷也。”
永历一点都不意外，语气平静地说：“平西王，吴三桂也。今来此乎！”
高得捷没有吭声。
永历便不再说话，安静地趴在他的背上。
在这浓黑如墨的黑夜，他们都清晰地听到了彼此的心跳声。
约二更，到达一营地。
永历知道，到吴三桂兵营矣。
入了吴三桂在营，永历南面端坐，气色如常。
吴三桂标下官员逐一上前叩见，跪拜如礼。
众将参拜完毕，吴三桂来了，神色忸怩，行长揖礼，不跪拜。
永历看他服饰不同，已猜出七八分，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来人为谁？
吴三桂嘴巴张了张，竟然说不出话来。
永历再问，吴三桂突然浑身发抖，不觉膝屈而跪。
永历切责道：“汝非汉人乎？汝非大明臣子乎，何甘为汉奸叛国负君若此？汝自问汝之良心安在？”
吴三桂三缄其口，伏地状若死人。
永历最后改变了语气，长叹了一口气：“今亦已矣！朕本北人，欲还见十二陵而死，尔能任之乎？”
吴三桂弱弱答道：“某能任之。”
永历挥手让他出去，吴三桂却泥一样瘫软在地起不来，左右人上前扶他起来，搀他走出了永历的住所。
出来时，色如死灰，汗流浃背。
初三日，将永历一行携至旧晚坡。
初四日，邓凯跪拜匍匐至永历面前，说：“今日事至此，皇上当行一烈，使老臣得其死所。”准备君臣一同赴死。
永历却说：“固然！有太后在，且洪某（承畴）、吴某（三桂）世受我家恩，未必毒及我母子。”
十二月十日，三桂下令离缅甸班师。
回滇途中，吴三桂特别安排了满洲官兵对永历进行严密看守。
原先随从永历的明朝官员妻妾有幸在饮咒水惨案后活下来的，大多被满洲官兵抢去，侍候永历的，只有五个小内官、三四个面貌丑陋的小宫女和跛足侍卫总兵邓凯。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三月十二日，清廷以擒获永历帝诏告天下，诏书中说：“念永历既获，大勋克集。士卒免征戍之苦，兆姓省挽输之劳。疆围从此奠安，闾阖获宁干止。是用诏告天下，以慰群情。”
吴三桂得偿所愿地得封为亲王。
在清廷诏告全国的同一天，永历和他的眷属被押回云南昆明。
昆明城中百姓听说皇帝被押回，都流着泪站在街前迎驾。
当时一个目击者说：“永历之自缅归也，吴三桂迎入，坐辇中。百姓纵观之，无不泣下沾襟。”
清军把永历一家圈禁在世恩坊原崇信伯李本高宅内。
永历虽已成为阶下囚，但举手投足之间，仍处处显示出一股皇帝威仪。
清兵看了，也不由惊赞道：“此真主也！”
已经降清的原永历朝户部尚书龚彝备了酒肴，准备进献永历，守卫的士兵不允许。
龚彝厉声说：“此吾君也！我为其臣。君臣之义，南北皆然，我只一见耳，何拒我为？”
守卫的士兵上报吴三桂，得到批准后，龚彝入到堂上，把酒宴摆好，请永历出来，恭恭敬敬行朝拜礼，进酒。
永历悲不自胜，痛哭不能饮。
龚彝也伏在地上痛哭，再劝酒，永历勉强饮了三爵，龚彝再拜不止。
突然他从地上一跃而起，用力将首触地，碎首而死。
永历大惊，扑到尸体上，长声痛哭，几近昏厥。
做臣子的已先走一步，永历的最后日子也即将到来了。
吴三桂虽然有心将永历押解赴京献俘，但考虑到路途遥远，担心在路上发生意外，建议就地处决。
此议，很快得到了清廷核准。
爱星阿询问吴三桂以何种方式处置，吴三桂急于向清廷表忠心，斩钉截铁地答：“骈首（即斩首）！”
爱星阿颇不以为然，说：“永历尝为中国之君，今若斩首，未免太惨，仍当赐以自尽，始为得体。”
安南将军卓罗也说：“一死而已，彼亦曾为君，全其首领可也。”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吴三桂命纛章京吴国贵率亲兵前往永历囚禁之所，将永历和他的儿子，还有皇室王维恭之子抬出篦子坡门首小庙中。
吴国贵命人出示弓弦，准备用刑。
永历心如止水，面无表情。
他的儿子年仅十二岁，痛骂吴三桂道：“黠贼！我朝何负于你？我父子何负于你？乃至此耶！”
用刑时辰一到，吴国贵随即下令用弓弦把永历父子和王维恭之子逐个勒死。
永历时年三十八岁。因死于篦子坡，后人取其谐音，改称“逼死坡”。
看着永历三人已经断气，吴三桂便命昆明县知县聂联甲亲运薪木至城北门外，将尸体焚化，然后尸灰四扬。
所谓锉骨扬灰是也，非有杀父杀子的血海深仇不做此断子绝孙、绝情寡义的恶行。
吴三桂，狠毒心肠，一至于此。
永历被勒死时，“滇人如丧妣，罢市哀恸。各街市民假称丁艰丧服，半皆缟素”，而“风霾突地，屋瓦俱飞，霹雳三震，大雨倾注，空中有黑气如龙，蜿蜒而逝”。
云南百姓感念故主旧恩，次日，以出城上坟为由，在篦子坡寻得未烬小骨葬于太华山。

87 明事湮灭
吴三桂入缅胁取永历帝之时，李定国尚有五六千兵马驻于九龙江（即澜沧江流经西双版纳之一段河名），虽然兵力幽微，但仍不泯复明之志，他竭力联络各地土司，以期扭转局势。
四月，李定国抵达勐腊（今属西双版纳自治州），有从交冈进入广东之意。
他派遣使者携带厚礼前往车里借兵，欲借其力恢复事业。车里当即派遣使者与李定国商议用兵事宜，礼仪颇隆。
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五月，暹罗国（即泰国）派使者六十多人来见，迎请李定国移军景线（亦作锦线，现在泰国境内昌盛附近，与缅甸、老挝接壤）休整，直言本国愿意提供象、马以收复云南。
使者们带来了丰厚的礼物，还取出明神宗时所给敕书、勘合，表显示出对明朝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他们还告知李定国，之前跟随永历入缅，因无船可渡，沿江陆行而被缅甸人劫杀逃脱，流落到暹罗国的八十二人均得到了妥善安置，“每人每日米二升、银三钱”。
李定国感动不已，盛情款待来使，派兵部主事张心和等十余人同往暹罗联络。
不久，先前与永历帝走散而辗转到古刺的四川官员马九功，从古刺派来使者，告知已经集结了四千人的军队，愿意追随大明晋王。
然而，时间不等人。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永历帝和太子已落入清军之手。
噩耗传来，李定国如遭雷击，顿足捶胸，号啕大哭。
标志着明朝政权的永历帝被俘，则复明已然无望。
而自己部下兵马由于驻扎在人烟稀少地区，缺医少药，且粮食严重不足，病死、饿死的人员几达半数。
李定国愤郁于怀，五月十五日撰写表文焚告上天，“自陈一生素行暨反正辅明皆本至诚，何皇穹不佑至有今日。若明祚未绝，乞赐军马无灾，俾各努力出滇救主。如果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
六月十一日，李定国病倒。
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自知大限已到，临终前，托孤于部将平阳侯靳统武，命世子李嗣兴拜统武为养父，叮咛道：“宁死荒徼，无降也！”
交代完后事，当晚，李定国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终年四十一岁。
李定国一死，部众人心涣散。
总兵马思良、胡顺都、王道亨等人自感前路渺茫，纷纷走上降清之路。
不久，靳统武病死，蜀王刘文秀世子刘震等领兵归附清朝。
晋王世子李嗣兴也未能恪遵乃父遗训，在康熙元年拜表投降清朝，领官兵及家属一千二百余到洱海接受吴三桂改编安插，呈缴李定国留下的册、宝和元帅印，得授都统品级。
至此，基本可以说，由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大统一王朝落下了帷幕。
勐腊一带各族人民，敬重李定国的忠义，将之尊奉为神，过其墓者皆膜拜，并在勐腊后山建“汉王庙”，岁时致祭，礼极隆重。
李定国部下中，也有坚决不肯降清的人，他们在中缅边境阿瓦河东中一百余里的荒山僻野中，聚族而居，与当地居民一起垦荒开矿，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部落，部落的名字为纪念桂王朱由榔而起，号“桂家”。
“桂家”子弟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唤作“望乡台”，岁时凭眺，瞻望中国。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就在巩昌王白文选和晋王李定国策划着大举进攻缅甸以营救永历帝之际，国姓爷郑成功率领他的十万水师从金门出发，脱离了抗清前线，浩浩荡荡地驶往台湾海峡。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郑成功兴师驱荷，赶走了占据台湾长达三十八年之久的荷兰殖民统治者，胜利地收复了台湾。
虽说荷兰布置在台湾的兵力只有一千多名，战舰四条，但这并不妨碍郑成功成为威名赫赫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举是中国近三百多年来在台湾问题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华儿女在台湾这块神奇土地上写就的灿烂篇章。
然而，毋庸置疑，郑成功此举的初衷，其实是在为长江战役的失败找退路。
另一个抗清大英雄张煌言就在《上延平王书》中直言不讳地揭郑成功的私心，说他这是：“寻徐福之行踪，踵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
在台湾，郑成功得偿所愿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郑氏王朝。
这之后第二年（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的五月初八，郑成功就暴病身亡，享年三十八岁。
也就是说，永历、郑成功、李定国三人，竟然分别死于同一年的四月、五月、六月。
这三人死后，虽然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和坚持于夔东的抗清武装仍以永历纪年，但影响力已微乎其微了。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九月，清廷对夔东十三家展开大规模的联合围剿，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计量，十二月，刘体纯兵败自缢，郝永忠、袁宗弟被俘杀，许多将领降清。
整个的夔东十三家，仅剩下了兴县的李来亨。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初，清廷再次征调起十万满汉包围李来亨部于兴县境内的茅麓山上。战争持续了大半年，八月五日，粮尽矢绝，眼见大势已去，李来亨先把妻子杀死，放火烧毁房屋，然后自焚而死。
至此，大陆上公开以恢复明朝为旗帜的武装抗清运动结束了。
同在这年（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九月七日，大明王朝的最后一名孤臣张煌言被清廷公开杀害。
郑成功不听劝告，扬帆出海，张煌言已饱受打击；到了1662年，得到永历、郑成功、李定国等人相继辞世的消息，张煌言失望之情更不待言。改年，四十五岁的鲁监国又患病离世，张煌言彻底心灰意懒。
他放弃了反抗，解散了军队，在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隐居起来。
张煌言想就此无声无息地了却残生。
但清廷的鹰爪并没有放过他。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七月十七日，清军包围了悬岙岛，轻松擒获张煌言。
张煌言拒绝了清廷的劝降，从容赴死。
行刑地点设在凤凰山下的杭州官巷口。
就义前，张煌言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遥望凤凰山，叹息说：“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膻！”
“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
张煌言隐居悬岙荒岛之上，曾作有《满江红·怀岳忠武》一词，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抗清复国的愿望，姑且就以这首词来作为本书的结束语吧。
《满江红·怀岳忠武》
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
便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
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
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
汉宫露，染园雪。双龙逝，一鸿灭。
剩逋臣怒击，唾壶皆缺。
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
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