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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尾汤
作者：陈霓琪
内容简介
 本书入选2014年度美国国家独立卓越奖（2014 National Indie Excellence Award）。 主人公安丽柔弱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坚强的心。1938年春，上海和南京已相继沦陷，丈夫在战场奋勇杀敌，安丽却被迫留在鼓浪屿的家中。在等待丈夫回家的日子里，她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和保护母亲、婆婆、女儿和即将出生的儿子。鼓浪屿渐渐变成一座孤岛，人们纷纷逃离，连安丽的老师也不例外，但安丽选择留了下来。她藏好家里的金子，储存好足够的食物，等待鼓浪屿落入日寇魔爪的那一天。1941年12月7日，日军空袭珍珠岛，向西方宣战，随后强占了各个公共租界区，包括安丽的家乡鼓浪屿。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不幸接踵而来，曾是蒙古格格的婆婆病逝，心爱的小儿子阿豆在安丽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安丽用自己的生命力、坚韧和爱带领全家走出困境。 《虎尾汤》通过一个勇敢少妇的眼睛展现了中国在二战期间遭受的苦难，堪称中国版的《乱世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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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我躲开低垂的树枝，靠在椅背上。眼前这条洪水侵蚀过的山路，和四周猛虎出没的山林一样，既美不胜收，又危机四伏。我们开始翻越下一个山坡，突然变得沉重的头部坠得我脖子发紧。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一处平地。


“太太，休息一下吧？”轿夫头问，我点了点头。轿夫们从腰间取出鸦片，坐下来一点点舔食。我回头向来时路望去。


我沿着小道向前走，想在树林中找一处歇脚的地方。离家已远，重重高山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家乡，那个被人们称作鼓浪屿和琴岛的地方。鼓浪屿的每个地方都深深刻在我脑海中&#8212;&#8212;遍地苍翠的树木、砖瓦屋顶的平房、金色和孔雀蓝色相间的别墅、蜜桃色的无尽沙滩，还有随着天气不断变换色彩的大海，或蓝，或绿，或灰，或白。鼓浪屿，我深爱的家乡，也是在抗战时期困住我几乎整整八年的地方。


“太太。”保姆在身后叫我，两手牵着我的儿子和女儿，“他们要出发了，太太。”


我看着两个孩子，他们眼中写满了勇气。我女儿属牛，儿子属虎，身形都比实际年龄瘦小。虽然还会时不时地被响声吓得一惊，但他们身上依然有着祖辈的气概。


“去轿子上坐好。”我对孩子们说，“还有很长的路呢。”


我们今晚赶不到福州，可能明天晚上也到不了。我向后靠在椅背上，折磨人的漫长旅程又开始了。随着轿子的摇摆晃动，一桩桩往事浮现在我眼前。日本人的枪炮和炸弹。梦境中的老虎。母亲和婆婆。当然，还有抛下我离家多年的丈夫，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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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

<h2>1</h2>

1938年春，我独自一人，还怀有身孕。我整天忧心忡忡，聿明几天前就该出差回来了。白天我守在卧室窗口向外张望，不安地搓着手。夜晚入睡前，我对着枕头低语，希望丈夫能托个梦给我，告诉我他身在何处。但聿明是科学家，科学家不信梦。


我仍然希望能梦到他活着的征兆。可恰恰相反，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梦见老虎，除了老虎还是老虎。今晚我又梦见老虎了，它们嗖嗖地甩动尾巴，眼睛闪着烁烁寒光，领我穿过森林。我经过一个和尚生起的篝火，走到一片中央竖着几根白柱子的空地。我以前做过同样的梦，这个梦境跟我腹中的孩子有关，可跟我丈夫毫不相干。


太阳升起来了，我的梦开始消散，老虎抖动着耳朵，发出最后一次咆哮。我吓得全身一颤，睁开了双眼。别让我再梦见老虎了！


我甩了甩汗津津的头发，坐在床边晃着双脚。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聿明一定还活着，我要做的就是等他回来。我拍拍被子，整理好一半被汗水浸湿、一半没人躺过的床。聿明去西门子上班时，我还以为这家有势力的德国公司能够保护他，不会让他被战乱殃及。现在我没那么肯定了。土匪怎么会在乎被他们割开喉咙的人是不是西门子工程师呢？至于那些长着罗圈腿的日本鬼子？我快步走过冰凉的瓷砖地板，双手插进头发用力一拽。难道日本兵朝一个中国人眉心开枪前会问问他在哪里上班吗？这想法太可笑了。


我不愿再往下想，打开法式落地窗走到阳台上。楼下，有人正用草编扫帚扫着石子路，发出沙沙声。还有一只公鸡的打鸣声。这时，远处传来轰隆一声，接着又是一声。我探身到阳台外，想看看天上有没有打闪。轰隆声不像雷声，更像是爆炸声。


不会的，我心想，不会是爆炸声。日本人还在北方，而轰隆声是从南面传来的。


“宝萍，”我喊保姆，“到这里来。”


保姆抱着我女儿阿梅慢吞吞地走到阳台，阿梅的头靠在她肩上。


“你听到什么声音？”


她眯眼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


“打雷。”她说。


“不是，再听听看。”


“我听到打雷，少奶奶。”她又说了一遍，不耐烦地颠了颠阿梅的屁股。“我能走了吗？”


没过多久，遥远的轰隆声渐渐被叫喊声和欢笑声，还有鸡鸣鸟叫声淹没了。一只乌鸦猛地俯冲下来，惊起一群山雀。卖甜豆浆和油炸鬼的小贩开始在我家门口叫卖。我出生的这个迷人小岛，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一切如常，除了我丈夫杳无音信，还有日本人在三个月内占领了我们北面的上海和首府南京。


现在，我心想，他们会不会轰炸南方的城市？


我穿好衣服走下楼，想让女佣煮个鸡蛋当早餐。我转过墙角，差点跟素莉迎面撞上。她抱着一大盆日本竹摇摇摆摆地向我走来，竹叶遮住了她的身体，只露出下面的两条腿。


“哦，少奶奶。”她隔着竹叶对我说，“看看这些花，夜里一下子全开了。”一朵朵白色小花从中心向外形成一个个花簇，看起来就像绽放的小烟花。“我要把花丢到外面去。”她说，“太晦气了。竹子开花，要死人哦。”


我帮她打开门，素莉费力地快步穿过浆衣区和院子，朝鱼塘另一头走去。我跟着她一起走到外面，心想，把花丢远些，离我们的房子越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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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见婆婆正在后院给一棵盆栽青柠树松土。她穿着黑色长裙，上身是件绿色夹袄，浓密乌黑的头发编成一根大辫子，直垂腰际。她举手投足间散发出优雅而忧伤的气息。看我走近，她从花盆边拾起一朵掉落的青柠花，放到我掌心。我们彼此道了声早安。是啊，又是一个清晨，一个没有任何消息的清晨。她的独子，我的丈夫，依然杳无音信。


我和婆婆在外貌上完全不同。婆婆身材高挑，生就一张天庭饱满的鹅蛋脸；而我体态娇小，面如满月。婆婆个性沉稳，处事泰然，我却是个十分情绪化的人。第一次见到婆婆时我还是个孩子，而她的身份是韩刚大使宠爱的二太太。我知道她是位曾住在紫禁城里的格格，是皇家贵宾。人们都说，韩刚大使在科考殿试中夺魁，作为奖励，皇帝做主把她指婚给韩刚。如果大人们的话是真的，那她的经历简直是戏剧故事里才有的情节啊。


我记得那时自己还不满六岁。有一天，我看见她站在自家门口，一身明黄色的丝绸长袍衬得她气度高华，一张肤如凝脂的鹅蛋脸，额头光洁饱满。她的头抬得高高的，好像在看我身后的什么东西。“你是格格吗？”我不由自主地问道。


她抿嘴一笑。


“不是。”她说，“你是男孩子吗？”


父亲喜欢把我打扮成男孩子，留着男孩的头发，穿着男孩的衣服。


“不是。”我说，“我是女孩子。”


“你看，我们跟自己的外表并不总是相符。”她走上前，伸出修长的手指摸了摸我的脸颊。“这个样子很好。”她说，“女孩子不要打扮得太像女孩，会显得太柔弱。”


我父亲原本可以再纳个妾，为他生个儿子，他却有女万事足。他给我买书，请塾师，送我各种各样的玩具士兵。我最棒的玩具是一艘巨大的英国豪华邮轮模型，父亲特意在吉隆坡找人为我定做的，完全依照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比例。邮轮外侧可以打开，里面的客舱、厨房、洗衣房和轮机舱一一可见。一艘真实邮轮上的所有细节都能在模型中看到。父亲把我当男孩看待，我也愿意成为父亲引以为傲的儿子，直到我在大使家门口见到了那位优雅的女士。其实，当男孩养对我来说是种特权，而且也非常适合我。我喜欢阅读武侠故事，喜欢夏日午后和父亲一起在戏院消磨时光。可是，当那个蒙古女子抚摸我的面庞时，她指尖流露的同情令我顿时溢满泪水。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的眼泪常常不由自主地掉落下来。春末夏初时，我下决心要反抗父亲。我终于开口告诉他，我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女孩子！我不想再穿男孩子的衣服。令我惊讶的是，父亲听后点了点头。“你说得对。”他说，“你是该穿女孩子的衣服了。”我突然有点恐慌。要是父亲拿走我的玩具士兵或书籍怎么办？要是父亲辞退我的塾师呢？我肯定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我在忐忑不安中一直等到秋天，但除了我的衣服外什么都没改变。这时，我已经六岁半了，到了上学的年纪。


上下学的路上，我会经过韩大使家，每次都会朝二楼的窗户望一望。有一次，韩大使的大太太，一个体型粗壮、脑袋硕大、眼露凶光的女人，看见我到处张望，呵斥我赶紧走开。从那以后，我每次都匆匆走过，只敢用眼睛余光寻找那位蒙古格格的身影。终于有一天，她又出现在自家门口。


“嗯，”她说，“你现在像个女孩了。”


我用自认为的女子行礼方式向她鞠躬。


“还是有点像男孩子。”她说，“很好，一个有男孩英气的女孩子。”


她又一次看透了我的心思，我就想听到这样的话。她的坦率和我们对彼此的莫名好感，让我鼓起勇气说出心头的疑问。“大家说你以前住皇宫里。”我问，“如果你不是格格，又怎么会住在那里呢？”


她看向远方。而后，用一种异常低沉的声音讲述了她的故事。“我和母亲在紫禁城里，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我们吃着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宫里太监侍奉着我们。只不过，皇宫其实是我们的牢笼。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比你现在还小。我渴望回到自己的村寨，想念广阔蓝天下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我想念爷爷、奶奶、姑姑、叔叔和堂兄弟；想念我的小花斑马。但是，母亲和我不能离开皇宫。我的父亲是蒙古八旗的统领，母亲和我留在皇宫当人质，是为了让我父亲一心效忠皇帝。”


她的目光转向一旁，“后来父亲战死了。蒙古军队奉命攻打敌军占领的城池。父亲率军攻城。不幸的是，只有他的坐骑和尸身进了城，头颅却留在了城门外。”


想到一个血淋淋的头颅在泥土中翻滚的情景，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父亲去世后，我对皇帝也没了利用价值，于是他让我嫁给那一年的科考状元，就是我现在的丈夫。”她捏了一下我的胳膊，凝视着我的眼睛，仿佛在说，她的故事只能我一人知道。


当天晚上，我关上卧房门，开始搭建游戏场景。我在大衣橱最上层找到几个很久不玩的木娃娃。我选了一个木娃娃做将军唯一的爱女，把她和她漂亮的小花斑马一起放在樟木箱上。然后我把玩具士兵排成长长的一队，也放到箱子上。士兵们把将军的女儿带走时，她哭喊着说，“不要。我不走。你们不能带我走。我永远不会撇下我的小马。”我把其中一些玩具士兵打扮成太监，给他们绑上发带，披上用手帕做的袍子。我用枕头、缎带和宣纸做成一座有很多宫室和楼层的宫殿。


我指挥骑兵从樟木箱行进到桌子上。因为没有脑袋可拆卸的木头娃娃，我找到一个球充当将军被砍下的血淋淋的人头。我让人头在地面一路翻滚，消失在将士们策马前行时扬起的尘土中。最后，将军的女儿离开了软禁她的皇宫，嫁给了一表人才、即将飞黄腾达的状元。到了该上床睡觉的时间，我仍然继续玩着游戏。


但是，夏天还没结束，这位科考状元，菲律宾及西班牙殖民地公使，气宇轩昂的韩刚老爷就一病不起了。到冬至时节，他撒手而去。


韩刚大使生前十分宠爱二太太，对大太太却日渐冷淡。大太太在鼓浪屿人送外号“西瓜头”，她在韩大使寒窗苦读、备考科举的那段岁月中一直陪伴着他，眼见他一步步通过乡试、会试、直到殿试。大太太头脑简单，没什么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刚大使的层次越来越高，她却跟不上，于是脾气越来越坏。


所以，韩大使宠爱将军之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西瓜头却不这么认为，等到韩大使一过世，她觉得报复的时机到了。她拿出韩大使正室夫人的派头，接管了已故丈夫的全部家产。然后逼迫二太太和她的儿子，也就是我未来的丈夫，搬进柴房，拿佣人和狗吃剩的食物丢给他们母子充饥。


二太太母子遭受虐待的事很快在仆人之间传开了，随后又传入各家太太耳中。我在母亲房中听到老佣人阿桂说起大太太种种令人不齿的行径。从那天起，我不再玩模仿二太太经历的游戏，又开始读书和听戏。在书本和戏曲故事中，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最终都会结束。


如今二太太成了我的婆婆，住进我们家，再也不用忍受西瓜头的妒恨。然而，即使住在这里，她还是宁愿等到女佣们忙完再去吃早餐。我看了看她放在我掌心的青柠花，举到鼻尖。


“你肯定饿了，孩子。”她用力将铲子插进坚硬的泥土中，翻动了一下。


我点点头，心想，要是跟婆婆说起刚才的轰隆声，她应该不会害怕。说不定她早就听到了，并且自有想法。不过，我不想打扰她的平静。我闻了下青柠花，转身离开了。今天，我要和自己的母亲一起用早餐。在母亲的房间，我们俩可以聊聊我刚才听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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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缕缕晨曦从法式落地窗透进来，为母亲的房间蒙上一层柔和的光。等光线变得越来越强烈，屋里的布置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房间里摆放了太多东西&#8212;&#8212;书架上堆放的是书籍和各种瓶瓶罐罐，墙上挂着一幅幅山水画，还有母亲供奉的一尊佛像和她更衣时用到的屏风。母亲的床非常精美，深色床柱和床头板雕满花纹，她正闭目坐在床上，身体轻轻摇动，口中念诵着早课。念完经文后，她静坐片刻睁开眼睛。“早安，孩子。”母亲如往常一样问候我。


我从架子上拿了一瓶茉莉花油，倒在掌心揉搓开，“早上您听到什么没有？”


“没有。你听到什么了？“


“我说不准。”我将茉莉花油涂抹在她的手臂上。然后我搀扶母亲下地，她跛着变形的小脚慢慢挪到椅子上坐下。


“听起来像什么？”


“炸弹的声音，又像军舰的炮声。”我们的对话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说起炸弹来就像在谈论一群鹅。我走到窗前，凝视着天际。现在听起来，远处的隆隆声似乎只是我的心理作用，看不见也摸不着。不过我突然间又觉得轰隆声是真实的。“声音是从南面传来的，母亲。看来我们已经腹背受敌了。”我握紧拳头说，“该死的中国军队到底在干什么？”其实我不应该这么说。就在几个星期前的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人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英勇无畏。面对强大的敌军，他们誓死守卫古城台儿庄，歼灭了日军两个王牌师团，其余日军落荒而逃。


“中国幅员辽阔。”母亲说，“那些倭寇自以为能够征服和占领中国。你等着瞧吧，不可一世的日本人早晚会吃苦头。记住，欲令其毁灭，必先令其膨胀。”


“难道他们膨胀得还不够吗？”不管母亲最后一句话引自佛经还是道德经，我很不喜欢这种论调。“日本人已经膨胀过度，早就该爆掉了。”


“安丽，战争不是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事。过来坐下吧。”


“等下就来。”我拉开落地窗的插销，推开窗户，走到外面。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向天空伸出双手，想象我的英雄们身穿盔甲、骑着战马，挥舞手中的青锋剑或丈八蛇矛。当他们身陷重围时，他们的结义兄弟会奋不顾身地杀退敌兵。可我呢？我泄气地垂下自己瘦弱的胳膊。我要是个男人该多好。可我却是个怀有三个月身孕的女人，女儿刚蹒跚学步，家里只有女佣和两个老太太。母亲身有残疾，婆婆整日沉浸在痛苦中。而我，虽然我胸中燃烧着熊熊烈火，却同样也只是一介弱女子。家中没有父亲和公公。我没有马，没有剑，没有歃血为盟的兄弟，连丈夫都不知身在何处。


楼下巷子里，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撑着雨伞，一路欢笑走了过去。他们看上去普普通通，男孩在模仿正步走，他绷直双腿，脚尖朝上，脚跟着地。一个男人从远处走进我的视线，我的心跳开始加快。那步态和姿势，还有头部的轮廓，看上去非常眼熟。他再走近些，我又觉得说不准了。他有着和聿明同样修长的身材，但好像矮了些？他距离我又近了点，刚刚让我觉得神似聿明的步态现在看来有些僵硬，不像聿明走起路来昂首阔步，气宇轩昂。我眨了眨眼，看清楚了他的五官，皮肤太黑，鼻子又太宽。


我怎么会把这个男人误认作丈夫呢？我太熟悉聿明了，他身体的每一处都刻在我心里。我居然会把他跟别人搞混，太不可思议了。即便那个男人在远处，即便我是近视眼，即便檀香树的枝叶挡住了我的视线，我也不应该认错人。看这个男人含着胸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个勇武之人，而聿明天生勇敢，我不止一次见过他彰显的勇气。


记得有一次在操场上，我看到聿明救出一个正被高中同学欺负的兔唇小男孩。那几个高中生取笑戏弄小男孩，甚至开始踢他。聿明是唯一站出来制止的人，其他人连声都不敢吭。如果我能阻止他们，我也会冲上去的。可一个六岁的女孩怎么可能打赢十个或十二个大男孩呢？但聿明想都没想就走进人群当中，伸手扶起地上的小男孩，把他带走了。


“安丽，外面的湿气会进来。”


那个被我误看作丈夫的男人已经走到楼下，我听到他口中哼唱着一首进行曲。我关上落地窗，素莉刚好端着早餐托盘走进房间。她看上去轻松多了，那盆开花的竹子已经被她丢到很远的地方，不会再带给我们霉运。


“不好意思。”素莉把早餐摆放在母亲面前时我开口道，“忘了跟你说，我想要一个溏心蛋。”


“好的，少奶奶。”她离开房间前向我使了个眼色，我点点头，示意她放心，我不会跟母亲提竹子开花的事。


“她多大了？”母亲问。


我一边倒茶，一边在心里先减去我当年的年龄，再加上素莉的年龄。“十六岁。我六岁时您买的素莉。”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未来的婆婆，开始打扮成女孩子，也是在同一年，我喜欢上了聿明。那年北方发大水，素莉的爹娘跟随其他难民南下找活路。逃难的路上，为了不活活饿死，她的父母无奈之下卖掉了三个孩子。到厦门时，他们身边只剩下素莉，因为没人会买一个没用的一岁女孩。他们走到了我们家门口，素莉交上好运。当然了，我们家有素莉也很幸运。


“十六了？”母亲拿起一个馒头掰开，“那我得给她张罗婆家了。”


我把黄油和橘子酱抹在烤面包上，然后咬了一口。我和母亲安静地吃着早餐，屋子里只有我咬烤面包时发出的酥脆声。母亲用筷子夹起一个亮晶晶、圆滚滚的雪白包子，热气从茶杯中袅袅升起，似乎我们的世界只剩下眼前这张小小的早餐桌，温馨又甜蜜。


素莉再次进来时，像餐厅侍者一样把托盘高举过肩，托盘中间是已经剥掉部分蛋壳的鸡蛋，在蛋杯中颤巍巍地晃动着。


“素莉，”母亲说，“我看该给你物色个丈夫了。”


母亲话音刚落，我立刻跳起身，赶在鸡蛋从蛋杯中滚落前，及时抓住了托盘。


“丈夫，太太？您是要把我赶出家门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孩子。你是个大姑娘了，应该嫁人成家了。”


素莉双膝一弯，跪倒在我面前，“哦，少奶奶，您跟太太说说，这里是我唯一的家。”


我叹了口气。难道每个女孩的归宿都要嫁人，离开娘家或东家吗？素莉应该知道，母亲会为她物色一个人品不错的丈夫，再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即便素莉过门后，母亲依然会时不时地关照她，保证婆家人不会亏待她。我拿起勺子，轻轻划开软滑的蛋白。“别担心，不会马上就让你嫁人的。”我说，“再说，我向你保证，等你嫁人后会发现，结婚有很多的乐趣呢。”


“哦。”她倒在地板上大哭，泪水滴滴答答掉落下来。


“好啦，好啦。”我拉着她的手，扶她站起身，“这件事以后再说。我们还是先担心眼前的事吧。”


素莉和母亲都不知道，除了远处不断传来的轰隆声和杳无音信的丈夫，我今天还有件烦心事。我已经约好了，吃完早饭后要去美容院烫头。这是我第一次烫头，虽然这么做是为了聿明，可我打心底里不想去。


在失去聿明音信的第七天之前，我从没想过要换个发型。起初我还以为聿明当天会晚点回家，到了第二天，我开始担心，于是走到渡口，见人就问有没有看到聿明。然后我搭渡轮到对岸的厦门，找更多人打听。我给他远在福州的老板发了封电报。韩聿明昨日应返。未归。请电告韩聿明太太。聿明老板的回电十分简短：抱歉。不详。待查。约翰·K·梅茨勒。接下来的四天里，我每天给聿明老板发一封电报。他的最后一份电报写道：西门子无能为力。约翰·K·梅茨勒。


之后，我不知道还能去问谁。我拖着沉重的脚步从电报局走回家，进门后一头倒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两夜。我不吃不喝，也不跟女儿说话。第三天黎明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聿明站在森林里，他不仅活着，而且看上去很健康。他似乎想告诉我，他没事，会尽快回家。梦里聿明没有说话，可这个梦的含义明白无误，那就是他还活着。


我一把掀开被子跑进走廊。天色还早，我连声喊阿桂起来给我准备早餐。然后，我打开樟木箱，取出一块印满白菊花的粉红色丝绸布料。梅茨勒先生说他无能为力，我也同样没办法知道丈夫的下落，可昨夜的梦已经告诉我，聿明会回来的。裁缝动作快些的话，应该能帮我赶出一件春装旗袍，到时候我要穿上新衣服迎接聿明。我心里已经设计好了旗袍样式：修身，长及脚踝，袖口刚好能包住肩，领口一圈白色滚边。


我从裁缝店出来后，又走进美容院。一个月前我刚刚剪过头发，不过我希望聿明回家时能够看见一个完美的我。美容师似乎知道我的心思，她剪掉我的长发时一脸惋惜。剪完头发，她帮我分好发线，整理发型。她看着镜子里的我叹了口气。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叹气。我的眼睛还有点浮肿，可我的脸看起来没问题啊。新剪的头发向两侧微微飞扬，衬托着我圆圆的脸庞，宛如一轮明月映入池塘。我不解地看着镜子里的美容师。


她皱着眉，撅起下嘴唇，那张蜡黄的方脸越发难看。“直发衬得你太普通了。”她说。


我不再看镜子里的她，转过头不客气地说，“我的头发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外貌。”


“对不起，韩太太。我只是说，你烫个头会很好看的。现在年轻的摩登女性都烫发。”


“为什么别人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太太。我只是觉得……”她把理发围布拿下来，用刷子沾着滑石粉清理我肩膀和脖子上的碎发。她不死心地最后做了一次努力，“太太，你要是烫个头，换个新形象，我保证你丈夫看了一定会高兴。”


“我丈夫失踪了。”我说着跳起身。


话虽这么说，从美容店出来后，我一直想着烫发这件事。聿明思想现代，又是工程师。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除了英语和德语，还会说四种方言。


又是一天过去了，聿明仍然没有回来，可我相信他一定活着，而且很快就会回家。我心想，等他到家时，他会看见一个摩登太太。

4


我朝美容院走去，天空阴沉沉的，小巷和两旁的房屋也灰蒙蒙一片。除了我身上亮丽的红外套，周围的一切都异常沉闷&#8212;&#8212;两侧爬满青苔的砖瓦和石墙，忽上忽下的台阶和斜坡，还有路旁的水泥排水沟。我心想，眼前这景色跟一头直发的我倒是十分协调，平凡而拘谨。我像往常一样快步向前走，白色的丁字鞋嗒嗒地敲击着湿滑的路面。


吴寡妇家的老五正站在自家面馆门口，两脚叉开，双臂抱在胸前。他举起健壮的手臂向我打招呼，我心想，他的体格多像一名战士啊！吴家老五同他的四个哥哥一样，都有一副宽阔的身板，这归功于他们每天不停地揉面、切面、拉面。厦门岛和鼓浪屿到处是吴家兄弟这样的壮汉，他们像山上随处可见的花岗岩一样强悍。我自己的儿子&#8212;&#8212;虽然还没出生，不过，这个属虎的孩子一定会是个男孩&#8212;&#8212;也会像他们一样强壮。他会拥有战士的体魄和学者的头脑。


我心想，将来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一名优秀的战士。我边想边往前走，渐渐走近糕点店旁的小亭子，一个年轻和尚笔直地坐在里面。我顺手朝他面前的钵里扔了一枚硬币。想必他也能像老虎一样迅猛而致命，杀敌人个猝不及防。


“佛祖保佑您，小姐。”和尚说。我只是赶着去办凡尘俗事，怕是担不起这样郑重的赐福。


从街上看去，美容院里面似乎很安静。我打开门，一股刺鼻的气味伴随着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立刻迎面而来。看见上周帮我剪头发的美发师露出得意的笑容，我差点改主意。这时，一个态度谦和的年长女人问我需要什么服务，我听见自己不假思索地回答。


“烫发。”


她带我走到洗脸池旁，倒了些洗发液帮我洗净头发，再用毛巾擦干。然后领我坐到一张堆满各种美发工具的桌子旁，漫长而乏味的烫发过程开始了。她先把我的头发一小股一小股分开，有时候一股头发要分两三次才能做到完全平均。分好头发后，她拿起一个金属卷发器和一张长方形纸片，拿纸片时她小心地不让两张粘在一起。她拉住发梢，用纸片包住，再用卷发器向上一直卷到发根，接着把卷得十分密实的发卷固定好。她一声不吭，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我头上怪异地挂满金属发卷，那些坚硬的小玩意儿挤压着我的脑袋，拉扯着我的发根。接下来她往每个发卷上喷了些液体，我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眼睛也睁不开了。


我在来回洗脸池的途中，看到朋友阿玲，于是寒暄了几句。她坐在头发烘干机下，正一边吹头发一边做美甲。我洗好头发坐下来，虽然看不见阿玲，但能听到她和姐姐琪琪在聊天。美容师把我的头发分股、包住、卷起和喷定型液的过程中，她们的谈话一字不落地飘进我耳朵里。


“我该好好算一算。”阿玲夸张地大声说，“本辉有四个姐妹，只有一个哥哥。”


“那又说明不了什么。”


“是吗？他哥哥一连生了三个女儿，没儿子哎。”


“那又怎样，算命先生说，你命里有子。”


“可庙里的师父说我肯定会生女儿。”


“你没再问问昌佑寺的老住持？”


“我一直没梦到生儿子的吉兆，没办法求他解梦。”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阿玲和琪琪讨论着记住梦境的窍门。在手指上绑个铃铛有用吗？要绑在哪根手指呢？无名指？小指？也许拇指才对。还有，晚上睡觉前应该吃什么呢？稀饭、热羊奶、石榴，哪种比较好？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吃？午睡时做的梦跟晚上做的梦效果相同吗？美容师正皱着眉头全神贯注地摆弄我的头发，要不是我的脑袋动弹不得，我一定会难以置信地摇摇头。难道阿玲不知道胎梦是自己没法决定的吗？有就有，没有也强迫不来。胎梦和平常做的梦不一样，会反复出现的。


我坐在头发烘干机下面，热风从耳边呼呼吹过，我想到自己做的那些关于老虎的梦，梦里的一切栩栩如生，深深印在我脑海中，想忘也忘不了。美容师洗掉我头发上的药水，又卷上另一组卷发夹。我重新坐到烘干机下，心思转到了昨晚看见聿明的梦。这个梦不是神明所赐，是来自聿明本人。所以梦境才那么飘渺，只有聿明、泥土和一些树木。虽然聿明非常想告诉我他的下落，但他不相信托梦这种事，所以梦境稍纵即逝。


年长的美容师过来拆下第二组卷发夹，她一直面无表情的脸变得生动起来。她双手同时松开两个发夹，“美极了！”她惊叹一声，把发夹丢进桶里，发出咚咚的声音。


美极了？我真想大哭一场。


我满头弯弯曲曲的卷发，活脱脱像顶了个拖把。她帮我梳理出一个造型，头发朝两侧翘起，如同一只鸟在空中展翅飞翔。“真迷人！”她尖声喊道，“优雅极了！”


两旁的女人们应声附和，纷纷放下手里的梳子向我鼓掌。“百分百的摩登女郎！”


我现在能做什么呢？头发烫了没办法再变直。况且又是从发梢一直烫到发根。


我起身准备离开，上周帮我剪发的美容师拿着我的外套走了过来。“你的决定很正确，太太。”她一脸得意地说，“你现在看上去绝对是从摩登世界来的。”


“我的确是。”我说。心想无论我傻乎乎的发型，还是如今身处的时局，统统不可救药。“现在，”我轻声说，“让我们看看外面这个所谓的摩登世界里到底有什么。”我付清账单，跟上周一样怒气冲冲地离开美容院。


我真希望自己有块头巾。我也想过把外套罩在头上，可现在已过正午，气温渐渐升高，我只好把外套搭在胳膊上。人们从糕点店里走出来，手里拿着红豆馅的酥皮点心和麻糍（一种裹着碎花生、蜂蜜、芝麻的长方形糯米糕）。年轻和尚仍然坐在凉亭里，旁边摆着化缘钵。我从他身边快步经过时向他道了声好，心想换了发型他应该认不出我了。


“您好，小姐。”他轻声说。


我停下脚步，突然转身问道，“请问，师父，你知道昌佑寺吗？”


他从地上轻巧地站起身，“知道，很熟，小姐。我在那里出家。”


“你们寺庙有没有人会解梦？”


“有几个。”


“哪一位最准呢？”


“当然是张住持了。”


“好吧，我要去找他问问看。”


年轻和尚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他是否会见您。如果您能跟我说说您做的梦，我会去问问他有没有兴趣。”


我不由得心头火起。他怎么可以对我的梦不感兴趣呢？


“我梦见了白老虎。”我对年轻和尚说，“三只白老虎和一个吃狗肉的和尚。”我没有告诉他白老虎一路爬到有白色柱子的山顶，也没跟他说老虎在栖息处朝我眨着眼睛，似乎在提醒我它们对我腹中胎儿的重要性。


“哦？”年轻和尚扬起眉毛问，“这些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下意识地垂下目光，把手放在腹部。


“啊，我明白了。”


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匆忙报出自己的名字，在好些地方知道刘安丽的人比知道我丈夫的人要多。


“我认识令堂大人。”他说，“刘太太是我们寺庙的大功德主。”


这时，风向突然变了，迎面吹来的风夹杂着泥土、苔藓、茉莉花、橘子花等各种来自花园的气味，看来要下雨了。没多久，细小的雨滴掉落下来，微微润湿了我刚烫好的头发，但弯弯曲曲的发卷没有丝毫改变。


***


一、二、三、四、五。一个个数字在我脑中回荡。六、七、八、九、十。十一。已经十一天了。等到今天的太阳升起，聿明就迟归十一天了。起初他只是晚了一小时，然后是两小时……再后来是一天。日复一日，天数不断增加。最后，数字会变成无穷大，聿明对我说。他说这句话时，我还是个学生，正在计算我们约会的次数。


我简直是疯了。怎么能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呢？那时候，计算我们的约会次数就如同在收集宝石，我把每一块宝石都用丝绸精心包裹好，收在我心灵的藏宝箱里。后来，约会次数越来越多，我再也数不清了，心中却是欢喜不尽。


那时聿明是高中老师，在一个女学生眼里，他简直遥不可及。大家都说，聿明不是池中物，他的未来不会局限在讲堂。这样一位高才生，应该去上大学才对。聿明的父亲韩刚大使，生前是著名学者。但大太太西瓜头强占了他父亲的全部遗产，聿明的教育费她一个子儿也不肯出。西瓜头的行径令韩刚大使生前的老友们大为震惊，他们都知道韩刚大使在世时多么宠爱蒙古族太太和她的独子聿明。他们登门去找西瓜头讲理，希望她明白礼义廉耻，可她丝毫不为所动。最后，是几位老友凑出钱来送聿明去上海交通大学深造。


这是他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要不是他那时没钱上大学，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我。起初，我对他只是有好感。我喜欢他，就如同喜欢五彩斑斓的鸟儿、魅力四射的戏曲名角儿和勇敢无畏的将军。然而，初春的一个午后，我的想法彻底改变了。


父亲带着各种各样的礼物从马来亚回到鼓浪屿&#8212;&#8212;裹在纸里的新鲜芒果、装在彩绘金属罐里的丹麦饼干、瓶装的苏格兰果酱和英国橘子酱。父亲总是会给我带个特别的东西回来。这次是一个涂着口红的欧洲女人瓷像，她穿着一条及地长裙，只露出一只秀气的脚。打开雕像包装时，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父亲给我买的各种玩具和宝贝，怎么也想不到第二天会听到那样一番话。


当时，父亲和母亲坐在客厅，背对敞开的窗户，他们不知道我正在屋外的檀香树下看书。“既然你和吴丹本都在家，”我母亲说，“是时候去提一下了。”我听见母亲的话，但并没留意。吴丹本是父亲的朋友，我们当地的富商，在马来亚赚了很多钱。


“安丽怎么看那个后生？”父亲问。如果他们口中的后生是指吴丹本的独生子的话，那我完全可以告诉他们我的看法。他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傻瓜，笑起来像驴叫，成天游手好闲，除了赌博就是说些没脑子的废话。


“现在就问她，太早了吧。”母亲说。


“不会太早。我要知道安丽愿不愿意，然后再去跟吴丹本提，我不想因为这件事破坏了两家多年的交情。”


同意！我终于明白了，书从手中跌落，我捂住了嘴。


“同意！”母亲说，“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有哪个女孩子愿意离开父母去一个陌生人的家？你指望她说什么呢？”


父亲和母亲继续争论着，我在心里问自己，将来想要嫁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未来的丈夫绝不会是吴丹本儿子那样一个脸色苍白的傻瓜。永远都不会。我闭上眼睛，以前我想都没想过的各种念头全部冒了出来，就像一锅煮沸的米汤从锅里溢出来。我差点喊出声，我嫁的人一定要有崇高的理想。他是个像刘备那样的英雄人物，心怀远大抱负，愿意为弱者和穷人挺身而出。他读书破万卷，但又不是书呆子。


我睁开双眼，看见檀香树新长出的叶子彼此交叠，在微风中来回摆动，明亮的阳光照得树叶背面的叶脉清晰可见。我心目中的丈夫要生得玉面丹唇、双耳垂肩、鼻如悬胆、眉似卧蚕。我嫁的人要像脱缰的野马般令人无法抗拒。我再次闭上双眼，未来丈夫的脸立刻浮现在我眼前，是聿明。


***


窗外开始变得明亮，又是新的一天了。是时候停止计算天数和回忆往事了。我走上阳台，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什么声音也没有。我朝东方极目远眺，望着黎明前海天相接之处，那里依然一片沉寂，似乎大地也屏住了呼吸。


然后，来了&#8212;&#8212;四面响起低沉缓慢的轰隆声，听上去像被层层裹住一般不真实。我数了数，共有8次爆炸声。


我转身朝房间走去，这时才注意到昌佑寺的年轻和尚站在大门口，他低头朝我深施一礼。我喊阿梅的奶妈开门，又吩咐阿桂去倒茶。然后，我进房间穿戴整齐。


和尚的茶刚喝了一半，我已经准备停当，可以出门了。


我们横穿鼓浪屿朝渡船码头走去，我边走边想，刚刚应该跟家里人说一声我要去哪里。转念又一想，算了吧，他们不需要知道这些。况且，阿桂看到我和昌佑寺和尚一起出的门。


渡轮上，我和小和尚站在一扇窗旁，望着蓝绿色的海水。“你听到过南面的爆炸声吗？”接近厦门时我问道。


他点了点头。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日本人的炸弹。”他脸上与世无争的表情消失了，眉毛拧成一团，嘴巴向下撇着，气得满脸通红，像是突然戴上了一张戏剧脸谱。


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先是步行赶上公交车穿过整个厦门岛，再搭渡船到集美，剩下的一段路程叫了辆人力车。我们花了半个上午，终于到达昌佑寺。


一位眼睛细长、身材高大的和尚在寺庙门口迎接我们。他带我们穿过前厅走到庭院，陪我前来的年轻和尚向我告辞，看门的和尚带我继续往前走。我们沿着走廊绕过几个转角，来到另一个庭院。远处有一扇小木门，我们低头穿过木门，沿着一条通往森林的山路走去。前面带路的和尚回了几次头，看我有没有跟上。他后来见我的体力比一般女人强得多，便不再回头，迈开轻快的步伐朝山上走去。


我们一直沿着右侧朝山上爬，只能看见左侧的树梢和遥远的天空。我们越过一条小溪，又穿过一大片竹林。随后，一间小屋映入眼帘。屋前是一个地面平实的小院，有个人正在练剑，他双膝用力向下弯曲，手中的长剑横扫过头顶。接着，他飞快地转身跃起，深蓝色长袍随风飞扬。奇怪的是，虽然他的身手像年轻人一样矫捷，但双眉如雪，稀疏的长须也是银白色。


“请在此稍等。”眼睛细长的和尚说，“我去禀告住持。”


看来，这位剑客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住持了。据说，他已年届85，是一位武林高手。


张住持练完一套剑法，收式后将剑交给眼睛细长的和尚。他大步流星地走向小屋，长袍的下摆在身后翻飞。和尚示意我跟上去。住持在门廊稍站片刻，沉默地望了一会儿远处的松林和山麓。“请坐。”他终于开口道，朝旁边的两个木凳一挥手，等着我先坐下。他抚平长袍的后襟，坐在另一个木凳上。“是什么梦？”他问。


“师父，我怀上这个孩子不久就开始做梦。”我把手放在肚子上，“而且不是早晨醒来就会忘记的梦。”


他看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白眉下的双目亮如点漆。


“我总是梦见一个和尚和三只白老虎。和尚看到老虎，却一点也不害怕；其实他并不怎么理会老虎，他只是坐在篝火旁边，继续吃烤狗肉。三只老虎从和尚身旁经过，朝山上走去，一直走到中央立着三根白色柱子的空地。它们绕着柱子转了一圈，先是朝我咆哮一阵，然后又彼此低吼几声，最后各自选了一根白色柱子，爬到顶端。”


老住持站了起来。“老虎是凶猛和勇敢的象征。”他说，“虎乃万兽之主，天下至阳之物。五百岁的白虎能够御风而行。你朝山下看看，从这里可以看到厦门内港。你应该知道厦门港两侧的小山叫什么名字吧？”


“当然，师父。虎头山和龙头山。”


“虎主风，龙主水，龙虎山风水祥瑞，护佑厦门风调雨顺。你梦里的和尚是戚继光，他在世时是一位圣人，死后升仙，大家看到的通常是他骑虎的形象。你梦里的白虎是力量的象征，三只白老虎更是威力无穷。这位太太，你的孩子毫无疑问会是一位杰出人物。生在乱世，必为将帅；生在盛世，必为宰辅。”


是的，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心开始狂跳。我的儿子将来会成为一位伟人，一个英雄。张住持的话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


“戚继光是一位威力无穷的战神。”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他在世时生性固执，反对和蔑视一切规则。你的梦无关舒适或者和平。老虎不仅意味着力量，也暗含着暴力和动乱。”


我紧闭双唇。当然是这样。乱世出英雄，难道我会连这点都不懂吗？我的儿子必须承受他命里注定的磨难，他将为民众抗争，为正义而战。


“孩子降生前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住持最后说道。


我站起身，向住持鞠躬行礼。“谢谢您。”我说，“感谢您同意见我。”


我沿着阴凉的山路下行，穿过寺庙幽静的走廊和庭院，一路上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儿子和他的锦绣前程。


出了寺门已是午后，闷热的空气迎面而来，我四下张望寻找人力车夫。车夫一看到我，立刻抓着那辆破烂人力车的车把跳起身。


一番讨价还价后，我坐上车，我们开始下山。车夫的光脚板扑通扑通地踩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我的后背随着他的脚步不停地撞击木靠背。这样大概走了有两里地，地势渐渐变得平坦，森林和小山消失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块块新栽的稻田，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令人心旷神怡。车夫的喘息声越来越沉重，我觉得他随时会一口气喘不上来。我想象着车夫倒在地上，人力车从他尸体上压过的画面。


“不用跑这么快。”我说，“我不赶时间。”车夫略微放慢了脚步，可是不一会儿又变快了，我猜他大概是想跑快些，尽量多拉几趟生意。他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速度。“你不用跑。到了鼓浪屿码头，我多给你些车钱。”这一次他才真正放慢脚步，呼吸渐渐平缓下来。但是，他拉车时突然倒在人力车下的画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8212;&#8212;他倒毙路旁，我一个人无助地坐在车上。


“停下！”我大喊。


“什么事？”车夫吓得猛地停住脚步。我们已经接近集美近郊，一个赶鸭子的老农民站在一旁看着我，他身后有个小贩，怀抱一个装着烟叶和香烟的木箱。


“我要给母亲买包香烟。”我急忙说道，一边挥手招呼小贩过来。


“宝贝牌香烟。”小贩吆喝着，“金龙牌香烟。” 


“宝贝牌。”我把钱递了过去。


“对不起，小姐，您钱不够。这两天烟价又涨了。”


“那就金龙牌。”


“也涨了。加税了，小姐。您来盒太阳牌吧？不要税。”


“想都别想。给我包宝贝牌的，再要些火柴。”我拿出一些硬币。


“我这里只有友邦的火柴。”


“你自己留着那些该死的火柴吧。”真不要脸！他妄想把日本人的香烟和火柴卖给我就已经够下作了，居然还用那么恶心的称谓。友邦，饶了我吧！


“您这样的人当然可以有骨气啦。”他说着抓过我手里的钱，“可我指着这个吃饭呢。人家愿意从日本鬼子那里买便宜香烟和火柴，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气得心跳加速，一把夺过香烟。其实我心里清楚，他说的没错。最近这三年，市面上到处是日货。金门岛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仓库。哪怕我不买太阳牌火柴，我家的佣人也会买，没准现在市面上就只有日本火柴。我把香烟塞进口袋，闭上了眼睛。


当我睁开眼睛时，已经快到集美了。沿海的滩涂上遍布着人工养殖的紫菜，工人们正忙着收获。渔民们架着小船，从海里拖出渔网，条条小船如同片片柳叶飘荡在海面。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便让车夫看到货摊就停一下。但这里的货摊没有常见的小吃，于是我买了些包在纸筒里的新鲜带壳海蛎。


集美到厦门的轮渡比往返厦门和鼓浪屿的渡船大很多，也脏很多。轮渡下层载着马车、人力车、货车，偶尔也有汽车。这个时段的乘客，大多是从集美回家的厦门人，有打短工的，也有做生意的，还有学生、政府官员和休假军人。我背靠窗口，拿着滴水的生海蛎，小心不弄脏衣服，同时观察着渡船上乘客的面孔。我暗忖，不知道他们当中谁是汉奸？谁是跟走私者做生意的商人？谁是领日本人薪水的政府官员？谁是分发日中友善传单的学生？我仔细研究着渡船上的一张张面孔，那些亲日分子自以为别人认不出他们的真面目，但是，船行至半，我觉得已经认出他们来了。他们的小动作暴露了身份，脸上都是一副得意的神情，目光闪烁不定。


我仔细打量同船的乘客时，似乎也有人一直盯着我看。离我不到三米远的地方，两位老太太一直在打量我。我朝她们看去，她们赶紧调转目光。“假洋鬼子。”其中一个老太太低声说。


她居然敢这么说我？我正要走过去质问她，突然想起自己新烫的头发。我头上的大波浪简直可以媲美台风吹起的海浪。我的脸一下子红了，于是把头探出窗口，让阵阵清凉的海风吹散脸上的灼热。


船靠岸后，一个男孩扬着一份三天前的上海《新闻报》追着我们叫卖。“要买报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看了一眼标题《汤军长挥师再战》。


“租一个小时只要两个铜板。”


我还是摇摇头。《厦门时报》说，台儿庄大捷的英雄汤军长，目前还在北方的徐州附近迎战日军。报纸标题是《与日寇在郊野殊死一战》。


我们很快到达厦门市区，穿行在拥挤的街道中，人力车夫左躲右闪，避开驴车、手推车、其他人力车，还有沿街的士兵。大街两旁是一栋栋三、四层的楼房，窗户上反射的阳光令人睁不开眼。我心想，到家时天该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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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素莉站在大门里面，皱着眉头&#8212;&#8212;也许是路灯昏黄的缘故，她看上去有些不开心。“您吃饭了吗？”她说着为我拉开门。“吃饭了吗？”是一种问候语，相当于“你好”，跟吃饭没什么关系。看到她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我差点脱口而出，没有，我没吃过饭。但我只是跟她打了招呼，递过手里的生海蛎纸包，她接过海蛎后转身离开。“您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她回头丢下一句。她平常对我的态度不会这么无礼，可我又累又饿，没力气细想，也懒得计较。


我正要跑上楼换件上衣，婆婆走到我面前。“你去哪里了？”她不满地问，也没问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还来不及回答，她就迈着一双天足，急匆匆地转身进了前厅。


我吃饭向来不定时，每次都等到快饿疯了才想起吃东西。我跟着婆婆走进客厅，咬紧牙关忍着气，不让自己情绪爆发。她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


“安丽，”母亲一看见我就口气不善地说，“你怎么跑出去了一整天！”


“怎么了？”我喊道，“我是个孩子吗？必须回答你们每个人的问题？”我喊完才发现家里的气氛有些不对。母亲通常只会待在她的房间，现在却坐在客厅柳条椅上，背后垫着绣花靠垫，小脚搁在她最喜欢的软凳上。阿梅被母亲揽在怀里，今天不是什么特别日子，阿梅却穿上她最漂亮的衣服，头上绑着她最喜欢的粉红色发带。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室内光线，这时，我才注意到客厅的尽头有个男人。天几乎完全黑了，他却望着窗外。他是一名军官，我看得到他上衣里面的枪套。


他转身面对我……啊！妈祖保佑！是聿明。他还活着。我几乎来不及反应，人已经飞一般地奔向他。


“安丽，”他的声音让我停下了脚步，“你去哪里了？”


“我去哪里了？你现在问我，我去哪里了？”我这么多天的担惊受怕终于爆发了。


“妈，妈。”阿梅朝我跑过来。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地都来埋怨我，为聿明开脱。


“他早上就到家了，我们等了你一整天。”


“你没告诉任何人你去了哪里。不知道我们会担心吗？”


“现在世道不太平，你应该知道的。”


我感到有些头晕。“你！你们所有人！”我冲到聿明面前，不知道是要照他胸口捶几拳还是要投入他怀里，我一时愣住了。阿梅冲到我前面，要不是聿明及时扶住我，我差点被阿梅绊倒。


“我很抱歉。”他说，“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你联系。你也看到了，我应征入伍了。”


“出差的路上？”这完全说不通。通常都是拉壮丁去当兵，没有拉去当军官的。壮丁们要先量过体重测过身高，然后被迫用抽签来决定是否入伍。我的脑子在飞快转动。聿明出现在我梦里时，他穿的是工作服，而不是军装。


“工程师会去野外勘察。”他笑了笑，用尽量轻松的口气说，“碰巧有部队也在那里。我遇到了大学同学，李军长。我只能说，他很会说服人。”


我抓住双人沙发的靠背。我的丈夫聿明回来了，回到我身边。我心中的欢喜快要炸了开来，不过，饥肠辘辘的肚子提醒我另一件事。“我们可不可以吃饭了？”我嘟囔道。


“当然可以。”母亲踢开脚下的软凳，等聿明扶她起身。噢，我多么想去抚摸他，和他紧紧相拥，多么想让横在我们之间的一切消失！我不顾母亲和女佣在场，伸手去拉他的手，聿明任由我握住。不过他很快就把手抽了出来，过去搀扶我母亲走进饭厅。


服侍母亲坐好后，他转头对我说，“你的头发变了。”


“我烫发了。”变了，他只会说这个吗？我把阿梅抱到高脚椅上，也坐了下来。


“能保持多久？”


“永远。”我生气地说，“除非头发长了把它剪掉。”


他对我的怒气有些困惑，似乎自己只不过问了一个关于卷发特性的问题。“嗯，”他补充了一句，“非常时髦。”


凉菜已经端上餐桌，姜味酱萝卜，五香榛子，还有庆祝聿明回家特意做的烧鸭。我帮聿明倒了杯茶，又在白水里兑了点茶给阿梅。聿明和母亲用筷子夹了些酱萝卜和鸭肉，送到我婆婆碗里。然后，聿明夹了片鸭肉放到我的碗里，我也为他夹了些萝卜。互相夹菜是我们家的礼节，平常大家都是如此。但是今天，我们为彼此夹菜的简单动作中却比往常多了几分喜悦。


“我给梅茨勒先生拍过电报。”他怎么能连老板都不通知呢？聿明做事向来认真负责，恪尽职守。但这次反而是我尽了本分。我保持了冷静，没有惊慌，除了最初那几天。聿明不用知道我接到梅茨勒最后一封电报时整个人都垮掉了。


“我今天早上联系过梅茨勒先生，”他说，“之前一直没有机会。”


我夹起一片鸭肉送到嘴里，顿觉满口生津。


“安丽，你跟和尚去了哪里？”母亲问。


“昌佑寺。”我咽下嘴里的鸭肉，开始绘声绘色地向他们描述老住持的功夫，他的身体多么灵活和健壮。


聿明微笑着说，“可是看看我们那里，招来的新兵连左右脚都分不清。让一个农民学会正步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左脚穿布鞋，右脚穿草鞋。而且口令不能喊‘左，左，左-右-左’，教官要大声喊‘布，布，布-草-布’。”


我们听了开怀大笑，虽然一个农民分不清左右脚既不奇怪也不好笑。


“安丽，”婆婆等笑声停止后开口道，“你还没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去昌佑寺？” 


她话音中透着不赞成，我感到有些惊讶。婆婆的一双天足让她可以自在地到处走，她又一直向往在辽阔草原自由驰骋，她应该理解我不带女佣自己一个人随时外出的做法。“住持捎话给我，说愿意帮我解梦。”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素莉放到餐桌转盘上的一道清蒸菜&#8212;&#8212;撒着葱姜丝的清蒸豆豉石斑鱼和豆腐。


“住持怎么说的？”婆婆追问道。


我看着聿明先为婆婆夹了些鱼肉，然后又为我夹了一些。“我们的儿子长大后会成为杰出的领袖&#8212;&#8212;宰辅或将军。”我说。


聿明放下公匙，摇了摇头说，“这些都是迷信。完全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胡乱猜测。最多可以说，住持预测这个孩子是男孩，倒有一半正确的概率。”


母亲叹了口气，“安丽太想有个儿子了。”


“又不是我自己想做那些梦的。”其实母亲说得对。我的确想生个儿子让聿明高兴，也让我自己高兴。我知道，母亲倒是希望再添个外孙女，她喜欢身边围绕的都是女人和女孩。我瞟了眼阿梅，她一直看着父亲，根本没注意我们在说什么。


“啊，有馒头。”素莉进来时婆婆说，素莉将一盘蒸馒头和一盘泡菜五花肉放在餐桌上。


“把羊奶拿来给婆婆。”素莉转身回厨房前我说道，“再告诉阿桂，做个海蛎煎。”


米饭终于端上来了，我们在餐桌旁安静地吃饭。烧鸭和清蒸鱼没填饱我的肚子，我一口接一口地往嘴里送着米饭，终于没那么饿了。我感觉轻松多了，瞟了眼旁边的聿明。我开心地想，他回家真好。他真的回家了。明天我要做厦门薄饼给他。明天一大早我就打发阿桂去买猪肉、蔬菜、新鲜豆腐、小活虾，还有细细卷卷的紫菜。阿桂切猪肉和蔬菜的时候，我会擀出一张张薄如纸的春卷皮。接着，我要把花生炸熟，再碾成均匀的碎粒。


“我明天给你做薄饼。”我大声宣布。噢，我多想让他脱掉这身死板的军装！


“对不起，安丽。”他轻声说，“我等不到吃你做的薄饼了。”


“为什么？”难道他忘了我在厨房手脚有多麻利？做菜的速度比台风中的海鸟还快。


“我天亮前就要走。”


“不！”我觉得肺里的空气瞬间被一阵狂风卷走。


“我没得选择，这是命令。”


“不！”


“安丽，你这样子只会让大家都为难。”


“你不能让他违抗军令。”


我还没来得及道歉，母亲和婆婆又异口同声地开始指责我。


“对不起。”我对她们说。“对不起，聿明。”他的目光柔和下来。不过，我在他眼中发现了别的东西。不知为什么，他眼神躁动不安，像是一只正在抓猎物的猫。“你去哪里了？”我问。


“我不能告诉你。”


当然了，他什么也不能说。实在太可怕了，他竟然去当兵！我打了个寒战，突然想到聿明当工程师和当兵的不同，他当兵后我们会分离。


“啊，海蛎煎。”素莉端菜进来时聿明说，黄灿灿的鸡蛋包裹着新鲜的海蛎，散发着蒜头和大海的味道。他舀了一些放到婆婆的盘子里，然后再舀给我。


我转了一下转盘，母亲也舀了些海蛎煎。“宝贝，吃海蛎吗？”母亲转头问阿梅。


阿梅的头垂在一旁，眼睛快要阖上了。


“我来抱她。”说着，我把阿梅从高脚椅上抱起来，她的两条腿搭在我腰部，热得汗津津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阿梅，阿梅。”我在她耳边哼着，“爸爸回家了。你的爸爸回家了。”我一边轻拍她的后背，一边朝楼上走，嘴里为她哼起另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爸爸已经再次离开。


***


那天晚上，我们床罩的两侧都掀开了，羽绒被的两边各折出一个三角形，露出镶着白色花边的玫瑰色被里。书桌和五斗橱上的两盏小台灯映出淡淡的光晕，似乎在欢迎归家的人。我关上卧室房门时觉得这个房间不再是空荡荡的，那种熟悉的温暖感觉又回来了。“你的外套。”我说。


他解开扣子，脱掉外套。终于脱掉了。“日军正在逼近福建。”他说着把外套递给我。


“我知道。他们的军舰和飞机在轰炸沿海一带。”


他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


我耸了耸肩，打开衣柜门。我知道这些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不在的时候，”他说，“你们必须待在这里的公共租界区。只要西方国家继续声明保持中立，日军就不会入侵鼓浪屿这样的通商口岸。安丽，现在外面很危险。不仅是日本人，土匪也经常从山寨下来。从南京和上海逃出来很多难民，他们大半是向西逃，不过有些人会到我们这里来。”


我挂好他的外套，等他说完。他说完正事前是不愿我碰他的。


“告诉佣人们不要买走私货。”他继续说道，“别人会把我们当汉奸。”


“我会跟她们说的。”我轻轻抚摸着他的胳膊。


但他的话还没说完。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皮靴踏在地板上发出轻轻的嗒嗒声。即使穿着皮靴，他的脚步也很轻。聿明不是一个强迫别人接受自己观点的人。“你必须囤积些粮食。”他再次转身走过来。我注意到他转身时有着军人的利落。“你必须多储存一些大米、面粉、糖、盐和大豆。还有肉干。”他在房间里踱着步，边思索边说出一串食物的名称，“鱼干、虾米、酱菜、花生油、芝麻油、咸蛋、果脯、罐头。”


果酱，我心里帮他补充，干菇和面线。他还忘记提蜡烛和火柴，不过我什么也没说。我越少插话，他就能越快说完，尽到他觉得自己必须尽到的责任，然后我们就能早点相拥在一起。虽然我觉得他实在太小瞧我，难道我连储藏室该存放些什么食物都不清楚，还需要他帮忙。不过我理解他。聿明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谦谦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保护家人和国家是他的责任。我从五斗橱里取出他的睡衣。“我明天第一件事就去采购你说的那些东西。”我说。


他点了点头，放松下来。我看着他微翘的嘴唇，忍不住笑了，我喜欢他丰厚柔软的双唇。要是聿明知道我多么喜欢他脸上矛盾的组合，大概会不赞同地摇摇头。他一向严肃的鹅蛋脸像他的母亲，他有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和性感的嘴唇。我的聿明像《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一样，有股桀骜不驯的危险吸引力。“上大学时，”他嘴唇再次绷紧，“我们被称作狂热分子。我们占领校长办公室，上街劝说人们抵制日货。但是，连我们这些最激进的人都没料到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不知道他们的胃口有那么大。那时，谁也想不到他们居然这么贪得无厌。屠杀我们的同胞，占领我们的国土。”他叹了口气坐在床边。


聿明说的没错。十个月前，我们根本没想过北平会沦陷，接着是上海和太原，最后连首府南京也落入日寇手中。我拿出睡袍，关掉一盏灯，只留下对面书桌上的小台灯。我坐在他身边，轻轻解开他衬衫的扣子，手指的动作如同蜂鸟翅膀般轻盈。“你怎么会在路上刚好遇见李军长呢？”我问。我们眼看就要依偎在一起，我心头的疑问和身体的渴望在斗争，最后还是忍不住开口问他。


“我正在为九龙江水电站的大坝选址。”他站起身脱掉长裤，“李军长的部队刚好驻扎在其中一个地点附近。”


“那他是怎么说服你参军的？”


他把长裤搭在椅背上，“他说，他的部队迫切需要工程师。”


这个解释不能令我满意，可我还是接受了，因为我们已经拥抱在一起，我们的身体交缠，血液加速。哦，不管它了，随它去吧！他把我轻轻放倒在床上，我的每根血管和毛孔都充满了渴望，和他共赴巫山云雨。


之后，我依偎在他怀里，我的腿压着他的腿，胳膊搂着他的胸，头枕着他的肩。我亲吻他的脸颊，他吻了下我的嘴唇。然后他闭上了眼睛，我用手肘微微撑起身体，亲上他的眼睑。


***


第二天，聿明天不亮就起来了。我睁开眼睛，看着他扣上衬衫扣子，然后我掀开被子坐了起来。


“天还太早。”他说，“你接着睡吧。”他明知道不能阻止我的，我们身上还留着彼此的温度啊。


“不，我想送你去码头。”


他不置可否，于是我们各自去穿衣服。我穿了一件简单的棉布裙，颜色跟外面的天空一样灰暗不清。聿明穿好棕色的国军军装，把手枪绑在身上。他转头看我时，他的眼睛告诉我，我们要再一次离别。


“两位母亲要由你来照顾了。”他说，“照顾好阿梅。为了没出生的孩子，也要照顾好你自己。还有，安丽，佣人们也要你费心看顾。”


“我会照顾好大家的。”我向他保证。


我套上件毛衣，他抓紧行李袋的背带。我们没有跟母亲和婆婆告别，蹑手蹑脚下楼出了门。


我们朝码头走去，整座岛屿还在沉睡，四周几乎没有一丝声音。我对聿明的军旅生活充满好奇，也很想跟他分享我平凡生活中点滴，可现在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个问题。我沉默地思索着，就这样一直走到渡船码头。淡淡的晨光从海面洒向对岸的厦门岛。我们周围是来回走动的黑色人影，人们正忙着搭乘今天的第一班渡船。“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我终于问了出来。


他看了一眼渡船，“我不知道。”


“估算一下。工程师最善于估算。”


“话是没错，但我们的估算要有科学依据，可我没有。”


“那就猜一下吧。”


铁链在叮当作响，发动机噗噗地开始轰鸣。“我不做猜测。”他说，“我告诉你我的想法。如果可以的话，下个月我会回家待几天。我不能保证，但我尽力而为。”


我张开嘴，还有话要对他说，还有很多话。“聿明。”我所有的念头如同被狂风卷走的落叶般转眼消失。“请你，”我低声说，“请你一定要回到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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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乌云压顶，一阵狂风吹乱我的头发。我把发丝向后拢了拢，电闪雷鸣中，我眼见着聿明登上渡船&#8212;&#8212;他举起的手、他挺直的鼻梁、他军装下的枪套。我不停地挥手。他终于走了，我开始回头，拖曳着脚步，继而奔跑起来。我离他越来越远，一直跑过山坡，经过一家家金属卷门紧闭的商店。走了。又走了。我放慢脚步，喘着气。一束灯光照进巷子，起得最早的店家正吱吱呀呀地拉起店门。


突然下起了雨，豆大的冰冷雨点打在我头上和肩上，转瞬暴雨如注。到家时，我已经浑身湿透，脸上流淌的泪水被倾盆大雨冲刷殆尽。


雨下了一整天，水从屋顶的瓦片上倾泻下来，溅落在石子路上。雷声滚滚，我去盘点应急存货时，在储藏室里也感到震耳欲聋。盘点结束，雨还在下，我便将针线篮拿到客厅。从篮子里翻出聿明的一只袜子，握着它在脸上贴了一会，然后拿出缝补球做起活计。我不会像旧时闺秀那样倚窗绣枕，但我可以把他的破袜子缝补好。


补好的袜子看起来簇新。我用手指试了试后跟和脚趾，然后放在旁边桌子上。我叹口气，又翻了一遍篮子，找到双千层底，大小正适合母亲缠过的小脚。聿明告诉我，因为没有布，婆婆曾用报纸给他的鞋做衬里。下雨天报纸泡烂变成泥糊，晚上婆婆只好往鞋子里重新塞进干报纸。聿明的父亲过世后，西瓜头这样对待他们母子，实在令人不耻！


我挑了根针，但一想到要在千层底边纳上无数个小针眼，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我把千层底扔回篮子，走到窗边，注视着这个嘈杂又安静的世界，嘀嘀嗒嗒的雨、光滑的石子路、垂落的树枝。我该怎么做？一个女人该怎样等待丈夫？敌人尚未到来，爱国志士该如何抗争？我透过雨水蜿蜒流动的窗户，向这个世界寻找答案。


我一无所获，于是坐回椅子上，重新拿起给母亲做鞋的千层底和棉衬里，穿针引线，尽我所能，纳出最细、最密的针脚。


下午，我陪阿梅玩耍，朗读诗集，练习书法。除此之外，我这样的女人在这种天气还能做些什么？


夜里，我蜷在床上听着雨声。我们相聚的时间多么短暂：只有一天，他便又离开了，他那一侧的床铺如从前一样冰凉。实际只有半天。我抱着双膝，回想因为去寺庙而错失的几小时。这么久，足以让阿桂和素莉做出六道菜，足以让大家对我恼火抓狂。我到底在想什么，明明知道聿明随时可能回来却还到处乱跑？


我辗转反侧，手臂甩到被子外。我真傻到了家！我不该出去的。我踢掉被子，手心贴在小腹上，胎儿还只有坚果般大小，没有任何动静。等聿明下月回来时，他会长大一点，聿明用手可以感受到胎儿的动作。下一回的情形会好些。聿明回来时会万事齐备的。


我又翻了次身。雷声在大地上轰隆，像遥远的炸弹在我胸口回响。睡意令我四肢瘫软，思绪却依然活跃。我从炸弹想到李军长，以及他劝服聿明入伍的谜团。聿明不是已经间接参与战事了吗？军队不是需要像西门子公司修建的那些道路、铁路、电力和桥梁吗？李军长究竟说了什么？而聿明又为什么不能解释给我听？倦意涌了上来，我只知道他离我很远，越来越远。


第二天早上，伤感的情绪荡然无存。阳光从窗户洒进来，鸟雀在鸣唱，空气里有橘花香。好吧，我对自己说，他答应一定会回来，而我们在这小岛上亦性命无忧，何不尽情享受呢？我穿上宽松的裤子和外套，跑出去追赶阿桂，她已经出门前往市场了。


自我出生起，阿桂就在我们家了。她以前是我的奶妈，后来成为保姆。她丈夫在世时，她和女儿也一直住在我们家。后来女儿远嫁，阿桂每年只能去探望两次，便把所有母爱倾注在了我身上。


早市生意一如往常地繁忙。主妇和厨子摩肩擦蹱，搜寻着菜品，有的闻闻甜瓜，有的掰开鱼鳃看新不新鲜。我和阿桂买了一串指头大的小米蕉。我们俯身去嗅柠檬和青柠。我们还站在贩卖活鱿鱼的摊铺前，看墨点抖动和颜色变化。价格很贵，但我们还是一如往常地买了些，够做一小盘菜。


鱿鱼和虾子的摊位旁，有两个脚踩木屐、身穿和服的女人，彼此在行90度鞠躬礼。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横行霸道的日本人，也就是日本浪人，一方面公然纵容走私，另一方面指使汉奸走狗在街头巷尾不断散播“王道乐土”的谎言，自己却在阴暗处窥视。住在公共租界的日本妇女通常会让女佣到市场来采买物品。为何她们今天会在这儿？鞠着躬、挡住别人去路、捂嘴讪笑、伸指对海鲜评头论足？而此时此刻，她们国家的军队正在空袭我国城市、杀戮奸淫我国人民。更有甚者，我的丈夫在拼命，有的小贩却在售卖着5块一份的日本白糖和8块一份的中国白糖。


“上周才7块钱。”我们一往回走，阿桂就开始抱怨，“哪儿才是个头啊？”


“我们少买些就是了。等等！”我说着，想到原本打算买份报纸。


“您看。”在我付钱买当天的《厦门时报》时，阿桂眉毛一扬说道，“您的戏又要上演了。”


报架后面的墙上贴着张海报，宣传下个月的巡演戏目：《柳荫记》。“我的戏？”我付了报钱，转身就走。


“哈，少奶奶。”阿桂紧跟上我说，“您知道我的意思。您跟祝英台简直一样啊。”


我翻了翻白眼。“这是什么话，阿桂？我一点儿都不像她。我是小时候打扮得像个男生，而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况且，她不但女扮男装，还骗过了心爱的人。”我不禁莞尔，想象着祝英台扮成书生时的那种怡然自得。


“兄送贤弟到池塘，金色鱼儿一双双。”我边唱边摇晃手上的袋子。


“弟兄分别诚感伤。”阿桂应和。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年轻旦角的唱词用阿桂苍老的嗓音唱出来是如此滑稽。“我们带素莉和婆婆一起去看戏。”我说，“母亲可以坐轿子去。”为什么不呢！我边想边大步往前走。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聿明。因为他没有机会享乐。


阿桂跟上来挽着我的手。回到厨房我们又开始哼起来。我边从袋子里掏出胡萝卜，边唱出戏词：


“兄送贤弟到井东，井中照见好颜容。”


阿桂从袋子里拿出猪肉，用别扭的尖声应和：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真好听。”素莉在门口嚷道，“再唱一遍吧。我也想学。”


“来。”阿桂将一块五花肉拍在案板上，递给素莉一把刀，“把肉切块，要拳头大小。”


我们手里清洗着芒果，把这段戏词连唱了三遍。


“是《柳荫记》。”婆婆在门口说道。


“婆婆。正好您在这儿。”婆婆通晓所有曲目和生旦净末丑的唱词唱腔。在宫中作人质时，她听过名角儿们给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唱戏。这是她和其他“女宾”为社稷稳固献身的唯一奖赏&#8212;&#8212;看戏曲名角儿排戏，有时还能看正式演出。“接下来是什么？”我问婆婆，“无缘对面不相逢的下句是什么？”


“先把围裙给我，让我干点活。”


我把一袋虾倒在桌子上。


婆婆挽起袖子，把围裙系在腰间，将一只发亮的青灰色虾子的头剥下来，用小生饱满洪亮的声音唱道：


“兄送贤弟到河坡，漂来一对戏水鹅。”


尽管没做出戏子那种夸张身段，婆婆的声音和表情依然把角色演活了。


后来，我和阿梅在花园再遇到婆婆时，她脸上又恢复了深如古井水般的晦涩神情。但她一看到阿梅，便放下水壶，伸出了双臂。多亏有阿梅，因为她，婆婆总算答应搬来跟我们住。我多希望当初能早些说服她。她在韩家受了大太太多少欺负啊。


“不要吮手指。”她对阿梅说，“跟奶奶一起唱。奶奶教你一首新歌。你听好了。”


“你好比断线风筝飘无际。”


阿梅跟着奶奶，用甜美纯真的童音，一字一字地唱。


人不能一天到晚总是心事重重，担惊受怕&#8212;&#8212;起码在那些日子我不能。那是四月天，到处开满了绿色、黄色、粉色、珊瑚色和淡紫色的花朵，正是草长莺飞、百花竞艳的时节。同胞正在遭受的苦难，我丈夫以及我们所有人所处的险境，我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们只看到些关于战争的报纸新闻和小道消息，戏里的古老故事反倒更为真实。春光明媚，更容易使人联想起神仙眷属。


下午，我坐在桌前记录和阿桂在市场上的花销，心里想着那出戏&#8212;&#8212;梁祝的十八相送咏诗和柳下誓约。我在页首写上日期。我咬着圆珠笔头，想到祝英台的父亲，是他的贪婪拆散了这对恋人，都怪他横了心要把女儿嫁给富家公子。


6两鱿鱼，我在纸上记下，此时我又想起了与母亲的旧日心结。当年母亲要我嫁给吴丹本的儿子，后来又是于腾水的儿子、李犇的儿子。全是些富家子弟。我们家的地都在母亲名下。她总是坐在大红桌边，计算着外公留给她的地产所带来的佃金收入。这几年，她在一个带活动桌板的坐垫椅上看账，把桌板拉到膝盖上方。有时她也会坐在床上，在红木床头桌旁盘点。当然，她对穷人很大方，但她也对每一厘钱的去向一清二楚。


1斤洋葱，我写道，4角……


我拿着单子去楼下母亲的房间，心里升起一丝苦涩。我还记得她是怎样提醒我，聿明家道穷困和血统不纯。“如果你嫁给他，”她说，直到现在我依然忘不了她声音里的恼怒，“你的孩子就不会是纯正的汉人，他们将有四分之一的蒙古血统。”


“他们将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大吼。我气极了，将茶杯砸向地面，冲出房间。


“你被惯坏了！”母亲在我背后嚷道，“你以为这些上好瓷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过，那毕竟是好些年前的事了。之后她也渐渐接受事实，甚至还祝福我们的婚姻。我敲了敲她的房门。“购物清单。”我边进屋边说。


“谢谢，乖孩子。就放我桌上吧。”


“白糖花了8块钱。”我多说了一句，不由自主地想为难一下她。


“这么贵？”


“中国白糖的价。”我说，“您要为了省3块钱用日本白糖吗？”


“当然不会。过来，孩子。”母亲拉起我的手，“如今局势不同了。对付眼前的困难应该灵活着点。你婆婆今天还好吗？”


“她很好。”


“那就好。我好像听见阿梅在唱什么戏里的词？能带她过来唱给我听听吗？”


我有些惭愧。母亲对待婆婆一直都很好，我怎么忘了呢？我捏住她的手道，“我这就去叫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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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最初的日子里，纵然聿明没有音讯，纵然我们看到日本女人在集市里点头哈腰，生活貌似没有大的改变。甚至，连囤积应急用品的做法也似曾相识，与台风肆虐前的准备并无明显区别。当然在电台报纸上也听到、读到敌机轰炸和一些坏消息，但一切看来遥远得很。


虽说我不清楚母亲能否预测局势变化，但她已经开始筹划着保全自己的财产了。她请律师在伦敦、纽约和多伦多开了账户，然后派我去银行按她指定的金额汇款。


到了四月的第三个星期，母亲手里的大部分钱都安全汇出了国，然后她着手进行下一步：埋金子。一天晚饭过后，她把阿桂、素莉还有我叫到她房间，告诉我们她想在后院挖坑的地点。“要挖到你一条胳臂加两只手那么深。”她叮嘱道，“记住，千万别跟其他人提你们办的事。”她嘱咐她们，务必要等到黑夜，而且干活时不能出声。她们离开后，她交代了我的任务。我要用厚棉布和结实的布绳缝制布袋，每袋装20个金币，再把装满金币的布袋分别用锡铁盒装好，亲眼看金子埋妥。


第一天晚上，月黑夜凉。我摸索着走到院子当中，女佣们已经等在那里。“少奶奶，”阿桂握住我的手低声说，“素莉觉得应该在靠墙那一头的角落挖。我说要在晾衣绳下面挖第一个坑。”


我努力回想白天的院子，想着掩埋物件会不会留下痕迹。鼓浪屿多石，不能等到挖下去才知道挖不动。“先用几根竹竿探探地面。”我小声说。她们找来靠在菜园篱笆上的几根竿子和一个木槌。试探几次，折坏几根竹竿后，我们找到第一处开始挖洞。挖好后，素莉把我给的锡铁盒丢下去，她和阿桂掩好土。我们把土踩踩实，开始找下一处。


第二天早上，我在地图上标出位置，写了一个对句，描述埋金子的地点，然后她们在翻动过的地方洒上沙土石子。一晚上挖两个洞，不到两个星期就大功告成。我补了最后一个对句。和母亲一起熟记后销毁地图。


时间刚好。只过了几天，我们就近距离感受到敌人来势汹汹。当时我、阿梅、奶妈宝萍正在美国领馆附近，突然听到飞机的轰鸣声。飞机从东南方渐渐逼近，飞得很低，我能清楚看到机翼上印着太阳旗。


“会飞的船！会飞的船！”阿梅叫起来。


“是红眼睛飞机。”宝萍对阿梅说，又教会她一个新词。


“红眼睛，红眼睛。”阿梅哼着，旋转的裙子像张开的太阳伞。


突然间，其中一架飞机开始下降。飞到我们正上方时，它悬停着扔出一些东西，像片片纸屑一样在风中飘散。“我的……它，我的。”阿梅尖声叫着，伸出手去接一张飞舞的黄纸片。


我一把抓走。纸片跟日本浪人和汉奸们站在街角散发的传单一样，都是欺骗好人的鬼话。传单上印着粗体字，叫嚣着王道乐土、共存共荣、友善邻邦。我撕掉传单，扔向空中，无心再阻止阿梅去追赶已经没了杀伤力的碎纸片。


***


第一轮轰炸开始时，我睡得正熟。听到声音，我起床冲向窗边，用力把门窗都打开。红色闪光穿破黑夜天际，伴随着一连串刺耳呼啸，一声接着一声的轰隆巨响。我看不到轰炸的地点，窗户的方向不对。我冲向婆婆的房间，见她已站在窗口。


“你看。”她边说，边指着吴丹本家的房子，那里原本是母亲最初帮我选定的婆家，吴丹本差点成为我的公公。在照耀着云朵的闪烁亮光中，我们看到，吴家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全部爬上了屋顶。


“笨蛋。”我喃喃道。


婆婆摇摇头，“他们连孩子都带上了。”


我们翘首看向房屋和树林，张望着爆炸发出的耀眼光线，炸弹好像落在了厦门城外，靠近厦门炮台的某处。


“少奶……韩太……快……”素莉在楼梯上叫我们，话音在爆炸声中断断续续。


“你去吧。”婆婆说道，“我要穿好袍子。”


“我喊得嗓子都哑了。”母亲一看到我就说。她坐在床上，阿梅在一旁，奶妈俯身靠在床上拉住阿梅的小手。“你婆婆人在哪里？”


“过来了。”


“素莉，去接她。”


母亲房中的百叶窗关着，但炮声依然清晰可闻。我抬头看到婆婆迟疑地站在门口。


“快请，韩太太。别拘礼了。”她挥挥手道，“请进来吧。”


又一枚炮弹炸开，响声更大。我忙一缩头，再抬头时看到阿梅一头躲进母亲怀里。


“日本人还没打到这里。”母亲说，“现在决定还为时不晚。”


我把窗户开了条缝。“什么？”我转过来，冲她直皱眉。“假如您说的是逃难，这事去年夏天北平沦陷后我们不就商量过了。”连聿明也赞同我们留下。鼓浪屿上住着这么多欧美人，日本人要打进来的话就太猖狂了。


“当时你丈夫还在家，日本人也还没打到家门口，说话当然轻松。现在安排一下，去香港或马尼拉避难，还不算太晚。”


“现在？炸弹临头的节骨眼？”


“不趁乱逃，还等什么时候？”母亲房里的闹钟敲了半点钟。现在是4点30分，离日出还有两个钟头。一旦做出选择，我们就得抛下一切，赶紧收拾细软找船上路。我在凌乱的桌子和架子之间踱步，有那么一瞬间，我能想象那种轻松……要是能放下我所在意的一切亲情家事和种种牵绊，结果会怎样？


“您跟我们一起走吗？”我马上觉察了母亲的答案。对她而言，即便我们能找轿子送她上船，一路也将千辛万苦。然而更重要的是，旅途再艰难，也难不过说服她离开家门。


“我不走，孩子。”她回答。


“那我们也不能走。”


夯、夯、夯。去年10月，我第一次听到这声音，它比零式战斗机声音更低沉。是轰炸机。阿梅从外婆床上滑下，向我跑来。


“我年纪大，又富态。”母亲在噪声中提高嗓门说道，“我这小脚不中用啊。你要保全下一代的。”


我抱起阿梅，“不行。我不能丢下您。”


“阿桂留下来服侍我。”她不耐烦地摆摆手，“你去吧，我要穿衣服。”


母亲神情忐忑不安。我猜她是想要抽烟。婆婆和素莉转身离开，阿桂留了下来，只有她无须假装对母亲抽烟一无所知。


我们几个人去厨房喝茶，仿佛这样能解决问题似的。我跌坐在椅中，示意着请婆婆坐下。“您怎么看？”我问她，“该走，还是留？”


婆婆没有正视我，眼神在空中某处游离。“马尼拉热得很。”最后她说道，“不过，在那儿过日子，不见得很不舒坦。”


不舒坦？她这样看我么，我是个讲究舒坦的女人吗？我也爱国。为了国家和亲人，再苦再难我也经受得住。“那聿明怎么办？”我质疑着。我的丈夫。她的儿子。“去了那里，他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


“就算我们留在这里，”她说，“他要穿过敌军封锁线，谈何容易，要是厦门被日本人占领就更难了。”


“那倒不至于。”从我跳下床开始，我的大脑就一直飞速旋转，试图理清所有头绪。我低头伏在桌上，思索着。


“哎呀！”我一下子弹起身，撞翻了凳子，这才发现身旁是素莉而已，她正要把茶壶放在桌上。


“我只是说吕宋岛天气炎热。”婆婆继续道，“因为我在那儿住过，你没有。当然那会儿不一样，我公公和丈夫还健在。”她的指尖抚过面颊，仿佛在回忆着，她作为中国大使夫人逗留在马尼拉的那段短暂幸福时光。


“那您的意思是？”


她耸耸肩。“将来意外变故太多，我这脑子算计不了那么远。如果你想去马尼拉，我保证那里的华人很高兴接纳我们。很多人还记得我丈夫。公公他们父子俩都很受人敬重。”


“您的意思，我们应该走？”


“除非你想走。”


除非我必须走。我又不是游牧民族，一有风吹草动，收起帐篷就能策马远行。鼓浪屿是我的家。连沿着海岸走远路去福州，我都觉得太遥远。“我怎么能离开鼓浪屿呢？”我问，“我母亲怎么办？”


“你做主。”


阿梅踢了一下桌子下面，钻到我的两腿间。“还有，”我说，“我不愿意再无端拉长跟聿明的距离。”


素莉把阿梅从桌底下拽出来，抱到桌上。在她们身后，晨光初现，将雾霭染上一抹污红。素莉挖了一勺芒果肉，正当阿梅张嘴时，天空中映出一道惨淡的粉色。


“素莉，”我喊道，“把她抱下来。快点。”


轰炸刚开始时，我就是这么紧张。我把阿梅留在楼下，不让她接近窗户。我关掉电灯。不许任何人出门。粥煮好后，我只点一根蜡烛，把母亲的早餐台尽量推得离窗户远些。


然后，我又回到厨房跟婆婆一起用茶。对爆炸声，一天之内是不可能习以为常的。每次爆炸都把我吓得战战兢兢。我缩紧双肩、眯起眼睛、紧咬牙关，直到脑门酸痛。我们俩坐在那里，喝着茶，徒然揣测着，我军士兵的装备弹药不足，能否抵挡得了日军进攻。但我们的军队长官比日本指挥官更有智慧，不是吗？中国自古就有不少彪炳史册的帅才。三国时诸葛亮不就曾运筹帷幄，以弱胜强吗？我们坐着回想种种历史典故，直到意兴阑珊。我们盯着茶杯，听着炸弹的爆炸声。最后，我受够了就这么一直躲在家里，于是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推开凳子站起身。


“我觉得轰炸声少了。”我说。


我走出前门，碰到了阿桂。“我要去看看情况。”我低声道。


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跟您一起去。”


我们走了不到十步，林老先生就从他家铁栅栏门后叫住我们。“看到什么状况，告诉我一下。”


我点头答应，沿着一条窄巷往前走。轰炸确已不再密集，但依然时有发生。小巷两侧的围墙和宅院挡住我们的左右视线。走到我旧日的中学时，一片开阔天空展露出来。我们爬上一个可以俯瞰操场的土丘，十多位老师正聚集在门廊下。其中一位老师看到我们，跟其他人凑得更近了些。看样子他们像在谋划着什么。


透过树枝，我看到飞机从东北方逼近。紧接着一队敌军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送下，向我们直扑过来。在最后一刻，它们拐个弯，向台湾方向飞去，把我吓得气喘不已，剧烈的心跳声几乎与飞机引擎声相仿。我们正要离开土丘上的观察点时，又看到两组日军飞机。它们的飞行路线保持一致，先往前飞，兜个圈子绕开鼓浪屿，然后往东飞回去。


回到巷子里时，林老先生正等着。他推开大门，一瘸一拐地走出来招呼我们。“狗杂种。”他对着天空挥拳咒骂，一直喊到咳嗽发作。“跟我说说，”他最后才粗声说，“你们看到什么了？”


“只知道轰炸还在继续，没完没了。”


“我在这儿都听得到。”


“看样子还没接近这里。”


他点点头，我们各自进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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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战火终日未停，轰炸声和枪炮声令人神经焦虑、惶恐不安。下午风向一转，炸药的焦呛味和废墟的焦土味向我们袭来，如毒雾般渗进屋顶和墙壁。漫天烟尘令人窒息，它们来自被炸得粉碎的房屋、道路、庄稼……还有我不敢去想的东西。我以为天黑后会休战，就像渔夫日落收网，交战双方自然会鸣金收兵。然而等到地球东转、太阳西沉，战火一刻未停。很快会停的，我心想。我坐在竹摇椅中前摇后晃，用手指梳理阿梅的头发，抚摩她的背。快了。


阿梅熟睡后，我将她放到母亲床上。我不想把她抱回楼上的儿童房，明早日军没准会照我家来一发炸弹，我可不想让她离危险更近一层楼。我心想，干脆跟婆婆都到楼下去睡好了。阿桂和素莉帮我把床垫和被褥搬到客厅当中，婆婆和我的床垫紧挨着。


等我们歇息下来时，轰炸和枪声总算停歇了。我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对于屋里所有细微声响&#8212;&#8212;巷子里各种脚步声，远处每次的喊叫声&#8212;&#8212;都警觉不已。我听着婆婆的呼吸声，看着惨白的月光从窗隙间漏进来。那晚空气中夹杂着火药毒尘，比起往夜，月光犹显浓稠。


“宝贝，”我对腹中核桃大的胎儿喃喃道，“这不是我所希望的，你不该出生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


我闭上眼睛，想到应该让阿梅跟我一起睡，地板很凉，但她能窝在我的怀里。我用手撑着起身，转念一想，又躺了回去。阿梅在母亲身边已经熟睡，何必再弄醒她。我蜷起双腿，把一只冰冷的脚丫塞到另一条腿下，又把被子拉到齐耳高。我浮想联翩，想象听见白狐对月号叫，白鹭发出悲鸣，仿佛梦见鸿雁西飞。白狐和眠鹭的意象，出自唐代李贺的《溪晚凉》，是我的尊师代于华最爱的一首诗1。


我一定是梦见了代老师，第二天黎明，当新一波炮火发出的呼啸轰鸣声把我惊醒时，她的影子依然萦绕在我脑海。这无疑是种慰藉。代于华曾教过我三年国文，她与我们这些学生一道激赏诗歌，抒发情怀。


“唔……”婆婆推开被子坐起来。我们很快穿好衣服，准备开始行动。婆婆称之为“侦察任务”。一直被关在家里的滋味可真不好受。


踏出门时，我有些退缩，但婆婆没有迟疑，昂首挺胸出了院门，走进巷子。


我们来到菽庄花园前的沙滩，围墙外花盆里绽放的一丛丛橘色花朵吸引了我。海鸟掠过海面，飞向浅蓝色的天际。我再定睛一看，发现一艘日军军舰正不动声色地浮在水中，船的两侧各有一个烟囱，船中央是桅杆，旁边歪歪扭扭的高架子活像小孩搭的钟楼。我们越过沙滩，来到九曲四十四桥，沿着遍布礁石的海岸迂回曲折地前行。最后，我们看到海湾里停泊着一些小船，一群人身边堆满大包小包的行李。


“要是我们改主意，恐怕也会来这里。”婆婆说。


那不大可能。我们没那么容易被吓跑。


我和婆婆靠在石栏上，断断续续地听到船家和逃难者的讨价还价声。他们的声音忽高忽低，不时有恐慌的叫声响起，但很快又压抑下去，好像在担心自己的绝望情绪会不断拉高船费。


“按理说，”沿着九曲桥往回走时，我说道，“逃难并不可耻。”可我不太喜欢他们的样子，慌张成那样，惶惶似丧家之犬。就在昨天，我们也曾考虑过同样的事。“按理说，”我继续说，“即便最英勇的将军，也要懂得适时命令将士们撤退，重新布防。”婆婆可是将门之女，她应该清楚。


“你是在问我吗？”


我想着聿明，他为国家万死不辞，而这些人，却只顾着保全自己的卑微性命。我像孩提时那样，向婆婆坦率吐露心声，“如果说撤离可以光明正大，那为什么我在海湾上看到的只是胆怯懦弱？”


婆婆唇边闪过一丝笑容，却没有回答我。


到达山顶后，我们回望大海。海水湛蓝，对于世代移居于此的闽地人而言，那是一种希望之色。


“去岛上另一头看看吧。”婆婆说。


我们从岛上迂回的街巷中挑了一条相对最直的路线，横穿鼓浪屿的南部腹地。婆婆迈着大脚阔步往前走，长及脚踝的裙裾翻飞，我一路小跑地跟着她。离轮渡码头越近，就遇见越多迎面而来的人&#8212;&#8212;背着包袱的后生、拖家带口的人、庄稼人、体面人，全是陌生的面孔。他们向我们打听市政厅、英华书院或任何可能收容难民的地方。一位戴着呢帽和墨镜，胡子花白的先生问我们鼓新路怎么走，说是有远房表亲住在那边。婆婆给他指了路，又向他打听前方的消息。


“昨天，”他说，“两位营长捐躯，谭师长负伤。我军只得连夜后撤到江头。厦门沦陷是迟早的事了。”他提起随身携带的竹笼，看着里面的金丝雀。“多少朋辈成新鬼，一言难尽啊。”这句诗令我热泪盈眶，不禁又想起了代老师。


我和婆婆互相搀扶着，从这群张皇的男女中挤出一条路来。在海堤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厦门方向的逃难人潮。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船只向鼓浪屿驶来，而在对岸的厦门岛，人们纷纷涌向海岸，争先恐后横渡海域，投奔相对安全的鼓浪屿公共租界。


一队敌机从头顶飞过，一如既往地向台湾飞去。其中一架猛然离队，向正在行驶的船只俯冲过去。它的下降角度极陡，我一度以为，飞机会一猛子扎到海里，再冒出水面，嘴里叼着一尾活蹦乱跳的海鱼。而事实是，它拉平机身，开始向那些平民船只扫射，机枪子弹在海面激荡开一条笔直的缝，接着射进船里。枪膛的金属撞击声和子弹射落的摩擦声戛然而止后，空中响彻着人们惶恐的尖叫和跳船坠海的水花声。


我旁边一个招风耳男人朝空中挥舞拳头，“该死的日本狗杂种！”他咆哮着。我们都跟着吼起来，这是愤怒但又无奈的集体控诉。飞机消失不见，我们回头去看那些弹痕累累的船只，还有在水中挣扎的人们。靠海岸不远处，有一艘小船濒临沉没，一家人紧抓着船舷。一艘汽艇快速朝鼓浪屿方向驶来，与小船擦肩而过。汽艇要靠岸时，人们将它推开，冲船员嚷着掉头去救人。就在大家争执不下之际，小船没入水里，留下六七个人拼命扑腾着。救人啊！我不停地祷告，眼见得一个又一个小脑袋消失。天晓得，为什么当妈的没教会他们游泳？


婆婆握紧我的手。“我们看得够多了。”她说。


四周的人推推搡搡，我快要喘不过气了。“走这边。”我边说边把婆婆拉进一条小巷。我原本没打算去代老师家，但我们不经意间已经到了她家所在的僻静小巷里，他们夫妻俩和孩子们一起住在她婆家。我想，日本人如此滥杀无辜，不知代老师有何高见。我敲了敲门。楼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难为情地退后几步。听着是她丈夫的声音，他是和代老师同一所学校的数学老师。


“你怎么总是这么固执？”他大声嚷嚷。


“我管这叫责任。”代老师回答。


“你，”男人气急败坏地喊，“你做什么事都有一套说辞。”


“娶我之前，你就知道我是知识女性。”


“我们走吧。”婆婆刚开口，门就开了。一个年轻女人茫然地看着我们，我说我们晚些再来，她一言不发关上了门。


“你以为我一点都不在乎学生吗？”我们走远了，依然能听到男人的声音，“要是我能做主，我肯定会留下，你知道的。”


我仿佛能看见他瘦弱的肩膀和梗着的脖子，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代老师的丈夫为人精明，仪表堂堂，只不过，嗯……要是有人让他跑路，我保准他会跑。


到家时，母亲正拄着拐杖，在客厅蹒跚着四处走动。听了我们的叙述，她叫来阿桂。“喊素莉来帮忙。我要你们把储粮间的罐头和米袋子归拢一下，这样，年轻女眷们，像安丽、素莉、宝萍都可以藏身。我们要做好准备，预防万一日本人对公共租界有动作。安丽，”她转向我说，“今天你见得也够多了，往后就待在家里，安全些。”她和婆婆对视了片刻，随即掉转目光。


***


我听到撤离的动静，或许我以为我听到了&#8212;&#8212;大概只是做梦，指望我军的撤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也许，我所听到的只是那些被抛下的人&#8212;&#8212;他们的恸哭声嘶哑空洞，像是胸膛被炸出大洞，他们既惊讶于其空虚无物，又困惑着其毫无痛感，心肺破碎处气若游丝。


事发之前，一切仿佛在情理之中。你大致都能理解，父辈亡故、丈夫参军、师尊泯灭、甚至败军弃城。这些都不是新鲜事，你以为一旦自己遭遇到，也可以了然。而当一切真的发生，便不再貌似理所当然，你会发现，自己丝毫无法理解被抛弃的感觉。


我军于夜间败退。正如古话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次日拂晓，敌人开始新一轮的猛攻，此时屿仔尾炮台仍在中国海军的控制中，日军转而将火力集中到厦门岛另一侧。日军轰炸机不再兜着圈子飞回台湾，而是在鼓浪屿低空盘旋着。我正匆忙赶往代老师家。我感觉射击手仿佛盯上了我，飞机从头顶飞过时我赶紧躲到屋檐下。然后我鼓足勇气钻出阴影，继续往前走。这不关我的事，可……我推开一群目光呆滞的难民，来到代老师门前，我想知道她是否会留下来。


我撩开脸前的发丝，敲了敲门。“代老师，”我喊道，“我是刘安丽。您在家吗？”


门开了道缝，是代老师的公公，好又早裁缝铺的裁缝，向外窥视着，“你不能见她。”他压低嗓子说。


“为什么？”


厚厚镜片下的鱼泡眼眨巴了一下，“她不在这儿。”


“那她在哪儿？”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叫他们走了。”说着，他又挺了挺胸，“他们都跟张校长一起去香港了。”


“都有谁？”


“老师们。所有人。”


这不可能。崔老师不会走的。历史老师孟宇也不是那种会被日本鬼子吓跑的人。他们怎么能离开鼓浪屿？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啊。


“别生气啊，刘小姐。”老裁缝换了副口吻，“我儿子答应，只要一停战，他马上回来。这样的话……”他埋下头，“我的孙儿们也就安全了。”


我真想给他两下子。他就不能出面制止吗？他对自己的儿子这么放任自流吗？但我只是退了出来，礼节性地跟他告别。


在回家路上，我经过学校前的巷子，说不定能在那儿看到一些老师。我挤过从学校大门蜂拥而出的嘈杂人群，绕到侧面。我爬上山坡，靠着一根低垂的树枝向底下往日的操场望去。地势较高的大操场以往是学生们打羽毛球、排球和列队做操的地方，现在有成百上千的男女在墙边或站，或蹲，或靠，他们的孩子在旁边挤成一团。地势较低的小操场和屋檐下曾是我们跳绳和玩弹珠的地方，现在也到处躺满了人，地上、草席上、连乒乓球台上都有人。


我掉转头，逃也似的跑了，从山上到下面的巷子里，一路跌跌撞撞。那些人是逃难百姓，他们无处安身。可我终究看不下去……他们挤占学校，排挤我们……把一切搅得……天翻地覆。


我经过了煤仓、老印药房和龙头路茶馆。在吴寡妇的面馆外，我跟人打了个招呼，却没留意到底是谁，是她哪个儿子还是所有的五兄弟。我想歇会儿，想在客厅里宽大的床垫上躺躺。但是进了巷子，我又径直从家门口走了过去。


我以前的私塾先生就住在前面不远处，在南边靠海一条窄巷尽头的小平房里。由于长年受暴雨和海风的侵蚀，房屋灿黄的油漆褪了颜色，屋顶上霉迹斑斑、碎瓦杂呈。房子看上去像是亘古至今一直坐落在海边。我站在十步之外，竖起耳朵，想在轰炸间隙听到一丝人迹。


窗户外面没有木百叶，但我看不出里面的动静。先生也许出门买蔬菜或香烟了。我往前几步，在离门一尺远的地方停下来。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有所期望。曾教我念书写字、和善正直的魏净海先生，谁知道他是否还栖身在这金色的小屋里？我想从窗户往里瞅瞅，看是否有逃离后的一片狼藉。但我不能。如果连先生也不得已逃走，我不想知道，至少今天不想。我转身离开。刚走几步，就听见了开门声。


“安丽？”


我转过身，先生就站在那儿，身着长袍，肩膀宽阔而消瘦。我冲向他，泪水奔涌而出。


“哦，哦，小姑娘，怎么了？”


“天，魏先生，我以为您已经走了。”


“当然不会。哪个船老大这么笨，会给我这么个穷酸文人留座位呀？啊呀！看看你&#8212;&#8212;泪珠跟黄豆一样大了。过来，过来。我让佣人沏杯茶。”他递给我一块手帕，领我进屋。


“屋里有点乱，你别介意。”他示意了一下客厅。他把两张最好的椅子从墙边挪过来，面朝窗户摆着，椅子中间有张小桌。“这三天我和母亲都坐在窗边喝茶，观察日寇的往来动静。”


窗外的景象让我震惊。放眼望去，尽是日军的战舰。突然，四颗炮弹像火弩一样从一艘驱逐舰里射出来。尽管他们瞄准的是对岸的屿仔尾炮台，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闪躲。一阵黑烟和火焰腾空而起。我们的大炮也开火还击。我望向日本船舰，盼着也有黑烟升起，但没有，炮弹大概没有射中目标。


“日本人的枪炮射程更远。”魏老师说着，拉起我的手臂。“过来坐下。”他沏上茶，让我吃饼干，又在我旁边的椅子里坐下。“今天早上我认出了三艘驱逐舰和八只小型战舰。”他说，“以前，他们的舰艇大多停在厦门岛另一头，母亲和我现在只能以数战机为乐。”


我摇摇头。日子变得多怪！“以前您数的是海鸭和白鹭。”我说。


“时局变了，安丽。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文人不能再关起门只读圣贤书了，我们早就不这么做了。”他苦笑着。有一个话题他总是避而不谈，有时却又有所暗示&#8212;&#8212;他把整个青春年华都浪费在科举备考上，但等他通过乡试，科举制度却被废除了。他本可获赐“秀才”身份，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一称号在官职仕途中再无意义。


又一艘敌舰开火，浓烟火焰再次从炮台那边升起。“我们得买些大型枪炮。”


魏老师站起身，“打造现代军队需要时间。中国也许是最古老的国家，但也是最年轻的之一。你想想，民国才仅有27年历史。”


先生在窗前踱步，身后激烈的战火像是一块巨型电影屏幕上的画面。他列举出主要的铁路干线。我们的铁路网纵贯南北两端，在内陆横跨西北，直达兰州，他说道。我们还有了空中航道，中国航空公司的中美两国飞行员，他们的英勇举世闻名。我们自行生产了钢铁、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我们甚至已经开始自行装配火车和飞机。


魏老师讲课时总像战士一样，背脊挺拔，头颅高昂，每一步都向前踢出去。如今他已年届54，父亲若健在，便跟他一般年纪。先生一如既往地挺拔，声音坚定有力，“我们有一所现代军事学校，还有现代大学和技术学校。”


是啊，我想，我们不但有这一切，还有四万万绝境求生的人民。


我们喝了一壶茶，师奶也出来一起叙话。我起身告辞时，她拉着我的手，“知道吗，孩子？”她说，“你仍是他的得意门生。”


“先生也是我的益友。”


魏先生在门口等我，中式长袍外罩着一件西式粗花呢外套。“我送你到巷口。”他说。


我们走了没几步，便被接二连三的猛烈爆炸声震住了。我们跑回他家，站在窗前，看见巨大的焰云冲向天际，屿仔尾炮台上的天空弥漫着黑烟火焰。


海军临时军火库被彻底摧毁了，魏老师重新陪着我走向巷口。


“我感到自己好像坠入了山谷。”我说，“每一次都以为已经触底，却又摔一个跟头，跌落得更深。”


他点点头，“安丽，你还记得小时候，大概四岁左右的事吗？你和父母去爬日光岩，我们在中途遇到。我当时和堂妹在一起。”


“捏我脸的那个阿姨。”


“没错。你就是因此摔倒的。她朝你跑，闹着要掐你的胖脸蛋儿，你后退的时候被观景区的一排石标绊倒了。你刚刚说的话让我想起那天的事。一开始我以为你不过是在石头后面摔了个屁股蹲儿，就站着没动。我看到你父亲伸手去拉你，听见你母亲的声音，抓住她，她这样喊。我想肯定有人抓住你了，可你却头重脚轻地栽了下去。我仍然以为你只是摔了个跟头，不想你却一路跌滚下去。我只看得到眼前的一个跟头，而且老指望那是最后一个。我反应多慢啊！”


“不，老师。您第一个到我身边，我记得的。”


“我本该更快些的。”


“是您翻过堤岸，把我带回父亲身边。”


他叹了口气。


“有时候，”他说，“人们对后果的估计总是过于乐观。”

<hr />
1 《溪晚凉》李贺：白狐向月号山风，秋寒扫去留碧空。玉烟青湿白如幢，银湾晓转流天东。溪汀眠鹭梦征鸿，轻涟不语细游溶。层岫回岑复叠龙，苦篁对客吟歌筒。&#8212;&#8212;译者注

1938年秋

<h2>9</h2>

那年秋天，日寇从长江向武汉逼近，八十万中国军队集结阻挡，而我像河豚一样膨胀起来。我的肚子浑圆，脚踝肥大，就算有心救国，也无力穿鞋，更别提在腰间缠一圈子弹。更糟的是，我失去了斗争的动力。孕妇分泌的神秘物质让我变得更加关照内心，变得无可救药地温柔。一个月后，聿明并未如约归来，连封信都没有，要是在以往，我定会在房间里暴跳如雷。这不是他的错，我安慰自己。连内心活动的语调都一反常态地温情。他有机会一定会给我写信的。但我还是很担心他，随怀孕而来的温柔情绪对焦虑和伤感并无作用，它所带来的，只是比往常更泛滥的眼泪。


9月，我们听说国民政府放弃武汉，迁都到长江上游的重庆。这消息按说会让人火冒三丈，我也的的确确生气，但怒火随即被突如其来对芫荽的渴望取代了&#8212;&#8212;经过几个月的食物短缺，原始的饥饿感让人魔怔。


10月，当武汉沦陷的消息最终传来，我已躺在产床上无暇他顾。这就是女人的命运。抗战英雄在为祖国流血牺牲时，我只能躺在床上，一边对将要出世的孩子说话，一边等着下一次宫缩。


“小可爱，”我呢喃着，“我的宝贝，该给你取个什么名字呢？”我搜寻着一个可以让人想起战前时光的名字。灵光忽闪，我记起和聿明在福州度过的那几个礼拜，就我们俩，郎情妾意，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充满希望。“你是妈妈在福州怀上的，小家伙，这就是你的名字：阿州。这是妈妈怀上你的地方。”


“歇会儿吧。”接生婆劝道，并将椰子油抹在我额头，帮我揉着太阳穴。


我想，将来等孩子上学时，我和聿明再给他取一个大名。我们会找出中国历史上的某位伟人，或是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英雄，一个能把日本鬼子统统扔进海里的人，我们将以他的名字给儿子命名。“我保证。”我大喊出来，想让全世界听到我的坚定决心。


“好了，少奶奶。”接生婆说，“您得保存体力。”她轻触我的眼睑，带着椰香的手指停留在那儿，直到我闭上眼睛。然后她揉捏我的胳膊，手在我的肩颈四周滑过，使我肌肉放松，能打一会儿瞌睡。正在这时……


啊！痛！仿佛某个掌管生育的神明正在控制我的身体，让它紧绷如盘蛇。哎！痛啊！我握紧拳头，咬紧牙关。“哎呀！”


“少奶奶，”接生婆说，“您要放松一些，痛就痛呗，顺其自然，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


“别的事情？”


“专注在呼吸上，或是想想风啊，树啊，随便什么都行。您不必担心下面，现在还不到时候，我会照看着。”


怎么可能专注别的事情？我松开拳头，伸展手指，与此同时接生婆的手指在我肚子上轻轻划着圈。我放松紧闭的双眼，努力凝神静气。


“很好。”她的声音离我稍远，那儿正是我的阵痛源头。“好多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逼迫自己做到心无旁骛。


“这次有进步。”宫缩停止后，她说道，“这个孩子好像挺大的呢。”


“别担心，王阿婆。”我告诉她，“我的孩子可能比一般婴儿要大，但我也比一般女人更强壮些。我保证，这个孩子生得跟其他孩子一样快。”分娩的亢奋正在血管中涌动着，我准备好了。


“等着瞧吧。”接生婆一边说，一边左右嘎巴嘎巴地转动脖子。


她直起身后，圆脸变得通红，与枯瘦的脖颈显得特别不协调。“好啦，王阿婆。”我说，“你先歇歇吧。”


她坐在我旁边，闭上眼睛。等我觉得口渴难耐时，她已经打起了呼噜。


“哦，宝贝。”我低语着，将双手放在鼓起的肚子上，“你在哪儿？”他这会儿很安静&#8212;&#8212;没有蹬腿挥拳。可是，唉，我好渴啊！人都去哪儿了？聿明，你在哪儿？


我眯起眼睛看着远处墙上的画，画里的菊花和竹子都朦胧不清。纤纤月光从窗栏间隙溜进来，跌落在光秃秃的地板上。今晚的月亮什么样？上弦月、下弦月、半月还是满月？


远处传来另一种音律，警察在齐步走，皮靴的踢踏声在深夜的空巷里回荡。此时此刻，日军也在厦门的大街小巷巡逻。脚步声停了下来。一个警察说了句什么，其他人笑起来。阵痛又开始了，剧烈到天地化为乌有，只留些许……是的，我还有一小部分的意识在远远观望着。在这当口，一种原始的母性本能复苏了，我开始明白怎样能做到既分散注意力，又用力分娩。


接生婆立即醒过来，在我的背后加了个枕头。她把手放在我胸口，微笑着试探我呼吸的频率，然后走过去站在我的两腿间。“顺其自然。”她说，“转移注意力。”


宫缩停止时，我睁眼看见素莉拿着托盘站在门口。“少奶奶要喝茶或是凉开水吗？”她问道。她的眼泡因睡眠不足而发肿，目光中闪着害怕的神色。


我接过凉开水呷了一口，便合上眼睛。过了一会儿，我梦到自己站在院门外的步道上，月光在睡袍上染了一层银辉。我要看看今晚是什么样的月亮，我告诉两个日本水兵。半月，一个水兵说着，举起步枪对准那半个惨白的月亮。另一半在哪儿？另一个士兵咯咯笑着，来回晃动他的枪，像是要打下另一半逃亡的月亮。不，我大叫，不要！我想抓他的手臂，却反被他擒住。这时我意识到，接生婆正在轻拍我的手，揉我的胳膊。


“少奶奶，”阿桂在门口说，“太太让我拿这个给你止痛。”她托着满满一盘吸鸦片的烟具。鸦片，中国人耻辱和虚弱之源。先是英国人，现在又是日本人强加给我们这些毒药。


“我不需要。”我倒抽一口气，疼痛再次来袭，像洪水一样升涨蔓延。我张开双腿，尽量凝神静气。


“很好，很好。”接生婆说道，“您跟乡下女人一样有韧性。孩子的头很快就能出来了。”


不久，阵痛变得几乎没有任何间歇。“用力！”王阿婆一遍遍大喊，“看到头了，用力！”不消她说，我的身体在自然而然地使劲。


“吸一口吧，孩子。”母亲的声音传来，“含着烟管深吸一口。好，再吸一口。”


“用力。用力。”


“再吸一口，孩子，再吸一口。”


我知道那是鸦片烟管，但已经顾不得了。我吸一口，用力推一次，再吸，再用力推。终于，身下传来响亮的啼哭声。


接生婆高高举着婴儿。我没戴眼镜，看不清。“是个男孩。”她说。


“我知道。让我抱抱。”


“得先剪掉脐带，把他洗干净。”母亲说，“素莉，水凉了，再添些热水，用手肘试试温度。”


她们转身背对着我，围在我儿子的澡盆边。


我抬起手，“眼镜，谁把眼镜给我？”


儿子啼哭着，拍打着洗澡水。大家都欢天喜地。接生婆用一条毯子将他裹紧，递给母亲。母亲坐在扶手椅上，不知道她和椅子是怎么上的楼。“我的小佛爷。”她轻唤。


“母亲，”我说，尽管没人在听，“我想叫他阿州。”


婆婆站在一旁，像我一样，等着看这个孩子。按照习俗，我儿子是属于夫家的，是韩家人。我婆婆是他的嫡亲祖母。不过，比起富裕的母亲，婆婆是清贫的。“王阿婆，”我叫道，“孩子奶奶想抱抱孙子。”


我在旁边桌上一通乱摸，想找到眼镜，总算素莉跑过来帮了忙。我戴上眼镜，看到婆婆朝她手中的孙子微笑着。他脸朝着她，磨蹭着她的胸口。“他饿了。”婆婆说，走过来把他放到我怀里，“他想要妈妈。”


***


你儿子生来就是个小馋鬼，两星期后我在信中写道。这是我给聿明写的第六封信，他离开后，我每个月写一封。一封信一页纸，都折好叠放在桌上的红漆盒子里。我用最细的毛笔，最薄的纸，写蝇头小楷，这样一页纸才能装下一整个月的牵挂。他上次离开后就杳无音讯，而这些信证明了我对他还活着的信念。


我蘸了墨汁继续写，我刚把他抱在怀里，他就开始找吃的&#8212;&#8212;砸吧着嘴，用小鼻子拱着我的皮肤。生出来才一个小时，他就把我两边的乳汁都喝了。他胃口太好了，我只得找个奶妈。


我希望聿明知道我这次的变化。产后我几乎立即就下床走动了，兴高采烈地洗了脸、梳了头、分好发线。要不是阿州胃口太好，我都可以自己喂他。照顾他是件快乐又自然的事&#8212;&#8212;只不过，现在敌人正在海峡那一头，而且食物短缺，供给不足。我不像刚生了阿梅时那样疲惫，那样莫名其妙地难过愤怒。现在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不肯抱她、喂她。这次我发现了自我，我想告诉聿明，我不再是那个终日沉睡、不愿照顾孩子的女人了。


我放下墨锭，把光滑温润的毛管搁在雪白的瓷架上，饱蘸墨汁的兔毛笔头掭得很尖。我多么在乎他对我的看法！聿明，只有聿明，别无他人。一阵风吹得百叶窗嘎吱作响，清凉的海风正从11月的蔚蓝天空下悄然拂过。


我又提起笔。他让我好快乐，我写道。我想告诉聿明，在敌占时期找个奶水充足的奶妈有多难，我们的小儿子肚子一饿就气呼呼的，简直是只小老虎！我会假装呵斥他的急躁，却暗自为他的劲头儿高兴。让虚弱安逸的人去夸耀那些美德吧：温和、顺从、节制，还有谨慎。这些谦谦美德给我们带来了什么&#8212;&#8212;小心翼翼唯命是从、恭恭敬敬听从使唤、皮笑肉不笑和新裁好的太阳旗？在我看来，那些汉奸们的所作所为，把这些美德变成了狗屎。而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勇气、忠诚、正义、希望和力量。


他的脖子非常有力气，他能自己抬着小脑袋，都不用靠着我的……


“妈妈。”阿梅推开门跑进来。


我转头看看她，“妈妈在写信呢，小宝贝。”


“我也要画。”她推搡着我的胳膊。


“我在写字，没有画画。奶妈在哪儿？”


“奶妈看弟弟。”她胖嘟嘟的、玫瑰花瓣儿一样的小嘴撅着，自阿州出生，她就常常流露出这样的神情。


“来，我把你抱到妈妈床上，这样你就能看妈妈写信。”我本想在奶妈这件事上为女儿考虑得更周全些，让宝萍至少待到月底。但宝萍母亲生病，所以离开得很仓促&#8212;&#8212;阿州的奶妈都还没开工&#8212;&#8212;我又能怎么办？“唱首歌给妈妈听吧。”我问阿梅。


阿梅站在床上，抬起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悲凄凄地看着屋顶。“你好比断线风筝……”她用颤抖的童音唱，“飘无际。”


我把毛笔蘸满墨，在砚台边掭匀。


“妈妈？你没有听！”


“在听，宝贝，我在听。再唱一遍。”


她双手祷告似地放在胸前，深吸了口气，“你好比断线风筝……”


我提起笔。


“妈妈。”她双膝跪在床上开始呜咽。


“好吧。”我把笔在水里涮了涮，搁在一边，跑到她身边学小狗叫，“汪！汪汪！”


她尖叫着爬到床的另一头，打了个滚儿，抬头望着我，大眼睛里满是期待。“不要，不要。”


“我要来咬你了。”我爬上床。


“不！”她尖叫，我假装要咬她的小腿，她扭来扭去，又躲又藏，“你坏狗。”


“真香啊！多好吃！还有，那些小牛在哪儿？”


她脱去一只袜子，露出玲珑的小脚丫。


“这个小牛儿吃草。”我边说边挠挠她的大脚趾头。“这个小牛儿吃料。”挠挠第二根脚趾头，然后一根一根挠下去。


这个小牛儿喝水儿，


这个小牛儿打滚儿，


这个小牛儿竟卧着，


我们打它。


我在她的另一只小脚丫上重复这个游戏。


“再来，妈妈。”


“等等，你听。”我站起来，“门口有人。你听到门铃响没？”


她光溜溜的小脚丫在空中扑腾着。


“快看。看见没？那个女佣手里的大白鸡长着黑爪子。”


她从床上溜下来跑到窗边，正好看见两个女人进屋，母鸡在女佣脚边扑腾。又是乌骨鸡。我好烦乌骨鸡汤啊。开始第一碗很好喝&#8212;&#8212;汤浓肉香，中草药散发着芬芳，新鲜可口&#8212;&#8212;但到了第二天，隔夜汤刺鼻苦涩，到第三天就简直无法下咽了。好在另一道月子餐&#8212;&#8212;用酱油、糖、姜和蒜煨出来的鸡杂拌饭美味可口。


我把阿梅放到梳妆凳上，“妈妈给你梳头，然后我们下楼去。”她噘起嘴看着镜中的自己，她的头发柔软有光泽，我分出一缕用红丝带扎起来。随后梳理自己的头发，梳子轻松地滑过贴着头皮的直发和下半截发卷。我喜欢现在的样子，波浪柔顺了许多，显得不那么刻意了。聿明要是看见肯定也会喜欢。我牵着阿梅的手，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看写了半页的信纸。几周前往来厦门的邮船就恢复了，今天没准能收到聿明的信。


“安丽，乖孩子。”马太太看见我立刻站起身，“你不该为我下楼，你还在坐月子呢。”


“没事，伯母，您坐。外边兵荒马乱的，您才不应该这时候上街呢，几分钟前的轰炸您没听见么？”她垂下目光，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没寒暄客套就讨论战事太有失分寸了。


“阿桂。”我叫道，“素莉，给客人上茶和点心。”素莉绕过墙角，端上一盘茶水和点心。“再切些橙子。”我低声说。


“希望你能好好休息。”马太太牵着我的手说。


“谢谢伯母。月子坐了两个礼拜，我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她低头看看正扯着裙角像是要行屈膝礼的阿梅。“这是谁家的漂亮小姑娘呀，还系了红丝带？”她问。


阿梅吮着手指。


“是不是阿梅呀？”


走廊那头一阵响动，传来单调的嘭、嘭、嘭，像是一个小脚巨人在蹒跚迈步，母亲拄着拐杖来到门口。“马宜欢！”她扔掉拐杖，合掌表示欢迎，“我听见是你的声音。吃了没？素莉，拿些橙子过来。”


我和马太太扶她坐到椅子上，我拾起拐杖，她叹着气将僵硬的小腿伸到身前。


“菱楚，你的脚怎么样？”马太太问道。即便过了这么多年，已解散的天足会1前成员们仍然彼此关照。马太太并不需要天足会的帮助，但她和其他人一样尽心尽力。她跟母亲一样喜欢穿布鞋，但是从她脚的大小形状很难看出她缠过足。马太太的母亲是一名激进女性，很早就开始反对缠足，早在1902年慈禧下旨劝诫缠足前，恐怕她就已经把女儿的裹脚布给扔了。


“唉，这双没用的老脚啊。”母亲叹息。


“你一定要坚持用油按摩。”


母亲点点头，“安丽、阿桂，还有素莉她们几个轮流，每天都会给我这双不中用的老脚按摩两次。不过宜欢，这么冷的天你出来做什么呢？你该舒舒服服待在家里才对。”


“老实说，”马太太回答，“我就是找个借口出来转转。这些天，我家里有15个人进进出出，6个是小孩，我那家啊，就像逢年过节时庙里烧香拜佛那么热闹。”


“是你的几个女儿？”母亲问道。


“是啊，带着女婿和孩子们。”


厦门沦陷后，鼓浪屿家家户户的人口都增加了。我们家相对较少，只接纳了阿桂的小侄儿云云。在每家都能听到关于某个亲戚在厦门沦陷前成功撤离或是没来得及逃出来的故事。马太太说她丈夫，鼓浪屿警察局长，在5月10号2清早将几个女儿的全家老小都给接了过来。她说，其他人还坚信能打退敌人，她丈夫早就料到厦门朝不保夕。


婆婆点头道，“警局消息灵通。”


马太太不置可否，“不管什么消息，都没能说得动我家那位二女婿。他生怕丢了绸缎店后头藏的丝绸和进口货。最后我丈夫只好派三个警察把这些东西抬走，把劝女婿的活儿留给女儿去做。”


“贵公子呢？”婆婆问。


“他早就住到我们家了。”


我出神地盯着桌上素莉切好的橙子。我当然为马家高兴，只是，想到他们一家人平安地团聚在一起，不由得眼睛发涩。我只好专注在橙子那迷人的光泽和由内散开的膜瓣花纹上。


“对了，乖孩子！”马太太说，“真抱歉，我还没问你们聿明的事呢。有他的消息吗？”


我摘下眼镜，用手帕揩揩眼角。


“还没有。”母亲代我答道。


马太太俯身拍了拍婆婆的手。“不用担心，瑶苹。”她说，“这是正常的，我觉得你们不久就能有他的消息。”


马太太是我们家的好友，我不该嫉妒她。况且，鼓浪屿现在也需要她的丈夫和同在警局当差的大女婿。而他家那位二女婿，还有他引以为傲的绸缎店……真是太不公平了，像聿明这样的斯文人就该去为国打仗，他却能待在屋里守着家人。


“请吃橙子。”我客气道。


“哦，不了，谢谢。”


“别客气。”


橙子并不甜，但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能找到新鲜水果，而且愿意拿出来待客，马太太对此十分领情。


奶妈带着小宝宝出来，他已经完全醒了，手舞足蹈，带着奶香和爽身粉的香味。


“看这对乌溜溜的大眼睛！”马太太惊呼道。


“您想抱抱吗？”我把他从奶妈那里接过来，递给马太太。


“真结实！”她说，“真是只小老虎，不枉是虎年生的。”


“我弟弟。”阿梅说，“我，他姐姐。”


***


下午，阿桂和素莉在外面宰鸡拔毛，一片白色的鸡毛飘过儿童房窗前。我心想，再有两周就可以出月子了，也许这是最后一只宰了炖汤给我喝的乌骨鸡了吧。


“这个小牛儿吃草。”我挠着阿州的小脚趾，“这个小牛儿吃料。”他清澈的黑眼睛紧紧盯着我，像是在努力记住这歌谣。


这个小牛儿喝水儿，


这个小牛儿打滚儿……


&#160;

<hr />
1 天足会：一个禁止妇女缠足，提倡妇女放足的民间社团组织，最早由英国传教士于1874年在厦门建立。&#8212;&#8212;译者注


2 1938年5月10日，日军登陆厦门五通，厦门沦陷。&#8212;&#8212;译者注

10


排队。要排队的地方比比皆是：买米、买柴、买药，连买文具都要排队。我换了个站立姿势。这是我坐完月子第一次出门，几分钟前，我还感到自由得想要飞，这会儿却又成了弹丸牢狱里的囚徒，被人前后夹击。队伍不算长，前后各有几个人，但总得排着。我脚尖点地，双臂交叉，嘴巴吸气。终于，我进到小小的店堂中。柜台上两个玻璃杯里插满钢笔，没看到毛笔和墨锭。我完全被前后的人困住了，我这条生于龙年的蛟龙，被困在方寸洞穴里。我狠狠吸了口气，又吐出来。蛟龙需要自由，需要在广漠乡野上肆意奔跑。


“做什么？”前面的年轻人回头瞪着我，“别冲我长吁短叹的！”他皱起杂草丛生的眉毛，没感觉到我即将对他发作的一腔怒火。“你要我怎样？从这个老太婆背上爬过去？”


“哎，你这愣头青。谁是老太婆啊？”他前面排在第二个的女人转头问道，她最多不过二十五岁。她是我以前同学的姐姐，我当然知道她的年龄。


“安丽。”她对我笑笑，“我没看到你在这儿。”


我咽下怒火，回以微笑，“佩俪，你怎么样？家人都好吗？”


“还可以。”她看看我俩中间的年轻人，“嗯，要怎么料理这个叫我老太婆的王八蛋？”


“很抱歉，小姐，是我没留意。我这几天实在心烦意乱。”


“哟。”我拍了下他的胳膊，“你这么年轻，有什么烦心事。”


“那你呢？”他毫不示弱，“老是唉声叹气的。”


“我们把气冲鬼子撒吧。”我们都赞同佩俪的提议，只不过刚刚朝对方大吼大叫一下其实也挺解气的。


“今天下午，”佩俪越过年轻人朝我说，“我娘家有麻将牌局，第二桌刚好三缺一。”


“行啊。”再好不过了，七嘴八舌的女人和稀里哗啦的麻将牌。四个人先定东西南北的位置，再掷骰子决定谁来坐庄。大家砌起四方城，再一点一点推倒。


“喂，小姐。”年轻人拍拍佩俪的肩，“该你了。”


“把宝宝和奶妈一起带来。”她侧着头说，“两点钟见。”


轮到这个年轻人时，他兴冲冲迈向柜台，很快又脸红脖子粗地冲了出来。


“大家老冲我发火。”店主发着牢骚，“我店里没有剪刀，怎么卖给他？哦！刘小姐！”他说道，“是您啊。请转告令堂我会尽快交齐房钱。”


“不，不，姚掌柜。我不是来催房租的。我想买块墨锭。”


“哦，好，好。”他干笑两声拉开一个抽屉。“这倒是有几块，但不是好货色。”他拿出一块小学生用的墨锭。“您看这个。”他说，“没有盒子，玻璃纸包的。”


我打开钱包。


“不，不，这个送给您。”


“那我可不能拿。”我把墨锭推回去，他又推出来，几次三番，我只好把钱留在柜台边上，拿着墨锭跑了出来。


时间还早，我没有急着回家，转身走向海边。厦门沦陷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在没生阿州前几乎每天都来这儿。人们凭借肉眼就能看到这边码头和对面厦门的乱象，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总觉得有责任来看看。一开始是出于好奇，但看着看着&#8212;&#8212;其他人也一定有同感&#8212;&#8212;我们不但目睹了敌人的残忍和国人的苦难，也见证了同胞们的英勇。厦门沦陷之后，海滩上尸积如山，见此情景我的心都被撕裂了。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自己应该站在这里。如今已经过去了将近6个月，我又回来了。


厦门失守之前，鼓浪屿海堤的这条步行道是下午散步的理想场所。海堤很美，一点都不比其他大城市逊色，靠海部分是切割整齐的大块花岗岩，上面筑起一道白色石墙，石墙间竖着圆顶柱，墙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现在，海堤旁的步道成了一个观察点。阿州出生前我就见过的两艘战舰，今天早上一如既往地停泊在港湾中。舰体巨大&#8212;&#8212;有八九只平底船那么大，船中央的高度跟一座塔楼差不多。战机像一只只巨大的蜻蜓停在甲板上。舰上飘扬着日本海军的旗帜，图案是一轮旭日放射出十六道光芒。“还赖着不走。”我哼了一声，狠狠地吐出一口气，像巨龙喷出一道火焰。


旁边的男人转过头来。“雾岛号战舰。”他说着咧开上唇，露出一颗闪闪的金牙，“还有伊势号。”


一位穿着体面的高个男人转身问道，“你怎么会知道名字？”


“你说呢？我懂点日语。”


“所以你承认喽？”


“为什么不承认？”


高个男子啐了一口。我认识他，邓鹏辉，父亲合作过的投资商。他依然身穿传统的蓝长袍和短马褂，白袖口翻在外面。


“你有没有中国人的骨气？”他怒气冲冲地问，“你不会为这帮魔鬼强盗做事吧？”


“我当然会喽。我可是当间谍的好料子，你不觉得吗？”


邓鹏辉飞快打量了一下对方，年轻人身穿一件皱巴巴的棉外套，眉毛上方歪扣着一顶英式高帽，正满脸得意地笑着。“嗯，你的确是。”邓鹏辉说。


这位自诩的间谍转身去跟别人炫耀他的学识，我则上前主动问候邓先生。父亲已离世三年，但提起他的名字，我依然红了眼眶。


邓先生倒没在意。“令尊是位正直的人。”他说，“他眼光独到，无论是开发燕窝新市场，还是扩大橡胶生意，他的判断总是很准。”


我们并肩站立，凝视着这片将鼓浪屿和厦门岛分隔开的五百米海域。厦门天际线的基本轮廓并未改变，只是建筑被战火熏黑了，沙滩伤痕密布，海滨昔日的热闹欢腾不复存在。邓先生从马褂口袋里掏出一个皮面小记事本，“我每天早上都会来这儿。”他说，“所有军事行动，战舰、船只及飞机的数目变化，只要从这儿可见的，我都会记录下来。它们全在我日记里，有日期可考。”他又把笔记本放回口袋。


“您记这些做什么？”


“跟任何时间或金钱投资一样，它未来的确切价值是无法预估的。”他又掏出一只价值不菲的双筒望远镜，“你知道5月份那3天死了多少人？”


我摇头。


“没人知道。”他靠过来，低沉地说道，“但我能告诉你，从这里能看到的尸体有1168具，全部被遗留在沙滩上慢慢腐烂。数尸体，可不是件好玩的事。”他摸了摸鼻子，苦着脸说，“大部分人受不了那气味。”


“我也受不了。”我承认道，回忆起自己站在堤岸后面，用手帕捂着口鼻的情形。


“这些无辜的死难者理应受到尊重。”他说，“最起码也要把他们的数目记录下来。”他陷入沉默，凝望对面的沙滩，那些尸体曾扔在沙滩上被太阳暴晒，成为海蟹和秃鹫的腹中餐。日伪政权过了很久才下令把尸体拉去埋掉，那时尸身已经无从辨认了。


“你看。”他指着一艘在日本旗下飘着邮政小旗的汽艇，“每周的邮船。”不久前，在一片所谓恢复正常生活的宣传鼓吹声中，日本人重新启动了邮政业务。虽说食品和煤炭短缺，虽说有一半的工厂不是关闭就是控制在汉奸走狗们手中，但我们总算是有了正常的邮政业务。这是他们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小弟”拯救“大哥”的骗人花招之一。为什么国统区和敌占区之间连邮件都不能互通？邮船上载的是别人丈夫的家书，并没有我丈夫的。


阳光折射在雾岛号上，金光闪闪，一如那位知道它名字的男人的金牙。我搓搓手，庆幸自己穿了夹袄。一阵带着海藻味的轻风吹过脸颊。突然，藏在海滩下面的一只白鹭嗖的一声轻快腾空。我回头再去看邮船，船头激起的浪花在不停翻飞。蓦然间，不知怎的，我心中浮起一个念头，今天将非同寻常。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会收到他的消息。


回家路上，这个念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8212;&#8212;我走过剧院、澡堂，几乎脚不沾地，感觉不到脚下的鹅卵石，接着我走入房屋店铺林立的蜿蜒小巷，钢琴声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里飘出来。我想象着聿明的笔迹，他的字潇洒自信，而且，身为工程师，他总是习惯性地为信件段落一一编号。


很快会有的。我一边想，一边为麻将牌局穿戴打扮。很快就能收到他的信。我拿出他走之前做的粉色旗袍。真好看。我抚摩了一下缎面，又放回原处。等他回来我再穿。今天穿这件兔毛里子的绿缎子旗袍就可以了。我把旗袍从头上套下，扣上侧边的金属暗扣。我心里暗喜，生了阿州才一个月，穿这身旗袍就已经毫不费力了。


佩俪让我带宝宝和奶妈一起去，我还叫上了婆婆。她是麻将和象棋的高手，却少有机会跟人切磋对弈。我想不会有人介意。


“记住，”离开前我告诉阿桂，“如果有信来，马上让素莉来叫我。我在黄府。”


“是商会主席黄立松府上吗？”


“没错，我朋友佩璐姐妹俩的娘家。一有信就马上让素莉来。”


***


黄府的内厅中，一个富贵之家为女眷聚会准备的东西一应俱全&#8212;&#8212;窗边摆着玉树花，孔雀开屏的黑色漆木屏风上镶有用母贝和玉石拼成的梅花，麻将桌上备有西瓜子、五香花生、盐渍酸梅。桌边餐具柜上摆着一套为我们准备的茶杯，印着牡丹花，有杏、黄、白三色。茶具旁是一大束新鲜菊花，金色和绯色相间，还搭配了南天竹。


我很高兴能和她们一起坐下来，暂时把日寇抛到脑后。我们洗牌发出的轻柔碰撞声，像是退潮时海浪中的贝壳碎片在翻腾，让我想起大海、沙滩，以及曾经无数次的麻将牌局。有人在笑。窗栏在微风里咯吱作响，像水杯里冰块融化时发出的声音。是的，和朋友们在一起真好。我有些日子没见到阿玲和琪琪姐妹俩了。我们在美容院聊过几句，但距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了。阿玲暂停洗牌，手指理了理乌黑的秀发，“你烫的波浪真好看，安丽。”她说，“我的发卷都快没了。”


“你擦太多发油了。”琪琪说，“有什么好奇怪的？”


阿玲和琪琪是我的上下家，我看向坐在对家的佩璐，她脸色黯淡，头发笔直，显得太朴素、太正经了。我想起美发师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太久没有和佩璐一起打发时间了，尽管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洗好麻将牌，码成整齐的牌墙，上下两层各十八张。没人知道倒扣的牌面是什么图案。我们把各自码好的牌墙推向桌子中间，形成一座四方的牌城。


“他长得真俊。”佩璐边晃骰子边看着阿州说。


“你马上也会生个俊小子。”我说。


“或者是个俏小妞。”阿玲又加了句。


佩璐脸红了，“哎，阿玲啊。你女儿才是个小俏妞呢。”


“那就是她小名啊，俏妞。”阿玲回答道。


真不该提起儿子这个话题，我怎么就忘了阿玲和琪琪在美容院的对话了呢？她说的那些命理和解梦的灰心话，还有阿玲多么希望给本辉生个儿子。不知道她有没有去找昌佑寺的老住持解梦。


轮到阿玲扔骰子，她扔了一个5和一个4，因为她坐在东风的位置，所以要从自己面前的牌墙开始拿牌。她又扔了一次骰子，这次的数字决定要从牌墙的什么位置拿牌。“还是得靠运气。”她说着，在面前的牌墙上放了两张牌。


我的心思有些飘忽，从安逸的室内飘到远方已是断壁残垣的城墙，又回到我们这个依然受幸运眷顾的小岛。我宁可相信聿明靠聪明才智幸免于难，不过运气也是不能少的。我听到声响，立即回头，盼着是素莉拿信来找我，却只看到黄府女佣端着托盘从门口走进来，盘子里装有几杯柠檬水。她给佩璐姐姐那一桌上柠檬水时，我们继续一次四张地摸牌，把东、北两面的牌墙各拿掉了一小半。我们接过杯子，喝几口酸酸甜甜的柠檬水，拿走各自的最后一张牌。我们三个人手里都是十三张牌，阿玲要多拿一张。


小时候，父母也打麻将。客厅的牌桌是为女眷摆的，书房里则为男人摆着一桌。夏天他们在院子里打，脚边蚊香袅袅。我坐在角落里听他们的动静，先是哗啦啦的洗牌声，然后是比较规律的摸牌出牌声，自始至终伴随着的吃喝声&#8212;&#8212;杯子叮当作响、嗑瓜子、剥核桃，到了晚上，就是碗筷瓢盆、蟹腿鸡骨的大合唱。我最喜欢他们出牌和吃牌时喊出的声音&#8212;&#8212;红中、西风、六条。一开始我把红中、白板、发财几种麻将牌编成各种故事。后来我开始默记他们每个人坐的位置、他们的嗓音、他们要和不要的牌，然后我就能猜出每个人手上有什么，谁又会和牌。


这会儿，嚼着花生呷着汽水的同时，我也观察着每个人的牌风。阿玲热情有余而定力不够，琪琪头脑精明但不善计算，佩璐跟我才是棋逢对手&#8212;&#8212;从前读书时她也一直是我的竞争对手。第一圈是东风局，我和佩璐轻而易举地占了阿玲姐妹俩的上风。我用门牙磕开一颗瓜子，含了一会儿瓜子壳，品尝着盐和八角的滋味。虽说西瓜子并没有多少营养成分，我还是庆幸我们囤积了足够的零食。我知道军队不会浪费空间来贮存瓜子，可我希望聿明能吃到像样的食物。他是不会在信里写这些事的。我倒是盼望他写。婆婆见我瞟向门口，对我摇了摇头。


轮到我坐庄。我连糊了两把牌后，阿玲抱怨道，“哎呀，安丽又翻倍了。”大家算好点数，付清各自的账。佩璐摇了摇小银铃，女佣过来拿走饮料杯，换上茶杯。


“你该搽点胭脂。”阿玲歪头打量着佩璐，说道，“再涂点亮色口红。你丈夫一定会喜欢。”


佩璐示意女佣倒茶，“他太忙了，哪顾得上我擦不擦口红。”她丈夫家经营着一个酱菜厂，岛上人人都知道，自从厦门失守后，酱菜厂就日夜不停工。他们腌萝卜、大头菜、莴苣，反正家家户户都是要吃酱菜的，但大部分时候是在熬粥赈济难民，每人每天四碗。我们很多人都捐了钱，但多亏了酱菜厂提供大锅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捐出汽油罐用来煮粥，不然厦门来的难民就得挨饿了。


阿玲吹着热茶。“我丈夫对我总是很上心的。”她说，“无论他什么时候下班回来。”


“或是赌完回来。”她姐姐接口道。


我们把余下的牌墙推倒，重新洗牌。“佩璐的丈夫可是平民英雄呢。”阿玲说，“我们家本辉，怪可怜见的……”她的下巴颤抖了一下。“他担心得要命。国内的生意完蛋了，又去不了吕宋岛和雅加达的分公司。”她从袖笼里拈出一条手帕。


“安丽的丈夫正在为我们大家冒生命危险。”佩璐说，“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阿玲和琪琪的红色指甲在浅象牙白麻将牌上转动着&#8212;&#8212;喜庆的红、利是封的红、鲜血的红。“邮政又通了，你一定很开心。”阿玲的红宝石戒指在灯下闪耀。


我摸麻将牌的手迟缓下来。通了邮政，却没收到邮件。我从阿玲的肩上瞥了一眼那盆玉树花。阿州在轻声啼哭，奶妈把他跑在胸前又摇又拍，最后伸出小指头让他吮吸。


我看着宝宝一边吮，一边不安地扭动，阿玲也伸出涂着红指甲的手指，舔上面的盐味和蒜味。奶妈摇阿州摇得更快了，却毫无效果。


我摇摇骰子，刚要掷下，阿州尖叫起来。我扔掉骰子，推开座椅。够了！


“安丽，”阿玲和琪琪不约而同地抗议道，“你让奶妈照顾嘛。”


我抱起阿州，亲了亲他咸咸的脸蛋。“您帮我打牌行吗？”我问婆婆，“我想回去，在家里才好给他喂奶。”


“当然可以。”婆婆说。


佩璐的母亲送我到大门口。“要不你一会儿再来。”她说。


“谢谢，我不过来了。”


外面很冷，太阳垂头丧气地挂在空中。送信时间还没过去。我把阿州的小毯子拉上来盖住他的脑袋。黄太太关上大门，金属门发出空荡荡的撞击声，在一棵光秃秃大树的深色枝丫下久久回荡。然后一切陷入沉寂。我抱着阿州站在广袤的星空下，尚不明朗的星星彼此间遥不可及，从天上冷冷地打量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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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邮递员要来的话，他得赶紧了。天暗得好快。我站在窗口，透过暗褐色的树枝看着小巷，思绪纷乱，心情沉郁，一如树干低矮处的苔藓。街上的孩童靠着邻居家的院墙相互推搡。换成6个月前，此时家门口这条巷子会挤满了放学回家的孩子。而今大部分学校都关闭了，老师离开了，教室和操场成了难民收容所。美国领事馆旁教会学校的一群学生，穿着制服转过街角，其他孩子停止玩闹，打量着他们。教会学生大概为自己享有的特权感到尴尬，避开其他孩子的视线，默默走远。


邮递员到底跑哪里去了？我的目光从巷子游移到我们和邻居家院墙间的暗处：那是一小段通向我家后门的狭窄通道，不大看得到，也很少用。我突然想到，那里藏个把人不是难事。


此时，树枝的颜色已经完全消融在夜色里，孩子们开始慢慢往家溜达。婆婆打完麻将，会需要有人接她回家。


我在厨房找到素莉，她和阿桂的侄儿云云靠在西窗边眯着眼看一本连环画。“当心熬坏了眼睛。”我说，“这么暗怎么看得见字，怎么不点根蜡烛呢？”


“阿桂说我们要省着点。”


“你们也得保护视力啊。等天亮再看吧。”


“知道了，少奶奶。”


素莉答应得有些勉强。我不怪她，人一旦学会了读书，就很难停得下来。素莉虽然从未上过学堂，却已经有中学生的阅读水平了。她还不满三岁时，我们就开始玩上学的游戏。这是个魔法，我告诉她，学会这些密码，书本里的故事就属于你了。她乌溜溜的圆眼睛总是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的教鞭。


“把连环画先放下，有人得去黄太太家接我婆婆。”


云云拍手问道：“我也可以去吗？”


“那得问你姑姑。”


“表现好点。”阿桂说，“不要碍事，安静点，不要乱瞄女孩子家。”


“知道了，姑姑。”


她捋捋他的寸头，“快去换一身短褂。”


他俩还能趁着这天光走到黄府，婆婆有支手电筒，回来的路上可以用。我想邮递员也有手电筒吧，他应该有。战争年月，一封来自丈夫或儿子的家书，是不能等到第二天的。


婆婆到家时，母亲和阿桂已经睡了。素莉的眼皮耷拉下来，云云呵欠连天。但一看见我，他们又打起精神。“你听。”素莉抓住婆婆的长褂下摆摇晃，口袋里的硬币叮当作响。


“你看。”云云伸出手，“二太太给了我一块大洋。”


“她把别人的钱都赢过来了。”素莉宣称。


“没那么夸张。”婆婆说道，“佩璐和我赢的差不多。你们两个，现在去睡觉。”上楼时她突然忍俊不禁，“不过我真的让她们大吃一惊，对不对？”这时，摆钟响了起来，她停下脚步数着钟鸣，“天啦！12点了。你不用等的，安丽。我有钥匙。”


“我睡不着。”


转瞬间，她脸上的愉悦消失殆尽。“我可怜的孩子。”她悲伤地说。


我并非有意要让她想起聿明，况且，醒着也不是因为思念他，而是，更准确地说，因为我还有所期待&#8212;&#8212;而这并不足以安慰她。


等婆婆关上门，我便轻轻溜进儿童房。阿州在摇篮里，阿梅在小床上，都睡得很香。我亲亲他们的小脸蛋，把阿梅的被子拉到她肩上。房间那头，奶妈正轻轻打着鼾。她将窗户留了条缝，好让空气能流通，我蹑手蹑脚走过去，从窗缝往外瞅，今天还没有结束。


今夜没有月亮，我等了一会儿，眼睛才适应黑暗，可以分辨出那些暗影&#8212;&#8212;树、邻家屋顶、我家的围墙。渐渐地，我又认出墙基石块、支撑水泥柱的砖块和墙头的围栏。墙外的小巷则更加黑暗为外到墙外，是只能感受到的围墙。渐渐地，我能认出围墙的细节：基底，有一种只可意会却无法看见的幽深。


严格来说，今天已经结束了，但我的期待丝毫未减。我摸黑回到房间，我们的房间。不，这一天还没有结束&#8212;&#8212;在我心里还没有&#8212;&#8212;到明早太阳出来才算。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待聿明的消息，我会等待。无论这希望看似多么渺茫，我会等下去。


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相信没来由的心灵感应，宇宙万物不都是始于一片混沌虚无吗？聿明尤其接受不了&#8212;&#8212;我亲爱的聿明，我的心上人&#8212;&#8212;他总是问我怎么知道：在哪里读到的？谁告诉我的？从不相信这一类真相。母亲懂得。她很少提及，但她的直觉很准。她曾告诉我，顶好不要谈论别人不曾经历的事情。不过，我想要把一切告诉聿明，哪怕有时候得迎合他的思维方式，编造出一些理由。


我把罩袍搭在椅背上，爬上床，把被子拉上来盖好，阖上眼。阖眼并不打紧，甚至睡着也没关系。无论醒着或睡去，今晚我一定会收到他的消息。


半梦半醒间，我仿佛看见一片小池塘，池塘中间的狭窄处架起一座红色小桥。我和聿明靠着桥栏杆，把米饼扔进水里，观看抢食的金鱼&#8212;&#8212;鱼嘴一张一合，透明的尾巴摇摆着，互相簇拥着、回旋着、磨蹭着。


慢着！


我翻身坐起。如果我所期盼的最终不过是黄粱一梦呢？我一把抓起眼镜跳下床，双脚狠狠地踩在地板上。不，我不要梦。梦里相见没有用。根本没用。我重重地踏着地板。我需要实实在在能抓在手里的东西。我打开窗户，又砰地阖上。我受够了做梦，受够了第六感，还有那些幻想。我想要……哪怕是一封信。


我焦虑地来回踱步，房间太小，我又走到过道去。我曾试着在脑海里拼构出他的样子&#8212;&#8212;闪着光泽的头发向左偏分，饱满的前额，耳朵和眉毛的轮廓，眼睑下的阴影，鼻梁的长度&#8212;&#8212;一切一切，从头到脚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我尝试过构想他身体的一部分，也尝试过想象他的全部，但这些统统不能满足我。


我停在儿童房门外，开始怀疑今天是否真能收到他的消息。也许我所抱的全部信念和愉悦都只不过是痴心妄想。我推开门，经过熟睡的孩子们，走到窗边。


寒气渗进屋来，钻进我的睡袍，从小腿爬上腰间。我再次分辨出院子和小巷里的各种暗影。有个东西在移动。是个男人。他在巷子里观察我们的围墙，然后把一只手搭在水泥围栏上，一眨眼就翻了进来，脚一落地，便跑向房子另一边。


贼。我想起阳台上形同虚设的门锁和储藏室里存着的食物。我这时该把家人唤醒，但我只是跑回自己的房间，从窗户缝往外瞅。他刚从侧面绕过来，边走边抬头望向房子。我屏住气，如果他靠近阳台，我就立马跑下去叫阿桂和素莉。但他好像并没有注意阳台，而是径直走到我窗下。虽然我猜他应该没有看到我，还是后退了几步。


嘭，嘭。


我皱起眉。


嘭，嘭，嘭。


石子，他在朝我的窗户扔石子。等他停下来，我将窗户推开一条缝。


这人正蹲在地上摸索石子。突然，他直起身，渔民打扮的他竟然有军人的身姿。“韩太太？”


我探头出去，“你想做什么？”


“请问您是韩聿明少尉的夫人，韩太太吗？”


听见聿明的军衔我大吃一惊，“你是谁？怎么会半夜三更溜进我家？”


“韩少尉派我来的，太太。”他低头致意。


我把窗户完全推开，走到阳台上，以便看得更清楚些。这就是我等了一整天的那个人吗？


“到后门去。”我抓起罩袍，心想，我是对的，今晚我会收到聿明的消息。我穿上罩袍，一边往楼下跑一边系上带子。他还活着，这是他派来的信使。黑暗中，我摸索着墙壁和椅背，匆匆经过走廊和客厅，来到厨房。


我打开门，来人啪的一声立正，“二等兵黄尹山，为您效劳。”他说话有本地口音。


“请进。”他脱去渔民的鞋子，我点起一支蜡烛。“你有信给我吗？”


他打开上衣里的夹层，掏出两封浅蓝色的普通航空信。当我看到信封上自己的名字韩安丽女士时，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我伸出手，他递给我一封信。


“另一封呢？”


“很抱歉，太太。这封是给韩老太太的。我受命将两封信亲手送到两位太太手上，不能经外人转交。”


“我婆婆在楼上睡觉。”我压抑住想要责备他的冲动。经过一天一夜各种心思的起起伏伏，我的情绪像孩子的橡皮球一样被抛起扔下。“我丈夫会看重你的尽忠职守。”我尽量用平稳的声调对他说，“你放心吧，小黄，但我不是他说的那种外人。”


他犹豫片刻，将另一封信交给我。


“我丈夫还好吗？”


“是的，太太。”


我拉出一张凳子给他，把茶壶放到炉子上。


“韩少尉交代我问问有没有回信。”


“有的，有信，我这就去拿。”我往茶杯里放了些茶叶，又拿了些包子放在一个盘子里。“小黄，请吃些包子再走。”我看看左手，确定信还在。“水马上就烧开了，麻烦你自己泡一下茶。”


“请尽快，太太，我不能久留。”


我跑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吻了吻聿明的来信，把它放到枕头上。我打开红漆盒子，拿出他走后这7个月写成的7封信。我又扯出一段绿丝带，这是很久以前就选定的颜色：用来做衬裙的柔美荷绿色，荷塘里铺着的大片荷叶的颜色，会让他想起结伴鸳鸯在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荷间嬉水。我用缎带缠住信件，打了个结。


婆婆也有给聿明的信。我在门口唤她，她立即坐起来，平静地接过聿明的来信，仿佛半夜收到信竟是件很寻常的事。随后她下床打开巨大的樟木箱，拿出已经用缎带系好的信。她把信给我，又转身从箱子里拿出一条手织的围巾。我正要离开，她拉住我，“我想见见这个士兵。”我等她穿好罩袍和拖鞋。


我们回到厨房，小黄手捧茶杯伫立着。“请坐，小黄。”婆婆说，像自己的将军父亲一般，蹙眉低头看着他，“我儿子派你来做什么？”


“专程送信来，太太。”他抬起一只脚的趾头，接着又抬起另一只脚，好像它们不应该踩在白色地砖上。


“他一定告诉过你不能泄露任何敏感信息。”


“是的，太太。”


“我不关心你们的军事机密，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是否平安。”


“是的，太太，他很健康。”


“还有别的可以告诉我吗？”


他踌躇着。我能听见在这个熟睡小岛的边缘，海浪拍打着礁石嗡嗡作响，这正是鼓浪屿名称的由来：鼓声轰鸣的小岛。“我只能告诉您，太太。”终于他开口道，“韩少尉深受大家尊重。他勇敢、公正，而且他精通……嗯，我是说他精通他所做的工作。我得走了，太太。”他打开外套里的夹层，将我们的信和围巾放进去，把凳子推开。


“他还在福建省吗？”婆婆问道。


“是的，太太。目前还在。我是说，工程部门随时可能被派往任何地方。”


我匆忙用白纸裹了些包子塞给他，“太谢谢你了，小黄。”


“我会把包子转交给韩少尉，太太。”


“不，这是给你的。只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丈夫会派你送信来，为什么不邮递？”


“我不知道，太太。少尉只是说我们要试探日军的防卫。”他慢慢挪向门口，我和婆婆此时也同样希望他赶快离开，便只是点头致了谢。我在他身后闩上门，吹灭蜡烛，跃上楼梯，在楼梯口超过婆婆。


信中聿明对我的称呼像一道闪电&#8212;&#8212;我挚爱的安丽&#8212;&#8212;好像他的嘴唇在轻唤我的名字，好像这些字将一个我没有意识到的，渐行渐远的灵魂带回了人世。眼泪冲了出来，我甚至没来得及护住信笺。我摸出一条手帕吸干模糊掉的墨迹，擦去眼泪，快速浏览了一下密密麻麻的文字，在结尾处找到了我一直期待的东西。


我的爱妻，信中写道。这段话在信纸上端，左边第二列。我的内心充满了战士对家园的渴盼&#8212;&#8212;回到母亲和孩子身边，而最最重要的，是回到你的身边，我挚爱的妻子。亲爱的安丽，言语已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思念。爱你的丈夫，聿明。我把这段话重新看了一遍，又看了第三遍，然后才从头开始看。


信是用纤细的蓝墨钢笔写的，字体大小均匀一致，正是他的风格。想到他一定有张桌子可伏案写字，我就觉得欣慰。他一如既往地把每个段落都用带小括符的阿拉伯数字标上了号。他在第一段里询问我们是否安康，为没有陪在我们身边而道歉。在第二段，他说他想到我们可能已经逃去香港或马尼拉，但如果我们还在这儿，也不必忧心，鼓浪屿相对安全，除非日本人想跟西方势力较量，否则他们不会招惹这里。


我添了个儿子还是女儿？他问道，这是第三段。你和孩子都好吗？上个月快到月底时，我总是想到你，还有我们就要降生的第二个孩子。请给我寄些照片来吧，要分别拍你的和新生儿的、你和两个孩子的、我们的两位母亲和孩子们的。


我忍不住轻声笑起来，这就是他&#8212;&#8212;老样子&#8212;&#8212;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要做什么。


我当兵已经7个月了。他在第四段中写道。即使在睡眠中，我的耳朵也已经能听见最轻微的脚步声，步枪上膛的咔嗒声像寺庙里的撞钟一样响亮。我曾顶着烈日和暴雨长途跋涉。我跟庄稼人一样皮肤黝黑，我的脚已经习惯了水泡。这些是战士生活的一部分，实在不足挂齿。我最担心的，是自己所肩负的保家卫国的重担。敌人的进攻迅猛无情，我只是个接受过仓促训练的少尉，然而，每天我不是在领军打仗，就是在各种特殊环境下监督建设或拆除工程。我们的部队经常要同时做两件事，一边与敌人交火，一边得为工业建设抢救出尽可能多的资源。我们一点一点地把工厂搬往内陆&#8212;&#8212;靠船或卡车，甚至靠驴车和我们的战士肩扛背驮。正如人们所说，这是一场毋庸置疑的大迁徙。同胞们历尽磨难而不屈不挠，他们构成了这世上最有智慧的民族。我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骄傲。


这是信中最长的一段，接下来的第5段里，他阐述了日军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他抱怨说，本应是我们友邦的美国居然向日本供应燃料和铁块，而且对此毫无愧疚。我停了片刻，欣赏着他隽永飘逸的字体。即便用钢笔，依然字如其人，坚强、自信，同时又细腻、雅致。


第6段他留给我一个今后的通信地址，那是国军的信件中转站。


我又读了一遍那些绵绵情话，然后把航空信纸折起来，放进桌子左上方的抽屉。下封信里，他会回答我每天吃了什么、穿得暖不暖、睡得够不够。出于礼貌，他会首先回答这些问题。而现在我又有另外的疑问了，他为什么没有跟随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撤往内地？中国的海岸线已经完全被敌人占领，他们是怎么从外界获取物资的？


我爬上床，把鸭绒被拉到项下。战士们夜里还围坐在火堆旁吗？他们还会训练信鸽，以防万一无线电不通吗？下次见到聿明，我要问问他。有那么片刻，我真的看见了他，真实而具体，仿佛就在眼前。他微笑着迎向我，旋即又不见了踪影。

1939年春

<h2>12</h2>

2月了，天气晴朗凉爽。一大早我就和一群人等在报摊前面。鼓浪屿有自己的小报，名义上是外国人办的报纸，其实是为了逃避审查，雇了个苏格兰人挂名。即便这么烂的小报，也只在每周六出版，如果其他时间我们想看报，就要买几天前厦门出的《时代晚报》，内容完全由日本人授意。他们常常把没卖完的报纸送到鼓浪屿，不过最近几天连这种报纸也不多。


等着买报的时候，我旁边的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调侃着对方。


“嘿，老潘，你花真金白银买这种烂新闻干吗？”


“那你又干什么？夜里太爽了？需要点堵心的东西平衡一下？”


他们就这样彼此戏谑，一直等到报纸送过来&#8212;&#8212;今天是厚厚一大摞，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付过钱后扫了一眼标题《海南岛人民热烈欢迎》。下面的文章又是极尽虚伪谄媚之能事，我简直不能再熟悉了：


明媚的阳光，灿烂的笑脸，海南岛上下一片欢腾，全体中国人热烈欢迎帝国海军的到来。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日本官兵经过时，中国人纷纷恭敬地跪下表示感谢。随后，日本官兵收起刺刀，怜悯地抚慰那些正在忍受病痛和饥饿的中国人。官兵们的爱心感动了成千上万人，感激涕零的中国人意识到过去反对日本人是多么荒谬。皇军救治的病人，领到救济品的穷人，眼含着热泪，围绕在太阳旗下，向日本官兵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山呼“万岁”的喊声响彻云霄。


胃液似乎冲到了我喉咙。“由衷的感谢。”“山呼‘万岁’。”想到一个中国人写出这种狗屎文章，我感到恶心。海南岛是中国国土的最南端。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又会是哪里呢？


买到《时代晚报》的人在我周围一边咒骂，一边摇头叹息。一个男人气得把手里的报纸摔在地上，然后又抢在别人捡走前抓起报纸。幸好还有其他文章可以看。我打开报纸，翻到内页，跳过国际新闻和厦门本地新闻，找到小说连载部分，边看边往家走。这部小说转载自上海一家报纸的“春秋”专栏，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描写的是常见的三角恋爱&#8212;&#8212;敏感多情的男主人公、有知识的现代城市女孩和贤惠本分的传统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


我走到自家巷口时，已经完全沉浸在故事中，对两位女主人公都报以深切的同情。我从报纸上抬起头，看见素莉正在门外跟一个卖羊奶的男孩说话。她朝空中抛起一枚铜板，再挥手抓住，露出脸上可爱的梨涡，然后把手里的玻璃瓶递给男孩。男孩模样俊秀，动作敏捷，眼睛明亮，十分青涩。他蹲在一头山羊旁边，往我家的宽口玻璃瓶里挤羊奶。他跟素莉说了句什么，素莉笑了起来。


我把报纸折好夹在胳膊下面。我绕过地上的羊粪时，男孩吓得跳起身，山羊乳房里的奶汁喷得到处都是。


“少奶奶。”素莉的脸红得像荔枝。“早安，少奶奶。”


噢，天哪！我心想，现在真的要帮她物色个丈夫了。我也跟素莉道了声早安，进门时朝那个俊秀的年轻羊倌敷衍地点了点头。


鼓浪屿现在跟中国其他地方完全隔绝，我们周围都是卑鄙的日本鬼子，这样的日子要怎么才能过下去？如果是太平年间，我们会在母亲老家的村子里帮素莉物色一个人。可现在……我们连厦门岛都去不了。即便我们能去，村子里可能也没有年轻人了，说不定连整个村子都被荡平了。再说，现在男人都要上战场，哪个姑娘愿意嫁个即刻远行的人？我想到保姆祥妹，她的第一个孩子还没出生，丈夫就被拉去当兵。不，现在绝对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在厨房泡了一壶茶，拿到母亲房间。


“好啊。”母亲看见茶盘里的报纸说，“怎么没请你婆婆过来？我们可以一起看报纸。”


“我先帮您倒茶，等一下就太浓了。”


“我可以自己来，孩子。”


和母亲相处了这么久，我清楚什么时候要让母亲自己动手。她总是事事要靠别人服侍，时间久了难免厌烦。小时候，我曾经想象母亲身体里有个被小号缠脚布绑住的小精灵。小精灵天性活泼好动，但大多数时候却动弹不得。偶尔手脚没有困住时，小精灵会迸发出巨大的热情。我在与母亲同时代的女性身上看到过同样的热情，虽然裹脚布毁掉了她们的双脚，但没毁去她们的精神。


母亲揉了揉关节发炎的手指，准备倒茶。“热烈欢迎？”她看着标题说。


我点了点头，“我马上回来。”


我在屋外找到正打理菜园的婆婆。“昨晚不知道什么东西钻进了我的白菜里。”她像个园丁似的叹了口气，这是种菜人甜蜜的烦恼。“看看这些胡萝卜。差不多也该间苗了。”她的手掌轻轻拂过胡萝卜细小的叶子。


“我买了份《时代晚报》。母亲问您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读。”


她略微犹豫才把铲子放进桶里，摘掉手套。


母亲和婆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各忙各的，母亲在自己房间，婆婆不是在花园和厨房，就是在她的卧室。这种相处方式很自然。不过，我还是希望婆婆能更自在些。


“我去洗洗手。”她说。


我等她洗完手后一起走进母亲房间。


“你来读，安丽。”我们在茶几旁坐下后母亲说。


“好啊。”婆婆赞同道。


她们两个都识字，婆婆的学问是帝师空闲时教的，母亲是跟我舅父学的。不过，在她们那个年代，女人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出声阅读的。当然了，我也喜欢为她们读报。


我跳过头版新闻。“日本海军占领了海南岛。”我说，“除了标题，这篇新闻报道的其他内容全是废话。”


“好的。”母亲说。


我读了头版的另一篇报道，内容是蒋介石的特工刺杀南京日伪政府的新任领导人汪精卫失败。


母亲举起手示意我停下。“不用念了。”她轻声说，“汪精卫也许自以为走对了路，但是&#8212;&#8212;”


“他就是个墙头草。”婆婆插话道，“他对抗战毫无信心。”


“正是呢。”母亲说，“蒋做得对。中国绝不能走这种亡国路。安丽，翻到下一版吧，看看有什么其他新闻。”


我翻到第二版，为她们朗读一篇关于冰雹的报道，印度海得拉巴的17个村庄遭受冰雹灾害。


“什么是冰雹？”母亲问。


婆婆略微凑过来说道，“就是天上下一粒粒圆圆的冰珠。我小时候在蒙古遇到过冰雹，打在皮肤上很疼，掉落到地上还会弹起来。”


“你受伤了吗？”


“没有，当然没有。也许印度的房子太不结实了。”


母亲皱起了眉头，要知道，印度是佛陀的故乡啊。“印度的冰雹一定大得出奇。”她说，“继续往下读，安丽。”


“你说对了，菱楚。”我读完后婆婆说，“太神奇了。会有那么大的冰雹！”


“碰巧猜对了。”母亲说，她们笑着互相点了点头。


多么融洽的一幕啊，在眼下这个时期尤为难得。邻居和家人也好，朋友和熟人也好，大家整天在争论不休。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被困在一个小笼子般的岛屿，日本人和汉奸定期向我们灌输着谎言，四周充斥着暴力和不安。


整个冬天，我一直坚持把钱浪费在登载各种坏消息的《时代晚报》上，而我内心唯一真正期盼的消息是我丈夫的音信。自从小黄来过后，我开始了解到一些聿明的近况，但是远远没有我期望的那么频繁。我渴望收到聿明的来信，就像渴望吃到一块美味的欧式甜点，然而，它们带给我短暂的喜悦后，却徒留更强烈的渴求。


还好，我有两个孩子在身边，可爱的小女儿和我的虎宝宝。每天阿州都会给我带来惊喜，发出新的声音，做出新的表情，手抓得更紧，头抬得更高。他已经能自己翻身和坐起来了。到3月底，他可以趴在地上，用手和膝盖撑住身体慢慢爬行，凡是能抓到的东西，他统统会放进嘴里。阿州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我从没想过他会出什么事。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祥妹照看阿州时把他独自留在屋外的毯子上，自己进屋里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我当时正在楼上练书法，听到外面一阵骚动，于是放下手中的毛笔。


“怎么了？”我站在阳台上朝下面大声问。


素莉惊恐的双眼瞪得大大的。“是阿州，少奶奶。他不见了。祥妹把他弄丢了。”


“弄丢了？”我差点晕了过去，心脏瞬间胀到足有水牛心脏的大小。“你说什么？”


“他们刚才在外面，就在这里。”


我一步越过三级台阶，飞快地跑下楼，从厨房冲到门外。


“我只离开了一下子。”没等我开口祥妹就大哭着对我说。


“你把他放在哪里？”


“毯子上。”


我的脑子在飞快转动。我的宝贝。他在哪里？我首先想到的是，某个在战乱中失去孩子的女人把阿州偷走了。“他不可能自己走了。”我尖叫起来，“他是个婴儿。一定是有人翻墙带走了他。快去找脚印。”


我抢在祥妹前面，顺着墙根寻找翻动过的泥土和折断的树枝。也许是日本浪人翻墙带走了阿州，想用孩子勒索赎金。我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罗圈腿鬼子。


“阿州，”我喊道，“阿州，你在哪里？”


“妈。”我似乎听到了阿州的回答。我绕到房子的另一侧……哦，妈祖啊。大门是敞开的！“阿州。”我边喊边跑到街上。我先朝巷子的尽头望去，然后才看了一眼脚下。


阿州就在我脚下，他趴在地上，一只脏兮兮的小手含在嘴里，身边都是山羊粪便。我把他抱了起来，用手背擦了擦他的小脸。


“脏脏！”我大喊一声，用手指从他嘴里抠出一粒粒坚硬的羊粪球。“这是脏脏。不要把这些东西往嘴巴里塞。你是怎么回事？太恶心了。吐出来。”


他抬头看了看我，然后放声大哭。


“像这样。”我示范给他看，“吐出来。在这里，祥妹，他一直在吃羊粪。”


“您可找到他了。”阿桂捂着心脏说，“谢天谢地。”


“哎呀！”素莉喊道，“我以为他还小，不会爬这么远的。”


“没人想到他会出去。”祥妹附和道，“我怎么知道？”


愚蠢的借口。祥妹是阿州的奶妈，应该知道阿州是个精力多么旺盛的强壮孩子。永远都不要让一个虎宝宝独自躺在毯子上。我差点当场辞退她。素莉也有错，一定是她的羊倌离开后，她忘记关上大门。我应该好好臭骂她们两个一顿。这时，左右邻居家的佣人已经隔着大门和窗户在偷眼瞧着我们，要不是阿桂劝我进来，随手又关上大门，我一定当着大家的面教训一下她们两个。


“你们知道这个岛上现在有多少难民吗？”大门刚一关上我就开始发难，“8万人。难民人数是我们岛上居民的两倍多。”


阿桂拉住我的手臂，我一把推开。“你们觉得难民都是好人吗？你们觉得难民里就没有人想偷这么可爱的宝宝吗？”我把阿州举到空中。他大声哭着，祥妹以为我会把孩子递给她，伸手想抱。“我们同情那些难民，出钱给他们买食物。你们觉得这样就能信任他们吗？”


素莉号啕大哭，而本身就是难民的祥妹则生气地瞪着我。


“安丽。”母亲拄着拐杖出现在门口。“进来。”她说，“大家没事了。我孙子安全就好。”


是因为日本人入侵吗？是因为家园被占领，是因为种种不确定，还是因为一位母亲太怕失去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可以解释我的失态？我唯一可以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就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不是唯一紧张到神经质的人。鼓浪屿的人们每天过着担惊受怕却又无能为力的日子，很容易陷入忧伤和愤怒的情绪。不过，我们当中仍然不乏抱有希望和勇气的人，我塾师的表哥魏义敏就是其中之一。


就在阿州爬到门外的事情过后一两天，我遇见了魏先生。我沿着海边往前走，打算去买一份《时代晚报》。天正下着雨，我朝下面的码头望去，只见一片泛着水光的黑色雨伞，如同夜里从鹅卵石间冒出的一个个蘑菇。我加入打着黑色雨伞的人群，一边听着雨点打在我雨伞上的声音，一边寻找船只的踪影。送报的船始终没有出现，大家开始沿着龙头路往回走，有几个人停在路边一个支着蓝色雨篷的小摊子旁，里面摆着简单的木桌。


等我过去时，桌子旁已经坐满了人，只剩一个空凳子。站在大铝壶后面的老板娘示意我坐下，铝壶里装满了热气腾腾的豆浆。她递给我一个有缺口的瓷汤匙和一双筷子，又舀出一碗甜豆浆，打了个鸡蛋进去，然后递给我。她的丈夫一边往热油锅里丢长条形的面团，一边把炸好的油条用筷子夹出来。他让泛着油光的油条在半空中稍微停顿片刻，控一下油，然后放到案板上用刀切成小段，盛在碟子里递给我。我们管油条叫“油炸鬼”，因为炸过的油条里面都是空气，轻飘飘的。


桌子的另一头，魏义敏和聿明的异母哥哥阿汾相对而坐，阿汾瘦得全身皮包骨。我和魏先生彼此十分热情地打了个招呼，阿汾只是朝我点了点头，继续呼噜呼噜地喝他的豆浆。这么多年来，阿汾的母亲西瓜头一直不让他跟聿明来往，受他母亲的影响，阿汾对我们并不友善。


我用筷子搅拌着豆浆里的生鸡蛋，又往碗里丢了几块“油炸鬼”。雨水从雨篷两侧向中间聚集，热油锅上方刚巧是雨篷的低处。随着积水的增加，雨篷离热油锅越来越近，摊主不时紧张地看一眼。他腾出一只手托起低垂的雨篷，雨水从另一侧淌了出去。


“嘿！当心！”阿汾大吼道，“看看你干的好事！”阿汾吃早餐时摘下了帽子，他头顶中央的头发向上翘起，如同公鸡的鸡冠。他左右转动着脑袋，用手掸去溅落在肩上的水珠，活像一只伸长脖子吃虫子的鸡。


“对不起，先生。”早餐摊主说。


“好啦，好啦。年轻人，不要那么凶。”魏先生对阿汾说，“你一点水都不想沾到的话，那不如在家里吃早餐。”


“跟我老婆吗？”阿汾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惹得旁边两三个人哈哈大笑。“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老天还没完没了地下雨。”


旁边几个人频频点头，“今年四月的雨水太多了，天气也不该这么冷。”


“你们说什么呢？”一个老太太大声说，“四月份的雨水连鱼都能淹死。”


“狗屁！”阿汾说，“如果这算正常的春天，那我就是猴子尾巴。”


魏先生站起身，把钱放在桌子上，拿起雨伞。魏先生跟我的塾师一样身材高大，他长着一张国字脸，两鬓已经有些斑白。“盼望春天。”他说。这是个有象征意义的语句，是我们这里流传的暗语，即便在中立的公共租界，我们也不能公开表达心里的想法。


“等待黎明。”摊主郑重地回答。


“百花绽放。”我补上第三句。


魏先生离开后没有人再开口。我们吹着热豆浆，看着碗里的豆浆，似乎看见了我们的灵魂深处。那几句话不仅仅表示等待和希望，对我们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语句中等待和希望的意思是，我们不投日，不叛国。如果我们希望看到百花绽放的那一天，我们必须忠于祖国，反抗日寇。


回家路上，我的雨伞周围形成密集的雨幕，我在心里默默地拿自己跟历史上的豪杰与巾帼做比较，那些抗击敌人的将士和鸿儒，那些在两军对垒的前线擂起战鼓的人。我想起那些不愿败坏气节而退隐山林的官员。我想起那些为皇帝死节的忠臣和为丈夫殉节的烈妇。我决心要变得坚强起来。无论是被隔绝在鼓浪屿上，还是我的孤独寂寞，跟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的遭遇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雨水吗？只有阿汾那么肤浅的人才会抱怨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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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那天的雨终日未停，第二天和第三天雨还在继续下。发霉的墙壁变得黏滑，树上生满了青苔。我牢记自己要坚强，对此视而不见。我管住自己的嘴，不作任何抱怨，一有消极念头就立刻赶走。我决心不要变成聿明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汾那种人。只是，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到了连阴雨的第四天，我的心情还是变得如同被浸透的大地一样沉重。


然后，4月5日清晨，我睁开眼睛时看见了阳光。多么美好的阳光啊，从百叶窗的缝隙钻了进来，落到我的被单上。这是清明节的阳光，透着一股清澈和明亮。我掀开被单冲到窗口，推开百叶窗，走到阳台上。外面是雨水清洗过的世界，空气中散发着茉莉花的芳香，鸟儿在树上婉转啼鸣。


我回到房间，拿起牙刷和牙粉，在胳膊上搭了一条干净的毛巾，然后直奔洗手间。我很快洗漱完毕，换上一套简单的便服。我家的祖坟有的在厦门岛，有的在大陆，全部位于日本占领区，所以今天没办法为祖先扫墓和供奉祭品。即便如此，日本人也不能阻止我们祭祀先人。


婆婆已经在厨房忙碌了，她一手握着把香葱，一手拿着颗卷心菜。多亏了那些走私犯，再加上我们跟周围邻居以物易物，储藏室里还剩下一些存货，有足够的材料为逝去的亲人们做出他们生前喜欢吃的大部分菜肴。我们准备为我父亲做燕窝汤和豆豉蒸鲈鱼，为聿明的父亲做油焖虾，为聿明的祖父做狮子头。其他亲人生前喜欢吃的菜我们记不清了，但我们还做了烧豆腐，各种炒时蔬，准备了米饭和面条。


“哦，少奶奶。”素莉一看到我就哭着说，“我们怎么去扫墓啊？怎么去清理坟上的杂草啊？”她不是在为自己的祖先难过，而是为我的父亲。素莉的父母多半早就死了，没人知道她的祖先埋在哪里。


“别难过。”我对她说，“他们会理解我们的难处。等把日本强盗赶走后，不管到没到清明节，我们都会去扫墓。”我故意说得很轻松，似乎日本侵略者是一碗坏掉的水果，随手就可以丢进垃圾桶。


我轻松的语气起到了作用，素莉抬起胳膊擦了擦眼泪，转身继续去剥旁边的一堆大蒜。


父亲长眠之处非常安宁。他的墓地在一座山脚下，离厦门不远，奶牛常在附近悠闲地吃草。到了春天，山上到处是绿色的菜田，山顶开满杜鹃花。粉红色的杜鹃花，想到这里我感觉眼睛发涩。聿明的父亲和祖父母葬在旁边的另一座山上。每逢清明节，我们都在墓前摆上祭品。然后，我们全家人会享受一顿野餐，有香酥鸡、煮茶叶蛋和炒面，有时在我父亲墓地旁，有时在其他亲人墓地旁。如果遇到下雨，我们就躲进凉亭里；如果天气晴朗，我们就在草地上铺一块毯子。餐后的水果有新鲜的荔枝和西瓜，荔枝核和西瓜籽可以随便朝地上吐。去年我和聿明先是在公公墓旁放风筝，然后我们坐在一棵古老的相思树下吃荔枝。我端着碗，聿明为我和阿梅剥荔枝肉。清明节后的第三天，西门子公司派聿明出差，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差。我似乎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手，正从荔枝顶部把红色的果皮撕下来，露出里面透明的白色果肉，送到我唇边。


“够了吗？”素莉拍着剥好的一堆大蒜问道。


阿桂点点头，“暂时够了。”她摸了摸鲈鱼光滑的表面。“很新鲜。”她举起来让我们看清亮的鱼眼，又掀开鱼鳃检查了一下，这才拿起刮鳞器开始收拾鱼。


我们花了一上午清洗、去皮、切片和剁碎。我们加入酱油、料酒、葱、糖和八角，炖了一锅红烧蹄膀。我们泡上大米，发好燕窝，收拾好鲈鱼准备清蒸。我们煸炒蔬菜，油焖大虾。到了中午，我们做了一大桌美味佳肴，无论是往生的祖先还是现在的家人，绝对都会感到满意。阿桂在供桌上铺了一块长长的白布，我们摆上食物，点上香烛，恭请先祖享用供品。然后我们全部离开，相信祖先们会取用供品的精华，给我们留下其他部分。


“大家去睡个午觉。”我从奶妈手里接过阿州，“过来，阿梅。”


午睡时，应该正在享用清蒸鲈鱼和燕窝的父亲进入我的梦乡。他穿着商船水手的背心，似乎正要动身前往新加坡、槟城、哥打巴鲁，或者他曾经答应过总有一天要带我去的其他城市。


小时候，父亲答应带我去海上看点点繁星，还有那些手持刀枪的海盗。“只要你多加小心，”他告诉我说，“没什么好怕的。我们厦门人知道怎么对付海盗。”


他答应带我去马来亚海岸的悬崖，做汤的珍贵燕窝就是从那里采来的。“如果你能做到不走山路，光着脚直接爬上日光岩，”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就让你和工人一起去爬悬崖采燕窝。你每采一个燕窝，我都会付你一大笔钱。”温暖的春日里，我脱掉鞋子，沿着海滩边的岩石练习攀爬。即便后来我知道原来父亲是逗我玩，他绝不会让我去爬危险的马来亚悬崖，我依然渴望着有一天能够去经历种种奇遇。


父亲穿着他出外洋的衣服进入我的梦里，似乎终于实践了对我的承诺，只要我跟男孩一样棒，他就带我去海上航行。


“鲈鱼很好吃。”他说，“你一定要尝尝。”


***


父亲说的对。鲈鱼真的很好吃。


“唔唔，好吃，好吃。”阿梅边跳边唱。我帮她夹鲈鱼肉时，她看着另一盘菜说，“唔，我喜欢虾。”


我把转盘转过来，夹了两只大虾放在她盘子里。


“多给她几个。”母亲说。


“她很能吃呢。”我婆婆赞同地笑着点了点头。


阿梅看看祖母，又看看外祖母，用手抓住虾尾巴，把大虾举得高高的，然后一口咬下去，“唔。”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你爷爷也喜欢吃虾。”婆婆对阿梅说，“他可以吃一大盘。不，不对，宝贝。不要吃虾尾巴。你知道爷爷怎么做的吗？他把虾尾巴沿着盘子排成一圈。”


阿梅把虾尾巴从嘴里拉出来，在空中挥舞了一下，然后小心地放在自己盘子的边缘。


阿州用力踩了一下祥妹的大腿，突然扑到桌子上，抓住一只大虾就往嘴里塞。


“赶快！”母亲说，“把虾抢下来。喝这个。”她往碗里舀了一些燕窝汤，“给他这个。他太小了，还不能吃虾。”


饭后我们坐在阳台上时，我心想，母亲对阿州保护过度了。如果他想吃虾，为什么不让他吃呢？聿明肯定不会在意的。嗯，也许他会在意。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写信问问他的意见，门铃响了。


来人是昌佑寺的两个和尚。阿桂对我说，“他们带了件礼物，一个蜻蜓风筝。”


“请他们进来。”母亲说，“素莉，去泡茶。”


那是一个大风筝，活灵活现的，像一只真正的蜻蜓。它有两对薄薄的翅膀，动起来时，不同翅膀上的颜色会混合在一起，从蓝色到绿色，再到紫色。“送给您的孩子们。”年轻和尚说。他举着风筝上下摆动，蜻蜓的翅膀在风中轻盈地扇动，他把风筝递给我。


我谢过他后让阿桂把风筝收好。“你们是怎么通过占领区进来的？”我问。


年轻和尚冷哼一声，“只要给够钱，那些伪军什么人都会放进来。”


我心想，如果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答复我信中关于阿州出生时征兆的疑问，大可以写信告诉我住持的回答，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买通关节来见我呢？


“能跟我们讲讲外面的消息吗？”母亲问。


年轻和尚微微向前探身。“日本鬼子开始找外国人麻烦了。”他说，“我们去鼓浪屿的路上，看见一艘日本军舰停在英国商船旁边。他们各自用本国语言朝对方喊，日本军官大喊着下命令时，英国大副气得满脸通红，动了动嘴唇却什么也没说，看来英国人在海上说话不管用了。”


大家都点了点头，除了那个国字脸的和尚，他吹着杯中的热茶，眼睛一直盯着阿州。


“然后日本人派一小队人上了英国商船，英国人根本没能力反抗。”


“哎呀！”婆婆说，“为什么英国人不派士兵保护他们的商船呢？”


“我估计这次之后英国军队会出动的，尤其是日本人没收了船上货物的话。”


等一下，我心想，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东西？我还没来得及细想，年长些的和尚已经放下茶杯，朝阿州走过来。他既没解释，也没征得我们的同意，就开始绕着阿州仔细打量，似乎在研究阿州的头顶。然后他站在阿州面前，凝视着阿州的眼睛，阿州毫不胆怯地看着他。


“是真的。”这个奇怪的和尚声若洪钟，震得我胸口嗡嗡直响。“这孩子头顶散发出的佛光实属罕见。”


这个对我儿子有特殊兴趣的和尚到底是谁？我开始后悔告诉昌佑寺住持我的胎梦了。说起来，我自己的解释跟老住持的说法又有多大差异呢？


母亲皱起眉头。“你想说什么？”她问道。


国字脸和尚不再回避，他朝母亲走过去，一双丹凤眼炯炯有神。“是住持命我来的。”他说，“让我验证这孩子出生时的瑞象，还有孩子母亲胎梦的预兆。”


“胡师兄天赋异秉，有天眼通。”年轻和尚说。


“我现在可以确认，住持的判断是正确的。”国字脸和尚从僧袍里取出两封信，一封用红蜡封口，另一封是敞开的。“住持命我将其中一封信交给少奶奶。他说，如果我不确定孩子的身份，就交没有封口的信。”他转动着那封信，让我们看清信的正反两面，如同一个正要开始表演的魔术师。而后，他把那封信放回长袍里，转身朝我递过来另一封信。


我接过信，打开封口。简短的问候之后，老住持列出阿州的八字。八字是一个人出生时的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加起来共有八个字。总而言之，他的预言跟之前在寺庙里对我说的话大致相同。我儿子将来地位非常显赫，而且和戚继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阿州属虎，老虎是跟戚继光关系最亲密的动物，阿州出生那天又刚好是戚继光纪念日。更不寻常的是，住持根据易经推算出，阿州是戚继光的转世。


我心想，这简直太荒谬了。我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任何人的转世。我们，我们每个人，实在太愚蠢了，竟然对算命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哪怕对方是赫赫有名的昌佑寺住持！毕竟现在已经是1939年了，我们都是现代人了。


“请用茶。”我说，“素莉，拿饼干请大家吃。”


信的第二页，住持解释说，阿州出生的时间和地点表明他能力非凡。住持说他有责任培养这个天赋异禀的孩子，所以他以非常谦卑而坚决的态度，请求务必要……


我用一只手捂住嘴，“他要我们把阿州送到寺庙，交给他们抚养。”


我婆婆气愤地瞪着两个和尚。“我就这一个孙子。”她说。


“这孩子的命数是天定的。”国字脸和尚说话时有种奇特的颤音，把我的脊梁骨震得咯咯响。“老夫人，”他对我母亲说，“我从未在一个孩子身上看到这样的佛光，他头顶上方的光环足有5寸大小。”


他为什么跟我母亲讲这些呢？我才是阿州的妈妈啊，他是我怀胎十月生下的亲骨肉。如果要决定如何培养这个天赋异秉的孩子，那只能是聿明和我。“母亲。”我猛地站起身。现在已经是民国28年，连皇帝和老佛爷都不能干涉我们的生活了。


“等一下，安丽。”母亲说，“我有话要说。张住持今天带话来，说我的小外孙有宝贵的灵性。他看过孩子的生辰八字，从中看出了一些超凡的能力，必须特别培养。毋庸置疑，昌佑寺是闻名遐迩的千年古寺，佛法修为一向高深，我相信孩子在寺庙里一定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住持对我们家这么尊重，对这个小男孩这么费心，我感到十分荣幸，也非常感激他如此慷慨的提议。”


“母亲，求您了！”


“让我说完。”


好吧，我心想，随便您怎么说。我从奶妈手里接过阿州，站到门口。


“我一心虔诚向佛。”母亲接着说，“我的所作所为都要顺应天意。”


国字脸和尚点了点头。


“但是，”她说，“我只有一个女儿，而她又只有一个儿子。你看到的这个小男孩是我们两家唯一的子嗣。我们不能让你带走他。”


我忍不住笑了，又坐回座位。那个和尚还在继续恳求。我让阿州抓住我的食指，他用力站了起来，在我的膝盖上跳来跳去。我不需要预言家也知道，阿州不到一岁就能自己走路。


年轻和尚第一个站起身。


“多加小心。”母亲提醒他们，“如果日本人连英国船都敢上，更不用说中国人的船。”


如果英国船只不再是禁区，那么美国和法国船只呢？那么鼓浪屿呢？鼓浪屿唯一可以仰仗的就是外国租界区。现在我终于想起来，之前年轻和尚说英国人在海上讲话不管用时我们遗漏了什么。和尚讲述的事情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人已经不再忌惮西方国家了。而失去了西方国家的庇护，我们的岛屿将不再安全。


这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既然有了一个新风筝，我们决定去海边。


***


看来其他人跟我们想法一样，海边到处挤满了人。人们坐在岸边礁石上，有的在戏水，有的在游泳。头发上绑着粉红色和黄色丝带的小女孩们手里拉着风筝线，小男孩们或者在海滩上互相追逐，或者在挖沙子。如果目光只停留在岸边，眼前真是一幅欢乐悠闲的画面。平常我会毫不畏惧地遥望海上敌人的船只，可是因为之前和尚的拜访，那天下午我有些惊魂未定。我想暂时逃离现实，于是摘下眼镜放进口袋，无视那些浪间起伏的模糊灰影。


“你看，宝贝。”我指着风筝让阿州看，清明节的天空一片碧蓝，一个个风筝正上下翻飞。“风筝。”我在他耳边轻声说。我嗅着阿州颈间的气味，世上没有人会像我这么爱他。


母亲自然也疼爱阿州，但这种爱并非固若金汤。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虔诚信徒会做出什么事，他们什么时候会为了顺应天意而抛下世俗的看法。所以母亲开始跟国字脸和尚讲话时我才会那么害怕。


能摆脱那个和尚真让人松了一大口气！“我们还会再来拜访的。”他在门口坚持道，“您也许会改变主意，也许等到孩子大一些……”我看到母亲气得鼻孔张大了，但她仍然维持着礼貌。他们临走时，她十分慷慨地布施了一大笔钱，足够他们路上的花费，甚至去贿赂伪军。


我们还没离开走廊，母亲就开始责备我，“你应该相信我，安丽。难道我不疼爱自己的外孙吗？难道我会问都不问一下女婿，就把他的孩子送人吗？”她摇着头叹了口气，“你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母亲。”


想到母亲当时的责备，我觉得十分疲倦，为自己的不孝感到内疚。如果世界上有一位值得信赖的母亲，那便是她。不过……我就是没办法安心。我必须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我停下脚步，用手抚摸阿州的头发。看着孩子们和军舰出现在同一个画面，我希望能有一首诗表达此时心中的愧疚和痛苦。


“妈妈，看我。”阿梅手里拽着风筝线，祥妹蹲在她身后帮她。风筝飞了起来，蜻蜓的翅膀随着气流上下扇动。


“卡啊……”阿州踢着小腿，挥舞着胳膊，似乎要飞向空中的风筝，“卡，卡。”


婆婆轻拍他的胳膊，开始念诵一首似乎是她即兴创作的童谣。


蜻蜓，蜻蜓，


飞上天，


化作巨龙


入云端，


不要丢炸弹。


不要喷火焰。


炸弹臭烘烘。


阿州说，滚到天边去。


她捏捏阿州的小脸蛋，又念了一遍。


“风筝只能飞这么高了。”祥妹说着让阿梅看线轴上的最后一圈线。“我们得让风筝迎着风飞。”


港仔后是一大片月牙形的海滩，两端深入大海，我们跟着风筝笔直地朝远处模糊的军舰走去。婆婆摇了摇头说，“有时候我在想，不知道它们怎么能够浮在水面。全部是钢铁啊。”


我戴上眼镜，望着前方的军舰。最近几个星期，我们注意到日本舰队在逐渐壮大。港口现在停泊了足有二十艘军舰，有战列舰、巡洋舰和布雷舰，偶尔也会见到驱逐舰。海边的茶馆里，人们细数着海面上的军舰。他们下着象棋，摸着骨牌，说起军舰来就像谈论风流男女的韵事。对军舰感兴趣的人已经知道每艘船的名字，除了之前的军列舰雾岛号和伊势号，现在还有日向号、长门号、陆奥号、扶桑号、金刚号，巡洋舰和布雷舰的名字分别是鸟海号、名取号、铃谷号、妙高号。


我们沿着沙滩往回走，风筝向下俯冲，越来越贴近下面的大海和沙滩。这时，婆婆提议我们一起来联一首诗，她起了头一句，“荷花池上，蜻蜓悬停。”


“身弱体轻，翅若蛛丝。”我说第二句。


“荷花池畔，虎狼环伺。”她接第三句。


“扑之畏水，弃之不甘。”


我们边走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补充，最后做出了一首描写日本恶狼围住鼓浪屿伺机而动的诗，我在诗中加上蜻蜓、风筝、孩子。用一首诗来纪念我们在海边的一天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明天练习书法时我会抄写出来两份，一份拿给婆婆。


“嘿，小姐，当心点！你快碰到老人家了。”


是我的旧日塾师，我听出了他的声音。我笑着转过身，“魏先生。真想不到，我和婆婆刚做完一首诗就遇到了您。”然后我住了口。魏老师旁边站着一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里面的蓝白色条纹衬衫搭配一条难看的绿棕相间的领带，看上去很不协调。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让我猛地意识到自己有多傻，简直像一个急着讨好老师的女学生。


“郑惕是我侄子的朋友。”魏先生说，“你可能知道他的笔名，叶疏离。”


现在，我真的觉得很尴尬了。叶疏离是一位著名作家，我在上海《世纪风》杂志上看过他写的故事和诗歌。我刚想说一两句赞美的话，阿梅挣脱祥妹朝他跑了过来。


“你是军人吗？”她问。


他笑了起来。


阿梅歪头看着他，“你不是我爸爸？”


这一次，我们全都笑了，阿梅却哭着跑开了。我可怜的宝贝女儿，她已经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了。


“过来，宝贝。”我把阿州交给婆婆抱，向阿梅伸出双手。


“我不该笑。”郑惕说。他打了个响指，招呼卖糖葫芦的小贩过来。“给小姑娘的。”他说着把一串糖葫芦递给我，“这是赔罪礼物。”


阿梅抱着奶妈没有动，努力维持着一个两岁小孩的自尊心。然后，她的目光被裹着一层蜜糖的深红色糖葫芦吸引了过去。她伸出手嘟囔道，“我的。”


我们分手前，魏先生说下周在明月轩酒楼有一个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聚会，邀请我和婆婆带着新诗一起来参加，我听了更是尴尬得不行。阿梅黏糊糊的小手几乎快碰到我的头发，我跟老师解释说，我们随意发挥的打油诗，几乎算不上真的诗。“谢谢您，先生，我们真的不去了。”我抓住阿梅的手腕，向婆婆挥手要一条湿毛巾。


“要来啊。”郑惕反对道，“你们一定要来。魏老师太客气了，他没说这次聚会的真正原因。我们要为他55岁生日贺寿。”


“不，不，不，”魏老师说，“这不过是找个借口。”他俯过身低声说，“我们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还有其他一些事。”


我立刻明白了先生口中“其他一些事”的含义，随即打消了推辞的念头。我想听听塾师和他信任的那些朋友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中国的知识分子肩负着寻求真理的责任，我渴望听到他们的真心话。


互相道别后，魏先生他们转身离开，我和婆婆相视一笑。“那个年轻诗人走路的样子像上海人。”她低声说，“你看，他走路外八字。”


我们到家时阿州已经睡着了。我把他抱到床上，然后和大家一起吃了中午剩下的狮子头和凉面。饭后，我爬到屋顶看日落，就像以前我和聿明常常做的那样。


与大地交接处的天空已经变成淡淡的蓝色和紫色，渐渐沉入海中的落日将最后一抹红色留在天边。我家的屋顶中间高，外围一圈是露台。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会在露台的竹竿上晾晒衣服；换季时，我们会把衣服和被褥拿到露台上吹风。我扶着还有太阳余温的栏杆，听着远处海鸥的叫声。归，归，它们已经喊了整整一年，声声呼唤着我的爱人归家，却依然没有唤回他。


海水吞没了太阳，一盏灯亮了起来，接着又是一盏。突然间，我觉得周围寂静得可怕。我探身朝栏杆外望去，想找到任何一个活物。但是，我家楼下的檀香树、扶桑花和茉莉花，所有的叶片都纹丝不动。我跑到露台的另一侧，拖鞋嗒嗒地敲打着地面，裙子沙沙地拂过双腿，可这些声音让我觉得离这个死寂的世界更加遥远。


自从聿明走后我常常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尤其是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四面都是墙壁，没有人看到我，没有人知道我。不是说我根本不存在，而是感觉自己很不真实，轻飘飘的，像个透明人或隐形人。现在，全世界似乎已经停止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屋顶的露台上独自徘徊。


我又跑回房子正面，努力找啊找啊，终于看见一男一女沿着巷子走了过来。他们经过露台下面时，女人戳了一下男人的肋骨。“你的话狗屁不通。”她说道。男人轻声笑着警告她“别在老虎嘴上拔毛。”他们一路说笑着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四周再次恢复了可怕的寂静。


对自己是否真实存在的奇怪感觉来了又去&#8212;&#8212;如果你不放任自己沉迷其间的话。现在不适合研究这个，四周一片黑暗，我内心倍感孤独，即便被刚刚那对情侣的嬉笑声打断了片刻，我心里的脆弱感依旧挥之不去。周围的一切似乎罩在薄雾之中，我数着楼梯从屋顶走下来，强迫自己回到现实来。回房后，我轻声说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开门。打开台灯。关门。拉开抽屉。取出睡衣。解开衬衫。准备上床睡觉时，我继续自言自语，掀开被子，上床，关掉台灯。最后，我命令自己，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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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从酒楼最里面的包间传来的喧哗声让我十分惊讶。我一直以为魏先生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都是比较严肃的人。喧闹声中，一个洪亮的声音自嘲道，虽然他年纪一大把，可离成为圣人那一天还早着呐，这话引得其他人哄堂大笑。我和婆婆在门外等着里面的大笑声和一位老人的咳嗽声平息下来，才走进包间。


坐在魏先生左右两边的是四位老者，年纪大概跟魏先生相仿。餐桌旁唯一的女性要年轻一些，魏先生向我们介绍说，她是何颂，厦门大学的文学教授。日寇入侵厦门前，厦门大学转移到福建省中部，为照顾公婆她留了下来。有两位老先生起身换到其他座位，让我和婆婆坐到魏先生跟何颂中间。先生帮我们倒上茶，又转动餐桌的转盘让我们拿些花生和瓜子。“韩太太是前清驻菲律宾及西班牙所辖殖民地公使韩刚的遗孀。”魏先生挥动手臂向大家介绍。


一位留胡子的老先生手拿系着红丝带的棕色酒坛，准备往两个玻璃杯里倒酒给我们。“我认识您丈夫。”他对婆婆说，“他是我科举考试的对手。”


一位老先生听了嘻嘻一笑，“你的意思是，你是他手下败将。”


“对不对啊，老高？”另一个老先生夸张地问，“嗯？”其他人一起笑了起来。


“那是当然喽。我又没说我和韩刚大使旗鼓相当。他一路考上去都独占鳌头，而我总是屈居第二。”他一只手按住胸口，低头表示服输。


“您的诗词首屈一指。”婆婆说。


“没错，确实如此。”魏先生举起酒杯说，“敬韩刚大使的锦绣文章和老高的诗词。”


“等一下。”老高举起手里的绍兴酒坛，往两个杯子里倒满杏色佳酿，转动转盘，将酒杯送到我和婆婆面前。


“敬韩刚和老高。”魏先生说，“干杯。”


我举起酒杯，瞟了一眼旁边面带微笑的婆婆。她的神情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那时她丈夫还健在，她身着一件明黄色丝袍，像一位“格格”。


“你今天要为我们朗诵什么诗？”魏先生问老高。


“无甚特别，一两首拙诗而已。”


“既然还要等郑惕和范先生，何不请您现在就为我们大家朗诵一下？”何颂说，大家都笑了起来。不过，我猜老高大概想等所有人到齐后再朗诵。


“恭敬不如从命。”老高的嘴角上翘，笑着说，“不过，他们人来了。”


两个男人急匆匆走了进来，服务员连忙把上菜的托盘拿开，为他们让路。两人热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郑惕的卷发湿答答地垂落下来，挡住一只眼睛。“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他不等主人招呼，就拉了一把空椅子坐下来，“我们去散步了。”


“没想到会花这么长时间。”另一个年轻人坐到郑惕旁边的椅子上，“我们想着，爬到日光岩上看看风景，找找灵感，写一两首诗就过来。”郑惕的朋友眼中流露着聪慧，但他黝黑的皮肤和强健的体魄似乎更像一个渔民或码头工人，而不是诗人。


“没想到，”郑惕说，“今天早上会有那么戏剧性的一幕在我们面前上演。”


老高摇了摇头，“你们这些年轻作家总喜欢过于戏剧化，体察不出含蓄精妙的好。”


“这是一个现代故事，”脸色黝黑的诗人说，“不适合用古典表达方式。”他说着伸手拿餐巾纸擦了擦汗湿的脸。


“胡说八道！”老高大声说，“如若娴熟运用，传统手法灵活多变，表达准确，无论男人、女人、动物，但凡想得到的活动，全部可以表现出来。”


“不要吵。”有人说道，“让他们继续往下说。”


“嗯，”郑惕说，“我们爬山的速度很快，我本想多看看沿途的自然美景，可昊甫坚持要一路往山上爬。跟他一起爬日光岩，感觉他哪里像个三流小说家，更像是个雇来的轿夫。”


“小说家、诗人、书法家和山水画家。”他的朋友狡黠地一笑。然后&#8212;&#8212;尽管我们还没有彼此介绍过，他也不知道我是否已婚&#8212;&#8212;他朝我眨了眨眼睛。我心想，这人真像个码头工人。


“我们到达山顶时，”郑惕说，“我累得气喘吁吁，只好先躺下休息，再起来欣赏风景。而我这个所谓的朋友，”他边说边和他的朋友一同从冷盘里夹菜，“竟然让我错过了精彩的序幕。”


“前面的发展慢腾腾的，跟后面的故事没什么关系。”


“可对于构建故事悬念和整体戏剧效果来说，前面是重要的铺垫。”


我对这两人渐渐失去了耐心，暗自猜测他们亲眼目睹了什么事件，竟如此兴致勃勃。“你们可以直接说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


意外的是，郑惕的朋友居然把我的话听进去了。他放下筷子，开始描述他们的见闻。“想象一下，”他说，“7艘日本战列舰、8艘巡洋舰、2艘布雷舰、3艘驱逐舰，全部停靠在厦门港，排成整齐的四列，像是正在等待比赛开始的龙舟队。日本人向来严格遵守纪律，这是他们的长处，也是他们的弱点。这时，英国巡洋舰伯明翰号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们大概会想，英国人和日本人既不是盟友，也没有宣战，为什么一艘英国军舰会冲向整支严阵以待的日本舰队呢？我叫醒郑惕的时候，英国军舰已经从前面两列日本军舰之间穿了过去，英国水手全部靠在栏杆旁，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什么。幸好我带着双筒望远镜，便赶紧调好焦距，我看到英国水手拿着的是相机和画板，他们正不停地按下快门，飞快地临摹日本军舰上的装备。”


“日本鬼子的武器全部暴露在外面。”郑惕补充道。


“至少英国船第一次穿过去时是这样的。” 


“没错。等那些日本鬼子明白过来，立刻慌作一团，忙着用防水油布遮盖他们的秘密武器。我们刚开始还以为，他们最想藏起来是军舰上的大炮。”


“英国人可能对日本军舰的外部轮廓也感兴趣。”魏先生说。


郑惕的朋友点了点头，“还有别的东西。日本鬼子的天线，看起来很不寻常。”


几个男人讨论起天线和各种可能的用途，服务员端上来头两道热菜：盐焗蟹和炸虾球。这两道菜如今很难吃到，除了明月轩的厨师，其他人恐怕没本事弄来这些海鲜。明月轩是鼓浪屿的百年老店，他们认识附近所有渔民。服务员敲开螃蟹的大蟹钳，连着蘸汁一起递给魏先生，魏先生谦让着要把大蟹钳给我，接着又要拿给老高，我和老高急忙把碗端开。最后，老高把蟹钳一分为二，递给魏先生肉比较多的一半。大家边吃边品评菜肴。


我们唇边沾着海盐，嘴里嚼着蘸了姜醋的香甜洁白的蟹肉，此时大家脑海里还能想到什么呢？当然是美食了。每个人都想起曾经吃过的螃蟹、龙虾或海龟，然后向其他人描述当时味道有多么鲜美，是如何烹制的，在哪里吃到的。对往昔快乐时光的回忆更令我们对如今的境况感触良多。


吃到第三道菜清蒸大石斑鱼时，魏先生生日聚会谈论的主题不再是食物，大家议论起时事来了。老高挑起的话头。他靠在椅子上打了个嗝，见其他人还在忙着夹石斑鱼，他感叹一声，又摇了摇头。“国破家亡啊。”他叹了口气。


郑惕的朋友&#8212;&#8212;他叫范昊甫，啪的一声把筷子摔在桌上。“谁说我们亡国了？日本人占领的只有一些点和几条线，仅此而已。东部的一些城市和几条铁路线。” 


“话是没错。”其中一位老者反驳道，“可是失去了那些沿海城市和铁路线，我们已经瘫痪了。”


“中国人？瘫痪？”何颂哈哈一笑。她环顾一眼餐桌四周的人，再次开口时，她提高了音量，像是在演讲。“只有在这种时候，中国人民才充分展现出他们的力量。我们厦门大学的全体师生，在接到通知后即刻就准备好开始转移。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背着教科书和整套实验室设备，翻山越岭走到长汀县。有谁曾想到我们中国师生做得到？到达长汀县后，尽管当地条件不好，宿舍简陋，教室拥挤，师生们又远离故土家人，可他们仍然怀着跟以前同样的热情，继续投入到教学生活中。这样的厦门大学，谁又能想得到呢？”她的眼睛闪烁着光芒，虽然她自己为照顾公婆留了下来，但她的学生和同事们成为中国人的英雄，她为此感到光荣。


脆皮乳鸽端上桌时，大家正讨论得热火朝天。服务员把脆皮乳鸽放到餐桌转盘上，这时，魏先生想把话题转移到历史上战争期间，文人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他旁征博引，谈到古时候著名文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但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表达自己的看法，魏先生的一个观点还没讲完就被其他人打断了。我心里为先生感到难过，几乎要掉下泪来。虽然我小时候也打断过先生很多次，可我从来不会这么粗鲁，也不会当着先生同辈的面。


范昊甫的嗓门最高。“我们只有一个责任。”他坚持道，“鼓励人们去反抗。在后方擂响战鼓。”


“如果所有知识分子都被杀了呢？”一位老先生撕着鸽子腿问，“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要怎么办？”


“作为知识分子，”老高把一根啃得干干净净的骨头丢到盘子里，“我们的责任是让中华民族的文化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变成日本顺民，又怎么可能延续中国文化呢？”范昊甫质问道。


“好了，好了。”魏先生举起双手劝道，“没人说要成为日本顺民。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在战争期间依旧保持着高风亮节，他们既保全了骨气也保住了性命。”


我看着一张张吃得油腻腻的嘴，暗忖假如自己是一名被人奉为导师的知识分子，我会怎么做。餐桌四周的人手里挥着鸽子翅膀和大块的胸肉，仍然在各抒己见，何颂优雅地翘着兰花指，从脆皮乳鸽上一点点往下撕肉。刚开始，我坐在那里认真倾听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后来完全沉浸在他们诗人般热烈奔放的激情中，我心中涌动着一股对中国无比强烈的热爱，远远超越了自己曾经没来由的恐惧和愤怒。


吃完鸽子，服务员端来洗手盅，我们把柠檬片丢进去，洗干净油腻腻的手指，又用餐巾蘸了点洗手水，擦了擦嘴巴。“当时的情景太好笑了！”郑惕扔下餐巾哈哈大笑，“罗圈腿的日本小鬼子像群老鼠一样四处乱窜。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到底应该先把哪些武器藏起来。”


“那些长官也搞不清。”范昊甫说，“可他们不会因此饶过手下的。”


大家点了点头。在座的都知道，日本人对待他们自己人也是极为残忍的。我看着面前的洗手盅，想象着日本军官和士兵们在甲板上忙着遮盖武器装备的情景，他们涨得通红的脸上写满愤怒和屈辱。不过，我心里明白，光是惩罚手下士兵是平息不了日本人的怒火的，他们会让其他人付出代价。既然英国人保持中立，又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那么倒霉的只会是中国人。


跟在脆皮乳鸽后面上来的是炒面线，接着是一道紫菜清汤。服务员帮我们每个人盛了一碗汤，大家都想快点喝完，包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轻轻吹凉热汤的呼气声、呼噜呼噜的喝汤声和碗勺碰撞的声响。跟第一道菜端上来时忙着大快朵颐不同，现在大家不说话是急着吃完这餐饭。我们已经准备好听诗歌朗诵了。


大家公推魏先生第一个朗诵。他做了首古体诗，古体诗常常借古喻今，引用多个历史典故表达对当今社会的看法。餐桌上仍然摆着汤碗和吃了一半的炒面线，魏先生拉开椅子，双手叉在腰间，开始朗诵他写的一首新诗。


咸阳桥畔别君去，


飞絮如雪霜满地。


诗的开头几句让人联想到古都长安城外著名的咸阳桥，大家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不是一名士兵即将踏上征程，而是一个人想要摆脱滚滚红尘，退隐山林终老余生。我看着先生手背上突起的青筋，听着他描绘的一幅幅画面&#8212;&#8212;北方连绵起伏的深山，一棵孤零零的青松，隐居在山洞中的人。


接着几位老先生各自朗诵了自己的新作，然后是何颂教授。他们全部采用古诗体形式，表达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听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朗诵，我忍不住在心里做比较，想选出最好的一首。在我看来，魏先生的诗最好，不过老高的诗也无可挑剔。


这时，郑惕站了起来。他的目光越过我们头顶上方，穿过我们身后的白色墙壁，落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他吟诵的不是古体诗，而是一首现代白话诗。他的诗将我们从山川湖泊带到一座现代城市，上海。黎明的雾气弥漫在上海法租界的街道，两旁一个个黑色铁制灯柱上亮着昏黄的街灯。灯柱造型优雅，柱体上伸展出一条条卷曲的铁杆，供行人挂帽子、手杖或雨伞。然而，在郑惕诗中的这天清晨，挂在警察局门前灯柱上的东西很不寻常。郑惕声音颤抖地描述着悬在灯柱上的一颗人头&#8212;&#8212;凝固的鲜血、裸露的皮肉、碎裂的骨头、圆睁的双眼、张大的嘴巴、紫色的舌头，就在几个小时前，它们都还属于一个年轻人，上海一家报刊的主编，周文儒。


我们都沉默不语，为诗中一连串排比所描述的残酷事实所震惊，似乎我们正用自己的双手捧着那颗头颅。郑惕跌坐在椅子上，抽泣道，“文儒，我的挚友。”我轻轻拍了拍婆婆的手，希望她不会联想到自己父亲滚落在士兵马蹄下的头颅。我猜婆婆小时候一定跟我当年一样，想知道一个人的头被砍掉后，是不是还能继续思考和感受。我尽量不去想聿明。砍掉一个人的头是多么简单啊！转眼间一个人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郑惕撩起他垂落到汤碗里的卷发，举起酒杯。“敬中国和她的英雄儿女。”他说。


“敬中国和她的英雄儿女。”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范昊甫是最后一个朗诵的。他缓慢地站起身，脸上的表情异常柔和，让我不禁暗想，这个人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是不是喝醉了。


我们分别的地方


已是青苔蔓蔓。


他开始念诵了，声音中充满了柔情蜜意，我不由得暗自诧异。


你布满征尘的军靴


依然穿在脚上。


然后，我明白了，这是一首模拟女子口吻的诗。我熟悉诗里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几乎不等他念出来，诗中的词句已经从我心间流淌出来。他是在描述我的生活&#8212;&#8212;日子一天天过去，聿明离我越来越远，他的模样渐渐变得模糊，我每天看着月亮圆了又缺，冰冷的月光愈发加重我内心的痛楚。范昊甫看见我的眼泪，他似乎有些喜悦。我讨厌这个人，他现在的样子比之前朝我眨眼睛时更可恶。


“让我们敬那些留守家中的人。”他一脸庄重地说。


我举起酒杯，感到自己的脸在发烧。谁允许他窥探我的内心？我脸上的表情承认了他诗里的人就是我。我心想，以后最好不要跟一个现代派作家见面，最好不要把自己暴露给一个喜欢窥探的人。


我们离开时，婆婆停下来赞美范昊甫的诗。


“很高兴您喜欢我的诗。”他说着目光掠过我的面颊。


“再见，范先生。”我不想再跟他多说，他对我已经知道得太多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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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母亲总有一堆来自佛教和道教的大道理。“见怪不怪”是一个人禅定时的境界，无论见到佛还是魔，都要不为所动。反正我一直是这么理解的。不过，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因为如今鼓浪屿的情形已经非比寻常，不需要禅定也看得见岛上的种种怪异之处，能做的只有等待。


几个星期过去了，鼓浪屿周围全部被日寇占领，看来我们要习惯孤岛上的生活。日本军舰离鼓浪屿沙滩仅一箭之遥，已经成为海边一道寻常的景象。食品价格高到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步，大家也只得接受。聿明依然没有回家，他的来信断断续续，间隔的时间不定，谁能想到我会习惯这种日子？可我做到了。而且，像其他人一样，即便战争一触即发，我也觉得应该像原来一样把日子过下去。


当然，日本人按兵不动是等着找借口剥夺鼓浪屿享有的特权，便可借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好好羞辱一番西方势力。厦门沦陷一周年时黄立松会长遇刺身亡，这样一起悲剧却让日本人找到了等待已久的借口。


黄会长出事那天早上，我正在卧室为阿州朗读《三国演义》。阿州不过七个月大，可他坐在加了软垫的儿童座椅上，俨然一副学生模样。我在他前面边踱步边朗诵，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我的声音抑扬顿挫，一只手配合内容做着手势。我希望阿州可以感受到古典小说的文字韵律。他低下头，摆弄手里的小葫芦，我便等着他抬起头继续听。我最喜欢《三国演义》每章结束部分的对偶句。我读这两句话时，阿州也跟着我读，咿咿呀呀地模仿我的口气。


突然，他朝一旁看去，我放下手中的书。外面出事了。纱门砰的一声关上，沉重的脚步声从厨房一路响到楼上。


“少奶奶，少奶奶！”素莉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你的同学，黄佩璐。”


“她怎么啦？”


“是她父亲。”素莉手捂着嘴，频频眨眼，“他被杀了，少奶奶。”


“不可能。谁告诉你的？”


“隔壁家佣人。开枪打死的，他们说。”


“他们怎么知道的？”我一把抱起阿州，挤开素莉，匆忙跑下楼。我穿过厨房，走出大门，经过一盆盆泡在水里的衣服和在晾衣绳上迎风飘扬的毛巾、抹布。


街上聚集了一大群人，婆婆、阿桂和阿桂的侄子云云都在，连街对面的林老先生也从他家的铁栏杆大门里走了出来，人群中央是隔壁家的几个女佣。


“……昨天深夜，”其中一个女佣说，“就在黄府大门外。”


“你怎么知道的？”我挤进人群，问隔壁家的老厨娘。


“我表哥告诉我的。”她得意地说，“他在黄立松会长家对面的大宅子里做厨子，东家是邓鹏辉。”她扫了一眼围在身边的人群。“我表哥亲耳听到枪声的。黄会长被抬进去后，他还看到鹅卵石地上有好大一摊血咧。”她半闭着眼睛，显然很享受大家的关注，听到人群发出倒吸冷气的声音，她皱了皱眉头。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我质疑道，“你表哥看见尸体了？”


“他死了。”她回答道，坚定地抿紧嘴巴，尽管她没有一点证据。


我恨不得上前摇晃她的身体，这种事情是不能乱讲的。鼓浪屿商会是鼓浪屿最有权势的组织，里面全是有头有脸的中外商人。我不相信有人敢去杀害商会会长。


“谁会干出这样的事？”素莉放声大哭。


林老先生朝她摇了摇手中的拐杖，“还能有谁？除了那些长着罗圈腿的鬼子和他们的走狗。”


我希望他是对的，把仇恨瞄准一个方向会更容易。


“有可能是小偷。”邻居家的太太说。


“或者是他的竞争对手派人干的。”婆婆说。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看法，想捕捉到一丝半毫被忽略的信息。我用手扇着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黄立松会长的印度保镖去哪里了？


这时，几个人向后退开，为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女士腾出一块地方，是住在拐角处的布拉德利太太。“什么？”她挥舞着双手，嘴里说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话。布拉德利太太是钢琴老师，手指分外修长。


“她想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家女佣解释道。


“有人被杀了。”我用英语告诉她。会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林老先生向她讲述了整件事情。布拉德利太太听到消息后没有惊呼，但她原本白皙的脸变得更加没有血色，她拼命抿着双唇，几乎整张嘴都消失不见了。


“非常坏，非常坏。”她用怪腔怪调的中文说道，每说一次“非常坏”就重重点一下头。“非常坏。”


两天后的5月13日，布拉德利太太亲身经历了黄立松会长暗杀事件带来的“非常坏”的后果。当天早晨，布拉德利先生在美孚石油公司上班。我和母亲正在吃早餐。我们那时还不知道，黎明时分日本海军派出200人，登上鼓浪屿调查黄立松遇刺一案。我们也没听见日本水手敲打布拉德利家大门的声音。要不是我听到邮递员的喊声，冲到门口去取信，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信。韩聿明太太的信。”邮递员喊道。


我当时太兴奋了，没听出邮递员声音里的焦虑。他把聿明的信递给我，一言不发就匆忙离开了。我抬起头，看见布拉德利太太家的大门敞开着，外面站着两个日本水兵。一个正靠在墙上抽烟；另一个站得笔直，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我赶紧缩了回去，悄无声息地关上大门，插好门闩。


我们一直在为这一天做准备，早晚有一天敌人会强行闯进我们的家。我们没办法将他们拒之门外，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和年轻妇女藏起来。我、阿州、阿州的奶妈三人的藏身之处在我房间衣柜背面的假墙里，里面狭小闷热，大家只能蜷缩身体蹲着。素莉和阿梅藏在婆婆的衣柜里。


奶妈哄阿州的时候，我把假墙推开了一道缝，听外面有没有日本人的动静。阿州睡着后，我拿出了聿明的信。我对着航空信封的封口一点点哈气，直到封口变得柔软，能够打开。我挪开了几厘米，尽量离祥妹和阿州远一点，打开进衣柜前匆忙抓到的手电筒。阅读聿明的来信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有个丈夫，却没法跟他说话或抚摸他，他存在于航空信纸和蓝色墨水里，对这个事实我已经开始“见怪不怪”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心酸。手电筒的光从上到下在信纸上移动着，一遍又一遍。


我蜷缩在衣柜后面，像只躲在洞里的老鼠，空气中充斥着我的体味，我边看信边留意外面的动静。也许应该把聿明的信收起来，晚些时候再看。也许我应该坐在书桌前，沐浴在满室阳光和空气之中，这样的话，我对聿明信中提到的河岸边声音甜美的女人就不会那么介怀了。可我现在蹲在地上，口干舌燥，又急着想去厕所。天知道为什么一颗妒忌的种子在我心里开始生根发芽？我非常确定，范昊甫的事跟我现在的妒意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他冲我眨眼睛也好，或者他的诗句带给我的感受也好。也许范昊甫的事对我有些影响，不过……不会的，我认为不会的。一定是躲在狭小衣柜里的屈辱感让我的心态变得扭曲。


聿明说他利用难得的片刻平静写信给我，这时，周围的一切都是美丽的。他在信中描写了河岸的景色，头顶上方的垂柳和静静流淌的绿色河水。在上一封信里，他写到一头误跑进战场的驴子，在他们和日军交火时受伤。驴子叫了一整夜，压过了战场上受伤士兵们的呻吟声。可在这封信中，他却描写了一个年轻女子的甜美歌声。我用湿漉漉的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想象着年轻女子用她纤细的手指拨动着古筝琴弦。我心想，他怎么到哪里都看得到漂亮女人。


我应该放下手里的信，可我却继续往下读，手电筒的光顺着信纸向下移动，我像手持放大镜的福尔摩斯一样专注，在字里行间寻找着蛛丝马迹。我觉得奇怪，他这样的人会去描写杏园，还有他和士兵们忍不住采摘未成熟的青杏。为什么这次他对经济和政治事件几乎闭口不谈？他没有提到蒋介石的演讲以及通过蒸馏国产酒制成汽车燃料的小作坊。他信中说的大多是其他事情&#8212;&#8212;顺着河水漂流的落花，沿着河岸蔓延的瓜藤。一定是有人让他心里充满诗情画意。


甚至他信中最后一段话也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想和你在一起，他说。我心意已决。无论如何，我要设法卷起横亘在你我间的大地，重返你身边。这些话正是我想听到的。然而，我一直摆脱不了一个念头，会不会是别的女人让他变得情意绵绵。


阿州开始哭泣，我放下手中的信，从奶妈手里接过阿州。不要忘记，聿明，我在心中对他说。我的心念强大到足够穿越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要忘了，你家里有个儿子，你在鼓浪屿有妻子儿女。


我们在衣柜里躲到中午才出来，又等了两个小时才壮着胆子走到街上。外面看起来很安全，于是我带着阿桂一起去街角的美国人家，看看他们是否平安。


走近房子时，听到布拉德利夫人正在弹钢琴，弹奏的是我们经过她家时常常听到的乐曲。年轻女佣打开大门。“我们没被欺负。”她抢在我们开口前说道。


布拉德利夫人示意我们进来，然后对女佣咕哝了句什么，其实女佣不需要吩咐就应该拿茶水过来的。


“你还好吗？”我用英语问。


“是的，是的。”她伸出胳膊，转动双手给我看，证明她一切都好。


“家里也还好吗？”


她点了点头，挥手指着房间让我看。每次我看到她的手指，总觉得又变长了，像车轮上细长的辐条。突然，她皱起了眉头，指了指一张小茶几，又指着书架顶部和一处地板，说出一长串英文，即便有几个单词我勉强听到了，可也搞不清楚它们的意思。


我摇了摇头，“我听不懂。”


“日本人。”她说得非常慢，“他们拿走我的象牙观音雕像。”她比划着雕像的大小，指着原来摆放它的书柜。年轻的女佣端着托盘走进来，上面有玻璃杯和一壶柠檬水，她把托盘放到雕花红木茶几上。


“他们拿走了观音雕像和主人的银烟盒。”一个年纪稍大的女佣倚在门框上说。


布拉德利夫人跳起身，“请你，休息。医生……”


“还有一个人打碎了太太的明代花瓶。”老女佣眼里溢满泪水，“他用靴子又踩又踢，还大笑。”


“好啦，好啦。”布拉德利太太拍了拍女佣的手，“只是一个花瓶。”


“我掸灰尘时一直很小心。太太说过花瓶非常珍贵。要不是该死的日本鬼子用枪托把我打倒在地上，我一定会挡住他的。”


“请，”布拉德利太太说，“请坐。”


“太太觉得我的肋骨断了。”


“他们想在我家找什么呢？”布拉德利太太问，至少我觉得她问的是这个。“对于黄先生的死，我们能知道什么呢？”


我没有答案。


我也想不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日军搜查了数百名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住所，带走了数千名难民。没人相信日本人会在乎谁杀死了黄立松。没有人来帮助我们，两艘美国驱逐舰就停在海岸边，可他们只是远远观望。


这算是一起警方行动，不是真正的入侵。但我们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听说了日本海陆军队占领南京、徐州和厦门等地后发生的惨剧。我们的脑海里全是日军奸淫妇女和肆意杀戮的行径。大部分时间我尽可能不去想这些，可有时候，到了晚上，我眼前会冒出极为恐怖的画面。整个场景瞬间全部展现在面前&#8212;&#8212;手无寸铁的男人站在就要埋葬他们的大坑旁，目光空洞地盯着即将刺入身体的刺刀；一名孕妇或一个小女孩躺在龌龊的鬼子胯间，孕妇的丈夫或女孩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其他日本畜生排队等着。最最可怕的是那些狗。我尽量不去想，可我越不愿想，画面反而越清晰。每次脑海中浮现出那些画面时，我总是和一群人站在四面高墙的院子里，邪恶的日本兵随时会放出呲着锋利牙齿的军犬，将我们撕个粉碎。


白天的时候，我会很理性地告诉自己，挨家挨户的搜查只是警方行动的一部分。我已经说服母亲，现在不必整天躲藏起来。如果日本人闯进我们家，素莉、阿梅和我会尽量躲在后面不露面。同时，我们把家里所有能看见的值钱摆设全部收了起来，在显眼的地方摆上最便宜、最俗气的东西。


另外，局势开始有了变化。英国人派出两艘军舰进入厦门湾，其中一艘巡洋舰飘着海军上将的旗帜。这样算下来是4艘西方军舰对峙20艘日本军舰，但第二天早上，海面上出现了11艘来自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军舰。可惜，这些军舰的出现并没有打消日本人的嚣张气焰。他们仍旧厚颜无耻地要求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任命日本人担任警察局长以及工部局的董事和秘书。工部局一口回绝，他们又在英国巡洋舰上进行后续谈判，与此同时，两百名日军留在岛上继续搜查和审讯。假如工部局向日本人妥协，我们这里会成为事实上的日本殖民地，聿明和我的情况会比现在更糟，真的要彻底分离了。


“如果日本人控制了这里，西方国家又不反抗，”一天早晨，母亲吃早餐时说，“他们就会去占领上海的西方国家租界区。他们在拿鼓浪屿试探。”


我边听母亲说话边搅拌着稀饭里的肉松。“日本人仍然害怕欧美人。”我说，“他们不会冒险让西方国家卷入战争。”


母亲摇了摇头。“这不是一盘棋局，安丽。日本人，跟所有男人一样，被他们的骄傲和贪欲迷住了双眼。他们做梦都想变大。”


我笑了笑，一边倒茶一边说，“也许日本人个子没那么小的话，就不会那么好战了。”我边喝茶边玩味着自己的这句话，越想越觉得开心，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我自己也是小个子。


我们继续谈论着日本人，对他们百般嘲讽，觉得这样心里会好过些。可就在这时，那些倭寇按响了我们家门铃。阿桂赶紧跑去开门，她长相平平，又比素莉年龄大些。我们其他人屏住呼吸，伸长耳朵听着外面日本人低沉嚣张的叫喊声。他们终于闯进我家了。我全身的血液在沸腾，真想冲出去质问他们，这些入侵者，这些……


“太太，少奶奶。”素莉冲进了房间，“他们说我们必须全部去客厅。马上去。”


“保持冷静。”母亲警告道，“过来，扶我起来。”


那些王八蛋最好不要把脏手放在我的孩子们和这里任何一个女人身上。


我忍住胸中满腔怒火，保持着谦卑的姿态走近客厅，就像一只鸡走向一群狐狸。我们进去时看见两个日本水手正在四处查看，他们手里端着步枪，用冰冷的黑眼珠打量我们。


“那里！那里！”第三个水手朝我们大喊，让我们站在窗前。


我们赶紧走过去，面对他们站好：三个皱着眉头的日本水兵出现在熟悉的客厅里，显得分外刺眼。他们身穿镶着白边的蓝色海军制服，小腿上缠绕着绑腿布。系在腰带上的水壶和背包窝窝囊囊地翘在屁股后面。我不禁想，他们的钢盔和步枪跟我家柳条双人沙发椅上的刺绣靠垫多么不协调啊。


“你家男人呢？”留胡子的日本兵问。


“没有男人。”母亲说，“我们的男人都死了。”


“哼。”他皱着眉头朝四周看了看。“她的男人。”他指着我说。


“走了。”我回答。


“你的男人，躲起来？”


“没有。我丈夫在重庆。”我的心怦怦直跳，脑子却异常清醒。重庆是个听起来十分可信的地方，而且很遥远。


“哼。”他低吼一声。然后大声下达着命令，他的部下点头哈腰表示明白。他们打开抽屉，掀开靠垫，步枪和水壶不时撞到家具。看着他们装模作样地调查谋杀案，我强迫自己不要皱眉，也不要嘲笑。我不想让他们找到任何借口去割开靠垫或者把花瓶砸到墙上。他们说不定会在我家的地毯上撒尿或者……


领头的水兵比另外两个人年龄稍大些，他从屁股后面的背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坐了下来。他把钢盔放到地上，跷起二郎腿。“名字。”他说，“最老的先说。”


“我叫刘菱楚。”母亲声音清晰地说。


他趴在笔记本上皱起眉头问，“刘怎么写？”


母亲用手指在手掌上写了个‘刘’字。


“啊。”他写了下来，“哪个菱？”


母亲再次举起手掌，在上面写了个‘菱’字。


他眨着眼睛思考着，另外两个日本兵打开我们的药箱，又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突然猛地一挥手臂，用日语喊了句什么，他的部下随之离开了房间。


“你，”他指着我说，“你写。”他把笔记本给我，让我坐在旁边写下大家的名字和年龄。然后他把笔记本拿回去，命令我回去跟其他人站在一起，继续盘问我们。我们恨黄立松吗？谁会恨他？我们知道有谁嫉妒他吗？谁想得到他的会长位置？我们知道他住在哪里吗？我们去过他家吗？什么时候去的？


我说去年11月去他家打过麻将，他追问我其他客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当时说了黄立松什么。我说他们什么也没说时，他用力敲打着双人沙发的扶手。“你，撒谎。”他大吼道，“你到商会会长家。你肯定会谈论他。”


“我们说的都是女人家的事情。”我说，“孩子、饭菜和麻将。”


“还有什么？”他的举止变得愈发狂躁。


“发型和口红颜色。”


“其他的？”他举起拳头说。然后，他似乎想到敲在柳条沙发扶手上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猛地站起身，用跺脚来代替。


“小宝宝。就这些。”我进客厅之前对自己说，今天算走运。因为现在是早晨，日本人还没有喝得醉醺醺的。但眼前这个暴躁的家伙像一个被大火烧开的水壶，壶口却被封住了。


楼上的日本兵似乎在挪动家具。我想到藏在樟木箱底部，裹在婴儿毯里的瑞士钟表，害怕会被他们发现。这个留着整齐仁丹胡的矮个男人随时可能暴跳如雷，他会认为我们把东西藏起来是在耍花招，那他就找到足够的理由惩罚我们所有人。


“姆。”他又从喉咙深处发出低吼，用腹部发声，先气运丹田，再冲我们吼出来。


“妈。”


“没事，宝贝。”我轻声对阿梅说，“没事。”如果他再吼一次的话，阿梅一定会放声大哭。我轻轻揉着阿梅的小手，脑子里拼命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安抚她，或者可以安抚这个高度紧张的日本水兵。这时，他的部下从楼梯上走下来，拿着我们早给他们预备好的诱饵&#8212;&#8212;一些陶瓷人俑、垂着红色和金色流苏的长笛和一口青铜钟。其中一个日本兵拿着我们的手电筒。他转动手腕，让黄色的光束在墙壁上来回摆动。然后，他把光照在我们脸上，哈哈大笑。年长些的水手从他手上抢过手电筒。


“你们为什么需要这个？”他问，“女人夜里不出门。”


他什么意思？


“哦。有男人在房子里。”


这完全说不通。如果他们想找理由证明这里有男人，为什么不拿几件聿明的衣服下来呢？


“证据。”他说，“我拿走。”


他让我们排成一列沿窗户站好，他们接着去寻找其他能带走的“证据”。他们懒得解释为什么一罐英国饼干、一张跳棋棋盘和一袋棋子会是证据。他们翻阅一摞漫画书，挑选喜欢的拿走。最后，那个疯狂的头目举起手臂，结束了搜查。“走了。”他说。


“他们还有其他所谓的证据要搜集。”等到他们消失后婆婆轻声说。


我压低声音笑了起来。素莉抿着嘴，用鼻子发出笑声，连阿桂和阿梅也咯咯地笑了。


“安静。”母亲说，“都不要出声。我们可不希望他们回来。”


“他们最好快点，赶在白种人把他们从岛上轰走之前。”素莉的笑声越来越大。


我忍不住跟她一起大笑起来，虽然我心里清楚，西方国家是不会来帮我们的，日本人入侵上海时他们不也照样袖手旁观。


英国军舰上的会议持续了一整天。日本终于同意撤离一部分海军，之后决定留下42个人。英、美、法三国仔细数过留下的日军后，也分别派出相同数量的士兵登上鼓浪屿。


第二天晚上，日本试图增派部队上岸，结果被逮个正着。之后他们撤回了大部分士兵，只留下必要的人手保护领事馆。


这不是战争。这是一盘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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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控制鼓浪屿的如意算盘落空后，颜面尽失的日本人更是下定决心要占领这里。他们开始严格控制海上贸易。每艘进入港口的船舶都必须持有日伪政府难得颁发的许可证。起初，我们还以为这不过是官僚做派，没想到日本人对鼓浪屿事实上的封锁很快就造成了食物短缺。


英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从香港乘船来到鼓浪屿，加入海军上将珀西·诺贝尔爵士的舰队，表达英国政府对日本的抗议。然而，日本人仍然继续围困着鼓浪屿。聿明可以卷起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大地，可是到了海边，除非他有办法躲开海上的日本豺狼，再越过汪洋大海，否则我永远也见不到他。夜里有时我会梦见船舶，还有狼群。军舰围着我们的小岛来回巡梭，军舰上的狼群四处走动，咆哮着开炮。而聿明永远都在对岸的某个地方。


每次从这样的梦中醒来，我都感觉孤独如巨浪一般将我吞没。如同一个无限膨胀的球，里面空空如也；一个真空的空间，什么也无法填满。有时候，这种感觉如此强烈，而我如此无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知道早晚有一天自己会再也无法承受。“求你回来吧。”我轻声说，“我需要你。”我躺在被泪水打湿的枕头上，疲惫不堪，不想思考，不想动。然而，没过多久，连悲伤都让人烦闷。我翻身下床，蹒跚地走到衣柜前，翻出件衣服套在身上，毫不在意它的新旧和颜色。


因为这场战争，我和聿明已经分开将近400天了，相聚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我梳了会儿头，放下手里的梳子，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路过儿童房时，我看了一眼里面的三张床&#8212;&#8212;一张小床和一张摇篮，祥妹那张又长又窄的床则靠墙摆着。


阿桂在储藏室。素莉在外面过道用洗衣盆洗衣服，口里哼着歌。我打开纱门时，素莉道了声早安，又继续埋头用搓板搓洗衣服。似乎家里的每个人都是独自一人&#8212;&#8212;阿桂、素莉，花园里用喷壶浇水的婆婆，树下朝墙上丢果子的云云。母亲，特别是母亲，打我记事起，她总是守在房里盼着父亲归来，后来，父亲再也盼不回来了。


没过多久大家就意识到，日本人的新规定对我们这里的食品和燃料供应有什么影响。如果继续封锁下去，我们储藏室里的存货很快会耗尽。早上阿桂离家去市场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早。


一天，我和婆婆正在厨房剥核桃，阿桂回来了。“看看这个。”她说着走进大门，举起手里几乎空荡荡的购物袋给素莉看。她一向光滑而黝黑的面庞涨得通红，几缕头发从脑后发髻散落下来。然后，她看见了我和婆婆，“哦，太太，少奶奶，对不起。”


“阿桂，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少奶奶。”她放下高举的手臂，脸上又恢复了我早已熟悉的平静神情。


“告诉我，阿桂。”婆婆口气严肃地说，“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有，太太。只是……最近的日子不太好过。”她把购物袋靠在橱柜旁边，用手理好散落的头发。“我一早就出门了。到市场的时候，已经有人能等在那里，不过没什么东西可买。最近这些天，小贩们知道他们大可以睡个懒觉，反正东西再贵照样卖光。我排在蔬菜摊的第二个位置，等着买菜。”她转头向我说，“必须要排在第一个或第二个，要不什么也买不到。我前面的女人手里只拿了一个袋子，看起来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说，她是来买高丽菜和胡萝卜的。嗯，当时我心想，就算她买光了所有胡萝卜和高丽菜，我还可以买到洋葱和四季豆。说不定运气好的话，还能买到芫荽，我只是心里这么想，其实已经好些日子没见过芫荽了。”


“那后来怎么了？”婆婆追问道，“小贩没来吗？”


“小贩来了。他和老婆带了满满两筐蔬菜。我和排在前面的女人觉得今天太走运了。我们没看到身后那个带着一群帮手的老厨娘。小贩刚把货物摆好，她就冲到最前面，开始挑拣。我们跟她说去后面排队，可她根本不听。“两位阿姨，”那些帮凶卷起衣袖，亮出一身横肉给我们看，“你们不记得了吗？我们早就排在这里了。”我们继续理论，可他们根本不搭理，转身帮老厨娘往她的一大堆袋子里装蔬菜。这些天以来，大家连两三粒洋葱也买不到，可他们却买了两三斤。”


“她是谁家的厨娘？”我问。被日本倭寇欺负是没办法，但被我们自己人欺负又是另一回事了。


“是吴丹本家的，他家原来的老厨师上个月不做了。”


“我一点也不意外。”婆婆哼了一声。她对吴丹本家一直没好感，其实我想都没想过要嫁给吴丹本家的傻儿子。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我说。


“千万不要，少奶奶。连您这么想都让我觉得羞愧。不用担心。只要市场上有东西卖，您相信我，我一定会带回家的。”


我点了点头，为了照顾阿桂的面子只得同意。


她把手伸进袋子，掏出一小棵高丽菜，然后转向我。“如果明天您可以多给我一些钱，再让素莉和云云跟我一起去，”她说，“我们一定让大家看看我们的本事，会把所有袋子都装得满满。”


“我去问问太太。” 


“当然可以。”我跟母亲提起阿桂要钱的事，母亲即刻同意，“只要我们的确需要。”


我打开油瓶，坐在对面准备帮母亲按摩双脚，一边和她聊天。“如果日本人继续阻挠船只进来。”我脱下母亲的拖鞋，把她的脚放在我的膝盖上，“那市场上很快什么也没有了。”我把母亲的白袜子一直卷到脚趾，在空中抖了两下，搭在椅子扶手上。


“只能听天由命。”母亲说。她活动着双脚，扭了扭变形的脚趾，我把按摩油倒在掌心。母亲一开口总是全然信任和服从上天的安排。不过她骨子里又喜欢权衡取舍，会先选择一种做法，以后再依情况而定。按摩她的双脚时，我们谈到日本人和他们的企图。我们仔细计算着走私贩子和黑市商人能运进来的货物。商量家里什么地方能多储存一些食物和燃料。最后，商定明天要额外拿多少钱给阿桂。


第二天，阿桂成功地买到一串香蕉、一只活鸡和一些蔬菜，另外，她还买了一些芒果干、泡菜和咸蛋留着以后吃。我在大门口看到他们时，阿桂、素莉、云云三个人全都面带微笑，云云笑得最开心。“素莉带我们绕了好长一段路才回来的。”云云顽皮地笑着，抢在他姑姑前面挤进大门。“她特意经过美国领事馆，就是为了朝里面的水兵抛媚眼儿。”他边往里猛跑，边回头大喊。


素莉放下活鸡，朝他追了过去，“你这个小坏蛋。”


“素莉爱上个白人水兵。”云云唱道。过了一会儿，他们又跑了回来，在女佣住处和正房之间的走廊上追逐着。“姑妈，”云云大喊，“她掐我。”


“不要闹了，你们俩，全都进来。素莉，你去烧水。水烧开后，你们这两个不中用的小毛孩去杀鸡拔毛。”


“我不是孩子了。”素莉不满地说。


“只有小孩子才会瞎胡闹。”阿桂头也不抬地说，“年轻姑娘应该守规矩。”


***


我自己从没想过朝美国水兵抛媚眼儿，不过几天后我路过美国领事馆时，看到栅栏门前聚集了一群围观的人。美国领事馆四面环绕着高高的砖墙，想看到里面的情形，必须挤过人群，走到大门跟前。越过人群的头顶，我能看见的只有那栋熟悉的二层砖楼。我往前面挤了挤，看到后院沿着楼房支起很多帐篷，大概那42名美国水兵就住在这些帐篷里。美国大兵在鼓浪屿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么多水兵在领事馆草坪上休息和娱乐的确很少见。他们正在树下玩牌、抛球和打网球。


这时，有人喊着叫大家让路。我们开始朝边上挪动，但我们的速度显然还不够快。美国水兵们沿着小巷齐步走来，前面有一群人为他们开道，把我们推到一旁，让端着亮闪闪的大锅和水壶的美国人走过去，一路上留下烤牛肉、洋葱和大蒜的香味。


“他们就吃这些东西吗？”我旁边的女人用鼻子嗅着气味说，“我不喜欢这股味道。”


“这么多吃的啊！”有人说，“足够喂饱一整营的人。”


“不，不够的。”旁边的女人说，“你连一个营有多少人都搞不清楚。”


我正要解释给他们听，有人走到我身后，离我非常近，我几乎可以感受到他喷在我脖子上的气息。“他们在船上做饭。”他在我耳边说，“一天三次把食物拿到这里。”我认出了这个声音，是魏先生寿宴上那个无礼的年轻人，范昊甫。


“范先生。”我闪开一步说，“看来你还在鼓浪屿。”


“而韩太太你，看来你进进出出都是一个人。”


我抬起下巴，瞪了他一眼。他居然敢这么说？我母亲和婆婆，甚至我家的女佣，她们都可以责备我一个人外出，可关他什么事呢？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似乎看我被他的话刺到，觉得很开心。我很想好好修理他一顿，转念一想，这样反而正中他下怀。“我觉得有些奇怪，”我说，“你这样的作家应该会想办法回到上海，或者逃到一个有很多出版商和印刷厂的地方。”


他微微一笑，扬起了眉毛。“毛茸茸的腿，呃？”他说着用下巴示意我看网球场上的美国人。“也许我的下一个故事里会有一个长着毛腿的美国人。”


我盯着来回飞舞的网球，“这画面太怪异了。”


“没错。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传统手法，用表面的怪异来凸显寻常的事物。”


我想到聿明光滑的双腿。现在，这街上有数十条小麦色的腿，虽然有些过于瘦弱，但没有一条是毛发过盛的。就在这时，网球从墙上飞了出来，范昊甫伸手接住网球，抛给他身后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立刻消失在人群中。


“嘿！”一个大汗淋漓，满脸通红的水兵从墙上探出头来。“嘿！”他又喊了一次，“谁拿了我们的球？”


范昊甫用手指着街道。“球飞到那边了。”他用英语回答。然后，他转身面对人群说，“他的球飞走了。”大家哈哈大笑，水兵耸了耸肩，回去继续打球。


“他们不缺网球。”范昊甫说，“我们说到哪里了？”


“你对美国人毛腿的印象，形容得不够含蓄。”我其实应该回家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在继续跟他争论。


他笑了笑，“告诉我，你会从眼前这个场景里选择什么画面呢？”


“大锅的食物。美国人抬着食物进去时根本懒得抬头看我们。只有我们站在外面往里看。”


他又笑了笑，交叉双臂抱在胸前，斜眼看着我说，“你应该加入我们的组织。”


“我？我不是诗人。”


他大笑着说，“我们诗人可没有招募诗人的习惯。”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转身就往回走。


“鼓浪屿文化圈里的诗人太多了。”他说，“所以我们脱离出来，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他上前靠近我。“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他压低声音说，“诗人和商人，剧作家和学生。我们的组织致力于文学和民族救亡。”


我愿意，我心中涌动着一股热情，我想成为其中一员。


“考虑一下。”他扬起眉毛说，“我会联系你的。”他黑色的瞳仁仔细端详着我。然后，他把手插进西裤口袋，转身走了。


我看着他消失在转角。我从心底里想为国家尽一己之力。可我还要考虑孩子们、母亲和婆婆。另外，聿明会怎么想呢？我迈步沿着巷子向前走，经过一家药店和一家米店。这不公平。男人可以选择去打仗或者留在家里，但我们女人在这件事上却别无选择。我匆忙走过棺材铺和公共澡堂。愤怒和困惑在我胸中越聚越多，我的步伐也越来越快。最后，我把裙子提到膝盖上面，像孩子一样顺着巷子奔跑。跑到吴寡妇家的面馆门前时，我停下来喘气。吴家老三在外面抽烟。“还是跑得像风一样快。”他一脸狡黠地笑着说。


我甩头对他说，“没错。”看得出来，他想起了小时候我跟他赛跑的事，而且我非常轻松地赢了他。不过，他现在腿比我长，身体比我壮。要是我今天跟他比赛跑步的话，绝不会有获胜的机会。


***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思考，加入范昊甫的组织会有什么后果。我在自己肩负的责任和内心的渴望之间摇摆不定，他派人联系我时，我反而感到更加困惑。


范昊甫派来联系我的是个女学生。她不肯跟阿桂报她的名字。我在门口见到她时，她仍然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韩太太吗？”她问。


我点了点头。


“范先生想知道，你愿不愿意加入联盟。”


我愣了一会儿才明白她说的是范昊甫和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哦，”我说，“我不知道……”


她皱了皱眉头，眼睛看着地面。“嗯，”她说，“你不知道的话，我又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你？”


我当时想，干脆就让她走掉算了。不加入他们的组织又不是我的错，是范昊甫没对我说清楚。女孩从剪得齐齐的刘海下看了我一会儿，转身要走。


“等等，”我说，“你能信任我。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


“明天下午2:30。鼓声路46号，7号房间。”


&#160;

17


鼓声路是鼓浪屿西北角一条安静的小路，沿海岸线蜿蜒一公里左右。这条路向上通往布满岩石的山坡，然后转向岛内一片不起眼的三层小楼。我找到了46号，它紧缩在其他砖混小楼中间。外面的大门没有上锁，我径直走进楼内，里面狭小黑暗，楼道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房门，中间是一组蜂鸣器。我在蜂鸣器上按下7号房间，然后等在那里。我是准时到的。我回头看了看通向街道的大门，也许参加这种会议的人来的都比较早，又或许都比较晚。这时，里面某扇房门后有了动静，一扇门吱呀呀地开了，然后是拉动门闩的声音。有人提着一盏灯，迈着平稳的步伐朝大门走来，门被打开一半。“找谁？”他问。


我能看到的只有对方的脸型、牙齿和一道参差不齐的白色伤疤，从发际一直延伸到眉毛。“我找范昊甫先生。”我说。


“你是哪位？”


“韩安丽。”


“你必须用化名，小姐。这里不用真名。”他指着脸上的伤疤说，“我是闪电。”


我跟在他身后，沿着排满书架和柜子的走廊往前走，心里暗自叫苦。要是他们要我马上选个化名可怎么办。我心中掠过一串名字，老虎、飞龙、复仇之剑、忠贞之松，却没有一个适合。我们经过5号和6号房间，停在7号房间门口，闪电敲了三下，门开了。我即将第一次参加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的会议，想到这里，我的心突地一紧。我之前见过的那个女学生在我们身后关上房门，又匆忙坐回地板上原来的位置。房间里还有八、九个男女，他们或者坐在地板上，或者笔直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全部落在我身上。


“请坐。”范昊甫说。


房间里有一张空椅子，不过坐在地板上似乎更合宜，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我脑子里仍然思索着适合的化名，目光扫到女学生旁边的空位，走过去盘腿坐下。


“你见过闪电了。”范昊甫说，“我相信你也见过黑石。”


郑惕，化名黑石，抬起下巴向我致意。


“这是隐士。”一个大眼袋的秃顶男人双手合十，点了点头。


房间里的光线非常昏暗，窗户被厚重的天鹅绒窗帘遮严，唯一的一盏灯在房间里投射出一道道拉长扭曲的阴影，我只有眯起眼睛才能穿过香烟的迷雾看清大家的脸。即便如此，我还是怪自己没早点发现佩璐。范昊甫叫她杨柳。她戴着一顶帽子，范昊甫说到她的名字时，她向后推了下帽子，露出脸来微微一笑。


天哪！她在这里做什么？她还在为父亲服丧啊。我不敢相信温婉聪慧的佩璐会……她毕竟是个妻子和母亲啊。当然了，我也一样。我把目光又转回范昊甫。


“这是蟋蟀。”他轻轻推了一下梳着齐眉刘海和马尾辫的女学生。“我的得力助手。”


蟋蟀朝我眨了眨眼睛。


“我叫风暴，”他介绍完其他人后说，“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你们可以叫我……”我心想，东风、梭鱼、鲨鱼。我想起有一天在港仔后海滩从我身边安静游过的凶猛鲨鱼，于是脱口而出，“沙鲨。”我收起膝盖，用双臂抱住。不错的名字。沙鲨。说实话，我还蛮喜欢的。


“好了。”范昊甫说，“我们接着说正事。”


黑石站了起来。“如我刚才所说。”他挺直肩膀，推了推眼镜。


我忍不住想，杨柳这个名字应该更适合郑惕，总感觉诗人会为自己选择一个比较诗意的名字。


“分发传单完全是浪费时间，”他说，“纸上的标语无法触动人的心灵。而戏剧却是鲜活的，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戏剧会触动一个人的心弦。”


“好吧，可我们到哪里去找爱国剧目呢？”闪电问。


“我们自己写。”


“审查怎么办呢？”


郑惕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我们可以用中国元素和历史典故，表达得似是而非。”


闪电摇了摇头，“要我说，已经没时间似是而非了。恶狼已经到了门口。我们最好拿起刀剑，砍掉它们的头。”


隐士摇了摇头，“他们只会派来更多恶狼。如果我们想达到民族救亡的目的，就必须更机智。”


那天早晨，我胸中一直涌动着热情。经过一晚上的犹豫不决，终于下定决心后的感觉真好，要知道我即将成为抗日一分子啊。嗨，我来了。我用手指轻轻敲着腿，他们对不同类型爱国戏剧的优劣分析还在继续，听得我一头雾水。


隐士据理力争时，他浮肿的眼皮愈发显得突出。“人们习惯看古装戏。”他说，“他们喜欢古装戏。你不能指望大家出来看当代时政戏。”


女学生跳了起来。“你这说的是什么话？现在是1939年了。世界已经变了。日本倭寇像蝗灾一样在中国肆虐，我们不能再用旧套路。”


范昊甫点燃香烟，一缕烟雾从他唇间袅袅飘出。他为什么不打断他们呢？这应该是一个抗日联盟，不是什么戏剧圈。我看着佩璐的眼睛，她耸了耸肩。这个联盟到底是做什么的？


闪电清了清嗓子，却发现没人理他，于是翘起椅子靠在墙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谁能说出到底哪一方更有道理呢？反正两边的说法我都不喜欢。在我看来，不管是哪种戏剧，现代剧也好，历史剧也好，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排练出来。接下来还有演出地点的问题。况且，我们怎么保证一定会吸引观众呢？


郑惕用力挥舞着拳头，强调现代戏更有优势。“现代戏可以跟观众直接交流。”他踱着步说，“用的是观众自己的语言。”


“没错。”我说。他的话在理。变魔术的、玩杂技的、练杂耍的、算命的，这些街头艺人全都是跟观众直接交流。他们用观众自己的语言，甚至根本不用语言。“不过，不是在剧院里。我们可以走上街头表演。不需要华丽的服装，也不需要花钱租用剧场。”


范昊甫笑了笑。“街头剧。”他开口道，似乎他一直等着我提出这个建议。


“没错。”杨柳表示同意，“实景短剧。”


“等一下。”郑惕反对道，“任何人都会表演街头剧。任何人都会写。”


闪电砰的一声放平椅子。“那又怎样？我赞同沙鲨的主意。我们又不是要举行文学竞赛。国家正处于战乱。如果我们想动员群众，我们必须走上街头，传播思想。”


动员群众？这是共产党最喜欢用的词。我希望这不是一个共产党组织。我打量了一下周围的人。我的朋友佩璐当然不会是共产党员。至于郑惕……不会的。他对知识分子的共鸣感根深蒂固。我瞟了一眼范昊甫。谁说得准他呢？无论他想什么，做什么，我都不会感到惊讶。


争吵越来越激烈，我反而放下心来。即便这里面有共产党员，也没办法控制这样一个组织。他们对任何事都无法达成一致。现在，多亏了我的建议，我们只需讨论三个议题，哦，要是算上印刷散发传单的话，那就是四个议题了。议题的支持者纷纷站起来陈述各种优点。闪电、蟋蟀和其他几个人一直在高声争辩，频频打断别人的发言。随着时间推移，争论变得越来越情绪化。我是新来的，所以我尽量闭上嘴不发言，可没过多久我也跟他们一样大声争辩，打断别人。


等到我们喊累了，一直没有发言的范昊甫站起来。“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完成所有的事。”他说，“所以，我建议，用投票的方式决定下一步。”


大家发了一阵牢骚，不过最终都同意投票。我们轮流说出赞成的议题，投票结束后，街头剧明显胜出，但隐士仍然表示反对。“这只是初步的投票。”他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两个选项，应该再投一次票。”


一片哀叹声中，我们再次投票。街头剧仍然胜出。


“我不明白。”回家的路上我对佩璐说，“范昊甫是不是这个组织的领导？”


“没有领导，反正没有正式的领导。郑惕、隐士、范昊甫和其他几个人原来都是文艺圈的，他们一起建立的这个组织。我想应该没有人想去领导其他人，或者被其他人领导。不过，你也知道的，领导早晚会有的。”


我们沿着鼓声路通往大海的一段往下走，我和佩璐头挨着头，不想让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开会时总像这样吵个不停吗？”我问。


“这只是第二次会议。”


“哦，我不知道。”


“等我们确定了目标，就没有时间再去争论了。我参加完第一次会议后非常失望。我本来希望可以立刻动手书写标语。有太多事情要去做，却总是不能开始，真令人沮丧。”


是的，这也是我现在的感受&#8212;&#8212;沮丧。“时间还早。”我说，“要不要去爬日光岩？”这是一个美丽的春日，关在烟雾缭绕的沉闷房间里争论了那么久，伴着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登上日光岩实在令人无法抗拒。


登山小路藏在繁茂的树丛里。我们一边闲聊，一边沿着绿荫如盖的山路向上走，一前一后爬过狭窄的台阶，开始全力向上攀爬。到达莲花庵时我们停了下来，像过去很多次那样，疑惑地望着细小底座上似乎摇摇欲坠的巨大石板。每个孩子都以为巨石随时会掉落下来。可是，几乎所有的孩子和大人都会顺着日光岩的台阶走到巨石下面，领略一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和佩璐也不例外。两个血肉之躯的女人在数吨之重的花岗岩下停留了片刻，然后继续向上爬。一路上有龙窟、水操台和其他景点，但我们没有停留，只是一步步地沿着陡峭蜿蜒的山路向上爬。


我们到达山顶时累得气喘吁吁。我们手牵着手，安静地看着眼前的景色。不管经历了多少岁月，在视线所及的范围，这个世界依然蓝天碧水，美丽迷人。平静祥和的感觉从皮肤渐渐浸入身体。我们找到一块被阳光晒得发烫的平坦岩石，坐了下来。佩璐穿着重孝，她坐下前先在岩石上铺了一块手帕。“谁告诉你这个联盟的？”她问。


“风暴，”我用范昊甫的化名称呼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上我。”


“他一定在你身上看到了令他欣赏的特质。再说了，我们女人没道理总是在家煮饭带孩子。尤其是在这种时期。”


她的这番话令我很惊讶。我以为自己才是那个处处被牵绊的女人，而不是佩璐。“你怎么会决定加入的？”我问。


“我知道，你一定觉得很奇怪。我还在服丧期，应该在家哀悼父亲，安慰母亲和姐姐。”她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可是，安丽，我父亲不是死于意外或者心脏病发作。他是被残忍谋杀的。而且，谁都知道，背后主谋是日本人。我不在乎是谁扣动的扳机，躲在幕后的一定是日本人。这是他们为派遣更多士兵上岛制造的借口。他们妄想接管公共租界工部局。”她说得像喷射着怒火的机关枪一样快。


她转头朝两边看了看，确定只有我们两人时才再次开口。“我在自己家痛哭。”她说，“在姐姐家和父母家痛哭。包括你在内的很多人安慰我，支持我。我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听着父亲谋杀案虚假调查的报告。这些事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自己快要失控了。我想为父亲报仇，却找不到凶手。蟋蟀一定看出我非常沮丧。她经常去我姐姐家，辅导我外甥数学。她原来是厦门大学的学生，大学在日本占领厦门前转移到内陆了。一天下午，辅导完功课后，她问我可不可以送她回家。途中她突然提到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却没有详细解释。你知道的，安丽，自从父亲遇害以来，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第一件积极的事情。”


我平常总能讲出一堆大道理，可现在想不出任何话来安慰我的朋友。我拍了拍她手臂，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联盟跟我想的不一样。”她说，“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揍他们一顿。但我告诉自己要耐住性子。至少目前来看，联盟的工作是我报杀父之仇最好的机会。”


我伸出双臂抱住她。“亲爱的佩璐，”我轻声说，“我帮你一起报杀父之仇。”


一只海鸥随着一阵清风向上飞去，它从高空俯视着鼓浪屿最高峰的两个女人，她们正许下誓言，结成复仇姐妹。海鸥振翅高飞，消失在远方。

1939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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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街头剧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复仇，不过仍能振奋人心。我们的演员乔装成普通人，在大家意想不到的地方把剧情演绎出来，迅速表达完观点，吸引群众参与，然后消失不见。我喜欢参与这种街头剧。演出结束后，群众呼喊着我们的抗日口号，那种场面就如同掀起了希望和团结的浪潮。


接着，我们必须回家再写一出新剧。鼓浪屿太小了，没办法重复表演。一出街头剧的整体效果就在于让观众相信，戏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现在，郑惕、隐士和另外几个人正共同创作一部多幕剧，只有佩璐、范昊甫和我继续写街头剧，蟋蟀、闪电和他们新拉来的几个朋友负责表演。


我坐在书桌前，手指转动着圆珠笔，雨滴打在屋顶上，如同庙会时戏班子敲出的鼓点。我用手支着头，凝视着法式落地窗，眼皮开始下垂。深夜时分我的状态不是最好，可是为了不被人发现，我只能这时候创作。到目前为止，家里没人知道我在做的事。我用圆珠笔圈起最上面几行，又划了一条螺旋线，删除了这部分。


这出新剧要像其他街头剧一样，描写的必须是一个普通人的英雄行为，这样才能激励人们。我想到小时候聿明勇敢地面对学校里的几个坏孩子，救出一个受欺负的兔唇小男孩。为了街头剧的戏剧效果，被救的人也可以是个盲人或者残疾人。我放下笔。外面的风不可能发出这种声音吧？我走到窗前，打开窗门，敲打声停止了。


“韩太太，”百叶窗外传来一个声音，“我是小黄。”


是的，我认出了他的声音。好几个月前这个年轻士兵曾经帮聿明给我送过信。我拔出插销，推开百叶窗。


“晚安，太太。”他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双手扶着栏杆，雨水不停地打在他后背。“您先生派我来接您。”他说着递给我一件像是渔民穿的雨衣。“拿着，披在您衣服外面。换身黑色的衣服。我在这里等您。”我刚想开口表示反对，他却挥手让我离开。“快点。”他说。


聿明，我冲向衣柜时心里在歌唱。我要去见聿明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翻出一件黑色上衣和一条宽松的黑裤子，脱下睡袍丢在地上，匆忙换好衣服。我抓起一件深蓝色的毛衣，跑到落地窗前。“我们可以从厨房出去。”我低声说。


他摇了摇头，“会吵醒别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要去的地方。”


他和我丈夫所处的世界跟我们的完全不同，我本能地想到这个。我穿上橡胶鞋，扣好雨衣的搭扣。他指了指阳台栏杆，我爬上去，翻过阳台。我抓住他的双手，他接住我慢慢往地面送，然后他松开手，我双脚落地前没忘记要先屈膝。他走到我旁边，和我一起翻过外墙。


我们跳进旁边的狭窄小巷，紧贴墙壁，沿着空无一人的小路快速往前走，小心地避开地上的水坑和松动的石块。漆黑的夜里，两个黑影迅速移动着。我曾经梦见过自己像这样在夜色中穿行，感觉这一切非常自然。


走到一条安静小巷的尽头，我们翻过一堵墙，朝树林走去。沿着狗和孩童踩出来的一条小路穿过树林，雨水噼噼啪啪地打在树叶上，我们踏在石块和泥土上的脚步声，还有雨衣蹭到灌木枝的沙沙声，全部被雨声淹没了。枝叶划过我们的脸，凸出的岩石和倒下的树木随时会绊倒我们。小黄终于停下脚步。我们已经到了树林边缘。我向前迈了一步，前面一片黑暗，脚下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


“走这条小路。跟紧我。”他说着从两块巨石之间挤了过去，开始往下走。


我紧紧跟上，手指抠住岩石的缝隙，摸索着寻找立足点。接近水面时我转过身，背对着岩石上凿出来的台阶往下走，长满苔藓的台阶又湿又滑。然后，我跟着小黄往下跳。


一条小船正等在下面。我们刚在船头站稳，船夫就将船从岩石旁推开了。他爬上船，握住长长的船桨，迎着波浪朝大海划去。海浪迎面打来，小船似乎在逆风往东行驶。作为一个商船水手的女儿，我很快就适应了小船的晃动。今夜，我的心随着小船的起伏在歌唱。今夜，我坐着小船去和聿明相会。


船夫停下手中的桨，口中发出一串潜鸟的鸣叫声。我眯起眼睛看着前方细雨如织的黑夜，一艘大帆船的影子渐渐浮现出来，朝我们缓缓靠近。小船碰到帆船的一侧，上面有人伸出手拉我。


“太太，”我踏上甲板时一个男人说，“欢迎登上鄙船。”


“能登上贵船，是我的荣幸。”我答道，虽然我什么也看不见。


“您请，”他说，“去甲板室吧，那里不会淋到雨。”


旁边有个人拉住我的胳膊，带我穿过湿滑的甲板，爬上台阶。一扇门打开了，我们走进一间混合着香烟、大蒜和鱼腥味的小屋。我伸手去拉那个人，但他已经走了。


“你在哪里？”


那人哈哈一笑，划亮一根火柴。“这里。”


这里。他的声音。熟悉的声音里透着亲密，我心里一惊，感到自己的双腿像热汤里的豆腐一样软得站不住。一支蜡烛亮了起来，我看到他了，一身渔民打扮的聿明。


“你湿透了。”他说着抚摸我的头发。


他解开我雨衣的搭扣，让雨衣从我肩头滑落。我扶着门框撑住身体，看着他把我的雨衣挂在挂钩上，然后脱掉自己的雨衣。“我能待多久？”


“只有几个小时。我们必须在日出前离开。”他用毛巾擦了擦我的头发。“安，”他把我拥在怀里，“我亲爱的安丽。”


他的热情融化了我，我感到无比安慰和轻松，口中喃喃地念着他的名字。


“我母亲好吗？”他松开双臂问道。


“有点咳嗽。”


“她生病了？”


“已经快好了。”


他又问到我的母亲、孩子和佣人们。“你身上还是湿的，”他摸了摸我湿漉漉的毛衣领口。“裤子也湿了。”我身上没有被雨衣遮住的地方全部湿透了。他走到门口锁上门。“船长把他的房间和铺位让给我们用。”他转过身去，开始宽衣。


我瞟了一眼床铺，木床架上铺着稻草垫。我解开毛衣的扣子，看着聿明把脱下的衬衫叠好，又脱下背心折好。我把湿毛衣丢到一旁，拉起衬衫从头上脱了下来。


“你们吃的东西够吗？”他转身问我。


我裸露的皮肤在微微刺痛。“够，眼下没问题。”


“能够吃多久？”


“几个月吧。”水顺着我的头发滴落到前胸和后背。我想晚点再谈这个。


“具体是几个月呢？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好几年。”他开始踱步，走过去三步，走回来两步，他的裤子仍然扣着，皮带却松松地挂在腰间。


多长时间？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什么时候会结束？敌人的前进速度不是已经慢下来了吗？大家都在说，日本人的补给跟不上。如果英国、法国或美国加入战争……我的身体渴望他的怀抱，但我仍然希望他可以打消我的疑虑。


他又踱了两步，转身看着我，即便在烛光下，我也清楚地看到他眼中的担忧。


“不用为我们担心。”我赶紧说，“现在走私分子和黑市商人非常活跃。市场上买不到的东西，黑市上都能找到。”我拉住他的手，让他靠近我。我解开他的裤子，他松开我腰间的带子，他的呼吸暖暖地吹在我的颈间。我们躺上了船长的床铺。


经过16个月的分离，终于又在一起了。我们像饥渴的蜜蜂一样渴望吮吸花蜜，积蓄了那么久的爱意、悲伤和渴望全部释放出来。身体终于分开后，我和聿明气喘吁吁地瘫在床上，哪怕一口气爬上南太武山也不会累成这样。


“我可以摸到你的肋骨。”我轻声说，“你吃不饱吗？”至少他的皮肤依然光滑，肩膀没有伤疤，后背没有疖子，臀部没有虫子咬的包，两腿间没有皮疹。他的身体随着我的抚摸在轻轻颤抖。


那天晚上，他终于告诉了我他“应征入伍”的过程。我们依偎在船长的毯子下面，他平躺在床上，头枕着糠谷枕，我舒服地靠在他身边，枕着他的肩膀。


“我很抱歉。”他说，“我原本没打算参军。你了解我的，安丽。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我认为，当一名工程师是我为国效力的最好方式。”


我轻轻抚摸着他的腹部，听着他的叙说。他离家之前，我们常常会聊到深夜，分享彼此的故事，他的故事变成我的，我的故事也变成了他的。但他的这个故事直到现在才讲给我听。


“那是我出差后的第三天。”他说，“我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没办法向西门子公司的老板提出明确建议。我沿着九龙江检查了两处位置，第二个位置看来最适合修建水电大坝。当时天色已晚，通往山下的路要经过一片森林，而且道路被雨水严重侵蚀，到处是岩石。我走了一个多小时山路才遇见人，是两个中国士兵。他们从树林里突然跳出来，手里的枪指着我。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遇到土匪了。他们绑着土黄色的军人绑腿，脚上却穿着草鞋，橄榄色的制服外面套着不像正规军装的棉衣。其中一个人用枪指着我的头，要看我的身份证明。他可能根本不认字，却装模作样地研究我递给他的名片。他的同伴上来对我搜身，把我的笔记本、计算尺和西门子野外勘测工程师的公式手册全部翻了出来。”


聿明摇了摇头。“西门子的手册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个士兵打开一看，眼睛立刻瞪大了。“看看这个！”他喊道，“间谍？他妈的，这臭小子是个日本间谍！”他们对我破口大骂，年纪大些的士兵在我眼前挥着手枪。我跟他们解释说，上面印的外国字是德语，不是日语，可他们根本不听。等他们终于冷静一点了，我说服他们带我去见长官。”聿明轻声笑了。“我当时应该把他们的枪夺下来，不过，那时我还没有现在的本事。”他目光转向一旁，脸上挂着微笑。我看见他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知道他是在为自己新学到的战斗技能感到骄傲，他现在绝对可以空手夺下两名士兵的武器，我也为拥有这样一个丈夫而骄傲。


“营地至少在五公里开外，穿过树林的道路又崎岖难走，等我们到那里时天已经黑了。他们的长官坐在火堆前面。他们报告说抓住了一个间谍，并把我的野外勘测手册交了上去。这群年轻士兵虽然没受过教育，但我相信，他们的长官一定是个讲道理的文化人。


“然后，那位长官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李重威，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学。‘老韩，’他说的是大学时代我们偶尔会讲的上海话，‘我的侦察兵认为，你的这些公式是日本人的代码。’他哼了一声，‘我跟你说，老韩，这些笨蛋太难教了。’我瞥了一眼那两个侦察兵，他们单纯的脸上没有一丝感觉被侮辱的表情。‘不用担心。’他说，‘他们连自己的方言都讲不好。’我心想，他怎么还不命令手下的士兵把枪放下，但出于礼貌，我还是耐心等着。我们聊了一会儿大学生活和一些共同的朋友。‘那么，你帮西门子公司做事。’他说。‘而你参了军。’我回答。‘正是。’他的口气似乎在说，这是他做过最好的决定，而且从他的言行举止我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充满热忱的爱国者，渴望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他谈到军队需要更多的工程师时眼睛闪着光芒。‘你不会相信，让有才干的人入伍有多难。’他说，‘太可耻了！我们强拉农民去当兵，但是招募军官时，却坐等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他盯着火光说，‘我们应该用更好的办法来招募军官，你说是不是？’


“我耸了耸肩，没想到自己的这个举动惹了大祸。李重威的脸抽搐了一下，我有种错觉，坐在火堆对面的这个男人并不是那个在上海念书时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我手下的士兵认为你是个间谍。’他不怀好意地笑着，就像我们打牌时他占到上风时的表情。‘他们正等着我下命令枪毙你。我很乐意能帮老朋友一个忙，不过礼尚往来，你这个老朋友是不是也应该帮帮我呢？我这里正急需一名军官。’虽然我察觉到他表情不善，可我还是希望他只是在开玩笑。他突然跳起身，忽明忽暗的火光映照着狰狞的面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随着他的喊声，十几只步枪拉动了枪栓。‘怎么样，老韩？’他的声音没有丝毫幽默感，‘你是要死呢？还是当兵留条活命？我帐篷里有应征入伍表。’‘让他们拿过来吧。’我答道。我们谁也没再多说，他们把入伍表拿了过来，我签上自己的名字。”聿明抚着我的肩膀，郑重地看着我的眼睛说，“现在你知道了，你的丈夫是怎么成为一名国军少尉的。”


“他不会真的让人枪毙你吧？”


聿明哈哈大笑，翻过来压在我身上。“我从没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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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们相聚的这个夜晚是在八月，刚好是昼长夜短的月份。春宵苦短，我一分钟也不想浪费，夜里一番云雨过后，我感到既疲惫又放松，尽管我根本不想睡，却还是睡着了。怎么会这样？当我醒来时，看见聿明正闭眼熟睡。天哪！我心想。多久了……蜡烛的高度几乎没有太多变化。几乎。可是一截蜡烛已经化成了火焰和烟雾，天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宝贵时间？


我把嘴唇凑到他耳边。“跟我说说你去过的地方。”我轻声说。


他眼皮动了动，睁开了眼睛。“我参加的是机动战。”他说，“通过无线电接受命令。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蒋介石本人，不过我遇见了很多知名的将领和政治家。”他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他们的英雄行为和辉煌事迹，也说到某些人的懦弱和愚蠢。我看着在粗木天花板上跳跃的烛光，想象着他口中描述的那些人。聿明总能开阔我的眼界，有了他，我的世界要大上两倍。我已经习惯了透过聿明看到更广大的世界。我多么怀念这一切啊！


我用胳膊撑住身体，看着聿明的脸，听他讲述到过的村镇，那些就在福建省内的地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一个村庄的四周环绕着一块块稻田；另一个村庄盛产花生和大豆；有个放眼望去全是橘子树的村庄；还有个满山茶叶的村庄。“这些村庄是幸运的。”他说，“日本兵没来得及毁掉。另外一些村庄只剩下一片废墟。猪啊，鸡啊，都不见了，田地和房屋全部被烧毁。村里的年轻人不是死了，就是逃到山上躲了起来。”


“我们自己的士兵会扰民吗？”我问道，突然想起古时候军队经过时，地方总是不胜其扰，那些远离故土的士兵常常很难约束，会做出一些野蛮的事。


“让士兵遵纪守法是我们军官的职责。战争期间，必须严格执行军纪。有时候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他闭上眼睛停顿了一会儿。“上星期，我手下的两个士兵强奸妇女，我只能枪毙了他们。”


他的话在我耳边回荡。我曾经无数次在书中读到过战争场面，看过关于战争的戏剧，甚至用玩具士兵玩过战争游戏。我不应该对聿明做的事感到如此震惊。他现在是名军人了。可是……


我躺在他身边，他抚摸着我的大腿，我试着让自己去适应眼前的现实……他，聿明，手上沾了别人的鲜血。


不管怎么说，他对我说了实情。我忍不住想告诉他，我参加了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他一定会生气的，这点我非常清楚，会命令我退出。我瞄了他一眼。不，我不可能……我微微一笑，等他继续往下说。


“我手下的大部分士兵是农民出身。”他说，“全是没见过世面的新兵，一群井底之蛙。我手里的资源有限，时间又非常紧迫，不过我还是尽力提高他们的素质。这些新兵分给我之前，大多数人已经亲身经历过日本人的凶蛮。我们这些长官向士兵们再三保证，上交日本俘虏可以领到50到100元的奖赏，否则依军法从重处罚，可士兵们仍然会杀死俘虏，不让他们多活一天，然后编个故事，说俘虏死在路上。”


他坐起身看着我。“讲讲我的儿子吧。”他说。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瞬间融化了，脸上绽放出一个笑容。“你的儿子非常强壮。你会为他骄傲的。”我翻身爬到聿明两腿之间，跪坐在他身上。“他有着老虎的勇敢和猴子的聪明。”


他哈哈大笑，“他才10个月大，可在你眼里，已经是个英雄了。”


“你看见他就会明白的，聿明。”


“你说他又聪明又勇敢，可他连话还不会说，你怎么知道的呢？至于勇气……”他用挑逗的口气说，“只有面临考验时才会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有勇气。”


“唔。”我的手指在他两腿之间游移。见过我们儿子的人都知道他是多么机智勇敢。不过现在没时间跟聿明好好解释。我有了个主意。“下次再见面时，我带儿子一起来。到时候你自己亲眼看看。”


他的身体向后一缩，似乎我的爱抚让他无法继续思考。我感觉到他是多么渴望见到儿子。可他最后摇了摇头说，“不行，安丽，太危险了。”


到时候再说，我心想。“你什么时候再派人来接我？”


“夜里这样跑出来，你不害怕吗？”


“一点也不怕。”


“大概要过一段时间。”他说，“我要去游击战训练营学习。”


“你又不是游击队员。”


“蒋委员长已经下令，要求所有军官必须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游击战培训。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想法。日本人的战线拉得过长，他们正想尽一切办法保住占领区，用游击战术跟他们周旋非常有效。我们会学到最先进的科学战术。”


“最先进？”我嗤之以鼻，“麻雀战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说不定还更早呢。”


“的确如此，不过旧战术经过改进后，更加适用于现代战争。中国顶尖大学的教授们能够利用现成的材料制造出武器。安丽，你知道吗？把一块方糖丢进飞机或者装甲车的油箱里，方糖溶解后会在发动机气缸里沉淀碳化，发动机就会停止工作。”他开心地吸了一下鼻子，“这是破坏发动机的绝佳方法。因为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故障，所以即便想修也来不及了。”


关于游击队使用的武器和方法，他细细地讲述给我听。我满心欢喜地躺在他身边，听他说着那些我很久都没听到的科学术语。我的膝盖在他大腿上轻轻滑动，脚趾碰到他的腿和脚，我喜欢身体划过他坚硬腿骨的感觉。此时此刻，一切都那么完美。完美的时刻，完美的一切&#8212;&#8212;他的声音（是我的一部分），我的手指和脚趾（是他的一部分），狭窄的床铺，身上的毯子，我们脱下的衣服、靴子和外套。叮叮咚咚的雨声（我们的背景音乐），晃动的帆船（我们的摇篮），燃烧的蜡烛（我们的熏香）。睡在外面和甲板下的其他人也属于这完美的时刻，送我来这里的小船，等待我回去的礁石海岸，甚至包括日本人的铁灰色军舰和鼓浪屿四周的占领区。一切的一切，全部是完美的。


虽然这完美的时刻超越了时间的范畴，我还是又回到现实中来，听聿明解释游击队的送信方式。他正说到游击队用羽毛代替邮票，普通信件上粘贴一根羽毛，比较重要的信件上粘贴两根羽毛，非常紧急的信件上要粘贴三根羽毛。“特殊信件……”他搂住我亲吻着。但是时间到了。外面传来敲门声，有个人大声说道，“韩少尉，韩太太，时间到了。”聿明掀开毯子跳了起来，又变回了战士。


我穿上裤子，系好裤带，“他们是真正的渔民吗？”


“是的。”他背对着我提上裤子。


“他们不是军人？”


“也是。”


一个身兼渔民和士兵的人扶着我从甲板上翻过船舷。小黄跳到小船上，同样是士兵的船夫摇动长长的船桨，我们出发了。小船渐渐远离帆船和我的丈夫，我忽然意识到，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士兵。望着不断落下的雨滴，我的身体随着小船的摇摆起伏轻轻晃动，心里想着游击队和他们的战术。多简单啊！只要把一块方糖丢进敌人的油箱里就行了。


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游击队员，我正想着，小船已经冲破岸边的浪花抵达了沙滩。我立刻站起身，和小黄一起从小船上跳了下来。我们匆忙走过沙滩，越过礁石，爬上悬崖。然后小黄回去了，我独自一人穿过树林。


我一边翻越树林外的高墙一边想，如果我去参加游击队，孩子可以交给两位母亲照顾。难道被大家称作“游击队之母”的赵老太没有孩子吗？我沿着阴暗的小巷往前走，东方刚刚有些泛白，我想起以前听过的双枪王八妹的故事。人们说王八妹个子矮小，身材丰满，看上去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十岁农村妇女，可她竟然能够闯进日伪政府的警察局长的卧室，砍下人头带走。跟这些英雄事迹相比，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做的事太微不足道了。


我回到房间，把湿衣服丢到地上，爬上了床。我伸手摸了摸身边聿明的位置，蜷起身体睡着了。


我醒来时，包在渔民雨衣里的湿衣服不见了。回来后我把衣服丢在了床边的地毯上，一定是我睡着时素莉拿走了。她和家里的其他人大概正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着等我穿好衣服下楼。夜里突然冒出来的湿衣服和一件奇怪的雨衣，素莉不可能把这件事藏在心里。


这时已经快到午饭时间，我觉得饿了。刚走进厨房，阿桂立刻起身迎了过来，素莉也从外面跑进厨房。纱门砰的一声在素莉身后撞上，她腰间还粘着一些肥皂泡。祥妹背着阿州跟在后面，阿梅牵着祥妹的裙角。


“对不起，少奶奶。”素莉说，“您的衣服湿透了，衣服上的水从地毯一直渗到下面的木地板。”她是在解释我睡觉时她拿走了湿衣服，同时也表达了她的疑惑，暗含着对我的责备。


我听出了素莉话里的意思，想皱起眉头表示不快。可我还沉浸在昨夜快乐和痛苦交织的情绪中，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大笑，口水和眼泪都笑了出来。我笑得弯下腰，用手捂着脸。


“怎么了，少奶奶？怎么回事？”她们异口同声地问。


我像个心里藏不住秘密的女学生，忍不住说道，“我去和聿明相会了。”


素莉拍了一下满是肥皂泡的手，“他在这里？”


“不在这里。他派人来接我的。”


“您去哪里了？”


“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一个甜蜜的秘密。其实告诉她们我和聿明的幽会地点也不会有什么后果。聿明现在大概已经在几公里之外了。可我不想说出那艘帆船的事，说不定我们下次还会在船上见面。


“他还好吗？”阿桂问。


“谁还好吗？你们吵吵闹闹地在干什么？”


“哦，婆婆。我本想第一个就告诉您，可这些坏家伙逼我说了出来。昨天夜里我去见聿明了。”


婆婆开始咳嗽起来，阿桂赶紧过去帮她摩挲后背。


“他问起了您，婆婆。他让我发誓，对您一定要百依百顺，像他那样爱护您、照顾您。”


婆婆的咳嗽声停了下来，她用手帕擦着眼角问我，“他好吗？瘦了没有？”


“他还是老样子。”我撒了个谎。我告诉婆婆，聿明要去游击战训练营学习。我察觉到婆婆眼中的不快，赶紧解释说，去见聿明的路很难走。婆婆并不害怕黑暗，也能沿着山间的小道爬上去，可她容易晕船，于是我仔细描述了那艘小船和海上掀起的风浪。


“还好是你去，不是我。”她拉出两张凳子，“阿桂，去帮少奶奶泡茶，做早餐。”


我没办法安静坐下来，我开心得想跳舞。“爸爸想要见你。”我把阿州抛向空中，他咯咯地笑着。我抱着他又抛了一次，然后双手托着阿州原地旋转起来，所有人立刻开始朝我大喊，孩子太重了，我会伤到自己，小心锅子和菜刀。阿梅也要转，于是我抱起她开始旋转，她双腿夹住我的腰，头发像柔软的羽毛般随风飞舞。


当天和第二天的夜里，我梦见了聿明、梦见了战场和游击斗争。在梦里，我和聿明率领一支游击队袭击了日本人运送部队和物资的火车。我们派人炸毁了铁轨，炸药用光后，我们拔掉固定弯道的铁钉。在梦里，我和聿明并肩站在山坡上，注视着敌人满载士兵、武器和物资的火车渐渐驶近。火车头开始转弯时，我们屏住呼吸仔细倾听。一个火车轮哐当一声掉下铁轨，接着一节节车厢轰然倒下，山谷里回荡着来自地狱般的巨响。


白天，我抛开街头剧的撰稿任务，虽然这是正事。我站在阳台的落地窗前，看着外面的雾气变成淋漓的细雨，盯着排水沟里流淌的水流，想象着屡战屡胜的游击队。


在那几天，似乎我的女儿身里有了男儿的心胸。然后莫名其妙的，我梦中的冒险和白天的想象结束了。我说不上来原因，但让我自己猜测的话，应该是女人的母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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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蟋蟀的朋友，一个自称蜻蜓、身材娇小的大嗓门女孩，已经就位。她站在队列里和难民聊天的样子，活脱脱就是一个跟别人一样等着领饭的无家可归的人。我站在书店前，假装饶有兴致地打量橱窗里陈列的二手书和教材，实际却在利用玻璃窗的倒映观察她。早饭前开始的反胃感觉依然还在，恶心、虚弱与我每次表演前都会产生的紧张焦虑混合在一起。我揉揉胸口，吞咽了一下。我想作呕，但好像又吐不出来。严重的孕吐不会来得这么迟，我不过是有点怯场，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已经表演过八九次了，从未遇到任何问题。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日方董事一定很希望鼓浪屿警察能阻止我们，但警察毫无动静。即使警察局长派人来，他们也绝无抓到我们的可能。我们的节目非常逼真，时间又短，等有人意识到他们观看的是一场表演时，我们早已结束演出，混进人群中了。


我退后一步，想看到闪电在玻璃窗里的影子。他蹲在旁边，跟联盟另一个成员假装下跳棋，两人都已经准备就绪。本场戏里的另一个主角，人称匕首的瘦弱年轻人，正在一个门道闲逛，恰如佩璐的舞台指示要求，他看上去鬼鬼祟祟的，但又不至令人起疑。今天这场表演由佩璐负责，范昊甫在忙别的事。我的角色很简单，是个看热闹的人，会跟闪电顶两句嘴，让他可借机喊出抵抗日本侵略的口号。


表演在即，“观众”已经面朝紧闭的酱菜厂大门，在街头自动排起两条长龙。据佩璐说，大门在20分钟后才会打开。她没有告诉家人关于联盟的事，所以我很惊讶她把这场戏设置在她丈夫的工厂门口，我觉得这过于冒险，工厂员工很可能会看到她。


我观察着玻璃窗里倒映的人群，看是否有人认得我。我也没有告诉家人。我们不穿戏服，所以不能指望靠服饰妆容来藏匿。此时我扎着短发辫，脸上没有化妆，起皱的棉布裤子和简单的蓝色上衣毫不起眼。我转身，与佩璐对视一眼。


“准备好了？”她用嘴型询问，玻璃窗里，她的眼睛反射着书店的红色灯光，像火焰在燃烧。


我点点头，“准备好了。”


街头剧场上无形的帷幕升起，佩璐抬右手示意。


第一个出场的演员匕首，从门道悠闲地逛出来。闪电和下棋的同伴几乎头也没抬。那个女孩，蜻蜓，正起劲儿地和另一个女人聊天，没注意到匕首已慢慢靠近，把手伸向了她的口袋。根据剧情，他得手后要走开十步，她才可以去摸裤袋。


“我的钱！”蜻蜓尖叫起来，嗓音高亢，“有人偷了我的钱！”


一瞬间，所有人都转过来盯着她，这个涨红了脸，发了疯似的女人正在张皇四顾。


“他在那儿！”她指着匕首大喊，这人似乎还没来得及把她用作钱包的亮粉色小布包藏起来。


他拔腿就跑，一些硬币从包里掉出来。“小偷！小偷！”众人喊道，“拦住他！”有人伸手去拦，但“小偷”还是逃脱了，那个差点抓住“小偷”的英雄一脚跐在掀翻的红黑跳棋子上，摔了个趔趄。


随即，闪电擒住了匕首，“站着别动！”他说着抓过钱包，把它合上，高高抛向蜻蜓。“小姐，”他喊道，钱包越过众人头顶，“这些钱是你的，不是这个无法无天的贼子的。”


人群中响起窃窃私语。


“你怎么敢偷一个可怜的难民？”闪电盘问“小偷”。


其他难民纷纷摇头，冲匕首指指点点。他怎么敢这么做？


匕首垂着脑袋，泪眼汪汪，“我能有什么办法？”他的声音娴熟地糅合了愤怒和悲伤，“我也是个难民，没有钱。我的小妹妹病了，得吃药。”


“我们都不好过。”有人反驳，“为什么要偷我们自己人？”


“求求你们。”匕首哭道，“饶了我吧。”


闪电将匕首交给他的朋友，自己跳上一堵矮墙。“朋友们，”他大声喊，“我提议，大家发发慈悲，警告一下这个年轻人，然后放过他吧。”闪电是我们最好的演员，他的声音和姿态总能安抚躁动的人群。“你们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偷，被生活所迫才犯了罪。我们可以宽恕他。但是……”他举起手臂，阳光下他的伤疤白得发亮。“朋友们，让我告诉你们，有些罪行是不可宽恕的。”他双手紧握成拳头，“有些邪恶的人，中国的敌人，他们奸淫烧杀我们无数的同胞，肆意掠夺我们的土地，逼得所有人四散逃亡。朋友们，这些恶人，这些窃取我们祖先土地的魔鬼，才是真正的罪犯。他们的罪行永远也无法洗刷干净。”


他继续演说，人群开始骚动起来。然后他喊出了那句我一直在等的话，“我们必须抵抗日本入侵。我们必须站起来拯救自己。”


“要怎么做呢？”我大声发问，让所有人听到我的声音，“敌人如此强大，我们怎么自救？”


“你说什么？”闪电被激怒了，他像是在责问人群中的每个人，“你们怀疑中华民族的强大吗？是吗？”


“不是！”人群咆哮。


“什么能让我们强大？”


“团结！为中国团结起来！”我们反复喊着这句话，所有人一起嘶吼，群情激愤。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高喊着口号，其他人也一起高喊，大家一次次振臂高呼，甚至喊出了新的口号，“为中国挺身而出！”


我挤在人群中散发最新的传单，我的脉搏与他们的热情一起跳动。这就是我们获得的奖赏，是我们编写、彩排、表演每场戏的动力。群情振奋，力拔山兮&#8212;&#8212;


“门开了！”有人大喊一声，转瞬间，人群的激情像一阵风样被卷走了。


工厂门敞开了，人们不再喊口号，纷纷扔下手里的传单，匆忙回到领饭的队列中。


“快跑。”是佩璐的声音。


我扔掉剩余的传单，紧追上她，“怎么了？”


她摇摇头，抓住我的手，“这边。”


酱菜厂位于一条死胡同的尽头，胡同口是唯一的出口。闪电和他的朋友在我们前面，我回头找其他人，“没看到匕首和蜻蜓。”


“晚点再去找他们。”佩璐拽着我往前走。


我们终于在拐角处放慢脚步。“我丈夫手下的人好像认出我了。”佩璐说，“他死死盯着我。”


我紧捏着她的手，心下茫然。我不再反胃恶心，但膝盖发软。“那是茶馆吗？”我指着一条巷子问，路边有几个人正围坐在那里。刚走到门口，有人就拍了一下我的肩。太好了，蜻蜓找到了我们。


“警察。”她低声说。


我回头看去，在我们身后五十米远有六七个人，各持一根棍棒。他们转进那条胡同，但太迟了，我们已经跑掉了。


蜻蜓把我们拉到一边。“我告诉过他。”她气鼓鼓地说，“匕首，他根本不听，非得把传单塞到裤子里。如果他被抓，可不是我的错。”她的脸皱成一团，瞪了眼那些喝茶的人，甩手而去。


她根本是瞎操心，我心想，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离开。佩璐推开茶馆门，我们进去坐下，金属椅子腿划过水泥地板，发出尖锐的声音。我拿出纸巾去擦黄色油毡桌面上残留的食物碎屑，纸屑又粘在黏糊糊的铁锈色茶渍上。服务生呢？我只想坐下来喝口茶。我看看佩璐，她双手搁在膝头，心不在焉地发着呆。我们刚才满怀的激情哪里去了？


“戏演得很棒。”我说，“人们都被吸引住了。”


“直到工厂开门。他们是有可能提前开门，可我怎么没早做准备。”


“也还好，我们的目的达到了&#8212;&#8212;帮助人们坚定抗战信念。”我努力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


服务生去哪儿了？看来我们不叫她，她就会一直躲在收银台后面剔牙。我试着引起她的注意，她却根本不理睬。“小姐。”我挥手叫她，“请给我们一壶茶，小姐。”


她扬起下巴表示知道，又剔了一颗牙，才趿着拖鞋磨蹭到茶壶边。


人性是会令人灰心的，我想。如此善变无常。前一分钟还同心协力喊着口号，下一分钟为了一袋米就能把对方挤出队列。


服务生慢悠悠踱过来，“我们这儿只有茉莉花茶。”她露出发黑的牙齿说，“没有别的。”


“好。”佩璐和我同时应道。


“可以拿块湿抹布来吗？”


“有小笼包吗？”


她摇头走开。


“警察怎么发现的？”佩璐问。


我想起来了，工厂朝向胡同的这面墙不仅有大门，也有窗户，但我没打算告诉佩璐，她已经很自责了。“别担心。”我说，“就算匕首被抓，也不会牵连到我们，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真名和住址。”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他怎么办？”


我倒了杯茶递给她。服务生还没过来擦桌子。“就算警察抓住他&#8212;&#8212;我觉得可能性不大&#8212;&#8212;他们又能拿他怎样？鼓浪屿毕竟不是敌占区，警察不用听日本宪兵队的。”


“没那么简单。”佩璐叹着气接过茶杯。“算了，喝茶吧，这种茶很快会变苦的。”


我又倒了一杯，抿上一口，已经略有苦味了。我突然向前探身，倚在桌边说，“我想我怀孕了。”


“什么？怎么会？”


我微微一笑，“我见过聿明，他派人来接的我。”


“天啦，安丽，为什么你都没告诉我？”


“军事机密。”我又笑了，“你知道，我本不该提怀孕的事，我还没有十足把握。”


“那有多少？”


“99.9%。”这个精确的数字让我发笑，这像是聿明说的话，99.9%，几乎算是个宝宝，又不能算个宝宝。我忍不住傻笑。


佩璐只是微笑摇头，“这并不好笑。”


也许不好笑吧，但另一个更好玩的念头浮现出来，“你能想象吗？”我迫不及待地说，“才一个晚上啊，我们就有了这个99.9%的宝宝。”


并非真的那么滑稽，不过笑的感染力比最滑稽的笑话更强大，甚至是&#8212;&#8212;也许，尤其是&#8212;&#8212;当谈话对象正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时。每一次她收起笑容，我就又抛出一个我和聿明约会时的细节，不知何故一切都变得很好笑&#8212;&#8212;阳台上的勤务兵小黄，我们拣僻静处往前走的情形，我们躲躲闪闪穿过树林的样子，我那身被雨水浸透的深色衣服，船长室里的鱼腥味。我一边讲和聿明见面的事，我们一边喝茶，几杯之后，我们的情绪渐渐好转，茶却越来越苦。


我们笑过后，在桌上留下茶钱离开，没有必要再讨论匕首或是佩璐丈夫手下的员工，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


人们会以为，像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这样的组织有能力快速有效地搜集和散播消息，但事实上，我们的小联盟经常在几近无序地运作。而且似乎每况愈下&#8212;&#8212;成员间争执不断，某些人，如郑惕和隐士甚至脱离组织，自立门户。闪电和蟋蟀抱怨说，厌倦了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受保护的小岛上表演街头剧，扬言要离开。他们想去厦门，在敌人的占领区开展活动。范昊甫肯定有同样的想法。有时候，能明显看出他对我们的街头剧失去了兴趣，来参加集会也只是走过场而已。可是每一次当闪电和蟋蟀提议转战敌占区时，他又总是摇头。“不行。”他不加解释地轻声否决。也许只是我的臆想，但我总感觉他在拒绝这些提议时，会飞快地扫我一眼。


无论如何，这个组织管理松散，其分崩离析是缓慢却不可避免的，当我从阿桂那里听到匕首被捕的消息，丝毫不觉得惊讶。阿桂和警察局马局长家的厨娘是老相识，所以她跟警局的关系，比我们联盟任何成员都要近。不过我并没有打算跟她打听，是她主动提起来的。


午饭后，我在厨房和阿梅玩翻绳，阿桂在收拾碗筷。


“看看这个。”她拿着一只脏饭碗，“这些米饭全浪费了。”她走过来把碗递给阿梅，“里面有几粒米？”


多好的一课，我想，既练习了数数，又进行了勤俭节约教育。只是我后来才发现，这一课并非针对阿梅，而是针对我。


“1、2、3。”阿梅一粒一粒数着剩下的米饭。


阿桂点点头。


“4、5、6，6粒米。”


“很好。”阿桂从阿梅手里拿过碗，“可是，好像有人觉得浪费6粒米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怕现在是打仗的时候。”


“不是我。”阿梅说，“一定是弟弟。”


阿桂拿着碗，跟阿梅说话时，眼睛却看向我，“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不一样。”她说，“你爸爸要打日本鬼子，我要为大家买菜烧饭。你妈妈要把你们照顾好。而你的责任是好好吃饭，快快长大，变得壮壮的。”


“那弟弟呢？”


“他的责任跟你一样。”阿桂把碗放进洗碗盆，转过身来说，“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头等大事，是生存。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责任。”


“生&#8212;&#8212;存？”阿梅迷惑地问。


“活下去。”我说。


阿梅跑开了，但阿桂的这一课并没结束。“马太太给我朋友说了件奇怪的事。”她一边说，一边冲洗盘子，挨个摞好，放在毛巾上。“她说有些好人家的年轻小姐在参加抗日集会，她们好像不在乎这样做会给家人带来危险。”她依然背对着我，双手有节奏地在洗碗水、清水和毛巾间忙碌。


“她怎么知道的？”


阿桂在腰间擦干手上的水，转过身来。她显得疑虑重重，欲言又止。“马太太知道，是因为她丈夫的手下在一场集会中抓了个年轻人。警察拷问了他6个小时。”她停下来，等我问她。我不问，她便自己说出了我想知道的事，“年轻人运气好，他们把他放了。那些小姐运气也好，这年轻人不知道她们的名字。”这一课上完了，但阿桂看我的眼神让我久久难忘。


***


“你说什么？”两天后，终于有机会见到佩璐，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说的话，“为什么要告诉你丈夫？”


“为什么不？他迟早会发现的。”


“那不一定。”


她的手指从一排书的顶部拂过去。佩璐家书房的一面墙全是书，有成百上千本。“我不会让一个敲诈勒索的人得逞。”她说着，转身面向我，“我告诉过你。那个卑鄙小人想要我用钱封住他的嘴。你觉得他对上司的妻子会遵守诺言吗？”


我生气地挥动双手，“随便他跟你丈夫说什么，你只消说他在撒谎，或是搞错了。你可以说那是个巧合，那个难民偷人家钱包时你碰巧在场。你怎么知道那是场街头演出？”


“不，安丽，不能放虎归山，它一定会伺机伤人。在这件事上，是咬我丈夫。我必须揭露他，我该担这个责任。”她走到窗边，“不管怎么说，别担心我，我很好。”她掀开酒红色的窗帘，透过窄缝往外望了望，然后放下窗帘。


她其实并不很好，这是显而易见的。前两天，她的保姆一直不让我进门，说是女主人“身体不适”。而现在，我们在这样一间书房里鬼鬼祟祟地见面，房门和窗帘紧闭，而且只亮着一盏灯。即便灯光这么昏暗，我依然能看出她双眼红肿。


“是我的错。”她对着紧闭的窗帘说，“是我把表演安排在那里，置他的工厂安全于不顾，哪个妻子会做这种事？”


一个爱国者，几天前我会这样回答她。一个忠诚的女儿，孝心驱使她为父亲报仇。即便在我心里，这些话老套而书呆子气，过于简单。我环顾四周……从海量藏书到扶手椅，再到书桌。书桌上有很多物什&#8212;&#8212;一个漆盒，一沓文件上压着镇纸，家庭合影，还有佩璐父亲的相片，相框上悬挂着悼念的丝带。我看着佩璐的背影，看着她颓丧下垂的双肩。我能说什么？


“你一直是个好妻子。”最后我开口道，“一个好母亲。”


她深吸了口气，带着一抹自嘲的笑。“那么，”她转身扬头看着我，“你确定有身孕了吗？”


“99.9%确定。”


她几乎笑了出来，“你肯定想要我打开窗帘。”


“嗯，确实感觉像被锁在樟木柜子里，而且没有樟脑丸的甜香。要不把窗子也开条缝吧。”


她扬起眉毛，“别太贪心了。”她说着伸手将窗帘拉开一半。


后来，在回家路上，我想起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聊到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经过这些事之后，也许是该暂时放下，重新掂量掂量了。


天色已暗，一个个拉长的影子落在巷子里，光明和黑暗如影随形。一面墙上方的浮雕图案重复着向前延伸。这个街区围墙高耸，大门隐蔽。经过一位老同学的家时，我看到一个妇人坐在大门前的石阶上给孩子喂奶，母子俩几乎完全被暗影遮蔽了。在他们头上，金黄的灯光笼罩着图案精美的石柱和拱门。亮着灯的漂亮大门，形状像往昔的御用蛋杯，和阴影中正在哺乳的女人形成鲜明对比。我从包里翻出些零钱，放进她面前的碗里，而后匆匆经过另一扇同样漂亮但略为低调的大门，转进一条店铺和普通公寓林立的小巷。


一只乌鸦跳到我前面停下来。“叱！”我挥双手呵斥，“叱！叱！”乌鸦展翅飞到不远处的低矮树枝上，冲我不停聒噪，直到我走远。我在做什么，我暗忖着，将又一个孩子带到这个悲伤、愤怒的世界吗？

1940年

<h2>21</h2>

纵然危险四伏，食物短缺，聿明又久未归家，我怀孕的消息还是让母亲和婆婆欢欣不已。这个孩子，此时不过是生命的一滴小露珠，性别也早已注定，我仍然感觉到家人在默默祈祷这是个男孩。可不，即便我这个出生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女性，依然希望能多一个男孩来延续两个家族的血脉。如若不然，一切重担都将落在阿州身上，他会是韩家聿明这一脉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子嗣，况且他曾被正式过继给我母亲，所以也将是刘家唯一的子嗣。


母亲极疼爱阿州，她陪他玩手指游戏，纵容他在自己床上爬。他们一起念诵阿-弥-陀-佛，所以阿州自打会喊妈妈起，也就差不多会念诵佛经了。阿桂、素莉和祥妹都很喜欢他，成天到晚小少爷这般，小少爷那般。她们唯一不会给他的&#8212;&#8212;遵照母亲的吩咐&#8212;&#8212;是肉。但凡有肉，她们就都留给我，为了肚里这个孩子。没人注意的时候，我会在袖子里藏一块，带阿州到外面去吃，免得他咂嘴的声音被听见。一个正当好胃口的孩子，应该生活在富足年代才对啊。


阿桂竭尽所能补充储藏室的食物和大米，几乎每天她都能带回些水果和蔬菜，偶尔还会有一把海鱼、几个牡蛎或螃蟹。多亏素莉和羊倌的关系，我们总有足够的羊奶。但很少有肉。母亲似乎并不在意。自20多年前皈依天后妈祖，她就没再吃过肉。在她看来，豆腐和蔬菜就挺好，肉是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而天后宝诞将近，这可是让她牵肠挂肚的事。


天后妈祖是福建省沿海最受爱戴的神祇，也是母亲供奉的恩人。在我出生之前，母亲曾发愿，如果妈祖能保佑我父亲在台风中幸免于难，她便五年不沾荤腥。还有一次，她怀孕发起高烧，遂又向天后娘娘祈求，愿意终生不碰肉食，只求妈祖护佑未出世的孩子，也就是我。有一次，我惹恼了母亲，她对我说，悔不该当初只求妈祖救孩子一命，还该求妈祖赐个男孩。之后很多年我一直以为，由于母亲的过错，让我成为女儿身。


妈祖宝诞一周前，鬼精灵的阿桂说服羊倌的娘卖给她一只活鸡。白天她把鸡放在穿堂里，它一叫唤就给它喂食；晚上，她让鸡睡在自己房间。此时有一只鸡对我们来说已经再好不过，但阿桂不满于此。否则她不会让阿汾到我们庭院里来，因为某天早晨，我看见他在那儿懒洋洋靠着我家的檀香树。


我一开门，他便直起身，侧腰撅臀，拄着手杖忸怩作态，脚上穿着一双女里女气的皮鞋，黑白相间的鞋尖点着地。他脸颊胖了些，但那鸡脖子依然细瘦。“我专程先来贵府，弟妹。”他满嘴谎话。“人人都知道贵府对妈祖最虔诚。遗憾的是，”他做作地皱起眉头，“由于我们如今遭受的恶业……”


“你不用对我说这些装模作样的漂亮话，阿汾。直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要多少钱。”


他的脸抽动了一下。“我的主顾很多。”他眯起眼睛，“老主顾们都对我感激不尽。”他边说边往后退。


滚吧，滚蛋，我心想。去卖给那些不在乎你的肮脏交易的人，卖给那些不在乎你跟日本倭寇称兄道弟的人。


阿桂清了清喉咙，递给我一个眼色。她想买他的东西，母亲也想。如果我不立即修复已经被我毁坏的关系，这位大伯子肯定要变本加厉把本已极高的价格翻上两三倍。


“我看得出来，大哥，人们为何这样追捧你。”我观察他的脸色，并没有因为我夸张的语调而感觉受辱的迹象。“只有你这么机灵的人才能弄到别人不可能找到的食物。”我该说机智，而不是机灵，但我实在勉强不来。“刚才我可能唐突了。我只是想早点把事办完，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


“哦，当然。我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他舔着嘴唇，“要不是我，不知道多少人会饿死。他们在家里，坐等我的食物上门呢。”他身上的白西装和马夹是皮条客和赌棍的标准打扮，不过这些日子他实在无须赌钱，贿赂和走私赚的油水足够让他从梦里笑醒了。“重要的是，”他转动着手杖说，“关系。而我正好交游广阔。商会根本不懂如何跟厦门当局谈判。”他嗤笑着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木然地看着他，懒得再微笑点头。


“好吧。”他总算说到正题了，“你们需要什么？”


我让阿桂跟他说，她报出一长串我们想要的东西：大虾、莲藕、胡萝卜、洋葱和荷兰豆。不需要鸡，阿桂得意地补充，我们已经有了。我们讨价还价一番，同意最终价格由到货的质量来定。


第二天破晓，替阿汾送货的小工就到了。食材都不错，只有香葱是蔫的，我们压下来一点价。


小工们一走，我看着这些食物满心欢喜&#8212;&#8212;橙黄色的胡萝卜、新鲜碧绿的荷兰豆、大虾、莲藕、洋葱。我跟酱菜厂门口那些把传单扔到地上，奔涌着去领大米的难民并无区别。但我不在乎。我拿起一根豆荚，用大拇指触摸里面包裹的小豆子。“还记得以前乘渡船去厦门吗？”我问，“我们带着好多鸡蛋、米糕和饼干，在妈祖庙供奉。”


素莉拍着湿漉漉的手说，“我记得有木偶戏和烟花。”


阿桂冲素莉晃着一根香葱，“要是可以的话，这只小呆鹅会在那儿看一整夜烟花。”


“我喜欢看啊。”素莉捧着正在清洗的芒果，像个正要上供的信徒，“像花儿一样的烟火，太美了。”她闭上眼睛，嗅嗅芒果，“像硕大的牡丹和菊花，嘭。”又把芒果放回篮子，皱起眉头，“现在全毁了。我再也不看烟花了，它们听起来和炸弹一样。”


“当然要看。”我说，“等这一切结束……”


“不，不会结束的。”她坚持。


“素莉……”我该怎么说服她？总有一天，这场战争会成为回忆，我们会回到从前的日子，我们会忘记鞭炮像枪声，炸弹如烟花。会吗？


之后，食物准备妥当，我们在妈祖像前搭起一排桌子，铺上白色台布，摆好食物和调料。母亲和婆婆出来祷告。我带阿梅和阿州上楼，到我床上打个盹，毕竟，这是天后的盛宴，在大快朵颐之前，该留出足够的时间以表达对神明的敬意。孩子们不愿意安静下来，我只好把脚搭在他们身上，阻止他们乱动，然后才合眼睡去。


一觉醒来，阿州不见了，我的一只脚原本搭在他身上，现在脚下只有小枕头。我从阿梅身上抬起另一只脚，跳下床。


我们很快找到了阿州。天后供桌上凌乱不堪，一只油腻腻的小手从桌布下面露出来，手里紧抓着一根鸡骨头。阿桂掀起桌布，阿州正躺在下面酣睡，小肚子鼓得像个皮球。周围全是没吃完的米糕、骨头和虾尾，油渍和调料糊了他一脸。


阿梅气鼓鼓地喊：“坏孩子！”又看看乐不可支的我们，自己咯咯地笑了，甜甜地加上一句，“他真是个淘气的弟弟。”


“好吧。”母亲说，“想必妈祖已经用过了。”


“毫无疑问。”我附和道，心想若是换作其他任何一个人这样亵渎了供桌，母亲可不会如此轻饶。


“他没碰米饭。”素莉边清理桌子边说。


婆婆点点头，“老虎怎么可能吃米饭和豆腐。”


“说得没错。”母亲说道，“以后就让他吃肉吧。”


***


那是阿州最后一次糟蹋飨宴的机会。冬天慢慢过去，食物越来越稀缺。阿桂每次带回一个橘子、一粒鸭蛋、一小块肉，都能令大家难得地欢呼雀跃。但无论如何，我肚里的胎儿在快速成长。如果能足月临盆的话，他将在龙年出生，和我一样&#8212;&#8212;在我24岁生日的两个月后，比我小两轮。尽管龙主日出，我还是希望在这个龙年，大吉大利的是中国，而不是飘着太阳旗的日本。


聿明从游击战训练营寄来的信很乐观。他讲述了我国空军配备的新式苏联战机，比日寇大部分飞机的性能更优越。甚至这个季节都让他高兴。冬天是我们的朋友，他写道，重庆雾气浓重，不到春分时节，敌人无法实施空袭。受训前他已经获得晋升，受训后又再次得到提拔。


他现在是国军上尉了，我想，应该有权决定行军的地点和时机，他一定有办法派人来带我去见他。与此同时，我练习书法，陪伴孩子们。晴朗的日子里，我给他们穿上棉袄，和婆婆一起带他们去皓月园或毓园。我每天做饭、读书。有时岛上会放电影&#8212;&#8212;一般是外国电影，因为大部分中国电影公司都关闭了。婆婆和我看过《陈查理在檀香山》，很有趣，但没法和我最喜欢的中国电影《新女性》相提并论。


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又开了几次会，但大家的热情褪去了很多。范昊甫、闪电和蟋蟀这三个核心成员似乎都已经对此失去了兴致。


我没有告诉魏先生我参与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的事。那年冬天，每回拜访他时，我们就谈论前方传来的捷报&#8212;&#8212;我军夺回日军占据的开封要塞，战士们毁坏桥梁，切断通信线路。这些小胜利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一天，当阜阳战役获胜的消息传来时，魏先生特别高兴。“我们要将日寇彻底打垮。”他大呼。他身后灰茫茫的大海里依然泊着战舰，但我们不再去数有多少只。“日寇也许会赢得几场战役，但我们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点头称是。最终获胜的结果对老人是个安慰，是一位历史学家对胜利的长远观点。个中苦乐无从估量。


魏先生在窗前踱步，蓝色长袍飘摆，他双手背在身后，念出曾试图攻占中国的侵略者，从茹毛饮血的古时北方部落开始，顺着时间长河，列出所有在他看来无一不是被赶走或被同化的侵略者&#8212;&#8212;吐蕃人、突厥人、东胡人。当他说到元代时，我表示反对，蒙古人统治整个或部分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把他们当成被同化的侵略者，我不大认同。


“不好意思。”他说，“我话太多。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小学童了。”他把我的茶杯斟满，拿起一本期刊。“看过这个没？”这是重新发行的“外国出版报刊”《中国苏格兰时报》的文艺副刊。我纳闷在其名下注册了这份报纸的那个苏格兰生意人，他是否像人们说的那样丑，他怎么能做到像流氓一样无所事事却领着丰厚的薪水。


“没有，我还没看过这期。”我接过来扫了眼目录，便看到魏先生的笔名。“先生，您不觉得该另取个笔名吗？人人都知道这是您。”


他起身去厨房，“说说你的看法。”


他的诗表面上是关于一个老人多年来信守对妻子的爱情和忠贞，但当前情形下，读者会自然理解为一个爱国者对祖国坚定不移的情感。魏先生的遣词用句一如既往地精妙准确。


“太棒了！”他回来时我说，“非常感人。”


“不，不，这并无新意。来，吃点东西。”他递给我一个包子。


早孕反应已经过去了，一看见食物，我的胃就咕咕欢唱。“不了，谢谢先生。”我还是客套了一番。


“一口就没了。”


“请留给师奶吧。”


师奶从门口朝我招招手，“吃吧。”她说，“还多着呢。”


我们吃着包子，魏先生拿起文艺副刊，“郑惕也有首诗发表在这期。”他翻到那一页，“写得很不凡。”


他把期刊递给我，探身坐在椅子边沿等我读完，“说说看，你怎么想？”


我正要回答，就看到作者本人闯进房间。


“老师。”郑惕叫道，看见我又停下来，半扬起手打了招呼，旋即坐进椅子，无精打采地靠着，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他头发乱蓬蓬的，像没有梳洗过，西式粗花呢夹克下的衬衫皱皱巴巴，领口敞开着。他甚至没有假意推辞一下，就接过师奶递来的热气腾腾的包子，放在旁边桌上晾凉，又径自拿出一支烟。这怎么可能，我暗忖，如此粗野之人，竟能写出那样优雅的诗句？


“我喜欢你写的诗。”我指着桌上的文艺副刊说。


“有点情调，是吧？”他划亮一根火柴，点燃烟深吸一口，把头向后仰去，吐出大大的烟圈。


“我不会用情调形容这首诗，它比情调深刻得多。”


“哼。”


他铁了心要找别扭，即便是他自己的诗，而正如魏先生所说，这诗非常不凡。郑惕在诗里打造的境界很生动&#8212;&#8212;远处湖岸亭台里的赤柱和飞檐，柳枝垂向湖面，繁茂的柳叶投影在明镜般的湖水里。一对年轻恋人租来小船，在湖上泛舟，他有节奏地划着桨，她翠绿的发带飞扬。郑惕总有办法将人领入他的爱恨情仇中：飞机，在亭台的飞檐下看上去那么微小，那么无关紧要。但下一刻，鲜红的血溅上朱红的梁柱，炸弹的碎片在冰冷湖水里嘶嘶作响。当读到刻有帝王诗词的石碑碎裂时，读者不禁会随作者一起为敌人的暴戾而怒吼。


郑惕瞪了会儿烟头，将烟灰掸进一个碗里。“投降派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他生气地说，又咂了口烟，吐出一团烟雾，“从军的号令在哪里？抗日的号角呢？”


“那不是你的风格，小惕。”魏先生说。


“不是我的风格！”郑惕嚷嚷着，跳起来将剩下的半支烟扔进碗里。“看到了吧？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只有一个懦弱软骨头的风格，只会用思想和哲学来抗争。”


“恰恰相反，你所写的一切都是勇气的证明。告诉我，小惕，你有多少次曾冒着生命危险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作品？”魏先生拾起文艺副刊，“你的作品弘扬了人文价值、理性和个性独立。”


郑惕转向窗户，往窗框上撞着脑袋，“思想启蒙的时代过去了。”他猛地转身说道，“现在唯有战斗。”


魏先生拉住他的手肘，“你在烦恼什么，小惕？”


郑惕挣开手，从碗里捡起那半支烟，吹着烟头的火星，“我是只软弱的虫子。”他哑着嗓子说，“当安进和范昊甫在杀虎取胆时，我却缩在家里，写着唯美诗歌和无用的戏剧。”


“什么意思，杀虎……”


“当然是打日本人。为中国抛头颅洒热血。”他把烟塞进嘴里，狠吸一口使它重新燃起来。“他们的兄弟却像条吓坏的蜥蜴，躲在这个外国人保护的小岛上。”他又把烟扔回碗里，抱着膝盖呜咽起来。


“你是说他们参军了？”我问道。


他抬起头给了我一个警告的眼神，又颓丧下去。


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我想，不对，我们没有做任何可称为之“杀虎取胆”的事。我出神地看着他那脏兮兮的头顶。房间里充斥着他夸大的情绪。他到底在说什么？范昊甫和郑惕另一个朋友所选的那条更英勇的路到底是什么？


突然他跳起来，“抵抗。反抗。斗争。”他大喊道，向空中挥舞拳头。“抵抗。”他重复地喊，“反……”又摇摇头陷进椅子里。“根本没用，我做不到。看见没？我最深的情感，却无法表达。”他呜咽抽噎着，不理会满脸的眼泪鼻涕。


“拿着。”我赶紧走过去把手帕递给他。


他接过去擦擦鼻子，没看我一眼，也没道谢。


我抱着手臂瞪向他，“现实点。”我说，“公鸡能产奶吗？山羊会打鸣吗？”很笨拙的隐喻，会令郑惕这样的著名作家贻笑大方。但我不管，我继续斥责道，“我们谁也改变不了自己。魏先生永远不能重返青春，我永远不能成为战斗英雄，而你，郑先生，你永远不能变成你认为应该变成的那种人。”


他盯着我，手帕就在手上，他却用袖子去揩鼻涕。然后他转过头去，脸上难过的表情让我后悔刚刚说过的话&#8212;&#8212;我那些现实又无望的“永远不能”。


房间里只剩长久的沉默。“我该走了。”我说。


魏先生站起来，我挥手告别后，他扭头回到郑惕身旁，让师奶送我出门。


一出门，我就抖抖手臂，试图摆脱郑惕和我炮制出的那些沮丧感和闹剧一样的情绪。郑惕想要的太多了，这就是他的问题。即使明天日本鬼子统统被赶到海里去，他依然不会满意。不，他会希望自己是运筹帷幄的军师或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有什么毛病啊？也不照照镜子。


范昊甫又是怎么回事？我停下脚步回望魏先生的房子，饱经沧桑的小屋一如往常静立在灰色的大海边。范昊甫去了哪里？他在策划着什么伟大而艰险的事业？


而我为什么总是被落下？


&#160;

22


第二天早晨，起雾了。我沿着海边散步，沙滩上的人一个个沉默地从迷雾中走出来，然后又悄无声息地融入白色的雾气中，独留我再次沉浸在属于自己的小小白色世界里。起初，我感觉非常平静，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能听到海浪的拍击声和海鸥含混的叫声。不过，前后左右总是白茫茫一片，我很快就开始觉得厌倦了，感觉自己像盲人一样陷入了未知的迷雾中。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范昊甫就这样消失了呢？除了郑惕，他一个字也没……对我们说。我本来以为……唉，想什么呢？他对我没有任何义务。可是……我踢着脚下的沙子，慢慢朝大海走去。突然间，我很想去看看海浪，看到些东西。浪花的颜色和雾气一样，也是白色，不停地涌上来。飞起的浪花溅到我脚上，我急忙跳开。像今天这么大的雾，去渔船上跟聿明见面再合适不过了。


四月份天气渐暖，雾气一早就散去了。桃树和李树的绿芽越长越大，地上到处散落着粉色和白色的花瓣，孩子们用脚踢着它们，捧起来朝彼此的头发上抛去。阿州已经能走路了，他会摇摇摆摆地跟在姐姐后面。他开始牙牙学语，每个人都觉得很惊讶，他竟然掌握了那么多词汇。至于我嘛，现在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聿明知道我的情况。他也一定知道，如果再不来接我，我很快就没办法从海边的悬崖爬下爬上了。


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我的肚子沉甸甸的，脚踝肿了起来。我想活动一下脚趾时，发现小腿也变得不听使唤。我睁着眼睛地躺在床上，担心聿明会喜欢上别的女人。那个女人比我个子高，皮肤白皙透明，长着一张完美的瓜子脸。她个性柔顺，是个无可挑剔的传统女人。在其他失眠的夜里，她又会变成一个崇尚自由的女性，受过大学教育，眼界开阔。


肚子里的宝宝像块活动的石头，向下压迫我的膀胱，向上顶到我的横膈膜，向后挤到我的脊椎。每次我快要睡着时，身上这里或那里的疼痛又让我醒来。难怪我脑子里会冒出那么多疯狂的想法，接二连三，层出不穷。其中最最糟糕的，就是我有可能变成聿明父亲的正室西瓜头，自从二太太进门后，大太太就失去了聿明父亲的欢心，而阿州也会像阿汾一样失去父亲的疼爱。白天，我会觉得这种想法是无稽之谈，可夜晚总是如期而至……


就在我几乎放弃了见到聿明的希望时，四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小黄出现在我的阳台上。我听到敲门声，打开法式落地窗。这次，外面没有下雨。


“等一下，小黄。”我说，“我想带上儿子。”聿明需要见见儿子。


“韩上尉没有交代带小孩的事，太太。”


“没关系的。我丈夫看见儿子会很高兴。”


我把小黄一个人留在阳台上，自己匆匆跑到儿童房。“一定不能出声哦。”我低声说，“要乖乖按妈妈说的做。”阿州郑重地点点头。他爬起身，伸出两只胳膊。“不用担心。”我对已经下地的祥妹小声说，“我们天亮前就回来。过来。”我抓起阿州的短裤及吊裤带递给她。“帮我给他穿衣服。快点。”我把阿州的衬衫从头上套了下去，小手塞进袖子里。祥妹帮阿州穿袜子，我扣好他的凉鞋。“什么也不要对别人说。”我警告她，“回去睡觉吧。”


小黄一脸不快。“太太，”他说，“上尉会发火的。”


“有什么事我来担着。”我说。


他看起来还是不太情愿。


“过来，”我说，“我把他绑在你背上。我们最好下楼从后门出去。”


他勉强同意了。


小黄这次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我们在黑暗的街巷间穿行，经由一条平缓的坡道走到另一处海滩。虽然这次不用从岸崖爬下去，可我的脚步还是有些不稳。我看不见自己的脚，沉重的肚子让我很难保持平衡。登上小船后，小黄把背后的阿州解了下来，我把他放在两膝之间。“你现在要做个乖孩子。”我提醒他，“别害怕。我们要去见你的父亲。你还记得要怎么问候父亲吗？”


“记得。”阿州用稚嫩的童音严肃地回答。


我让阿州坐在身边，练习等下问候父亲的话。然后，我握住他的手，一起盯着外面的黑夜，直到驶近大帆船。和上次一样，有人为我们亮起一盏灯。船夫让小船紧贴住大帆船停了下来，大船上的两个男人伸手过来拉我。我回头看了一眼小黄，他正把阿州往背后绑，阿州瞪着一双圆溜溜的黑眼睛从他肩后探出头来。真是个勇敢的小男孩，我心想，还不到两岁孩子啊。


登上甲板后，小黄把阿州交给我。船长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我还记得他的声音。然后聿明拉着我的手臂，带我穿过湿滑的甲板，走到甲板室。门关上了，聿明点亮一支蜡烛。他转身面对我们时，烛光映出一个黑色的身影，我能感觉到怀里阿州的小心脏怦怦直跳。


“我告诉过你，不要带他来。”聿明的声音很柔和，却有着明显的怒意，“可你就是不听，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我想你应该知道，小黄违抗命令，我一定要惩罚他。”


阿州哆嗦了一下。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用同样不快的口吻对聿明说，“难道你就这样欢迎妻儿吗？这可是你和儿子第一次见面。”


聿明用力抿紧双唇，“我告诉过你，太危险了。我最在乎的是你和他的安全。”


“我知道。”我把阿州放下来。“去向父亲问好。”我说。阿州深深鞠了一躬，按照儿子拜见父亲的规矩问候聿明。


聿明愣了一下，然后依照长辈对孩子的规矩接受了阿州的问候。看着阿州努力站稳脚步，我心想，他一定像其他孩子一样崇拜自己的父亲。可怜的阿州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是个一身戎装的军官，怎么会想到竟然是眼前这个穿着宽松渔民衣服，满脸怒容的人。无论阿州心里想着什么，此时他镇定地站在父亲面前，像个等待接受命令的小战士。


“你多大了，小家伙？”


阿州竖起两根手指，我们习惯孩子一出生就算一岁。“两岁半。”他说。


“让爸爸看看你数手指。”我说道。


阿州把小手举到面前，小心地攥住手指，只竖起一根食指。“1。”他声音清晰地数着。他又伸出中指数道“2。”然后，他小心翼翼地弯起食指，压在大拇指下面，伸出另外三根手指。“3，4，5。”他一边飞快地数着一边依次伸出五根手指。


“很好。”聿明说，“下次你要学会用国语数数。”


“他绝对可以。”我说着抱起阿州。聿明根本没有概念，像阿州这么大的孩子，能够说一些词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更别说能够数到五。不过，即便聿明清楚其他同龄孩子的能力，他对儿子也会有更高的期望。


“我想让你看看他。”我说，“也希望他能见见自己的父亲。”这时船遇到了海浪，我踉跄了一下。


聿明伸手扶住我，阿州以为爸爸想看看他，于是向聿明伸出双手。


“来吧。你抱抱他。”我说，“他想要爸爸。”


聿明伸手抱起阿州，阿州的双腿立刻夹在父亲腰间。


我笑了起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看看他。他周围全是女人，可他刚见你第一面，就敢直接跳进你怀里。”


“我知道，我知道。”聿明把阿州抱到蜡烛旁，借着烛光看清儿子。“你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我们的儿子有多勇敢。嗯，”他微笑地看着儿子说，“你一点儿也不怕父亲。”他仔细端详着阿州的五官，阿州眼睛眨也不眨地回看他。“你没告诉我，他长得酷似我的父亲和祖父。”


“他长得像你的父亲，也像我的父亲。”


船开始剧烈地摇晃，为了保持平衡，我微微屈膝降低重心，腹中胎儿的压迫感比在陆地上更让人难受。


“你应该坐下来。”聿明说。他把阿州放在船长的床铺上，帮我脱下外套，挂到挂钩上。我解开阿州的凉鞋，顺便也脱掉自己的鞋子。“越早学习国语对他越好。”聿明说。


“他已经熟悉了国语的发音。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我用国语朗读古典名著给他听，他听得聚精会神？”


聿明坐在我们旁边解开鞋带。“过不了多久，”他把鞋整齐地摆放在阿州和我的鞋旁边，“你就可以开始教他认识简单的汉字和握笔写字了。”


“是啊。”我回答，其实阿州离写字还早着呢。连他姐姐现在也只认得几个简单的部首。不过我已经开始想象阿州能够自己写信给父亲的情景。等他掌握了足够多的基本笔画，我可以写一两个短句让他临摹。我低头看了一眼未来的小小读书郎。他坐得笔直，眼睛却已经合上了。“阿州。”我轻声叫他。阿州叹了口气，依偎在我身上。


“让他睡吧。他还是个孩子。”聿明站了起来，“我母亲好吗？”


我让阿州平躺在床尾。“她很好。”


“你的母亲和阿梅呢？”


我让他放心，家里每个人都很好。自从他走后，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好说的，只是跟以前一样过日子罢了。其他我想告诉他的事，在给他的信里已经写过了。也许他可以给我讲讲打仗的事情，不过我没开口问他。和很多妻子一样，我对自家大门外面的世界没有太多好奇心，能够窝在这个随海浪起伏的小小空间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们现在是幸福的一家人，如同挂在墙上的全家福或者生活在渔船上的打渔人家。丈夫和妻子，儿子和未出生的孩子，小小甲板室里的一家人。


我把手伸给他，他扶我站了起来。“你身上真好闻。”我凑过去闻了闻他的颈窝，“我熟悉你身上的味道。”


“我今天下午刚洗过澡。”


“你闻起来还是你自己的味道。”


他伸出手臂搂住我，笑了起来，“有时候，安丽，你真让人恼火。”


“是你自己要娶我的，不是吗？”我的手慢慢滑进他的衬衫下面。


“我没有别的选择。”


“才不是呢，才不是呢。你一直暗恋我。”


他又笑了起来，扶我坐到床上。“那个像假小子的小女孩，总是喜欢跟男孩子赛跑和打架。”


我拉着他坐到我身旁。“我亲爱的郎君，你的记忆欺骗了你。你说的一定是别人。”


那天夜里我和聿明彼此开着玩笑，依偎在一起说着悄悄话。阿州醒来时，我看到他两眼看着我们，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看看我们吧，我的儿子，我在心中说道，看看你的父母吧，看看我们在一起是多么幸福。


&#160;

23


三周后，阿豆出生了。他有着完美的小手指和小脚趾，肉嘟嘟的红嘴唇，奶油色的小脸蛋，乌溜溜的大眼睛。我把他抱起来时，感觉他的小身体和我的身体那么契合，似乎融为了一体。也许有人会说，我这么宠溺他是因为他那么弱小，无声无息地降生到这个世界。接生婆用力打了一下他的屁股，他也只是继续无声地喘息着，接生婆用一根吸管探进他的喉咙，吸出了一些黏液，他才发出了声音。


我不这么看。我不喜欢柔弱。如果要我来解释的话，我这么喜爱阿豆是因为他感情丰富。而且，好吧，我承认，因为他特别粘我。他只有饿的时候才要奶妈，一旦吃饱，就又要我来抱他。坐月子的这段时间，我轻轻摇着他，唱歌给他听，对前两个孩子我从没花过这么多心思。阿豆满月后，我仍然常常把他抱在怀里，给他唱歌和讲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神奇虎头鞋，最近常常发生的老虎扰民事件，让我想起了这个故事。


“从前，”我坐在一张旧木摇椅上轻轻摇动，“有一个小男孩，他的妈妈很早就去世了。小男孩非常想念妈妈，每天会在妈妈的画像前坐上好几个小时，一直望着妈妈。有一天，小男孩的妈妈从画里走了出来，坐在一张小凳子上，开始给小男孩缝制一双鞋子。天黑前，她又跳进画里。每天她都从画里出来做鞋子。鞋子上绣的是一头老虎，有着小小的耳朵和绿色的眼睛。等到鞋子做好后，小男孩把鞋套在脚上，不大不小刚刚好。”


我搔了下阿豆的小脚，他缩起脚趾，张开嘴巴，却没有发出咯咯的笑声。


“一天，有个大官看着眼热，从小男孩家里抢走了画像，小男孩的妈妈从此不见了。小男孩找啊找啊，终于在深山里找到了和仙女们住在一起的妈妈。妈妈告诉小男孩，必须照她的话去做，她才能变回人形。“回家穿上你的虎头鞋，”妈妈说，“去大官家里找到那张画像。只要虎头鞋一出现，我就可以从画里下来了。”小男孩按照妈妈说的话去做，结果真的跟妈妈说的一样。可是，当小男孩和妈妈想要离开时……”我挥了下手臂，阿豆的眼睛紧张地转动着。“……那个大官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时，小男孩的鞋子突然飞了出去，变成两只猛虎，直扑那个大官。”


我低吼着，不停地搔着阿豆的小脚丫，阿豆放声大哭，我赶紧把他抱到怀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虎头鞋的故事&#8212;&#8212;神鞋，猛虎。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喜欢老虎，它们漂亮而勇猛，象征着危险。我喜欢的是想象中的老虎，神话中的老虎。可是，真实世界的老虎完全是另一码事&#8212;&#8212;两三米长的身躯，一百五十公斤的体重，一张能咬断脖子的血盆大口，一天要吃掉三十斤肉的胃口。


福建省境内有几千只老虎，幸运的是，它们通常都出没于深山和沿海的洞穴里，捕食鹿、鱼、野猪和牲畜为生。偶尔会有倒霉的农民或牧羊人不幸落入虎口，但大多数时候老虎还是远离人类的，于是人类可以继续叶公好‘虎’，不用时刻提防它们。


不过最近情况有所变化。老虎先是咬死一个农民，接着又吃掉了一个孩子。就在我给阿豆讲了虎头鞋故事的几个星期后，老虎吃掉了一个在厦门岛前哨站岗的日本兵。


“老虎为什么要游过海峡去厦门岛呢？”发生老虎袭击日本兵事件的几天后，我不解地问。我和母亲在她的房间，等着茶泡好。


“肚子饿。”母亲说。答案显而易见。“日本人烧毁我们的田地，抢走我们的大米，吃掉我们的牲口。大家能有什么法子呢？只好钻进深山寻找野味填饱肚子。老虎又能有什么法子呢？它们的食物被人吃光了，只好跑出来觅食。”母亲揉了揉肿胀的关节。食物短缺加重了她的关节炎，她现在还是很富态，不过由于缺乏运动和营养不良，她的皮肤和肌肉变得松垮垮的。“你忘记老虎很擅长游泳了吗？”她问。


我摇了摇头，往她的杯子倒了一点茶。“您的茶好了。”我说。想到外面有一群饥饿的老虎，我就开始感到紧张。除了老虎，让我紧张的还有第一次去日据区的事。明天我和佩璐要坐船去厦门市看电影《乱世佳人》。如果为了一部普通的电影，我们绝不会去日占区，可是所有人都在谈论彩色电影《乱世佳人》，它是1940年最热门的影片。随着上海电影业的衰落，我们最近看的片子全部是好莱坞电影，像《巴黎蜜月》和《我心不老》。《乱世佳人》据说要好看十倍。可惜这部电影不在鼓浪屿上映。阿玲和琪琪姐妹俩已经看过两次了。她们说，只要带上良民证和几包好彩牌香烟，从厦门回来根本没问题，还有，千万别忘记向卫兵毕恭毕敬地鞠躬。


我一直盼着能和佩璐去外面聚聚。自从她向丈夫承认参与了酱菜厂前的街头剧表演后，她几乎很少再出门。我相信她不会告诉她丈夫我也参加了，不过他肯定会疑心。


我给自己倒了杯茶，双手捧着温暖的杯子。“您今天觉得关节炎怎么样？”我把话题从吃人的老虎转开。


母亲揉了揉膝盖说，“还是老样子。”


第二天早晨，素莉一看见我就讲起老虎的新闻。“哦，少奶奶。厦门岛现在有两只老虎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昨天晚上，老虎咬死了一个农妇。她去屋子外面上厕所。哦，少奶奶，您千万不要去厦门。”


“老虎不会进城的，素莉。不用担心。”


我转身走开，她跟着我走进儿童房，“那个农民有枪。他开枪打死了母老虎。”


我抱起阿豆，伸直胳膊举着他，这样我们可以看清对方。


素莉走到我的另一边，清了清嗓子。显然她还有话想对我说。


“还有什么事？”


“哦，少奶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什么事？”


“那个农民的运气太坏了。日本兵听到枪响，跑了过来。他们不仅夺走他的枪，还用枪揍他。然后，日本兵把死老虎抬走吃掉，但他们不让任何人为那个可怜的女人收尸。实在太可怕了，少奶奶。他们拿尸体当诱饵，吸引另一头老虎回来。”


“野蛮人！”我说着把脸转开，不想让阿豆看到我的脸色。


***


《乱世佳人》绝对值得我们来这一趟。不算幕间休息，电影总共演了四个小时。散场后，我和佩璐从等着看夜场的队伍中间挤了过去，我还在为电影中的场景震撼不已，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们走到路边，开始沿着大街往下走，郝思嘉的脸和塔拉庄园的画面不断浮现在道路两旁灰色的建筑物上。与我们刚刚在电影中看到的亚特兰大市大火相比，眼前的绯红色落日显得暗淡无光。


霓虹灯次第亮了起来。粉香馆，如意鹅餐厅。我们闻到一股汽油的味道，接着身后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于是赶紧跳到人行道上。只是一辆卡车而已，但我们很久没见过卡车了，我们一直住在受保护的小岛上，早在鼓浪屿成为外国人经商和生活的天堂之前，当地人已经让这座小岛成为所有车辆的禁地。


厦门看起来跟过去有些不同。几个年轻人吵吵闹闹地从我们身边挤了过去，我本能地将他们的粗鲁举止归咎于日本人的入侵。他们连跑带跳地朝路边一个小摊走去，摊主正在小炭炉上炸蒜香花生米。一个年轻人伸手抓起一把还在咝咝作响的花生。他被烫得尖叫起来，原地转着圈，双手交替接住花生。“干你娘。”小贩挥着拳头冲年轻人吼道。年轻人做了个猥亵的手势，然后把一颗花生抛向空中，再用嘴接住。


“天快黑了。”佩璐说，“应该叫辆三轮车或者人力车。”我们已经走过半条街，现在电影院前面挤满了等着叫车的人。


“那里。”我指着小巷路边的一辆三轮车。


“在夜总会门口呀。”


“那又怎样？我们又不进去。”


我们朝凤凰于飞夜总会走去，刚走到一半，两个日本船员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们钻进三轮车扬长而去。“倒霉。”佩璐转身要往回走。


“等一下。又来了一辆。”我抓住她的手一起朝前面跑去，跟一个酒吧女郎和一个醉醺醺的日本船员擦肩而过。三轮车停在夜总会门口，车上的乘客探身出来付车费，三轮车另一侧，一双穿着丝袜和高跟鞋的脚伸了出来，踩上人行道。“三轮车。”我喊着跑向三轮车，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下了车，一身米白色西装，头戴同色帽子。他站直身体后用手扶了一下帽檐。我刚好和他打个照面，就在这一瞬间，我看清眼前这人正是范昊甫。他转身搂住女伴的肩膀，两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夜总会。


“那不是蟋蟀吗？”佩璐问，“虽然化着浓妆，不过看起来像她。”


我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爬进三轮车坐到她旁边。“蟋蟀和范昊甫。”我低声说。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脸色铁青地说。是范昊甫邀请我加入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的。他让我以为自己能为抗日做些什么。我实在是太愚蠢了。他就是个肤浅的文艺青年，一个尝试不同角色的演员。“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我说。不管刚才那一幕是不是文化抗日联盟在演出新的街头剧，我们都不能公开谈论联盟及其成员。


三轮车到达哨卡，我们付了车资，排到队尾，前面的一对白人男女看起来也像是刚看完电影。我伸手去口袋里摸通行证。没有。我一阵心慌，感到后背发凉，另一手急忙翻另一侧口袋，结果两手摸到的都是准备拿给卫兵的好彩牌香烟。


“佩璐，”我低声说，“我找不到通行证了。” 


“在你的背心口袋里。忘记了吗？”


我松了口气，摸到通行证后又放回背心口袋里。轮到我时，我走上前深深鞠了一躬，一边递上通行证，一边小心地垂下目光。从鼓浪屿出来时十分顺利，可现在进岛时卫兵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我，皱起眉头看了看我的通行证，又盯着我看。


“你为什么要去鼓浪屿？”他问。


“我住在那里。”


“你住多久了？”


“一辈子。”


“多久了？”他握紧步枪喊道。


“24年。”


他皱着眉头又看了一遍我的通行证，低沉地嗯了一声，看看我身后排队的人群，又冷笑一声。最后他终于朝着等在海边的渡轮挥了一下手臂。“你走吧。”他说。


我感觉如蒙大赦。


我们的渡轮是一艘小汽艇，十几名乘客挤在船的两侧。日本人占领厦门前，往返鼓浪屿和厦门之间的轮渡至少能搭乘一百个人，而且每隔10到15分钟一班。可如今只有这艘小汽艇，发船时间全看日本人的心情。小船上已经挤满了人，连根针也插不进去，可我们仍然等在岸边。驾驶小船的日本水兵长着一张扁平脸，胳膊下面夹着步枪，他用手掏了掏耳朵，又抖了两下。等耳朵掏好了，他拉动一根线，汽艇轰鸣着开始发动。我吓得全身一抖，抱紧膝盖。小船离开码头，向隔开厦门和鼓浪屿狭窄海域驶去。


我们下船登岸。刚离开鼓浪屿的哨卡，佩璐就转头问我，“你看清是范昊甫了？”


“是的。”我伸手挽住她肩膀，贴近她说，“我当时跟他面对面。可他转身就走，好像根本没看见我。”我没告诉佩璐，他对我眨了一下眼睛。看来这个范昊甫一向喜欢随心所欲地冲人眨眼睛。


“看样子他抛弃了爱国热情，过上了放荡生活。还把可怜的蟋蟀一起拖下水。”


佩璐口中热乎乎的气息喷到我脸上，带着愤怒的情绪。我又回到了鼓浪屿&#8212;&#8212;远离了日本侵略者、霓虹灯、夜总会、卡车和公共汽车&#8212;&#8212;我平静下来，觉得范昊甫的行为有疑点。他的确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有着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为举止和想法，可我觉得他爱国是发自肺腑的。而且，我想起郑惕曾经说过，范昊甫准备为国流血牺牲，虽然我现在还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看，我们不应该急着下结论。”我说，“也许他们是在乔装行动。”


“不告诉联盟里其他人？”


“联盟里其他人？”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还存在吗？即便存在，我和佩璐还算联盟的人吗？


“我知道。”她说，“我答应过我丈夫，不会再参与联盟的事。可是……”


她话没说完，可我心里明白，她想到了被害的父亲和我们当初的复仇誓言。


“好吧，”她握紧我的手，“我想你说的对。虽然我们今天看见范昊甫一身皮条客的打扮，挎着个旗袍开衩到这里的漂亮姑娘，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进夜总会，也不能断定他已经堕落了。”她笑了起来，“好了，告诉我，你更喜欢谁，阿什利·威尔克斯还是白瑞德？”


“我吗？”我很高兴能换个话题。阿豆出生后，我对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渐渐没了兴趣。但我并没忘记，在日光岩的那个下午，我对佩璐的承诺。


“是的，你啊。你会选谁呢？”


我抬起头，目光越过亮着灯光的窗口、铺着砖瓦的屋顶和围着栏杆的露台，看向挂在日光岩上方的一轮明月。“阿什利·威尔克斯是个谦谦君子。”我说，“他总想做正确的事。”


“所以呢？你最喜欢他？”


我叹了口气，“当然不是他了。他的大鼻子太高了，前额又太窄。他这个人太……”我不想说出来。


“冷冰冰？”


“跟白瑞德比的话。”


我们俩像女学生一样咯咯笑了起来，聊着电影往家走。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分析这两个男人的性格，为什么心地好的痞子会比不完美的绅士更吸引我们。我们暂时不必去谈论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打仗、饥荒，还有郝思嘉漂亮小女儿之死。


***


我本以为当晚的梦境里一定全是《乱世佳人》里的场景。如果我够聪明，就应该闭上眼睛，想象着身穿白色礼服的郝思嘉跑到楼下坐在门廊里的样子，蓬蓬裙和荷叶边在她身体周围散开。我应该回想塔拉庄园一排排的树木或者十二橡树庄园翩翩起舞的人群，我和聿明也在其中。可我只是爬上床，闭上了眼睛，让睡意像网一样将我拖进梦乡。


日出前，我发现自己站在一片田地里，看着四个手持步枪的日本兵，梦里的一切栩栩如生。日本兵爬上屋顶，快到屋脊处时停了下来。“进去。”其中一个日本兵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喊道，“不要出声。不然。”他在空中挥了一下刺刀，冷冷地哼一声。我和那个农民的家人急忙跑进屋里，外面只留下农民妻子的尸体，当作吸引老虎的诱饵。


我睁开眼睛跳下床，大声喊着女佣，“素莉，奶妈，去告诉阿桂，他们打算卖虎肉。”我跑进大厅，冲到楼下。我们好几个星期没见过肉了。可怜的阿州，得到母亲吃肉的许可后，却几乎没尝过肉味。素莉正独自一人在厨房里喝早茶。“他们昨晚打死了一头老虎。”我说。


素莉把茶杯放到厨房工作台上，拿起了火柴。“是啊，少奶奶。”


“他们打算卖掉老虎肉。”


“是啊，少奶奶。”她点燃了水壶下面的煤气炉。有时候，素莉的反应真是让人火大。


“阿桂去哪里了？”


“她去买老虎肉了。”素莉冲洗完茶壶，从橱柜里拿出一罐茶叶。


“她是怎么知道的？”


“林太太家女佣的姨妈说，母老虎被杀掉后，日本人拿出一部分虎肉出售。她跟阿桂说，如果这次我们想买到虎肉，必须早点去排队。”


“她又是怎么知道日本人晚上会杀掉老虎的？”


素莉咯咯地笑了起来。因为老虎一定会返回它的猎物那里，趁着肉还新鲜时吃掉。日本人明显清楚这点，他们派出最好的神枪手，守在尸体下风的位置。另外我这么好奇，完全因为我想知道老虎肉是什么样。


素莉丢了一些茶叶在茶壶里，炉子上的水煮开后，她往茶壶里加了一半水。然后她歪着头打量着我。“少奶奶，”她说，“您穿着睡衣呢。”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太着急了。”我拉出一张凳子坐了下来，“我们不应该抱太大希望。日本人会把所有的好肉留下来自己吃。老虎的心肝，会孝敬给指挥官，说不定还有老虎皮。这样算下来，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卖。”我梦里的老虎是多么优雅啊！我当时离它那么近，可以看清它皮毛上的金色光泽，数得出来它身上完美的条纹。我躲在房子里，看见那个被日本兵打得浑身是伤的可怜农民靠在儿子的肩头，面无表情地盯着妻子的尸体。当老虎离尸体只有一两米远时，一个日本兵开了一枪。没错，我现在想起来了。一枪毙命。一定是有人命令他们不能损坏老虎皮，到时候可以呈献给指挥官。


阿桂回来时已经是下午了。我们围在厨房桌子旁边，看着阿桂一层层打开包在外面的纸，然而，里面露出来的不是一大块粉红色的虎肉，也不是一根带血的肋骨，更不是一堆肠子。全都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将近2米长的老虎尾巴，皮毛完整，金色和黑色的花纹相间。


云云欢呼一声，跳着脚转了一小圈。


“很粗啊。”婆婆拿在手中掂了掂，“分量也不轻。”


我不知道能拿这截毛茸茸的老虎尾巴做什么，不过也跟大家一样觉得开心。这对我们是件宝贝，无论是它代表的意义，还是它能提供的蛋白质含量。


阿桂知道要怎么做。她洗干净尾巴，丢进滚开的水里，几秒钟后又丢进一盆冷水。她刮毛时特意选了一把不太锋利的刀子，以免刮破虎皮或者刮掉尾巴上的肉。收拾干净后，她加入姜、葱、白胡椒一起煮。


当天晚上，阿桂为我们大家煮了一锅虎尾汤。每个人的碗里都盛满汤后，我们拿起勺子，小口小口地慢慢品尝，黏稠的汤汁带着股野性的味道。只有阿州大口大口喝光肉汤，而后转头四处寻找。


“好喝，好喝。还要，还要。”他咧开嘴笑着说。


“再给我孙子盛一碗。”母亲大声说。


一瞥之间，我觉得在母亲脸上似乎看到一样东西。一种原始的饥饿神情。对老虎汤吗？我心想。如果真是这样，我不希望看到这种表情。我早已习惯了母亲的样子，多年守寡，裹着小脚，荤腥不沾。从我有记忆以来，她一直吃素。我不愿去想，当年为了能够让我平安降生，她发誓不再吃荤。现在我又看到了那种表情。母亲眼巴巴看着厨房，等着阿桂把肉汤端来，我看见母亲脸上露出极度渴望的表情，与其说是为了阿州，不如说是为她自己。


“汤来了，宝贝。”阿桂把汤端到阿州面前时母亲说道。“你们的虎尾汤。味道怎么样？”她问我们大家。


“比鸡汤要浓些。”我含糊地说，“嘴巴有麻麻的感觉。”


“比鹿肉的口感更滑顺，但是比羊肉味道重。”婆婆说。


阿梅的眉毛和鼻子皱成一团。


“没什么，宝贝。”婆婆轻声笑着说，“慈禧太后还常常吃豹子肉呢。紫禁城里人人都知道，她拿熊掌当饭吃。”


阿梅尖叫一声，大家哈哈大笑。虎尾汤让我们的舌头发麻，肚子吃饱后人很容易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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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之后几个月我没再去过厦门。到秋天时，我决定要去厦门找个可靠的算命先生。鼓浪屿的算命先生只会胡说八道。岛上所有的算命先生我都看过了，可对阿豆的生辰八字，没有一个人的解释能令我满意。我脑子里一直想着阿州出生前，我做的和尚以及三只白老虎的胎梦。我希望阿豆的未来也有这样的好征兆。没有胎梦，至少也要找个够格的算命先生看看阿豆的将来。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厦门找。


婆婆却不这么看。早在厦门沦陷前，她就已经两年多没有离开过我们这座“孤岛”了，她并不赞成我的想法。不值得冒这个险，她说。


“不值得吗？”我把怀里的阿豆转过来，让婆婆看看他的小脸蛋。“为了这个孩子，您的孙子，难道不值得冒险吗？”凡是涉及阿豆的事，我总是很难保持理性。我把阿豆又转回来，紧紧抱在怀里。“我放不下这件事，婆婆。昨天那个算命老先生几乎什么也没说，就好像他根本看不到阿豆的未来。”我吻了一下阿豆的耳朵。


“算命先生决定不了人的命运，安丽，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知道，我知道。”我瞟了眼阿桂，她正往阿州的面碗里舀蔬菜汤。


阿豆扭动身体，一声不吭地用鼻子拱着我的乳房找奶吃。姑且不论算命打卦的结果是吉是凶，也许算不算命对阿豆的确没有任何影响，可我不会就此作罢。“其实算不上冒险。”我说，“只要出示良民证，他们就会放行。很简单的。”


婆婆用手帕捂住嘴，清了一下喉咙。“好吧，孩子。”她终于开口道，“既然你坚持的话，我陪你一起去。”


“可是，韩太太，”阿桂将阿州的面碗交给奶妈，“您咳嗽还没好，不能去啊。”


“没关系。”婆婆说，“我没事的。你和安丽都涉险去过占领区，阿桂，你还去了好几次呢。这次该我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兴致勃勃地和婆婆走出家门。阳光下的厦门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准备去省城的村姑，即便想一想心脏都会猛跳一下。不过，当我看见哨卡时，心里不由得开始打鼓。要是婆婆有什么不测可怎么好？聿明一定会责怪我，骂我满脑子“迷信”思想。我永远无法说服他，我这么做是出于一个母亲的责任。没有关于阿豆未来的满意答案，我绝不放弃。“您最好还是回去吧。”我对婆婆说，“真的。我自己去就行。”


“不要。”她说，“我们走吧。”


把守哨卡的是两个日本兵，脸上挂着高人一等的表情，跟他们的粗鄙长相极不协调。“你。出来。”其中一个日本兵说，他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我。


我上前一步，向他鞠了90度的大躬。


“你为什么去厦门？”他问。这是个必问的问题。


“我要去算命。”


“哼。中国人的命非常好。”他皱着眉头说，“现在，中国属于大东亚共荣圈了。”


“是的。我们非常幸运。不过，我想去问问孩子的八字。”


他从牙缝里吸着气，我看得出他有多不情愿放行。然后，他用日本人的方式低吼了一声，让我出示良民证。他记下证件号码后，发给我一张通行证，我又鞠了一躬，向前走去。没那么糟糕嘛。第二次去厦门比上次容易多了。


我回头看婆婆，她在向近视眼卫兵鞠躬，另一个脸上有疤、皮肤黝黑的日本兵正挥手叫另一女人过来。那个女人把篮子放在地上，却忘了要鞠躬，黑脸警卫狠狠地扇了她一记耳光。“脱掉上衣。”他命令道。


我倒抽一口冷气，那个女人哆哆嗦嗦地摸索着，却连一个扣子也没能从扣眼里解开。扯掉扣子，我站在一旁心里喊道。


“不要看了。”婆婆说，“我们走吧。”我们匆忙朝汽艇走去，克制住想要回头的冲动，身后传来那个女人含混的哭喊和衣服被撕破的声音。我们刚上船，船夫就驾船离了码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小船加速向厦门驶去。


我望着对岸的厦门，与鼓浪屿优雅古朴的建筑和风景如画的小巷相比，厦门不仅面积更大，也更具市井气息。海边一栋栋高大的建筑在晨曦的照耀下，将长长的影子投射到街道和大海。这里大多是六、七层的高楼。我用手遮在眼睛上方，想看清楚有厦门明珠之称的鹭江宾馆。鹭江宾馆朝两个方向延伸了足有半个街区，宾馆大门位于转角处，前面环绕着五根巨大的柱子。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家宾馆是我们家的，因为它跟我家的房子一样是红砖楼房，阳台栏杆也同样是蓝色。


上岸时，一阵大风从海上向我们吹来。我和婆婆都是习惯步行的人，便没有搭电车，也没叫人力车，而是一起朝中山路走去。我握紧婆婆的手。


“是啊。”婆婆今天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出来走走真好。如果不能偶尔出来一下，哪怕是皇宫，也像在坐牢。”


白天的厦门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没有成群结伙的年轻人，没有闪烁着夜总会和赌场招牌的霓虹灯。不过，堕落气息和战时气氛仍然十分明显。即使是大白天，从鸦片馆的大门里依然飘出淡黄色的烟雾，中国汉奸跟着日本浪人大摇大摆地穿过商业区，寻找能够狠敲一笔的生意人。我们一路没有看到站在街边的“野花”，可几乎每个街角都贴着邀请路人去烟花柳巷逛逛的海报。“想找乐子吗？这边请。”海报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女，内地人、朝鲜人和台湾人。上面毫不隐讳地向嫖客们指示着妓院地址：“第三中日友好俱乐部慰安所，前方500米。”


“我恨日本人。”我压低声音说。


“嘘。”


“还有英国人。”那些帝国主义国家趁着中国衰弱之际，迫使中国吞下鸦片，然后蜂拥而上，蚕食掠夺。如今，日本人做的是同样的事，而且手段更加凶狠。我们走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路标，指向售卖海洛因的窝点。


“医院。”婆婆语气平缓地念着路标上的字。厚颜无耻的日本人一向喜欢用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委婉语，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虽然一上午看见的都是这些，不过去寺庙路上这自由自在的几个小时，仍然让我觉得很开心。


我们上岸后一直沿着中山路向上走，不时从人行道走到马路上，以便绕过脚步缓慢的行人。这条坡路走起来很辛苦，身上的汗珠刚冒出来，就被迎面的风吹干了。我心想，我和婆婆跟郝思嘉一样，都是坚强的女性。勇气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战争期间尤为重要。街道渐渐变得平坦，人行道上到处是背后绑着个乌龟壳装饰的行人和慢悠悠逛街购物的人，我们只好一直在马路上走。这时一辆满载警察的卡车拉响刺耳的警笛从后面驶来，我们匆忙跳上人行道。


终于，我们看见了千手观音寺。寺庙红蓝相间的飞檐和贴金的彩绘，与周围单调的灰瓦屋顶形成鲜明对比。观音寺的大殿有三层屋檐，层层相叠，最上层的顶部是一只凤凰。看到寺庙时我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战争没有毁掉观音寺，这里一如往昔&#8212;&#8212;巨大的黑色香炉稳稳地立在三只粗壮的香炉脚上，信众们点燃香烛喃喃祷告，坐在一张破桌子前的代书人正为不识字的人代写情书或票据。算命先生们跟从前一样，坐在寺庙的广场中拨动三弦招揽生意。


其实我更愿意请昌佑寺住持帮我解读阿豆的八字。但是，不要说这次我没有胎梦，即便有，去寺庙的路实在太远太危险。我打量着广场四周的算命先生。其中有一位留着稀疏白胡子的老人，身边围了一小圈人。他像打坐一样，盘腿坐在垫子上，一双盲眼盯着对面矮木凳上的年轻女人。“35卦。”他用算命先生惯有的平淡语气说道，让人听不出他预测之事是吉是凶。风越来越大，呼啸着卷过屋顶，朝屋檐里面吹来。“离上坤下。”老人提高了嗓门。一阵风把他的胡子朝脸上吹去。听起来这个卦象不错，比阿豆的艮上坎下要好，不过任何卦象都是吉凶掺杂的。“他以后的官运不错。”算命先生接着说，毫不理会飘进嘴里的胡须。


年轻女人的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一阵风掀起她的裙子，将裙摆一直掀到肩膀。算命先生定是真的失明了，对此视若无睹。“这个孩子要小心，不能贪墨啊。”他建议。


石子路对面的水桶发出咣啷咣啷的响声，人们慌张四顾。台风季已然来了。“有名望。有钱。这孩子命真好！”算命先生的声音随着飞扬的尘土和枯叶变得越来越大，可是谁会在乎一个孩子是不是“自负，有时略显肤浅”呢。鼓浪屿那些算命先生实在是愚蠢，我用不着他们告诉我，阿豆是个沉静善良的孩子。在这么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公正无私”的性格能有什么用？


那个女人向前拉了拉凳子。瓦片和百叶窗被风吹得格格直响，算命的盲人和年轻女人离得很近，似乎有意避开旁人，我听不见他在讲什么了。反正年轻女人只会记住她愿意听的东西。至于我嘛，我记得那些愚蠢的算命先生说的每个字，尤其是那些我不愿听到的话。“山下出泉。”有个算命先生说。“山泽损。”另一个人说，“会渐渐损耗。”天哪，他们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时，不知街上出了什么事，人们开始四散奔逃，即便是在占领区，突然响起的呼喊声和喇叭声也显得非同寻常。女人推开凳子站起身，算命老先生的嗓门立刻变大了。“好心的太太。”他说，“供养的钱。要给神明供灯油啊。”伴随着他要钱的声音，三弦也发出哀怨的曲调。这时，之前围在算命先生身边的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我和婆婆。


年轻女人转身刚走，我一把抢过小凳子，坐在算命先生跟前。“我的次子是今年出生的，1940年5月。”我说。他举手示意我停下。街上警笛呼啸。他闭上混浊的眼睛，头歪向一边，听着街上“让开，让开”的喊声。然后，他一语不发，开始把算命用的瓦片和八卦图往布包里塞。


“先生，怎么……”


他把三弦放在垫子上，卷起来固定好。


“你坐的凳子。”他说。


“我特意从鼓浪屿过来，要为我的&#8212;&#8212;”


“明天再来吧。”他从我手里接过凳子，连同其他东西一起绑到背上。“你没听见吗？”他努起嘴朝街上示意。


我正要开口埋怨他几句，一卷打开的宣纸突然砸到婆婆肩上。她弯下腰咳嗽起来，代书人朝我们跑来，挥舞着手臂一迭声地喊，“哎呀！哎呀！”他身后的桌子倒了下来，毛笔、墨锭、镇纸散落在人行道上。我摩挲了半天婆婆的后背，咳嗽声才停下来。我捡起地上的宣纸卷，跑过去拿给代书人，长长的纸卷像风筝尾巴一样拖在我身后。我又帮代书人收拾好抄写工具和那张摇摇晃晃的破桌子。等收拾停当，寺庙广场上的人已经全部走光了，只剩下一个正在捆扎物品的和尚。看来没别的办法了，我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回鼓浪屿。


回家的路程一开始还算顺利。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日本兵和中国警察在中山路上来回穿梭，根本注意不到我们。军警出现的时候，我们急忙躲进一条小巷，然后沿着偏僻的街巷朝海滩走去。大街上一下子涌出来那么多日本海军，我猜一定是中国海军在进攻。可是，当我们从最后一条巷子里探头出来张望时，连中国军队的影子也没看到。日伪政府的警察在鹭江宾馆周围拉起了一条警戒线，日本兵正在街上盘查酒店的客人。狂风从海面上吹来，排队等待盘查的人弯下膝盖，彼此搀扶着稳住身体。维持秩序的警察看起来也很乐意互相挽住手臂。大家都知道十月份台风的威力有多可怕。


我和婆婆靠在一栋建筑物旁，肩膀抵住花岗岩外墙，那种坚硬的感觉让我们安心。有呼啸的风声做掩护，大家开始公然谈论厦门特别市政府议员被谋杀的事。有个自称知道内幕的人说出了死者的姓名，周围的人听到后都呸了一声，纷纷咒骂，此人臭名昭著，不仅大发不义之财，对日本主子更是奴颜婢膝。


我们在小巷里等了很久，听大家说到刺客及其同伙&#8212;&#8212;一个乔装成皮条客的年轻男子和一个漂亮女孩&#8212;&#8212;很可能昨天夜里逃走了。我们随着人群慢慢移动，今天码头上卫兵的盘问一定是场痛苦的煎熬，而波涛汹涌的海面也会让我们的回程异常惊险。


事实的确如此，海上掀起一个个巨浪，我们担心可能要等到台风过后渡船才会开。不过，日本卫兵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今天负责驾驶汽艇的是个中国人。这是一次恐怖的经历。小船剧烈地摇晃着，不断被抛向空中，海浪扑向船头，从船舷灌了进来，我和婆婆紧紧抱在一起，拼命抓住湿滑的扶手和长凳。到岸后，我们顶着风雨向前走，脚下趟着从水沟里不断涌出的积水，我心里充满了歉意。“真的很对不起，婆婆。”我迎风向她喊道。


***


我和婆婆到家时，阿桂和素莉已经关上木百叶窗，把家具推到靠内侧的墙边。她们卷起了地毯，摘下了挂在墙上的饰品，把花瓶、雕像和照片等可能会被暴风雨损坏的物品全部收了起来。素莉终于听见我们重重的敲门声，冒雨跑出来打开门。阿桂胳膊上搭着毛巾在屋里等我们。她用毛巾把我们裹起来，一边絮絮叨叨地数落着，让我们上床前要喝碗热汤，一边带我们穿过已经面目全非的房间。


半夜时分，所有人都睡着了，只有我笔直地坐在床上，两手紧紧捂着耳朵，却根本无法挡住外面狂风的怒吼。天哪，刺耳的呜咽声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呼呼的风声和百叶窗砰砰的撞击声像是一支幽灵军队在愤怒地厮杀。我眯着眼睛，缩起双肩。我之前经历过很多次台风，甚至喜欢台风天&#8212;&#8212;风呼啸时令人感到紧张兴奋，大家缩在屋子里面，知道再过几个小时台风就会结束，平安无事后我们还可以庆贺一番。但今晚不同，这次的台风让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最后，我精疲力竭地放下双手，倒在枕头上。如果婆婆因为今天外出染上肺炎，那么，这全是我一个人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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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结果，婆婆的病不是急性肺炎，而是支气管炎。从厦门回来的第二天，她就面色苍白。被台风吹得七零八落的枝丫树叶还没来得及清理，她已咳嗽不止，在宅子和园子中走动时步履沉重。婆婆的病持续了一个多月，她咳得撕心裂肺，我急得想哭。


我带她去看高医生，按他开的处方买了药。然而，我不敢写信告诉聿明。她总算脱离危险后，我写了封语气轻松的家书，三言两语、轻描淡写地报告了她的病情。我没提支气管炎，只说是咳嗽得厉害，已经完全康复了。至于我曾经带她去敌占区找算命先生的事，我只字未提。要是聿明在家，我会跟他实话实说。两人面对面时，我能求得他的理解，至少是谅解。但现在我们相隔千山万水，因而我思虑重重。况且，写信那会儿她尚安好。我们都以为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这只是我一厢情愿。


从外表看，婆婆似乎已经康复：面容稍显苍白，呼吸略微浅慢，但这可是支气管炎大病初愈，在几周内也算正常。有天早上，我正百无聊赖地梳着头，有一搭没一搭地想着心事：聿明下一封来信，阿豆要换牙齿，多久没吃到芒果了……这时我听到一声低哑的呻吟，从走廊尽头婆婆的房中传来。大概早上做噩梦了，我暗想。我放下梳子，循声走进婆婆房间，看到她蜷身侧躺着，被褥拉到齐耳高。我拉下被沿，一股闷住的热气直吹在我脸上。


“这是怎么了？”我唤道。她颈子上发了一粒粒的红疹，我不禁急火攻心，暗自埋怨着降祸招灾的神仙命数、祖宗先人们。天道不公啊。我刚放下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才喘口气，现在又……难道我又要重来一遍？


婆婆的眼皮动了动，费力地抬起头，“帮我拉上窗帘好吗，乖孩子？这里太亮了。”


窗帘只半开着，而且外面是阴天，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去走廊对面的卫生间拿了一瓶阿司匹林，回来时见她又缩进被子里，被子上方只露出两道黑眉。我扶她坐起来，在她背后塞了个靠枕，又把阿司匹林递给她。她用力吞着药片，可怎么都咽不下去。于是我把药片碾碎放在汤匙上，兑了些水，一点点地喂她。


“真过意不去。”她说，“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


“哪儿的话，婆婆。您怎么能算我的麻烦呢？我很敬爱您。”我有没有跟她表露过情意呢？这种情意，并不完全是看在聿明份上。


那天早上，我一刻不歇地守着她，碾碎阿司匹林喂她吃，用毛巾沾着盆里的冷水擦拭她的面孔、手臂和脖颈。到了晌午，她仍然高烧不退，我思忖着要请高医生上门。但我有些犹豫，她发病刚几个钟头，恐怕医生不肯来。


在婆婆床前照顾她的这几个钟头，时间仿佛过得很缓慢。当阿桂端着冷水进来时，我把湿毛巾递给她，疲倦地伸了伸后背。墙上和天花上的灰泥凹凸不平，布满奇形怪状的小阴影。一只壁虎正沿着墙壁飞快地往下爬，然后它停了下来，脚爪黏附住墙壁，保持着倒立姿势。要是它饿了，可要等上一阵子。我已经好几个钟头都没听到一声蚊子叫了。先前素莉端来了米饭、酱菜和茶水，但病房的气味实在倒胃口，我勉强吃了几口就让她把剩下的拿走。现在我却饥肠辘辘，肚子叫得像空谷雷鸣。


人的欲求真是不合时宜啊。本以为至亲之人病了，自己会废寝忘食，会不顾后背酸疼，甘愿重复着简单劳动，即使毫无效果也在所不惜。我正深刻反省自己的饥饿感，盘算着当天本打算做的事，却听到母亲在叫阿桂过去。


母亲在想什么呢？为什么现在叫阿桂过去？难道她不明白婆婆病得多重吗？我正需要阿桂当帮手，母亲离了她几个钟头也能凑合。我按捺住怒气，从阿桂手中拿过毛巾。“下去吧。”我说，“去吧。”我瞪着她的背影，把毛巾甩进瓷盆，再拧干水。这个家，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在乎婆婆的死活吗？


阿桂跑下楼，接着，听声音，又回身上楼了。我很快便不再暗自埋怨了。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和喘息声是两个人的。看来，我又一次误会了母亲。


母亲气喘吁吁，费力地迈进门，走到婆婆床前。“阿萍，”她抓起婆婆的手问道，“你觉得怎么样了？你要老实说。”


母亲完全可以直接问我，不用折腾病怏怏的婆婆。婆婆用力睁开眼，挣扎着想要回答。


“我头疼。”她总算咕哝了一句，人又陷进枕头里。


母亲还不满意。她靠过去，抚着婆婆的肩膀。“什么？”她催促着。


“妈。”我低语道。现在可不是问东问西的时候。


“还有什么？”


“我……”婆婆睁开眼，“我一会儿觉得浑身烫，一会儿……又冷得慌。转个头……也……痛得很。”她闭目躺了许久。然后，她用微弱的声音补充了一句，“我想吐。”


阿桂跑着去拿桶，回来刚好赶上。


看来是急性肠胃炎。这样发烧、头痛、怕光就都能说得通了。我不确定发疹子是否符合病征，但要是肠胃炎，我就比较了解，是大家偶尔都会生的病。生这病一两天就能恢复。明天或后天我就能写信告诉聿明了。只是轻微的炎症，我心想。这病虽然来势汹汹，但很快会转好。


之后的整个下午，母亲都待在楼上，一边捻着佛珠，一边指导我和阿桂照顾婆婆。直到很晚，我方能打开窗户，拉开窗帘。那时房间里的气味已经十分污浊，从园子吹进来一股清新空气，我们都停下手中的事情，深吸了一口。阿桂活动活动腰背，母亲则合上折扇。


我揉揉肩膀。“会不会让您不舒服？”我问婆婆。


她轻轻摇头，紫丁香般的暮色照在她胸前，我发现她的疹子变成了一片紫红瘢痕。


“妈。”是孩子们在敲门，捣鼓着门把手。“我们饿了，妈妈。”阿州在不停叫唤着。


“对不住，太太。”奶妈说，“他们从我这里跑出来了。”


“妈妈，妈妈。”阿豆奶声奶气地叫唤着，将我的心从婆婆的病房牵走。“妈妈。我要妈妈。”


母亲换个姿势，轻叹一声。


“我看您也累了。”我说，“您还是下楼休息吧，让阿桂给您和孩子们做晚饭。”


“对，”婆婆喘着粗气说，“要把娃娃们喂饱。”这是她几个小时以来第一次开口，是个好现象。


母亲点点头，招手让阿桂扶她起身。


照看病人，要么手忙脚乱，要么枯燥乏味，心里还要担惊受怕，但在局外人看来，也有可能无甚大碍。我查看了一下婆婆的情况，觉得没什么大的变化。所以，我下楼用个晚餐，让素莉留下照看她，想必应该不妨事吧？


后来，考虑到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也好久没再呕吐过，我就决定和阿桂、素莉轮流照看她。当然这并不妨事。


夜里她的病情大概有所恶化。如果真是这样，怪我当时没有觉察到。她的疹子可能已扩散，连成大片疹块，只是她房间里几乎一片漆黑，我如何能看得见呢？


第二天早上，姗姗来迟的腊月曙光即将破晓，我正帮她揩拭前额，她突然睁开眼，伸手够我。“为什么？”她嘶号着。


“怎么了，婆婆？”


“为什么你没有立遗嘱？”她声音断续而沙哑，“让你的妻儿有个依靠。”


我颈后一阵冰凉。她在责备谁抛下她们母子不管？公公已去世多年了。我把耳朵贴近她嘴唇，但这次我一句话也听不懂了。她好像在说蒙古话。我向后退开，她嘴边发出一声嘚儿，仿佛像在催促马驹快跑。我惊恐地冲出房间，跑下楼。“阿桂，素莉，去守着她。”我一边叫喊着，一边打开前门。“我去请医生。”


我早该去的。这样想着，我不由得往巷中拔腿狂奔，院门在身后猛烈摇晃。我连跑带滑地绕过街角，一路躲闪妇孺老人。一到高医生家门口，我就猛捶门，按门铃。最后，他家女佣把门开了一条缝。


“太早了。”她嘘了一声，“晚点再过来。”


“不行。我非见高医生不可。等不及了。”


她摇摇头，想关上院门，我使出全身力气推门，硬挤了进去。


“小姐，小姐。”她跳到我面前，像条忠实的看门狗般挡住我的去路。“你不能进去。医生睡着呢。”


她以为这就能挡住我吗？我一把推开她，大步走向前门。“你要是不叫醒他，那我自己去。”


她追上来，想再次阻挡我。我进了屋子，眼睛盯着楼梯，她看出我确实心急如焚。“好吧。”她说，“在楼下等着。我去通知医生你到了。”


我听到脚踏地板的声音，只几分钟，高医生已准备好出发了。


总之，我只离开婆婆半小时，最多40分钟，根本没多久。没有人请医生回家的速度比我更快了。即便如此，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还是起了变故。起初我以为她是有了好转。她只是在休息，没再神志昏迷，也没有再嘟哝着蒙古话。阿桂和素莉离床边远远站着，我猜想，她们大概是想为高医生让路。我指望着，医生给婆婆看看病，开个药方，之后一切都能好转。


我坚信一切会好的。即便我的第六感觉，甚至我的双眼告诉了我相反的事实，我也拒绝去看、去想。我对一些细节视而不见：高医生并没有询问她的感觉，他用小电筒照了照她的眼睛，试了试她的脉搏，对这么一目了然的事实我却不明所以。因而当他转身对我说抱歉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抱歉。“她走了。”他说道，明白无误地下了结论。


他的结论。仅此而已。婆婆不可能就这么走掉的。不可能这么快。不可能就在我出门找医生的一会儿工夫。高医生和聿明是同学，他一直以来都在照顾着我们全家人。他本该更有判断力啊。“她的脉搏很弱。”我告诉他，“很难摸到的。再试试，医生。你会明白的。”


他把她衣襟上端解开，示意阿桂拉开窗帘。


“不要。”我说，“她怕亮光。她不喜欢……”可阿桂似乎更愿意听从高医生的吩咐，她把窗帘全部拉开。借着清晨的浅光，我明白了，医生已无力回天。婆婆的肤色一如前晚日落时紫丁香般的暮色。她胸前、脖颈、手臂上的疹子&#8212;&#8212;现在，在日光中我总算看清了&#8212;&#8212;它们触目惊心，像密密麻麻的蓝紫色晶莹颗粒。


高医生摇摇头。是球菌性脑膜炎的致命病毒，他说。发病如此迅速并不罕见。“我很抱歉。”他再一次说道。然后他建议我们对房间、裸露的皮肤和衣物进行消毒，不要让小孩靠近婆婆的房间。最后，他特别嘱咐了我擦洗遗体的方法，以方便入殓。


***


我一心只想把婆婆摇醒过来。我想抱着她哭喊呼号。我想拼命奔跑，跑到全身无力，彻底崩溃，号啕痛哭。但我不能。我需要料理后事。她的遗体要清洗。要给她买棺椁，置坟地。眼下厦门岛外被日本鬼子占领着，她不能和公公一起长眠在大陆的土地上。我只能把她葬到鼓浪屿的战时小墓园中，那儿曾是孩童的玩乐天地。而我最恐惧的责任，每时每刻都在心中挥之不去，是必须要写信告诉聿明婆婆的事。这一次不能再耽搁了。


晚上，我坐在桌前，搜肠刮肚地想词。很遗憾……对不起……坏消息，不，是噩耗……老天，我的挚爱，我不知……我该如何告诉他，他敬爱的母亲因为我照顾不周而与世长辞了呢？最后，我只简单陈述了事实，趁自己还没后悔，匆匆将信寄出。


之后，我仍需筹备大殓事宜，一定要办得体面风光。聿明会希望所有葬仪都严格按例操办，要与他母亲的名分相称，还要符合她先父、先夫的身份。毕竟，她曾是将军的千金，她的亡夫曾是前清科考状元、文试一甲头名、大清驻外使节。必须要操办得妥妥当当。聿明不在，所有责任就都落在我的肩上。


我咬紧牙关，硬生生地把悲伤咽进肚中，打理了一切事宜：筹划和安排、迎宾和寒暄、致谢和守灵。五天后，葬礼结束&#8212;&#8212;婆婆已入土为安，唁客们早已回家，但我的事情还没完，我必须打起精神再写一封信给聿明。


夜已深，我拿出笔砚。我已把前来吊唁和参加葬礼的人列了清单，我对他们的赞美之辞和念旧之情都铭记于心。尽管，时过境迁，婆婆的地位已随先夫亡故而大不如前，但所有的熟人全部前来吊唁，一些人我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我磨了一大片墨汁，用毛笔蘸墨，把所有来宾的姓名和唁辞都写了下来。如上封信一样，我只告诉了聿明具体细节，其他什么也没说。这两封信读上去，一定很像公事文章，写得一板一眼，我几乎认不得自己的笔迹。信写了足有三页纸，一行紧挨着一行。


写完后，我选了一颗印章，打开朱印瓷盒的盖子。信件末尾一般我只落个款，但这封信需要正式地盖上我的私章。我把石章刻面在墨印中按了几下，在白纸上试了一回，然后在我的落款下面用力按下去。当我把信塞进备好的信封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片刻之后，我猛然觉得双膝发软，那是另一种更加沉重的负担，一种排山倒海的悲痛，将我彻底击垮。我勉强走到床边，一头栽倒。

1941年12月


&#160;

26


黎明前某个时分，日军开始入侵鼓浪屿。按国际日期变更线计算，我们那里是12月8日。在婆婆去世一年之后。我们大部分人隐约感到事态有变时，日军已经登上鼓浪屿，开始从码头向闹市区进军。我在睡梦中被什么声音吵醒，于是下了床，踮起脚尖穿过房间，打开窗户。起初，巷子里和邻近的宅子看起来出奇地宁静，仿佛所有人都在聆听动静。接着，日本人行动的声响开始逐步扩散开来，穿越房屋、树木、围墙和山丘，到达我们所在的位置时，声音已然变形，与其说是听得到，倒更像是感觉得到：时断时续的船只引擎声、低沉的叫喊声、军靴跑步时发出的咔嗒嗒声，还有枪支开火的声音。


&#160;


谁能来救我们？我心事重重地披上衣褂。或许，美国会派海军，或者，英国会派一艘军舰。我踏着软底布鞋，急匆匆地下了楼，直觉告诉我，这次不会有救兵了。


阿州已经在母亲房中，哆嗦着站在床边。“你看看。”我一推开房门，母亲就忍不住说，“他冻得小脸儿发白也不敢爬上来。”


我没答话。要是几天前，我会嗔怪阿州大半夜跑到母亲床边，会告诉他，三岁是大孩子了，不能再跟外婆睡。即使现在我也没改变想法。“怪不得呢。”我说着抱起阿州，捏捏他的脚趾头，“他连鞋子都没穿。”


母亲叹息一声，“你帮我起床吧。”


母亲的手臂跟阿州的脚一样冰凉，但我们并不想关上窗户。“今天一大早，日本人把一艘英国炮艇给炸了。”我探身到床下拿缎子鞋时母亲说，“炮艇泊在上海黄浦江上。阿桂几分钟前刚把报纸拿给我。”


也许是偶然事件罢，我若有所思地把拖鞋套在她变形的小脚上。日寇炸毁黄浦江上一艘炮艇，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对所有的公共租界区下手。


“还有一艘美国炮艇。”她边说我边搀扶她下床，“美国人根本没反击。”


“您说在上海？”


母亲点点头。


我不敢相信。从何时起日本人变得如此猖狂，美国人和英国人变得如此无能？我把屏风打开，好让母亲在后面更衣，她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我装没听见。她行事不拘小节，不忌讳年幼天真的阿州，我不行。他可不再是婴儿了。然后，她跟平常一样，开始晨起的深呼吸锻炼，随着每次吐纳气息，她举起双臂再用力放下。


“出什么事了，妈妈？”阿州问道，他冰凉的小脚趾曲一下，张一下。


“今天，阿州，你一定要当个大孩子。”


“好的，妈妈。”他不再活动脚趾，勇敢地在母亲椅中坐直。


“要听我的话。还有外婆的话。”我补充着，“记住，你是国军军官的儿子。”我转身扶稳母亲，她的小脚支撑不住，身体摇晃着。


“把我的夹袄拿来就好。”她说，“我要穿上。”


我正帮母亲扣上夹袄时，素莉闯了进来，腰间抵着一个茶盘。“鬼子开进了上海的外国租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阿桂让我跟您说一声。”


有一刹那间，我感到一阵释然&#8212;&#8212;我想大概是释然于这么多年的焦虑和恐惧都终结了。我们无须再担心失去自由和安全，因为它们行将失去。透过半开的窗户，可以看到院子里的景象，在雾气氤氲中，枝丫树叶和院墙宅门互相掩映着，被窗棂和门框构画成利落的四方图景。窗外光秃秃的树上，依然垂着去年留下来的豆荚，已经发黑扭曲。树枝将景色切割成更小的画面，在四方构图中，呈现出一种不规则的网状。一缕晨雾在巷中飘浮着。这雾霭清高如许，遮不住我家砖块的凿痕，掩不住蔓上柱子的苔藓，在林宅围墙四周盘旋，朦胧了它的瑕疵。沦陷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艰难吧？厦门、北平、南京和武汉这些沦陷城市，大家不都是在苦熬着吗？


素莉的尖嗓门打破了我的沉思。左邻家的佣人阿静听右邻家的洗衣嫂说，日本人已经进了上海。“她的主人，要不就是别家主人，从无线电里听到的。”和其他几乎从未见识过无线电的人一样，素莉对来自无线电的任何消息都敬畏有加。她开始给我们倒茶，然后又停了下来。“啊，太太！他们没办法把坦克和卡车开上鼓浪屿，是吗？”


“是的。”母亲安慰着她，“菩萨保佑，我们这里的巷子很窄。”


“菩萨保佑。”阿州跟着学。


素莉端起茶壶，茶水旋转着注入茶杯，汤色金黄，好似英国女人的发辫。我盼望，菩萨能多多保佑！


鼓浪屿沦陷的第一天，没人强制我们开门迎接侵略军，但他们无处不在。早餐的米粥还没烧热，日本人已在岛上到处横行，宣示他们刚刚夺取的控制权，以及为中国建立的所谓“新秩序”。第一队经过我家的日本兵，每隔几百米就停下来。其中一个人操着破烂的中文对扩音器叫嚣道，来自旭日之国的勇士正把我们从英美帝国主义手下解救出来，并且，鼓浪屿从今天开始，将进入一个崭新纪元，将与兄弟邻邦日本携手并进。他对我们进行精神喊话的同时，其他日本兵则举着大字报。他们在我家对街墙上刷上标语，宣称“亚洲人的亚洲”。更远处另外一条标语则吹嘘着日本对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一切西方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那时，我们早就知道了珍珠港偷袭美军舰队的事件。我们从日军控制的电台里听到这个消息，又从各家主仆间口耳相传的无线电播报中得到了确认。宋老先生早上常去茶馆跟朋友交流小道消息，他像个跑腿小弟似的，趴在他家后花园墙上告诉我们，住在街角的美国人布拉德利夫妇被勒令不得离家。“矮冬瓜鬼子们在他们家门上贴了个标志。”他的耳语声比平常说话还响，“后来他们派了一名士兵用枪守在门口，接下来该装带刺铁丝网了。”


“姑姑。”云云倒吸了一口冷气，“那他们怎么吃饭和烧火呢？”


阿桂皱眉道：“自然是他家佣人去做。”


“还有呢？”宋先生忽地抬头，眉头紧锁，似乎觉得跟女人聊天，不点拨一下都聊不下去。“你听说了什么？”


“他们强制宵禁了。你知道这事么？”


“对对对。还有什么？”他把小指头伸进耳朵里掏了掏。


我把上海黄浦江炮艇事件和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区和法租界这些事告诉了他。


“对对对对。”他接着说，“我知道。”他嘟哝着，踢了踢一个泡着衣服的水盆。“我就知道。我们早该去香港或马尼拉。”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听说香港和新加坡也都遭到了轰炸，而且日军炸毁了停在马尼拉湾的若干美国船只和马尼拉北面一个机场的若干美国飞机。坏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天津和秦皇岛的外国租界相继被占领了。


到了晚上，我已无力思考，却仍思绪万千。我爬上屋顶，等候四周夜色渐深。一只公猫反反复复地哀号着，最终归于沉寂。我凝视着暗黑天空且行且远，繁星渐次亮起&#8212;&#8212;广袤的黑幕中璀璨的星星点点。我害怕再也见不到聿明，再也不能&#8212;&#8212;除非任何一方缴械投降。我无法想象，中国军人会停止为国家自由而战，也无法想象日本侵略者会主动撤离。


我对着星空颤抖地说出那两个字，它们在我耳边回荡着，永远。我挥着双手。难道四年半的时间还不够吗？永远。这是一段如同星海般浩瀚无涯的岁月。更何况，我不是早就失去聿明了吗？这一整年我不是失去了他吗？我慢慢跌坐在冰凉的瓷砖上，倚着一根水泥柱子。婆婆去世后，聿明的来信变得……唉，口气冰冷。他从没指责过我什么。事实上，他再三感谢我照料他的母亲，为她操办了体面的葬礼。他说他永远亏欠我，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他的高利贷债主，而不是妻子。我不需要感激，我需要感情。况且感激什么呢？让婆婆死去了吗？我的思绪迟滞不前，无休无止地默默循环着，没个尽头。一阵寒意从地面直串到脊背，而我依然无动于衷地坐着。一无所有……无处可去……永远分离。猛然间，我双手按住瓷砖，跳了起来。我最好像《乱世佳人》的女主角郝思嘉那样，在明天到来前，不再胡思乱想。


***


12月8日之后，一切都变了样。我们的岛屿再不属于我们。陌生人在我们街上耀武扬威。他们设下路障，在我们墙上张贴照片，照片里美军战船在熊熊烈火中沉没，而涂着太阳旗的飞机则倾斜着双翼，毫毛无损地遁入硝烟之中。在每一个街角，都有这样的照片证明着日本人不容置疑的胜绩，并且所谓的胜绩仍频频传来。12月9日日军袭击了曼谷。10日他们攻占关岛，摧毁了美国在菲律宾甲米地的海军船坞，炸沉了两艘停在马来亚海岸的英国船只。第二天日军登上吕宋岛的黎牙实比，两天后他们袭击了位于苏比克海湾的美国海军基地。


与此同时，鼓浪屿上的日军部队在大肆掠夺食品。他们抢走无数袋稻米和面粉，数量多到他们根本吃不完，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按黑市价把剩余的粮食再卖给我们，或者运回日本。日本人冲进我家时，我们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没收粮食，还在地毯上撒尿。呸，这些挨千刀的！我心里想着，腿不停地抽动，恨不得冲其中一个人的裆上踹一脚；我紧咬牙关，屏住诅咒的冲动。


他们离开后，我上了楼。阿梅坐在地板上，正从她的宝贝盒子里拿出珠子和五彩石子摆弄着，在她的娃娃身边围成一个圈。阿州把我的旧玩具士兵摆放在他床上，一队士兵在床中间向前行进着，另一队敌方士兵被他放在两侧枕头上，伺机伏击。“等他们靠近些。”他对骑马的士兵们耳语着。“各就各位。”他把那一队士兵移动到圈套中，阿豆从床另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进攻！”阿州喊起来，“杀！杀！”


“杀！”阿豆拍着手掌叫着。


阿州来不及把骑兵快速移过去，他们从枕头上翻滚下来，掉到敌军当中。阿豆两只手各抓着一些士兵，让他们相互碰撞着，用他19个月大的童音叫喊着“杀！”。


我摇摇头。我童年玩过的打仗游戏多带劲！那些小小步兵，那么英勇，我的骑兵又是多么身手不凡。还有我的将军们。他们精心策划每一次行动，他们智谋高超、精忠报国、效忠明君。而现在，用打仗满足快感的是日军飞行员们。是他们，往美军舰队投下炸弹后，回头看着滚滚浓烟和烈焰，口中叫嚣的不是杀，而是板载1。


我回到卧室，大力推开百叶窗，窗扇撞到外墙又弹回来，我再用力一推，双脚重重地踏上阳台。带劲？这场战争一点也不带劲。它卑鄙可耻。它使人蒙受孤寂、饥饿和羞辱。我狠踢栏杆，然后踉跄着退回房间，狠狠甩上门。阿州玩这种文雅的打仗游戏真是浪费时间，不如把玩具士兵丢到窗外去。然而，当我返回儿童房时，看到阿州正告诉弟弟如何排兵布阵，准备下一次战斗，他们脸上洋溢着童真。我长叹一声，徒然地撒开双手，就让他们继续戏耍吧。至少，在我孩子的床上，可以上演英雄豪杰、兵法奇谋的戏码。


下楼走至一半，我听到母亲和阿桂在商量食物的事。我几乎忍不住想要尖叫。我们简直跟流民一样，终日四处觅食，陷入挨饿的恐惧之中。我急忙走过母亲的房门，她正在问阿桂一个埋掉的坛子，“你觉得里面装了多少米？”


“10升左右。”


“那你床下面的罐子呢？”


“5升。”


我摇摇头。鬼子们的尿臊气还没散去，她们已经在处心积虑地盘算今后日据期间的生活细节了。唉，这样也好。可对我来说，我宁愿要刀枪。我在厨房对着餐桌上空一通猛劈，朝桌脚一阵乱踢。阿桂已经抹去了鬼子的泥脚印，把洒落的米粒扫起来，一粒也没有落下。


我抓起棉袄走了出去。素莉在院子里，蹲在一盆脏外套、衬衣和衬裤前面，手上也没沾水，正攥着一块肥皂拍打着水面上云的倒影。“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少奶奶？”她问道，“我们要把金鱼吃掉吗？”


金鱼？她想什么呢？看来我们对她宠得太过分了，她居然问出这种话。我们多喜欢那些金鱼，特别是那两条大的，年纪几乎跟她一样大了。难道她忘记了闹饥荒时她的爹妈被逼无奈，变卖了所有的孩子？你是个中国人吗？我恨不得这么喊。“不会。”但我只是告诉她，“至少现在还不会。”


然而有一天，我们可能不得不吃掉它们，它们终究只是鱼。我走近池塘，满眼含泪。鱼儿们躲藏在荷叶和象耳蕨下。阳光映照得水中波光粼粼。我撒出去一把鱼食，金鱼们立刻咂着嘴浮到水面，它们挤在一处，形成一簇水花。这些鱼跟家里的很多东西一样，令我怀念起婆婆。有很多次，我跟她并肩站在这个池塘边，两人都手抓一把饲料撒出去。她离世前几天我们还一起喂鱼。记得那天天气晴好，她支气管炎初愈，我满心欢喜。担心内疚了好几周后，我那时身心像肥皂泡般轻快。而现在，当鱼儿们聚拢过来等我继续喂食时，我思索着，正如她过世后我反复思索的那样，如果不是支气管炎病后虚弱，她会不会患上脑膜炎。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轻声问，多希望她能在这里回答我。关于战争罪魁东条英机她会说些什么？他会比前任更心狠手辣吗？我捏着一撮鱼食，举在池塘上方。一大群鱼儿摆动着尾巴，鳞光闪闪的身体互相挤蹭着。我张开手指，它们疯抢成一团。“在一小块干粮面前，”她在的话，大概会说，“鱼儿就丧失了尊严。”看着金鱼继续争抢食物，我想象着婆婆还会说些什么。“美国和英国现在是猛虎受伤。”她一定会指出，“假以时日就能知道，他们会不会猛烈反击，他们的反击对我们有多大帮助。”


而现在，鱼儿们已经吃完鱼食，躲回荷叶下面。只有那条橙色的鱼，其他鱼儿的祖母，依然留在水面。我不时能看到橙色金鱼的伴侣，它长长的白色鱼背上那熟悉的黑色斑点。天气凉了，为了让它们过冬也许不用再喂食了。我真想知道，婆婆的想法是什么。


我把袖口卷到肩上，手伸进水中。我摸到一截象耳蕨的根，小心地拔出来。这几个月，我们一直把象耳蕨根茎炒来吃。每次拔掉一根，原来位置上就会长一根新的，有时还会长出两根。


&#160;

<hr />
1 日语，意为“冲锋”。&#8212;&#8212;译者注

27


“他们逮捕了老高。”


佩璐等在我家客厅。我一进门，她就跳起来说，“你私塾先生的友人。那位诗人。”


“我知道他是谁，不过……”这没什么道理&#8212;&#8212;虽说，现在已经没什么事能令我讶异了。沦陷后短短两周内，日本鬼子及其走狗就对我们进行了舆论驯化和武力威胁。他们强征我们的粮食，没收我们的短波收音机。他们关闭报社，强制宵禁。现在，每经过一个哨卡，我们都要鞠躬，出示良民证。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想象他们会逮捕那位胡子花白的诗人。“我不明白。”我说，“谁会逮捕他？”


“日本宪兵队。”


“可是凭什么呢？”


佩璐烦躁地吁了口气。“他是知识分子。这种时候，这个理由足够了。问题是……”她抓住我的手，“你的私塾先生是他朋友。我们该去魏先生家里，提醒他一声。”


我点点头。


“加件外套。外面冷。”


我的红色阔摆大衣旁边挂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外套，我抓起来穿上身。


“别忘了带良民证。”


我打开草药柜里放证件的小抽屉，“再等一下。”我说，“我想带点东西给魏先生和师奶。”我跑到储粮间，拿了几样东西，放在一个篮子中。


“希望路上别碰到日本人。”佩璐担心地瞥了一眼我篮中的一小包米和一罐酱菜。


我苦笑了一下，但愿不要碰到吧。这年月，到处兵荒马乱的，鼓浪屿在日本鬼子魔爪下苟延残喘，我们的爱国雄心也日益消沉，徒然让人耻笑，对抗日救国也不再抱有幻想了。今天，要是运气好的话，我们能如愿去给魏先生提个醒。


出了门，外面的世界愁云密布、苍白灰暗，一个已非家园的世界。巷子里异常静寂。人们猫一般地无声行走，轻手轻脚地开门、关门，讲话时轻声细语。佩璐和我本想路上说说话，却总是聊不下去，我们必须斟酌词句，担心被不怀好意的人偷听曲解。其实，我们早就不再谈论抗日斗争或是街头抗日剧了。


快到魏先生家时，我们不再试着交谈，只是听着彼此的脚步声，这时，一个男子的声音打破了平静。“这是我赎罪的机会。”他毫无顾忌地大声说，似乎极为激动。我们停住了脚步。


“是郑惕。”我轻声说，“也许我们应该晚点再过来。”


佩璐摇头道：“我们已经到了呀。”


“为我太窝囊赎罪。”郑惕吼道，“为我太没血性赎罪。”


我轻轻敲了敲门，然后稍稍用力又敲了一次。碰上郑惕，总免不了一场风波。我正准备敲第三次，门开了条缝。


“啊？是你。”师奶叫道，把门用力推开，脸上绽出一团笑纹。“我们最喜欢的小姐。你好，太太，”她冲佩璐点头道，“快进来，快进来。你们吃了吗？静海，”她喊着，“你最得意的女门生跟她朋友来了。”


我把篮子放在桌上，站在桌前。


“这是什么？”她问道。


“没什么，师奶。就一小袋米和一点酱菜。”


“不，不行。我们不能收。静海。”她又在喊魏先生，用力提高嗓门，想盖过郑惕吵闹的哭腔。


“你这么英勇，我已经无地自容了。”郑惕还在说话，“现在你还打算让我逃之夭夭，像只胆小的老鼠。”他要是真的胆小如鼠的话，我心想，嗓门就不会这么大了。


“安丽！”魏先生惊呼道，“黄小姐，欢迎啊。请进，请进。”


“你看看。”师奶皱起眉头，用一根变形的手指，指着我带来的篮子。


“安丽，现在缺吃少穿的，我们不能收你的粮食。你要顾一家子呢。”


“没什么的，先生。略表敬意。”


“待会儿再说这个。请到客厅来吧。安丽，你也认识我这几位客人。”客厅里有两位男客，他们被冬日阳光和香烟云雾笼罩着，身形朦胧。郑惕转过来，敷衍地跟我们道了声早安。另一个身穿蓝色长衫的男客转身向我们作揖。他抬起头，我惊讶地发现竟是范昊甫。他新蓄了一缕山羊胡，但那双眼睛我绝不会认错。


魏先生向他们介绍了佩璐。范昊甫丝毫未露出他们相识的迹象，拱手又行了一礼。“也许，”他说，“两位小姐能帮我劝劝我这位好友，跟我一起走。”


郑惕一皱眉，双臂抱在胸前，“你别管我。”


“可，阿惕……”


“不，我不会逃跑的。已经太晚了。要真爱国，我早几年就该参军抗日去了。”


我瞥了瞥窗外。他怎么就不知道压低嗓门呢？


范昊甫扬了扬眉。


似乎只有魏先生对这位没有血性的诗人比较耐心。“年轻人，”他柔声说道，“其他人适合的事情，你未必适合做。”


郑惕跺跺脚。


“来，”魏先生说道，“都坐下来。”他把我和佩璐让到座椅上，范昊甫从厨房又搬来几把椅子。我和佩璐两人对视一眼，现在不太适合把老高被捕的事告诉魏先生。


“我跟你说，阿惕。”范昊甫边说边把一张椅子搬到朋友旁边。“你人太实诚，当不了特工。你根本不懂得伪装。”


郑惕侧过身说，“就像你这样。”


“是的，像我这样。您告诉他，刘小姐，他多容易被看穿。”


我坐回椅子。如果他想让我措手不及，就想错了。“确实是。”我说，“郑惕直率，重情义，不像有些铁石心肠的人，擅长狡诈之术。”


郑惕怒目圆睁地冲我走过来，“铁石心肠？你怎么能这么说？为国家存亡而行狡诈之术，是一种爱国行为。”


“我相信刘小姐无意指责任何人的人格。”范昊甫乜斜地看我一眼，拿起烟斗，“或者任何人的心肠。”他跷起二郎腿，划燃两根火柴。


“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斗了？”郑惕质问道。


“冷静点。”魏先生抓住郑惕的手肘，把他推回椅子。


“你看。”范昊甫用火柴点燃烟斗，吸了起来。“你都不懂，穿这身长衫是要搭烟斗的。”他冲我一挤眼。“不同的是，穿白西服、戴礼帽的人大概就偏向于烟嘴。特别是要化装成那种人时，要怎么说来着，在欢场里厮混的人。”他把火柴熄灭，扔在边上的碗里。


其实他不用话里有话地讲给我听，解释我和佩璐看到他跟蟋蟀二人进了凤凰于飞院那晚，他为何打扮得像个皮条客。很明显，无论为了抗日，还是做戏，他们两个当时的样子远不止演街头抗日剧那么简单。另外，起台风的那天下午，有人在鹭江宾馆暗杀了汉奸议员，我怀疑就是他们的手笔。


范昊甫冷不丁地跳起来。他把烟斗往烟架上一放，急忙飞奔上前，从师奶手上抢过茶盘。“师奶。”他说，“您拿这个太重了。”


哟，我心想，这人真会随机应变，服装和举止都是说变就变。


郑惕则截然相反。他脑子转得不快，变装速度也快不到哪儿去。他还在瞪着他朋友的后脊梁，攥着拳头。“你小看我的能力。”他说，“也小看我为国献身的决心。”


“小惕啊。”魏先生说，“没人说你不爱国。”


“我就是很懊悔，他们关掉杂志社时我人不在。”


范昊甫怪笑一声，“你不在是好事。我不相信你能克制情绪，不会失控。”


“你太小瞧我。”郑惕用手掌拍着胸脯，“我可不怕死。”


“那酷刑呢？”范昊甫问道，“你能忍受残酷的严刑拷打，不把朋友和同志的名字供出来？”


“啊？”郑惕脸色发白，“我是永远不会出卖你的。”


“不是我，朋友。我几个钟头后就走了。从此再无音信。”他夸张地补充着，“好了，别再说了。我们斗嘴吵闹，坏了两位小姐的心情。”


“我们的心情可没那么容易坏。”我说道，“现在到处凄风苦雨，这点小吵小闹算什么。”我摊开手，微耸肩头，尽量不露苦涩地笑着。“其实，外面死气沉沉的，你们的争论倒也让人心里松快些。”


“你觉得我们在逗趣，我可真荣幸。”郑惕说。


“不好意思，我不是这意思……”


佩璐站起来，“我们该走了。打扰你们商量事情了。”


范昊甫垂下目光，“哪里的话。两位淑女在场，于我们有益无害。”


“不用客套了。”我倾身向前，手按住膝盖，“希望你们找到安全撤离的上策。”


他不快地看了我一眼。


当然。我知道他会计划周全。可还是……


佩璐换了个姿势，看看我，“走之前，我能说几句吗？”


“当然可以。”魏先生和范昊甫点头称许，而郑惕则背过身，远眺外面的大海。在苍白灰暗的天空下，海水黯淡而平静，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水面上漂着的船。今天只有一艘船。


佩璐把头发撩到耳后。“道理大家都懂，”她说，“我们的国家需要诗人来振奋士气和激励民心。然而在沦陷的城市里，诗人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


要是在我们鼓浪屿文化抗日联盟开会时，郑惕决不会听任她说下去。不过，在魏先生家中，他们要假装彼此不认识，他似乎无意辩驳。


“如果诗人不去为敌人歌功颂德，”佩璐继续说道，“他也有法子掩人耳目，只要写作题材仅限于追忆年少往昔，或是比翼鸟、蝶恋花之类的风花雪月故事，或是评说正史外传。但从张先生的情况来看，被捕的风险极大。”她向郑惕靠近了一步，“以我的浅见，你应该采纳贵友的提议。他与魏先生都是爱护你的。”


郑惕的后背不停地起伏，他转回身，泪水在双颊肆意流淌。


佩璐退开一步，“很抱歉。天色已晚了。”


我揣度着他们的撤离细节，怎样通过哨卡和检查岗，另外，他们又能去向何处，现在想得到的地方几乎都已落入日寇手中，他们只能设法去往国统区。


“安丽。”佩璐晃晃手指道，“我们走吗？”


要离开占领区，单靠决心，好像并没那么容易。虽说聿明在国统区，但感觉早就不太真切了。“好的。”我说道，“我们真该告辞了。”


郑惕站着目送我们离开房间，点头嘀咕着，再会，再会。范昊甫则拱手作揖。“两位小姐，幸会了。”他语气诚恳地说，这次没再对我眨眼睛。


到了魏先生门口，我总算找到机会提醒老师。“您当心点。”我说，“我们听说老高被捕了。”


“是的。”他说，“我听说了。”


“那……”我眼泛泪光，“您答应我，要非常非常当心，好吗？”


“好的，安丽。你也当心，你们都要当心。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我们应承着，让先生放心。


我们转身离开，脚步声在身后回响，像远方的鼓声。我又回到了这个苍白灰暗的沦陷区。“我觉得，你说动郑惕了。”我低语道。


“他希望有人说动他。”


我微微一笑，郑惕行事冲动张狂，是挺惹人心烦，但我会想念他的。“嗯，这样看来，文抗联这下真是结束了。”


她苦笑道，“很早以前就结束了。”


也许吧，但今天之前，我还指望着，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开始&#8212;&#8212;等佩璐先生消了火气，或是阿豆和佩璐的小女儿陆续降生之后。等她母亲身体好些后。等我从失去婆婆的痛苦中缓过来后。其实我心里早就明白，文抗联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更是毫无疑问。


“不好意思。”我们绕开前面的几个男孩后，佩璐说道，“刚才我催你走得太急了。我的生物闹钟响了。”


她加快脚步，“我非得回去喂奶不可。”佩璐跟我们周围的大部分女人不同，她选择亲自哺乳。“我的奶水这么多。”有人劝她找个奶妈时，她总爱这么说。“不喂白不喂。”这么做的人不多，不过，她的身体力行，让我自愧不如。


我心里惦记着宝贝阿豆，于是急忙跟上她的脚步。


过了公共浴室后，我们在街角分手，各自走路回家。我放慢脚步，大口呼吸着空气。本以为，曲终人散，心里会轻松些；殊不知，千钧重负却更上心头。

1942年

<h2>28</h2>

《水浒传》第二回中有一张插图，是一整页的水墨画。男孩们为看得更清楚凑了过来，汗涔涔的小身子挤着我。房间另一头，透过百叶窗照进几缕阳光，屋里本已无法忍受的炎热又添了几丝暑气。


“球。”阿豆跌坐在我大腿上，要摸有球的画。踢球者叫“高球（俅）”，是个泼皮破落户，善踢蹴鞠，很快将因此发迹，在朝中得宠。


“王爷。”阿州指着一个人说，那人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绣龙袍。


“是的，端王。孩子们，坐好。妈妈要擤鼻子。”我把书递给阿州，转身往手帕里擤出一大团黄绿色的鼻涕。


“宦官。”阿州指着王府球场上其他的陪踢小厮。“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宦官。你现在数数。”他戳戳弟弟。


往常，看阿豆咬着舌头费劲地数数，我会满心骄傲。不过今天我头晕鼻塞得厉害，力不从心。


“球。”阿豆凭空踢着，“踢，踢，踢，踢。”


我叠好手帕，捂住嘴咳嗽。天气濡热导致的热伤风让我难受不已。我从阿州手中拿回书。“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我停下来眨眨灼痛的眼睛。我不想再读关于高俅的故事&#8212;&#8212;他的昏庸无能或是无端发迹。实在不想提他那一脚敏捷的鸳鸯拐。至少暂时不行，我现在身子沉重、脑子迟钝。


阿州拍打我的手臂，阿豆则赖在我腿上。


“不行。”我一边说着，一边用力，试图从他们扭股糖般的胳膊腿中挣脱，从他们黏糊糊身子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我感觉自己像沉到了水中，手脚被海草纠缠着，奇形怪状的胖大水怪压着我往下沉。“阿州该写信给爸爸了。”


“不要！”他跳起来，冲我瞪眼。“我不要！”他的丹凤细眼冒出成吉思汗般的凶光。


“这是你当儿子的义务。”


他越发地眉头紧锁。然后突然转身，跺着脚走到他的小桌子旁坐下来。


“你以为听故事就是过日子了吗？”我趁势问道，“你以为自己还是小宝宝，只要嘟着嘴装无辜，就可以让我给你讲故事吗？”我自觉语带急躁，但还是说下去，“你再也不是小娃娃了。”我的太阳穴突突跳着，“作为韩聿明的儿子，韩刚的孙子，在四岁时该会写封简单的信了。”为什么他总是抗拒写信？他听得懂故事，记得住整章整回的内容。我让他坐下练阅读，他就从不反抗。为什么让他写信，他就总是执拗不从呢？


我拉开阿梅的小椅子，坐在他对面。“好，”我边说边写下“敬爱的父亲”几个大字，让他临摹。“好了。你想说些什么？”我抹一下鼻子，而他正紧咬嘴唇，挺直身板，眼睛盯着字纸上方。“阿州！”觉察到他心中压抑着一团火气，我的恼怒不争气地黯淡下去。“你想点事情说。”


“阿梅从来不需要给父亲写信。”


“阿梅生病了。”我打开折扇，为我俩扇着凉风。


“她没发水痘的时候，你也没逼她。”


“你只要想点事情，不然我想了。”


他胸脯起伏了一阵，然后突然停下来。“敬爱的父亲，”他终于开口道，“我们吃不上一口肉。”


“不能这么写。”我提起毛笔，“我只好自己想词了。”我说道。


“妈妈，等等。我想告诉父亲……”他提起笔，若有所思地看着屋顶，“我想说……我喜欢我的足球。”


我写好信，阿州依样画葫芦，鬼画符一般歪歪扭扭地抄写着，一写完我就把书拿到楼上读给阿梅听。


“我好想抓痒。”阿梅一看到我就哭喊着，“妈妈，妈妈。痒死了。我好想抓痒。”


“不要抓。要是抓了，就会长很难看的麻子。”


“难看，难看。”她从茶几上拿起一面小镜子，照了照自己的样子，号啕大哭起来。


“给我。别害怕，乖女儿。你还是很漂亮的。没多久水痘就会不见了。你的皮肤会变得跟山茶花瓣一样光滑。”


她破涕一笑。然后又开始呻吟起来，在床上翻滚扭动着，在她的水疱上空胡乱抓着。


“不要抓。我叫素莉给你再洗一次淀粉浴。”


两天之后，阿州脸上也发了水痘，然后又轮到阿豆。


那是个六月，自鼓浪屿沦陷已有半年了，是人们记忆中最炎热的一个六月。这并不仅仅因为，我们在鬼子魔爪下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被物价飞涨、囤积投机、失业、饥饿及恐惧折磨得苦不堪言。不是的，真的是烈日炎炎似火烧。我们挨到夜晚，指望暑气能够散去。但热气仿佛闷在了虎头山与龙头山，南太武山与博平岭等诸山之间，困在了无形的天穹下，恶魔出世般地祸害着人间，带来腐臭与疫病。晚上大多停电，床上方的吊扇纹丝不动。令人欣慰的是，尽管暑热和水痘瘙痒难挨，孩子们仍然很快便能酣然入睡，只是半夜又会惊醒。可我早已不是孩童，炎热天气令我彻夜不眠。


在那些漫长无眠的夜晚，我会坐在桌前，扇着扇子，给聿明写信。写信的仪式感令我心安：将毛笔沾湿，把水洒在砚台上，持墨反复地打圈研磨。即便在烛光下，我也能凭借经验判断墨汁是否足够浓稠和乌黑。接着，我用毛笔沾些墨汁，在砚上一抹，稍停片刻，让笔尖与桌面垂直，然后写下我已经写了四年多的称呼：最亲爱的聿明。一旦提笔，我就渐渐心无杂念。我已经跟他说了阿梅发水痘的事，但还没提到阿州和阿豆也传染上了。孩子们没有得霍乱、猩红热、脑膜炎，可发水痘仍是又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收到的坏消息多了，聿明恐怕会不再爱我，前提是如果他还爱着我的话。


不要，千万不要。我不能那么想。他依然写信过来，不是吗？他依然会向我问好，并问候孩子们，问候母亲，但这反而只令我想起往日他总会提的问题：我母亲好吗？这是他信里的第一个问题，永远都是第一个。要是他能在这里，亲眼看到婆婆的病情恶化之快，如此出乎意料的话……如果我们一起服丧，他把头靠在我膝上，我的泪落在他颈窝，那样的话，我才相信他还爱着我。


我在砚台上研着墨，直到墨汁乌黑得像阴森无比的地狱。但我的脑中依然一片茫然。最后我放下毛笔，吹灭烛火。他走的时候，我还是如花似玉的年纪。现在我已26岁，将至而立之年。他已经4年没在白天看到我的真实容颜。我不知道，当再见时，他会做何感想？我刚想上床，转念一想，或许到屋顶上能透口气。


当年我们热恋时，有时会牵手站在屋顶上。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他第一次牵起我的手时，月亮细似柳叶杏眉，与现在差不多，只是今晚的月亮更低些，像海上升起的一道弯钩。我走到屋檐边，凝视着银白的月影。我想起4年前为迎接聿明回家做的那身衣服&#8212;&#8212;粉色锦缎上洒满朵朵白菊。有一天，当战争结束时，我会穿着它去赴宴。


我赤足站在仍然温热的屋瓦上，想象绸缎贴身的感觉，似乎人也凉爽了些。我的伤风快好了，却还因为感冒这样的小事跟阿州发脾气，真是不可思议。我记得，4年前送聿明去码头，他最后叮嘱的话。要照顾好一家老小和下人们。


“我很抱歉。”我呢喃着，久久站立着，任由苦楚与悔恨掏空心灵。然后，我回到房间。我还要照顾活着的家人。我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


然而即便我意愿良好，过了还不到一天时间，我就又违背了在屋顶上的承诺。


都怪我对孩子们的健康太过执着。这是我想说的理由&#8212;&#8212;我一门心思，为孩子们的康复殚精竭虑，顾不上其他事。是真的。我不愿看他们卧床不起，不愿他们可爱的脸蛋被水痘和结痂弄得一塌糊涂。阿梅一会儿想起床到处跑，一会儿又嫌弃自己“难看”，想躲起来。阿州想抓痒想得发疯，不停地瞪圆眼睛蹦下床，在房间里疯狂兜圈子。可怜的阿豆，他只是躺在摇篮里，烧得浑身虚弱。我为他们三个担心。以如今的条件，即使像生水痘这样最常见的儿童病都可能有危险。生病亡故的例子比比皆是。仅一周前，马太太的孩子死于猩红热。最惨的是，因为突发的伤寒病，我朋友阿玲痛失了她可爱的小女儿。我自然会因此悬心不已。尽管如此，那天我在厨房中所说的气话，还是太不应该。


我坐在厨房桌边，给自己扇着风，喝着茶。阿桂在洗一个大白萝卜，素莉在房间另一头把生米中的谷壳和石子挑出来。“怎么能指望孩子们康复得好。”我嘟囔着，“他们的营养都不够。还有素莉的羊倌哪去了？我们两个多礼拜没看到他人了。其他人家大概付了他更多钱。”


“少奶奶！”


“他一定是病了。”素莉说，“要不然……”她转过身，盯着盆子。


她干脆嫁给那个羊倌算了，我心想。沦陷后，她在这儿，也不比跟他在一起安全。我吹了吹茶水。糟糕的是，羊奶并非我家的唯一问题。日本人把家里的好米抢走一大半，剩下的我们也吃光了。现在买到的，尽是些掺污发霉的碎米。“要能给孩子们吃点荤腥就好了。”我喃喃道，“他们吃了才能恢复元气。外面什么地方一定能弄到肉。”我转身问阿桂，“你肯定，该想的办法都想了吗？”我之前从来没对阿桂采买东西产生过怀疑。阿桂胆大机灵，忠心耿耿。可那会儿我一时脑子发热，昏了头。我双臂抱胸瞪着她。“说真的，”我愠怒道，“果真用心找，你总可以找到点东西。”


她愁眉不展，“是，少奶奶。”


第二天早上，阿桂不见了。素莉说她去了集市。到中午阿桂还没回来，我就明白了，她去找肉了。我早该猜到她会这么做。


当下正是三伏天，我出门去找她，她侄子云云执意要跟着去。一开始，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家里午休，我们找不到人问她的去向。总算，一个在门口给娃娃扇风的老太太说看见过她，但已是一大早的事了。在海堤上，一个在树荫里下棋的男人说，他摆棋时看到过她。她当时沿着龙头码头的堤坝急匆匆地走着。等他摆好棋子再抬头时，看到她正给日本兵鞠躬，登上了去厦门的渡船。


12月8日鼓浪屿沦陷后不久，去厦门的渡船就恢复了运行。我和云云鞠了躬，出示了良民证，上了渡船。我不清楚到厦门后该怎么做。偌大的城市里，放眼是陌生人。对他们而言，阿桂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厨娘。我们赶去最近的集市，一路上睁大双眼，寻找着与她去向有关的蛛丝马迹。我们搜遍犄角旮旯，看到有人在低声叫卖黑市稻米，不过却没有一个卖肉的小贩。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害怕和悔恨。是阿桂用乳汁哺育了我，她万一出什么事，绝对是我害的。而且是我第二次铸成大错。我从一处赶往下一处，茫茫然似大海捞针。我们在汇丰银行门口歇口气，此处现在是“敌方财产”，原先守在门口的是高大冷傲的红头阿三，现在被日本军警取而代之。阿桂一定是去了比厦门市区更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非回去不可了。”我告诉云云，“不然宵禁前赶不回去。”


云云瘫坐在地上，脸上淌着豆大的泪珠。自从他到我们家那天，云云就失去了爹娘的音信。即使他们还在世，他也不太可能见到他们了。阿桂要是再走了，他在这世上会孤苦伶仃。“别灰心。”我把他拉起来，“说不定她早就到家了。”


我们赶紧沿着中山路去轮渡码头，搭船去对岸。走到鼓浪屿大路上时，商户们已经开始放下沉重的金属卷门。一群男人你推我挤，有说有笑地经过我们。其中一人左右四顾地开着玩笑，倒退着走，结果撞到一群沉浸在悲痛中的男人，他们正从棺材铺搬出了一口棺材。那是吴寡妇的五个儿子，从他们垂头丧气的悲痛神情来看，估计躺在棺材里的就是他们的母亲。


***


时间肯定过去了一个多钟头，我总算听到院门的声响。我冲下楼梯，跑进厨房。


啊，真是令人欣慰的一幕：阿桂额头上沾着泥土，破布袋里伸出一根枯黄的芹菜梗。“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她的话像滚锅的热粥般涌出来。“我回来得太晚了。对不住，少奶奶。”她每说一个“对不住”就低一次头，但她汗水津津的脸上流露的不单是自责，更多的是自豪。她把袋子扔在水槽边，搬来一条凳子。“你别看。”她朝云云摆摆手指，抬起一只脚，把宽松的裤腿拉到膝盖上面。“我说了别看。”她冲着云云皱眉头。然后又笑着把裤脚拉到大腿根。


她大腿上捆了一大包东西。她很快解开了一长串麻线，一个蜡纸包仍粘在腿上。她撕开纸，把东西拿起来给我们看，血从里面滴落下来。


“肉。”云云叫起来。


“是猪肉。”阿桂说，“我在厦门的一个村子里买到的。快看看。”她拆开蜡纸包，剥开一层血淋淋的棉布。“我包了三层布，再用纸包上，就这样血还从腿上流下来了。”她笑了起来，“看着好像我来月信了。”她用手挡着，看看云云，“你听不得。”


那是一大片猪后脊，她另一条腿上绑着同样大的一块肉。


“哎，阿桂。”我说，“你要是被鬼子抓住该怎么好？”我该多说点什么&#8212;&#8212;好好谢谢她，让她别再那么拼命了。但我实在疲乏得很，加上终于松了口气，再也无力清楚思考。“阿州要高兴坏了。”

29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晚上顿顿都有猪肉吃&#8212;&#8212;猪肉饺子、贡丸汤、麻婆豆腐、酸菜煸肉片、卤肉饭、肉丝面。谁还会不高兴呢？谁吃了这些菜身体会不好起来呢？每天下午给孩子们洗澡时，我都能察觉到他们的症状在渐渐好转。水痘长成了脓疱，然后出脓结痂，最后萎缩掉落。一天，我用手抚摸阿梅湿淋淋的背，发现已经光洁无瑕。“皮肤真漂亮。”


“是的。”阿梅欣喜地查看自己的手臂，“我又变漂亮喽。”


阿州松开毛巾，转了一圈，光溜溜地向我炫耀着。阿豆呢，他俯身查看自己的身子，把手指头伸进肚脐眼，傻呵呵地宣称，他也很漂亮。


我对孩子们说，“明天下午，天气一凉快下来，我们就去百鸟园散步。”


***


沦陷6个月了，我们已经学会尽量逆来顺受。我们依然会忧虑、伤心和愤懑，但我们也照常陪孩子们玩耍，与朋友们相聚。


我们在黄府有新的麻将牌局。黄家多年来是岛上名流的聚会场所：华人和欧洲人，商人和政府官员，各色人等都想跟商会主席套近乎。然而，黄立松刺杀事件之后，只有他的寡妻留守，宅内静默无声，令人惶恐。我每次进门前，心中都有些希望宅子能重现往日光景。然而，我记忆中的那棵玉树花，一侧的树枝已荡然无存，原先那个镶着珍珠贝孔雀、珊瑚梅花和玉柳的漆器屏风也不复存在&#8212;&#8212;大概被送去了日本，用来装点某个军官的客厅。


黄府会客厅如今很低调，几近素朴。窗帘上打着补丁，沙发缺了个垫子，但白色垫布仍铺在扶手和靠背上，每一片都小心放置，干净洁白。


阿玲的女儿夭折后，便没参加过我们的牌局，不过今天她应该要来。


“不用担心。”见我看着空椅子，琪琪说道，“她答应我会来。”她把手伸进手提袋，掏出一包香烟，拍出几支，递给我和佩璐。“你们两个，来抽一根吧。你们总要学着抽的。”


“等我想抽再说。”我答道。


她笑道，“就知道你这么说，安丽。”她又在佩璐面前晃了晃烟盒，然后自己拿了一支点燃。


“算了。”她合上打火机说，“等阿玲跟我一起抽。”


我抓了把花生，看着烟雾从她胭红双唇中袅袅吐出，她的唇色与指甲油色和打火机漆色别无二致。


“你上了指甲油。”琪琪说。


我用拇指抚摩自己参差不齐的指甲。


“要再上一层油，那样才会保养得更长久。”


佩璐看看手表。上次阿玲答应说要来，但哭得稀里哗啦，只得作罢了。


我咬着指甲，吐出指甲油碎屑。我心里盼她来，同时又怕见到她。我又开始咬另一个指甲。除了麻将牌的声音，四周鸦雀无声。她不赶紧来的话，我们很快就会谈起瓜岛海战，或是日军加速控制上海至泰国的铁路通道这些事。干脆放开了聊吧，我胸中一阵无名怒火，心想着，既然都想到了阿玲和她小女儿的夭折，为什么不再说说其他事？米价一路飙升，还有刚刚爆发的天花和霍乱。我双手互相用力搓着，直到指尖通红。过不了多久，我们大概就会谈起，我们认识的男人中，哪些死于非命，哪些渺无音讯。


“要不我用新指甲油帮你涂指甲。”琪琪飞快地说，“你走之前我能涂完，这样你回家路上就能吹干了。”她弯下身，从手提袋里取出一个瓶子。“喜欢这颜色吗？这叫宝石红。”


“我们可以一边等着，”佩璐搭茬，“一边联一首诗。”


琪琪翻了个白眼。


“要不我读一篇林语堂的文章。”


“也好。”琪琪答应道，“可要找篇幽默的。要中文的。”


佩璐选的文章标题倒令人期待《关起门来打赤膊1》。她的声音抑扬顿挫，读到大师形容自己喜欢的房间，进屋要有烟味，沙发上横陈各种书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院中要种几棵竹树和梅树。突然，佩璐停下来。


阿玲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犹犹豫豫地停下脚步。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的头发软塌塌的，毫无光泽，面颊苍白瘦削。她颤巍巍地走上前，脚步虚浮，似乎随时会倒下。“听着像是林语堂的作品。”她说道，扶着椅背稳住身体。


她坐下来后，我们马上开始洗牌。刚开始，我每向阿玲投去一瞥，她都会抬头强颜欢笑一下。后来她不再抬头，我以为她是在全神贯注地打麻将，直到发现她双颊绯红。


“我多带了一把扇子。”我说着，从包里取出一把雕花檀香木折扇。


她接过来，扇了几次后似乎又忘了，双颊更加灿红。我们才打了一圈，她就靠在椅背上，双手捂住脸。“不行。”她垂泪道，“我得走了。”


“别啊，阿玲。”琪琪说，“再打一圈。”


“我也该走了。”我说。


琪琪刚要开口反对，就被佩璐打断了。“也好。我们下次再打吧。琪琪，”她很快补了一句，“既然安丽要回去，不如你帮我涂指甲吧？”


“好啊。等指甲油干的时间，我可以帮你弄弄头发，或者帮你补补妆。”


“涂指甲就可以了。”佩璐说。


我和阿玲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感觉有些怪，她以往很爱说话的。“我很高兴你能来。”最后我打破了沉默。我们转进一条阴暗的街道，两侧是三层小楼，大树倚墙耸立。一大株鸡蛋花树上的花朵四散飘落在巷中和排水渠里&#8212;&#8212;那是一整天的落花，有些业已枯黄，有的依然鲜艳。


“我再也打不起精神了。”她说。


“你牌打得挺好。”其实她每把都输，不过，她原本就不是麻将高手。我们踩到路上的鸡蛋花，鞋子不加区别地践踏着那些花朵，无论枯花或是鲜花。


又走了一条街，阿玲才又开口。“我不是那个意思。”她的声音开始哽咽。“我是说要费好多精神……才能不哭出来。”话一出口，泪水就顺着她的面颊流下来。“我实在太累了。”她说。


我打量着街道两边的门窗和店面，吴记面馆大门紧锁。“他们家的面粉肯定又没了。”


“不是的。”


我递给她一条干净的手绢，她擤擤鼻子。


“他们家在服丧。”


可怜的阿玲啊。她一定是没了时间概念。吴寡妇去世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他家老二，”她木然地咕哝着，“两天前的事。”


她肯定是搞错了。在我认识的男人当中，吴家兄弟是最壮实的。他们总是待在面馆里，把沉重的湿面团切块，再拉成长长的面条。她一定是弄错了。然而，面馆门柱上赫然飘着刚钉上去的白色挽绫。


我们顺路去了烟纸店，阿玲要买些香烟。


似乎人人都在抽烟，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士兵还是苦工，讲究的绅士还是摩登的少妇。在当前这种形势，这算是个无伤大雅的消遣。她买了一包好彩香烟后，我们转身离开。


“等一下。”我说，“我马上就回来。”我快步走回柜台，焦急地等待前头的顾客买完东西。“一包好彩，一盒火柴。”轮到我时，我说道。


在外面，我到处都闻得到烟味，看得到烟斗上的冉冉烟雾。从窗户里飘出来，从门缝中逸出来，与海洋的味道一样熟悉，与尿臊味、发霉味、腐臭味一样寻常&#8212;&#8212;人们已然熟视无睹。


香烟的诱惑，撩拨着我的胸怀，搅得我心旌荡漾，意动神摇。别再犹豫了。它们召唤道。踏入我的小舟，乖乖躺下，任我用缕缕烟雾将你引向急流。放松身心，与我一起漂流。


阿桂已经做好了晚饭。饭后，我进房跟母亲道晚安。我仍假装不知道她在抽烟，尽管烟味弥漫在她房间里。母亲坐在她最喜欢的椅子中，低头在一件衣服肩上绣一对金鱼，那是为阿梅做的衣裳。她询问了麻将牌局和我朋友们的近况，我准备离开时，她从针线活中抬起头。“阿州今天很安静，不同往常。”她说，“大概生病了。你去瞧瞧他吧，孩子。”


“当然了，母亲。”其实不用母亲叮嘱，我入睡前总会去看看孩子们。


如我所料，阿州安然无恙。他热得汗淋淋的，但跟其他人比并无异常之处。我撩开他脸上的几缕湿发，为他扇着扇子。阿州是母亲最心爱的孩子，要是阿梅或阿豆哪天特别安静，她也许根本察觉不出来。我给阿梅、阿豆也扇扇风。然后合上扇子，塞到手提包里的香烟旁边。


回到自己房间后，我连灯都没点，直接走到梳妆台前坐下来，打开手提包。我撕开包装，指甲抠进香烟中，拈出一支，点燃了它。烟还没沾上嘴唇，我便感到舒坦些了。甚至，没等烟草化作的焦烟吸入胸腔，我就已心满意足，飘飘欲仙。


我点燃一支蜡烛。随后，我倚着梳妆台，朝着镜中的自己吐出一小团烟雾。我吸了一口，镜中人的脸颊陷了下去，烟头燃得通红。我将烟呼出去，这次更慢些，烟雾从我微张的双唇逃逸出来。唇色太苍白了，我心想，于是把香烟搁在茶碟上，伸手拿起一支红色唇膏。我抿紧双唇，先勾出唇线，再填满当中。之后，我再拿起香烟，放松面部，看着自己的嘴唇像金鱼嘴般浑圆，熟番茄般丰润柔软。每吸入一口烟，我的眉梢就振翅欲飞般地扬起，而燃烧的火光更加靠近手指。


火。这是我的命里五行之数。火与龙相伴而生，象征着最强盛的生命力，一个甲子只有一次。我用力将火红的烟头吹得更亮些，想起自己出生的年份，1916年，火龙之年，火和龙赋予了我足够的力量，能让我撑过当前的磨难，哪怕聿明不在身边。火光离我手指只有几公分了。


我在茶碟中掐灭它，看着烟迹散去。我与镜中人对望着，眼底愈发黑了，仿佛研磨多次的墨，透出无法言说的凝重。我猛地站起来，点燃了煤灯。然后我吹灭蜡烛，又坐到梳妆台前。我的瓶瓶罐罐还真少得可怜，唇膏、香水、面霜、胭脂、指甲油，每样只有一个，而且大部分几乎没动过。我用手指在它们冰凉坚硬的包装上抚过，最后停在指甲油上。我晃了一下瓶子，在指甲上涂了一层。涂好后，我对着指甲吹气，在空中挥动手指。干得真慢，怪不得我很少涂指甲油。不过，我倒挺喜欢它的红色，还有它的油亮。


我确认指甲油晾干后，又点了一根香烟，走到阳台。邻居家的窗户中透出零乱的黄光。有人出现在其中一扇窗前，停了片刻又离开了。沦陷之前，像这样清朗炎热的夜晚，人们都会在巷弄里消夏。而今，大家都待在房里。我吸完烟，在阴影中伫立，听着日本兵的军靴踏在铺路石上的声响。听到宵禁巡逻队经过又远去后，我进了房，准备睡觉。


云云刚跟一个日本巡逻队发生了冲突。我不懂他怎么会忘记把背着的米袋拿下来，向他们鞠躬。如果说他是担心米被抢走，那他的疏忽造成的结果适得其反，不但米没保住，还外加一张打肿的脸和8个钟头的牢狱之灾。


我爬上床，强迫自己闭上眼睛。我的腹中发出低鸣，一条腿在抽搐着。我的心脏在剧烈跳动，一下一下震动着耳膜。我试着放松，但毫无用处。我起床走进卫生间，倚墙站着，尽量不去猜想可能导致吴家老二亡故的一长串病因，或是他被害的种种原因。于是我仔细检查着自己涂得不太完美的指甲。吴家老二只是鼓浪屿数万民众之一，与我非亲非故，我没有道理执着于他的死因。


我摸索出身上的香烟，拍出一根烟，在砖缝间擦燃一根火柴。我盯着火焰看了一会儿。然后，吹灭了它，坐在地板上抽泣起来。我为吴家老二而哭，为婆婆而哭，为阿玲的小女儿而哭。我放声痛哭，哭到几乎无法喘息。本不该到这般田地的。我不应该一个人承受的。我抱着双膝，热泪吧嗒吧嗒地滴在脚上，鼻涕水从鼻中涌出，滑落到腿上。我这么年轻，不该这样孤单，不应该与丈夫分离。我不由得再放悲声，浑身颤抖，几近窒息。我还这么年轻。


我像个婴儿般蜷缩着，哭了又哭&#8212;&#8212;为我自己，为我的形单影只，为我的痛苦不堪，为我守的活寡。我沉浸在铺天盖地的哀伤里，无法自拔。


最后，眼泪哭干了，我用睡衣擦了擦眼睛，点燃另一根火柴，看着四周：香烟盒、蓄水壶、毛巾，还有刷毛磨损了的牙刷。我太纵容自己了！太不能面对现实了！没人知道战争会持续多久，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战争中，唯强者方能生存。我站起身，推开卫生间的门。好了，我对自己说，幻想另一种生活，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在战乱时节，是我的命数，而我一定要成为幸存的强者。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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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内容查考，中文标题应为《我的愿望》，英文标题或许因内容而杜撰。&#8212;&#8212;译者注

30


坚定自己意志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冷酷与偏执。它令人放弃梦想，摒弃直觉，也许甚至不再祈望运气&#8212;&#8212;总而言之，它剥夺了那些日子里我所需的一切，一直到阿豆生病。没有梦来警醒我，也没有不祥的直觉。仿佛，我与自己的儿子，我最爱的小阿豆毫无关联似的。


开始是发烧&#8212;&#8212;起初热度不太高，症状和阿州差不多。不过是又感冒了。热度升高后，我安慰自己，他们从前都发过烧，也都恢复了。我拿给阿豆一些阿司匹林和一杯果汁，拉他起身坐好，把杯子送到他嘴边。“痛。”他捏着喉咙扭过头去。


“喝一点，宝贝。”我催促着，“就呡一两口。”换了阿州或阿梅那样不听话，我也许会责备他们。可阿豆身体娇嫩些，他比较怕痛，这不是他的过错。我给他扇了一会儿风，然后喊楼下的素莉帮我把他的摇篮搬进我的卧室，免得其他人被传染。


两天后，阿豆开始呕吐，这样他就更加急需补充液体了，可他还是不想喝水。也许我逼得太紧，也许我的表情有些急躁，可我从没对他大声过。他的咽喉看着并不严重&#8212;&#8212;有点发白，但没有一丝红肿。当然了，我并不懂察看症状，也不能强行拉出他的舌头，所以没法看清他的喉咙。


然而，这不是问题所在&#8212;&#8212;不是因为他不肯张嘴喊“啊”，也不是因为我不懂发白比红肿更严重。问题在于，我早该察觉到他病情的严重性。假如我没有勉强自己表现得坚强，那我身上的每个毛孔都会清清楚楚察觉得到。


最后还是母亲让素莉去请医生。一两个钟头后，我做了同样的决定，想让素莉去请医生。“您不知道吗？”阿桂疑惑地看着我，“太太已经派她去了。”


我突然间不放心撇下阿豆一个人，于是跑回楼上。我按摩他的后颈，尽管咳嗽和喘息的症状并没减轻，他还是合上眼睛，似乎睡着了。时间过得真慢啊。


高医生总算来了。他用一条皱巴巴的手帕擦了一下阿豆的脸，俯身在床前查看。一年半前，在走廊尽头的那间房中，他也是这个姿势。他的手从阿豆额头移到颈上动脉。“我们的小病人怎么样了？”


阿豆惊恐地张开嘴。他圆睁着双眼，像掉入陷阱的小兽。


高医生按亮一支小电筒。“说‘啊’。”他用一片薄板压住阿豆的舌头。他靠得更近些，鼻头几乎贴到阿豆的脸上。然后他关上电筒，站直身子。


“他得了白喉。”高医生说。他打开诊包，取出一支针筒。他把被单掀到一旁，脱下阿豆的裤子。“幸好我还剩了点青霉素。不过我没有抗毒素了。”阿豆没感觉到针头插进来，但高医生开始推针筒时，他的身子猛地抽动，想要挣脱开，肿胀的喉管里硬生生地挤出一丝嘶哑变调的叫喊，听了令人格外心疼。


“青霉素很紧缺。”高医生说着，用酒精棉擦拭针头。“幸亏马尼拉的海外华侨援助抗战委员会专门运来这批货。”他把针头包好放起来。“可还是不够。一向都不够的。”他转身准备走，“我明天下午再过来。”


“那，医生，他会好转吧？”


“要观察一下。”


***


“他只是说‘要观察一下’。”当晚我跟母亲抱怨道。


“他只是说话急些。高医生这些天肯定很累。看他的样子，大概没吃过饱饭。你也是。”她在一片木瓜上拧了些酸橙汁，端起盘子。她腋下的肉晃动着。


“累也好，不累也好，他为什么把话说得那么含糊？”


母亲看看我，又看看木瓜。她的目光沉静得让人抓狂，额头没有泛起一丝皱纹。“大概现在的医生学乖了，不再担保什么。”她把盘子放下，挖了一勺黄澄澄的木瓜肉。“不必担心。青霉素是很神奇的药。况且，你也说阿豆好些了。你说他喝了些茶，吃了点粥。”


“只吃了几小口。”


“老天保佑，明天他就能多吃几口了。”


“可是，母亲，他还是烧得厉害。还有，高医生没有什么抗毒素。”突然，外面夜幕中回响起低沉的嘟噜声，一听便知是日本兵在清嗓。接着是宵禁卫兵经过的声音，两双军靴重重地踏在铺路石板上。


“明天一早。”母亲说，“我就让素莉和云云把他的摇篮搬到会客厅去。楼下凉快些。”


“不。现在就搬吧。我可以睡沙发。”


夜里，我不是来回踱步，就是坐在摇椅里听阿豆的呼吸声。早上他好些了。我给他喂粥时，母亲则站在边上，一边表扬和鼓励着他，一边捋平他的头发。“来，乖孩子。”母亲催着，“听你妈的话，张嘴。”


我用汤匙碰碰阿豆的嘴唇，他刚一张嘴，却又被阿梅下楼梯的声响吵到了。“妈妈，妈妈。”阿梅光着脚丫，头也没梳，阿州紧跟在后面。“妈。我们找不到你，你去哪里了？”


“你们不能在这里。你们两个，回楼上去。”


阿梅眼中泪盈盈的。


“去啊！”


她转身逃开，阿州却站着不动。他瞪着我，眉毛几乎跟眼睛挤到一起，“我能在这里。这里不是你的房间。”


“现在就是了。快上楼去穿好衣服。”


中午时分下雨了，一场急促的大雨后，空气凉爽了片刻，便又恢复了蒸笼般的闷热。我让素莉照看一下阿豆，自己走到窗边。残留的雨水，积在扇形的深色土洼中，闪闪发亮，映出我家门廊的微小倒影&#8212;&#8212;白色的廊柱、紫红色的三角梅、藤椅的扶手。蓦然间，水洼折射出灼热的白色阳光，所有倒影都不见了。老天为什么不放过我们，我们在敌人占领下本已苦不堪言了，何苦还要用这样灼人的酷暑折腾我们？


“少奶奶！”素莉扶着阿豆靠在几个枕头上，让他从杯子里喝兑水的热茶。“少奶奶，您看这个！”她举起一条白手帕，当中有一团淡红色，“是阿豆鼻子里的。”


我奔过去从她手里抢过手帕，飞快地把带血的鼻涕叠到里面，擦净他的鼻孔。“没事，乖宝宝。没事。”


“妈妈，是什么……”


“没什么，宝贝。”阿豆似乎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眼中的恐惧我似曾相识，心头不禁一惊。“来看看。”我用欢快的语调说着，“多乖的孩子！你为素莉喝了这么多水。我们现在把杯子放好，你可以睡一会儿了。”


他一闭上眼睛，我就抓着素莉的手，把她拉进厨房。“高医生人呢？”我轻声说，“他现在该到了。”


“我不知道，少奶奶。您想让我去请他吗？”


“你告诉他阿豆病得更重了，需要再打一针。”


等待，无尽地等待。吊扇无休止地缓缓转动着，蚊子在我的四周忽隐忽现，声东击西，嗡嗡个不停。母亲和阿桂进进出出&#8212;&#8212;阿桂服侍惯了人，总是轻手轻脚，而母亲的念珠声、拐杖声以及她迈动小脚时发出的单调敲击声，不停搅动着我的神经。


阿豆睡得不太安稳，但总算是睡了，这时突然来了一阵暴雨，他被惊醒后又喘又咳。我抱他到窗边，让他往外看看。但大雨吓着他了。外面电闪雷鸣，仿佛成千上万把利剑直插地面。我刚转头，瞥见阿桂冒着雨奔去开门。是那个羊倌，手上并没牵山羊。他有好几个月没出现了。要不是阿豆病着，我或许会为素莉高兴，让阿桂请他进来。见素莉不在，羊倌转身走了。


雨声在我耳边呼啸着&#8212;&#8212;声音单一持续，拒不改变，拒不罢手，千百万雨点同时急速鸣响，放大了每个瞬间。密集的雨声一定让我的时间感错乱了，我想，不然阿豆的心跳听着不会这么快，素莉走了好像也并没有多久。


院门的吱呀声和咣当声响起，盖过一片茫茫雨声，他们总算回来了。我急忙走去开门，素莉湿淋淋地往楼上走。“对不起，少奶奶。”她说。


“他在哪里？”


“我去了诊所，完全照您的吩咐，可……”


“高医生在哪里？”


“他不在诊所，少奶奶，所以我去了医院。”


“他怎么没跟你一起来？”


“他们不让我见他。他们让我等着。”


我要气炸了。简直是个饭桶！但阿豆在我怀里发抖，我只好按捺住怒火。


“我问了他们好多次，少奶奶。最后他们让我回家，说他今天不再看病人了。”


我真傻！我不该让素莉去的。“他们不敢把我挡在外面。”


阿桂站到我面前。“不行啊，少奶奶。您跟二少爷待在一起，我去请医生。”


几个钟头后，阿桂回来了，她不敢看我的脸，一迭声地赔礼道歉。“我什么都试过了，少奶奶。我讲了他病得多重。”


我想尖叫，“你要说他病得更重了啊。”


“我说了。我以为坐在桌子后那位先生听进去了。他开始很客气的。他问了些问题，还记下了是哪一家&#8212;&#8212;他右手上缺了两个手指，记得挺慢的。他写好了让我坐下，我当然不肯，我说事情要紧，很急的。他不太高兴地叹了口气。他们每天要处理很多急诊，他说，特别是今天。我告诉他，高医生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今天下午他应该来我们家的。后来那位先生就开始凶起来了。”


“‘好了，’他说，‘请你去那边等。’我还是没退让。我很小心的，没有吵闹，我只是明白告诉他，我们家小阿豆得了白喉，等不得的。他放下铅笔，冲我瞪眼。然后他就开始把想得起来的伤病名字一个个念给我听。他讲话的时候，脖子上的一大块紫色伤疤很吓人。‘你以为得了天花的病人就能等着？’他咬牙切齿地问，‘还有得痢疾的、伤寒的、疟疾的怎么办？’他没等我回答，就一个劲地跟我说着病人的事，比如，一个老太太和孙子，他们进来时身上大半都被烧伤。还有个男人被一个小鬼子偷了金币，耳朵割得差点从头上掉下来。他说得好像都是我的错一样。对这些事我能做得了什么？还有呢，少奶奶，他还告诉我，有一个12岁的小姑娘被糟践了，要动手术把私处补好。他那时气得要命，都忘记了自己一个大男人，是在跟一个妇道人家讲话。所以我只好坐下来等一等，让他消消气。”


我攥紧拳头，扭过头去。


“没人告诉我，他已经走了。”她话音一转说道。


“什么？”


“高医生。他从另一扇门出去了，没人告诉我。我本来可以跟去他家里的，可现在太晚了。”


“他在家里？”我跑向阿豆的床。


“现在太晚了，少奶奶。有宵禁的。”


我用一条被子把阿豆裹起来。


“不行啊，少奶奶。等等吧。我们明早再去。”


我让阿豆趴在我背上，然后用布兜住他屁股，拉到胸前交叉，在双肩上绕一圈，再在前面系紧。


“到处都有卫兵，他们会把您抓起来的。”


我推开阿桂往外走。她想抓住我的手肘，我挣脱开。“安丽，”母亲叫道，“外面下大雨呢。”


我拉开门跑了出去。我背着阿豆出了家门，走了差不多有二十步，雨水疯狂地打在我们身上，无情折磨着阿豆滚烫的身子，就在这时，我听到他们的声音。“托马来！【日语：站住】”他们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用步枪挡住我的去路。我停下来，但他们还是把我向后推搡，朝我喊着日本话。


“让我走吧。”我恳求着，“我的宝宝快死了。”我几乎想拔腿就跑，但我明白一旦这么做，他们会从阿豆背后朝我开枪。“我的宝宝。”我边说边向后退，“阿卡酱【日语：婴儿】。”日语不是这么说的吗？


月光下他们凶相毕露，如同昼伏夜出的黑白双煞，钢盔被雨水打得溜滑，牙齿和臂章白得令人不寒而栗。其中一个人用步枪顶住我的胸口，把我推倒在地。突然，他恶狠狠的脸上露出狞笑。他用一只手拿枪，腾出另一只手去解裤子。还没等他扑在我身上，我翻滚到一边，跳起身来，却又被另一个宪兵按住。“滚回去！”他用中文叫道。他用枪托推我的肩膀，跟着把枪身翻转过来，用刺刀砍在我的大腿上。我踉跄着向后躲开他。


“八格牙鲁【日语：混蛋】！”他的同伴咒骂着。我抬头看到他用步枪指着我，就在此时，我发觉阿桂从背后抱住了我，把我和阿豆拖进院门，拉到门道。


“不要啊！让我出去！”阿桂把我拖进房子里时，我哭喊着。阿桂和云云架着我，母亲和素莉把阿豆的绑带松开。素莉抱着阿豆，阿桂把我推到沙发上。她撕开我的裤腿，血从我的大腿汩汩流出，随着鲜血淌走的还有我的力气，我为阿豆要到青霉素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烟消云散了。“我是他的妈妈。”我强撑着站起来，“把他给我。”


“现在不行。”母亲说道。


我感觉眼前开始发黑，为了保持清醒，我急忙把头埋进双腿间。我不能昏倒，现在不行。


“坐下，安丽。”母亲命令道，“我们要给你止血。阿桂，快去拿一瓶烧酒，还有针线，要把她的伤口缝合。素莉，把宝宝擦擦干。孩子们，你们退后些。这只是割伤。”


“妈！”阿梅在门口叫着，“看你的腿。”


我低头一瞧，看到鲜血和翻开的皮肉，不禁一阵恶心。我一定要控制住自己。我一定要坚强，这样才能帮阿豆坚持到早上。


那天晚上暴雨如注，风其实并不大，但事后，我却记得当时只觉狂风裹挟着雨水袭来，威力大似台风，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在我记忆深处萦绕不去的是飓风在我家墙外肆虐，伺机扑进来。母亲坚持认为，我当时是受了刺激&#8212;&#8212;随她怎么说吧。我肯定全身颤抖了好一阵子。难道烧酒没派上用场吗？阿桂一直说我的魂不在身上，因为她给我缝合腿伤时，我眉头都没皱一下。她说，如果我有意识的话，她在缝合我深层伤口时，我肯定忍受不了剧痛。后来她跟我赔不是，说要是只把表面缝上，伤口会合不拢。我没有跟她计较。她不会想知道，每缝一针时我的感受。况且，我如何解释得清楚&#8212;&#8212;痛到无以复加，而同时，我却无动于衷？


他们甚至说我着了魔障，有短暂的精神失常。我听母亲小声吩咐其他人，跟阿桂、素莉和云云说，“别让她出去。”她嘘声说，“她神志不清。”他们相信了母亲，所以不听我说的话。我一往门口走，他们就围起来，三双手合力把阿豆从我怀中抢走。我求他们让我过去。我扭动着，闪躲着，推搡着。我喊着，骂着，命令着。我疯了吗？不是，绝对不是。我知道危险。宪兵刺刀留下的那道深深的伤口，还在我大腿上火烧火燎的，我怎么忘得了？可刀山火海在前，万丈深渊在后，必须做出抉择。我看得清楚明白，心中也是明镜似的。


阿豆咽不下东西，咽道变得很窄，拢共只流下去几滴水。他们不让我出去，我只好坐着把他抱在腿上。阿桂用干净棉布挤水，一滴接着一滴。水大多积在他口腔底部，又顺嘴角流了出来。如果这样能救得了阿豆，我会整夜不停地把水滴到他的喉咙里。然而，渐渐地，我发现他的喉咙不但咽不下水，连吸气也困难了。我不能任由情况恶化，我一定要带他逃过宵禁卫兵。我知道不容易，但不能不冒这个险。我先是竭力想要说服母亲，然后又对她的忠实卫士们软硬兼施。但一切都是徒劳。


最后，我不再理睬他们，在屋里一圈圈地踱步，环视着我的牢笼，心中沸腾着无力回天的怒火。阿豆在我怀中喘息着，他的胸口贴在我胸口上起伏。“妈。”他艰难地发出一声，这声呼唤令我心碎不已，只觉得肝肠寸断。


“妈妈在这里，乖孩子。”我坐下拥着他，“很快都会好的。”


“妈。”他喘息着，张大的眼睛里满是困惑。在我幻觉的呼啸风声中，他挣扎着呼吸，发出可怖的尖锐气音，回荡在房中。这声音至今依然在我耳边回响，惊悚、悲伤又遥远。


“没事的，心肝。闭上眼睛，歇一会儿。”我轻拍他的屁股，左右摇晃着。“妈妈在这里呢。”他相信了我&#8212;&#8212;唉，当妈的可怕谎言！&#8212;&#8212;闭上了眼睛，而我就像漩涡中的乌龟一样无助，抱着他，摇着他，拍着他。我往他嘴里滴水，水从嘴角流出来。我呢喃着一些疼爱安慰的话语，他在我怀中抽搐喘息。他的心在体内突突狂跳，在我肚皮上颤动。


“老天爷啊。”我哭喊着，“显显灵吧，救救这个无辜的孩子。”然而，老天爷已经抛弃了我们。啊，我的宝宝，我的宝宝！他的小心脏在我胸前扑腾，越来越微弱，我依然紧紧抱着他，想用自己的体温暖着他渐凉的身体。“啊，我的宝贝。不要丢下我。”


我抚摸着他稚嫩的脸庞，心里向苍天呼喊。他的魂魄渐行渐远，轻微无声，仿佛月光里的浮尘。我恨不能从心里长出手，去抓住他；恨不能敞开我的灵魂，去吸住他。别走！他远去时，魂魄还在哭喊。不要丢下我一个人。我的宝贝。我亲爱的，亲爱的宝贝。


他们说，我不知道阿豆已经死去，我悲痛得心灵麻木，无法明白这一事实。他们这么想，是因为我所谓的麻木不仁，也许他们说得没错。他们告诉我阿豆死了，我却没有任何反应。他们说我眼神空空的。另外，他们又自相矛盾地说&#8212;&#8212;他们都是背着我说的&#8212;&#8212;阿豆走了很久后，我仍然继续跟他说话，抚摸他的脸庞和头发。令他们不安的是&#8212;&#8212;其实他们现在依然觉得不安&#8212;&#8212;我不肯听他们的话，不肯放开阿豆。


他们说得好像我已经疯掉了。“可怜的安丽，整夜摇着死掉的孩子，就是不肯把他给我。”不知是他们哪个人讲述着，“我想把阿豆从她怀里抱走，她死活就是不放手。”他们每个人都试了，甚至云云，甚至母亲。我以为母亲会理解的。父亲去世时，母亲并没有马上离开父亲的遗体，不是吗？无论是头发、皮肤还是睫毛，她一定是想紧紧抓住剩下的那点东西。


因为一旦放手，它们就会永远离你而去。


我一次又一次地抚摸着阿豆的小手和小脚，还有他的脚心。我的脸紧贴着他的小脸蛋，对他游离的魂魄喃喃絮语。我渴求他身体的慰藉，手指在他一动不动的肚子上摩挲，在他的头发里游移。啊，阿豆！我的宝贝。你在哪里？


那一整夜，我紧紧抱住他，摇啊，摇啊，不知不觉中，他的体温在缓慢地流逝。之后，当一切希望都幻灭时，我终于放开了阿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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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魏先生来看您了。我来帮您穿好衣服。”阿桂目不斜视地从我床边匆忙走过去，拉开窗帘后径直走向五斗橱，从内衣抽屉中拿了一条棉衬裙和一条尼龙衬裤。“可不能让年纪一大把的老师爬楼梯到您睡房里来。”她语带威严，一定是母亲授意的。“魏先生是老尊师。您下楼见他很方便，不该让他上来找您。”


我盯着屋顶，对阿桂的不敬语调心知肚明。一只壁虎正倒挂在屋顶上四处爬行，似乎完全不受地心引力影响。我的思绪又飘到那场台风，搜索着记忆中的画面。不，我不记得有壁虎。


阿桂手臂上搭着件衣服，黄白相间的印花搭配嫩绿色滚边。“坐起来，少奶奶。”她边说边伸手托起我的后背。


为什么是今天呢？我思索着。答案明摆着，当然是今天了，七七四十九天的丧期已经结束了。奇怪的是，没有我的指令，大脑依然运转如常。好比一间自动化工厂，即便无人指挥，也能大量生产出各种念头。


阿桂把被子掀开。“这对您有好处。”她说道。


没有了被子，加之睡袍下摆全部往上挤作一团，风裹着寒意吹向我光溜溜的双腿，因悲伤熬得枯槁的皮肤，还有我脆弱的神经。我想要把头埋进枕头，蜷起身体，攥紧被子，兜脸盖严。但我没有，我还是保持着阿桂扶起我的姿势。她把我的腿挪到一边，我任由她双手托着我的手臂，扶我站起来。“我自己能穿衣服。”话虽如此说，我还是举着胳臂，让她把睡袍从头顶褪了下来。


帮我穿上衣服，梳好头发，把脚套进皮鞋里，阿桂带着些许得意的目光打量我。


“我冷。”我说道。她打开抽屉，取出一件毛衣。


今天（现在是早上还是下午？）按理我该开口说话了。虽然我没数过日子&#8212;&#8212;这是我的大脑无法自动完成的唯一任务&#8212;&#8212;我猜想七七已经过完了，现在按规矩我要穿衣说话了。不能再躺在床上，听魏先生给我念诗。这种行为在服丧期尚可容忍，但从现在开始，就会显得很不得体。


看到老师，我习惯性地与他客套寒暄。我请他坐下，感谢他的来访。


“你气色不错。”他说，“我安心了。”


我挤出一丝微笑。要是再客套下去，碰巧轮到我来接下一个话题，我会无所适从。不过我可以坐下来，这我做得到。我拖着脚步走到他旁边的椅子，鞋底蹭着地砖。“请，先生。”我再次开口道，“请坐吧。”我该给魏先生倒点茶。这个念头像一小朵白云般地在我脑中飘浮。我们两个之间的桌子上是空的，我的大脑又注意到一桩小事，桌子上没有放一本书或是一页诗。如果他没有东西可读，那两人中总要有人说话的。我可以问师奶可好，或询问郑惕与范昊甫的近况。


魏先生清了清喉咙。猛然间，我担心起他要说的话。拜托，不要，我心想。别跟我提聿明的事。请别提我孩子的事。“先生，”我飞快地说道，睁大眼睛，抑制着泪水涌出。“先生，跟我说说，您听到范昊甫的消息了吗？”我抹了一下眼角，眯了一下眼睛。为什么我要问范昊甫的事？


“我想他还活着。昨天我还碰到一个人，说有个熟人看见过他。”


昨天。我的思绪跳跃到另一个时间刻度，三个星期。我已经三个星期没听到聿明的消息了。我把手指圈在茶壶把上，然后收紧手臂肌肉，抬起茶壶，倾斜壶嘴，将一股金色茶汤注入魏先生的茶碗里。


他用手指在一边敲敲表示感谢，接着及时地托住我的手腕。茶水已经倒满，拱了起来，快要溢出茶碗。他等茶壶安然放回桌上，才接着说。“据我所知，范昊甫已经成为乔装高手。今天他是个农民，光脚走在稻田中，明天他就变成要饭的了。”他用双手捧起茶碗，小心地啜饮着，“我听说了一个故事，据说故事里的那个人就是范昊甫。他偷了几件鬼子的军服、大衣和皮靴，还有配套的军刀和手枪。他带着一小支游击队，骗过一队伪军士兵，让他们把步枪靠墙堆放着，然后跟他走，而他的同伴趁机征用了一辆货车，把敌人的枪支全部装上开走了。”


魏先生跷起腿，理了理长衫，像是在等我说上几句。见我没有搭腔，他直了直腰板，继续说道，“范昊甫成为优秀的游击队员，是意料之中的事。他写起文章来总好像是千人千面，让人看不出哪些是他自己的真心话。”他停下来整理了一下长衫上的扣子。


我合上眼睛叹了口气，感觉好累啊。坐在厅堂里陪客人聊天，太费神了。我一心盼着魏先生告辞，然后可以躺回床上。


“会好起来的。”魏先生靠过来拍了拍我的手。


他手掌的温度，像一股暖流注入我的血液。“没人提他的名字。”我突然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大家都继续过日子，好像阿豆从来不存在。连先生您都是。”我抽回手，生出一股没来由的力气，从椅中忽地站起来。“您说会好起来。怎么可能？我是他的妈妈啊。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根本不会好起来了。”


“安丽。”


“还有聿明去哪里了，先生？”我的话停不下来，“告诉我，我需要丈夫时他在哪里？要是其他人能化装成拉皮条的、要饭的或是鬼子军官，可以溜进敌占区，他应该也可以。他那么聪明，为什么就不能想个法子，回来看看自己的妻儿？”


“我相信，他能做的话，一定会做。”


“他还从来没见过阿豆啊，先生。”我双膝跪地，难以抑制地哭泣着。或许，并非那么难以抑制。即使在那时，我觉得，即使在泪如雨下的当口，我还是能够克制的。我可以深吸一口气，或是起身走一圈，或是盯着大拇指或一个光亮点看。我可以在眼睛上洒些冷水，或是勉强抿住嘴唇微笑。然而，我想要痛哭一场，直哭到哀伤散尽、泪水干涸。只是，我要的并不是恸哭过后的痛快，我要的是阿豆。


“对不起。”我止住哭声后说道，从魏先生手中接过手绢，擦了擦鼻涕。


“没关系。要不你靠在椅子上，我读诗给你听。”魏先生给我倒了茶，手伸进长衫里，拿出几页整齐叠好的纸。他把椅子挪过来，面对我坐下。我的眼睛抖动不已，于是努力稳住心神，这才定住目光，让注意力集中在魏先生手上。先生两手握住稿纸，仍有折痕的纸背上是他张开的八根手指&#8212;&#8212;稿纸两边各四根手指，各自延伸到四个指节，手背上四根瘦削指骨又从指节处如扇骨般收拢，连接到由一处隆起的骨节形成的手腕。皱纹横陈的干瘦皮肤下是清晰的青筋，在扇形指骨上交错，一条条彼此交汇，一直向上延伸到手臂，消失在蓝布袖的白袖边之中。先生诵读的声音，有我熟悉的音调和韵味，借鉴了古典文学的标准音律，平平仄仄&#8212;&#8212;或笔尖飞扬，或烟波微涟，几乎千篇一律，令人昏昏欲睡。


虽然诵读语调平淡无奇，而内容却急流般纷至沓来。我耳中不时飘进单个的字词：阶前、旧帕、湖居。我的目光变得有些飘忽，渐渐地，魏先生瘦骨嶙峋的手指，看着像是聿明的手指。我眨眨眼，重又看到一位老者皱如刀痕的指节。


红漆桌。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娇小的手指平放在黄白花纹的衣服上，下摆像条幅似地垂在双膝间，条幅的长度暴露了我不太淑女的坐姿。


似柳叶。一定是他的船，如柳叶般在湖面上飘零。


几欲夺眶而出的泪水，令我从幻境中惊醒。我用力眨眨眼，并拢双腿。


魏先生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读文章。我试着整句整段地听进去，但飘进耳中的字词却无法拼凑成语句……从他箭袋中……穿透第三只鹅的头。这叫我如何搞得清楚意思？这位猎鹅者，跟那位湖居女子，有什么关系？还有一直在我脑海中的阿豆呢，为什么在魏先生的故事里却没有踪影？


“先生。”我说，“就读到这里可以吗？”


“当然可以，安丽。”


“实在抱歉。让您这么费心……您要再喝点茶吗？”


“多谢。可能你想休息一下了。”


“是的，可能吧。”


***


魏先生来访后的几周里，我的朋友们陆续上门探视。琪琪第一个来了。她来时，我正在楼下客厅里徘徊着。她寒暄惋惜了一番，然后我们挽着彼此的手臂，走到外面的门廊。她开始讲一些八卦给我听。她嘴巴动个不停，再加上鲜艳的口红和脂粉，还有晃动的翡翠耳环，让我招架不住。“对了，安丽，”她告辞时说，“你应该再去烫个发。那样子你会精神点。再说，理发师也要糊口呢。就当是行行好，帮帮他们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


我心想，佩璐来的话，也许我会自在些。她比琪琪心细，知道不该谈什么营养不良的孩子。然而，事实上，处处小心并不比没心没肺更易于忍受。佩璐一直小心措辞，常常欲言又止，她那些不敢言说的伤心话，在我们之间像一团毒雾般挥之不去。


我没想到阿玲会来。两个悲伤的母亲怎会想要看到彼此脸上相似的表情呢。然而，她还是来了。她说很抱歉；我说谢谢她来。她抱怨天气不好；我请她坐下。我们听着雨声，盯着闪亮的雨滴。走到门口时，她转身叫着我的名字说，会好起来的。想必她觉得应该说上这么一句。倘若如此，她也不过敷衍了事，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她的话。


我可怜的小阿豆。我总忍不住想起他被病痛折磨的模样。我也不想忘记。我逼迫自己回忆他挣扎呼吸时的可怕情景。我强迫自己直面冷酷的现实，迫使自己的记忆与真实情况一样残酷。然而，即使是最恐怖的画面，也不过是幻想。我让它们放马过来，用它们带血的指甲，剜我的心、剖我的肚子、抠我的眼睛。可我的血腥对手在哪里呢？


聿明终于来信时，是孩子们拿给我的。我在卧室听到敲门声，然后是阿梅的声音。“母亲，”她轻柔地说道，“我们能进来吗？有一封父亲的来信。”


孩子们变得那么胆怯！得不到允许就不敢进我的房间。他们开门进来，并肩站着，像准备朗读的学生。我瞥一眼阿梅乌溜溜的圆眼睛，又看看阿州的杏仁细眼，他们眼中也有着同样的哀伤。两个孩子的头发梳得很整齐&#8212;&#8212;阿州的头发梳到了一边，阿梅的头发在头顶中分，扎了两个马尾辫，辫尾像喷泉的流水。阿州穿了一条干净的蓝色短裤，一件条纹衬衫，阿梅穿着浅紫色的裙子。他们可能是要去参加什么活动，或是去公园里散步。我蓦然间察觉，他们长这么大了，腿这么长了。在我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长大了吗？他们现在究竟多大了？“阿梅，阿州，你们几岁了？”


“六岁半，妈妈。”


“五岁，我五岁了。”


“是了，孩子们，六岁半和五岁。真不错。”我没有精神失常。我也不愿意让他们这么想。有一天我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我回过神来，为自己的行为心惊不已。孩子需要的太多了。他们永远都需要妈妈，听他们说话，为他们朗读，解决他们的争吵。从早到晚，他们都需要看护和教导，需要长身体和长知识。他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他们最最需要的是自己的母亲举止正常，永远像个母亲的样子，而不是哭天抹泪，横眉立目，或者大喊大叫着让他们走开，要一个人待着。我不知道，我还能像个母亲吗？


“好吧，来看看你们拿来的信。”我说道，既没笑，也没有皱眉。我伸出手，“看看你们的爸爸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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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秋分节气来了又去了，接着是双十节1，然后是11月，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我被卷入时间的洪流，身不由己地目睹所有新旧生命的兴衰更替，与阿豆渐行渐远。日起日落，月圆月缺，而我的阿豆却一成不变，永久地湮没在一抔黄土之下。


天气转凉，天空时常阴云密布。从阳台看去，远处的树木和屋顶连成一片，逐渐模糊，最终消逝在天际。一缕烟雾，在我藏于栏杆下的一支香烟上缭绕着。我看不到阿桂，但我知道她正在楼下什么地方守着昨晚我们挖起来的金子。几个孩子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后面跟着的是我那唯利是图的异母夫兄阿汾。孩子们一派天真无邪的模样，只是，如今不知有谁还真的天真无邪。沦陷是我们所有人的牢笼&#8212;&#8212;无论是出售还是购买黑市商品的人，无论是有口饱饭还是忍饥挨饿的人。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从通敌的商家那里买米。阿汾是最大的投机商人，他能收购到质量最好的米。话是这么说，其实他的米如今也时常是很久的陈米，用大拇指和食指一捏就碎，但起码没有变质。


我怔怔地看着巷子里布拉德利家的大门，直到孩子们远去的身影变得模糊，香烟烫了我的手指。我扔掉烟头，用脚踩灭，正巧看到阿汾转过街角。他走路的别扭姿势我不会认错。看到他，我心里就来气。阿桂已经拿到金币了，让她去跟他打交道吧。我就在阳台上看着，省得自己心里不舒坦。


“八格牙鲁！”阿汾用日语咒骂着跟在他后面几步远的挑夫，挑夫被肩上的担子压弯了腰。“跟上。”他停在我家院门前。我闪回阴影之中，心跳得像蹦跶的兔子。我其实应该露个面的，心里虽然这么想着，脚却一动不动。他毕竟是我的半个大伯子。他按了门铃，我仍旧没有动弹。我犹豫不决，心中一阵不安。素莉在围裙上擦干了手，正往院门走去。她抬头看到我，摆动下巴给我一个暗示。素莉的动作不大，但多少让我定下心来。我转身进房间，开始下楼。


生意兴隆让阿汾的肚子发福，可他的脖子还是一如既往地细瘦。“弟妹，”他一看到我就说，“你吃饭了吗？”这句我们惯常的招呼语，从阿汾嘴里说出来，就变成了对我们有求于他的蔑视，并且提醒我们，现在他的权势大过我们。


“吃了，多谢。你呢？”我简单地回答，不想故作诙谐打趣，也不想冷嘲热讽或是给他个下马威。“你吃饭了吗？”


“当然吃了。”他摸着肚子，故作沮丧地皱眉道，“吃饭应酬实在伤身啊。”他用手指梳理着头发，把一边抹得溜滑溜滑的，而头顶的几撮毛却像断掉的鸡冠花一样立着。


“先生，”阿桂说，“价钱我们之前说定了。”


“这个数目，还不够我的本钱。”他面不改色地撒着谎，“这样做买卖，我可要破产了。”


阿桂把金子递给我，退到后面，她身后的素莉和云云低头站着。


“我弟弟怎么样了？”阿汾一边问，一边从牙缝里抠着不存在的饭渣。他很懂得如何触怒我，不过今天为了买米，火气再大，我也只能洒上大把的灰，把心头火闷灭。


“我丈夫挺好的。”我看着蹲在米袋子旁的挑夫。他们的膝头肿大，在蜡黄皮肤映衬下显得格外发亮。


“我猜聿明还在做着打败日本人的梦呢。他的脾气总是那么犟。”


“给你金币。”我说着把金币递给他，手心只觉得沉甸甸、凉飕飕的。


他蹿上前来，从我手里撸走钱。“现如今，我呢，”他笑着说，“我可是个识时务的人。我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赢不了的事情上。”他把金子塞到腰间的口袋里。然后打了个响指，挑夫立刻跳起身。“接着赶路。”他龇着牙说，“送完下一批货，给你们工钱。”


阿汾走后我本该松口气。不过我毫无感觉。无论迎来，或是送往，无论一人独处，还是有人做伴，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重负都丝毫无法减轻。我看着阿桂和素莉用力把米袋抬到云云背上，云云被压得身子一沉，费劲地走向厨房。我这是怎么了？我认不得自己，也不知如何恢复正常。万一我永远走不出来了呢？我踉跄地走回房中，穿过厨房。万一我真的精神失常了呢？


我匆匆穿过阴暗的走廊，经过妈祖像，爬楼梯回到我的房间。要是聿明能回来多好。那样的话，一切都会有转机。我打开房间门。我的房间。有一些事实，我的理智在抗拒，但内心深处的话是不是已经不小心说了出来？


我拉开书桌抽屉，把聿明的信扔在床上。它们是他活着的证据。1942年2月、1939年6月，1940年1月、1941年9月、1938年12月、1942年10月。是这封，他最近的一封来信，就是他还活着的证据。他不但活着，信里还说要回来&#8212;&#8212;或者至少有所暗示。他有没有说过？我的目光在信纸上扫视着，从上往下，再从上往下。他在信中不是保证过，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吗？不，不是，不是这封。他说很快会离开重庆回这里。他的字里行间读不出别的东西。他总是把每个段落编号，好像在给上级写报告。哪里还有什么情意？


我把信扔到一旁。一个真心爱惜妻子的男人，是不会给信件段落编号的。一句话落入我的眼帘，我重新拾起信。“我很痛心，没尽到为人子对母亲的孝道。”他写道，“我永远感激你所做的一切，让我母亲风光体面地下葬。”这些话，像是出自一本儒家行为操守的训示录。


我慢慢用手抓起信纸，把柔软的航空信纸在手心中揉成一团。我不配得到他的爱。我爬上床，双膝碾过他的信件。是我让他们离开了人世的。我把枕头蒙在头上，不让自己继续往下想。


在8、9、10月那些闷热的日子里，我的宽心良方就是昏睡不起。只要闭上双眼，就能遁入一个变化多端却又平淡无奇的世界中，在那里，黑暗主宰一切，时间失去意义。但到了11月，睡眠开始与我作对。怎么样才能达到心如止水的境界，究竟是双眼紧紧地闭起来，还是任凭脑中飞过各种画面，我搞不清楚。有些夜晚，我根本无法入眠，甚至不能待在床上。我楼上楼下地跑，进厨房，走到门廊，我自始至终都紧咬双唇，压抑着那些竭力要脱口而出的不雅声音。


一天早上，我梦到阿豆坐在一条狭窄的丛林小道上。我随军向缅甸行进，他跟另一个妇女坐在小道边。他没认出我，指挥官大声命令我继续前进。我正想把阿豆头上的一条毒蛇射死，阿州走进我的房间。他的咳嗽声让我的梦境退去。


“走开。”我说。


“可，妈妈……”


“我都说了，走开。你想要什么？”


“没什么，妈妈。”


阿州在说谎。他们都想向我索取，可我无法给予。他们难道不懂吗？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时代。假如我生于宋、明、清那些朝代，人们就能理解我的丧子之痛。那时候，丧子的女人可以跳井或是自刎。我用被子蒙上头，心跳在耳中捶响，胸口周遭的疼痛加剧。也许，我要死了。也许，这是我从失魂落魄的状态中解脱的唯一方法。


我在床上从一头滚到另一头。被单像蛇一样地裹缠在身上&#8212;&#8212;发臭、潮湿，如同爬虫的手臂，即使我摔到地上，也紧紧粘在身上。


“妈妈。”


“又是你。”我松开腿上的被单，站起身。


“我饿了，妈妈。”


我拉直睡袍，突然间完全清醒过来，“嗯，我也饿了。”


阿州嗒嗒地从房间那头跑过来，径直站在我面前，“我们自己做早饭吧。求你了。可以吗？”


“好，好。只是要等我穿好衣服。”我找到一件便服和一双拖鞋。吐司配果酱，也许就这个。阿州嘛，可以吃稀饭配点小菜&#8212;&#8212;辣豆干、腌高丽菜、碎花生。


“快点。”我快步从他身边走过。


“妈妈，我们可以做面吃吗？”


“有什么不可以的？豆干香菇炒面线。”


“再加点虾米。妈妈，好吗？”


“可以。”我脑中闪过好多面条做法：用鸡蛋面、米粉、冬粉、面线，加上猪肉、鸡肉、鹌鹑蛋或是大虾，搭配芹菜、高丽菜、胡萝卜、竹笋、豌豆、豆芽等等。我想着在炒面上撒些花生粉、葱花，还有炸得喷香的葱油酥。


阿州跟不上我的脚步。等他到厨房时，我已经把香菇和虾米分别浸泡在碗里了。“我和阿州今天做饭。”我告诉阿桂，她正从购物袋里拿出一包豆芽。“我们可以用这个。”我拿了些豆芽扔在料理台上。然后我又拿了一把大葱，还有米酒、糖、酱油、芝麻油，又调了点勾芡水。我双手忙个不停，动作飞快。我开始洗葱，切掉根部白色的葱须，把葱白葱叶切好。只要我愿意烧菜，在厨房我手脚麻利得像一阵风。


阿州踢掉拖鞋。他曲起脚趾，踩着抽屉把手爬到料理台上，盘腿坐在豆芽旁。我看到他很麻利地掐掉枯黄的豆芽根部，把豆芽分成两堆。不过他还是跟不上我的节奏。


我解开米粉上的麻线，放入冷水中浸泡。没错。我在厨房里真像一阵风。做好米粉后，我要接着弄午饭，做个冬瓜汤。然后，如果阿桂能弄到食材的话，我可以做个豆豉蒸排骨或是蒸鱼。我还能做道甜点……杏仁饼干或是焦糖苹果。


我把葱花从刀背上拨到盘子里，拿出豆干，切成漂亮的条状，再切成漂亮的小方块。我挤干香菇里的水然后对半切好，滤干虾米和米粉。这时，阿州摘完了最后一根豆芽，油也热了，可以准备炒了。


锅下的火头很旺，油烟升空，我把食材一样接一样地下锅翻炒、噼啪声中食材逐渐变色熟透。我把炒米粉盛到一个大菜盘中，分了些给阿州。然后我去食品储藏间拿了一罐云南火腿的存货。我把火腿切得薄如纸片，痴迷于菜刀在案板上发出的美妙而均匀的声响。接着，在阿州那双杏仁眼的注视下，我推开火腿，拿了一块雪白的冬瓜。冬瓜中间橙黄的瓜籽湿润得像露珠，闪烁得像泪滴。


“少奶奶。”阿桂边说边要拿我手上的菜刀，“您跟少爷一起坐下来吃炒米粉吧。我来切冬瓜。”


“不，不行，我来做。我不饿。还有，你现在去趟菜场，买些排骨或鱼。不然中饭前来不及把蒸熟。”


“我不一定能找到这两样，少奶奶。”


“行的，你可以的。我相信你找得到。”为什么她不听我的话？我跺着脚说，“我不管价钱有多贵，去问母亲多要点钱。”


阿桂还是没挪脚步，她抿紧嘴唇，皱起眉头。


“有什么不对吗？”我举起菜刀，用力剁下去，正好切在冬瓜当中。“我们偶尔可以奢侈些。我们还不够省吗？”我放下菜刀，阿州也皱着眉头。“今天，”我灵机一动，不禁笑着挥手说道，“我们要欢迎新大厨。我烧菜时，阿州会一直给我打下手。”


阿州放下筷子，跑到我身边。


“你能一直帮妈妈打下手吗？”阿桂缓慢地说，“你不会让她一个人待着吧？”


阿州靠得近了些。“好的。”他说，“我保证。”


阿桂买菜回来前，我只能即兴发挥，用现成食材发明一些前所未见的菜式。阿州与我寸步不离。破天荒第一次我要劝他吃饭。“你不用什么都帮我。”我告诉他，“去坐着吃饭。”


“我想帮忙，妈妈。我想跟您学。”


“那谁来吃我烧的东西呢？”


阿州囫囵吞下米粉后，我让他洗一些蔬菜。然后让他在一旁看着。我没时间调教徒弟，忙得要飞起来了。我动作迅速，忙得脚不沾地，几乎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脚。每烧一道菜，厨房里的香气就更浓郁一些&#8212;&#8212;香辣甜咸，诸味俱全。每放一盘菜到桌上，菜的色和形就更丰富些。我往锅里的藕片和蘑菇上撒上一撮盐，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还有一个菜盘呢？我现在就要。”我拎着锅耳转过身来。菜的色香味是很奇妙的东西，保持不了多久。


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忙得几乎脚不点地，怎么能感觉得到？不知怎的，我的一只手撒开锅耳，去抓住桌子。事情发生得猝不及防，蘑菇和藕片洒在我的腿上，厨房小桌同时翻倒，我刚做好的一桌菜一股脑都倒在了地上。我身边到处都是酱汁、蔬菜、虾米和碎瓷片，像一场噩梦中的场景：绛红和暗褐色间杂的汤汁，汇入黄绿和深棕色杂陈的烂菜堆以及蓝白相间的破碎瓷片。我用双膝和双手撑着身体，看着眼前的烂摊子，像一个看着毁灭现场的可悲巨人。我扶着翻倒的桌子边缘，勉强站立起来。


“没事的，妈妈。”阿州用轻松的口气说道，他赤脚冲进那一片狼藉之中。


“不行！”见他弯下腰用手指把散落的米粉扫拢成一堆，我大叫道，“快停下来。别割到手。”我从一团糟的午宴废墟中跋涉过去，把他拎起来，放到一边。


这是一个十足的灾难现场，一大摊发臭的垃圾。我用簸箕把它们掏起来，扔进泔水桶里。我真是荒唐。我滑倒在污水中，弄脏了衣服，腿上和手上都被碎瓷片割伤了。“有什么用啊？”我哭喊着。菜刀和切肉刀还在地上，我跪下来，拾起切肉刀。我用还在流血的拇指试试刀锋，往自己手腕上的筋脉看去。“我好辛苦。”我说。我看看阿州，“难道你不明白吗？妈妈好想去死。”


“不要，妈妈。”阿州向我走来，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然后，他停下来，伸出自己的手腕。“您活着，杀我吧，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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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辛亥革命纪念日，中华民国的诞生日。&#8212;&#8212;译者注

1946年春

<h2>33</h2>

也许你会疑惑，抗战已经胜利，聿明已经归家，为什么我现在还对往事念念不忘。你会说，往日已然过去，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诉说？我只有苦笑。已然过去？并没有过去。已发生的一切，依然存在着，不是吗？阿豆依然不能复活，婆婆依然葬在那个曾是儿童乐园的战时公墓里；而我，依然是那个受到重创的女子，身心留着八年战争与沦陷造成的伤疤。日本人侵略厦门那一年，我才22岁。而今我已30岁，30岁了。我人生的一段光阴啊。我还能想些什么？你以为，我可以安坐于轿中，欣赏着沿途景致&#8212;&#8212;好像，在这里穿山越岭，是一种愉悦的经历。也罢，告诉你吧，事实并非如此。我在这些堪比羊肠小道的山路上乘轿赶路，已经有大半天了。一路上磕碰颠簸，除了岩石、树木和轿夫流汗的羸弱背影，看不到其他风景。此刻，那些“孤岛”岁月和沦陷时期的点滴往事涌上心头，不是再自然不过了吗？


你猜得没错，我们正在远离鼓浪屿的路上。你会说，此时恰好可以用来细细回忆我们家里的温馨过往，鼓浪屿的街巷、店铺和海滩。不必担心。我对鼓浪屿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忆犹新。况且，我们还会回来的。我们在福州不会住太久，也许一年，或许两三年。


想必你会坚持说，既然长路漫漫，有着诸多不适，为何不在旅途中歌唱或是咏诗？为何不畅想来日，或是追忆战前的幸福时光？也许你不能理解的是，我可以在时光中上下求索，却依然找不到一刻无忧无虑的幸福。人生永远是五味杂陈的，不可能从时光中切除一截苦难，重新接上美好的两端。至于诗歌……谁知道呢？也许明天我会吟诗作赋。也许吧。我自己做主，懂吗？今天我做主，任凭思绪如潮。


看，前方的轿子停下了。山路逐渐陡峭，轿夫们放下轿子，掏出用芭蕉叶包裹的自备鸦片。他们蹲下来舔着鸦片，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鸦片是富人的催眠药，而这山路上的脚力们却用它做强心剂。新保姆回头看看第二台轿子里的阿梅和阿州。我的两个孩子加起来才80斤左右，对于7岁和9岁的年龄来说算很瘦小。可话说回来，如今哪个孩子不比实际年龄瘦小呢？新保姆&#8212;&#8212;她的名字叫菊钗&#8212;&#8212;对他们微笑着。她在尽力讨孩子们喜欢，觉得自己能让他们忘掉素莉。


现在，我的轿夫追上了他们。我们家的轿子都颤巍巍地停在路边岩石上。“出来透透气。”我说，“来吧，孩子们。快点。”我钻出自己的轿子，双腿僵硬地向他们走去。阿州已经爬到了轿子边，阿梅还在等我把她抱下来。我们活动活动腿，揉揉后背。阿州把一块石头踢下山坡，跟着开始捡起鹅卵石，向树上丢去。


正值下午，不是强盗土匪杀人越货的最佳时刻。再说，我们看上去没什么油水，至少不太值得打劫。我们携带的不过是路上的干粮和每个人的换洗衣物、牙刷、梳子。我们打算到了福州再置办其他用品。母亲、阿桂和云云会料理我们离家后的所有杂事。


“小姐。”保姆喊阿梅，“你看这里。”她蹲在路边一丛野花旁，解开叶子的卷须，又把缠在花丛上的一条藤蔓扯下来绕在胳膊上。


“快扔掉。”我警告道，“别把球茎拔出来。有毒的。”


“我知道，太太。我最喜欢火焰百合了。”


“我们可以做个花冠。”阿梅提议。


“好呀，给你和妈妈各做一个。”


“不用了，谢谢。”菊钗喜欢这种不起眼的植物，我倒是很欣慰。火焰百合不大引人注目，但嫣红花瓣中的一抹黄色煞是好看。


我俯身拨弄着路边的石块。菊钗是阿玲家厨子的表亲。她30多岁，我其实更想要个年轻点的保姆，不过她身体硬朗，脾气温和。可我还是想念素莉。当时为我自己着想，我曾动过挽留她的念头。不过，即便她那位羊倌如母亲预料，投奔了共产党，至少她可以过上自己的小日子。我把手中的一颗石头丢了出去，恰好命中一棵树。阿州回过头来，惊讶地扬起眉毛。“现在我要击中后面的那棵树。”我说道，“看到没？那棵。”石头正中目标。我站到后面，阿州也击中了目标。“行了。”我说，“玩够了。回轿子里去吧。”


这条南北向的山路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有几处是凿山筑隧，还有几处则是直接将山坡夷为平地，不过这段路依然十分陡峭。“算了。”我转念说道，“我们走一走吧。菊钗，你要拉住阿梅的手，千万不要让她摔下山坡。”我拉住阿州的手。“看着脚下的路。”我说。


显然，阿州那天在厨房里的举动很令人称许&#8212;&#8212;像古代传说中的孝子那样情愿舍身为母。我当然不可能让他死，甚至也不会让自己死，不过我确实痛苦到了几欲轻生的地步。有时候，这样的感觉如同排山倒海般袭来，让人无法继续埋藏在心底，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经历一番。纵然无法真正付诸实施，也要疯狂发泄一下。那件事情距离现在已经快四年了。悲哀的是，那一幕并不是了局。请记住，我所说的并非真正的自杀。否则我现在岂不早该人死灯灭了吗？不是的，正如之前说的，我只是想让自己的感觉具体化。那么空虚……仿佛无止境蔓延的空虚。我感到冰冷彻骨，如同行尸走肉，悲哀如巨石般梗在心中。但无论如何，我并未轻生。


我不指望那种悲哀会彻底消退。不过，今天我几乎没有感觉到。你看，看那粉晕的日光，看我手臂上摇曳的叶影。听听大山的叹息声。一个人即便再如何沉浸于悲痛，她也能抬起头，欣赏啁啾的鸟鸣，岩石上温热的阳光味道，还有无边无际盛放的雪白茉莉。


我和阿州每踏一步都小心翼翼，在岩石与暴露的树根间择路前行，我们跃过路中被去年季雨冲出的沟渠，身手灵敏得像两只山羊。细细想来，实际上，历史上的自戕事件少而又少。我们在诗歌戏曲中所歌颂的那些，之所以受人瞩目，恰恰是因为其不同寻常。我们中国人，大多数宁愿苟且地活着。活下去是我们的责任。我仍记得阿桂说过的一句话，在得知我可能参与了抗日活动时她说，每个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是活下去。


我每次看这条路都发现有些不同。早晨的深黄色泥土不见了，现在我们脚下的蓝灰色花岗石碎片嵌在一片细腻的赭色泥土中。甚至连沟渠也有了变化。眼前这道纵贯山坡的沟渠被冲刷过，只在几个低洼处淤积了些泥沙。隔离道路与沟渠的花岗岩石板不知被放置了多少岁月，它们前倾后倒，长满各种苔藓。轿夫们对这条道路想必早已烂熟于胸。他们无数次地从这里走过，连小腿都记得住每个坡道的斜度，脑子更是本能地测量得出每个弯道间的距离。


我的腿开始疼痛，但我不想停下脚步，不能在爬山中途放弃。这样左转、右转、再左转，稳步地向上攀爬，很令人怡然自得。还不能放弃。“山重水复疑无路”后面一句怎么说来着？柳暗花明又一村。


“妈妈。”阿梅愁眉苦脸地看我一眼。


没等她往下说，我就摇了摇头。等我们到达陡坡的顶部，才可以再坐轿子。或者翻过下一座山，直到我们走累为止。


当轿夫脚步轻快时，那感觉几乎像在海上行船。我重新乘上轿子时就有这种感觉。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去福州，当年阿梅只是个小婴儿，我还没怀上阿州。有其父必有其女，我天生就适应海上旅行，但那次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海上长途旅行。


我盯着轿夫乌黑的头发，用手护住自己的肚子。我的想法变了，甚至不明白自己刚才怎么会觉得这像是在航行。即便轿夫走得有节奏，依然让人很不舒坦。聿明去福州前，我应该告诉他我怀孕了。这么颠簸对胎儿不好，其实我们应该走海路的。这个时节，温柔的海浪会轻轻摇着我们，大海会为我们让出一条通道，而不是眼前这不肯退让的土地。大地像是在与我们抗争着，以牙还牙地回击轿夫的脚步，传到他们的腿、到脊梁、到肩头、到胳臂，再传到轿子，最后击中我们。


我本可以告诉聿明怀孕的事，可还没等我确定，他就走了。


我们从大路转入一条小径，香蕉叶和蕨类树叶擦过我们的手臂和肩膀。中午时分，我躺在轿中躺椅上，不得不合眼以躲避亮光。我眼见天色渐暗，想透过绿色枝叶的间隙，眺望一下染上紫晕的天际。在蝉鸣合唱声中我提高嗓门，提醒孩子们穿上毛衣。除此之外，这里唯一的声响，就是轿夫们脚踏小径时发出的啪嗒啪嗒声。


周遭各种阴影越来越浓，我们向一座寺庙走去，准备到那里过夜。遗憾的是，等我们到达寺庙并且安置妥当后，光线会太暗，无法阅读了。我轻叹一声，像鸽子在一片蝉鸣中的惆怅叹息。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一整天都在期待着读完昨晚才开始看的那本小说。


高处的激流顺着山坡往下奔腾，只听见喧闹的水声。沿着小径下山后，一条溪流出现在前方，黑暗而隐秘的水面上闪着落日余晖的银光。架在小溪上的桥是用对半劈开的树干做成的，轿夫过桥时放慢了脚步。他们抬着我们到了对岸，转弯后继续向前走。我们右手边赫然现出一段花岗岩山崖，上面用红漆大字篆刻了一首诗。诗句末尾高出路面足有一丈有余，上写：


山花望高天


崖木植深田


我塞在包里的小说是范昊甫写的。我本想今天看完，想知道情节会如何发展，故事会如何结局。或许我可以从小说中了解他的想法，读懂他写这种小说的意图。这本小说与他的其他作品迥然不同，虽然同样是用白话文写成的，而且农民作为他故事中的主角也不是第一次。但在他之前的故事中，主人公们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不是自己造成的，就是日本人造成的。而在这本小说中，令主角身陷囹圄的罪魁祸首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有着热忱理想的男青年，他似乎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范昊甫已经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从创作小说或诗歌的立场出发，他总是能创造出任何他所希望的人物。


我们穿过山门，进入寺院的地界。湛蓝的天空上，零星闪烁着几颗孤星。要是能在星空下入睡何其美妙！若不是为了抵御夜凉和老虎袭击，我们其实无须到寺院投宿。


轿夫们将轿子停在一个挂着青铜大钟的小亭子边。他们歇息下来，取出鸦片开始吸食。我拿出自家的毯子，菊钗打开午饭剩下的米饭和酱菜。孩子们突然变得生龙活虎起来&#8212;&#8212;他们睡觉前一向如此&#8212;&#8212;围着大钟追逐奔跑。阿州用指节敲着钟的边缘。


“嘘。”我指了指停在寺院墙角，已经放倒的轿子。“可能有人在里面睡觉呢。过来吧。你们的饭弄好了。”


我们安静地吃着饭，听着一位僧人为亡者超度诵经的单调声音。饭后我们收拾干净，起身往庙里走。寺庙笼罩在一团紫红色光晕中，显得矮小而朴素。诵经声停了下来，我们眼前出现一个身影，他胡子花白，身穿酱紫色僧袍，僧帽开口处的顶饰如同鸟冠。他躬身施礼，等候我伸手从口袋中拿钱供养。然后，他把硬币掖在袖中，再次躬身施礼，飘然走向一间低矮的屋子。


寺庙台阶上，一只果蝠擦着我们的头顶飞过。阿州抓住我的手，我们走上台阶。离庙门越近，气味就浓烈，阿州的手也抓得更紧。


“没事的。”我喃喃道，“我们会习惯的。”阿州跟我一样，对气味很敏感，这股混合了香火、霉菌、尿骚和腐臭的浓烈气味实在太刺鼻，尤其是我们在山间呼吸了一整天新鲜空气后，愈发觉得难以忍受。我们进去后站定脚步。有几个人抬起头，其余的人没有任何反应&#8212;&#8212;是些摆放在寺庙地上纹丝不动的人形。死者与睡觉的人很容易分辨出来，他们被整齐地并排摆放，身体僵直，彼此间隔距离相等。他们的膝盖无一弯曲，胳膊无一上扬，身体无一紧靠着互相取暖。我在活人当中找寻足够容纳我们四个人的位置，然而寺庙太小，我们到得又太晚了。


“那里，太太。”菊钗指着一处离尸体稍远的位置。我们在石板地上铺开毯子，让孩子们躺在我的两侧，菊钗躺在阿梅旁边。我平躺下来，把一个小枕头卷塞在脖颈下面。孩子们把头枕在我胳臂上，一左一右地拥着我。头顶的灯光闪动着，有人在咳嗽，有人在打呼。有气息和没气息的人们发出各种声响，空气随之悸动。


阿梅紧贴着我的身体，手臂牢牢抱住我的腰。我腾出另一只胳臂，轻柔地搂住她，用手在她的皮肤上按摩抚摸，让她放松下来。


我能感到另一侧阿州小小的身子在颤抖。他努力想表现得勇敢，想要按照父亲教导，成为一个小男子汉。聿明告诉他，外面很危险，男孩子要尽快长大成男子汉。聿明从抗日战场回来后，就开始用我们给阿梅和阿州取的大名称呼他们。他很反感叫他们乳名。没过多久他开始训练阿州进行格斗和射击。阿州学得很快，但聿明并不知道，让一个小孩子表现得像男子汉，实在太难为他了。像现在，阿州想哭却不能哭，只有在外婆面前他才敢哭。


“过来点。”我说着，又用手臂搂住他，让他挨得更紧些。


“妈妈。”他低声道，身体仍在颤抖。


“没事的。”


“可是……”他的眼睛大张着。


“可是什么？”


“有……”他的整个身子战栗着。


“什么？告诉我，有什么？”


“有……一个白色的先生。”


是个鬼魂。他不是第一次看见了。在这方面，他也不幸地随我，能看到和体会到别人无法感知的事物。“外婆教过你什么的？”我提醒阿州。


“外婆说……”


“你记得，对吗？”


“是的，母亲。外婆说不要怕鬼，要是他们活着时，我没害过他们，他们死后也不会来害我的。”


“是的。这就对了。”几个月前母亲交代过他对待鬼的方法。她准是派他去买香烟，他又在外面滞留得太久。阿州总是会在路上停下来跟店老板和小孩子说话。因为天色已晚，他准是从公墓抄近路回家。我听阿州跟母亲说，他看到一位穿着白色长裙的外国女人从墓碑上飘过。


“你只要提醒这位鬼先生，你从没害过他，并祝他平安顺遂。”我将母亲说的话复述给他。


“好的，母亲。”


“嘘。安静点。”有人嘘道。


我把嘴巴凑到阿州耳边。“那位白色的先生能听到你的悄悄话。”


“我知道。”


这些经历过战争的孩子们，他们懂得太多东西。即便极少数被父母藏在家里的孩子，也目睹了太多事情。但我觉得，让他们见识见识也好。让他们懂得战争的残酷。我合上眼睛，倾听着周围的声音，不是打呼声，而是寺庙墙外的声响，有猫头鹰的咕咕声、竹子的吱嘎声和叹息声。我想到孩子们亲眼目睹过的一些事情，特别是阿州。他是个男孩，虽然很勇敢，但一直又太敏感。


我记得有一天，他满脸泪痕地回到家。那段时间，正是我们称为“暗无天日”的时期。我们的大米配额再次被缩减，物价疯涨，走私大米的价格跳到从前的600或700倍，还在不停上涨。他在厨房找到跟素莉一起淘米的我。“妈妈。”他盯着我的眼睛，仿佛在审视我是否够坚强，能不能承受他带来的消息。“面馆老板家又有一个人死了。我看到吴家兄弟抬着棺材。”


之后他没有再提起吴家兄弟。对一个每天在街头玩耍的小男孩来说，身强力壮的吴家兄弟是响当当的男子汉。吴寡妇的五个儿子全都人高马大，我们总是这么形容他们。当我们在“暗无天日”中又熬过几个月后，我在他们店门口又看到一口棺材。没过不久，吴寡妇的老四也去世了。吴家那时只剩下唯一一个儿子，他拼出全身的力气，也只勉强把他哥哥的遗体拖到店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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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敌占区，你必须学会强迫自己入睡&#8212;&#8212;是的，即便街上巡逻的敌人喝得酩酊大醉，也许还想翻墙闯入民宅奸淫妇女。无论如何，必须睡觉。必须学会如何遁入混沌，让孤寂与恐惧稍减几分，只需足以令自己坠入梦乡即可。或者，你只能等待那种混沌睡意向你袭来。


烛光摇曳着渐渐熄灭。身下的花岗岩石板经年累积的阴冷，透过毯子渗过来。我又明白了一件事：等待入睡的时候，绝不能排除一切杂念，今夜也是如此，即便现在我和一具具尸首躺在同一张地板上，他们的魂魄带着困惑和愤怒，刚刚脱离躯壳，依然在附近游荡。他们本以为日本鬼子走了就安全了。我理解他们的抱怨，听听也就算了。我不想争辩什么，其实明眼人都明白，一场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另一场战争的酝酿爆发。而且我们都明白，长远来看，眼下这场战争才至关重要。虽然它师出无名，甚至不能称为战争，然而，士兵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枪支。像聿明这样的军官，虽然做了其他工作，但衣柜里依然挂着军装，他们仍需服从命令。


阿梅翻了个身，膝盖顶到我身体。“吧-吧-吧-吧-吧-吧。”她在睡梦中呢喃，像在叫“爸爸，爸爸，爸爸。”


还有两天，我暗想，心突地跳了一下。还有两天我们就又能团聚了。我曾经无数次幻想着我们重逢的画面，我投入渴望已久的聿明的怀抱，紧紧拥抱那份单纯和美好，感受重逢的无比喜悦。我知道，这么想很傻，甚至很危险。聿明毕竟是个男人，他不是一个让我随心所欲打造的模型，也不是一条永远会流入我空虚心田的河流。我明白。


抗战结束他回来后，我就一直觉得困扰。太多年的渴望，已将我的理性焚烧殆尽。不过这一次，当我们在福州再次相聚时，我要牢记，我们俩是各自独立的人，有着自己的情绪和观点。我撑着身体坐起来。哈！我不禁自嘲地笑了笑。这么多天，我都没想过，他为我们在福州挑选的宅子和家具可能会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完全有可能。对于远方那个等待我的家，我已经想象出了一个完整的，也是完全不现实的画面。在我的想象中，比起怀上阿州那年我们住过的公寓，新家会更美好，更宽敞。记得当年的那间公寓，窗帘是金黄色的，从厨房餐桌旁看得到公园，通透的起居室里有吊扇、绿沙发和柳条椅，靠垫上有淡黄色的刺绣。


我又笑了一下，一个挨着柱子的人抬起了头。那间公寓是我们俩一起找好，我自己亲手布置的。这次聿明应该会选一处朴素低调的房子，既与他的轮船公司总经理的新职务相称，又不至于在时局不稳，人人争先渔利的形势下招人嫉恨。


唉，这样子睡不着觉啊。我把手伸到阿州头下，把他从我身边轻轻移到他的小枕头上。然后我套上布鞋，蹑手蹑脚地起身。聿明选了一幢位于小巷的不起眼房子，这样做是对的。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撤离鼓浪屿后的情景。那些多年的折磨，在人们心中堆积了太多情绪……恐惧和悔恨，未竟的理想，更可怕的是仇恨。在新的秩序下，那些贸然企图出头的人，往往会成为泄恨目标。阿汾是个聪明人。他那些通敌交易和哄抬物价的勾当招来了多大的反感，他心知肚明，所以他一刻都没耽误地逃去了香港。


蜡烛早已燃尽，不过，从敞开的窗户透进来的亮光，让我足以在酣睡的或僵死的躯体间走动。我穿过门廊，走下台阶。院子里没有一丝风，但四处都听得到响动，那是一种不知是树叶还是水流的絮语声，清晰而持续，说不定两者都有。我停下脚步，仔细倾听。声音似乎来自树梢，来自山坡。我猜想应该是天空正在呼吸，在将生机带到人间&#8212;&#8212;无论有没有战争。


我感到子宫里动了一下，许是一只脚丫。胎儿第一次蹬腿。我笑了，抚摸着那一处，回应着宝宝。你父亲要是知道有了你，会很开心。我喃喃道。你出世后会幸福多了。你父亲会在家中。看着你成长，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足够了。


我穿过院子，想着自己对未出世宝宝的期望何其简单。有着胖乎乎、粉嘟嘟的小脸蛋，肉肉的小胳膊和小腿，开心地长大。我相信，狗年出生的孩子会老实可靠。我没想过找算命先生，并且，就算梦不到白虎或神仙转世为僧，我也会一笑置之。我早已厌倦了制造英雄的把戏。


死亡的气息此刻已被我抛在身后。远处，一匹狼在嗥叫。昆虫和青蛙在树叶絮语声中鸣唱。我又想到，应该选择走海路去福州的。不过，聿明刚刚履职，他不愿意以权谋私，而且他走得非常匆忙。他们已经帮他买了飞机票，如果错过航班，就只能乘船去，他就要体会晕船的狼狈了。我摇摇头。他们应该聘请我的。不能想象，一个轮船公司的总经理竟会晕船。不过，我转念一想，如果我告诉他怀孕的事，他会给我们在公司的船上安排一个卧铺吧。


我左手边的房子一定是斋堂和厨房。我绕过去走到后门，那里有三个注满水的大陶罐，水面随着我的脚步声轻微晃动着，满月的倒影映在一个个水罐中。我轻快地踏过院中坚实的土地，被院墙外一股清新的芳香吸引了过去。我打开一扇院门，前面是一条洒满月光的小路，让人忍不住想循着小路一探究竟。我不会走很远的。如果道路转入暗处，我就回头。


即使我懂得入睡的窍门，有些夜晚我也不太想睡觉。聿明说我变了，跟过去相比，我的情绪很容易变得极端。我不同意他的说法，一口咬定我跟以前一模一样。我怕他觉得我神经不正常。我记得阿豆死去那晚，大家看着我的神情，还有事后他们的议论。


脚下的道路依然清晰可见，路面都是平滑的石头和压实的泥土，宽度够两人并肩行走。我尽量避开灌木树丛下的阴影，努力不去想有强盗或是恶狼埋伏在那里。我一步步向前走去，直到小路紧贴着山坡开始向上延伸。离地三米左右有一处岩脊，边缘参差不齐，闪着亮光，与其后方的一片漆黑形成鲜明对比，我看不清黑暗中有什么，搞不好潜伏着两只老虎。我的心快跳到嗓子眼了。我竭力想要听到些响动，虽然我相信老虎是不会事先用低吼声或脚步声发出警告的。跟我怀阿州时梦见的白虎不一样，真正的饿虎扑食前，是不会让我看到它的黄眼珠闪动的。我想要掉头往回走，却迈动双脚匆忙走到岩脊下，决定冒一冒被老虎袭击的风险，反正我遇过的危险就一直没停过。很快我就走出阴影，进入一片开阔地带。我转过一个拐角后，看见一个小圆丘，圆丘顶部浮现出一个雅致的亭子轮廓。原来小路尽头藏有惊喜。


我爬上亭子的石阶，穿过空荡荡的亭心，走到一个有栏杆的露台上……我的望月台。


在白天，这个小小的露台会是一处绝妙观景点，从这里可一览山丘幽谷的全貌，也许还能远眺大海。可现在往下看去，一切黯淡而漆黑。一轮昏黄的明月低垂着，成为夜空中唯一的主角。今晚，月亮非常圆满。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不属于这里，赏月台是属于恋人的，他们一同凝视夜空，在撩人月色里相互依偎。不过，不少孤独旅人也一样会来到这里，他们会想起自己的恋人，此时此刻，远方的人儿或许也正凝望着同一轮明月。


我把手放在石头栏杆上，端详着月亮表面。我所寻找的，不是那只三足蟾蜍，也不是坐在月桂树下捣制长生不老药的玉兔，而是月下老人。我仔细地找啊，找啊，终于看到了他。他的样子特别清晰，弯腰向着地球，一只手臂伸直，另一只手举起，抛下无形的红线。今晚，乃至每一个夜晚，这位住在月亮里掌管姻缘的神仙都会抛出红线，将注定有姻缘的男女系在一起。我呼吸着夜晚纯净凉爽的空气，思索着姻缘&#8212;&#8212;一夫一妻，永不另娶，永不分离。今夜，我站在望月台上，聿明在福州守候，我们的孩子在我腹中生长，我相信我们两人的姻缘，聿明和我的姻缘。我相信他。轻薄绵软的云朵遮住了月亮，一会儿又散开不见。我记得，我一直以来都明白&#8212;&#8212;没有人，比聿明更始终如一地怀念父亲或是孝敬母亲；没有人，比聿明更尊敬师长。我记得，他对很多朋友都忠心不渝，所以我百分百相信，他同样会永远忠实于我。


回到寺庙时，月亮变得皎洁轻盈。一股浓烈的怪味自台阶上迎面而来&#8212;&#8212;混合着夜花香、霉味、汗味、腐肉味还有没盖子的夜壶味。进了门，我抖抖索索地寻找两个孩子当中的空位。墙壁和屋顶经年累月沉积的湿气，如同云雾般在地上扩散。我踏进雾气中，感觉到一股冰冷愠怒之气。这不是我的错，我对刚刚脱离肉身的鬼魂们说道。我自己也有亡故的亲人。不过，我没告诉鬼魂们这个。我明白，许多人比我的苦难更深，所以不想引来诉苦大会。


我小心地绕开活人和死人的躯体，总算看到我的孩子们了。我踮着脚走过另外两个安然熟睡的小孩，他们身旁几寸之外就有一具尸首，闻着像已经停放了一整个星期。在菊钗的另一侧，一个男人平躺着，光着脚，脚趾张开，像女人折扇的扇骨。我从他身上踏过去，他哼了一声。“抱歉。”我轻声说，“打扰了。”


阿梅和阿州已经占据了我的位置，我的毯子和枕头被他们挤在中间。我跪在阿州旁边，把他连同毯子什么的，一起从阿梅身边拉开。


阿州猛地站起身，摆出功夫架势，双膝弯曲，一条腿半抬着，双手绷直。“母亲。”他皱紧双眉说道，依然保持着戒备姿势。“我睡觉时不要碰我。你会被打死的。”跟他父亲的话一模一样。


“嘘。躺下吧。”我低语，“接着睡。”


这个警戒姿势是聿明从抗日战场带回家的，表面看，好像是他教授了儿子一堂新课，殊不知这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对危险时时警觉防备着。我在阿州旁边躺平身体，伸手去摸阿梅。她梦中的呢喃声响了些，接着又淹没在一屋子的打鼾声和喘息声中。屋外的蝉鸣像在念诵佛经。为我的儿子祈祷吧，我告诉它们，为了我的小阿豆。远处传来一声狼嗥。不久之后，我的神智开始迷糊，似乎被无形的线牵引着，向一栋不事张扬的房子走去。在那里，一个衣柜里挂着军装的船务公司总经理，正翘首期待，等着迎接远离战争的妻儿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