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金融（第4/8页）

像千家驹说的那样，上海实业家遇到的困难在很多方面与解放后天津的实业家经历的困难相似。在两个案例中，基本问题是原材料的短缺，攀升的劳工费用和市场营销的困难。天津的状况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周边的农村已经先于城市得到了解放，土改已经实施，新货币已经替换了旧货币。所以在占领天津后，与邻近农村地区的沟通渠道很快重新建立起来，而这在上海是不可能的。[52]

上海经济困境在那个夏天如此严重的另一个原因是开始于6月份的破坏性空袭。国民党军队造成了一些破坏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上个月在他们匆忙撤退的时候来不及进行这种破坏。同样在6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对城市进行有效的海上封锁。7月，上海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台风。在此期间的雨水泛滥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另外，长江、黄河和华南的很多河流发大水，淹没了广大的内陆地区，更进一步助长了上海的灾难。

然而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在“客观环境”上。很多问题确切地说来自新经济和金融措施本身，而且并不局限于上海甚至华东地区。共产党大方承认他们在城市管理的很多方面正在学习和实验。但是他们的实验造成时进时停的印象，没能加强公众对共产党接班能力的信心。比如，华北实行了所得税，但很快又取消了。人民币兑换金圆券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汇率——一种对大众，另一种则对工人、学生和穷人，但没过多少时间就不得不取消。在共产党来到北平后不久，采用了用小米支付工资的做法，但是这也被很快证明不实际，不久即废止。工人必须到商人那里去把工资换得现金，于是这些商人开始操纵小米的价格——这本来是应该预料到的。

国家贸易公司在试图使用私人代理商时遇到了迫在眉睫的困难，但是作为替代的消费者合作社有严重的问题存在。一些征税新规定由于不合理而取消了，虽然这样做只是出于对商人抱怨的特别回应。同样地，要求进口商出口同样价值的货物，这实际上意味着用物物交换来进行外贸。这被认为不可行，不得不被放弃。

像这样的经历，加上持续的通货膨胀、劳动力不安定以及对国民党经济处置失当的记忆，显然已经足够破坏公众对新货币以及新政权能力的信心了。对于新建立在商品单位保值基础上的储蓄系统，人们并没有趋之若鹜。[53]政府的胜利债券经过反复“劝说”才被认购。上海市长陈毅，后来在1949年夏天表达了大众的感受，他承认：“一部分公众中流行着悲观情绪，他们认为物价不可能稳定，而且由于海上封锁和海上通道被切断，他们认为贸易和工业没有未来。”[54]

六大任务运动

对这暗淡无光的前景，共产党的反应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发动了一个运动。在华东，它开始于官方在8月初召开的第一次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会上“集中讨论”了上海面临的问题。刘少奇在4月18日和5月7日之间访问天津标志着天津进入了同样的阶段。[55]千家驹到达上海后谈到了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要意义。千在接受一个上海记者的采访中声称，刘少奇在天津逗留期间，清楚说明了党的“劳资互利”政策。从此以后，私有业主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抛开了无动于衷和悲观情绪，换上了更积极的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56]

在上海，随着“六大任务”计划的公布，运动已初具规模。该计划由中共上海市委呈递给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650名代表一致通过。六个任务是：

1．积极支持解放福建和台湾的人民解放军。

2．疏散人口。目标是把战争期间拥进上海的难民遣返原籍，以缓解失业问题。该计划还要求将一些工厂转入内陆地区，离燃料和原材料的来源地近一些。海上封锁切断了这些物资的供给。

3．重新调整上海工业的生产目标，使之适应经济最迫切的需要和缺少外国原材料的现状；保护劳资双方的利益；通过组织得当的工会团结劳动力。

4．动员大量的党员、干部、工人和学生在上海郊区进行台风后的救灾活动，抢修海堤，并进行土改——特别在人民解放军南行时快速跳过的苏南的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