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到城市：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第6/9页）

[23]延安新华社，1946年8月28日。

[24]斯特朗：《明日中国》，第67页。

[25]延安新华社，1946年6月9日。

[26]《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议案》，来自《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第15、19页。

[27]《张家口全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第19页。

[28]延安新华社，1946年9月3日。

[29]总工会提倡行政和工会干部在所有公营工厂内组织管理委员会，在这些工厂中工人数多于管理人员数。在私营企业，需要召开会议，使工人熟悉生产和管理状况。参见此处。

[30]肖明，第10页（参见此处）。

[31]延安新华社，1946年6月7日、6月9日。

[32]肖明，第10—11页（参见此处）；见《晋察冀边区工人五一纪念画册》（参见此处）。

[33]延安新华社，1946年6月16日。

[34]张家口《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26日，（《中国新闻评论》，北平—天津，2月9日）

[35]同上，1946年1月10日。

[36]张家口《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10日。

[37]张家口《晋察冀日报》，1946年8月5日；延安新华社，1946年8月11日。

[38]延安新华社，1946年5月11日；延安新华社，1946年6月6日。

[39]延安新华社，1946年9月3日。

[40]延安新华社，1946年7月22日。

[41]延安新华社，1946年6月9日和7月30日。

[42]北平《解放日报》，1946年5月7日；张家口《晋察冀日报》，1946年1月9日。

[43]延安新华社，1946年9月3日。

[44]该项目的改造对象一般被称为“流氓”，这个词用来指代帮派匪徒、小偷、吸毒者等等。1937年，延安约有500个这样的流氓。到了1945年，农村地区的大多数流氓据说改造完毕，已在从事生产性工作——城市的流氓改造完毕要等到下一年。村庄里还有一类人被称为“二流子”，指的是游手好闲者和无所事事传播闲言碎语的人，他们中最恶劣的还会小偷小摸。对待这个群体的办法没有那么严厉，主要依靠蔑视、嘲笑、斗争和道德规劝等社会压力。见力耕：《解放区的生产运动》，第20—24页。

[45]延安新华社，1946年9月3日和24日。

[46]延安新华社，1946年7月19日。

[47]延安新华社，1946年8月6日和9月12日。

[48]见第九章。

[49]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第142页。

[50]北平《解放日报》，1946年5月15日；延安新华社，1946年11月10日，斯特朗的新闻报道。

[51]延安新华社，1946年5月27日和6月7日。后来，据工会干部刘宁义报道，峰峰和焦作矿区从国营转制为公私合营。见刘宁义：《解放区工业政策》，载于陈伯达等人《关于工商业的政策》，第30页。

[52]延安新华社，1946年6月26日。

[53]延安新华社，1946年4月30日。

[54]延安新华社，1946年5月3日。

[55]新华社编：《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第3、9—10页。

[56]《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载于东北书店编：《职工运动文献》，第一卷，第20页。这篇社论纪念了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二十周年——该罢工被吴佩孚镇压。

[57]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03页（第1285页）。

[58]陈伯达：《发展工业的劳动政策与税收政策》，1948年5月1日，载于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99页。

[59]《第二届哈尔滨市职工代表大会宣告》，1948年5月13日，载于东北书店编《职工运动参考资料》，第10页。

[60]《冀中区首次工业会议：检讨职工运动的左倾冒险主义》（1948年4月28日），载于陈伯达等人的《工商业》，第46页。

[61]《中共东北局关于国营职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1948年8月1日，载于华北新华书店编《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第32页。

[62]《华北解放区工商业会议》，见《新工商政策》，第106页。

[63]王康（音）：《改正过高红利以后的哈尔滨市新东油坊》，载于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第33—34页。

[64]1956年，42%的中国产业工人是按件计酬的，这个比率后来有所下降。1953年，77%的苏联工业工人是按件计酬的。见奥德丽·唐尼桑：《中国的经济制度》，第206—207页；阿布拉·柏格森：《苏联的计划经济》（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