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5/14页）

必须承认：说比做容易。在一点上可以达成广泛的共识：民主同盟和其他各小政党，按当时的构成来说，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组成所谓“第三方力量”的现有政党是无法被倚重的，因为，说得客气一点，它们软弱，组织混乱和缺乏力量。没有人反对储安平提出的结论。“我们对民盟的批评，”他写道，“可以总结为两条：‘它天生的软弱及不切实际。’”民盟成员多数“是另一个时代的人”，老派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政治家。他们的教育背景不同，政治观点和经历各异，唯一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是对国民党的反对。储得出结论：“民盟甚至都不能被批评为共产党的尾巴。”[128]

最糟的是，这些少数党派的成员，无论是否以自由派自居，都被嘲笑为机会主义者和两个主要党派的爪牙。这些人经常试图将他们的政治活动说得很高尚，说是为了实现理想必须这么做。但是在他们的批评者眼中，他们似乎更迷恋于获取财富、地位和社会认可。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三方力量怎样才能成为一支强大而独立的力量，还有它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张东荪建议这样一支力量应该起到“国共之间桥梁，迫使双方步入正轨，将他们拉到一起，实现他们之间的合作”的作用。但是一位作家质疑，这样的力量来自何方——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力量既不强大也不独立。[129]

事实上，这个问题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它们自身理想和现状之间的矛盾充分显露出来。因为对于第三方力量怎样形成这一问题，最多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责任和任务。周钟歧教授在谈及这一点的时候说：

现在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中间派是什么呢？它就是知识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他们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他们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主义，领导革命，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只需三十年的时间，这般人必定能安定中国，完成革命的最后一步。……现在中国也是如此，要靠知识阶级的努力。[130]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看法。一位作家嘲笑所谓的自由分子的“天真”，说他们“自我欺骗地相信他们具有改革现状的能力”。[131]在对一则传闻——胡适正在计划组织一个政党——的讨论中，另外一个作家很详细地表达了同样的怀疑。[132]储安平自己对此的态度是摇摆的，他似乎想要总结两类人之间的矛盾：一类是认为知识分子能够“救中国”的多数人，一类是认为他们救不了中国的少数人。最完整地阐述他的看法的，是发表于1947年3月的《中国的政局》：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

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

其中一些原因，储认为，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特性，还有一些原因是由国民党中国的政治环境造成的。不管他们有多少优点，中国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文人——的内在缺点是他们的目光短浅和个人主义。政治需要有远见的个人，为大的方面而奋斗而不是争辩小分歧，需要关心大局的人，只要对政治有利就可以接受合作。政治需要组织和纪律；但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更关心的是权利和理性，而不是权力，所以不容易在他们之中发展有组织的力量。政治同样需要领导人；但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和轻率，很难在自由分子中产生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