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8/22页）

进入城外那栋四周围满铁丝网的巨大建筑后，他们先取走我不知发了什么疯随身带着的照相机，然后把我们交给一连串官员，像踢皮球似地把我们踢来踢去，每次都得重新仔细交代一遍身份。他们问我为什么对这个人感兴趣，我说菲利普是我表弟。我们在那里待了整整三个小时，却毫无斩获。他们甚至故意施恩似地去查最近抵达奥拉宁堡的名单，找不到加亚尔！最后建议菲利普亲自去奥拉宁堡询问。离开后我求他别去，因为他一定也会被关起来。安全局里的人不断记录我们的特征，这时突然有人打电话找我，原来是罗玛莉；“你还活着吗？”我很快说是，便挂了电话。离开时，我们俩都垂头丧气，连眼皮都不敢抬；到处只见枪杆、黑色制服和表情阴沉的脸孔。能再度走到外面被炸得一塌糊涂的街道上，感觉真好！

后来菲利普·德·旺德夫尔获悉他朋友拘禁处并非奥拉宁堡，而是布痕瓦尔德。他不听从蜜丝的警告，亲自去查问，未果。1945年，进攻德国的美军解放了年轻的加亚尔，但因军队没有多余的运输工具，生还者必须步行跟在部队后方，许多人，包括加亚尔，因此死在途中。他的尸体一直没有被发现。

10月10日，星期日

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等来自巴黎的一位年长亲戚，维勒瑞恩·皮比科夫叔叔的电话，对俄战争初期他曾志愿替德国海军做口译，大概没想到是在自找麻烦！现在正准备返回巴黎，我打算交给他两封信，一封给乔吉，另一封是替菲利普·德·旺德夫尔带的。菲利普一直要我读他写的信，刚开始我拒绝，等他离开后我才打开来看。看得我大惊失色！原来是一位在德国集中营内工作、从事反抗活动的神父，写给穆兰总主教的详细报告。我经过好一番良心挣扎，既不愿让菲利普失望，又担心害了维勒瑞恩叔叔。最后我把所有东西全塞进一个密封的信封内，收信人写乔吉，请他从巴黎将那封信转寄穆兰，然后把这份临别礼物交给叔叔。他离开前，和我喝伏特加酒浇愁。我祈祷一切平安顺利。

那封信安全送到乔吉手中，并顺利转给收件人，但写信的人，吉拉德特神父却死了。

10月11日，星期一

晚上去陪西格丽德·格尔茨。盖世太保逮捕了她犹太裔的母亲，冷酷地宣布将把她送往捷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区。西格丽德的父亲（非犹太人）在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她是个美丽高挑的金发女孩，目前她已设法弄到一张缓刑令，同时向各方紧急求援，但机会渺茫。安全局总部的人对她说：“可惜你父亲已不在世，否则这应该是可以避免的。算你们运气不好！”

10月12日，星期二

罗玛莉和我决定在她城里的公寓开鸡尾酒派对，正努力把杂物拖回去布置，好搬回去住。我们只有两瓶葡萄酒，半瓶苦艾酒，却乐观地希望客人都会有所贡献。

10月13日，星期三

虽然罗玛莉的阿姨葛蕾特·罗翰趁我出去买夹三明治的东西时喝掉了一整瓶葡萄酒，吓坏了我们，但派对仍十分成功！客人带冰块和香槟来，我们把所有的酒都倒在一起，虽然怪异，却没有人抱怨，喝得精光。正设法把旺德夫尔兄弟送到塔蒂阿娜那儿过一个周末，但当局禁止法国人离开工作地点。等大部分客人都离开后，我一边煎马铃薯，一边跟大家讨论这件事。

巴多格里奥成立的新政府已向德国宣战。

巴多格里奥在其停战宣言中，命令意大利军队停止任何对“敌军”的战争行为，但若受到攻击（指德军）则仍需反抗。虽然意大利从未热衷于与德国结成盟友，更不愿打仗，但这项突然背叛战友的举动仍令意大利军队颇感困惑，很多人因此拒绝服从命令。

10月14日，星期四

顺道去拜访冯·德·舒伦堡伯爵。他是最后一任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非常迷人的老先生，对俄国的一切印象都很好，讲话也很直爽。我想替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找份差事，她目前没工作。

冯·德·舒伦堡伯爵（1875—1944）是老派的外交官，坚决支持俾斯麦亲俄的传统外交政策，自1934年任驻莫斯科大使以来，一直在两国间努力调停。希特勒于1941年6月攻击苏联，对他而言，不啻为国家将遭遇大劫数的先兆（他从未怀疑德国终将一败涂地），之后他更加疏离他本来就厌恶的纳粹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