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4/22页）

8月16日，星期一

天一亮就去吉姆·维耶曾斯基的战俘营。本来不能上巴士，因为必须出示特别旅行证，后来总算摆平。每次我都亮出朋友冯·哈泽将军（柏林警备司令）给我的通行证。其实他跟战俘营毫无关系，但这张证件直到目前为止都无往不利，后来全家人都靠它轮流见到了吉姆。

我在一个小村庄下车，走了半个钟头，穿越田野，才看见四周围了铁丝网的战俘营。到了大门口，我再度亮出通行证，没问题！可惜营区司令跟我扯了将近一个钟头才派人带吉姆过来，为了讨好他，我只好陪他聊。不过他看起来人不错，吉姆后来也说他对待战俘非常公平。他其实是位军医，整个营区就像一座野战医院，来自各国的战俘来此等待调度，转往永久性的营区。

趁着他的勤务兵准备野餐时，吉姆和我坐在司令办公室里聊天；司令很好心地把他的办公室让给我们用。然后我们离开营区，步行出去野餐。不断有德国军车经过，却似乎没有人介意一个女人和一位身穿制服的法国军官在树林里散步，令我觉得非常怪异。

吉姆工作量很重，忙着翻译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波兰文及塞尔维亚文。因为这里非常需要他，所以他无暇去想逃跑的事。他从小便长了一对招风耳，现在正好闲着，决定动手术矫正。他看起来很健康，精神也很好。战俘们偷藏了一架收音机，消息很灵通。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宿舍里大声报告盟军的战地新闻！

午餐我们吃腌碎牛肉、沙丁鱼、豌豆、牛油和咖啡，全是平民好久没看到的东西。我带来塔蒂阿娜准备的烤鸡和香槟，吉姆送我茶叶和一张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响曲唱片。他在巴士站跟我吻别，一位乘客立刻问我是不是法国军官的未婚妻。

我在塔蒂阿娜的疗养院里又住了一晚。她进步得很快，不过每次我说了让她开心的笑话，她都会笑得直流眼泪。夜里我莫名地经常尖叫，护士只好给我吃镇静剂，她说是柏林空袭的后遗症。

柏林　8月17日，星期二

返回柏林和波茨坦的火车挤得不得了，我一直站着。

8月18日，星期三

今晚在俾斯麦家和海因里希·赛恩—维特根斯坦长谈；他从俄国调回来防御柏林，已经击落了63架敌方轰炸机，现在是全国坐第二把交椅的夜间战斗机飞行员。但因为他是个爵爷（拿破仑战争期间一位著名俄国陆军元帅的后代），信念不同，不受政府宠信，战果也不被重视。我很少碰到像他这样敏感又善良的男孩。他在瑞士长大，对德国不熟，所以我总是带他到处逛，每个朋友都喜欢他。

8月20日，星期五

天气热得可怕。下班后，我们开车去高尔夫俱乐部。罗玛莉、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和我坐在绿茵上计划未来，讨论等政治彻底垮台，开始除去异议人士，我们该怎么做？跳上海因里希的飞机飞去哥伦比亚或某个国家是一个可能！但没有足够的油料飞越大西洋，这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罗玛莉有个表哥住在波哥大，她可以嫁给他，如此一来，等于一石二鸟！

8月23日，星期一

我们没去上班。罗玛莉假装中暑，我正好也觉得很不舒服，便乘机骑自行车去韦尔德看看能不能买些水果。我们背了背包，骑了很远，到那里碰见一个带篮子的男人，他说他也想买水果。后来终于缠上一名农夫，愿意卖给我们15磅苹果。我还在喃喃抱怨五角一磅太贵，我们那位男伴已替我把背包捆在单车上了。等我们离开果园，经过一片番茄田，他竟然亮出一张证件，说他其实在替物价控制委员会工作，宣称我们被坑了，他打算写份报告，我们必须上法庭作证，控告那位农夫。这令我们大吃一惊。他接着问我们的名字，我们不肯说，还表示不应该迫害那位可怜的农夫。他仍一再追问；我坚持拒答，罗玛莉却面无表情地报上汉斯·弗洛托的名字和地址。我忍不住偷笑，让那男人起了疑心。但因为我们没带身份证，他也不能证明什么。然后他又唠叨了一阵，建议我们将来替警方做饵，他们可以开车送我们去各地的农场……我们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罗玛莉老是碰上警察找她麻烦。上次她在波茨坦辱骂一名警察，现在警局又要找她去做口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