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第2/3页）

漫长而凶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让参战各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员损失是前所未有的，在有些地方甚至是毁灭性的。米洛斯岛和斯基奥涅的全体男性居民都被消灭了，普拉蒂亚也损失了很大一部分男性公民。战争结束十年后，雅典成年男性的数量差不多是战争开始时的一半。雅典的人员损失比其他国家更严重，因为只有雅典遭到了瘟疫的打击，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瘟疫。但战争对土地的破坏和对贸易的干预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贫困、营养不良和疾病。雅典人毁坏了墨伽拉的农作物，在很多年里切断了它的贸易，导致墨伽拉人口锐减、陷入贫困，为了恢复城市的繁荣而不得不更加依赖奴隶劳动。前479年，科林斯人派出多达5000名重步兵去普拉蒂亚迎战波斯人。但在前394年，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却只能出动3000人去涅米亚，而且这肯定是他们的全部兵力。战争期间由贸易遭到扼杀而导致的贫困使很多人失去了担任重步兵所需的财富，但仅仅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如此大幅度的兵力下降。如果这个下降幅度中有一半是由于总人口的下降，那么仍然说明科林斯成年男性的数量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减少了约20%。在整个希腊世界，从西西里岛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战争的苦难造成了相应的人口减少，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在很多地方，战争带来的经济破坏即便不会造成生命损失，其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雅典失去海外帝国之后，就丧失了前5世纪那种庞大的公共财富，也失去了各种各样的建筑工程。遭受打击的农业也需要很多年时间来恢复。不仅墨伽拉，爱琴海诸岛也遭到了经常性的掳掠。对科林斯、墨伽拉和西锡安等地峡国家来说，商业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与爱琴海的贸易被阻断了差不多三十年，而且在这期间，它们与西方的贸易也遭受了沉重打击。在希腊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贫困问题非常严重，以至于很多男子不得不以当雇佣兵为生，往往为外国军队效力。

在城邦内部，战争的危险与苦难使原本就存在的派系斗争愈发激化。修昔底德、色诺芬、狄奥多罗斯和普鲁塔克都写道，内战司空见惯，随着各地民主派和寡头派之间血雨腥风地厮杀，内战的恐怖也逐渐变成家常便饭。战争一天天打下去，愤怒、挫折和复仇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导致战争暴行越来越普遍和严重，而在这场战争之前，类似的战争暴行是极其罕见的，甚至闻所未闻。

在漫长战争的压力下，就连强有力的家庭纽带和最神圣的宗教法规也破碎了。战争使人们去质疑传统的价值观（它们是古典希腊社会的基础），于是进一步分裂了社会。有些人的反应是拒绝一切信仰，主张一种怀疑论的、愤世嫉俗的理性，其他人则努力回到更古老、非理性的虔诚信仰上去。

雅典的战败对其他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前景来说是个打击。一种政治体制对外国人的影响与战争胜负有着紧密联系。强大而成功的雅典民主政体是磁石和榜样，吸引着其他城邦，甚至吸引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些城邦。雅典被斯巴达击败，被认为是雅典政治体制缺陷的证明。雅典的失败被视为民主制的错误；凡人皆有的错误和不幸，被评判为民主制造成的特别后果。前418年，斯巴达在曼丁尼亚战胜民主制联盟，是希腊向寡头制而非民主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雅典的最终战败强化了这种趋势。

尽管战争似乎有了决定性结局，但其实并没有建立一种稳定的力量平衡，以来取代希波战争结束后的那种紧张不安的均势。战争没有创建一种新秩序，为一代人或几代人带来普遍和平。斯巴达对雅典的胜利只是让斯巴达的影响力暂时超过了它的一般实力。斯巴达人缺少人力、物质和政治资源去维持帝国，也没有力量长时间地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事务。他们努力去这么做，却只能给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希腊的其他国家带来纷争和弱势。

说到底，前404年的解救方案既不是永久性摧毁雅典势力的“布匿式和平”，也不是旨在平息敌意的经谈判产生的和平。另外，雅典虽然暂时失败了，但它的真实力量和潜能超过它的表象，假以时日注定会重新崛起。雅典人在获得自由之后立刻开始计划恢复帝国基业、权力和荣耀，并反抗斯巴达对希腊各城邦的主宰。前404年的雅典被解除了武装，但并没有平息对斯巴达人的愤恨。如果要让雅典保持无武装状态，战胜国斯巴达就需要投入力量、决心、合作和团结一致，而事实上斯巴达并不具备这些素质。底比斯的野心已经膨胀起来，要求与主要大国平起平坐，后来还要求获得霸权。斯巴达主宰希腊的努力只能削弱它自己，很快就让希腊人丧失了主宰地位，被外来者控制：首先是受到波斯的干预，后来被马其顿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