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4/6页）

伯里克利的这一席话表明，反对派再次拿出了这样的论点：雅典的帝国主义和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伯里克利没有反驳“帝国主义本身是不道德的”，而是用这个观点作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政策。他指出，考虑道德与否的时间早已过去了，现在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呼吁雅典人不要将自己的眼光仅局限于当下的磨难，而要眺望未来：

当世的光辉和未来的荣耀会永垂青史。你们可以预知，你们将拥有高尚的未来和心安理得的当下，你们会用现今的热情来获得这两样东西，所以请不要派遣信使到斯巴达人那里，不要让他们知道，你们在为当今的磨难而痛苦。（2.64.6）

伯里克利被定罪

尽管伯里克利赢得了关于政策的辩论，雅典人没有再派使者去斯巴达，但他的政敌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没有办法在政坛击败他，于是转向法庭。雅典政治家攻击某人及其政策的手段常常是指控他贪腐。伯里克利的政治生涯就是从指控客蒙开始的。大约在前430年9月，在确认现任行政长官的常规投票表决会议上，伯里克利遭到罢免，并被送上法庭，罪名是侵吞公款。

主和派的力量不足，单靠他们自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当时的局势对他们有利。与斯巴达谈判失败后，哈格农及其残余军队（他们攻打波提狄亚的努力失败了）撤回了雅典。他们的失败促使修昔底德所说的普遍不良状况的出现：雅典人“为自己的苦难而伤心，平民百姓原先的生活条件就不好，如今连那一点点基本的条件都丧失了；富人失去了乡村里的美丽庄园、房屋以及贵重的家具陈设，但最糟糕的是，战争还在继续，和平还没有降临”（2.65.2）。

伯里克利最终被定罪，并被处以大笔罚金。陪审团显然并没有完全确信他有罪，或者不愿意对这样一个领导他们多年的人施加极端措施；因为侵吞公款的罪名一旦成立，被告就可能被处以死刑。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伯里克利很快付了罚金，但他可能从前430年9月〜前429年仲夏（下一个行政年度的开始）都赋闲在家。

斯巴达人出海

与此同时，斯巴达人越来越受挫于雅典人的顽固和他们自己战略的无效。雅典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攻使斯巴达盟邦开始质疑，斯巴达究竟有没有能力保护它们抵御强大的雅典海军。于是，前430年夏末，斯巴达人出动100艘三列桨座战船和1000名重步兵，在斯巴达海军司令克涅姆斯的指挥下，攻击了扎金苏斯岛。扎金苏斯岛位于厄利斯外海（见地图11），是雅典的盟邦。他们的目标是铲除雅典在该地区的基地，从而保护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和希腊西北部的盟邦。但斯巴达人未能占领扎金苏斯岛，蹂躏了它的领土后就返航了。

形势越来越明朗，斯巴达人要想获得一场决定性胜利，就需要新的进攻战略。而他们自己的海军实力不足，也没有资金去建造更多的战船和配备相应人员，于是他们派遣使者去觐见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寻求与他结盟。途中，斯巴达使团在色雷斯国王西塔尔克斯的宫廷稍事停留，请求他放弃与雅典的同盟关系，加入伯罗奔尼撒阵营，希望他派遣军队援救被围困的波提狄亚。当时恰好有两名雅典使者也在那里，他们劝说西塔尔克斯的儿子萨多库斯逮捕了斯巴达使者，将他们押往雅典。斯巴达使者到达雅典之后，未经审判，立刻被处死，他们的尸体没有得到恰当的安葬，而是被扔进一个深坑。这场令人发指的报复行动发生时，伯里克利已经下台。因此，这桩暴行可能是主战派做的，他们在前430年秋季掌权，当时中间派失势，而主和派不被信任。修昔底德相信，雅典人之所以犯下这桩暴行，是因为害怕伯罗奔尼撒使者之一阿里斯特乌斯；他是个科林斯人，之前在防卫波提狄亚的作战中起到的作用最大。雅典人担心这个勇敢聪明的人一旦逃跑，会对雅典造成更大伤害。雅典官方的解释是，这次草率的处决是为了报复斯巴达人的暴行。从战争爆发以来，斯巴达人就将在海上抓到的所有俘虏，不管是雅典人、雅典的盟友还是中立国公民，一律处死。双方的残酷暴行预示着未来更恶劣的罪行，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战争是一个凶残的教师。”（3.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