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会议”（第9/13页）

和里瓦几亚宫一样，这里的家具、设备和工作人员全来自莫斯科。当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走进宫里时，他认出了两个曾经在莫斯科国家饭店为他服务过的侍者。他对他们露出微笑，但对方却不予理睬，这让他大惑不解。不过，当只剩下他们三人在场时，两个侍者却双膝跪地，亲吻他的手——然后匆匆起身，一言不发就离开了。

6

在决定希特勒德国命运的会议即将召开前夕，纳粹自己仍然在审问那些之前试图结束第三帝国却未能成功的人。人民法庭已经证实有数百名被告参与了“七·二〇”阴谋。其中包括莱比锡市前市长卡尔·格德勒，正是他在1943年写了那封致德国将军们的秘密信件：

……认为德国人的道德力量已经耗尽，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不过是有人蓄意削弱了它。救赎的唯一希望在于，清除秘密与恐怖，恢复正义与正直的政府，从而为伟大的道德复兴铺平道路。我们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德国人民将会像过去一样渴望正义、正直和诚实。同样，像过去一样，少数几个不这样希望的堕落分子，应由国家的合法政权进行约束。

最有用的解决方式是创造条件，即使只有二十四小时也好。在这些条件下，才能说出真理，恢复信心，相信正义和法治终将重获胜利。

2月3日，诉讼进程照常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德·弗莱斯勒主持。此人精明、能干、言辞锋利。年轻时，他曾是名热情的布尔什维克，因此被希特勒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11)”。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实践了这一称号。他身兼公诉人与法官二职，对被告嘲笑、攻击、恫吓，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之时，他便扯开嗓子大喊大叫。当他责骂地主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舒曼森时，就连法庭尽头都可以听见他刺耳的声音。但是克莱斯特丝毫未被激怒，反而骄傲地承认，自己一直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坐在被告席上的其他犯人默默地倾听着，期望自己也能以同样的尊严面对法庭。克莱斯特的回答让弗莱斯勒惊慌失措，突然宣布拒绝受理这一案件，开始审理律师出身的年轻参谋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案。施氏不仅是“七·二〇”阴谋的参与者之一，还曾于1943年3月在希特勒的座机里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不过炸弹没有爆炸。被捕之后，他饱受折磨，但却始终既没有认罪，也没有招出同谋。刽子手们用大棒毒打他，往他的指甲缝里钉进大头针，还把一个布满尖钉的烟囱形状的东西按在他裸露的腿上扎他。

弗莱斯勒挥舞着一个装满施拉布伦多夫罪证的文件夹，对他吼道：“你是个叛徒！”这时，空袭警报响了，审判匆匆中止。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脚镣，集合起来押送进了一个防空洞。弗莱斯勒也进去了。大约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中，美国第八航空队的上千架“空中堡垒”开始投掷炸弹。施拉布伦多夫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重击，确信这就是“世界末日”。而当烟尘散尽之后，他看见原来是一根大梁掉了下来，压在弗莱斯勒和另一个审判员身上。医生被叫来了，但是弗莱斯勒已经死了。施拉布伦多夫看见了无生气的弗莱斯勒仍然紧紧攥着他的罪证材料，心头涌上了一股苦涩的胜利感。他对自己说：“上帝的方式如此神奇。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他死了，我活着。”

盖世太保把施拉布伦多夫、克莱斯特和另一名被告推搡出了防空洞，押进一辆小汽车，送往盖世太保的监狱。这时刚过正午，但天空却已被烟尘染得一片昏暗。到处都着了火，就连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9号的盖世太保大楼——他们的目的地——也在熊熊燃烧。不过防空洞只受到了轻微的损坏。施拉布伦多夫从另一个犯人威廉·卡纳里斯身边走过时，对他喊道：“弗莱斯勒死了！”卡纳里斯是最高统帅部情报处以前的负责人，一直策划反对希特勒。

这一好消息迅速在犯人中间传遍了——其中包括前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上将和军事检察官卡尔·沙克。幸运眷顾了大家，在下一次开庭之前，盟军便将解救他们。

7

在里瓦几亚宫，从不相信德国有强有力的地下组织的罗斯福，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平静地准备了一夜。次日清晨，在一个朝着大海的阳台上，他会见了自己的军事顾问们，就下午的首次三巨头会议做了最后一次商讨。海军上将威廉·莱希说，他们全都认为，应该允许艾森豪威尔直接与苏联总参谋部沟通。马歇尔指出，像英国人所坚持的那样，事事经过联合参谋部，已经不再可行——这样会浪费过多时间，而眼下俄国人距柏林仅余四十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