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争政策（第4/8页）

冈比西斯二世[2]入侵努比亚，大流士[3]入侵斯基泰，克拉苏[4][5]入侵安息，拿破仑远征俄国，都是惨痛的教训。当然，对拿破仑而言，征服欲并非是他发动战争的唯一原因，他爱好战争和冒险，也可以说他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教会军队统帅和国家元首，该怎么做，该避免什么，他的胜利告诉人们，要灵活、积极、勇敢地作战，而他的失败则告诫人们，作战应该谨慎。

还有一种毫无理由的侵略战争，是对人类的犯罪，如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战争只有在为了巨大利益或者具有充分理由时，才能获得人们的谅解。

1808年和1823年法国入侵西班牙，两次作战的结果截然不同。第一次作战完全是一次侵略，威胁西班牙民族的生存，罪魁祸首也自食恶果。第二次入侵，法国的入侵赢得了所占地区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因而获得了胜利。

我提到这两次战争，只是为了说明，入侵并不仅是成吉思汗所为。在我提到的这些入侵中，第一次导致拿破仑下台，第二次则恢复了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中断的邦交关系。

我总是希望入侵越少越好，但是，我也要承认，入侵邻国要比等待敌人进攻有利多了。我还要承认，制伏征服者需要善于选择时机，为征服者设定一些限制，因此，如果不是过分的征服欲望，而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合理考虑而决定发动入侵战争，那么在确定战争的规模时，就应该考虑战争的目的和可能遇到的来自敌国和其盟国的一切障碍。

如果一国的人民群情激奋，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战斗，而且该国又有强大邻国的支持，那么对其发动入侵战争是极其困难的。拿破仑在西班牙的战争就深刻地印证了这条真理，1792年、1793年和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几次战争都是很好的例子。法国虽未被占领，但也没有任何强大盟国的支援，它几乎与欧洲为敌。

我举这些例证的目的是为了从这些历史事件中找出规律，以便在类似行动中得到一些教益。

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也在某种程度上激起了人民的抵抗，然而，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奥斯曼土耳其对敌人的仇恨令他们拿起武器，然而他们没有得到希腊人的支持。如果土耳其人可以和希腊人联合起来，那么他们就能变得更加强大。

入侵邻国，如果不顾及当地居民，那么左右战争的就是战略法则。拿破仑对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发动的战争，都是在这些法则上迅速发展的。关于纯军事方面的问题，我将在后文专门阐述。

如果入侵遥远的国家，而必须越过一些国家，那么成功多半依靠外交，而非战略。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使靠近敌国的强国成为自己的盟友，因为在它的支援下，我们不仅可以增加兵力，还可以得到牢固的基地和掩蔽场所。要获得这样的有利条件，必须使盟国与我们利益与共，使其与我们一样关心战争的成败。

我们总说，政治对远征具有决定性作用，政治干涉对向邻国的入侵也有很重大的影响。1805年和1809年，法国入侵奥地利，如果普鲁士能适当地干涉，那么结果又会不一样了。1808年，法国入侵普鲁士，战争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维也纳内阁的影响。1829年，如果没有采取果断的政治措施，不采用谈判来排除干涉，那么俄国对土耳其的入侵很有可能失败。

信念战争

信念战争、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人们总是分不清这三者，因此我必须对它们分别阐述。

信念战争可分为：局限于内部斗争，即国内战争[6]；既是内部斗争，又是外部斗争；局限于外部冲突的斗争。

两国之间的信念战争，也属于干涉性战争。它的起因大致为：一方想将一种学说强加给邻国；一方想反对并打倒另一方的学说。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都属于干涉性战争。

这类战争的原因，无论是出于宗教还是出于政治信仰，结局都很惨烈，因为这类战争容易激起各国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残酷可怕的欲望。三十年战争、神圣同盟战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特点。宗教虽然为教义服务，但是宗教往往更能被利用成为夺取某种政治权利的借口和手段。教义可激起同道的热诚，建立起同道的团体，教义也能激起不同人群的敌意，从而产生可怕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