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通向慕尼黑的道路（第15/39页）

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危机重重的年月里，已很难回忆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期间对欧洲各国首都所造成的阴暗的、几乎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这次大会是九月六日开始的，在九月十二日达到高潮。希特勒预定在这一天向大会作闭幕演说，而世人则预料他将向全世界宣布对捷究竟是战是和的最后决定。我那个星期正在危机中心布拉格，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日耳曼人在苏台德区发动的武力骚动，尽管有柏林的威胁，有英法政府要它屈服的压力，有担心它们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撒手不管的恐惧，捷克首都的气氛却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平静——至少外表上如此。

九月五日，贝奈斯总统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话，已非由他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不可，于是在赫拉德欣宫召见了苏台德人的领袖孔恃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都将接受。第二天，苏台德人的副领袖卡尔·赫尔曼·弗朗克叫道：「我的天，他们给了我们一切。」不过，这却正是苏台德的政客们和他们在柏林的主于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九月七日，汉莱因就在德国的指示下，根据捷克警察在摩拉夫斯卡一俄斯特拉伐有所谓过火行为这样说不过去的借口，而中断了同捷克政府之间的一切谈判。

九月十日，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好战的演说。「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在折磨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指捷克人）在压迫着一个文明的民族，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但是贝奈斯在同一天所作的广播一点也没有提到戈林的恶骂；那是一篇安详地、庄严地呼吁双方平心静气相见以诚的演说。

虽然表面上如此，捷克人骨子里是紧张的。在贝奈斯博士讲完了话以后，我在捷克广播大厦的前厅遇见他时，看到他的脸色非常沉重，而且看起来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境极为困难。威尔逊火车站和飞机场挤满了犹太人，争先恐后想得到一个位子转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防毒面具也在这个周未分发给群众。巴黎来的消息说，法国政府因为看到有战争的危险而惊慌失措，伦敦来的消息说张伯伦在考虑采取豁出去的措施来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当然，是以牺牲捷克为代价。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全欧洲都在等待着希特勒九月十二日在纽伦堡的讲话。然而，这位元首在党大会最后一天晚上对纽伦堡体育场上的如醉如狂的纳粹信徒发表的演说虽然粗鲁激烈，而且充满了对捷克国家，特别是对捷克总统的恶毒咒骂，却还并不是一份宣战书。他——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宣布最后决定，事实上，我们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知道，他早已确定以十月一日为越过捷克边界的日子。在纽伦堡的演说中，他不过要求捷克政府给与苏台德日耳曼人以「公平待遇」。要是它不照办的话，德国就要设法让它一定办到。

希特勒的这番发作，影响颇为可观。在苏台德地区，它引起了一场叛乱，经过两天激战，捷克政府赶紧派兵镇压并且宣布戒严之后方才平息。汉莱因偷渡边境到了德国，宣布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在伦敦日益占上风的解决办法。然而必须首先得到法国的同意之后才能促使其实现。在希特勒讲话以后的第二天，即九月十三日，法国内阁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内阁认为德国进攻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在法国究竟应否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这一点上陷入分裂，无法得出一致意见。当天晚上，英国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正在喜剧歌剧院观剧之际，中途被请去同达拉第总理进行紧急磋商，后者要求张伯伦立即设法同那位德国独裁者谈判，尽可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可以猜想，张伯伦先生在这方面毋须促驾，当天晚上十一点，这位英国首相就给希特勒发出一份急电：

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就在明天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