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1934年12月 南昌行营（第3/5页）

又讯：

顾主任视事后，将在南昌召开全省绥靖会议，电令各区司令参加，俾收集思广益之效，以便确定绥靖具体方案。顾主任日内即由吉安来省主持。

12月3日讯：

蒋委员长令省府督导士绅回籍共勘要政。人才难得已成收复区严重问题，县长对服务地方绅士应加礼遇，并令各部队一体保护。

蒋介石看到这些军令政令，心头总漾起一种忧戚之感。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军令政令没有多少人认真执行。雷声大雨点小这还算好的，很多事情是阳奉阴违。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已经是国民党官场中的突出特征，腐败的现象。

就在这年的春天（2月19日），他根据《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这里发动“新生活运动”，以拯救堕落了的国魂党魂军魂民魂，提高全民的素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总会长，由陈立夫、康濯、邓文仪、杨永泰、熊式辉、蒋孝先等任总干事。那时，他宣称“国家民族之复兴不在武力强大，而在国民知识道德的高超”。而提高国民知识道德在于一般国民衣食住行的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而用《管子·牧民》篇的“礼、义、廉、耻”为治国之纲。他的教导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古典式的：“礼义廉耻者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他认为新生活运动可以根本铲除“赤匪共逆”。实现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预想。

他也以身作则，不吸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可是预想要变成现实并不容易。

两年后他不能不哀叹道：“新生活运动创始以来，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这是很可痛心的，很可惭愧的。”

中国的事情太难办了！

但他又不能不自宽自慰：孙先生不能统一中国，袁世凯也不能统一中国，难道就没有能够统一中国之人吗？孟轲的话是对的：“如欲治国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一股陡起的使命感使他的精神又为之一振，汉书有云：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我今年尚未衰而志已倦，岂不可耻可悲？

蒋介石披衣走出户外，侍卫立即给他披上大氅。室外寒星闪烁，他瞩目南天，那里是他的发祥地广州，那里有他的黄埔军校，在那里，他誓师北伐。在他意敛心宁的瞩望之中，岁月已经流逝了漫长的十三年。

1921年2月6日，蒋介石经孙中山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多次信电邀请并委任援桂中路军总指挥，始从家乡抵达广州，他去得非常勉强。他看到粤军主要将领间不和，自己处境窘困，于2月14日（只住了八天）便不辞而别，回家乡溪口闲居攻读。5月20日孙中山连发两电召请，他又勉强回到广州。5月25日，蒋介石以惦念母病为借口重又返回家乡。6月14日，蒋母王采玉病逝。9月13日，蒋介石又经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许崇智等多次信电相邀，将母装殓完毕，再从家乡回到广州，协助孙中山筹划北伐军事。

第二年（1922年）4月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扩大军事会议，蒋介石力主先回师讨伐陈炯明。他说：“自古以来，决无奸臣在朝，大将可以立功于外之事。先生如若北伐，必须除陈安内，方可对外行军。”22日晚，他又在三水谒见孙中山，再次晋谏，极力主张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部，先安后方而后出征。孙中山急于进行多年筹划的北伐，而未采纳。

蒋介石坚持自己是对的，23日到广州，准备离职回乡。孙中山闻讯到蒋住处挽留，蒋还是在当晚乘船挂冠而去。

6月18日，蒋介石接汪精卫报告陈炯明叛变的电报，证明了蒋介石识人之深，判断之正确。同日，孙中山发来急电：“事紧急，盼速来。”那时，蒋介石就感到孙中山在广州虽然僚属众多，集中了当时社会上的许多精英人才，在军事上却唯有他是可以倚重之人了。经过几天的思考与准备，终于在25日离沪赴粤，29日登上永丰舰见孙中山，孙中山授他以海上指挥全权。

那时，他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并肩抗敌四十余天，一边与士兵们冲洗甲板，一边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边为孙中山出谋划策。后来，孙中山为此书作序备极赞许：“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兹记殆为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