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让安泰离开大地（第2/4页）

在云南时，真正革命者的标志是鸦片，因为当时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不是银洋而是鸦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虱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让虱子给吞吃了。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阶级划分，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地位”及其同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准出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在实践中影响很深，例如上面引用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统计数字，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这种歪曲使毛可以按照主观判断来确定不同阶层的阶级性质，并在实际上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交替使用的这两个概念，被他归结为共产党的统治，而共产党的统治在他看来又体现为红军的力量，因为他认为，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内战的形式进行的。

李德所说的毛泽东的短，恰恰也带来了毛泽东的长。他由此而没有成为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者，而形成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所独有的思想，而这却成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法宝。这对博古和李德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在他们看来条文比实践更重要，或许由于来得比较容易。

关于这个问题，我同博古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交谈了多次，我知道，他们对这一切是有认识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与之斗争。他们不想由于这些“理论”问题同毛泽东破裂，这当然也是符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的。他们知道，毛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影响是利用了“民众的激情”，其实倒不如说是基于长期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由于这种传统，毛同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于没有参加武装斗争的“城里人”，则以白眼相待。因为他同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在他的眼里，苏区以外共产党人英勇的地下斗争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只有农民军队的武装斗争才有意义。他狂妄地以为，只有他才能担负起把他所理解的革命引向胜利的使命，所以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他达到个人独裁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

但是，项英比博古、李德更熟悉毛泽东的素质，也了解毛泽东在红军中潜在的影响和深厚的根基。他再三向他们提出：“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毛泽东的言行，防止他对部队施加影响。”

“我们把他放在中央纵队，跟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他们在一起，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博古说。

“洛甫呢，王稼祥呢？”项英顽强地提醒。

“洛甫同志是莫斯科来的，王稼祥同志也是，更何况洛甫跟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王稼祥伤情很重……”

李德同意博古的分析：“毛泽东跟中央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更何况在大军西行的连天炮火中，行军、打仗、宿营，饭吃不好，觉睡不好，能有多少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呢？”

的确，毛泽东要恢复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是困难的，在当时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是李德博古还是项英，他们都忽略了一点，毛泽东这个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他有两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