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后方的严重分歧（第3/4页）

中共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认为不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7月25日致电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这是临时中央的意旨？）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致电陈述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强调“有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再考虑”。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产生了日益严重的顶牛，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不顾前方实际困难，一味督战。

前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实现后方越来越高的、超过实际可能的过高要求。又加此时周、毛、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日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已经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

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显然，这些战略战术是正确的。

可正确的战略战术未必能取得胜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这几乎是等于违抗命令，跟临时中央的要求南辕北辙。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

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毛、朱、王立即致电苏区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以正确来服从错误太使人难以忍受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痛恨别人握有瞎指挥的权力而又痛恨自己无权决定。他们不能不据理力争：

马上可能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劳而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并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来讨论红军行动的方针与发展方向。

在前线与后方的矛盾过程中，周恩来体会到，毛泽东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时，非常善于运用艺术。独撑局面，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要求他不仅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而且要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巨大综合体，有一种内在的洞察力和下意识的感知力！

中央苏区，这个党、政、军、民在战争中运转的综合体，包罗万象：敌方及其统帅部的战役战略意图，红军的情况和与之对抗的方针。必须了解敌我双方在整个战争态势中的地位、技术装备、精神和战斗力；必须了解地形特点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种种因素和条件；必须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有胆有识地、挥洒自如地推动着战争机器的运转，使之向有利于我方的主动与胜利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