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1934年12月1日 湘江西岸界首（第2/4页）

有时，一个领导者，由于上下左右的制约，干了本来不愿意干的事情，结果反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桂冠便落在他的头上，贪天之功，成了时代的宠儿；有的则相反，被迫干了自己极不愿意干的事情，结果失败了，便成了可怜的替罪羊。不管成功失败，任何人都在历史的合力推动下进退沉浮。

当然，主要责任还要由党中央的负责人博古来承担。这只能就他所处的地位而言，正像一流选手因故不能出场，冠军被二流选手获得一样，这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不久的青年人（在1931年担任中央负责人时才二十四岁），也是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又偶然的情况下，推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峰巅的。那时顾顺章叛变，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只好由他来暂时填补权力真空。他热情奔放、聪明能干，却不成熟，在中央苏区独立决策，推行的又是上面的错误路线，犯错误就带有了必然性。

李德，富有国际主义的献身精神，有军事才华，是名副其实的街垒战专家。他到中央苏区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身就是悲剧性的。不要说他，就是拿破仑也不行。正像毛泽东不能使秋收起义的成功，周恩来不能使八一起义胜利，叶挺更不能挽回广州起义的败局一样，在历史合力之中，谁也无力回天！

李德，是在第三国际“城市中心论”的高热中被派到中国来的，协助城市工人大起义，进而夺取重大城市。可惜，上海不是巴伐利亚的慕尼黑，南京总统府也不是彼得堡的冬宫，工人手中的木棒也不是阿芙乐尔号上的大炮。在第三国际望远镜里看到的，工人起义大军的红旗在上海海关大楼上迎风飘展，不过是海市蜃楼。

城市工人大起义无望之后，在蒋介石虎视眈眈集中百万大军向各苏区猖狂进攻时，李德被派到了中央苏区，执行共产国际赋予的“夺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任务。正如一局中国象棋赛，却派了个国际象棋选手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车马炮的关系，就仓促上阵了。“顾问”，顾名思义，不过是“看看问问”，是请来出主意、想办法、供主人参考的客人，没想到，在敌人重兵围困、狂烈进攻之下，惶惶无主的博古，却把他推到前台。

日耳曼民族的雄心傲气和革命者强烈的使命感，鼓励李德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建立奇功险勋！他不知道，身处危岩绝巅，在风吼雨啸中，是很容易失足落崖的。

周恩来，从八一南昌起义，就负责军事领导。他熟悉外国，熟悉中国城市。他比博古、李德到苏区的时间都早，并且胜利地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肩头的承受力比李德、博古要大得多。

周恩来的崇高之处，是没有权力欲，不贪功不诿过。他总是把成就推给别人，而替别人承担责任！这种品格，使他内心的压力就特别沉重！

事物往往是二律背反：如果解脱了他对错误应负的责任，也就加重了他不负责的责任，开脱，反而成了伤害。犯错误是由于历史局限的认识问题；而明知不对还去执行，却成了党性原则和思想意识问题了。是直言抗辩党性强还是违心屈从党性强？犯错误不是耻辱，是探求者勇敢精神的体现，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后行的成功者不要耻笑先行者跌了跟头，先行者才是真正的开路先锋！

从什么时候，我们民族的胸怀变得狭隘了，浅薄了？原谅因探求而出错的人们吧！剖析犯错的原因以作前车之鉴，不比把人搞倒搞臭好上千倍？对待历史，总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寻求错误的历史成因总比辱及个人品格更有益一些！

如果作一次史海钩沉，你会发现冤案累累，而被永远误解的人物又何止万千？

直到周恩来逝世之后，海内外学者对他的生存艺术和排难息争的调解能力，在公开或私下里总是众说纷纭：

理查德·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中这样写道：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历史。毛打败了蒋的军队后，就巩固了自己在大陆的统治。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把毛蒋的冲突实际上说成是一场神鬼之争。毛把自己看作功同二千年前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制造个人崇拜，使人们奉为神明。周一般地使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