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建议不被接受（第3/4页）

“主席，你在看什么？”

“《淮南子》。”

王稼祥有些愕然，这书他没有看过。

毛泽东把书放下，转身面对王稼祥，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颇带感慨地说：

“对人对事，历史从来评价不一。你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就大不相同。有的把他说成是捣乱分子。有的把他说成是争强好胜、争夺王位的鲁莽汉。我认为《淮南子》说法最为可取，你听，”毛泽东翻开书读道：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死了没有？书中没有说，但他改变了天地的格局，所以，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泽东不同凡响的举动。在炮火连天、大军西行、危机四伏的路上，他竟然有闲情逸致去评价近似神话的传说。这对当前的处境是一种淡漠还是一种邈远的想象？是胸怀广阔还是从这传说里寻求启示、吸取力量？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诚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毛泽东较多的接触中，默默地观察着他。他虽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却不像其他“吃洋面包”长大的留苏学生那样，只是从别人的传言中，从主观臆测中想象毛泽东。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相处很久。他从毛泽东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样应付裕如地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他还同时关注施政、财经、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电、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而且竟然能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有时，他看到他长久地独自沉吟，绕室徘徊，那些深思熟虑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涌而出。

他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就是他亲自起草的。决议案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对开展植树运动的办法和措施也至为详尽。这个《决议》在公布实行之时，正值中央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而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建设伊始、百端待举，毛泽东竟能抓紧战争间隙，发动群众，改造山河，造福后代，没有广阔的胸怀，没有充足的胜利信心，没有远见卓识，岂能如此？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不过，在崇敬之余，他又有些困惑。他发现，在毛所有出人意外的言论行动中，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的指导，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种思想的精华的杂糅。这种不纯粹的马列主义，也许正是与教条主义相区别的鲜明的特征。因为世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的论述也并不是马克思的重复！当时的王稼祥，并不理解这种杂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所谓的“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像王明、博古，他们只能背诵原文，却往往远离中国实际。以教条来指导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历史证明，不论哲学、文化、科学，都体现着“杂交优势”。马列主义的来源本身，也是杂糅。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很少翻阅马列主义的原著。王稼祥手边有《反杜林论》，有《国家与革命》，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泽东却很少借阅，有时浏览一下，似乎并不深研……有几次谈话甚至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听到的那些传言是真的：

“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号脉之后才能对症下药！……”

他还听说，毛泽东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在长汀养病时，一连几天研讨《贞观政要》，还说过一句放荡不羁让人惊骇莫名的话：“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些，又使王稼祥对毛泽东产生了距离感。这几年，依附感和距离感始终困扰着他，再加上伤口久不愈合，身体不好，王稼祥总显得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