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的确很被动”（第3/3页）

“自古人生谁满愿？”恐怕一个也没有，这便是人生的真谛。周恩来曾经听过方丽珠的申诉，他心里说：“你们是无罪的！”嘴上却只能说：“处分是必要的！”

大军将行，方丽珠要求随军，愿做一名女扮男装的炊事员或是挑夫。她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周恩来也许是最重感情的人。平等与仁爱，如果当成褒义词的话，应该加在他身上。在后来的年月里，他收容抚养过多少烈士的子女？又保护过多少身陷冤狱的干部？

这种仁爱之心，曾受到项英强烈的指责。在项英看来：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感情，在阶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拼搏中，只有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才是坚强革命者的党性！几十年后，在“四人帮”批中国“大儒”的时候，矛头就是对着他。

西奥德·怀特在延安时就认识了周恩来，对他印象极为深刻。他曾说：“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烟消云散。”但过了若干年后，他意识到对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适当的。他把周恩来的双重性格、两种形象结合在一起来描写：周恩来“如同本世纪任何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卓越无情的人。他会以绝对的勇敢、以猫捕老鼠的灵巧，并以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唯一行动方针而行事——他就是这样行动的。然而，他还是具有能够表现出热情亲切、情不自禁的那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斯文礼貌的本领”。

在理查德·尼克松看来，周恩来的个性既然兼有儒家风度个人品质和列宁主义革命家那种无情的政治本能，那么他就对担任这种政治角色再合适不过。就如同一块由几种金属造成的合金，较之任何一种单一的元素，更为坚实有力。周恩来的政治才能在于能够成功地扮演明争暗斗的能手或者两种角色。

一个新闻记者访问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答道：“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一个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同事们当然都是中国国民，但是他们大多数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周恩来也深深地信仰他的主义，但是把这种信仰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

周恩来喝着重新温热的玉米糊糊，顿觉精力充盈，但愿刚才的昏眩是由于饥饿而不是疾病的前兆。后来，新中国的经济困难时期，他跟工人、农民一起喝玉米糊糊时，就提到过湘江边上喝的这一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