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据显示，美国人摆脱经济危机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利用危机，二是提高汇率，三是利用科技创新带来经济增长点。在这三种办法中，利用危机脱困的比率高达60％。明白了这一点，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想想看，正如前所说，为什么随着美元指数周期开始走高，中国的周边如此密集地出现麻烦，从中日钓鱼岛，到中菲黄岩岛，再到中越南海冲突，这些随时可能由争端转化为地区性危机的事件，难道都是些孤立的、互不相干的小概率事件吗？再想想，美国人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这样的大事件上都能隐忍下来，却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问题上咬住不放，甚至有意拱火，让东海、南海局面一再恶化，其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大多深的动机呢？如果我们不把它称为阴谋的话，又将称其为何物呢？
当我们看穿了美国的这一金融大战略魔术，再把它与时下中国周边骤然紧张的地缘态势联系起来看，特别是当日本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公然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名义，让日本拥有其久违了大半个世纪的战争权力之时，美国仍然以默许的方式给予支持。而这将使日本完全可能在钓鱼岛或中国周边某处海域，以武力制造一场地区性危机。这是否是美日之间一种更深的战略默契？或者把话说得文明些，这是否是美元指数周期律的又一个99摄氏度加1摄氏度的新例证呢？如果这一研判成立，那么，美国人想“重返亚洲”干什么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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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这一悲剧性的历史进程《里根政府怎样搞垮苏联》一书有详尽的描述。该书由新华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2) 这一过程在吉川元忠的著作《金融战败》中有非常深刻的描述和反思。(3) “旋转门”：美国特有的政治名词，意指政府官员、智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之间的职位转换。如克林顿政府的前财长罗伯特·鲁宾曾在高盛工作36年，后来又担任花旗银行副总裁；小布什政府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史蒂芬·弗里德曼曾担任高盛董事长。(4)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弗里德曼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该书在1962年出版，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5) 张夏准，1963年出生，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他曾写过多本经济政策书籍，其中包括2002年出版的《踢走梯子：历史眼光下的发展策略》，这本书获得了2003年谬尔达奖（Myrdal Prize），被翻译成七种语言。他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担任顾问，还曾在乐施会任职。(6) 巴塞尔协议，全名是资本充足协定（Cital Accord），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为了维持资本市场稳定、减少国际银行间的不公平竞争、降低银行系统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推出的资本充足比率要求。在1988年首次订立，并于2003年作出了第二次的修订。2010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管理层会议在瑞士举行，27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代表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日本于1989年采纳巴塞尔协议，但是，日本的银行自有资本比例一直很低，如果没有因股市飙升带来的庞大账外资产，日本的银行是无论如何满足不了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资本充超率不低于8％的规定。为了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日本各银行在国际融资中采取了收缩政策。在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后，日本各银行的账外资产逐年快速下降，自有资金比例随之下降，使得日本各银行大规模缩减国内和国际的贷款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