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奥斯曼帝国的世袭继承权以及新军的教育和训练（第2/2页）

这种模式的制度无论实质还是精神都非常适合一个专制独裁的君主政体。就更严格的意义而论，大臣和将领全是皇帝的奴隶，他们要靠他的恩典才能接受教导和培养。当他们离开后宫，可以留起胡须作为获得释放的标志，发现自己身居要职却没有亲信或朋友，也没有父母和后代，完全依靠将他们从低贱地位拉拔起来的手，主子稍有不满，便会像土耳其的格言中所委婉形容的那样，这双手就会把玻璃的雕像砸得粉碎。[66]他们在缓慢而痛苦的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性格和才能在洞察一切的眼睛之前无所遁形：一个孤立无援毫无牵挂的“人”，完全要用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作为获得任用的标准。如果统治者真有识人之明，他拥有绝对和无限的自由可以进行挑选。奥斯曼的帝位候选人所接受的训练是从欲望的克制以达到行动的完美，从服从的习性养成指挥的才华。军队里面弥漫这种风气，他们的沉着、警觉、坚忍和谦逊，连基督徒的敌人都心仪不已。如果我们把新军的纪律和训练，拿来与欧洲军队长期以来那种贵族出身的傲慢、骑士制度的散漫、新征士兵的无知、资深官兵的叛逆，以及罪恶滔天和目无法纪的习性进行比较，那么对土耳其人获得胜利就不应有任何怀疑之处。

希腊帝国和邻近的王国获得拯救的唯一希望，是运用威力更大的武器，创造更为新颖的作战技术，如此才能在对抗土耳其这个世仇大敌时具有绝对优势。他们的手里就有这样一种武器，创新的技术正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出现。不知是出于偶然的机会还是精心的试验，中国和欧洲的化学家[67]发现用硝石、硫磺和木炭制成的混合物，遇到火星会产生强烈的爆炸。他们很快知道，要是把这种膨胀力封闭在坚固的铁管里面，就会以势不可当的毁灭性的速度将一颗石弹或铁弹推送出去。有关火药的发明和运用的确实年代，各家的说法不一，有的地方含糊其词。然而我们可以断定，在14世纪中叶，火炮便已为人所知[68]，在该世纪结束之前，在日耳曼、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和英格兰这些国家，火炮已经广泛使用于海上或陆地的会战和围攻。各个国家使用的先后，关系不大，谁也不可能从拥有最早或最多的知识中获得垄断的利益，普遍的发展使相对的实力和军事的科学始终处于同等的水平。要想将这方面的秘密限制在教会的范围之内，也是不可能的，土耳其人因背教者的反叛行为和竞争对手的自私政策而获得这一秘密。

苏丹对基督徒工程人员的才能，不仅乐意采用还要奖赏钱财。那些将穆拉德运送到欧洲去的热那亚人，他们应该受到谴责，可能正是他们亲手铸成的大炮被直接用在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作战中。[69]第一次的攻势行动没有达成目标，但是从那个时代的整体战局来看，他们始终具有优势的地位，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攻击者。当攻防两方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的态势时，惊天动地的炮火瞄准城墙和塔楼，这些构建的工事只能抵御古代威力较小的攻城器械。威尼斯人把火药的使用传授给埃及和波斯的苏丹，并没有受到任何指责，因为这些人是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盟军。这些机密立即传播到亚洲的边陲地区，欧洲人的优势只限于轻易征服新大陆的野蛮民族。要是我们将这种罪恶发明的扩展速度与理性、学术和求得和平的技艺极其缓慢和艰困的进步进行比较，一位哲学家就会依据他的性格，对于人类的愚行不是张口大笑就是掩面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