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罗马帝国遭受彗星、地震和瘟疫的天灾人祸(531—594 A.D.)（第2/3页）

据说安条克的一次地震(公元526年5月20日)使25万人丧生，那天正好是耶稣升天节，拥入大批来客。贝里图斯[455]的损失较小，但是影响深远(公元551年7月9日)。位于腓尼基海岸的这个城市以民法的研究知名于世，这些研究会打开了财富和地位的青云之路。贝里图斯的学院充满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很多死于地震的青年，可能是国家的酷虐之鞭或栋梁之材。建筑师在这些灾难中成为人类的仇敌。蛮族的木屋或阿拉伯人的帐篷倒塌以后，不会伤人。秘鲁人大可嘲笑西班牙征服者的愚蠢，竟然花费不计其数的财物和劳力来为自己兴建坟墓。有位大公被富丽堂皇的大理石砸在头上，全城民众葬身在公共和私人建筑物的废墟之中，一座大城生活和制造所需的炉火，失去控制以后蔓延开来，成为烈焰冲天的火灾。人们无法从对彼此的同情中得到安慰和帮助，反而痛苦地体验到不再惧怕惩罚的恶行和激情。大胆的贪婪之徒抢劫摇摇欲坠的房屋，报复行动也抓住这一最好的时机挑选合适的对象进行，杀人的凶手和强奸的暴徒正在犯罪时被大地吞噬。迷信的思想为当前的危险增加了无形的恐惧；若说是死亡的阴影偶尔会使人产生行善和忏悔之心，那么一群处于恐惧中的民众则会强烈地感受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以更虔诚的心情、俯伏在地乞求报复的神明停息无情的愤怒。

(三)黑死病

不论哪个时代，全都指责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是瘟疫的渊薮和温床。在潮湿、炎热和停滞的空气里，这种阿非利加热病从腐烂的动物尸体中产生，特别是遮天掩日的蝗虫，在死后与生前一样危害人类。在查士丁尼和继承人所处的时代，致命的黑死病几乎要灭绝地球上的人类，最先出现在佩鲁西乌姆及其邻近地区(542 A.D.)，位于塞尔波尼亚沼泽和尼罗河东水道之间。从那里分为两条路线，向东经过叙利亚、波斯到印度；向西沿着阿非利加海岸，深入欧洲大陆。第二年春天，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君士坦丁堡受到瘟疫的侵袭。

普罗科皮乌斯用医生的眼光[456]，观察发病的进展和症状，比起修昔底德描述雅典的瘟疫，就手法和勤奋而言毫不逊色。患者宣称有时会出现精神错乱的幻觉，听到一个看不见的幽灵在大声威胁，或感觉到它在触摸自己，立刻成为完全绝望的牺牲者。但通常多数人在家里的床上、大街上或是工作的地方，忽然感到微微发热，征候是那样的轻微，从患者的脉搏和气色无法察知即将临头的大祸。第一天、第二天或第三天，腺体，特别是鼠蹊、腋下和耳后的淋巴腺的肿大，等于传出噩耗。等到横痃或肿块裂开，可以看到豆粒大的煤炭或黑色的物质。要是继续发肿就会成为脓疮，如果还可以排除体液内的病毒，病人就有得救的机会；如果始终坚硬而又干燥，马上会形成坏疽，患者一般会在第五天去世。热病的发作通常伴随着昏睡或呓语，只要身体满布黑色的脓包或疔疮，就是即将死亡的征候；要是体质太弱无法出疹，出血后内脏会随之腐烂。怀孕的妇女染上黑死病是致命之症，却有一个婴儿活着从死去妈妈的体内被接生出来，还有三个母亲在失去染病的胎儿以后保住了性命。年轻人得病的机会最大，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容易感染。不论人的地位还是职业，瘟疫一视同仁痛下毒手，幸存者当中有很多人丧失了语言的能力，等到瘟疫再次蔓延，也不保证可以获得豁免。[457]

君士坦丁堡的医生重视医德，技术高超，但是这种疾病症状复杂，来势汹汹，使得他们无能为力。同样的治疗程序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症状变化不定，根本不能诊断病人是会死亡还是康复。葬礼的安排和墓地的使用全部是一片混乱，那些身后没有朋友和仆人的死者，他们的尸体暴露街头无人掩埋，或是留在空无一人的家中。有一位官员负责收拢四处零乱堆积的死尸，从陆路或水路运往离城市很远的地点深埋起来。最邪恶的坏人看到面临的危险和悲惨的景况，想起自己的行事也难免会产生悔恨之心，但一等到健康恢复还是会故态复萌。普罗科皮乌斯认为有些人特别受到命运或上天的照顾，就哲学的理念来说应该反驳这种说法。难道他忘记查士丁尼本人也感染了黑死病？事实上他心里也许记得很清楚，然而皇帝的饮食很清淡，生活有节制，如同苏格拉底所遭遇的状况，有更为充分的道理能够康复。[458]在他生病期间，市民的习惯上也显示出公众的惊慌，怠惰和沮丧使东部的都城出现萧索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