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大明重臣洪承畴降清内幕（第3/8页）

《明史》记载说，举朝皆知其冤，可是没有人为他讲话，原因是没有人敢于让皇帝和杨嗣昌不高兴。

此后，孙传庭在监狱里一待就是三年。三年间，杨嗣昌一败涂地，孙传庭曾经作过的预言成为现实，而且是所有的可能中最糟的那一种——陕西精兵离开山陕地区之后，李自成得以东山再起。崇祯皇帝又一次想起了孙传庭，于是，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让他再立新功。三年时间，天下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李自成和张献忠已然成了气候，在皇帝的逼迫下，孙传庭稀里糊涂地死在了战场上。

如果说孙传庭遭遇了黑色幽默般的命运，洪承畴演出的就是一出悲喜交集的、相当经典的小剧场实验话剧了。

洪承畴肯定十分了解孙传庭的才干与为人。我们没有确切的资料，无法知道孙传庭的遭遇对洪承畴产生了什么影响。

差不多在孙传庭被抓进监狱的同时，洪承畴接受了总督蓟辽军事、对抗皇太极的重任。这真是一个不祥的职位，从萨尔浒之战开始，近二十年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能够建功立业后全身而返。几乎所有面对这个使命的人，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家破人亡。事实上，仅此一点，就足够证明大明帝国在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是何等轻浮乖戾了。

洪承畴富有谋略，声名卓著，深孚众望，在这个足以令人精神分裂的凶险岗位上，他被成功地撕扯成了两个人，从而成为一个特殊的例外。

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皇太极在第四次派遣大军远道奔袭并大获全胜之后，接受一些汉族官员的建议，开始调整自己的整体战略，将兵锋正面指向了宁锦一线，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派兵修筑义州城。

在这些汉族官员的建议中，提出了对明战略的总体设想，分为三策：其一，为刺心之策，主张直取北京，拿下大明帝国首都后，再行平定全国；其二，为断喉之策，主张绕过宁锦，直抵山海关下，一举拿下天下第一关，然后，回手扫荡宁锦等城，再图关内；其三，为剪重枝伐美树之策，先下宁锦，再抵关门，进取全国。

皇太极接受了第三策，并进一步发挥为：选义州（即今日辽宁省义县）作为屯兵、进取锦州的前进基地。这里位于锦州北侧九十里处，位于广宁与锦州之间，地势开阔，土地肥沃，利于垦荒屯种。清军屯田于此，极为有效地逼近了明军的山海关外诸城，令其生产与生活大受威胁。

经过数次绕道长途奔袭，皇太极必定深切意识到了辽西走廊的重大战略价值：不拿下锦州、宁远，不但无法打通由山海关到北京的大道，而且，绕道破长城入关也时时面临被切断退路之危险，从而，成为绞杀大明帝国那根铁索中最为薄弱的链条。大明朝如果出现一位坚强有力、具有战略头脑的统帅的话，长途奔袭的远征军立即就将陷入被反封锁的境地之中，且驻守在锦州、宁远、山海关的明军，在与八旗铁骑十余年的反复搏杀中，也锤炼成了一支颇有战斗力的队伍，号称关宁铁骑。他们完全可能乘虚捣袭盛京沈阳，届时，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

一个伟大的统帅与一个庸才的区别经常表现在：前者时常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考虑问题，而后者则总是以为自己没有理由不胜利。拿破仑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之所以百战百胜，仅仅是因为作战之前永远觉得对手比自己聪明得多；而他的对手们却总是把拿破仑当成傻瓜。稍为认真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上述情形恰好出现在大清与大明这一对冤家之间。

大约就是出于此种考虑，皇太极几乎每次在出兵远道奔袭时，总是会派兵不停地打击宁锦一线的明军，敲打他们，使他们的神经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整日提心吊胆，生怕被鞑子偷袭、围困或断了后路。有时，皇太极甚至会亲自领兵前往锦州、宁远等地，牵制明朝军队，“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耳”。（《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而大明帝国军队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可以偷袭沈阳，也可以断掉入了关的鞑子们的后路，把他们围困在充满敌意的长城里面，让他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在敌人的土地上死得特别难看。这种想法可能远远超出了大明帝国君臣们的想象力，会把他们吓坏，令他们想都不敢这样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