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广宁之战惊天下（第4/8页）

此后数日间，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宽甸、凤凰、鞍山、岫岩、镇江即今日之丹东等辽东七十余城，全部为努尔哈赤夺取。七日后，大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三月二十九日夜，在庆功宴会上，努尔哈赤宣布迁都，定辽阳为后金国首都。

辽沈陷落，京师大震，自辽东战事以来，帝国首都北京第一次实行戒严。十六岁的天启小皇帝痛定思痛，下诏痛斥并惩处当初口无遮拦、罗织编造罪名弹劾熊廷弼的官员，告诫文武百官，要求他们“洗涤肺肠，一心君父，共佐时艰”。（《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癸酉）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将会一再有机会看到：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想要保持洁净的肺肠已属不易，若想将已经肮脏的肺腑洗涤干净则更其艰难。

为了敦请熊廷弼复职，天启皇帝两次下诏罪己，话说得十分恳切，并派员专门前往转达自己的特别命令。熊廷弼遂于六月初一日再次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从史书记载上看，熊廷弼料事很准，史称“每言奇中”，而从后来发生的情形来看，此次相信皇帝的诚意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实在不该复出。

努尔哈赤则大不同于以往。

抚顺战役之后，他虽然得到了范文程，但似乎并没有特别予以重用，不过从此做事却也开始有模有样。

萨尔浒大战之后的三年之内，除有一年多时间与熊廷弼相持不下之外，其余，攻开原，克铁岭，灭叶赫，抚蒙古，一举拿下辽沈，努尔哈赤先后席卷辽东一百余城。他将后金国首都从偏僻的赫图阿拉——新宾县迁到了辽阳。

过去，大明帝国文武除李成梁外，很少有人拿努尔哈赤当回事儿，大多将他看成草寇土贼山大王，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用当时人们喜欢的一个词形容，是个饿贼——饿了就来抢，抢完了就跑。如今，迁都辽阳之后，孟森先生评价说：努尔哈赤“一改其寇钞出入，饱即飏去之故态矣”，（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开始建设自己的中央政权。虽然格局仍嫌粗疏简陋，却也显得进退有据，生机勃勃。努尔哈赤甚至一度做出了在后金国“恩养汉民”的承诺，虽然执行得不怎么样，甚至很糟，但毕竟显示出他已经不是那种草莽英豪之流了。

熊廷弼复职后，日子却比以前更加难过。万历皇帝临死前两个月说的那句话：“辽东患在文武不和”，不但应验，而且直接应到了熊廷弼本人的头上。

此时，东林党人占据了中央政府绝大多数要害职位，但他们已经不是顾宪成等“东林八君子”时代的东林党人了。那时，东林党激浊扬清，受到崇高尊敬，具有广泛影响。而今，清流久历污渠而变浊。他们一样失去了是非对错的标准，一样缺少政治才能与胸怀，一样置国家利益、辽东大局于不顾，埋头党同伐异。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可能因为东林党人后来与魏忠贤阉党的惨烈斗争及其遭遇严酷迫害的缘故，人们不愿过多责备被迫害者，于是，对这段历史予以淡化甚至严重歪曲。而今，我们已经知道了这种做法的愚蠢程度，知道这种真正狗屁不通的做法除了使人更加愚蠢之外，找不到对国家民族的任何有益之处。只有正视发生过的一切，才会懂得贤者也可能做错事，甚至错尽错绝；好人也可能做坏事，而且危害极大。明白了这些才能不把希望与前途仅仅寄托在“人”的身上，而是去建立和完善一个好的制度。

现在，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熊廷弼的脾气秉性。当时有人说他：“才华笼盖一时，盛气凌厉一世，揭辩纷纷，导致众怒，共起杀机。”（《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就是说，此公的坏脾气惹起了众怒，大家都起了干掉他的念头。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恰当的描述应该说：在剧烈的党派斗争中，熊廷弼的对立面占据了权力上的优势。

此次复出，熊廷弼面临的局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险恶，不仅仅因为努尔哈赤强盛和咄咄逼人导致的辽事败坏，更重要的威胁更是来自他的同事们，来自主持朝政的东林党人。这种情形预示了他必死的命运。翻检中国历史，每当面临此种局面，似乎还没有哪一个能臣骁将能够逃脱厄运。而对于熊廷弼来说，最使英雄泪满巾的是，此次，他还根本没有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就稀里糊涂地一败涂地，走上了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