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解决“三农”问题 朱元璋的规矩有点多（第3/11页）

至此，登基大典全部结束。（以上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此后，朱元璋以九五之尊，君临天下，凡三十一年。

平心而论，回望洪武这三十一年的岁月，实令人感慨万千。

朱元璋以自己的作为，让一切对他的评论根本无法在好、坏、善、恶这种伦理的层面上进行，也使中国人评价皇帝时惯用的诸如圣君、暴君、明君、昏君之类概念基本失去效用。原因在于，作为一位皇帝，此人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复杂。

有一种理论认为，评价政治与历史人物时，不能用善恶的标准，而必须用历史的标准。所谓历史的标准，就是说只看此人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其他均可不论，或顶多是次要因素。这种理论显然为政治人物为非作歹、不择手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和心理支持。幸亏此种理论不是出现在中国古代，否则，中国人所遭遇的苦难，大约会远远不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

不过，即便以此种理论衡量，我们还是无法截然判定，这位朱皇帝对中国历史究竟是推进了，还是促退了。原因仍然是此人的作为实在过于复杂，且不论依照上述理论能否作出判断和作出的判断是否有意义。

事实上，不管这位皇帝如何复杂，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和概念层面出发，而是将他作为一个人来打量，从人的层面来开始工作的话，或许我们的讨论反倒会更加接近事实。或者换句话说，这样做的结果，至少不会更加远离事实。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有过多年在社会最底层游走流浪的痛苦经历，历经十六年时间，他在血肉横飞之中，踏着无数人的尸骨，登上了皇帝至高无上的龙椅。这样的经历与位势落差，必定会投射到他的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之中，这应该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行为、帝国各种制度建设和施政举措的重要参照。

我们知道，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就能够像一块特大号海绵，源源不断地从周围将有益的东西吸附到自己这里来。从李善长、刘伯温、宋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到那位来去飘忽的老儒朱升、名士叶兑、徽州硕儒唐仲实等，无一不是当时具有一流见识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此种人物均属珍稀资源——朱元璋成功地占有了这些资源。他们无不在日常事务或者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贡献着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从而营养了朱元璋。

比较起来，当时的割据群雄甚至包括元帝国政府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在此方面比朱元璋做得更好。

揆诸历史，中国人所特别津津乐道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常常就是以此为开端的。这种情形的确如滚雪球一样，能够带来众望所归、百川归海般的效应。其结果，一般会令那些自视过高、刚愎自用的顾盼自雄者很快被淘汰出局。

中国人习惯上把这种情形称之为虚怀若谷，礼贤下士，或者从善如流等等。是否具备此种德行，常常被知识分子们作为衡量“主上”是否有道、能否成气候、是不是一位具有识人巨眼之命世英主的重要标准。在赞美帝王的煌煌业绩与品德时，臣子们也时常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君主具有尧舜般的美好品德，哪怕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因此到后来，上述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拍马屁时的专用语，在相当长的世代里，被士大夫们以极高的频率使用着。

一个很难改变从而令人不解的事实是，我国的创业者们在理论上大多会认为应该这样做，但实际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少之又少。于是形成了另外一个可能相关的情形，能够做到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相当难得的素质。上天不会让太多的人具备此种素质，否则，岂不要天下大乱？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学习过程。

到大明帝国建立起来以后，浸润于各类学者文人中的朱元璋，可以相当娴熟自如地引经据典，探讨历朝历代治乱、得失之道。而且到后来，他已经能够写作对仗工稳的骈体文，撰写的一些诗词辞赋也算得上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可以炫耀于人了。譬如，封徐达为信国公的诰文就是他亲笔写制的，称“从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来兹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太公韬略，当宏一统之规；邓禹功名，特立诸侯之上”（《廿四史札记》卷32，明祖文义，引《稗史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