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元璋发迹:肉在口,跟我走(第3/8页)
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大约使这些蒙古族武士们很难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们。既然能够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就不能在马背上治理之?从东海之滨到伏尔加河畔,那亿兆之民难道是跪在别人面前的吗?全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相当长时间里都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的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诸如此类的古老智慧。在这些凶猛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们,既虚伪又没用,烦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身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其次,与其治下庞大的人口比较起来,蒙古族骑士的人口实在过于稀少,满打满算也才一百多万人口,哪怕加上那些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是如此。不管他们多么凶猛,这种似乎被淹没了的情形与感觉都实在太不好,令人十分不安。何况在那潮水般的浸润下,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勇猛。
这些,可能构成了元帝国坚定地打压这种文化及其人民的理由。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的刻意打压,都可能使被打压者心悦诚服,从而也就找不到成功的先例。
据说,当时在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曾经流传着一个段子,很是曲折有致温文和婉地表达了这种情形。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下令汉人必须梳胡人亦即蒙古族的发式,穿蒙古族的衣服。有一次,他去太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还都是汉族样式,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全部将其改成蒙古族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扑哧”一笑,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了,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小伙子,耐心点儿,肯定有一天会反过来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备感痛苦的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
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所有中原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府”,“他们视中原人如奴隶,令人无法容忍”,致使在这个国家里,“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后来,这些“谋反的趋向”,变成越来越多的敌对行动。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则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着特别重大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尽管被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一种相当可耻的忽视,但它们真实地存在着。并且,事实上正是它们在我国古代社会整体塑造上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两个因素——一个是裸露在北方的万里边防线,一个就是越来越黏稠混浊的黄河。
如今,在这些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骑士们的心中和头脑里,一再出来发挥那梦魇般作用的,则是黄河。
从元代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城镇村庄顿成“平地水二丈”的汪洋泽国,肥田沃土霎时沦为鱼鳖之域。公元1344年即元至正四年,在黄河又一次大决口,淹没河南、山东数州县后,帝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治河。这不是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
在做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一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此种高论,显然只能出自缺少人文关怀的政治动物之口。不幸的是,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原因是那些遍地横行的贪官污吏们,已经不容许自己的政府施行此类善举德政。
果然,史料记载说,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也就是说,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发的憎恨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