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吴佩孚衡阳撤军(第3/3页)
吴师在武汉逗留期间,王占元接济了军费60万元,其中40万元还是王占元从私囊中提出来的。由于京汉路车辆缺乏,直到6月5日才由汉口分批北开。8日抵郑州,13日在郑州发出一个爆炸性的电报,分致反皖的八省联盟各督军,内容是: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吴佩孚第一次公开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这个电报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于这个建议不是任何军阀所能接受的,不但张作霖看了大为生气,就是吴的上司曹锟也摇头大不谓然。所以在反皖的八省同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吴佩孚官卑职小,态度狂妄。
北方反段的军人虽然不满意吴的狂妄,可是为了直皖战争爆炸在即,吴是一个肯打硬仗,而其军队又能打仗,所以对吴的过分言行,只好隐忍于心。
吴这通电报得到南方人民团体的热烈欢迎。
吴佩孚将其主力布置在河南,北方风云为之变色。奉军为了暗中策应直军,所以也零零星星地分为三营五营开进关来,6月10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房。
曹锟也于6月10日派兵监视德州兵工厂,并以德州为直军右翼的前哨阵地。
6月15日,吴佩孚偕同三个混成旅的旅长到了保定,同时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来参加曹锟所召集的保定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秘密的,却是极重要的军事会议。
段祺瑞方面自然也积极布置,他密令驻守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作好动员准备,俟机北向进攻德州,或者西向侧击郑州。为了准备打仗,皖系积极筹措战费,由安福系的交通总长曾毓隽,以京绥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500万元作为战费,日本方面本已考虑答应,因为在中国内争上,日本是倾向皖系的,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都是皖系,日本当然希望皖系得势。可是这个时候,日本已不能像欧战期间那么方便,可以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为所欲为,因为美英已经联合起来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对日本采取监视态度,不让日本独占中国利益。因此日本的一举一动都有美英在扯后腿。所以皖系以京绥路向日本押借500万元,由于美英两国出面干涉就只好作罢。
这时候,皖系无论在外交上、财政上、或是作战的战略地位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最大的两个因素成为皖系的致命伤,一个是主张内战,发动南北战争,在全国人心盼望和平统一的时候,内战是不得人同情的。一个是亲日,当时全国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得寸进尺,尤其在欧战期间乘火打劫,企图独吞山东,所以凡属中国人莫不反日,皖系独倚亲日为外交奥援,更是大失人心。
至于在军事布置上,皖系也居于不利的地位,驻防洛阳的西北边防军,处于郑州直军与潼关奉军之间,驻防信阳的皖军吴光新部,也是处于河南、湖北两省直军夹击态势中,而在廊房的西北边防军,也在奉军监视之下。
将领方面,皖系的徐树铮成为群矢之的,可以说段祺瑞因为信赖徐树铮一个,而导致直奉两系联合抗皖。张敬尧祸湘,马良残杀抗日的爱国分子,傅良佐、吴光新都非将才,倪嗣冲则在重病中,段芝贵只是袁世凯的宠儿,经不起考验,上不了战场。皖系的将领简直拿不出一个人物,数来数去还是只有徐树铮像样,所以段祺瑞在重要关头便离不开小徐。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6月16日曹锟电请解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6月17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暂时放弃他“西北王”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