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督军团和公民团大闹北京（第3/6页）

这是北洋军人首次受到的厉声呵斥。当袁世凯权威极盛的时期，总是惯于用好言好语和高官厚爵羁縻他们，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素称宽厚慈祥的黎会给他们这样大的钉子碰。究竟总统是一国的元首，他们受了气也还不敢当面挺撞，只得诺诺连声地退出来。

当天晚上，公府举行小圈子的秘密会议，讨论怎样对待专横跋扈的段。黎的军事幕僚都说，今天总统的脾气发得真好，这一来可使这些老粗们不敢再来欺负总统。黎自己也觉得他的脾气不应当老是闷在肚子里，发出来是有好处的。

同一天晚上，另外一个小圈子的秘密会议在府学胡同段寓举行。段也觉得局势很严重，总统和国会两关都不容易打通。他认为黎予督军团以难堪，言下不胜愤慨。此时傅良佐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没有大不了的事，总统不盖印，就驱逐总统！”国会不通过，就解散国会！张国淦认为这不是办法，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段考虑了一下，也就接口说：“对，我们应当按轨道办事！”

段的轨道不是别种轨道，而是袁世凯的轨道，就是武力威胁与伪造民意双管齐下。他指使各督军策动各省人民团体，发表向政府请愿提早对德宣战的文电，因此，各省“人民团体”纷纷发出来这类的电报，几乎是千篇一律的文章，使人联想到袁世凯在表决国体时期发动各省通电一致赞成君主制的旧时情景。所不同的，只是段的手法更欠高明，有些上海“人民团体”的电报是从北京电报局发出来的，而从上海电报局发到北京来的，却是上海商会和各团体反对中国参战的电报。

黎本拟通电各省省议会、商会及各团体征求对参战问题的意见。黎知道全国各地的这些团体都是反对参战的，因此想利用“民意”来对抗段的“军意”，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手下有些策士（非军事幕僚）认为这样做将使北京政府陷于极端严重的危机，黎便有所顾虑而不敢发出这个电报了。

5月6日，段偕同各阁员到公府，请黎在拟就了的关于对德宣战案的咨交国会文上盖印。黎说：“这个问题关系不小，我们应当多加考虑。”范源濂又首先站起来当面指斥黎“优柔误国”。他抑制不住十分激动的情绪，在说完了这段话之后，竟然暴跳如雷地冲出去，因为用力太猛，关门时竟把门上的玻璃震碎了。接着，段默不发言，悻悻地不告而去。黎也不说一句话，示意把印盖好，将原件交与张国淦带回国务院。

黎立刻找司法总长张耀曾单独到公府谈话。黎问他：“国会不通过参战案，他们能不能解散国会？”张回答说：即使解散国会，也应召集新国会，通过宣战案后，才能公布执行。但是《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规定，违反《约法》就等于谋叛。”黎不禁神情旺盛地说：“对，谋叛就是造反！”此时黎把他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国会上，因为国会中为数不少的政学会议员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他又知道段的外交方针在未提交国会之前首先取决于军事会议，并且指使督军团对国会采取表面联络而意在威胁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国会方面的很大反感，除研究系外，各党派议员都不甘心做段的工具，看上去参战案有难于在国会通过的趋势。

5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到国会表决。

5月8日，段在国务院邀请国会各党派主要人员108人举行谈话会，解释对德问题的四个疑点：第一，说明俄国发生革命，俄、德单独媾和的谣言没有根据；第二，保证参战后对日本没有秘密外交，中国政府并不偏重一国；第三，对德宣战后中国没有实际战争，全国无施行军法的必要；第四；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当天晚上，国会中各党派纷纷开会讨论对外交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宪法研究会（研究系）决定同意政府对德宣战的政策，益友社反对无条件地对德宣战，政学系反对和赞成的两派旗鼓相当，表决时反对派仅多获数票勉强超过半数。事实上国会对参战问题意见非常混乱，除研究系旗帜鲜明外，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坚定不移的主张，也没有一个党派能够有全体一致的主张。